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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编辑于2024-10-27 23:22:59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汉族,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1891年12月17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景星学社社员,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 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 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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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汉族,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1891年12月17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景星学社社员,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 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 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蔡元培
人物简介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 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代表作品: 《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 主要成就: 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 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反对杀人。 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人物生平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 1879年,光绪五年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 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1898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即为首任校长。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杭州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 1912年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2年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1920年年底,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与当地外侨发生冲突。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揭开“4.12”大屠杀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之后一段时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逝世后,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
主要成就
学术理论
蔡元培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族学研究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和美学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在民族学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称,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写一本《比较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学终老”。 蔡元培赴京殿试时,在有关西藏的策论题中,他详述西藏“地域广袤,山川道里”。 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说:”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风俗,以致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可稽。“ 1908年至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民族学。 1924年8月出席国际民族学会第21次大会。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 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后发表了《说民族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 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时,蔡元培希望成立一个民族学研究所,但因人力物力有限,这个希望未能实现。 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民族学组,亲任组长兼研究员。在民族学组里开展了下列研究。 教育独立思想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如1920年前后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仅占1.2%左右。仅此有限的预算内经费还常被侵占挪用,也不能如数到位,导致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程度。 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 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表现为: ①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 ②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③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这一设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 大学性质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五育并举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中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公民道德教育 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美育教育 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
改革措施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改革封建教育 北京大学改革宗旨:改变学生的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创办学校 蔡元培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 1928年,他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美术学院,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实施本科等的最高美术教育机构,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承认学历的中国美术类大学,以弘扬民族文化,融合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办学宗旨。
人物成就
蔡元培对近代与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一、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要作品
人物著作
主要作品
1919年 哲学要领(科培尔讲)商务印书馆 1919年 伦理学原理(蔡元培编译)商务印书馆 1921年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商务印书馆 1924年 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编)商务印书馆 1926年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商务印书馆 1927年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商务印书馆 1928年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商务印书馆 1931年 现代教育思潮(吴敬恒主编/蔡元培主编/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 1934年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编纂)商务印书馆 1937年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年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商务印书馆 1945年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著)良友图书公司 1959年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中华书局
书法作品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早年先后中秀才,后又相继中举人、进士,文章和书法都受到过极其规范的训练和约束。有专家认为,他的书法一扫清代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而以线条粗细自然变化,用笔提按顿挫徐疾有致来体现书法的节奏感。擅长楷书和行书,市场上见到的绝大多数为行书,书作上字结体往往左低右高,呈斜势,自出机杼、独具个性。 随着时间对蔡元培历史地位和书法价值认识的提高,蔡元培的书作在海内外市场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为蔡元培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导师,现代中国文化名人一面旗帜,他的书作除了艺术价值外,还有很高的历史和文献、文物价值。
个人生活
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是完全 蔡元培和王昭 蔡元培和王昭 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国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这时周峻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 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即离周峻50岁生日差两天时,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人物轶事
谈近代教育, 不能不谈蔡元培
这个人名气很大,就连毛泽东当年也就在他手下当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领月薪8块大洋。 1936年9月22日,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在延安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说到: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 这个人名气又没那么大,现在提到这个名字,能够点头说了解的,已经不多了。 他就是蔡元培。 教育,乃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谈近代教育,不谈蔡元培,就如同谈古代教育不谈孔子;谈近代教育,不谈蔡元培,就如同谈近代革命不谈孙中山。 是他在民国那个纷乱动荡的年月里,以一人之力扭转乾坤,为中国近代教育拨云见月。高屋建瓴引导同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完成了教育从古向今的转变。可以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北大,没有新文化运动,更没有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和制度。 1916年6月6日,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似乎精心挑选了这个六六大顺的好日子。 在全国上下一致声讨中,走完了他众叛亲离的一生。 随后,黎元洪走马上任成了大总统,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发电报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封建时期历代太学的正统继承者,学生多为京官,对他们而言,上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是著名的“官僚养成所”。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已经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一个个都是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可纵算使出十八般武艺,最后还是灰头土脸被赶出校门。因此,要不要出任北大校长一职,蔡元培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决定回国后先去上海听听老哥们儿孙中山的意见。 1917年1月4日,听取了孙中山的意见后,蔡元培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出任北大校长。 校工们分立北大门口两侧向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则脱下礼帽,回敬深深一躬。校工们愣住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事。 第一次见面,这位年近半百新上任的老留学生校长,就给校工留下了平易近人的深刻印象。
现代北大的 缔造者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雪纷飞,天地苍茫,蔡元培如一尊雕塑般站在飞雪中,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一开口,就对大学的性质做了精准定位,“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就这样一语惊人的打破了京官们的美梦。 从那一刻起,“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成了北大的发展方向。 与会师生在漫天飞雪中倍受震慑,直觉告诉他们,一个新北大,就要在演讲台上这个清瘦的蔡元培手里诞生了。
蔡元培与陈独秀
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北京大学校长的委任状,蔡元培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 胡同里有家旅馆,住着一个安徽人。这个人不怎么爱守规矩,早晨蒙头大睡,午后不见踪影,夜间则出没戏院。 但他是一个大才子,姓陈,名独秀。 找到陈独秀,蔡元培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却不愿:“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 陈独秀仍不愿:“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 半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 蔡元培竟然胆大包天: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陈独秀这才得以“妥妥地”进了北大。 如此“造假”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蔡元培与梁漱溟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惊呆了:“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面对邀请,梁漱溟哪里敢答应。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梁漱溟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师。” 如此用人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蔡元培与张竞生
“性是学问,是一门艺术,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它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这名话出自被称为中国性学启蒙第一人的性学博士张竞生编撰的《性史》。 按今日之开放度,张竞生《性史》部分观点,亦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更不要说当时之民国。故张竞生被称中国三大文妖之一,"卖春博士",所编著的《性史》,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鲁迅感叹,他的主张要想实现,大约要五百年。所以人人避而远之。没想到蔡元培竟邀之,让其到北大教授哲学。于是,有人跑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树兰让蔡元培抄录20遍旧学堂之规矩。蔡元培拂袖而去:“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不如待在翰林院好了。” 如此求贤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不拘一格揽人才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是蔡元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才为大学之根本,兴化致治,必俟得人。”这正是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人才之原因。 正因不拘一格揽人才,北大师生力量才得以大幅提升。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 陈垣、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 李四光、丁燮林、翁文灏、朱家骅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 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 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实现了蔡元培所冀望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顾颉刚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胡适、钱玄同等极力提倡白话文学 而刘师培、黄侃等又极端维护文言文学 蔡元培就让他们各持己见,并存于北大 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 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无论是信奉三民主义还是信奉共产主义 无论是向往无政府主义还是憧憬君主立宪 蔡元培都毫不干涉 可以说中国当时有多少学派 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 当时中国有多少党派 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并坐讨论 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同席笑谈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景 跨越2000多年时空,出现在北大校园
容纳异己,学术自由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提出“书中之事,在吊亡明,揭清之失”的看法。 擅于考证的胡适认为他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准备寻找《四松堂集》来推翻他的观点,但是找来找去总是找不到那本书。这时,蔡元培托人帮他找到此书并送上门来,正是根据此书,胡适证明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在别人看来,蔡元培此举无异是自取其辱。但是此等雅量,天下能有几人? 陈独秀称赞说:“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惯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世所罕见”
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 蔡元培除了请名师,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旁听生反而比正式在校生还要多,有时旁听生来早抢了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华罗庚、沈从文、茅盾、瞿秋白、丁玲等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而最有名的旁听生,后来建立了新中国,他叫毛泽东。 “他经常跑来听陈独秀、胡适等教授讲课。”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就是在这样的办学思想中,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 不到一年时间,北大摇身一变,从暮气沉沉的“官僚养成所”,变成了”为学问而学问”蔚然成风的现代大学。 从太学到大学的变化,不只是少了一个点
北大历史上最早 的三位女生
1920年,蔡元培更是石破天惊——让北大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帷幕。 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答:“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如此揽才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喜欢辞职的 蔡元培
蔡元培喜欢辞职。 不管是多么重要的岗位,党和政府对他有多重视,但只要他不爽了,他就扔乌纱帽。 当然,他的不爽一般不是闹自己的名誉地位和财富,而是为了他的情怀。 为这两个字,他有时表现出堂吉诃德的精神,敢于向比他强大得多的势力叫板。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 后因张勋复辟闹剧很快落幕旋复任校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部分学生被捕,蔡元培每日奔波救助被捕学生。 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 8日蔡元培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当晚离京。 后经校内外多方持续数月的敦请才放弃辞职。 同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 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1月12日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才又复职。 1922年10月,北大一些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并肆意喧闹,甚至围攻蔡元培,他愤请辞职。北大学生紧急开会决定驱逐个别闹事学生,一致议决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后胡适等多次调停挽留,蔡元培念及闹事学生只是个别,继而复职。 1923年1月17日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 当日离京。7月赴欧考察教育。 简单一算,这就有了十次以上的辞职,辞去的还都是显赫一时的差事。 其实,蔡元培的辞职信还写过许多,甚至有两年每个月都有,像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等等。 1929年8月8日,百忙之中的蒋介石甚至亲自到蔡元培上海家中,敦请留职监察院院长,蔡元培仍坚辞不就。 有人统计,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而看看蔡元培的那么多次辞职,除了少数几次是因为个人意志没有得到尊重。 如第一次辞去上虞县志总编纂之职,那时他还年轻,血气方刚,其他的,大都是为了国家的命运,为了学生的利益和学生的未来,更主要的,是为了自己的情怀。 特立独行这四个字,从这一次次辞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 “征婚启事”
1900年,蔡元培的发妻王昭病逝。 其时,蔡先生刚到三十三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又颇具名望,所以到蔡家作媒的人络绎不绝。 然而蔡元培对这种旧式的提亲根本不屑一顾,于是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 他为自己的婚姻提出了五个条件: 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 第二是识字的; 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 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 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天足、改嫁、离婚”,这些在当时骇世惊俗的字眼竟出自翰林之手。 消息传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离经叛道、混淆纲常,昔日的媒人们一个个退避三舍。 蔡元培的这份“征婚启事”可谓石破天惊,惊世骇俗。 1901年11月22日(一说1902年元旦),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宾朋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演说内容为评论男女平等的见解: 有的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有的认为就学行而言难以平等,并举例: “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 于是,蔡元培折衷两端,说道: “就学行言,固然有高下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 大家鼓掌赞同,最后尽兴而散。蔡黄婚礼,开一代新风,使人耳目一新。 黄仲玉出身官宦世家,贤良贞烈; 青年伉俪和谐,却举家飘零; 而在丈夫最辉煌的岁月里她又身染重病,撒手人寰。 如此佳人却最终不能颐养天年,也难怪蔡元培会悲痛万分。 一篇祭文,字字含泪,句句含情: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
就任北大校 长的演讲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本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报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流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为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距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原标题:《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摘自《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历史评价
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 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其72年的人生历程,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蒋介石在日记中评价他:“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 黄炎培:“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中共中央在唁电中誉其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赞其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 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 周恩来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光辉伟大的功绩。
后世纪念
大学虽已遍天下, 世间再无蔡元培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之昏厥。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出殡之,很多香港市民闻声出来看热闹,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许人。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此后,蔡元培之名在中国渐渐消隐,如同他隐没在杂草丛生中的墓穴。 1977 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他四问路人,没想到竟然无人知晓,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因多年没人看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这个健忘的世界,总还有些人不曾忘记他。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正好目睹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整个过程。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绍兴城区笔飞弄有蔡元培故居,今建为纪念馆,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新建“元培小学”“元培中学”以示纪念。 1988年1月11日我国发行了《J145 蔡元培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北京大学校园内有蔡元培纪念碑。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