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大国大城》(陆铭著)上篇-大国难题
《大国大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书籍,作者是经济学家陆铭教授。上篇围绕“大国难题”这一主题,比较了全球经验并解析本土现状。具体章节包括:第一章-中国经济的欧洲化;第二章-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第三章-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第四章-警惕“扭曲之手”。
编辑于2024-04-13 22:25:27《大国大城》陆铭著
前言
观点:人口空间分布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
提出问题
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会不会走出一条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道路?
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周围的种种问题、矛盾、冲突与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有什么关系?
上篇 大国难题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关键词:大国 统一市场 统一货币 区域差距 公共利益
1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
PIIGS:欧洲五个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较低的经济体的贬称,包括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
希腊成为第一个主权债务违约的发达国家,欧洲是否要救?
若不救,已经形成统一市场和自有资本流动都将面临威胁,统一的欧洲渐行渐远
欧债危机为何爆发?
常人观点:南欧边缘国家有大量的社保支出,需要借债融资
经济逻辑:市场分割+统一货币的影响
市场分割:欧盟内部的人口流动不充分、不自由。
欧洲各地存在诸多差异,阻碍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自由的话,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会趋同,人口流动会持续,反之。
货币统一:在市场分割区域中,货币统一会导致各成员国失去自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比如希腊,无法单方面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本币贬值来刺激经济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则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拉大,货币政策失效地区只能借债。
劳动生产率: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汇率不变,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会越来越便宜,产生本币升值压力以达到贸易平衡
工资刚性:若劳动生产率低,工资也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按理应该不受影响
但工资具有刚性,上调容易下调难
经济上行周期,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上升
经济下行周期,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甚至于下降,工资却难以灵活调整
本币无法贬值(货币政策失效)+工资刚性可能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偿债能力不足等问题
汇率:欧元区统一汇率,在工资刚性情况下,对欧元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各国平均劳动生产率
对于高劳动生产率国家,汇率偏低;对于低劳动生产率国家,汇率偏高
相对发达的西欧国家不断增加贸易盈余(出口);边缘南欧国家不断累积贸易赤字(汇率高、出口难),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总结: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制于劳动生产率、工资和汇率,人口又未充分流动,只能通过借债为国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经济学启示: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人口流动不足,面对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刚性和工资调整的障碍(降低工资引发地区间收入差距),货币政策失效,则只能举债弥补收支差额
现实演绎:全球经济危机前,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偏松,宽松的信贷导致弱国经济过热,债务大规模增长;经济危机后,债务危机马上浮现,政府偿债能力不足,希腊出现危机
边缘国家如何解决危机
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
西欧发达国家:希腊自己结构调整,提升竞争力,削减政府开支
在经济深陷危机的背景下,削减财政支出则短期内经济可能更为恶化
边缘国家民众也不愿意削减财政支出,会危及他们的实际(短期)利益
在一人一票的决策制度下,结构调整的方案也不可能通过
欧债危机反映的欧元区深层次矛盾
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时,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做出迅速反应
统一货币进而统一政治的好处:实现“大国”的规模经济
若规模经济无法实现,最悲观的结果是欧元区退回到西欧的“富国俱乐部”,欧洲一体化半途而废
若规模经济无法实现,欧元的国际地位将下降,富国不乐见
在国际经贸体系里,人们总是愿意持有大国的货币,因为他们经济相对稳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量也大,国际贸易结算方便、防止经济和币值波动太大带来的风险
对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区,国际上具有话语权、并对持有欧元的国家征收铸币税
2 大国的优势和难题
优势
前现代经济
社会学的人类社会特征划分 前现代:指现代社会之前的时期,通常认为从人类社会开始出现到18世纪末。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传统价值观和制度占主导地位。政治权力集中在君主或贵族手中,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科技和工业相对落后。 前现代的核心特征是“摆架子”,具体来说就是“官有多大”“活干了多久”和“菩萨保佑”。即一个人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享有的权利由其在官僚系统中的位置、在岗位上的工作经验甚至和宗教迷信有关,学术上把这些特征归结为保守主义(对应封建士大夫)、经验主义(对应生产性的工匠)和神秘主义(对应宗教)。 现代:是指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时期。在现代社会中,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建立,政治权力逐渐向民主制度转变。 现代的核心是“和所有人讲道理”,既要讲道理,也要力求让所有人都能接受,所以理性原则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和所有人讲道理”产生的两个伟大成果分别是数学和现代科学,数学公式就是纯粹的逻辑,能否学懂数学,与人的出身无关;而现代科学的一大标准就是结果的可重复:即只要满足实验条件,就能够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得到同样的结果。现代性在现实世界的具体反映是:民族国家(五常)、理性主义、工业化、科学技术、宏大叙事(新闻联播)以及对“结构”的重视(比如每个学科里都要求的结构化操作、结构化教学等)。 后现代:是指20世纪中叶以后的时期。在后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受到挑战和批判,多元化和个体化成为主导趋势。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对大故事、普遍真理和权威性的怀疑成为常态。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增加也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后现代,其特征就是“自己开心就好”,后现代不是建构产生的,而是在对现代的反叛和解构中诞生的,后现代的思想往往建立在个体感受上,譬如美国纽约之前有过一个活动,性少数群体可以领到数百美金,而官方给出的性别分类有一百二十余种之多,其中定义多见“feel”这个字眼。后现代在现实的反映包括:去工业化、原子化(每个人各过各的)、去中心化(拒绝主流文化和道德)、解构、精神分析等。 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往往是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三者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各有优劣。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619415/ 出处:bilibili
收税:对统治者而言,国家越大税收越广
分散风险: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提升
安全:以中国为例,中国“中原地带”没有天然屏障,一旦分为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国家的安全方面有规模经济效应(如人均军费支出)
现代经济
规模效应重要性凸显
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
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生产平均成本越低
利于技术创新
细分市场多,细小的技术创新可以存活
公共品提供
国内公共品、国际公共品(如亚丁湾护航、疫情医疗援助)
现代服务业(金融、医疗、教育、文化)
当代有实力的国家,其竞争力集中在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需要一定的规模才能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
国际贸易中,大国可以获得作为作为国际媒介货币的铸币税
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使用外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与这种货币的全球使用程度负相关
一国的货币要成为IVC, 其经济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目前主要是美元、欧元
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和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均衡
难题
分权还是集权?
我国:分权体制
优势: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各自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收
问题:如何约束和激励下级政府
市场分割
商品市场
制度的市场化在促进市场统一、提升地方专业化程度
市场总是不断突破政府管制
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地区之间经济交往成本降低
地方政府的“以邻为壑”
重复建设,产业同构
地方保护主义
加大补贴等行为
分割市场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增长,但从整个国家来说,损失了规模经济、地区分工的优势
生产要素市场
我国的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资本)都是分割的
劳动力: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社保、就业、公共服务待遇
阻碍地区间、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
土地:“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保持耕地数量,每年由中央给各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再由省分配给市县
配额总体上是平均主义,且鼓励中西部地区、严控东部地区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部地区的地价、房价飙升
中西部地区的地价低、单位面积GDP度量下的土地利用效率低
资本:我国资本市场不统一
资本市场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
国家发改委审批投资项目,倾向鼓励中西部投资
跨省投资存在“市场进入障碍”
高级别的政治纽带帮助企业突破省份间资本市场的进入壁垒
地方政府会阻碍资本流动
阻止企业到外省投资
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我国情况
国际比较:我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重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
城乡和区域发展视角:我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更小
经济的多重失衡
我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
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户籍、土地、社保等
正规金融市场利率长期被压低
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接近两位数
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长期很低,降低融资成本,鼓励了投资,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在生产结构上出现了多使用资本的倾向
大量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
进一步抑制家庭消费(居民消费)
过剩产能选择持续增长投资和出口
我国人口红利基本结束,储蓄率高,劳动和资本要素增长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行
我国是“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发展层面:城市化发展
城市化,刚刚过半
要持续地发展城市二三产业,提高城市居民收入和就业岗位
教育的规模经济效应,人力资本水平提升
劳动力的学习效应,知识、经验、信息积累
农业人口降低,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转型层面:制度转型
生产要素市场的制度转型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市形成差异化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良性循环)
资源跨地区再配置时,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形成经济集聚,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积累放缓时,借助于国家规模经济效应,城乡、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重要性提升
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依靠人口红利→依靠制度红利
我国与1980s的日本表面类似,但实际上我国城市化进程受到制度性阻碍
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大,是我国经济资源更有效配置的潜在空间
若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能够顺利推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能持续提高,住房实际需求就能增长
经济增速↑,人民收入水平↑,房地产泡沫破灭可能性↓
三四线城市已出现了新城超标规划问题,大量住房库存需要消化,局部房地产泡沫存在
3 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为什么打破城乡间和地区间要素流动障碍的道路迟迟未能实现?
知识层面,社会各界没有充分认识生产要素流动的必要性
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坏处被高估
行为层面,各地区陷入“囚徒困境”,仍旧重视短期利益,有动机分割市场
比如想要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却排斥低技能劳动力成为市民
我国目前出现的问题
户籍制度加剧生产要素流动受阻
货币政策统一的负面效果出现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低利率),各地纷纷举债,财政收入<<债务存量,随着经济紧缩,地方政府偿债能力?
偿债危机可能先出现在大量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中西部
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兜底,会造成地方政府不计后果地借债(道德风险)
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要由全体人民承担
如何使债务对GDP的比率下降?
将债务增长纳入地方政府官员考核?
将债务融资纳入地方政府预算?
短期来看,如果立即遏制地方政府借债,政府无力用新债还旧债,偿债能力更低了
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名义的经济增长(价格)
如果没有足够快的实际经济增长,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价格,本质是对老百姓征税
地方借债手段和现状
国有企业-融资平台(城投公司)
银行贷款、企业债、信托...
中西部负债率更高,人均GDP和负债率呈现负相关关系
与债务增长速度和融资成本相比,招商引资效果不好
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若未来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则当前的投资汇报不高、地方债务偿还压力大
如何避免中国的“欧洲困境”?
区域间人均GDP的趋同
最优路径:国家内部自由移民
我国中西部最低工资标准抬升工资,使工资比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更快,但由于货币政策无法独立,不可能做到本币贬值
“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内不能实现”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关键词:集聚 效率 平衡 自由移民 要素流动
1 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及其解释
中国是否出现了人口过度向少数地区集聚的问题?
发达国家比我国集聚效应更强
工业、服务业高度发展需要人口集聚
不进行政府管制的话,人口会向少数地区一直集聚下去?
评价集聚,要权衡其带来的益处和坏处,重要的调节变量是生产要素价格
生产要素价格过高,集聚效应减缓(但不是消失)
人口的集聚会导致地区间差异越来越大?
目标是追求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和平衡,而非总量上的增长和平衡
所以,如何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
劳动力自由流动(区域间收入差距先扩大后收敛)
2 自由移民的意义
保障人们的权利
(现状)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协调人力
农业生产在土地资源限制下存在低效率特征
制度制约导致流动权利受阻
缩小区域差距
为了吸引劳动力,地区要弄好公共服务,让劳动力“用脚投票”
2009美国各州GDP份额和人口份额
作者认为的理想状态,地区间分工明确,人均GDP相当
为了平衡人均GDP,要考虑产业之间的差异
制造业和服务业有规模经济效应,人口集聚伴随更高的人均GDP
农业等产业受到难以增加的投入品的制约,提高人均收入必须减少人口
这也是分工的意义:让人口流动到合适的地方
美国也不是全然没有问题
城市层面的收入差距明显
但城市间的收入均等化不仅要考虑名义收入,还要考虑扣除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收入均等化,因此实际差异比名义差异要小
2010中国各省GDP份额和常住人口份额
我国的人口集聚落后于经济集聚
中国不是特殊的
欧盟的经验教训: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收敛是需要时间的
制度上,劳动力自由流动
实际上,各国存在巨大差异
短期里,相对收入较低的边缘国家的加入导致了欧盟内部发展差距拉大
实施统一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重要保障
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
3 空间的力量:3M和3D
在中国,地理与政治是一对矛盾,地方间的政治逻辑使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规模,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
城市的三大成本
3M
Time时间
Grime污染
Crime犯罪
应当用技术和管理改进来降低3M
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3D
Density密度
带来规模经济,城市是规模经济的集中体现
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
分享(sharing),分享固定投入,如基础设施、开发区建设(形成规模经济)
匹配(matching),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大城市专业化高、小城市专业化低,劳动力需求有差异(即专业化)
学习效应(learning),劳动力积累经验
“干中学”
人力资本外部性:向其他人学习
Distance距离
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贸易成本,拉近地区间距离
企业充分享受集聚地的分享、匹配和学习效应,宁愿承担运输费用也会把产品集中生产再卖到别的地方去
例子:广东和广西(产业集聚vs劳动力流出)
Division分割
分割体现政治
传统经济学: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假设
现代经济学:这两个假设可以被打破,边际收益递减用规模经济性打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由政治打破
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收敛很难实现
在世界范围内,高技术劳动力不断向发达国家(特别是其少数人口密集区)集聚,但低技术移民被阻挡,这就是政治(政策)决定的
发展中国家发挥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生产商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贸易致富
4 区域和城市发展的三个问题
从空间视角来看,为什么世界“不是平的”?
(城市发展)为什么东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通过发展城市来发展农村
城市让农民不断变为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
可以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创造就业
剩下的农民变成规模化经营农场主,收入提高
我国的城市化率能否提升,主要看城市部门能否持续提高生产率,并为农村进城的移民源源不断创造就业
(区域经济)为什么西伯利亚人烟稀少?
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收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
“动钱”:资本移向劳动
此处的“动钱”,应当包含了行政力量的操作,如土地配置在东中西部的分配份额差异
产业转移
财政转移
土地
比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产业转移”
但是,单纯依靠动钱的发展背离市场经济规律
我国具体情况可以参见P56-58
是否基于市场机制?
行政力量干预的产业园建设未必能够推动产业集聚
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不代表能抵消地理劣势,也不代表能顺利招商引资
钱用在什么样的产业上?
地方政府有非常严重的“产业升级”倾向,但不一定考虑当地是否有相应产业基础
我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
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比其他一些更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还低
“动人”:劳动移向资本
此处的“动人”,强调人口流动不是行政力量主导,而是市场自发的
地理是重要的,对国际贸易和市场接近度而言
(国家发展)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
政治经济学:国家之间的移民难以自由
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时,可用贸易自由化代替
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通过贸易进行资本积累,再逐渐升级产业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5 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政策
要素流动
土地
土地的使用权流动问题,作者主张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配置
平衡东中西部的建设用地指标,中西部空置宅基地可以复耕
劳动力
规模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
资本
资本流向短缺的地方
何为缺资本?谁的投资回报高,谁就缺资本。
在市场经济下,资本首先会按照最高回报原则来配置到不同地区和部门
政府配置资本则可以去做一些短期内看不到回报/没有直接回报的项目
中西部可以发展的产业
专业发展农业、旅游业和资源产业(核心投入品在物理意义上无法移动,有独特竞争优势)
服务于内需且有本地优势的产业
不同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差别很大,可以因地制宜
政策
城市层面
强调规模经济,要尽量减少3M的成本,最大化城市发展带来的收益。
地区层面
着眼于生活标准的均等化,而不是经济规模的均等化,不是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
国家层面
以国际贸易代替劳动力流动
由于发达国家只要高技能者不要低技能者,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就要对高级能者的流出设置障碍,或者对高级能者的回流提供额外支持。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1 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国家的统一
经济效率的提高
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
要破解不平衡三角,需要改变平衡的定义,将均匀分布平衡变为人均分布上的平衡
2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
在哪里城市化?要不要限制大城市发展?中西部农民要在家乡附近就地城市化吗?
我国的城市化政策表述上存在矛盾
一方面强调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发挥核心大城市和都市圈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土地政策方面,未来的建设用地指标要和劳动力的流入地一致;但劳动力流动方向就是大城市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体系的形成应当遵循什么法则?——“立法”
大城市的便利和代价都存在
“城市病”在一个国家内部成为生活质量平衡的机制(横向比较)
生产要素市场要能做对价格,比如利润和工资反映企业或劳动力在城市的生产率
市场机制下最重要的市场失败是“外部性”
“正外部性”
投入基础设施和人力
“负外部性”
技术进步和政府管理措施
目前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
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决定了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
进而,城市体系的分布决定了人口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分布
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由市场主导、兼具政府干预的城市体系,一定在统一、效率、平衡之间存在某种冲突
统一的国家要通过统一市场实现规模优势,一大特点是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而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方向是由市场的价格机制决定的
我国的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存在市场分割
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经济集聚和人口、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追求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
3 世界不是“平的”
世界上各个国家,人口和经济几乎都呈现出空间聚集的现象
4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我国过去的政策导向加剧了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冲突
沿海港口成为投资首选,体现市场效率原则
制度影响下的劳动力流动障碍,行政手段将资源往中西部配置
追求了错误的平衡,即规模的平衡(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
中央在中西部进行资源倾斜的工作
建设用地指标
如工业园、新城的建设
财政转移支付、企业补贴
劳动力呈现“总量过剩、局部有缺(东部)”
4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违背市场规律、追求经济资源的空间均匀分布,一定会带来效率恶化
特指违背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投资
不包括必要的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
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效率的不断提升
TFP:全要素增长率,是指在经济增长中不能由投入品数量增长解释的部分,被认为是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
TFP恶化意味着效率的下降
TFP标准差的增长则说明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
我国“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
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速度代表城市人口增长速度
城市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代表地的城市化速度
东部地区,房价快于工资上涨(建设用地指标限制);而劳动力短缺(中西部就业机会增加、房价劝退)使得工资上涨又偏离了劳动生产率
最终会危害东部地区的竞争力,相当于我们自己主动提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同时,中西部发展并不乐观
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东南亚迁移,高效率企业可承受沿海成本
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并未惠及中西部地区
国有企业、资源型企业和污染型企业多迁至中西部
地方政府愿意以环境换GDP,造成中西部污染,还会进一步影响东部
政府行政干预之下,中西部产业结构出现新一轮与东部趋同
产业同构现象加剧,违背地区分工的理论
总结,我国现在的资源配置反而加剧了效率恶化。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关键词:户籍制度 土地制度 劳动力短缺 产业政策 资本深化
*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乱象原因
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层层向下的GDP增长排位赛
短任期vs长目标?
“大干快上”的工作方式
背后是地方政府对上一级政府设定的激励作出反应的结果
1 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在公共投资和公共财政方面既要效率又要公平的方案
一是公共投资的效率原则
在欠发达地区直接投资建厂?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投资不会有效提升经济水平,还可能背上财务负担
二是人口的自由流动
欠发达地区大多远离大的人口集聚中心,从而远离市场机会
关键是帮助他们融入大的都市区和全球市场,发挥独特竞争优势
三是向没有享受公共投资好处的地方进行适度的财政转移
支持公共事业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事业
提升生活质量、人力资本积累
今天中国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涉及公共政策,但在这些讨论中,国民却缺乏对公共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的认识——公正性
何为公正性?“无知之幕”
美国的政治学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当中提出,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所有各方,都应该被放在同一个标杅之后 , 在那儿没有角色之分,也没有社会差异,即“无知之幕”
一个公正的公共政策,应当是直接受益者和受损者的位置调换时,这个政策仍然被认为是合理的
得益的人群应有的意识:如果你在当下的制度是得益者从而反对改革,那么也许哪一天当你成为政策讨论中的弱者,这个社会就无法保护你了
以这个眼光来看,今天很多政策也不合理
外来人口打工vs老人社保/儿童教育?
当前中国对很多公共政策的思考与大国地位不相称
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是,要保证国家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因他特殊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
我国政策应当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国民
2 何不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教育,提升人力资本
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调整
全国同步提升城市化水平,还是在生产效率高的地方更快推进城市化?
建设用地指标卡住了东部,中西部则缺企业
至少应该允许指标购买、跨区再配置
通过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转让给人口外流城市,让中西部更多保留耕地、东部沿海更多发展工业,中西部大量劳动力进一步向东部转移,并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城市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影响它的土地利用效率,距离越远效率越低
随着时间推移,地理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效率损失也会越来越明显
城市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远高于中西部
中国经济活动的集聚趋势远远领先于人口和城市土地的集聚
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市越来越小
但从城市人口总量来看城市间规模差距,其差距比经济规模差距水平低很多
人口没有同步聚集、充分流动
如何实现区域间平衡?
跨地区的财政转移
建设用地指标转移也是天然的财政转移机制
土地(使用权)换保障(户籍)是否是对农民的剥夺?
然而,土地(或其使用权)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资产而不能被交易,那它本质上就不是一种资产!
要反对的是借助政府行政力量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剥夺,而不是反对借助市场机制使得农民土地使用权得到符合其市场价爱之的补偿
农民在放弃土地时,应当满足自愿、有就业、有社会保障、土地(或建设用地指标)能够市场定价这几个基本前提,让农民避免被剥夺
对一些观点的反驳
根据古代教训,土地的大规模流转是否导致土地兼并、产生大量失地农民?
我国早已不是农业经济,创造就业的主体是城市经济,城市化水平更高的地方失业率更低
当前只有10%的农民愿意进城?
用既有政策下的结果来反对改革!在既有条件下都有10%农民愿意进城,如果政策调整呢?更不用说这10%的数据是动态可变的。
城市房价高,农民在城市没有长期生活下去的能力?
如果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了资产,是否可以让他们在城市有住房?
如果有了城市户籍,是否可以被廉租房制度覆盖?
现在中西部农村大量人去楼空的新房,正是由于人们认为由于户籍,他们最后还是要回农村,但如果户籍和土地制度变化,这些农村住房投资很多都是浪费
3 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劳动力短缺了吗?
现象:城市招工难,农村空心化,但2014年底城市化率只有54%;农村大量留守老人和女性
原因:城市的排外政策造成了大规模家庭分居,农村的老龄化和女性化不代表他们在城市没有就业空间
农村人口结构会随着城市化模式相应调整
应当操心的是未来城市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相应的土地面积而非人口数量,因此才会有城市化↑且粮食产量↑的现象
农村大量田地荒芜,是因为制度阻碍了这些土地的流转,或自然条件不好导致流转也无法经营下去。总之,不是城市化的问题
农业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大规模农场出现,人均收入提高,农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下降,给农业的补贴也可以相应减少
为什么我国粮食库存上升,但粮食进口也上升?我国政府通过保护价收购粮食,同时国内粮食价格高于进口价,当然出现大量进口
农村人口的结构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一个内生变量。
如果农村劳动力真的枯竭了,应当看到的是农村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出现
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技术和年龄要求提高,年轻的男性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会回流到农业中
也就是说,城市化的发展会动态调整农村人口结构,让农村人口的配置更加合理
我国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而非城市化过度
女性和年龄稍大的农村居民仍有向城市转移的空间
女性要在老家照顾孩子,而老人可以替代这一工作
中国城市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比重将不断增长,为未来进城的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且对体力劳动的要求远低于制造业和建筑业
未来农村居民举家迁移的趋势将越来越强,缓解家庭分居现象并输送劳动力
违反经济规律(城市化和人口集聚)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
一方面,上级领导要求减少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基层官员陪着企业偷偷到外地招工
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也在增长,只是增速放缓;基层上报的外来人口则在下降!
人口流出未必不好
现象:“空心村”增多,村里只剩老人,老人故去后这类村落消失
作者认为,这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社会有责任为未迁出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但不必要扭转人口流出趋势
对于“空心村”的政策建议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人口向少数地方集中才能够最终带来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让那些寻求更高收人和更好就业机会的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流动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对于不想流动的居民,保证其在农村拥有最基本的生活质量
对于非自愿留在农村的留守老人,要通过改革使他们能与在城市生根的家人团聚
4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殇
我国目前可能选了不好的一种升级
正常的经济成长路径:早期阶段,劳动便宜,劳动密集型产业;群众富裕后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向企业要求更高的工资;企业面对工资上涨趋势,使用资本-劳动比率更高的生产技术,生产更高端产品。
在整个国家层面,国家越来越富,在国际分工链条中逐渐往上爬升
劳动者技能提升→劳动成本上升→促使产业升级
非正常的产业升级: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利率低估)下的产业升级
通过压低资本价格来提升的产业升级经不起国际竞争考验
企业只对生产要素价格作出反应(理性主义)
如果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是被管制和压低的,建设用地供给是被严控的,结果是?
我国金融领域:银行存在管制性存贷利差-存款利率管制上限和贷款利率管制下限
通胀导致实际利率低估,支持了投资膨胀,其中的资源低效率利用被高利差带来的银行利润掩盖
我国土地领域:资源向中西部倾斜,开发区和相应的建设用地被作为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工具
二者导致地价、房价的上升特别明显,带来劳动力流动阻碍
特别要注意,工资的上涨趋势被认为是“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却忽略了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干预下生活成本的上升
最低工资标准推动了中西部的工资水平,但对东部无影响
劳动成本快速上升后,企业投资却受到补贴,并减免税收
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表面上似乎出现了产业升级,但实际上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没有得到提升,只是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
然而,如果生产成本上升但劳动力技能水平没有同步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被挤压得越来越小;
没有产品上的实际创新,产品需求一旦下滑,企业生存就出问题
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础上的
但我国产业升级的宏观背景是长期被抑制的利率,资本大量代替劳动,结果是国民收入中被资本占有的部分比率高且↑,劳动者收入占比↓,劳动者收入提升速度达不到GDP增速,也没有充分创造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产业升级的根本是需要人变得更能干,但我国的劳动力素质依旧堪忧
比如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问题
畸形的产业升级带来两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趋势
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品没有实质升级但生产方式资本密集化,企业新增的生产和投资创造的就业数量就越来越少
一部分企业升级了,对技术要求提升,但其要求的技能在农村无法获得
当前的中国也没有拿出足够的措施来投资于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反而为了背书由政策干预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发明了“倒逼机制”一词
“资本深化过度”的危险
我国的单位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就业弹性)低,且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少;且就业弹性还在下降
企业使用资本更多还是劳动更多,取决于相对价格
利率被抑制导致资本价格便宜,企业更愿意投资于相对多使用资本的行业
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能贡献更多企业所得税
当地有收税大户,税收就更有保障,因此地方政府偏爱大企业(资本密集度相对也更高)
地方官员的上级主要看两个指标:招商引资、财政税收
二产特别是工业可以带来快速经济增长
激励工业发展,特别是资本密集型
服务业收税困难,直接带动力弱
创造岗位多,但不受重视
地方政府侧重资本密集型企业、造成经济结构扭曲
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但吸纳不了太多就业
中饱私囊
创造税收和政绩、带来较多资本收益,但对老百姓没有多少好处(就业、劳动收入)
只要官员面临经济增长的竞争/财政压力增加,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过度投入就不会停止
追求GDP增长下的不合理政策
压低土地价格,加上税收和服务等各种优惠,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
直接在招商引资的时候设置规模准入标准
指定重点产业目录,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有限的招商引资对象
以邻为壑的经济增长
产业同构,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行政干预和保护本地企业
导致恶性竞争、市场分割
如何克服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低效率?
本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反对大干快上、贪图短期效果
地方政府激励机制需要转变
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区加大公共服务和有回报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要让欠发达地区过度依赖本地经济发展和税收
5 转变发展方式为何那么难?
困难1:政策可以抵消地理的作用吗?
我国城市体系是多层次的
三大经济中心:长三角(上海)、珠三角(香港)、环渤海湾地区(天津)
到三个主要出海口的距离反映了在国家层面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和国际市场互动的成本
在长期内,国际市场和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对城市经济增长更重要
区域层面,大城市是区域经济的中心
到这些大城市的距离可以度量区域性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互动的成本
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两个政策
投资推动
政府推动(政府干预)
短期内有利于城市增长,长期却不显著甚至负向影响
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地理都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特别是长期
教育投资变量在长期上可以缓解地理劣势
对城市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滞后效应
所以,不应盲目投资于产业,而应当投资在人身上
困难2:技术和教育的赛跑
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在美国,受到教育水平差异的影响,跑不赢技术进步、被技术替代的人只能去竞争不被技术替代、也不能外包到其他国家/地区的工作
可以说,教育差异造成了收入的两极分化
在我国也是一样:如果不铺平城市化道路、不加快农民进城速度,随着产业进一步升级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进城农民将只能从事机器无法代替的低技能工作
城市里将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
农村儿童在哪里受教育(教育资源投入在哪里)更有效?又在哪里获得教育回报更有效?
农村儿童随父母进城、加强教育投入
也必须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但农村真的可以提供符合城市需要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吗?
农村老师的待遇问题?
已成年劳动力中的年轻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
培训资源的空间分布:现实是东中西没有明显差异,但劳动力分布上东部远高于中西部,因此应当在劳动力流入地做培训
劳动力:对未来形成稳定预期,愿意接受培训 政府:被纳入本市的居民就应该投资技能培训 企业:劳动力定距,流动率下降,企业投资员工技能培训获得长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