中西翻译理论 第三章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必须体现中国价值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必须体现中国价值，中国译论应具有鲜明的中国地缘人文历史、地缘社会政治特色。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必须体现中国价值

中国翻译理论应有的理论诉求与理论素质

翻译理论的中国价值应该具有以下七个方面的理论素质

（一）理论发展的人文、历史地位：必须确保对于中国的地缘历史、地缘人文特征的适应性，并认识到自己的国际责任，翻译应赋予文化战略考量。

（二）理论发展的当下与传统关照：关注中国哲学——美学对翻译思想的深远的传承关系，和传统译论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现代译论的基本取向的影响。

（三）理论发展的借鉴与开拓：重视西方译论的历时和共时发展对中国译学的参证、借鉴作用

（四）关于意义与形式：中国翻译理论重视意义理论和阅读——理解理论对翻译的关键作用，尤其强调把握交流中的意义和它的形式表现。

（五）关注发展翻译美学：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的特殊意义，翻译的美学模式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核心模式。

（六）中西翻译对策论与方法论差异;代偿重于对应，而不是对应重于代偿。

（七）跨文化研究对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意义：坚持综合平衡观，即以有利于发展中国和世界的多元文化为原则。

概述

价值

对存在需求和发展需求的合理性的检验”，也是对这种合理性的一种科学论证和判断。所谓“价值诉求”，就是主体对价值的合理要求。理论体现某种价值即是说这种理论具有特定素质，符合主体经过科学论证和判断的合理诉求。

中国译论应具有鲜明的中国地缘人文历史、地缘社会政治特色

佛教的中国化

中国译论的初始之源在华夏中原腹地，是中原地缘腹地人文活动的产物，这一地缘人文活动就是佛教的渐入中土，以及由此而伴随的“译经”“格义”创举，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佛教的中国化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一个思想上的主旨，即佛教所倡导的“因缘和合”论。

佛教的缘起论强调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生泯灭，所有变化无一例外是因缘和合的结果，这种“二元和合”的调和并生（并存）观与中国古代的“合同论”（《尚书•洪范》）和《易经》的二元辩证观不谋而合，对中国译论原始思想萌动（东汉的“信言、美言之辩)和成形及至后续的发展演进(唐代玄奘的“圆满调和”论)影响至深。

佛经翻译及传播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构建和格局起着深远的作用。

相对闭塞的大陆型地缘特征一方面强化了中原以儒、墨、老、庄为主体的本土文明，同时也强化了佛教顺应中土文化以求生（立足）、求荣(荣盛）的和合因缘论。

佛学大师们的这种以“中和协调” 为主旨求立足、求荣盛的战略思想，实在是其时外域文化欲求进入以儒、墨、老、庄为正统的中国话语框架、以求实现与中国“对话”，城终达致“文化融合”的关键。

文化战略考量的三个演进期

明清科技翻译期

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以济世图强的民族发展意识为特征

清末社科翻译期

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以忧患意识为特征，2世纪上半期这种忧患意识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发展为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

现代综合翻译期

自20世纪下半期起，中国大陆的综合翻译以民族复兴、振兴意识和国家复归于统一的意识为特征

中国翻译思想根植于丰厚的中华文化沃土中

圆满调和

玄奘的圆满调和翻译思想主旨千余年未变，尽管其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表述式，反映译者在对翻译行为本身规律的把握上有不同的体认以及不同的时代特征，但此消彼长的结果不是使各派更急剧地分道扬镳，而是大家都向“允执其中”靠拢，共同体认到包容兼蓄的和合之美、中和之美。中国翻译思想的总趋势反映了中国战国末期到西汉前期之间百家争鸣而达致的百川汇流式的思想荟萃。

汉语极富表现性的艺术美。

说汉语的人非常关注始于意义——声调的主体视听直觉感知联合

如“月黑风高夜”，五感俱全

关注语言的意象素质和品位

grade，例如清代顾炎武的 “十年天地千戈老，四海苍生痛哭声” 意象、意蕴和音调配置品位极高

较少关注与意象无涉的语法形式，可以说意象思维是汉语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容后再议。说汉语的人在“立象”之中求“尽意”，“尽”的意思是“充分表达”

韩愈：“听其言，约而尽”

“尽”需要审美经验和判断，要求表达者对头脑中所有与意象有关的元素进行整体性综合呈现，以便推出一个表达式来，而且声调平仄和谐完美

例如苏轼的“千里孤城，无处话凄凉”，集象、情、意、境、音、调于一体

汉语是一种具有美感素质的语言说汉语的人 （“a Chinese speaker”，表示以汉语做母语的人，下同）在交流中的语义解码，火须同时后动大脑的意象直觉功能 （有半球管辖）和概念推论功能 （左半球管辖），使之嵌合运作（Incorporation）。

说汉语的人的语言机制中含蕴一种与之并驾齐驱的审美机制，尤其是在句法层。一个懂英语说汉语的中国人听到“A bird launched off.” 这句话，叫他翻成汉语时他的大脑会以极快的速度作“意义解码一句式转换一优化用词”，末了一定会说“鸟飞走了”而不是别的句式。

句法——审美嵌合运作

(a）“鸟飞走缺少“了“，不合格。”〞了”表达“时间性”(temporaliy）及动作进行或完成的“态势”，语法上称为“体”

(aspect)，省去了”了“在汉语语法上、审美上均不合格，即“不达”（”辞达而已矣”)。“达”是中国话语审美的基本标准之一。

（b）“鸟飞去了”——去”是唯一一个可取代“走”的词，但在此处不合格，“去”可以表示行为趋向或目的，但一般说来，它是静本

的，两“走”表示行为趋向时则是动态的。

（c）一只鸟飞走了，”一 只” 多余，多余就是“赘”，在传统的中国辞章美学中“赘”是大忌（曾巩《讲官仪》：“问一告二谓之赘”）。在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心理中，“数”的泛化既没有什么词汇意义，更没

有语法意义，与印欧语殊异。因此汉语中无“冠词”。

中国翻译理论的审美课题，涵盖以下七个方面。

(1) 中国传统美学与翻译学的联姻关系；

(2）语言审美与翻译的审美表现；

(3）翻译审美活动及审美程序图式探计；

(4)翻译的审美价值观论和表现对策论；

(5）翻译审美心理系统(意义审美、情感、意象、意境、意蕴，想象、

联想，等等）探讨及运作图式探讨;

(6）翻译的审美接受理论；

（7)翻译美学学科架构探讨。

中国语言文字自成体系

中国翻译思想研究

翻译思想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对翻译实务的指导作用。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从继承与发扬的全局观点出发，审视并总结中国翻译史上各个时期的翻译思想，深入地分析其得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按翻译本身的规律，推出符合今次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国发展战略和民族复兴战略的翻译思想。

翻译的意义理论必须充分体现中国价值

汉语与西方各语系之间不存在同源优势。因此我们的意义理论应该非常重视维根斯坦所主张的“用"(use)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强调交流的目的、交流中的语境与交流的预期效果对语义含蕴和表现的制约，在对策论和方法论上要紧紧把握住“代偿”(概念意义代偿、文化意义代偿和审美功能代偿)。因此，我们的意义研究应该与决定形式的意向研究相结合。

我们要沉下心来认真读点中国书，充实文化自我，不负国人和时代的期盼，构建中国的翻译学派。

中国翻译"阅读--理解”理论具有特定的理论诉求:（RCT）图式

理解是阅读的目的，阅读是理解的途径。阅读得法，才能理解正确。阅读基本上有三个层面:第一是意义层面，第二是文化层面，第三是审美层面。此外，还应该加上第四个即常常被译者忽视的逻辑层面。

基本观点

将意义与使用挂钩;同时又将阅读一理解与使用挂钩；能正确地使用一个词，也就是理解了这个词;理解了一个词必定能学会正确地使用这个词。可见使用始终是关键。

意念主轴与话语理解

汉语舍弃了高度规律化的动词谓语句法范式，倚重隐含或意念的直接对接作为句法手段，只需用为数有限的虚词(结构助词)和语序来建立句法关系。

(a)“主体思维”风格和方式对翻译原创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

(b)汉外互译中如何防范“先入为主”“先‘思’夺人”式的理解?

(c)翻译语言游戏中关于“理解”的“游戏规则”的主客互动内涵

(d)翻译的“原汁原味”是个“理解”问题，还是个“表现”问题?如何把握?

(e)科技翻译中的‘‘理解必须摒除主体思维”论分析:合理性VS局限性

(f)学术翻译中的理解应不应该“参以已见”(严复)?

汉外互译审美理论

汉外互译的对策理论

对策论具有解决问题的对象性和针对性，它侧重于对矛盾的理论分析和归纳性理据搜索，同时又鲜明地指向实务，并引导学习者“运用什么理论解决什么难题”。

译文操控理论

审美效果理论(接受理论)

中心对象研究即对翻译的“四大群体”(译者、作者、读者、出版者)的研究

话语效果研究即对译文的接受研究

审美情境研究

方法研究

汉语的独特性

意念主轴

派生性特征一文字书写系统

汉语文字系统正是汉语意念主轴的表征思维外化符号的秩序化(语法化)汉字的功能是提供思维特征的可追潮性。

意念主轴使汉语句法获得了充足的自由度

意念主轴也使意义本身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

因简单的直接对接即所谓“意合”而形成的高度间约性使意义缩化

基本条件是意念的顺线性扩展所形成的意念主轴化产生的“主轴动势”( force).

汉语具有明显的解释性和描写性

解释性

词汇解释手段

意念手段

描写性

主体隐含式

主客体并存式

客体呈现主体隐含式

叙事对策-话题化

审美感性与语言感性的完美结合

音美素质的基本成因之-是声调系统

语言感应与审美感应两相嵌合

音位思维

形象性

表现性

中国翻译理论有其独特的发展渊源、发展沿革和发展模式

佛经翻译期

时期

初始期：东汉末年--唐代开元十八年，67--730

高峰期：唐代开元十八年--贞元五年，730--1037

渐息期：宋代景祐四年--元代二十二年， 1037--1285

特点

1）有强烈的中华文化“主流参与”意识（以弱入强，一开始将自己移花接木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

2）以中国哲学-美学作为翻译认识论和价值论依据

3）译者大都为僧人，重视经义，因此在翻译中也极重视意义的转换（佛理中特别重视主体的“慧”，指主体的通达事理，断决悬念，取得真谛的心性能力，人正是用这种能力去关照客体、把握客体、这也与中国传统哲学不谋而合；安世高也提到主、客体统一论。）

人物

安世高

佛经汉译第一位译者，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抵达洛阳。《出三藏记集》中说安世高译经35 部，凡41卷。

翻译风格：通晓汉语，故译文能准确传达出原本意义， 其译文说理明白，措辞恰当。总的来说，偏于直译，译文中带解释。

支谦

佛经汉译第一位译论家，是三国时期译经最多的大师。《法句经序》中提到思想之争实际上是他对中国翻译前100年（148-253）的一个小结。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期

明代出现了中国翻译的第二个高潮，这个高潮以科技翻译为特征。以徐光启为代表

特点

1）有强烈的经世济民动机 （对知识的渴求，19世纪下半期，西方新知和“奇器”进入中国，中国知识体系几乎被瓦解后的重构，中国人思想和信仰世界的重构以及政治势力版图的重构。数以百计的欧洲基督教教士与有求新图变意向的士绅阶层代表等人结合从事“利国利民之实学”，对抗其时儒士沉湎于经学的“空疏之论”。）

2）输入并翻译了大批科技及制造业书籍及教材。（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科技翻译是继佛经翻译的中国翻译第二次高潮。）

清末以学术翻译为主的综合翻译期

以严复为代表的学术翻译，以林纾为代表的文学翻译

特点

1）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19世纪末以马建忠和严复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翻译就是由“民族忧患意识”所驱动的翻译行为，具有鲜明的振邦兴国的文化战略性质）

2）严复表达了中国翻译及译论前所未见的高峰。（从严复的九种译著和他的救国兴邦而作的论文来看，他的翻译以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为“原动力”和主导思想，具体来说是民族生存的文化战略考量；经世济民的兴邦抉择；翻译欲达致其功的经营因应之道。）

20世纪上半期的综合翻译期

有启蒙意义的西方古典及进步文学翻译，以思想启蒙为目的的文学翻译成了白色恐怖下中国政治翻译的主体形式。政治色谱从左到右，从激进到保守几乎一应俱全。

意义

1）翻译的社会功能突破了历史局限。翻译作为社会改造强力工具的功能第一次获得了举国认同，翻译终于成为一种全民意识。

2）“直译意译圆满调和”的思想第一次广泛地获得了宗教翻译以外的广大翻译从业者的认同，其实也是对严复“信达雅”历久不衰的服膺；在实际操作层面，调和论表现为墨子主张的“先质后文”。

3）在翻译语言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从用文言翻译到用白话文翻译，话语系统的“现代化”大大推进了翻译的群体化。

4）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主要是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进入翻译研究。例如：林语堂就提出翻译依句为本的结构主义对策论思想。

20世纪下半期的综合翻译期

特点

1）翻译成为一种“全民意识”的深化，表现为颇具规模的翻译群体（由译者、读者、研究者、出版者）四个次群体的出现。

2）对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前所未有的努力，翻译史研究大大加深了译届对翻译的体认和体悟。

3）现代语言学对中国译学影响进一步显现。

4）对西方和俄国翻译理论的前所未有的关注。

5）翻译教学蔚然成风。

西方翻译史高潮

公元前146年起，征战频捷，终于在公元前27年建立了罗马帝国。这是欧洲第一次综合翻译高潮

对比中国翻译之始，西方翻译占尽优势。

1)作为译出语文的希腊文化与作为译入语文的罗马文化二者地缘接触极为密切，前者可谓被后者怀抱于腹中，罗马人可以尽取文化营养；中国汉唐时代周边均无强势文化，西中比较可谓是一个“近在眼前”，一个“远在天边”。

2）罗马人翻译的希腊文化题材广泛，具有极强的综合性；中国初始时期的翻译范围很窄，只局限于宗教。

3）古希腊的意识形态属于完全开放型，自由度很大，可以说是完全摆脱了现实话语的框囿，即以神话“净化现实”。中国翻译从一开始即受制于儒、道教义的规管。

《圣经》的翻译，可以说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1）希伯来语--古希腊语--拉丁语，但同属于印欧语系，语义上的症结问题大抵可以从语源分析中得到解决；而佛经从属于印欧语系的梵语译成汉语（与印欧语系毫不相干的汉藏语）则比较难，佛经汉译无语源依据可考。

2）对于欧洲翻译而言，古代语文学之助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拉丁语语法，希腊语与拉丁语语法比较、辞章学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几乎与翻译有密切的关系）

西方翻译的第三个高潮出现在11-12世纪之间，具有欧洲多元文化交流的性质

特点

1）欧洲盛行转译之风

2） 拉丁语仍被奉为正宗，一切翻译均以拉丁语为依归

3）“死译”“硬译”（即词对词的翻译）与解释性翻译的并行

西方翻译第四个高潮在14-16 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并延续到19-20世纪之交。

翻译主体是百花齐放的综合翻译，也有宗教翻译，这次高潮出现了以语文学为依据的翻译理论论述，首次涉及翻译的意义对应、风格对应和效果对应的理论探讨 。

西方翻译的第五个高潮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以至于今近60年

是名副其实的综合翻译高潮， 翻译语种空前增多、翻译范围空前扩大、翻译规模空前广泛。

中国翻译发展模式的特点

与西方翻译比较，中国翻译及理论研究具有十分独特的文化战略考量

中国翻译在每一个时期都与民族文化心理、意识形态诉求息息相关，并以此作为理论与实务的重点，这是中国翻译的特点、优点，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即综合性、整体性不足，影响了翻译对社会整体进步的推动力；而西方综合翻译促进了欧洲各国之间的语言文化的全面接触，也为互利的经济发展扫清了道路，欧洲一体化一步一步至今天的水平，翻译功不可没。

与西方翻译比较，中国翻译始终将交流中的意义放在第一位

意义转换是中国译论的本体论基本命题。西方翻译界当然也谈意义，但对形态语言之间的转换意义不是大问题，原因如下：

1） 西方语言之间大抵可以凭借语源及词语形态学的同一性来分析双语词义的对应关系

2）西方语言之间大抵可以凭借双语句句法结构（句法形态表现）的同一性或相似性来析出词义、句义的对应关系

3）西方语言（尤其是印欧语言）之间大抵可以凭借语用规范在双语法对照析出、辨识、判定SL意义

4）西方语言（尤其是印欧语）之间大抵可以凭借文化渊源、文化底蕴的同一性或相似性析出、辨识、判定SL意义

5）西方语言之间大抵可以凭借同一语系对同一词语的翻译在跨语言文化转换中的先例或经典定式来决定SL意义

与西方翻译比较，中国翻译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

中国翻译始于佛经经书的翻译，梵文佛经“玄意幽远”，译人深感需要“依圣人之言以明本”，就是说要依靠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来看佛经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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