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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读书笔记,《曾国藩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记佳作,它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曾国藩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宝贵机会,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人生启示。
编辑于2024-11-03 19:13:53时间管理-读书笔记,通过学习和应用这些方法,读者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时间,重新掌控时间和工作量,实现更高效的工作和生活。
本书是法兰教授的最新作品之一,主要阐明了设计史的来源、设计史现在的状况以及设计史的未来发展可能等三个基本问题。通过对设计史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讨论,本书旨在促进读者对什么是设计史以及如何写作一部好的设计史等问题的深入认识与反思。
《计算机组成原理》涵盖了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数据的表示与运算、存储系统、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CPU)、输入输出(I/O)系统以及外部设备等关键内容。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深入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之间的连接方式,掌握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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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曾国藩传
第四卷 曾国藩的最后岁月
第十七章 大清王朝最后的领航者
曾国藩的身体素质
和普通人比起来,曾国藩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
常言三十而立,三十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最盛之时。然而曾国藩从三十一岁起,就经常感到耳鸣疲劳,而且非常严重。
道光二十二年(1842)起,曾国藩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定了“学做圣人”之志。他按照倭仁的建议,每天严厉监督自己,以静坐之法来修身,结果因为搞得自己精神太紧张,不久就得了失眠症
三十二岁写信给弟弟
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
也就是三十三岁起,曾国藩又发现自己患上了眼病
三十五岁起(道光二十五年六月起),他又得了皮肤病。身上大面积长癣,“其色白”,遍布全身,“大者如钱,小者如豆”
咸丰七年(1857)家居期间,因为被皇帝解除兵权心情不佳,他又开始患上失眠症
1.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
通过这一教案,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致力的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梦: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
基于儒家伦理的要求,曾国藩对他效命一生的清王朝当然是有感情的。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忠臣。为了这个王朝,他拼尽心力。在创办湘军之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以精卫自许,称自己的行为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他这一生都在补天填海
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的愿望。大乱平息之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惰苟安的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民生仍然困苦。
赵烈文其人知识广博,遇事深思。他对曾国藩说,种种现象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会太长了,满打满算能再维持五十年就不错了。对赵烈文的这一判断,曾国藩当时并不同意。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的这一预测,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完这话后不到五十年,1912年,清王朝宣布结束。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越来越发现赵烈文的推测有道理。主要是这个末世王朝的领导人并非中兴之主
慈禧在政变中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发现,在慈禧的心中,王朝的前途远没有个人权力重要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十二月十三日他抵达京师,国近代史上两个极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历史性会面。曾国藩曾经以为太后会向他咨询如何推动王朝中兴这样的大问题,但是这样的期望落空了。除了“练兵”,保证各处“安静”之外,就是你兄弟几人,你做官几年之类的家常话
曾国藩得出结论,慈禧“才地平常,无一要语”
她是一个有权术而无见识的人。诚然,她精通传统的统治术,对人性卑劣的认识超乎很多男人,可是她并没有一个成形的治国理念,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这样的人,绝不是几千年不遇大变局中合格的领导者
曾国藩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他才猛然发现他虽然耗尽一生精力,但是这片天,已经补不起来了。同治八年(1879)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作了一首《自箴韵语》
心术之罪,上与天通。补救无术,日暮道穷。
省躬痛改,顺命勇从。成汤之祷,申生之恭。
资质之陋,众所指视。翘然自异,胡不知耻。
记纂遗忘,歌泣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
2.为国家办最后一件大事
曾国藩后期政治生涯,核心目标是兴办洋务,渐图自强。薛福成评价曾国藩生命末期的努力说:“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累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
在曾国藩看来,洋务是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这一串之事中,也包括派员留学
曾国藩等拟订的计划,是选择十三四岁到二十岁,并曾经读过数年中国书的少年,到美国学习。计划在四年内每年派三十名幼童,四年共一百二十人。幼童到美国后,先学习中小学基础课程,待达到相当程度后,再入大学,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可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即入陆军、海军学校。学习十五年左右,回国的时候,恰好三十岁上下,可以报效国家
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天,距曾国藩去世正好五个月,这是曾国藩临终之前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
3.虽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
晚年的曾国藩虽然已经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尽管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每天在处理完公事后读一点儿书
老病缠身的他,还是强撑病体做了一件事,就是历时两个月的大阅兵。八月初九日,他的脚部浮肿已经很厉害,浮肿已经蔓延到膝盖以上,“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但他还是于八月十三日自金陵出发,经扬州、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将水陆各军巡阅一遍
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我们来看曾国藩最后几天的日记
正月二十九日,即去世之前四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二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然后阅《二程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有客人来见,一谈。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核科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核改信稿五件,约共改五百余字。他在这天日记的最后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57)
二月初一日,去世前三天,他在日记里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58)
二月初二日,去世前两天,他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二十六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事。
二月初三日,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绂生来一坐。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
4.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
友人门生的追悼
赵烈文二月二十日得知曾国藩去世。他当时一阵眩晕昏迷,许久才痛号一声。他在日记当中说,他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逾于骨肉亲情
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当日的中午还与曾国藩下了两盘围棋。回想起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之恩,伤感弥深,不觉流涕。薛福成说:予于爵相有知己之感,有受诲之益,有七载追随之谊。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即永诀之时哉!追念哲人,默忧时局,不自知涕之流落也
李兴锐是湖南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后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擢江西巡抚,后署两江总督。骇绝!恸绝!国家只此栋梁,庙堂倚为心腹,主少国疑,内忧外患,遭此大变,天地崩裂,未知苍苍何意!
李鸿章说:惊悸悲痛,神魂飞越……而吾师果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远羁职守,无翼可飞,何时始得拜瞻几筵,一大恸耳。……每忆吾师于军事屯困时,常恐死不得所,及贼平而官居,又虑晚节不终,兹结局如此哀荣,易名如此优异,亦不负平生之志,应自无遗憾之留
。。。。。
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
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其功不可谓不大。
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
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
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过自己的精神偶像
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诚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使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
成功与失败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的并不多见。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互见肺腑,毫无芥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感情深挚。对于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能够尊重孩子人格,教育孩子总以鼓励为主,没有传统家长那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作风。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依然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
曾国藩的一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失败的。他是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他以圣贤自期,然而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树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第三卷 总督生涯
第十三章 两江总督的清与浊
1.不准大排场,只收小礼物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他一生三次总督两江,时间累计长达八年。(1)这是他担任的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一个地方职务
两江一带民众的苦难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百姓受的是清王朝官吏的百般鱼肉和沉重剥削。官员们剥削百姓的主要方式,是以办公经费不足等借口收取“附加费”。本来在正税之外多收百分之十的附加费就可以满足办公经费需要,但是他们可能收取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至几百
追随太平军的百姓很快发现,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好转,反而从十七层地狱转入第十八层。在清朝一方的贪官污吏和太平军的包租制度交相摧残下,两江这个从前最富庶的地方,处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曾国藩整顿吏治
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仪式: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然下属任然过格招待
曾国藩十分不悦,立刻再次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下属们这才确信,曾国藩的上封信不是官样文章,因此这次要求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以后曾国藩再到哪儿,下属就不再摆什么仪式
曾国藩还遇到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身在官场,你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你一点儿不收,就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
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份工作准则
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
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
2.总督的“养廉银”与“裁撤陋规”
挑战主要贪污方式“陋规”
什么叫“陋规”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大致相当于“灰色收入”。不过每一个官员每年捞取的“陋规”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致数目的。这些数字在当时几乎是公开的,连皇帝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皇帝们对这些陋规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官有一个收陋规的借口,叫“办公经费不足”
怎么形成的?从雍正时期起,富于改革精神的雍正皇帝知道督抚们钱不够花,批给他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一万八千两,但是仍然不够花。不够花怎么办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督抚们靠他们的权力,借口办公经费不足,通过“勒索下属”来自肥,让他们每年送上固定数额的钱款,就形成了“陋规”
陋规第一个问题是导致官员集体腐败,第二个后果是百姓负担过重,导致前述江南诸省严重的“浮赋”问题
朴素的总督生活
要裁撤别人的陋规,曾国藩首先就要裁撤总督衙门的陋规。在曾国藩之前,两江总督每年可收的陋规浮动于十万两到三十万两之间。而曾国藩拒绝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之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一个破瓦盆
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
3.曾国藩的“小金库”
人们在历数清代著名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
开销
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就是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三千两
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送的路费
还有一项不常发生的支出,叫“别敬”。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时才会发生。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
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
小金库收入
曾国藩在“后路粮台”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
其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以上我们所说的各种官场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与私,分得很清楚
小结
综观曾国藩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让人觉得悲情的极端化情节。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第十四章 洋人也是人
1.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
曾国藩的国际观的变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曾国藩说:“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速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如果中国整军经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扳回一局。直到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还对左宗棠说,与洋人不是不可一战,关键是选好将帅。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大清军队面对洋人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
这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
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志,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
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并且迅速付诸行动
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者素称恭顺”等语言后来居然出现在曾国藩的文件当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2.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
积极主动地研究外情
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瀛寰志略》。曾国藩刚开始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和其他传统的“爱国官员”一样,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徐继畲“张大英夷”,把洋人说得太好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开始认真研读起这本书来
通过不断研究,曾国藩对西方地理学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大约海外地形当以洋人之图为蓝本。洋人于地舆之学既所究心,所至又多经目验,惜其文字不能尽识也。若得熟识西字者与之往返商定,或遇西土之有学者,从之访问形势,考核字体,必能有益此书。至于中国诸儒之书,率皆悬度影响以自炫于华人而已,不足据依也”
曾国藩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西方的军事秘密。早在刚刚署理两江总督时,他听说上海有一艘破旧洋船,就想买来先试用。“无一物不工致。”
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过程。水师非船炮齐备不出,最后终以重金派专人从广东购来大量洋炮,并克服重重困难把它安装在炮船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认识到,“师夷智”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阶段,而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西式武器背后的秘密,也就是进入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阶段
曾国藩是对兴办近代工业最感兴趣,也是最为努力的一人。湘军攻下安庆不久,他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并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
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
3.三个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曾国藩形成了三个在当时相当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第一是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
历史学家蒋廷黻:“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句话的前一半是事实,后一半不够准确。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仍然不肯承认自己与外国是平等的
中国古人的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人”,文明的人,其他族类,皆介于人与兽之间。“夷狄异类,近于禽兽。”“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
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要把儒学“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上。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
当时的大清臣民并不这样想,因为中国人历来处理外交,并不以“诚信”,而以“羁縻”
“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
道光皇帝认为这个条约并不可怕,他的算盘是以此条约“暂事羁縻”,以后时势如果变化,可以随时不作数
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不外两个字,一是怕,一是磨
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
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
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最怕的一条也就是外国派公使进驻北京。为了避免,咸丰想出用钱收买洋人不进京,即免税
宁可国家经济崩溃,也要保住皇帝的面子,咸丰皇帝的这个构想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外交对“面子”的热爱
曾国藩通过近代外交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个观点。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的神道碑中总结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说:“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
“大事苦争,小事放松”。事关国家主权的事,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才是大事
第十五章 与接班人李鸿章共同“剿”捻
1.妙手:裁湘留淮
拿下天京之后,为了解除朝廷对他的猜忌,曾国藩已经裁撤了大部分湘军,自剪了羽翼。但留有后手,那就是“裁湘留淮”:他虽然将手中的湘军遣散,但是却保留了自己的学生李鸿章所部的淮军
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三日,正忙于两江事务的曾国藩突然接奉上谕,北上“剿”捻。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北方黄淮一带也兴起了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被绞杀后,原本的配角捻军却异军突起,驰骋于黄淮流域,横扫千军如卷席
曾国藩为什么会在名将如林的湘军集团中选择一个非湖南籍的李鸿章做接班人呢?
2.曾国藩的人才大计:塑造李鸿章
人们提起曾国藩,一般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培养人才
曾国藩一生对人才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睹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
同时,他认为,在中国社会,整个风气都受居于高位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心性品行的影响。所以致力于培养“正人”,以为“种子”,来挽回天下颓风
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因此年轻时曾入都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文章。曾国藩后来对李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指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李鸿章功名心极强,而且从不屑于掩藏这一点。然而真正接触军事之后,李鸿章才发现打仗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在安徽“宛转随人”,“浪战”数年,没有成绩,只好于咸丰八年(1858)投奔曾国藩大营
李鸿章是一个综合型人才,既能办事,又长于文字。曾国藩赞扬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25)因为身边正缺乏文案高手,曾国藩遂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
曾国藩的人才实践
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是求才。他说,“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寻找人才,要如同饿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
第二步是观察。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要做到用之无误,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新人到来后,曾国藩通常都会让他们到前线去经历一段,一是让他们直观了解湘军的面貌,二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前线近期的情况,三是通过这种方式鉴别他们的能力
经过这两项考察后,曾国藩才会确定幕僚的具体工作: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
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培养。曾国藩认为,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
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这样,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精心训导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多。他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又一帆风顺,因此待人接物,经常盛气凌人
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合肥俗语“打痞子腔”),在曾国藩面前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纶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
曾国藩的幕僚
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在谈及曾氏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最不济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
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的关键。因此一遇大事,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
李鸿章出山建功:创建淮军
曾国藩派李鸿章前往上海救援。这件事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因为曾国藩交给李鸿章的任务不只是救援上海,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创建淮军
曾国藩曾经教李鸿章作文。在幕府中,曾国藩又曾教李鸿章做人。现在,他又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建军。曾国藩利用一切时间,详细教导李鸿章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如何挖壕,如何待敌,亲手为淮军制定营制营规
军事上,离别前的定海神针:“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洋务上,“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
李鸿章本人的才华能力和德行
李鸿章文笔优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局面。别人怕事,他则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
到上海不久,李鸿章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旧有官吏,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吏治为之一清,很快就把江苏治理得有条不紊,能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厘,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
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很快掌握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并且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武器,并向西人学习西洋近代军队的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淮军在短时期内,“尽改旧制,更仿夷军”,战斗力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中跃居第一
李鸿章知道退步,知道感恩,情商高。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侔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
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在曾国荃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朝廷等得着急,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开花大炮”会攻天京。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一“首功”
作为学生,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合作,也有过多次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将河墙战法进行到底
曾国藩将军事衣钵传给李鸿章的多方面考虑
李鸿章是曾国藩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对许多重大问题比如军事和洋务的看法和见解,与曾国藩有高度共鸣
李鸿章的才与“德”靠得住。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性格冲动、见识不高,名将鲍超文化水平太低,左宗棠和沈葆桢先后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甚至决裂
李鸿章比曾国藩年轻十二岁,并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为人直率、热情、精力旺盛、刚强坚毅。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身体出了很大问题,疾病不断,进取心已经大大减弱,李鸿章却总是乐于承担一切繁难,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和精力
“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也是曾国藩弟子,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拼命著书。”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他是一个只能办事,不能传道的人物。然而人才无法求全,曾国藩说:“大抵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斯可耳。”
“剿”捻任务的曲折
经过反复考虑,曾国藩制定了“河防”战略,也就是利用天然地形限制捻军的马蹄,运用点线结合、以线控面的办法打击捻军。但是实施这个策略需要花很长时间,地方也不配合。主要原因是河南官绅反对设防贾鲁河、沙河,认为这是将捻军驱往豫西,是“以豫为壑”
朝野舆论物议纷起,曾国藩的政敌们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指责曾国藩靡饷两年(实际是一年五个月),捻势益张。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受御史参劾五次。清廷对他也失去耐心。计划让李鸿章来取代他
政治局势——这个决定,是慈禧做出的。朝廷现在已经不是慈禧和恭亲王联合主政,而变成慈禧一个人专政
祺祥政变之初,慈禧没有自己的势力,也不熟悉政务,所以把国家大事几乎全权委托给奕祈。奕祈明敏有才,因此军事大事布置得井井有条,出现同治中兴的大好局面。然而慈禧翅膀硬了之后,压抑不住争权夺势的本能,故有此举
在曾国藩出征前不久,慈禧在朝中发起了一场“小政变”:她亲拟诏旨,革去恭亲王奕祈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使
朝局因此渐渐走向平庸昏乱。在曾国藩“剿”捻期间,慈禧经常瞎指挥。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更以治病求医为喻,对此痛下针砭
“夫未病之时,桓公遇扁鹊,弗之信也。既病之后,又委诸庸医,施治失序,针药杂试,攻伐溃乱,乃别求一新医而试之。则疗治之疾徐甘苦,宜一听新医家主张,而他人不得道谋。乃病家之妇孺臧获,竟欲掉舌伸指,指麾新医,使听命焉。虽俞、扁亦难为功,况智识短浅不如俞、扁者乎?”
慈禧和咸丰一样,对军事一贯是急于求成,对僧格林沁如此,对曾国藩依然如此,一有挫败,就想换人
劳师无功,遽回本任,在职位上与昔年学生彻底对调,一时之间无论面子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承受。无奈朝廷坚决不准他以散员留营,他只得黯然南返。但自始至终为李鸿章积极筹饷献策,尽心尽责
不过事实证明,李鸿章毕竟是可以信赖的杰出人才。他接手“剿”捻后,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利用河流的天然障碍,重点设防,布置关锁,采取坚壁清野政策。因此他领兵一年多后,就把捻军镇压下去。曾国藩以自己的抽身退步,完成了湘消淮长、曾李瓜代的过程
第十六章 天津教案:曾国藩是怎么成为“卖国贼”的
1.升任直隶总督,对官场痛加整顿
捻军平定,曾国藩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从两江调任直隶。
曾国藩与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办了交卸,百姓欢送
“途中观者如堵,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戏台、酒席路饯者,在署之西为盐商何公远旗等一席,在水西门之外为合城绅士方伯雄等一席,又有八旗佐领等及船户等各设彩棚为饯。午正至官厅,少泉(即李鸿章)、毂山(即马新贻)及文武等送别,寄请圣安。余旋登舟,见客五次。吃中饭后,又见客三次。开船,行至下关,少泉、毂山送至下关,久谈,吴竹如亦至下关,与三人久谈。而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坐见之客十余次。……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
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有的地方官到任一年多,竟然没有升堂问过一次案。至于官员贪墨不法的传闻,遍地皆是
整治风气
曾国藩第一批就参劾了十一名劣员。这十一人均为知县、知府以上官吏,大都是捐班出身,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九月上旬,他又递上第二批名单,参劾劣员八名
清理积案。直省“风气甚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各级官员懒于公事。曾国藩发现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曾国藩接印视事仅一个月时间,就拿出了积案处理方案,规定上司要下属查明或办理的事,都要明定期限,违限记过
他的所作所为给全国各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制定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切中时弊,有可操作性,不久就被朝廷多次印行,颁发各省,以便各地督抚参照执行
2.导火线:武兰珍迷拐案
事发背景
天津三岔口有一座西洋哥特风格的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法国传教士建成的。教堂落成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九年,河北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旱灾。有些人把法国教堂建立和天旱不雨这两件事联系了起来
望海楼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由五名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叫仁慈堂,老百姓叫它育婴堂,里面收养了一百五十多名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干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育婴堂内暴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验证了传闻这些孩子是因法国教士“采生折割”致死,传教士们剜走了这些孩子的心,挖去了他们眼,用来做药材,然后把他们弃尸荒野。这就是西药那么灵验的原因
两名人贩子在天津静海拐走了一个姓李的小男孩,虽然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十四日,两名人贩被砍了脑袋。并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
武兰珍迷拐案
五月二十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
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作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
天津教案
天津官员审神父谢福音,他的辩护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于是草草了之,也未发布通告,民众攻打领事馆
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丰大业,感觉受到暴民威胁,前往崇厚的衙门,当面开枪威胁。崇厚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据说丰大业的反应是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
丰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资料说,丰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于是。丰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跟丁高升
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丰大业、西蒙(丰大业的秘书)打死,在教堂中,一共有六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3.曾国藩调查“挖眼剜心”事件
天津教案震惊了全世界。这次教案不但死亡者众多,更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五月二十四日,北京的八国公使就联合照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的六月一日驶抵大沽,鸣炮示威
当时曾国藩的身体状况
他患了眼病,还经常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严重。“寅正起,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首,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以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很可能是高血压
十八日到二十五日,每天日记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从此之后,日记当中几乎日日有请医诊治之语
临危受命,立下遗嘱
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事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一世英名,很有可能毁在此案上。曾国藩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但他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一个颟顸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一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
曾国藩预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在灯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下了一份很长的遗嘱,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忮不求”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调查过程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绅士阶层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不但挑战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政治文化秩序,更动摇了乡绅社会的传统权威。为了平息这种浮嚣的民气,写《谕天津士民》。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
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打算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拟先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亦可稍塞洋人之口。”
正是基于诚信外交的思路,曾国藩把处理教案的核心,放到了查明“挖眼剜心”到底有无其事上
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以前,处理过扬州教案,那次经历让他明白,所谓洋人挖眼剖心应该并无其事。和天津教案一样,1868年8月22日发生的扬州教案,曾国藩调查之后发现,这些纯粹是子虚乌有,婴儿的死亡是因为疾病与保姆照顾不周:“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等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主之过。”
曾国藩于是发出通告,谁要是亲眼见到洋人挖眼剖心,或者有确凿证据证明洋人做过这样的事的,欢迎大家前来呈告。然而,一个人也没有
曾国藩又查问,既然天津城内迷拐传闻如此之多,吓得家家闭户,那么肯定有很多人家的孩子被拐走了。他又查各官府的档案,看看有没有百姓前来报案。然而,一家也没有: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据说在教案当时,还真有人从教堂的地下室里搜得被指证为“系婴儿目珠”的两瓶东西,交给崇厚,结果打开瓶子细看,“见瓶中所盛者,原系西产之圆头葱,腌收以供菹品者也”
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力辩挖眼剖心之事的虚妄不实
根据崇厚的意见,为西方人做了一些辩解;曾国藩知道如此为洋人说话,肯定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感。因此为洋人说完了话,曾国藩也要为中国百姓说几句。他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强烈反感,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因为有“五疑”。但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五疑”的关键内容删掉了
为何朝廷出卖曾
朝中直接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一些人,比如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一些主官,属于开明派,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他们认为此案是中国方面理亏,所以只能退让。但更多的人却不这样认为,首先就是慈禧太后。文化水平低决定了她相信迷拐及挖眼剖心之实有其事,她怀疑曾国藩查找不力,甚至为了顺利结案,故意袒护洋人。除了慈禧太后之外,当时的满族亲贵,大部分都是坚定的排外主义者
从慈禧到其他亲贵都认为,处理此案的关键是万不可失去民心,因为“民心”可用。在他们看来,民间对洋人的愤怒情绪,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奕懁发表意见奏称:“事之操纵固难,理之曲直自在,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
曾国藩对“民心”的理解
“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明知小民随势利为移转,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指外国)所笑耳。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来示反复阐发,深切著明,鄙人亦颇究悉此指。”
统治者不应该凭着汹汹民意与外国开战。百姓是随势利而转移的,并无定见,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时,热衷于低成本爱国。但一旦有事,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因此并不足以依恃。鼓动排外热情来对抗外国,只能被人家笑话。办理外交,不能汲汲于个人名声,不能被无定见的舆论裹挟
朝廷这样做,可以把曾国藩贴上卖国软弱的标贴,将民众对朝廷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身上:是曾国藩软弱,而不是朝廷软弱。这样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他曾国藩没有办好
4.疆臣新领袖李鸿章
曾国藩承受着各方面巨大压力的时候,法国外交官又提出了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宣称一定要杀掉天津知府、知县和陈国瑞这三名官员,否则就要发动战争。二十六日下午崇厚来到曾国藩行馆,传达罗淑亚的最后通牒,声称到次日(二十七日)四时,清方如无切实回答,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并撤往上海
二十八日,曾国藩自度病体不支,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可以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的备战决心,另一方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还可以做曾国藩的助手,直接帮助他处理此事,了此一段残局
还没等李鸿章到达河北,就接到了直隶总督的任命,他一下子接替老师,成了天下疆臣领袖。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初政即犯众恶”。因此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
“变通办理”就是凡群殴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本人拒不供认,但是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二十人,军徒者二十五人。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谳杀人
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
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儿。”
李鸿章奉旨在津将另外十六名“凶犯”斩首。十一月十四日,又将二十五名从犯分判军杖、徒各刑。天津教案至此结束。李鸿章处理曾国藩的各项“未了各事”,主要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
后续
结束了津案噩梦、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按朝廷上谕的要求,在回任两江前要先赴京陛见一次。他发现自己在京城很受冷落
这位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已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在路宿平原腰站时,该县知县竟未照例来“办差”,而由其“自行租店买食而已”
赵烈文在给曾国藩送行时,发现曾国藩精神状态很差,“神气衰飒”,如同被秋霜打过的树叶一样。因此他“心尝忧虑”,担心曾国藩的健康会出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时时负疚于心”,导致曾国藩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即郁郁而终
在天津教案中积蓄的怒火终于在曾国藩死后二十多年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在义和团运动中,户部主事万秉鉴称,基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卖国表现,应该取消他的恤典:“曾国藩在天津杀十六人偿丰大业命,损国体而启戎心,请议恤,而夺国藩恤典。”
第二卷 湘军崛起
第五章 “曾剃头”的长沙之辱
1. 赴任江西遭遇家庭变故
母亲去世那一天,正是他接到乡试主考任命的同一天。冥冥中真似有天意
曾母
母亲是曾家的功臣。江氏嫁到曾家之时,上面有公公婆婆、太公公太婆婆,下面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叔子。公公性格暴烈,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很难侍候。曾麟书性格内向懦弱,又常年以读书为业,因此家中内政大小事情都要靠江氏一个人操持。她又为曾家生下养大五个男孩、四个女孩,一生劳苦,可以想见
虽然不识什么字,但是江氏生活中最高兴的事,就是长子来信,听丈夫读给她听。有时候长子长时间不来信,她就寝食不安,生怕出什么意外,甚至到神像面前去祈祷。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初八日,曾国荃在信中说:“前次有五十余天未接兄信,(母亲)不胜系怀,常常祝祷神明,祈佑兄体。”
传统时代,官员父母去世,必须回家守孝。因此这个主考是做不成了,曾先达江西,收取奠金和程仪等项,再反湖
2. 为什么出山?
在曾国藩决心息影山林,想转换人生重点,展开自己的学者生涯。湖南巡抚衙门遣人送来一封咨文,被要求办“团练”,以保卫乡里
在曾国藩写好了奏折还没有送出的时候,他的好友郭嵩焘到家里来吊孝。郭嵩焘与曾国藩相识多年,相知甚深,他力劝曾国藩出山。郭嵩焘说:“公素具澄清之志,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
曾国藩自当官第一天起,就立下了内圣外王、拯救天下之志。现在怎么能放过这个试验自己经世之才再造这个世界的机会?最终决定,出来给皇帝卖命
3. 在长沙,成为众矢之的
到长沙,曾国藩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他把全省各地民间团练武装召集到一起,加以训练,然后四出搜“剿”土匪
曾国藩从此成了“曾剃头”。他的铁腕和残忍令人吃惊。儒家本教人以“好生之仁”,曾国藩为什么一出山就杀人如麻呢?他认为,他现在杀的这些人,正是以前那些年早就应该杀掉的
湖南全省的地方官不但不感激他,相反都开始厌恶他,认为他过于残酷。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流传开来——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
曾国藩悍然成立了不伦不类的“审案局”,将自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收归自己名下,“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
办案不尊重行政程序,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
惹恼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
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书信友人说缘由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
4. 遭遇真正挫折:差点儿被兵痞杀了
在练兵问题上,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传唤驻长沙的绿营军操练。逃兵长沙副将清德不从耍泼,被上书革职。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湘官对其恨之入骨。
鲍起豹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曾国藩,故意将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散步严惩消息,绿营兵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曾差点挨刀。
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好汉被人家打掉了牙,不要吐出来让别人看到,要咽到肚子里,继续战斗。他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再说
第六章 湘军为什么牛气
1. 创建湘军的苦心与良心
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湘军的出现,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曾国藩个人命运的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曾国藩在出山之初,就暗暗计划,要以练团练为伪装,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凭着这支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曾国藩要挑战的是国家根本原则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太平军不是普通的敌人。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历史上所有起义都非常不同。它不仅是清王朝的敌人,也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敌人。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却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妖”术,要焚毁所有中国经典,扫灭所有中国传统信仰
曾国藩是理学家,在他眼中,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中国将陷入巨大的蒙昧。这是他决定挺身抵抗的根本原因
《讨粤匪檄》片段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清朝晚年军队之景 (八旗&绿营)
俄罗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来到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道光十四年(1834)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主要比试射箭打枪。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七十八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不中
道光三十年(1850),广西巡抚周天爵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爵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动步
曾国藩描述当时各省军队的情况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痼习。”
如何伪装,瞒上
到了长沙后不久,他就写了一道奏折,向皇帝汇报说,他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民团,不过规模比一般的稍微大些,他叫作“大团”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曾国藩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误导皇帝。他这样一和稀泥,要独立建军的目的就看不清楚了
咸丰帝或者是因为不够精明,或者是在焦头烂额中根本没有细看这份奏折,感觉这反正不是坏事,就在上面草草批示了十一个字:“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五无:无办公场所;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还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前来帮忙;无制度保障
解决之道:
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如同一根针扎在心里,让他时刻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关夺隘,排除万难
没有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
没有名位,他只好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审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
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摸索
创立水师
史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字字不虚。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筹钱之难
曾国藩最初拒绝出山办理团练,一个最关键的原因还不是自己不懂如何练兵,而是不愿意去筹钱
“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不要说自己脸皮薄,不愿登门劝捐,就是自己硬着头皮上门,但是自己认识的人大多非富贵人家,筹钱实在太困难
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处劝捐筹饷。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虽然弄到了一些钱,却招致地方大户的重重怨恨
2. 与咸丰帝的博弈
第一次博弈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咸丰三年(1853)八月,西征军直指武汉
咸丰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命令,令他率炮船北上增援湖北。想来想去,曾打算派部下带三千人到湖北去应付一下。但是咸丰并不同意,坚持要曾国藩亲自带全部湘军前去
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以“拖”字诀来解决。于是他精心上了一道奏折,说我积极准备出兵,现在正在筹集饷银和购买洋炮,等大炮安上,军饷到手,就马上出发。“拖”字诀发挥了作用。这道奏折上了没多久,军势形势发生变化,太平军离开湖北,开赴安徽
第二次博弈
这一年十月底,太平军进攻安徽庐州,兵势凶猛,安徽不支。咸丰皇帝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与安徽巡抚江忠源会合,收复安徽失地
安徽巡抚江忠源也是曾国藩的好友,私交很深;曾国藩另一个更为要好的朋友、儿女亲家陈源兖,也正在江忠源军中
拒不出兵:这次练兵,他是为天下根本之计着想,因此“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这样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仓促起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着面”,这样的军队纵能速达,又何堪一战,无异于送死
座师吴文镕与曾国藩反复飞递书信,商量用兵大计。曾国藩说现在太平军势盛,如果轻易出战,必败无疑。所以劝吴文镕死守武昌,约定明年初,待湘军水师建成,水陆并进,届时与吴文镕里应外合。然吴文镕没有曾的定力
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
经过一年时间,曾国藩初步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余人的湘军
3. 曾国藩的第一次自杀和湘潭大捷
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又挥师南下湖南,直指长沙。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水陆大军齐集誓师。兵分两路,一部从陆路绕过长沙,疾趋南下,攻占湘潭,另一部又攻占长沙附近的一个重要港口靖港
水军失利,驻在白沙洲的曾国藩听说水师失利,急忙率领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谁知陆军得知水师大败后,军心已乱,与太平军交锋,一触即溃。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惨败。水师船只经过铜官渡时,他一步跨出船舱,扑通跳进水中。不成功,就成仁,这是他早就做好的打算。“国藩愤,自投水中。”
曾国藩不出意外地迎来了众人的嘲骂。湖南提督鲍起豹说曾国藩是引狼入室,劳民伤财,所以关上城门,不让曾国藩进城。“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曾国藩年谱也载:“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湘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
就在曾国藩修改遗折,打算寻找自裁机会的时候,曾国葆闯了进来:“大哥,塔齐布来信了,湘潭大胜!” 湘潭失守,靖港的太平军闻讯大惊也自动撤退,长沙之围遂宣告解除。这一下,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
咸丰皇帝的心路历程
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咸丰皇帝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有魄力。在军费开支上,他一反道光皇帝小气吝啬的风格,出手非常大方果断。他不用官员请求,主动从内务府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一百万两,拨付广西,以求迅速建功
然而怎知越忙越乱。咸丰皇帝一路调兵遣将,太平天国却一路势如破竹,咸丰二年(1852)二月,太平军攻打广西省城桂林,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军湖南。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居然攻入武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咸丰三年(1853)初,他们又沿长江而下,攻取了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
咸丰自己也在上谕中说,清军主将“尽皆怕死贪生,敌未临境先有退志”,“或苟且捏饰以偷生,或仅一死以塞责”。事实证明,大清国家正规军已经烂透了,毫无战斗力
从《清实录》可以看出,咸丰四年(1854)起,皇帝对战争已经失去信心。谕旨中到处都是悲观绝望之词。“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只是一门心思忙着派人去挖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的三代祖坟,并明确指示将坟后“坐山后脉概行凿断”,以坏其风水
在咸丰皇帝近乎绝望的时刻,他收到了意外的湘潭大捷的捷报。咸丰已经被太平军打得六神无主,接到这一报告,第一反应居然认为曾国藩是在说谎。直到他专门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芳瑛,向他打听实情,袁氏把从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上告,他这才相信。
咸丰皇帝迅速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更是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4.湘军团队是这样设计出来的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这句话里所说的“反思”,用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
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误,然后你反着来,你可能就成功了
那么绿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呢?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绿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
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惹的祸。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到二两银子
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儿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
湘军的制度特点
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是非常脚踏实地的。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
“将必亲选,兵必自募”。这一创新,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绿营兵最大的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这是因为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相较之下,绿营“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生死呼吸之顷者。”
选人原则的不同,“选士人领山农”。选士人: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那些有经验的绿营军官。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在可以考证的湘军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104名。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领农夫: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罗泽南的例子: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四岁,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籍课徒自给”(107)。因为家贫,三个儿子都在大灾之年饿死了,他本人则考了七次,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
此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穷多苦,却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
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早把生死放在度外;第二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第三就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上,能做到不动心。有人问制胜之道:“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
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政治教育。“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个部分。所谓“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
小结,曾的智慧
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并不太高。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惮烦苦”,精心苦思。他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第七章 得而复失的湖北巡抚
1. 把保卫长官当作一项制度
靖港小挫,湘潭大胜,长沙解围,湖南全省解严。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得意扬扬,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他常说“悔生吉”,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
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这样一来,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
2. 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命运
武汉收复后,湖广总督杨霈得知消息,率先上报咸丰。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朕日盼捷音之至也。”
咸丰皇帝又召见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并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儿本事的:“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一位汉族军机大臣,趋前一步,低低地和咸丰皇帝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这句话改变曾国藩命运
3. 曾国藩的敌人
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祁寯藻,而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蕴章
祁寯藻,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也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却很看不惯他。祁氏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
彭蕴章,和祁一样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的政治风格和祁氏类似,也是“稳健小心”。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
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两条:一条是“满汉之分”,另一条是“强干弱枝”
咸丰马上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但怕“出尔反尔”的批评,于是分权,“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霈兼署。”
4. 湘军的整体计划为何被打乱?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
咸丰皇帝收回给曾的巡抚职务的上谕。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他的乱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
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列,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枝叶。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剪枝叶,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最后再解决南京。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咸丰皇帝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这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
第八章 江西困境与“大悔大悟”
1. 九江大败后差点儿自杀
咸丰四年(1854)九月上旬,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一系列辉煌胜利,也让曾国藩有些过于自信
在坚守九江的同时,太平军又琢磨着如何战胜湘军水师。他们就在这方面大动脑筋,制定了一个奇策。太平军先用少数小船不断袭扰湘军水师,使其日夜不得安宁。太平军天天“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联,或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药,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
水师营官萧捷三等贸然率舢板等轻舟一百二十余只,载兵两千,冲入湖内。太平军抓住机会,塞断湖口水卡,修筑工事,安装大炮,将这一百二十多条船死死地封锁在湖内。从此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
曾国藩坐上舢板督阵,不许船只退却,也毫无作用。其情形如同靖港之再现。更严重的是,曾国藩自己的座船也被太平军攻占俘获,曾国藩管驾官、监印官全部死亡,船上存放着他带兵历年以来的重要文件以及书信日记,至此“文案全失”。曾国藩自己也差点成了太平军的俘虏,他在太平军逼近的关键时刻投水自杀,幸被救起
2. 曾国藩与胡林翼
湖口之败后,湘军元气大伤。曾国藩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陆师之上,指挥塔齐布、罗泽南两部继续围攻九江,希望能早日攻陷城池。曾国藩帐下得力大将塔齐布因为九江久攻不下,“日对坚城,徒增焦灼”,吐血而亡,年仅三十五岁。
就在这个时候,胡林翼又给曾国藩来信,要求把罗泽南派到湖北,帮助他收复武汉
胡林翼与曾国藩
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探花出身,岳父则是两江总督陶澍,家庭条件非常优渥。胡林翼很长时间内都以风流闻名,“常恣意声伎”,出入色情场所。人们甚至给胡林翼起了个外号,叫作“附驴”
胡林翼在曾国藩眼中,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而曾国藩在胡林翼眼中,则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土包子
不过咸丰四年(1854)之后,两个人却在抵抗太平军的征途中成为非常默契的战友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胡林翼因科场案受牵连,在官场上遇到挫折,不久父亲去世,他扶棺南返,回家守制。乡居期间,胡林翼开始反省自己早年的放浪形骸的生涯。究心理学,“专意道德”。胡林翼后来回忆说:“自辛丑见背于父,而痛念我父,克去利心。……其勉力自修者,谨守礼法,追思先人教训,一言不妄发,一步不妄行。”为人处事风格发生巨大变化
两人在京城一别,再见面已经是十三年后的咸丰四年四月的妙高峰下。此时曾国藩正在进行长沙整军。胡林翼发现,早年那个拘谨的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了湘军大帅,性格在原来的沉稳踏实之外,又加入了干练、坚毅、自信。而曾国藩则看到,中年胡林翼,气质面貌和青年时代也已经完全不同。经数年边远地区政务历练,胡林翼原来举止中的睥睨一切、浮动挥霍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其沉毅之气、经世之识与曾国藩至此一拍即合。天下滔滔之际,两个人更明确地意识到,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携手并肩,齐心合力,才能挽回天命人心
曾国藩正泥兵九江城下,进退不得。胡林翼请求罗泽南赴援,确实给曾国藩出了个难题。不放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放走罗泽南,曾国藩自身安危难保。曾不但同意派出罗泽南军,而且从塔齐布军中抽调彭三元部、普承尧部,编入罗军,以增强其实力。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
曾家兄弟们的到来,让曾国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助。同时,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
3. 被皇帝拿掉兵权
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江西巡抚是陈启迈,其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他认为,湘军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他所下命令又朝令夕改,令人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
湘军在江西的军饷得不到保证,部下长期陷于饥困。为了吃到一口军粮,甚至有湘军部将冒险而死。湘军毕金科部长期乏饷,士有饥色,地方官员告诉毕金科,如能攻占景德镇,便立刻为他发饷。毕金科率一千饥疲之卒贸然来攻,结果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其地。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麟书于二月四日去世的讣告。申守孝三月。守孝结束,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遂奏请在家守三年之制,《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
咸丰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湖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在中央,以彭蕴章、祁寯藻为首,在地方,以和春和何桂清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影响着咸丰的决策
4. 蛰伏两年,完成“脱胎换骨”
曾国藩被解除兵权,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载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不懊悔莫及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经给他做过幕友的罗汝怀寄来了一封长信,将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
归者有殊,既不敢轻易措辞,亦不欲徒为世俗周旋之语,故遂已焉。继闻阁下以外人督过博谘众论以求一是。……今者天恩高厚,许遂私情,贼势衰微,不相敦逼,愿偿志遂,何幸如之,乃复追寻怨怼,苦索瘢疣,不用雅驯之辞,惟抒愤懑之气,见与人书。亦何弗游心广大之域,而欲与担夫争道悍妇诟室邪?是殆德性问学之中或有窒阂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
士气葸苶,百年不振,诚可痛矣。然欲矫之而一切屏弃不用,则亦安能?……若以一人者孤行其意,众咻而一傅,势固不行,万介而一通,又谁适从也?……今试有人焉,伏阙上万言书,谓悉除从来之法,而尽诛天下之吏,然后天下可得而治……其意既奇而古,其词复典而文,将世之庸庸者闻而骇走,而圣人者独从而取之乎?
蒙之从阁下于南康军也……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何者?天下惟平实坚朴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沐风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峻固,即粪厕亦有方隅,所谓道在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谘之节……阁下本奇而复好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古无奇策,况在今日饷糈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臆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赀、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咸丰七年(1857)下半年,曾国藩写下这样一句自箴
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
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
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箴
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
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节庄敬
怎么做——做事平心静气,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更多地揄扬他人,表扬他人的长处;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但是机会又来了。曾国藩居乡期间,心灰意懒。湖北巡抚胡林翼却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曾国藩创造再次出山的机会
曾国藩的改变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启程日期折》,平实沉稳,非常谦逊
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第九章 安庆这块难啃的骨头
1. 曾国藩的二次出山
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一开始境遇仍然处于困难当中。因为皇帝仍然不想给他督抚之权,只是拿他救急。不料咸丰九年(1859)秋,石达开部又试图转战四川以开辟新局面。咸丰皇帝见状大惊,仓皇议防,命曾国藩率军入川。胡林翼一看,认为这是帮曾国藩争取一个督抚头衔的好机会。于是他与咸丰皇帝的亲信官文合作,帮曾国藩运动“四川总督”这一职位
咸丰皇帝命令正准备进攻安徽他处的湘军名将、罗泽南的接班人李续宾立即移师夺回庐州。李续宾十天之内七奉咸丰皇帝的严命,于是不得不前往攻城。咸丰这又是一次瞎指挥。李续宾六千精锐被全歼,李续宾及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皆死于军中
两方合力之下,皇帝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修复湘军战斗力,共谋恢复安徽。曾国藩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咸丰)八年起复后,倏而入川,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到九年与鄂合军,胡咏芝(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
2. 和胡林翼联手攻占安庆
咸丰押宝江南大军。此时天下战局中,国家正规军即江南大营和湘军的竞争态势更加鲜明。李秀成、陈玉成虽然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却没有受到影响。江南大营在和春与何桂清的合力经营下,战果相当喜人。特别是进入咸丰九年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的重镇浦口,对南京形成了合围
江南大营典型地体现了清代国家军队的所有缺点
首先是兵源。江南大营多数勇丁皆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尤以广东潮勇为多,这些人恰恰正是湘军坚决不用的市井无赖之徒
其次是组织。湘军强调兵为将有,利用门生故吏宗族乡党等关系,对全军官兵将弁逐层逐级加以控制,因此如臂使指,非常团结
士兵不团结,将领之间芥蒂更深。和春继任之后,因“权势既大,矜骄不免,喜谀恶直,是其素性”,与主将张国梁的矛盾非常突出
最后是军纪。极其腐败,和春、张国梁除了互相斗争外,还各自任用私人,培植亲信,腐败不堪。军中“贿赂公行,毫无顾忌。大营将帅故意克扣,中饱私囊”
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大营中。他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营地,得出结论
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壕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三异:一、钦差总统大营,离壕十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壕墙,且正当冲要;二、长壕深不及二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以在石山上,不能开掘,仅垒小石作墙,高不及丈,而此处壕深广皆倍之;三、壕内各营,虽头敌俱不设严备,无坑堑,而此绕营小壕亦复宽深,鹿角梅坑,无不得法。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
胡林翼命多隆阿出任总指挥进攻太湖。咸丰九年(1859)十月,湘军对太湖发动进攻。多隆阿在战争中“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咸丰十年(1860)正月二十五日太平军放弃太湖,连夜撤走。湘军取得了太湖、潜山大胜,击毙太平军两万余人
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以一月、两月算,而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因为湘军攻城,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挖沟。为什么采取这种笨拙的方式攻城呢?这也是基于曾国藩“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略思想
3. 湘军的战术:“结硬寨、打呆仗”
湘军的作战原则也非常能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而太平军作战是颇有谋略的,“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颇有纪律,诡计百出”
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叫作“结硬寨、打呆仗”,或者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
结硬寨”,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么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两道深沟,沿着沟再筑起两道高墙,把自己保护起来。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三班,两班睡觉,一班轮流站岗。这叫“站墙子”;因为刚刚成军出战的时候,湘军没有经验,营地扎得不牢,在岳州湘军的营盘曾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遭受了严重损失
“打呆仗”,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而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客。要善于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围困起来,被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来打湘军
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的“杂念”
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
而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儒家的理念是家大于国,孝高于忠。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却不能为君绝父。因此,曾国藩必须家国兼顾。在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对家庭,对家族也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迹,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家书》
安庆之战中的大部分险战、恶战,都是多隆阿打的。在多隆阿的掩护下,曾国荃部把安庆围得越来越紧,进展顺利,安庆一步步陷入绝境之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形势突变,对曾国藩专注安庆的战略形成挑战
4. 命运之战
咸丰十年(1860)正月,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南京的喉咙被扼住
江南大营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太平军各路将领齐集天京,共商破敌之策,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再献“围魏救赵”之计。他认为欲解天京之围,不可力攻,只可智取,攻其必救,分其兵力。“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
江南大营的失败是偶然中了围魏救赵之计的原因,实际上,则是咸丰皇帝的错误战略原则导致的。在咸丰“先拔本根”的原则指导下,和春等人轻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南京一隅,轻视上游。大营进围南京之后,和春孤注一掷,顿兵坚城之下,将全部主力都投入围城任务,没留游击部队。这一战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大营“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
江南大营的彻底崩溃,让反曾国藩集团土崩瓦解。两江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应该落到正在两江领兵作战的湘军第一号人物曾国藩头上。但咸丰要求撤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对曾国藩围攻安庆的战略造成了严重干扰
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在利害交织中看清本质,牢牢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排除各种干扰,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和定力
曾国藩的定力
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
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曾国藩顶住皇帝压力,先不顾苏浙糜烂,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他的分析透彻、态度坚决。咸丰皇帝也深知他的脾气,不得不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
除了这一次被咸丰皇帝要求撤围之外,安庆之战还遇到了很多次干扰。比如遇到过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等等,都没有影响曾国藩决心
咸丰,胡林翼相继去世
攻占安庆,曾国藩和胡林翼都非常激动,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大概情形,以“仰慰宸怀”。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曾国藩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一些安慰。结果,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八月十日,曾国藩接奉咨文,“惊闻……文宗显皇帝龙驭上宾”。咸丰皇帝死了,生前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捷报
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肺病加重,吐血不止,神形委顿,不到五十,望之几乎近八十岁人。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职守,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然愿即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咸丰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咸丰对他有难得的知遇之恩,他是发自内心悲痛
曾国藩则说,胡氏一死,“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多年之后,位重势隆的曾国藩追忆当年,尚不免感慨万端,说靠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胡宫保……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何美不备?何日不新?天下宁复有逮斯人者耶?”
第十章 与何桂清的恩怨纠葛
1.成为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
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接合部,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在经济上更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
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大局真正转机之始,两三年后,江南将获得苏息
2.慈禧与奕祈发动宫廷政变
咸丰去世时宫中情况
咸丰皇帝在承德以三十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六岁。小皇帝载淳有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
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八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祈。且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严刑峻法、独断专行,得罪了很多人,在朝中已经相当孤立
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祈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诛
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还进一步提升。政变后不到二十天,朝廷就发布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
政变后升官的原因
慈禧和奕祈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祈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形态”。而慈禧掌权之始,也能对奕祈的建议从善如流
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原则有关。肃顺虽然极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3.清除何桂清集团党羽
两江加上浙江这四省是曾国藩的对手何桂清经营多年的地盘,四省许多重要职务都在何桂清嫡系手中。要清除的第一个人,是浙江巡抚王有龄
过往仇怨
太平天国为破江南大营,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发兵直指杭州,时任浙江巡抚正是罗遵殿。浙江本省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他马上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
江南大营救援杭州的将领张玉良路过何桂清所驻的常州时,何桂清指示张玉良,路过苏州时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苏州后,王有龄请张玉良巡视苏州城垣,“留二日”,耽误了两天时间,又密嘱其“率师救湖不必救杭”
张玉良“闻变”后才率军驰往杭州,但是已经晚了,罗遵殿已经在城陷后自杀。何桂清、王有龄终于从湘系手中夺取了浙江地盘
王有龄的天道轮回
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遵殿,他哪里能料到,不久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攻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十年(1860)八月占领嘉善,十一年(1861)三月占领桐乡、海宁,一步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异常紧张。湖广总督官文颇不忍心,想拿出区区一万两银救济王有龄,胡林翼竟断然不允
王有龄尝到了无援兵的苦。“瑞将军昌托病不出,关副都统福不肯发满兵相助,中丞日夜焦劳,心力俱瘁。”湘系集团此时更是袖手旁观,拒不帮助
王有龄是通过阻滞救援借刀杀人的,曾国藩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叫左宗棠和鲍超不要急于援浙。他在用当年王有龄、何桂清逼死罗遵殿的办法,来收拾王有龄
“十一月二十八日,城破有龄尚在城垣,服毒不死,回署自经。”王有龄和罗遵殿一样,穷蹙自杀
报复完了王有龄,曾国藩又收拾了何桂清的另一个嫡系,江苏巡抚薛焕
薛焕和王有龄一样,都是工巧之人。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进攻常州之时,两江总督何桂清准备弃城逃走,但是苦于没有借口。薛焕等人看出何桂清的意思,适时进计,联衔请求何桂清退兵保卫苏州,其实意在同逃。后来他与何桂清一起逃到上海。江苏巡抚徐有壬被杀死后,薛焕在上海继任江苏巡抚
曾国藩上奏,指责薛焕不称江苏巡抚之职,要求以“劲气内敛,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替换。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十七天,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曾国藩又把报复的目标对准了何桂清集团的中心人物何桂清
何桂清逃走的情节,是非常恶劣的。江南大营崩溃时,他本应在常州组织力守。但何桂清惊惶之下,不顾一切,只想活命。他又是一个奸狡人,逃跑前先想要给自己制造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薛焕等人的联衔“禀请退保苏州。何帅得禀牍大喜”,即以前往苏州“力筹防剿,以图根本”为名,准备离城出走。然而走之前,他竟然“特张榜禁迁徙,并派兵严查诸门”,不许百姓和他同逃
何桂清逃到上海时,薛焕正以江苏巡抚的职位驻扎上海,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还在位,因此两人联手营救何桂清,一再上奏,多方庇护,请准何桂清留营效力。后慈禧当政,在祁寯藻的率领下,“救何派”一下子纷起
曾国藩斩草除根:“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这道复奏,高屋建瓴,理直气壮,无法反驳,因此要了何的命
第十一章 太平天国最后的战役
1.著名的“天京”攻坚战
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下一个首要目标自然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这将是太平天国战争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次攻坚战
看起来万事俱备,天时地利人和皆具,湘军的大反攻应该会势如破竹,马到成功。然而曾国藩说过一句话,“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大功克成之际,往往烦恼尤多
曾国藩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第一路是曾国荃部直插南京城下。其他三路:西路一支,由多隆阿先攻下庐州,再向南京方向合围;东路一支,鲍超先攻下宁国,再进兵金陵;北路一支是已任安徽巡抚的李续宜突破阻碍攻向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复制安庆之战,让曾国荃围城,让多隆阿、鲍超、李继宜等其他人打援
致命错误
曾国荃用兵太锐,进军太速。其他三路援兵的速度都不如他快,或者被阻,或者出现意外情况,没有一路能跟得上来,一时之间形成了曾国荃一支孤军深入之势。李秀成率军十余万,号称六十万,迅速抵达雨花台外,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发起了猛攻
正在此时,一场严重的瘟疫又突然袭来。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暴发了第三次和第四次霍乱大流行,霍乱病菌随着外国船只逆长江向内陆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
“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大人原谅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亟。……百叩求兄做主,迅赐厚援以救危局,切勿视为无可如何而不之救也。”然而各路均军情紧急,无兵可调,曾国藩也没有任何办法
2.曾国藩人生最焦灼的四十六天
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四十六天。这四十六天,不但是曾国荃一生中最凶险的日子,也是曾国藩生命中最焦灼的四十六天
曾国荃能否顶住这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没有把握。曾家已经死了一个曾国华,他生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
军饷供应又出现了意外。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四万两漕折,“九月,葆桢以本省防军需饷,截留漕折月四万两”
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但追求不一样。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倚仗湘军。“江西巡抚,自陈启迈、文俊、耆龄、恽光宸、毓科,皆守承平制,委权司道;其御大寇,皆倚客军。”没有人着力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沈葆桢却不想成为一个把命运交由别人去掌握的人。因此他一反以前历任的做法,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开始招兵买马,决心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
“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沈葆桢为什么不打招呼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独立建军的做法是违反曾国藩的指示的,因此干脆不商而行。所以后来朝廷在公文中也指出:“沈葆桢……未经先与曾国藩商酌办理,似疑曾国藩不允所商而然。”
逆境痛苦中的思考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翻译:这些天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非常愤懑。但是我细思古人办事,岂不也是我和一样,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
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伏风一样,偃伏在自己脚下,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贯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
南京确实比其他城市难攻,曾国荃百计尽施,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间谍战,想尽了一切办法,皆不成功。眼看着三年快要过去了,在这三年时间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进展都非常顺利
3.恩将仇报的沈葆桢
粮饷供应上又一次出现了严重问题。南京城下湘军已达十万,每月需饷至少五十万两,但是收入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四万两的时候。各军欠饷已长达十一个月,大部分军队只能发三成军饷,甚至连买药都没钱,曾国荃部的士卒只好靠稀粥度日
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的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的军饷每月将减少二十万两
曾国藩不能忍,将他与沈葆桢之间的公文统统上报,激发矛盾,求朝廷审查。但朝廷计划要对湘军集团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竭力将权力收归中央。在曾国藩和沈葆桢的矛盾中,中央选择了偏袒沈葆桢。这是一枚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重要棋子。于是判定江西的这些钱,曾国藩和沈葆桢两家各分一半
从人定胜天到天命所归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太平天国何时能平,属于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劝解弟弟:“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而成名的人不一定能享福,这都是常见的事。“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富贵功名都是给别人看的,只有心胸开阔,自己才能得到好处。“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第十二章 “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
1.朝廷的两记闷棍
六月二十三日,在陆续收到平定南京的后续消息之后,曾国藩才上奏了一个精心结撰的折子,名字叫《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这是曾国藩全部存世的两千多道奏折中,文字第二长的,“也是曾氏三十年从政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
却受到上谕说:“该逆死党尚有万余,曾国荃于攻克外城时,即应一鼓作气,将伪城尽力攻拔,生擒首逆。乃因大势粗定,遽回老营,恐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懈弛万一。……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惟曾国荃是问。”
七月十一日,朝廷又给曾国藩发下一道廷寄,追问天京财富下落。上谕说南京城下之前,人人都说城中财富如山,现在怎么没听你们兄弟提起?如果金陵真有巨款,自然应该交给国家,作为军饷赈灾之用
2.曾国荃的“经济问题”
一个是朝廷的猜忌。狡兔已死,走狗当烹。曾国藩手握重兵,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包括曾国荃的五万嫡系,一共达十二万人。太平军一灭,这支汉人队伍就成了清王朝最大的威胁
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赐名毅勇,世袭罔替,晋太子太保;曾国荃则“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毅”。有清二百年里,汉人得此异数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为了制衡曾国藩,清廷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其他湘军将领,特别是那些与曾国藩关系不好的人,比如左宗棠、沈葆桢等,造成湘军分裂;另一方面则大力打击曾国藩的嫡系曾国荃
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对曾国荃的贪婪素来厌恶,南京城下之后湘军的大抢劫大屠杀让他进一步臭名昭著
曾国荃带的部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财能抢,另一个是残酷好杀。曾国荃的贪婪残酷,与曾国藩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以“搜剿”为名,大抢三天。这就是曾国荃兵法所谓“用贪用憨”
不过出山之初,一直受到曾国藩比较严格的约束。但是经过咸丰七年(1857)到八年间居家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曾国藩不仅在个人居官风格上发生突变,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的要求也开始放松了
在此之前,曾国荃虽然名声不佳,但是朝廷毕竟需要这员猛将冲锋陷阵,有什么不满只能忍着。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曾国荃积累的恶名终于遭到了报应,收获了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
3.自剪羽毛,让曾老九离职
《易传》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
同时兼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自古以来,几个人下场是好的?翻读二十三史,可能只有郭子仪一个人结局不错。所以要想收场,就要把权和位这两个字推掉一些,减去几成
他知道兄弟二人权势已达峰巅,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
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
朝廷因此对曾国藩态度大为改变,一是不再追究曾国荃的问题,放手让曾国藩治理两江,对湘军其他骨干照旧放手任用,也不再追究天京城内财宝的下落,还宣布湘军军费不必逐一造册送户部审查,直接报销,以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
4.与左宗棠的恩怨情仇
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湘军集团就遇到了另一个危机: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个湘军领袖公开决裂
曾国藩有恩于左宗棠
咸丰二年(1852)底,曾国藩墨绖出山到长沙办团练之时,左宗棠正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友。左宗棠以师爷身份,给曾国藩帮了很多忙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为在巡抚幕府中盛气凌人,凌辱朝廷命官樊燮,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曾国藩闻讯“焦灼极切”,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在众人的帮助下,左宗棠最终化解了此难
左宗棠脱身以后,来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皇帝于是命左氏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曾国藩派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勇,募成楚军五千人,屡立战功
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后,曾国藩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独当一面
决裂的导火线
天京陷落,曾国藩兄弟封侯。然而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南京城破前,洪秀全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登基,被称为“幼天王”。曾国荃在湘军攻破外城后即回营大睡,放松警惕,幼天王已经远走。事后他第一时间贸然向曾国藩汇报说,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曾国藩相信了弟弟,向朝廷汇报
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幼天王的踪迹。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没有这样做。在获得了幼天王的下落后,他立刻于七月初六日直接奏报朝廷。左宗棠夸大幼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
左宗棠“恩将仇报”的心理分析
“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
科举情结——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一直不高。当初曾国藩以二品大员身份到长沙“帮办团练”,左宗棠以一介小小的师爷身份与他初次接谈,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以为自己肯定能早早科名发达,不料连年落第,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
瑜亮情结——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汉武侯自比。继又言:‘今亮或胜于古亮。’”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
左与曾的交友和为人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其实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焘嵩、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
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最后一次交集,心服口服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
而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也没有料到的挽联,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郭嵩焘评曾国藩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焘的评价值得一读。对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嵩焘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
相国好谀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尝言李申甫能知我深处,不能知我浅处。又尝言古人办事不可及处,只是运用得极轻,庖丁解牛,匠石运斤成风,有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轻而已矣
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
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小结:继《传习录》后第二本人物传记精读,给自己带来的精神冲击和引起的反思之多不足言表,数次泪涌,读史明志,大抵如此。先总结曾国藩传内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三点,便书友速读:1.第一卷二、三章,为什么要学做圣人,如何进阶。曾在二十七八岁,失败七八次后进入最高权利机构翰林院,“出湖”的他深感自身不足,定终身之志,通过“写日记”,开始终身求道。2.第二卷六、八章,曾创办湘军,数次遇到巨大挫折,死里逃生,在被解除兵权后返乡蛰伏,彻悟自身性格之弊,从出世到入世。3.第四卷十七章,对曾的一生的小结,精神之高远,抱负之得失,身体之困境有一个概括。针对三点的个人想法:圣人经历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怎么转化到现代的语境进行学习和行动?1.第一卷适合二十到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明志之前,努力通过竞争到达一个足够高的平台(在这种环境中会由衷的感受他人优秀,经历自卑),然后明确长远的志向(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悍然之力破除劣习,养成好的习惯。2.第二卷、三卷适合而立之后,开始自身长期事业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像曾一般数次跌落谷底(墨菲定律,可能发生的一定发生),如何保持精神不死,困境中需要汲取什么样的智慧以破局,是关键。3.对个人而言,最后一卷我收益最深的还是重视身体保养,曾如此伟大的人,身体素质之差带来的人生体验并不如意,身体和精力管理才是行大志的根,相比之下生命科学极大发展的今天,人们却因个人意志不足导致身体素质变差,再反观曾国藩残身成圣,又何尝不是一种戏剧呢。
作者自序
我与曾国藩
1998我开始业余写作不久,就写了一篇散文《解剖曾国藩》,后来收入我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写的都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给曾国藩算算账》。此外,我还写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二):〈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三):曾国藩的领导力》
为何曾国藩
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
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力量
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曾国藩的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禀赋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
第一卷 京官时代
第一章 七次科举之痛
父与子
道光十二年(1832)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儿子叫曾子城,这一年二十二岁。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麟书,这一年四十三岁
曾麟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十六次,年过四十,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被戏称“童生”
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府君(父亲)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
平凡曾家
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4)。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
爷爷曾玉屏
本是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
“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
后语曾国藩:“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曾玉屏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麟书送去读书。可惜曾麟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屏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
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
生平第一挫
长途跋涉——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一百二三十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二百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麟书来说,则是第十七次踏入考场。单程三百五十里。
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老曾家破天荒,五六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
同时,曾国藩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主考官(学使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
越笨拙越努力
关于笨拙的小笑话
有一天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目瞪口呆
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质本薄……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资质之陋,众所指视”。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能力不副,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
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涤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曾国藩之所以屡次失败,主要是曾麟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死记硬背。经反思对比,曾发现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
转运
道光十三年(1833),中秀才
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这年秋天,曾国藩又到长沙参加了举人考试,取中了湖南省第三十六名举人
所以第二年曾国藩春闱和第三年的恩科未中,并不奇怪。道光十八年(1838),又逢会试之期,曾国藩再一次进京拼搏,背水一战,终于高中了进士。这一年,他二十八虚岁
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满怀兴奋地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叫作“朝考”。这次考试是为了从进士当中选拔翰林。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审核时,读了曾国藩的文章,非常喜欢,改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样,曾国藩就在仕途上获得了一个绝佳的起点
从科举塑造的人生哲学
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
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尚拙”:崇尚笨拙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
第二章 为什么要学做圣人
曾的自卑与焦虑
翰林院介绍
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
清代翰林院位于北京东长安街路南,与紫禁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
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玉堂人物”。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养望”,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
曾的自卑与焦虑
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作学者风范,大儒本色
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得也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
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
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三十而立,学做圣人
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
浮躁、坐不住,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
翰林官员是非常清闲的,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给自己放羊,曾国藩也是这样(感觉和自己刚进NTU好像。。。。)
为人傲慢,修养不好
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交了很多朋友。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是傲慢。陈源兖说他“无处不着怠慢之气”,另一位畏友邵懿辰则说曾国藩“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 (反思自己也被好友说过如是,慎思)
刚刚与人认识的时候,还显得很谦逊,但是与人交往时间久了,就不自觉地露出傲慢的本色
“虚伪”,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
有一个叫黎吉云的朋友来拜访他,“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中语,谈诗妄作深语”。黎吉云到家里来拜访他,拿了一叠刚写的诗,请曾国藩点评,曾国藩感觉这诗写得不怎么样,但是一开口,却言不由衷地夸奖起来。说着说着又开始显示自己在诗学方面的素养,说了一些故作高深的话
好色,爱看美女
这不过是正常的本能反应,然而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后,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
还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女人,那个朋友说起自己如何情场得意,曾国藩“闻色而心艳羡”,暗暗骂自己“真禽兽矣”
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湖南人,“出湖”
湖南人虽然有倔强、坚韧的特性,但也有封闭、褊狭的弱点。湖南人将走出湖南叫作“出湖”,湖南历史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只有出湖,才能褪却身上那种在闭塞环境下产生的狭隘偏执,变得大气宽广,有所作为。
曾国藩也是这样。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他兴奋地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到了翰林院,曾国藩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
立志做圣人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学问的门径,也才知道原来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大政治家和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不是高不可及。如果我们切实努力,一步步踏实用功,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脱胎换骨的开始:写日记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
早期写日记的问题
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十九年初记到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误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这个借口显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偷懒
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日记就六个字:“沈明府请吃饭。”五月初九日日记五个字:“住上选叔家。”敷衍了事
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计划得不错,但是实践了多少呢?结果这个月,他只记了两次。至于写字,他大部分天数都有写应酬字的记载,但是“习寸大字一百”,只有一天完成了
日记怎么写
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
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恭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
其次,日记的作用是“研几”,几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一个细节上滑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
倭仁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把日记给朋友看,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
第一项成功:戒烟
曾国藩的烟龄很长。湘中草烟的味道很辛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三十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两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
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发誓戒烟:“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殛之!”
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主,寝食不安。说自己如同“失乳彷徨”
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
改变自己行为习惯
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
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
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
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生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
本章读后感:在阅读本章时,思如泉涌,情绪起伏,遂记录所思所想。在读曾入京,阐述性格缺陷这段,莫名有种感同身受——对照自身,上海之行与新加坡之行,常自我感知到自己的狭隘,感慨他人优秀,也曾暗自苦恼,不知如何追赶,这份不满足是自己开始阅读和记录的起点。犹记曾在上海筹办年会之际,自己却饮酒独酌,独自在了凡博物馆思考,当时立誓想蜕凡,但深感自身劣习之多。也有像曾早期一样写日记,也犯了曾早期一样的错误。在自己最近重新记录,就看到此段,如获至宝。给自己日记新增两板块:1.自省区,2.找一个流量平台定期分享。曾能坚持三十年而成圣人,我菜,先从一个月开始吧。
其他所思:古今之别和之同。曾所在的年代并不遥远,道光十六年(1838年),曾虚岁26岁,刚中秀才,努力考取举人。2023年,185年后的今天,我也即将虚岁26岁。时代变迁,有所同有所异:所同于内,人精神的成长,古今殊同,皆需悍然之力对抗人性,谋求成熟,故成长之法为通法;所异于外,科学的盛行,现代经济发展,女性的崛起等,我们可以用更加本质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外界对成功的定义也从那时的官位论,中国论,发展到今日的事业论,世界论。“英雄”、“圣人”之途部分亦适用女性,而两性的圣人之路是否相同?立德、立功、立言的语境是否也有所不同了?例如德行中男德女德、功业中升官忧民、立言中传播自身思想,好像到今天都发展地形态各异,群魔乱舞。正统是否还有价值,非正统是否也应该有路可走,都是值得思考的。
第三章 惊人的进阶之道
1.自我管理的十二条军规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翻译过来总结:早起;静坐;读书不二;谨言;保身;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每个月要做几篇诗文;练字
2.把择友当作人生第一大事
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因为那时候没广播没电视没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
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世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
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公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重,所以自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
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
3.深得道光皇帝欣赏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
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第一,他比较平庸,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什么魄力。第二,正是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生怕落到别人手里
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有三点
第一,曾国藩这个人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踏实的人,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大世面,憨头憨脑,说话很直。道光皇帝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不喜欢那些油腔滑调的人
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一旦有任务,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名士气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看不起俗务
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由朱熹开始,上溯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对它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
1.郁闷的“副部长”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
做了一段时间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
主要是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
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
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
2.开罪咸丰皇帝
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这是虚岁,实足年龄十八周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
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官场有四大通病。咸丰皇帝奏折,对他大加夸奖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曾国藩给出解决方案
郊配,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张九龄在《请行郊礼疏》中说:“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
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上了《议汰兵疏》。之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这三大民生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疏》,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咸丰皇帝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
咸丰皇帝,“藏拙示仁”“藏拙示孝”的故事
咸丰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訢虽居次,但明敏能干。所以选谁为继承人,道光犯了难。于是道光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查他们。咸丰的老师杜受田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说你咸丰骑射本领远不如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时,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父亲的时候两手空空。道光很纳闷,问,你怎么回事?咸丰就跪到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的时候,我要把它射死了,连它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对他很满意
六阿哥奕訢,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訢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你先退下吧。咸丰进来的时候,一看父亲的病容,就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道光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我就太难受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很感动,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咸丰如此表现,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比不上六阿哥,你要“藏拙示孝”
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和担当
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3.北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
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
“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包括琦善,大学士赛尚阿等。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的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赛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曾国藩这才发现自己坚持原则,会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
得罪了皇帝和权要的同时,曾国藩还得罪了普通同僚。画稿事件就是曾国藩窘境的明显反映。曾国藩在奏折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说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科道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上直言
曾国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