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大国大城》(陆铭著)下篇-大国之解
《大国大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书籍,作者是经济学家陆铭教授。本书下篇针对上篇提出的大国困境提出解决对策,主要就城市化的可行性和如何克服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割和“城市病”进行讨论,具体章节包括:第五章-大城市不死;第六章-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第七章-城市化之辩;第八章-城市社会分割之困;第九章-向“城市病”宣战。
编辑于2024-04-13 22:30:17《大国大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书籍,作者是经济学家陆铭教授。本书下篇针对上篇提出的大国困境提出解决对策,主要就城市化的可行性和如何克服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割和“城市病”进行讨论,具体章节包括:第五章-大城市不死;第六章-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第七章-城市化之辩;第八章-城市社会分割之困;第九章-向“城市病”宣战。
《大国大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书籍,作者是经济学家陆铭教授。上篇围绕“大国难题”这一主题,比较了全球经验并解析本土现状。具体章节包括:第一章-中国经济的欧洲化;第二章-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第三章-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第四章-警惕“扭曲之手”。
《政策过程理论》(萨巴蒂尔编)第二部分:考察政策过程中理性所起作用的另类视角。本部分包含两个框架的介绍: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以及多源流分析框架-模糊性、时间与多元流分析,详细叙述了两个框架的理论起源、框架结构、核心因素和应用/未来发展,对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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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书籍,作者是经济学家陆铭教授。本书下篇针对上篇提出的大国困境提出解决对策,主要就城市化的可行性和如何克服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割和“城市病”进行讨论,具体章节包括:第五章-大城市不死;第六章-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第七章-城市化之辩;第八章-城市社会分割之困;第九章-向“城市病”宣战。
《大国大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书籍,作者是经济学家陆铭教授。上篇围绕“大国难题”这一主题,比较了全球经验并解析本土现状。具体章节包括:第一章-中国经济的欧洲化;第二章-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第三章-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第四章-警惕“扭曲之手”。
《政策过程理论》(萨巴蒂尔编)第二部分:考察政策过程中理性所起作用的另类视角。本部分包含两个框架的介绍: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以及多源流分析框架-模糊性、时间与多元流分析,详细叙述了两个框架的理论起源、框架结构、核心因素和应用/未来发展,对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大国大城》陆铭著
下篇 大城之解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关键词:规模经济 人口密度 工资 包容性就业 技能互补
当代城市经济学视角:青年人倾向留在大城市的原因
城市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途径,而这在个人层面最终将体现为生产率和个人收入的提高
现代经济发展中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大规模的城市才能提供特别专业化的岗位
1 大城市的生机
人们选择居住在城市的理由
职业-是否有就业机会、就业岗位中知识作用的提升
天性-喜欢多样性,多元文化和多样服务
大城市的各类消费群体数量多、专业化程度提升,人们也在专业化生产中积累经验,提升专业化程度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
线上的交流不能完全取代线下的交流
2 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优先发展大城市促进经济聚集?优先发展中小城镇使大量农民快速非农化?
两者发展并不是互相排斥
我国目前的城市体系调整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发展,限制特大城市发展
人口规模限制
用教育水平卡劳动力
户籍制度方面
如果城市不要低技能者,他们如何城市化?
大城市的特性
一些基本特征
更高的人口密度
人均GDP更高
大型工业企业更多
基础教育的学校规模更大
公路更多
工业排污更少
人力资本外部性
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升,不仅自己的收入会提升,还能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相互学习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产生,于是其他人的收入也会提高
低技能者获益大于高技能者
低技能者和高技能者具有互补性
劳动力流入不必然增加失业
城市扩张、规模经济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对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影响更大
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影响存在差异
可能与户籍制度有关
高技能者竞争留在大城市的机会(福利、保障、户籍),如大学生集聚带来了对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时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却受到制度制约,供不应求,低技能者更容易找到工作
大城市不会被挤爆(笑飞
早在一个城市满负荷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高生活成本也会成为阻碍移民进入的市场机制
扣除生活成本后,大城市实际收入依旧更高
人口密度高了,专业化程度高,知识传播快,学习效应也强
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越发强劲
此类工作难以被机器替代
政府不应该认为城市不需要更多劳动力
目前我国城市服务业滞后
最近十多年,持续的低利率(名义贷款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后的实际利率)政策降低了资本使用成本,鼓励了投资
使用资本更多的工业部门增长迅速,排挤了使用资本较少的服务业的增长
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持续走低,制约了老百姓收入增长和服务消费
3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城市的密度问题:高密度和低密度孰优孰劣?
从服务业角度看,高密度有利于服务业供给提升
消费型服务业(跟着人和钱走)
人口密集的地方发展消费型服务业的固定投入更容易被分摊,生意更好做
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城市,富人越多,对消费型服务的需求越强
4 “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服务业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消费型)服务业
生产型服务业:金融、贸易、咨询等
“以业控人”:指所谓淘汰落后产能,清理低端产业
为何“以业控人”是错误的
已经进入城市的人是因为城市对他们有需求,他们的失业率也低于本地居民
一个城市的活力源于它的低端服务业,并非产业升级了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
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为何互补
劳动分工
如白领和清洁工
人力资本外部性
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知识外溢(如语言技能)
消费的外部性
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带来的许多生活服务需求是低技能劳动力满足的(如家政)
5 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我国大城市的制造业和体力型服务业相对于小城市而言,大学毕业生比重更高
一种看法,大城市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实现升级
另一种看法,低效率表现
城市给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本地户籍优先权,户籍与福利挂钩
高级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供给过多
出现工作难、低层次就业
对低技能劳动者数量限制,减少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供给
造成服务价格上涨,需求下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高技能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下降
城市都喜欢高技能者,采取措施吸引人才
但同一个国家内部城市之间不应该照搬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
若在吸引高技能者的同时限制低技能者,不仅妨碍自由迁徙和居住权,也会出现低技能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反常现象
政策应该怎么做?
大城市扩张中的各种问题是人们获取更好工作机会和生活品质所付出的代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接“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这个次序先后是有含义的
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
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最多只能在短期内作为应急措施,因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增长在技术上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的
这类措施只能适度缓解人口增长但不可能让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
更不应该通过加重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
从长期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趋势,不断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
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背景下,恰恰是这样有利于缓解城市病的投资,才是拉动增长的有回报的投资
一个需要吸取教训的例子:印度
城市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农村没有分享到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关键词:大城市 国家规模 首位城市 巨型城市
1 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
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工资越高
员工创造的价值>企业付的工资
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城市的工资水平就越高
在到大港口500公里的范围之内,离港口越远,工资越低
地理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2 国家规模与首位城市:国际视角
科学预测城市人口
齐夫法则
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以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人口的N倍
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是怎样决定的?
若人口自由流动,这个城市的人口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怎么布局
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的过程慢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
人口集聚的成本会被人们考虑进理性决策
让这两者的相关性减弱的因素
国家以农业为主,农业比重越高,人口分布就越分散
反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会促进集聚
3 巨型城市的人口:东京道路
类似前提:人地关系紧张、文化相近、我国必然产生世界级的城市和都市圈
包括东京在内,全球所有国际大都市的人口都在增长
但很多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人口增长来源于国际移民
日本则对国际移民管制较强,东京人口增长主要由国内移民驱动
“逆城市化”:人口搬离城市中心
这不是最终趋势,早期人们希望改善住房条件而离开市中心,但之后又会出现回到市中心的趋势
搬离时期:国际油价比较便宜、现代服务业还未蓬勃发展的时期
返回时期:现代服务业发展,人们需要以知识、信息、技术为工作投入品
4 中国的巨型城市:以上海为例
经济增长速度正向影响外来人口增速
人口密度:应当比较到城市中心相同距离位置的人口密度,上海密度和东京、纽约、香港差不多
等我国城市化进程结束时,上海的人口若由全国总人口就也定,大约为4100w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1 城市化模式:事实胜于雄辩
经济聚集程度和城市规模是“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权衡的结果
我国的城市集聚度是否太高?
城市间人口规模差距远低于国际水平
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
外来劳动力为城市创造价值,却因“没有交税/没有直接为本地财政创收”等理由被认为是侵占本地公共服务资源
发达地区应当承担人口未能充分流动带来的责任,因为这些地区正是享受了统一国家、统一货币区和统一市场的好处,获得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负责的方式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
通过帮欠发达地区还债
人口规模:城市的承载力还是生命力?
城市人口规模的“规划”往往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
判断人口密度是否“超载”的标准
空间基尼系数(衡量城市间的人口规模差距)
到底什么是“承载力”?
自然极限,如大气、土地
但在达到自然极限前,市场的价格机制会发挥作用
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供需因素都处于变化中
技术和管理发展
交通和环境治理
产业结构转型(从占用大量土地、水资源的一产转向二三产)
公共服务总量(可以随着经济总量增长而增长)
制约人口增长的因素可以调整,则城市人口承载力就可以继续增长
从其他国家的国际大都市来看,最终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速度会随着规模经济效应逐渐释放而放缓,但人口持续增长趋势保持不变
2 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谁为大城市养老?
人口老龄化趋势
部分高收入的大城市人口外流
如何扭转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局面?
全国性政策
推迟退休年龄
降低支付水平
特别是对于人口流出地,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养老体系一体化,在全国水平上寻求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地区性政策
提高劳动生产率
城市扩容以扩大养老金来源
在未全国统筹养老体系的情况下,将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算入,我国许多人口流入地反而是人口年龄结构较好的,反而是人口流出地养老金入不敷出问题严重
农民工市民化的钱从哪儿来?
实施市民化政策成本被高估的原因
忽略了公共服务有规模经济效应
市民化边际成本不是把城市公共服务总量除以户籍人口得到均值
当一个城市新增一个人口的时候,这个人口占用的公共资源要远远低于既有人口所需的资金平均数量
进行了大量重复计算,造成核算成本虚高
市民化过程是将农民工享有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转化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新增成本是城乡人均公共服务差额
现有算法仅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增加项,而忽略了其放弃的农村服务的减少项,夸大了成本
不应以总支出额来计算其成本,而应以年度新增支出流量计算
只有核算每个财政年度的新增财政成本才对政府决策有价值
不应将个人承担部分计算在成本中,应严格区分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
比如农民工的所有社会保障成本被计算为市民化成本,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个人承担的,如五险一金
应当核算其净成本,考虑市民化带来的经济收益
农民工会为城市带来潜在收益
提高城市消费水平
消除城市隔阂、降低社会治安成本
人力资本积累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繁荣城市活力
政府的资金来源?
外来人口市民化所需要的资金,很多是外来人口本人出的,如社会保障的钱
很多需要的资金,未来会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承担
地方政府的支出问题
地方政府没有将足够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建设廉租房
搞基建有钱,搞公共服务就“没钱”,基建过剩
解决资金问题还是要靠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空间
3 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城市面积扩张不利于保护耕地吗?
2001-2006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是因为生态退耕还林(而不是城市化!)
宅基地复耕即使土地肥力短期难以恢复,也有助于农田连片实现规模经营,提升总体劳动生产率
如果农民进城的同时将宅基地复耕,农业用地总量反而增加
农民失地的前提如果是在城市能够扎根,那么失地就不会引发社会动荡
东部和大城市已经没地了吗?
提高人口密度即可容纳更多人口,一个城市很多地方的人口密度也是很低的
农业占比取决于市场供求,政府只做市场做不了的事
4 拥挤的绿色城市
高密度城市不只是带来了污染
人口住的更密集有利于环保?人口住的更分散有利于环保?
环保的出路应当是提高人口密度
与生活设施、工作场所距离近,利用便捷的公交系统,减少开车
何为宜居城市
宜居指数不一定与人口密度负相关,也不一定和经济发展负相关
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宜居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指标
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环境友好和可持续性
国内安全和稳定
生活质量和多样性
好的治理和有效的领导
改善环境最终还是要靠产业结构调整,当制造业被转出,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转变,城市环境就会改善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关键词:户籍制度 身份 消费 收入差距 社会融合
1 农民工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自己
农民工的“5D”:肮脏(dirty)、辛苦(demanding)、危险(dangerous)、低下的(degrading)、困难(difficult)
健康损耗效应被遮掩:由于身体健康出问题时农民工会返乡,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往往都是更为健康的那些人,实际上损耗依旧存在,且负担转向农村
劳动保护不健全,如合同签订率低
异地就医报销难,如新农合
2 歧视的原则
针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为例,讨论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效率和公平原则
理性:公共服务歧视的合理与不合理
十二五规划:暂时不具备城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改善公共服务,加强权益保护
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与高中教育相衔接
任何理由都不能支持地方政府通过教育权利歧视来控制人口,就算成功也只能增加城市失学儿童或增加留守儿童
在转型期,公共服务享受权与户籍挂钩,公共服务供给不可能快速增长
形成对部分人的公共服务歧视
劳动力迁移主要基于的两种因素
纯粹的经济动机(即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主要是为了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其他自然禀赋(比如环境和气候)
何为人口整治?
群租整治
小餐饮店、理发美容店、旅馆、公共浴室、歌舞厅等小行业整治
田间窝棚整治
非法废品回收站整治
无证无序设摊政治
规范化、还是关闭?
失去的服务供给带来服务获取成本的提升,由城市居民和企业买单
遇到人口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其供给的矛盾的时候
一方面要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来缓解矛盾,而不应该通过限制人口的流入来回避问题
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减少户籍和公共服务之间的挂钩程度
效率:不要违背经济规律
严控特大城市人口≠特大城市人口要减少
市场首先要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然后才是严控特大城市人口
城市多数时候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产业
给定城市的用地规划和住房供给,不同的劳动力和产业产生“竞租”行为
供求决定价格的机制是塑造城市产业结构的最优机制
公平:对事不对人的城市管理
价格机制不完美但公平,“对事不对人”
城市管理政策只能针对行为,不能针对人
公正的市场经济有利于效率
中国面临的两方面效率损失
全局的效率
每个人都想自己,每个地方都想维护本地的利益,结果却损失了中国作为大国本应有的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
长期的效率
百姓往往短视,政府官员的***也短,更加强了政策的短期化
3 户籍制约消费
中国城市化推进了生产却未能同步推进消费
户籍制度如何制约消费
据估算,户籍制度抑制了我国GDP增长部分的五分之一
增加劳动力流动成本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得不到充分释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收益比较低
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流动人口的储蓄预期增强、消费动机减弱
无法安居乐业的预期会制约消费品的消费
外来人口汇款回家越多,他们所在城市中从事消费性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工资越低
农民工数量还在增长中,消费损失也在增长(目前还是吗?)
4 为什么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发展等于城市化和工业化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只是把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放到城市内部,形成了所谓城市新二元社会
城市化水平低与城乡分割和城市内部二元分割有关
外来人口大量从事消费性服务业,限制外来人口,实际上限制了本地的服务业劳动供给,结果就是服务业价格更高,最后的成本还是消费者承担
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出现聚居县乡,和本地人口居住区分割
这种现象容易使外来居民下一代成长环境和教育条件更差,造成贫困代际遗传和身份裂痕
户籍身份造成收入差距
影响居民的“快乐感”
只有城镇户籍、一直生活在城镇的居民才存在户籍优越感
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5 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中国大城市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其扩大速度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全国总体收入差距
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因此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市发展带来风险不小
在美国,高技能劳动者当中的收入分化更为严重,大城市收入差距高于中小城市且扩大速度更快
城市规模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也存在
我国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吸收大量外来人口,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收入差距更大
比起直接干预收入,用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缩小居民实际福利差距更为长效
应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为对象
6 文化的融合日益重要
移民带来多样性,如果移民融合不好,多样性容易转化为冲突
方言造成人口隔阂和回报差异
地域文化应当珍惜但不应当固守
所以如何化解方言带来的差距?未提及
其他的文化融合问题呢?没有过多阐述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关键词:城市病 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 贫民窟 治理
1 应对城市病的国际经验
经济聚集
收益
劳动生产率提高
更高的收入
更多的就业机会
成本
大城市更高的生产要素价格
产品运往其他地区的运输成本
人口密度增加的好处
住的离工作和生活设施更近
更有效地利用公共交通
利于减少交通压力和汽车尾气的排放
公共设施利用率提高
交通
美国
大量人口流入特大城市不会造成交通状况明显恶化
美国城市在人口搬迁到郊区同时,就业也有分散化过程,工作岗位和人口居住一起流出,通勤距离没有变长
公共交通便利,市民选择公交,则有助于缓解拥堵
规模经济有助于建设交通设施
提升市中心停车费、设拥堵费等,减少市民驾车需求
中国
城市扩张的同时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职住分离,加剧拥堵
和人口增长不是一回事
大量人口搬迁,有改善居住的需要,也有市中心的城市规划挤出住宅空间的原因
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留在市中心,通勤距离被拉长
污染
降低人口密度不代表减少污染,甚至可能因此增加通勤距离而提升污染
反例:巴西-巴西利亚
有计划地增加人口密度并不会提升污染水平,反而会增加人们乘坐公交的需求
犯罪
大城市因为人口密度高而容易犯罪,但防治犯罪同样有规模经济
用政策缩小不平等
加强打击力度
社会融合,聚居区渗透
单纯控制人口不会有显著效果
2 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
本质是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加以改善的问题
交通问题
公共服务问题
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的人口增长而不是实际人口增长来设计的
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
市民被挤出到郊区
廉租房、群租房在郊区
打击群租的成本由服务业消费者承担
建筑和道路规划不佳
治理“城市病”的措施
尊重需求,增加供给
调整产业结构,鼓励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技术更新和管理创新,这包括了新能源采用,以及监管、税收手段的使用
职住平衡,将一部分就业疏散到郊区——不是所有服务业都需要集中在市中心
进行财政改革
具体怎么做?谈的很少
3 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基础设施的集约利用有利于降低污染物排放
产业结构变化,服务业比重增加,制造业向大城市周围集中有利于单位GDP减排
行政手段的更新,如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制度
4 贫民窟是“非典型城市病”
贫民窟不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印度研究:贫民窟出现本质上是住房需求远超住房供给
贫民窟可以避免,而低收入者聚居区难以避免
应当着眼于促进低收入者就业,提供适度均等的公共服务,避免其因公共服务不足陷入绝对贫困化
5 城市管控:对人,还是对行为
人口进入大城市产生负外部性,主要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而非人口数量
消费行为可能带来人们未考虑到的负外部性
对于造成负外部性的行为,可以限制,但不能限制人本身
如买车可以征税,但不能限制一部分人买车
单纯和人口数量有关的负外部性存在吗?很多时候不存在,许多问题只是看起来和人口数量有关
结语:为了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为什么会受损
农业时代,经济关键生产要素是土地,因此人口随土地分散分布
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支撑大规模而专业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生产
经济发展对空间集聚的要求越来越高
国际贸易使大港口和周边地区有贸易成本优势;服务业需要面对面交流,使得城市的服务提供和知识分享更加重要
地方政府却追求本地经济规模和税收规模最大化
对地区间规模意义上均衡发展的过度追求,使得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困难重重,经济结构扭曲严重
金融市场:利率曾经长期被严重低估,经济高速增长但利率未同步上调,低利率鼓励投资使得工业/重工业占比过高,经济发展推动就业增长和城市人口增长能力不足
生产结构:资本密集化(工业使用资本多),抑制了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提高,进而抑制消费的提升
低利率还刺激房贷、助推放价,也抑制了居民消费;低估的利率实际上形成了对能够大量获得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补贴,由此造成低效率
土地市场的行政性配置导致大量低效率和社会矛盾
当前中国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严重扭曲的生产要素配置使城乡和区域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难以实现
对国家竞争力特别重要的两个因素
技术创新能力
必须依赖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市场规模
可以分摊创新的固定投入,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使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
改革思路
以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为切入点,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城乡、区域间再配置,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双赢
谨防中国的欧洲化
如果忽视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流动受阻的局面就难以改变,行政力量配置生产要素的方向就与全球化、市场化方向相悖
沿海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对高生产率企业出现筛选机制
欠发达地区人口无法移出,人均资源占有量难以增长,规模经营难以实现,劳动生产率受限
在劳动力生产率差距明显的情况下,统一货币政策的结果将使中国面临类似欧洲的难题
宏观经济环境趋松,投资纷纷上马;宏观经济环境紧缩,努力拉动投资
经济紧缩时,投资回报下降,政府偿债压力增大,首先出问题是在边缘地区
无法通过独立货币贬值行动来拉动出口
如果降工资以提高竞争力,则又要接受更大的地区间收入差距
国内为了平衡收入差距,中西部最低工资上涨快于东部,汇率和劳动工资都无法适应当地劳动生产率;导致省份大量借债,但投入-产出效率更低,负债-GDP比率更高
放大地方政府投资过度风险的因素
投资多少本是长期决策,但地方政府有明显的行为短期化倾向
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资平台是企业性质的,对其融资规模难以找到有效的监管指标,对其他融资渠道也难以监管
银行本应主动评估自身放贷风险,但在中国体制下,地方政府融资常常被认为是有政府信用作为保障的,“刚性兑付”,风险容易被低估
统一财政政策下,欠发达地区出现债务危机时,简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补贴依旧不能减少之前的过度投资所造成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会改变促使地方政府大规模借债的机制
中央政府事后的救助反而使地方政府出现“道德风险”,在以后的借债中更加无所顾忌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市场改革
我国面临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权衡
我国改革必须凝聚共识,在尊重个体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强调公共利益
在改革战略上,必须突破改革是“分蛋糕”的零和博弈思维定式,要看到改革本身是一个“做大蛋糕”的正和博弈
要素市场改革“正和博弈”的可能性本质上来源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空间
充分认识利率改革对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意义
只有引入更多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让利率恢复到市场供求决定的水平,才能起到淘汰低效率部门的作用,并迫使银行机构摆脱对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高利差的依赖,改变存款者补贴贷款者的局面
充分认识地理因素对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让建设用地指标更多配置到高生产率地区
人口流动方向、土地资源配置方向一致
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分割和公共服务不均等
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和要素充分流动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增进社会和谐,将进一步减少经济和资源的无谓消耗
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
服务业发展
利率不受抑制,扭转投资过度现状
提升国民收入比重,缩小收入差距
服务业和轻工业比重提高,减少单位GDP的污染排放
改革应凝聚共识
现代经济学最为重要的两条原理
在时间维度上,如果离开了利率调节机制,在被抑制的低利率引导下,资本积累将过多,经济增长将偏离最优路径
忽略了“时间”的作用
使得政府长期管制利率一味考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投资的边际回报势必下降,于是短期内的高投资可能意味着未来的产能过剩和增长的下滑,使经济偏离最优的增长路径
在空间维度上,地理自然条件对于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忽略了“空间”的作用
过度依赖行政力量引导资源向地理劣势地区配置,导致低效率和经济的竞争力恶化
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推力?)
投资过度导致的经济风险,地方债务累积,欠发达地区的大量投资回报率低下
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得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
“顶层设计有效的前提”
方向正确
立足于公共利益
方式正确
针对政府官员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和制衡机制
所以可以衔接到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