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作为“后学科”的传播学
- 10
- 1
- 举报
作为“后学科”的传播学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李洪涛老师阅读书目，作为“后科学”的传播学具有跨学科性、实证与批判并重、关注现实问题以及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特点。
编辑于2024-02-04 15:36:50- 新闻传播学
- 复旦大学
- 李红涛教授
- 人文社会学科方法
- 相似推荐
- 大纲
Communication A Post-Discipline 传播学，一个后学科
碎片化和高度专业化
摘要
目的
分析和概念上的背景清理，以评估传播学研究的状态
列出了定义和立场。解释和分析的焦点是锚定在经典的哲学理解以及当代的方法
碎片化表现和原因
分裂的症状有很多。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对于什么叫传播学术，一直存在分歧和困惑
混乱表现
使用诸如“通信”、“通信”、“通信科学”和“通信研究”等各种术语来命名学校、部门、期刊、书籍和会议反映了混乱和分散。关于是否将交流称为一个领域、科学、学科或艺术的分歧也标志着分裂
学术表述
Kaarle Nordenstreng(2007: 12)对芬兰传播学研究现状的总结适用于整个领域:“这门学科的性质往往仍然不明确，而它的身份通常由行政便利和市场需求决定，而不是对其历史发展和在艺术和科学体系中的学术地位的分析。”
多样性划分
智力划分：基于分析框架、焦点和分析层次
专题专业领域：这反映了分析的重点是传播行为发生的各种“环境”或背景，无论是政治、卫生、组织、群体间、跨文化、儿童和青年、环境、科学和风险
平台/技术/渠道”：研究也在传播研究中广泛存在。其中包括对报纸、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视频游戏和社交媒体的研究
“公共传播”的特定机构和行业组织起来的：比如新闻、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广告和娱乐。甚至这些传统的集群也继续分解成更小的专题专门化领域。
学科交叉
政治传播：在传播学、认知心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点上进行的
健康传播学：传播学研究与公共卫生、社会心理学、健康教育和促进、社区卫生、社会营销和行为研究联系起来
风险沟通：沟通学与风险心理学和感知学结合在一起
传播政策：公共政策、媒体和信息政策、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技术研究联系起来
碎片化的问题
它们不仅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和分析语料库，许多还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主题
卫生传播
涉及平行分析焦点的研究集群，如信息设计在改变知识、态度和做法方面的有效性，利用数字平台加强社会资本和卫生，以及社区动员对卫生指标的影响
卫生传播也分为围绕特定卫生领域和疾病(慢性病和传染病，以及癌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脊髓灰质炎等疾病)以及沟通过程和动态方面的群集，如互动水平(提供者/患者、政府/公民、公司/消费者)、消息传递(呼吁类型)和平台(例如移动健康、网络健康、游戏)
科学传播
这些小组围绕特定主题，如核能、气候变化、转基因食品、生物医学和药品，研究科学与传播交叉的问题
政治传播
如宣传研究、选举传播、参与和集体动员、政府传播、公众舆论，以及与信息处理、媒体与政治机构之间的联系等相关的平行研究(Reinemann 2014)
大众传播研究
也被分割成关于不同叙事元素的影响、受众特征、各种渠道的重要性等问题
媒体政策
同样分为许多主题利益，从特定行业和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到影响公共言论的法律框架，几乎没有交叉问题和论点的重叠(Picard 2016)
新闻学研究
被划分为嵌入不同认识论和理论框架的各个领域，包括读者行为、新闻产业、新闻效应和新闻组织与实践(Zelizer 2004)
环境传播
包括研究新闻框架对环境态度的影响，分析环境灾害的新闻报道，以及传播平台和策略在环境运动中的作用
公共关系
也被分成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相邻的领域重叠，缺乏明确的理论核心(d hring 2015)
通过支持不同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
罗伯特·克雷格(1999)提出了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七种理论传统的分类
二元选择被提出来理解传播研究的多重划分和交叉线
分析水平(微观vs宏观)，知识传统(科学vs人文)，方法方法(定量vs定性)和认识论政治(实证主义vs批判)
强调传播学研究在规范立场上的裂痕
Todd Gitlin(1978)认为，“行政”和“批判”方法对社会与学术知识之间的关系持有相反的规范性假设和愿景
例如，“批判/行政研究”的两分制指的是支撑研究路线的规范和意识形态假设，以及对学术研究目的的总体概念化
正如批判性学者所阐述的那样，这种分歧反映了两个不同阵营的立场：一个对质疑资本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的研究感兴趣，另一个对质疑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不感兴趣
这些分歧与不同的信念有关，即学术研究是否应该接近从事广泛传播活动(从公共外交到公共关系)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并由其资助)
也有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分歧在于“大媒介效应”与“小媒介效应”之争。
结论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分界线所勾勒出的任何一个阵营是否能提供关于“批判性研究”、“大众传播”或“媒体效应”的有凝聚力的论点，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广泛的碎片化和独立的、平行的研究路线的存在。通常，研究跨越了分析层次和理论传统，而不必考虑传统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划分
为什么分裂？
多学科谱系造成传播学分裂
传播学诞生于多个学科和领域的交叉点，包括修辞学/演讲学、新闻学、心理学、社会学、艺术、印刷和广播媒体、语言文学、戏剧和政治学
传播学却缺乏学科重点和共同的身份
然而，它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却缺乏学科重点和共同的身份。学者们通常从不同学科和分析框架的角度来研究交流问题。他们询问了来自多个学科的交流问题，包括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哲学、历史、修辞学、信息学和人类学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 1963)观察到，许多传播学学者把其他学科称为自己的家。
2008年至2016年期间，《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超过50%的论文来自于不隶属于传播部门(传播艺术/传播科学/传播媒体)的主要作者
即使是在传播系受过训练的学者，也强调了他们各个学科和研究生培训的独特特点、专业化和方法——从定量到定性方法，从特定的专业领域(政治、卫生、公共关系)到公共职位
后果
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对传播学术缺乏共识意味着研究生课程的方向对一个人培养的学术品牌产生了更实质性的影响
学科起源的影响关系到引导传播学研究走向特定方向的知识敏感性
这些学科继续为各个专业领域提供认识论基础，包括本体论焦点、理论框架和方法论选择
传播学支柱学科
心理学
大量关于媒体效应、政治传播、媒体、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分别以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为基础
政治学
政治学也为若干研究领域提供了学科参数——从公众舆论到媒体效应
社会学
社会学为社会影响、媒体组织、隐私和监控以及中介身份等几个主题的研究奠定了分析框架
经济学
经济学继续为一些研究领域提供认识论基础，比如媒体政策和新闻研究
人类学
人类学为研究交流仪式和社区交流提供了理论参数和方法论工具
传播学“模糊的边界”
理论和方法的模糊
不同研究分支的经验丰富性并不总是产生独特的、原创的传播理论或理论凝聚力
人们往往依赖于学科分析包袱来理解和解释传播现象，而不是建立或完善传播理论
将新闻市场的结构作为经济垄断的案例研究来解释，或者在心理焦虑的基础上理解群体内传播的吸引力
知识边界和学科归属的问题
在社会心理学(Hornsey, Gallois, and Duck 2008)、社会学(Waisbord 2014)和政治学(Flinders and John 2013)的研究中，模糊的界限一直存在。尽管批评人士指责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的接触不足，但传播学不断从各个学科汲取理论框架和概念。它没有沉迷于控制某种知识领域的管辖权，也没有为了保持学科的纯洁性而强化边界
传播学的真正边界的争论
传播学的起点和终点，谁是传播学研究者，谁不是传播学研究者，什么是传播学，什么不是传播学
学术工作不断向专业化发展也加剧了这种分裂
传播研究已经显示出一种杂食性的胃口，它将无数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领域纳入其中，这些研究松散地归为“传播”的标题
传播的意义
关于研究主体的本体论定义
本体论的不和谐是所有其他认识论差异的基础——理论的、主题的或概念的
依赖于对传播的不同和相反的理解的存在，因此也依赖于对传播领域分析焦点的存在
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争论的主题，是一个以多种和矛盾的方式定义的“浮动能指”
Simonson和Park(2015)确定了25种沟通的定义
25种沟通的定义说明了在基本问题上的长期混乱和分歧
沟通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共同的努力?
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动物和机器之间有任何互动吗?
共享意义是必要条件吗?意向?什么样的意图——说服、知识、交流?
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是否有明确的区分?
沟通是否基于人类的特定属性，如理性和/或情感?
渠道/媒体/平台是任何传播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吗?
概念一：传播作为连接
鉴于各种媒介作为连接催化剂的中心地位，这种方法的中心焦点一直是“通信”技术——历史、属性、物质性和对人类体验的影响。
这些作品的大部分都强调了技术在超越地理和文化限制和差异方面的重要性
“trans”的概念，在拉丁语中是“跨越”或“通过”的意思，是核心。它反映在传输和运输的概念中，这些概念是这种通信观点的核心
学者观点
多伦多学派：强调了技术无与伦比的力量，在人类的感官和生活经验中引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对通信技术的观点：这种观点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通信的兴趣，即通过信息基础设施使连接成为可能，这些基础设施阐明了中心动力和资本主义的需求
如何发现
它们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它们被众多行动者(从军队到公司)使用，它们被纳入社会生活
另一个研究分支同样关注通信作为技术支持的连接，研究了技术对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和浪漫关系)，特定环境(如政治，宗教，组织)和社会文化进程(记忆，行动主义，全球化)的影响
概念二：传播作为对话
定义：另一种方法将沟通视为对话，理解为与他人交谈和倾听他人的能力。它强调对话是人类经验的核心，也是我们与世界相遇和互动的方式。它关注的是对话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是平等者之间交换思想和价值观的集体经验行为。
这一概念可以在古典希腊哲学中找到，比如柏拉图将对话视为哲学真理的方式
约翰·杜威(1916)关于共同、社区和交流之间关系的有影响力的论点
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话来说，对话是“我成为你”的方式。它是转向和体验他者。它是通过认识到人性，认识到自己是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自我和集体形成的迭代过程，通过在多种环境下的对话——家庭、社区、工作场所、学校和市政厅
它是关于真正的自我和集体身份的实现。对话的观点并没有给沟通附加最终性或效果，因为对话是开放式的——没有结果或结果可以预先确定
交际即对话的概念出现在交际研究的几个集群中
它对组织沟通中的对话分析、审议和参与民主政治的研究、人际和家庭沟通的具体模式以及个人和群体之间差异的谈判(包括群体间和跨文化沟通、建设和平和解决冲突)至关重要
它在跨多种社会差异(包括性别、种族、性、民族、宗教和法律地位)的交流形式的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强调与他人积极接触的重要性(不同于仅仅接触或与社会差异联系)
它也出现在公共传播机构研究的批判性方法中，如新闻和公共关系，强调对话和审议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重新概念化旧的、单向的和静态的模式所必需的
概念三：作为表达的传播
定义：另一种方法将交流与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表达行为联系起来。表达行为与个人和群体如何向-à-vis多个他人展示自己有关
各种形式的表达都充满了意义——不可能有无意义的表达，不管那些从事任何表达行为的人是否有意表达意义。我们总是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和交流意思，即使我们沉默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表达思想、意图、观点、情绪、感受、欲望和需求。任何表情都表现出某些个人和集体的特征，不管它们是否引起任何反应，还是有目的地引起反应。
表达并不总是“战略性”的沟通——一种有计划的、深思熟虑的尝试，以达到特定的结果。人们表达自己有很多原因——建立身份，发表意见，获得社会认可，发展共同的联系，或者庆祝生命和哀悼死亡。
特点：将“沟通理解为表达”的方法与强调对话或说服的方法不同
人们可以表达自己，与他人进行交流和讨论，或者只是表现自己。同样地，他们可以表达自己来影响他人，比如通过说服的行为，但这不是任何形式的表达所固有的
这方面的主要关切是促进或阻碍个人和集体表达机会的条件
重点是结构性条件-法律权利、政治局势、经济机会和其他促进或阻碍公开表达的因素。从传播政策到新闻研究，在传播学的许多专业领域都发现了对这些问题的兴趣
另一种不同的研究研究了私人环境中的表达条件和质量
比如家庭和工作场所，以及跨越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领域，比如购物中心和网站
例子
由各种因素(如民族、宗教、种族、法律地位)定义的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的沉默一直是广泛的专业分析的中心-从人际交往到跨文化交际
概念四：作为信息的传播
定义
另一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将沟通理解为信息，以及信息产生、传递、处理、管理和使用的方式。简而言之，信息是指数据和意义
来源
最初，这种方法基本上将信息视为数据传输，并牢固地嵌入到数学理论和电气工程中，影响了其他学科，包括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Floridi 2010)。重点是编码和传输数据的过程，信道和编码的属性，以及信息传输的特征，如质量，冗余和压缩
以香农(1948)信息论为基础的研究得益于这一最初的发展，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与当时最初发展的概念和论点有关
主要的焦点是香农提出的关于“源编码”的效率和信道中影响传输容量的“噪声”的问题。最终，通信方法还将其他维度纳入信息分析，即嵌入在数据解码和再编码中的意义制造。重要的是要记住，香农故意将传递问题与意义分开。
范围扩大
这一工作主体已经扩展并巩固在传播学和邻近领域-从计算机科学到图书馆研究/科学。它扩展超出了原来的边界，作为工程问题的信息传输-信号，复制和解码。随着名称的激增——从信息系统研究到信息理论——主题范围也在扩大。信息不再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被狭隘地理解为存储和检索。
特征
“信息是一种东西”：正如Buckland(1991)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信息过程包括从科学到卫生、从消费者市场到政治等领域的大量过程
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传播的动态(级联、广播、病毒式传播)
信息流的行动者(例如意见领袖、推荐者/影响者、连接者的类型)
信息寻求行为(包括检索、暴露);特定情况下(如不确定性、风险)的信息管理;信息共享(模式和原因/动机)
信息处理(涉及与数据接触的心理过程)
以及信息获取(包括公平和参与的问题)
概念五：传播作为说服
定义
有意识地努力改变受众的信念、态度和行为，以实现不同的目标。分析的重点是原则、因素和有目的的过程，旨在说服他人并影响思想和行动
来源和发展
对说服的现代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中期宣传研究的兴起，特别是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及其同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研究(1953)
现代宣传研究将传播学从属于人文学科领域的修辞学转向了社会科学中对说服的“科学”研究
前者仍然存在于公共演讲和修辞学研究中；后者成为传播和媒体效应研究的核心
学者观点
Shannon和Weaver关注信息传播的原始模型相关的思想。类似于现代说服研究的奠基性著作(Berlo 1960;Schramm 1954)，该理论将沟通视为一种影响心智的过程(Weaver 1949: 3)，并以个体之间的交流和个体之间的意义创造为中心。但是，与传统的信息研究主要关注渠道的特征和信息的再现不同，说服强调了社会影响中多种因素的重要性
其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与心理学交织在一起。心理学理论和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为说服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尤其是在开始阶段
传播作为“说服的科学研究”的概念已经在广泛的研究和实践中成为传播研究的基础——从广告到公众舆论，从市场营销到公共卫生
研究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方法将研究重点放在说服的基本要素上:来源、信息、渠道和受众
研究集群
对人格方面影响的研究;信息特征的影响(个性化vs中性，隐喻vs字面)
形式(书面、视觉和混合)
抵抗/抗拒信息的本质
娱乐说服
来源的可信度
对“媒体效应”的研究也被分成了专门的研究方向
渠道/平台/媒介(电视、广播、电影、社交媒体)
制度和社会背景(如健康、政治、科学、家庭)
信息和呼吁类型(如幽默、情感、娱乐、恐惧、威胁、事实)
理论(如框架、议程设置、启动、多步骤流动、与价值相关的参与、扩展的平行过程模型、对媒体影响的不同敏感性，第三人称效果)
受众细分和认知过程(Neuman and Guggenheim 2011;斯莱特1999;Valkenburg and Peter 2013)
概念六：作为象征性互动的传播
定义
将沟通理解为象征性的互动。潜在的前提是，没有交流就没有社会生活。
沟通就是一切；它包含了整个人类生活。它不仅是日常经历的一部分，而且是让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这是成为人类的基本过程。社会现实是通过交流创造和生活的。正如W. Barnett Pearce(1989)所写:“我们生活在交流中。我们不能不沟通。”
特点
这种观点以“使事物变得普遍”的意义嵌入到交流的词源学中
在哲学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它对交流特别感兴趣，因为社区建设是显而易见的——人类通过与他人或被他人认可而获得自我意识的方式
正如约翰·杜威(2004:4)所观察到的那样，“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继续存在，而且可以说它存在于传播之中。”
作为人类存在的可能性是与他人的友谊——通过交流来发展和更新自我和我们自己的意识。这种方法将交流理解为社会生活构成的核心，社会生活被定义为一种通过交流而发生的共同事业。
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 1988: 23)被广泛引用的对沟通的定义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立场:“现实被产生、维持、修复和转化的象征性过程。”
沟通是指个体和群体与世界互动，在家庭、邻里、工作场所、组织、公共平台等不同环境中发展和保持多重身份的意义创造过程。
沟通是通过参与共同的行动——通过各种有意义的行动参与世界，培养一种自我意识和成员意识，以及亲和力
它强调了人类构建、维持和繁殖社会生活以及发展与他人联系的过程。它是关于沟通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社会结构的建立、维持和转变。
构成了各种传播研究的基础
从组织传播的社会建构主义到广泛的文化研究
从对公共社区建设仪式与再现的分析，到对民族与群体认同的媒介研究
从日常互动建构中的语言研究到集体行动和运动的交际建构，从面对面意义建构和分享的人际交往研究到认同发展的语用主义分析
概念七：按传播划分
本体论分歧
如果沟通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定义，那么很难确切地确定什么是沟通，什么不是沟通。它是一种基本的生理、心理、精神、哲学和政治特征，定义了我们的人性——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
它不是一种可以被整齐划分的东西，因为它注入并定义了人类的存在——交谈、建立和培养社会联系、与他人交往、表达自己、生活在社区中、与人类和机器互动的可能性。
它没有一个知识上的正统观念，没有明确和共同的研究路线。
不同的传统塑造了这个领域——从经典修辞学到战后社会心理学，从20世纪20年代的新闻社会学研究到40年代的民意研究，从文化和人类学研究到哲学实用主义
人文学科的特点
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心理感兴趣，人类学家关注文化现象，政治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家对经济有共同的兴趣
这些研究对象并不是单一的，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每个学科中争论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些学科陷入不断的本体论检查和审讯状态时
如果所有的社会调查都是从询问主题开始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的本质——那么就不清楚传播学在定义传播时是否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根据认识论立场和学科同情，以根本不同的方式解释分析单位。一些基本问题的可能答案，如“沟通是如何进行的?”或“沟通的目的是什么?”都是以不同的沟通方式为基础的。
事实上，不同的研究集群默认了对沟通的特定理解——一些人认为沟通只是个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其他人则认为说服决定沟通
只有在高度专业化和与其他研究方向相对隔离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这种一致
然而，每一种对传播的理解都有追随者和批评者，他们的工作都植根于特定的概念中
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在传播学的大帐篷下过着某种程度的快乐生活(就像一个人从学术生活中获得的快乐一样)
后学科
传播学领域的混乱
现状：传播已经向多个方向发展，而不是朝着学科和科学的线性发展
经典的研究路线，如媒体效应，被细分为许多部分——框架研究、议程设置研究、启动研究，以及媒体对许多行为的影响研究——从自杀到消费主义
几乎每个专业领域都被分成特定的研究领域，如游戏研究(Deterding 2016)、文化产业、风险沟通和健康沟通
提问：传播学能否以传统的方式被视为一门学科或一个领域
后果：没有共同的本体论，很难想象为什么以及如何研究集群将满足或试图发展共同点
发展：
传播学一直在吸收新的研究方向，而不要求获得适当的学科证书
更确切地说，传播学是由专业组织、学术单位和期刊组成的制度架构结合在一起的
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 1986)敏锐的结论仍然适用:“沟通已经变成了行政上的定义，而不是概念上的定义。”
由行政和制度的紧迫性和激励驱动的身份建设努力，更善于将不同的本体论结构拼接在一起，而不是智力上的桥梁
一个更有成效的途径是承认分散性，接受多元化，并培养交叉的探究线，使分散的奖学金联系起来
后学科性
特点
后学科避开了定义研究领域的传统方式
后学科性假设学科界限是流动的。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忽视了学科的忠诚，或者认为一个给定的问题只应该从某个学科的角度来研究
它主要关注的是产生关于特定现象的知识，脱离了明确的学科忠诚
当代的后学科性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现实世界的社会问题，如社会排斥、种族主义、人权、环境健康和可持续性，需要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注。它不是出于对理论问题的好奇心，也不是出于学科界限是人为的和不必要的信念。相反，它反映了对理解(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兴趣，这些问题不能只从一个学科来处理
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方学术界对当前形式的后学科性越来越感兴趣。它反映了超越学科传统主题和分析界限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学术兴趣。
后学科性既反映了对传统研究路线的不满，也反映了对学科不足以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认识。社会问题不能紧紧地与知识部门和学术单位相适应
研究人员对具体的研究问题更感兴趣，并从各种理论框架中汲取灵感，而不是保留经典的学科概念
它是关于理解跨学科本质上的问题和问题，接受一个人(学科)训练的局限性，以充分捕捉分析主题，并欢迎其他学科学者的贡献
作为后学科的传播
历史上，它不像传统学科那样关注学科界限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中，沟通一直是各种学科方法的交汇点
从信息处理到媒体表现，从各种媒体的使用和影响到互联网架构，从新闻框架到公共修辞，从政治传播到组织传播。他们都借鉴了不同学科的思想
早期，传播学研究认识到多学科是传播过程研究的核心。在美国、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作为一种后学科的原型，即使在它的萌芽时期，交流也已经变得如此多样化，以至于无法屈从于单一的科学或学科视野
后学科出现在国家政治和学术界的特定时期，主要是社会动员的高涨和对当代社会特定社会问题的学术兴趣，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发展
如美国研究、非洲裔美国人研究、妇女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环境研究和文化研究。在美国校园中
传播学并没有作为对社会动荡和社会问题的学术回应而出现或建立起来
传播学的诞生，并随着技术创新和相关社会现象——大众舆论的兴起、宣传战和大规模影响力运动(政治选举、卫生计划、公共关系)——的混合而不断变化
传播的后学科地位是本书讨论的纯粹学术发展的产物
传播概念的长期模糊性
传播学起源于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延伸；丰富的知识传统奠定了分析基础;长期缺乏共同的理论标准
社会中传播实践的不断演变
改变学术期望
传播学学者的认识
跨学科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荣誉徽章——在一个拥挤的学科、领域和后学科领域中，它的独特属性之一，而不是需要向持怀疑态度的公众证明的东西
正如Susan Herbst(1993: 607)所写:“在交流中，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我们一直是跨学科的——那么，底线是，我们已经是后学科的，甚至在这个术语出现之前。”
即使在以学科为中心的研究的光辉岁月里，传播学已经超越了学科的传统隔间来思考学术知识
发展
不受约束：专业化的领域一直在不断地朝着专业化的方向转变。这反映了一种不受学科约束的非学科思维，更倾向于采取务实的方法来研究具体的研究问题
专注现实而非学科：后学科化的状态使传播学学者能够超越许多分歧——对传播学的本体论理解、专业领域、方法论专长、理论起源和学科传统。当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分割时，知识分子之间的友谊是在共同的研究兴趣中发现的，而不是在传统上定义的学科元素中发现的
这样认识的原因
现实原因：因为工作的质量是学术生涯的基石，这些考虑比一个人的工作是否符合学科框架或整体上推进“传播研究”的状态更为突出
包容性：近几十年来，传播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可能有助于缓和认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随着它整合到越来越多的研究集群的集合中，交流最终变得更具包容性
结论
传播学研究的特点是一种普世的碎片化，而不是单一的范式、主题焦点、方法论忠诚或理论经典(Perloff 2013)。今天要定义“主流研究”比几十年前要困难得多
在后学科中架起桥梁
现状
一个活跃而混乱的研究集群的非常多产的集合，一个拥有多个知识轴的不断扩大的机构社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团体
呆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发展
新闻实践的变化
父母调解对儿童媒介使用的影响媒体与政治两极分化
数字访问
数字媒介传播中的欺骗
人工智能中的性别
家庭交际中的权力关系
社交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原有领域的发展
传播研究中的许多传统不断产生新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数字革命和学术工作全球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说服学术继续解决与意见领袖的可信度和影响力
娱乐叙事对亲社会态度的影响
不同情绪的影响以及影响数字环境中一系列信仰和行为的有效信息设计相关的问题
信息研究对数据搜索、暴露、检索和共享等老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
危机
高度专业化是学术成功的关键，但它也会带来狭隘的内生学术的危险——写作和交谈对象相对较少，基本上是合作者、学生、偶尔的竞争对手，以及参考书目中列出的几乎所有人
它推动了香肠切片研究和零星的出版物，尽管它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稳定的文章，但不一定会产生跨专业领域相关的雄心勃勃的理论论点
目标
需要成为桥梁的角色
我们需要承认当前的驱动因素和动机
相反，我们应该更加谦虚，利用当前的多样性。我们应该注意到，学术之风正朝着专业化的方向猛烈地吹着
路径
发展和完善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是由从各个专业领域挑选出来的丰富的研究成果所提供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思考跨越几个专业领域的大想法
找出不同学术领域的共同点，发展和完善交叉论点
强调对大理论命题的需求对于实现以下几个目标很重要：产生可概括的论点，参与跨领域的辩论，并接触到全球学者社区
突出跨研究集群的相关沟通问题
一个无界的后学科应该通过利用集体专业知识和围绕公共生活中具体沟通问题研究的多种方法来努力找到共同点
公共生活中的学科后沟通问题表现出三个特点
首先，它们位于传播学不同传统的交叉点，具有研究集群
其次，它们需要学科后分析，因为它们是多维的和复杂的
它们是全球性的问题，即使它们在特定地区的表现和强度有所不同
围绕特定的社会利益、立场和身份而进行的群体间沟通的缺失、破裂和困难
它也可以被理解为缺乏对话的结果
心理过程解释了对强化信念和规范的公众和想法的倾向
政治研究可能会揭示出特定政治安排(如政党政治、制度设计、精英协议)的重要性，这些安排会阻碍群体外沟通，助长不信任
解释范围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表明对强化现有信念和态度的想法的偏好)到社会学的观点
解决与跨领域传播的挑战和机遇相关的问题，有可能解决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
“错误信息”是当代公共生活中一系列沟通问题的另一个例子，这些问题跨越了研究集群和专业领域
主要由数字革命推动的公共传播的结构性转变，催生了新形式的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也是一个跨学科问题。传播学学者与计算机科学家合作，了解信息网络的结构和动态
与政治科学家合作，研究新形式的宣传和事实核查的影响;
与社会学家合作，研究意见领袖的相关性
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欺骗行为
沟通一直是“实用的”(Craig 1999)，因为它解决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然，纯粹的学术目标和激进主义立场并存。
培养沟通想象力
问题引出
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共同的智力线索是什么？我们和其他节目有什么不同?当研究“沟通”(从社交媒体到网络分析)的学者出现在许多其他学术单位——从艺术到计算机科学——的时候，我们如何保持相关性？我们如何设计综合性的课程，让学生接触到广泛的思想，并帮助他们驾驭分散的研究集群？
桥梁的困境
行政是桥梁，也是制约
然而，这种游荡的精神并不总是符合这样一个事实，即制度和行政界限仍然是学术生活的关键
搭建桥梁也是培养(套用社会学家C. Wright Mills[1959]的经典表述)“沟通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对具体理论问题和全球社会问题进行“交流性”思考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传播问题？
对具体理论问题和全球社会问题进行“交流性”思考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沟通问题？
考虑到理论框架和研究主题在许多学科中都可以找到，“交流论证”的特征是什么？
搭建桥梁
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需要寻找共性、宽容和谦逊
是否有足够数量的学者准备参与促进“沟通想象力”，并在多个渠道中寻找共同点
尽管这些力量很强大，但我们应该尝试围绕重大的理论结和现实世界的问题，将研究路线编织在一起
要调动传播学的制度架构，搭建智力桥梁
让学者们有充分的理由跨越藩篱，在相同的问题上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
培养一些共性
当代传播学研究面临的挑战
60年前，Bernard Berelson(1959)评估了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并得出结论认为该领域正在“枯萎”
相反，今天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传播研究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非凡的，多方面的发展，在许多不同的方向
当务之急不应仅仅是培养智力联系，以产生庞大而全面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并找到使传播学成为一项共享智力项目的方法。
找到共同的知识基础也是必要的，它可以提醒我们自己，也可以告诉别人，为什么传播学对于理解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很重要，尤其是与传播过程和技术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革有关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