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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整理花了很多时间，有助于历史学考研，欢迎学习交流使用。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编辑于2021-05-14 10:55:57- 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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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背景及原因
政治方面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中国政局动荡，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成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动因
帝制破除之后，虽有军阀专政，但他们的混战政争使得专制控制大大减弱，社会十分混乱，这种缺乏控制中心、大分化大重组的社会状态为各种新思想、新观点的出现和争鸣提供了温床。
经济方面
一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思想文化方面
袁世凯上台后，搞复辟帝制，在文化领域掀起尊孔复古逆流。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不能容忍，发起一场反孔非儒的新文化运动
进步知识分子基于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认为国民专制意识和专制思想仍然深厚，缺乏民主共和意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文化根因，因此，他们发动了反专制迷信、倡导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为辛亥革命补上“思想革命”一课;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革新”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新文化运动是辛亥文化革新的延伸和发展。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几乎在辛亥革命时期都已经提出来了。如对儒学的批判、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以及提倡白话文的方面。
明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和反传统的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基础
西方思想世界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除了20世纪初，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到中国，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国思想得到传播以外。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在俄国变成了现实，各种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大规模向世界扩散，这些思潮的领军人物有的还来华讲学，宣传他们的思想，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接受这些思潮后回国也极力宣传，中国思想界出现斑驳芜杂、万象齐呈的景象。这些都有利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偶然因素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并无意发动一场新文化运动，只是在经营《新青年》过程中，为了让杂志生存下去，采取了反孔、倡导“民主”“科学”等惊世骇俗、顺应时道的宣传策略，以吸引读者，逐步汇聚一批同仁，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主要刊物
《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刊物。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由陈独秀主编。创办时名为《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总部迁往北京。《新青年》宣传科学与民主，发起批孔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集结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易白沙、吴虞等一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其理论刊物。
《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于1918年12月在北京创刊，陈独秀任主编，主要撰稿者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1919年8月，《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封闭。在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宣传了进步思想，传播了革命道理，鞭挞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五四”期间，《每周评论》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湘江评论》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刊物。《湘江评论》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等栏目，以引导民众放眼世界、改造中国为宗旨，以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和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内容。《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进步期刊中思想性、进步性最突出的刊物之一，对当时湖南和全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潮》
五四时期著名刊物。1919年1月由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创办。月刊。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先后任主任编辑。该刊在启事中称：“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五四运动之前，因其仿效《新青年》，反对旧伦理和旧文学，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鼓吹“文学革命”，大量刊载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作品，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五四运动后逐步右倾，以宣扬现代西方学说为主。1922年3月停刊
整理国故
1919年5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主张。其后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把整理国故作为对待处理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和方针，并于1923年创办《国学季刊》，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整理国故运动”。整理国故运动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思潮，无论在史料保存与挖掘上还是它体现的学术氛围，都对我国史学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主要内容
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愚昧、迷信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科学和民主。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称为德先生(Democracy)。科学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称之为赛先生(Science)。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中国要从专制和愚昧下求得解放，摆脱落后状态，赶上资本主义强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旧道德是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核心思想是三纲五常，新文化运动对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新青年》还对妇女解放问题、家庭问题、婚姻恋爱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宣传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推行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即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与陈独秀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此举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刘复)等人响应，引发了一场白话文运动。此后，出现了以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作品。1920年教育部要求各科教科书改用语体文，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这次运动不但在文体改革上是一个革命，而且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以及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
论争
古文派与白话派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
意义
1、新文化运动启迪了国人思想。对旧社会的勇猛批判，对民主与科学的张扬，通过新的表达方式普及到社会和民间，使国人又接受了一次思想洗礼，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努力已经从器物技术、政治制度层面进入到精神文化层面。先进的思想家们认识到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2、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政治的变革。新文化运动刚刚展开之时，就曾反对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定孔教为国教运动、反对洪宪帝制，维护了共和体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五四运动的到来进行了必要思想准备。
3、新文化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运动后期部分领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转向，《新青年》极大地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新文化运动提倡使用白话文，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这一提倡能够使得语言和文字更为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使得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局限
运动局限在高等院校和城市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文化运动不和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相结合，便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文化运动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但是，它并没有给反动统治者以剧烈的震动。
存在激进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运动中，提出过一些脱离国情的、过激的、绝对的主张，诸如由提倡白话而反对汉字，由提倡科学而反对中医，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甚而发展为主张“全盘西化”，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和负面的影响。一些学者对消极影响有过比较深刻的论述，如郭颖颐提出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对科学的机械崇拜，导致了“中国现代史上的唯科学主义”、张灏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过激化主张和内在的浪漫主义色彩，催生了乌托邦主义，在打倒一个偶像的同时树立起了新的偶像，最终导致它本来的目的与诉求无法得到实现，使重建中国文化的历史任务变得越来越艰难。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被推翻了，但是西方新的思想却没有能够有系统地在中国生根，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标语、口号充斥其间。科学、民主的精神却始终模糊不清。
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由于泛政治化的盛行，抹杀了人的个性，显示出对人性与人格太缺乏应有的尊重。
早期新文化运动只注重理论研究忽视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有学者认为，早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割裂开来，导致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出现分化，削弱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力和变革社会的能力。将启蒙民众的文化运动与改造社会的变革运动完全分裂则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五四运动
背景及原因
政治方面
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的统治政策，激化了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而甲午战争以来的民族主义和各种反帝爱国的民族运动不断高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奠定了社会心理和民族意识。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民间活动的自由余地相对较大，这是学生的游行、示威等得以进行的前提因素；
思想方面
自晚清以来的思想不断变革，反权威、求自由等思想传播很广，以及1915 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和专制思想，张扬民主和科学，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的领头羊北京大学当时以蔡元培为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培养学生独立、自由的精神，也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使得中国人民进一步增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意识，也使得不少知识分子懂得了发动群众性革命斗争的重要性，这是五四运动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帝反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条件。
主体
留学日本、美国和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学生接受了西方众多的新思潮，他们回国后不仅在中国宣传新的思想，而且提出各种改革中国社会的主张，直接担负起推动改革的领导责任，这也是五四运动发生发展的一大动力。
外交
一战后在巴黎召开的和会上，列强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企图签字，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这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直接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使得由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阵营得到成长和壮大，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经济动因和阶级基础。
朝鲜的“三·一”运动为中国人民树立了开展现代反帝群众政治运动的楷模，在斗争精神、斗争方式等方面深刻而全面地影响、促发、推进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过程
第一阶段（5月4日-6月3日）
5月4日下午，北京各高校学生，来到天安门前集合，一致要求惩办三个卖国贼，同时学生火烧赵家楼，即曹汝霖宅邸、痛打章宗祥。
第二阶段（6月3日-6月28日）
6月3日上午，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开展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宣传运动，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两天内逮捕了千余名学生（六三大拘捕）
上海三罢斗争：6月5日，上海的学生纷纷罢课，同时，工厂罢工、商人罢市，“三罢”标志着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日，在全国各界人民强大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
6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全国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在上海成立
6月28日，巴黎和会拒签合约
影响与意义
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取得明确胜利的一次运动标志着理性民族主义的觉醒
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深入到最深层面---思想文化层面,它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近代中国由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转折点，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相思想解放运动，它既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又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锻炼了工人阶级，使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同时，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组织工作，从而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推动新一代职业外交家的崛起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多为留学欧美、年轻有为的新进职业外交家，他们具有较丰富的西方生活经验，谙熟国际交往规则，了解国际关系大势，懂得在既定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何以西方通行的规则与西方交涉，从而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
给了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以巨大影响，使他深切感受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力量，改变了他过去不重视、不发动群众的旧观念，促成了他对中华革命党的改组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开创了一个敢于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现有秩序抗争的先例，对以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下滑、国家利权不断丧失的趋势，开始了中国国际地位缓慢回升、国家利权逐渐收复的过程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将 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置于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可以看出,它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与深入，五四运动包含着两个内容: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 5 月 4 日的学生运动为坐标,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期两个阶段,新文化运动以 1915 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为起点,至 1919 年的‘五四’为它的前期:而在此之后为它的后期,可以至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可以延伸到 19251927 年的大革命。因此,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表明,由知识分子发起倡导的思想伦理革命、道德革命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成为时代转换的发端,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文化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思想准备,而五四爱国运动则使新文化运动得以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并产生了新的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使五四爱国运动得以不断深入开展下去,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又呈现出新的面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与局限
（1）起始于五四运动的白话文运动，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表达方式的转型与文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革新。五四运动所倡导与推动的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型，实现了去贵族化与去八股化，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有利于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也有利于民主与科学的普及。
（2）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反省与文化自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新”，其意义与价值不仅仅显示在文化表达形式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重大转变上，它使国人告别了儒学独尊与中体西用的旧时代。
（3）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敞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为中国文化的革新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同时也让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与分化。一方面，引进与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为中国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与新思想，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4）五四新文化运动受其历史条件与环境的制约，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与激进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与破坏是毁灭性与灾难性的，使中华民族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与文化身份的认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此后, 青年学生越来越趋于激烈。在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都表达过一些过激的言词，存有矫枉过正之嫌。
社会思潮与社会团体
社团
政治性团体
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创立的社团。1918年4月由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于湖南长沙。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曾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它领导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后在湖南自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中，起过重要作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步停止活动。
少年中国学会
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1919年7月，李大钊、王光祈、曾琦等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1923年后出现分化，其左翼多数加入中国共产党，右翼多数加入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派)。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存时间最长的社团。
教育类团体
中国科学社
1915年成立的学术团体。1914年6月，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胡适、赵元任、杨铨等人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次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并创办《科学》杂志。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上海。中国科学社开展了许多科学活动，在它影响下相继成立了各种科学技术的分科学会，对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华职业教育社
1917年5月6日，由中国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之初，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划区实验与发展乡村教育，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受平民教育思潮影响，1919年3月邓中夏等北大学生发起成立的组织，成员多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宗旨为：“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通过学生上街下乡讲演的方式，向普通民众传播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科学文化知识。一开始在北京市区活动，后到工厂与农村讲演，还与长辛店铁路工人取得了定期的联系。讲演团的活动向大众普及了知识，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空想社会主义团体
互助社
1917年由恽代英在发起成立于武昌，是五四运动前后在武汉地区出现的最早的、影响力较大的进步社团。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主要活动包括修养个人品格，为此建立了严格的自修制度；寻找救国之道，为此联系了许多其他社团以改良社会。1920年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出版销售大量新文化书报杂志，同年出版《互助》月刊，该社受到工读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的较深影响，社员们还曾在书社内实践半工半读的生活。
工读互助团
受工读主义思潮影响，进行空想社会主义实践的社团。社团参加者个人自愿联合，过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期望将这样的组织作为理想社会的基础，通过广泛的发展和联合，来组织一个新社会。1919年以后全国各地都涌现了规模不等的工读互助团，其中1919年底由王光祈发起，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支持的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在1920年代初期，因经济问题和内部矛盾，陆续宣告解散，代表了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的失败。
杂志社
新潮社
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年、罗家伦等在北京成立的进步团体。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了新潮社，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杂志。它大力提倡臼话文，反对旧礼教，并提出了“伦理革命”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国民杂志社
由“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主要成员有许德珩、邓中夏、曾琦等人，1919年创刊《国民杂志》，成为在北大和《国故》《新潮》三足鼎立的重要杂志。杂志社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支持，在五四运动以前，主张新旧调和，五四运动后不再宣传国粹主义，改用白话文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促进青年们的启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社会思潮
自由主义流派
实用主义
又被称为工具主义、实验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在美国的思想流派，认为凡是有用的、能够提供利益和符合需要的就是真理，否认事物的根本变革，提倡一点一滴的进化与改良，还主张哲学必须关心当代社会问题，应使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具体及实际的社会问题。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胡适是实用主义的坚定信奉者，第一次将其引进国内，受到不少学生的欢迎。1919年至1921年杜威到访中国，由胡适担任翻译在中国作了多场讲演，宣扬自己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观点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更是引起了一股实用主义的热潮。
易卜生主义
个人主义的另一个说法，具有一整套个人优先的价值规范及原则。因挪威戏剧作家易卜生在其作品中经常主张通过个人主义的叛逆精神改造社会，因此得名。1918年，《新青年》专门刊行“易卜生”专号，发表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论文。呼吁从个人本位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倡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反对家庭主义、专制制度、社会舆论对个人的压迫，成为五四时期青年们反对传统礼教的重要凭借，还推动了妇女的解放进程。
社会主义流派
工读主义
是五四时期对青年学生影响较大的思潮，用边做工边读书、成立互助团、相互合作的方法来改造社会。该思潮有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互助团等表现形式。主要倡导者为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1919年12月在北京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在全国实行“小团体，大联合”的计划，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的大力支持，但很快就因难以为继而失败。
基尔特社会主义
英语“guild”（行会）一词的英译。于20世纪初在英国起源，实质是自治社会主义。主张组织“基尔特”来管理生产，通过生产自治和产业民主来消灭阶级剥削，进而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强调工人的自治和同业公会的作用，反对进行根本变革，主张阶级调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是这一学说的积极鼓吹者，1920-1921年，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在讲演中大力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但后来经过与马克思主义论战，其影响力很快就衰弱下去。
无政府主义
一种否定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提倡绝对的自由，要求消灭私有制，主张通过恐怖手段对抗政府，发起一国乃至世界的革命。这一思潮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清末时就已传入中国，五四时达到了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几乎绝大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有黄凌霜、区声白、朱谦之。在20世纪20年代非常流行，但由于其空想性和缺乏可操作性，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纷纷放弃早年信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新村主义
杂糅无政府主义与工读主义的一种思想，主张脱离旧社会的恶势力，另辟一片小天地，建立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新村，通过不断扩大新村的和平方法，逐渐淘汰国家和社会组织。中国的新村主义受日本新村运动的影响较大，主要的宣扬者是周作人，北京、广州各地都有青年知识分子自办新村，参加者自己劳动、读书、互助合作，发起新村运动，但因经济上难以维持，很快就宣告失败，证明了中国式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可行。
文化保守主义流派
梁启超和梁漱溟
梁启超一战时曾到欧洲游历，回国后发表《欧游心影录》，认为欧洲文明已经破产，西方文化具有很多弊端，应该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依靠东方文明来挽救世界。梁漱溟一战后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贬抑西方的物质文明，宣扬中国的精神文明，反对当时所流行的牺牲中国的精神，采纳外国的道德准则与体制的思想。二梁的观点在国内引发了热烈讨论，得到不少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国粹派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中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复古主义派别。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创办《国粹学报》，主要撰稿人有章炳麟、刘师培、马叙伦等人。国粹派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影响颇大。它在配合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政纲、抵制盲目，改变学术风气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的封建文化因袭负担太重，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批判历史遗产的关系，一味地鼓吹发扬国粹，在客观上又配合了守旧派和君主立宪派的需要。辛亥革命后，逐渐蜕化为复古保守势力，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
学衡派
1922年出现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派。因1922年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前生)创办《学衡》月刊而得名。其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教师吴宓、梅光迪及胡先骕等人，他们都曾有过赴欧美留学的经历，自身的中学功底也比较深厚，故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相标榜，自称其刊物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宣传调和主义观点。主张中西二学并举，不能偏废，在文学上则反对白话文，主张使用文言文。《学衡》杂志多次与《新青年》杂志展开论战，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批评。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学衡》杂志的停刊，该派最终解体。
甲寅派
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的复古主义文学派别。该派宣传封建复古思潮，代表人物章士钊，因创办《甲寅》杂志而得名。1925年，章士钊重办《甲寅周刊》，并在该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继续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政治改良主义
好人政府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由这些人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会的重心，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理想。
联省自治
“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是民国初年一种流行的政治思潮，在1920年下半年至1923年，这种思潮颇具规模。代表性言论有章太炎的《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和胡适的《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等文章。他们认为，中国致乱的根源，是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大，引起军阀争夺总统、总理职位。救治的办法是增大地方权限、民众权力，实行“省民自决主义”，各省制定宪法，民选省长，实行自治，在省自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省自治的共和国”。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办法来改良政治，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种思潮虽有民主气息和进步意义，但却忽略了中国政局纷乱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
制宪救国
20世纪20年代初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即制定一部民主宪法，达到救国治国的目的。1922年11月《东方杂志》出版两期《宪法研究号》，报刊也就这一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两三年中掀起了制宪高潮。1921年9月，公布了《浙江省宪法》。1922年1月公布了《湖南省宪法》，广东也公布了宪法。1922年8月国民会议公布了一个宪法草案。但各省军阀并不想实行，这些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
废督裁兵
20世纪20年代初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辛亥革命后，各派系军阀拥兵自重，长期割据混战，因而废督裁兵之说兴起。1921年12月，梁启超提出“裁兵或废兵”主张，但又认为万不可有“法律外的行动”。次年7月，上海中华全国工商协会等二十多个团体联名发表《废督裁兵宣言》，吁请军阀“顺从民意”，并组织裁兵促进会以为推动。另有人提出，以人民和政府为主体，组织裁兵救国实行委员会，筹集基金，分期裁撤军队，裁兵后采取征兵制。孙中山也曾是“裁兵”的积极提倡者。这一主张始终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实业救国
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主张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救国救民途径的思想。实业救国论风行于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初步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朝廷卖国政策帮助下，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主权，民族灾难空前严重，这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日趋高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步发展，提高了资产阶级人物投资办新式工商业的兴趣。帝国主义的猖狂的殖民掠夺，激起广大人民爱国救亡的义愤，资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相号召的实业救国论，成了个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又具有广泛影响的议论。
中国社会党
中国社会党是清末民初的无政府主义政党。领袖江亢虎，其先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又称社会主义同志会，1911年改组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同年11月定名为中国社会党。宗旨是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普及平民教育、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限制军备等。领袖人物除江亢虎外还有张继、李怀霜、张克恭、段仁、陈翼龙、沙淦、叶夏声等。本部设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有支部30余个，党员数千人。1912年6月与中华民国工党联合，自称两党党员有20万人。同年10月部分党员脱离另组社会党。1913年被袁世凯解散。1924年江亢虎曾一度恢复该党活动。
科玄之争
1923年初，我国思想界的科学与人生观论争，是五四运动后一场更大规模的学术思想论争，参加者是几十位学者、教授。论争的中心问题，是人生观领域能不能贯彻科学原则，科学是否有局限性等问题。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丁文江等是科学派代表，梁启超、张君劢是玄学派的代表。
科玄论战发生的历史背景
(1)国外背景方面：从国外思想界来看，理性主义一直是其传统。但一战的爆发，冲击了传统的理性主义，人们开始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科学”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人文主义思潮重新受到重视。
(2)国内背景方面：新文化运动后，各种思潮或主义涌入中国。而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的口号呼吁国人接受科学的世界观。这样，以“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批判传统文化思想逐渐形成一种潮流。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将“科学”的作用上升到了种万能的地步。
三个阶段
1923年2月张君动(mai)发表“人生观”讲演，同年张君劢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引发论战
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与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
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
1924年岁末，其间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评价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实际上是一场直觉主义和自然主义、能动的唯心主义和思想的实验主义之间的论战，它持续约一年时间后无果而终，反映了“五四”之后文化反思的新气象，其真实的内涵并不在于如何认识科学和传统文化，而是在于确立何种意识形态观念和信仰，才能更好地改造中国社会。
在论战中，科学派批判了玄学派菲薄科学的论调，维护了科学的权威；唯物史观派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科学派张扬科学万能论，目的在以科学思想方式全面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蒙昧主义思想方式；玄学派看到了近代科学的局限性，主张给人文精神留下存在的余地。可以说，前者具有历史合理性，却带有理论的片面性；后者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却带有非历史的倾向
影响与意义
科玄论战对当时的影响是广泛的。这场论战使得科学方法大大引入，考据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扩大了科学知识传播的范围，使科学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这次论战不但是次论争的余波，更是一次新的论战，它对前三次论争起到了填充补足作用。因此，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东西文化论战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特点、性质及相互关系问题的思想学术论争。始于1915年，迄于1927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西方文明的输入，引起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学术界的强烈震荡。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进而又当如何看待自身文化，成为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五四"前后延续十余年的这场思想大论战，就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反映
三个阶段
1915~1919年为第一阶段
五四运动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当时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基本上是延续前人的问题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比较东西文化优劣方面，罗列各种现象，从而引申出东西文明的异同。这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当时争论主要在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主力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任主编的《东方杂志》间展开，蔡元培、毛子水等也加入了论争。
1919~1921年为第二阶段
东西文化能否调和是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由比较东西文化的差异发展为如何处理东西文化间的关系，进而东西文化之争又转化为新的文化问题之争，从讨论两者关系引申为辩论新旧文化的能否融合。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张东荪、陈嘉异、章士钊、蒋梦麟、常乃等。
1921~1927年为第三阶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继发表，使东西文化之争进入一个新高潮。虽然从表面看这一时期争论重点重新又回到东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老间题上，但论战的深度已大大前进了一步，涉及面也大大超过了从前，并且开始关注东西文化如何结合的实践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冯友羚张东荪、胡适、瞿秋白、郭沫若孤桐等人。
这场大论争尽管无法解决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争论本身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科学与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作出了贡献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之前，介绍较少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以及《新民丛报》、《民报》、《游学译编》、《浙江潮》等新式资产阶级报刊都刊登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人士都有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特别是朱执信，1905 年，他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第一次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共产党宣言》予以了较多介绍。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于1918年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等文
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即我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开始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译介了大量革命论著，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此后各地又建立了多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
东面是日本
最主要的渠道
西面是西欧，主要是法国
北面是苏俄
主要渠道
美国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表现
第一，有大批报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
除“五四”之前就已创刊的《新青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外，《星期评论》、《每周评论》、《国民》、《建设》、《少年中国》、《新社会》、《少年世界》、《湘江评论》，以及《申报》、《民国日报》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等报刊都登载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文，有的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栏。据统计，“五四”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或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刊物达到200多种。
第二，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
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资本论>自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民族自决》、《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译文相继出版，为进步知识分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第三，一批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陆续出现。
主要有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周恩来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挥代英在武昌组织的利群书社，还有山东的齐鲁书社、湖南的新民学会向马克思主义转向后创办的文化书社，等等。
第四，涌现出一批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
如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施存统、毛泽东、周恩来、杨鲍安、挥代英、瞿秋白、邓中夏，等等，他们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广泛流传的标志和主导力量。李大钊是第一个在中国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第一，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从根本上说，是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变为半殖民地社会。为了救国、救民，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但都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和专制统治压迫的悲惨境地。为此，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这符合中国革命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迅速、广泛传播的一个根本条件。
第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
一战期间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壮大起来，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地需要寻找科学的精神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
第三，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 91 5 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有力地冲破了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四，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
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重新探索中国出路的时候，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俄国国情与中国有许多近似之处，又是中国的近邻。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他们去认真地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引起的三次思想论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
背景
(1)国外思潮大量涌入：五四运动前后，国外各种思潮、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如国家主义、实验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风靡一时，人们大发种种议论。当时有些人拿各种“主义”作标签，而不去分析这些“主义”的实质，甚至拿这个当时髦的语言。十月革命的胜利，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可实践性。
(2)国内知识分子阵营分化：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知识分子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战。知识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进行反思，他们纷纷拿出笔杆子，为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出谋划策，再加上国内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的催化，问题与主义之争一触即发。
论战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
问题
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
阶级斗争、根本改造，还是逐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关于此论争性质的不同看法
(1)有学者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的公开分裂。
(2)胡绳先生认为，胡适在当时属于中间力量，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方的政治斗争，而是朋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
(3)张传鹤先生认为，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历史意义
“问题与主义”论战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论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通过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战，充分显现出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也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坚定了人们继续追逐它的信念。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适一直尽其所能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虽然想借此对抗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客观上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更重要的在于，随着论战的渐渐深入，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渐渐意识到“具体问题”的重要性，李大钊对于胡适某些务实的观点也是比较赞同的，并且日后也借鉴和采纳了一些合理观点。因此“问题与主义”论战也为日后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提供了素材和前车之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扩大，为人们进一步正确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起到了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都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促进了思想解放
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同时也对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方面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首先，“问题与主义”论战这种模式促进了思想的解放，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其次，“问题与主义”论战引发了人们焦点的转移。一方面人们由注意西方自由主义到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胡适所拥护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一度影响了很多人，但经过这次论战，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顽强和不可抗拒，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另一方面“问题与主义”论战促使人们由原来的空谈理论到注重实践的转变。
社会主义论战
论战
基尔特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问题
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还是改良主义、发展经济？
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用改良主义方法还是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论战，经过这场论战，使一批先进青年更加认识清楚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得到扩大。
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主张走十月革命之路，但不明确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和目标，以为马上就要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理论上的不足。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
问题
革命的方式是阶级斗争，还是群众联合？
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都参与了讨论，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权力集中与组织纪律是“革命手段中的必要条件”，自由只有在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这场论战使得不少进步青年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从而脱离无政府主义，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个人解放、自由、人权，以及只有推翻现行社会旧制度，才能获得自由解放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不无相通之处，从一个侧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通过论争，中国先进分子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渐找到了救国方案，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途径
第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初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部分工人则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形成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苏俄《对华宣言》（《加拉罕宣言》）的影响
1919年7月25日《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于1920年9月27日，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了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中主要内容外，还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苏俄《对华宣言》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热切欢迎，也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