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论述我国在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话语正面临着深刻调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对进一步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出了明确要求。面对日渐复杂的国际环境，建构过程中仍面临许多困难。下文将就我国在建构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展开论述。
自1870年签署的三社四边协定对世界新闻业的寡头垄断式瓜分，再到源自西方国家的少数跨国传媒巨头主导世界传媒市场，以及如今全球互联的美国中心主义结构和未见缩小的反而从数字鸿沟扩大的智能鸿沟，似乎都在佐证“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舆论格局的固化和长期延续。一方面，在媒介基础设施上西方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设施优质，另一方面全球互联网流量也集中在欧美国家。这意味着新媒体时代的“西强东弱”传播格局的加深，也让我国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难以取得成效。
如今，“全球政治已经变成竞争性的可信度的争夺，信息时代的权力不仅是军事经济，也关乎谁的故事会胜出”。一方面限于叙述内容、手段、和符号的单一，有时甚至还依赖媒体的”通稿”目前赢得国际传播的“受众”的方式仍旧处于对外宣传的僵化模式当中。另一方面，不分国别、受众群体、文化差异等“自说自话”的传播模式也难免会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大大降低了中国故事的文化内涵和意蕴价值，
学者萨伊德认为，西方对东方的传播中充斥着将东方描绘成异国情调、负面和神秘的地方的话语。在国内传播体系建设过程中，业界和学界由于长期受到来自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采用西方的视角来审视和定义自身的文化，形成了对自我文化的“东方主义”思维驯化，通过自我贬低、自我贴标签的方式来过度迎合西方的态度，忽略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这种“东方主义”思潮的席卷不仅影响了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位置，还影响了我国建构国际传播体系的文化思考和实践路径。
在平台逻辑的全面渗透下，社交媒体平台正在重塑国际舆论场多元主义的互动机制和现实规则，层位推动国际传播格局转型的关键变量。在以往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借助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借船出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西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掣肘的加深，社交媒体平台比如WeChat、TikTok不仅面临关停、禁止的风险，还容易被打上“宣传工具”的标签，在政治领域举步维艰。在经济领域，海外已有脸书、WhatApp等竞争企业抢占先机，WeChat、TikTok的市场份额少，盈利空间小，自身的经营也逐渐难以为继。这些依赖于社交媒体的传播渠道被不断压缩窄化，甚至可能发生代表对立于中国立场的“异化”。
瓦尔登·贝洛在2002年出版的著作中创造了“逆全球化”的概念，他认为“逆全球化”不是全球经济的倒退，而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重建的进程，是以民族、国家和社区需求为中心的全球资本、生产和市场的加速整合。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20英国脱欧、美国、日本、荷兰等国签订制裁“一带一路”倡议公约，再到2022年“俄乌冲突”、2023年“巴以冲突”等此起彼伏的地缘争端，世界各国围绕于此的表现也给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迷雾，“逆全球化”的国际传播趋势不断加深。“小院高墙”的拦截模式也使得建设国际传播体系陷入了“有心栽花花不开”的尴尬境地。
（一）体系构建：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再造秩序打破西方霸权
面对着长期以来的以西方霸权话语生产体系为中心的国际传播格局，“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崩溃论”等污名化中国的论调和话语攻讧甚嚣尘上，我国的国际交往备受掣肘。对此，应加快建构如“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等具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以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引领更有效地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提高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同时依托元首外交、领导人会晤等国际活动传递中国声音，打造融通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使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话语体系成为国内国际社会的主流，为构建更有效地国际传播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话语体系框架。
（二）平台搭建：搭建复调叙事话语平台，官民联动讲好中国故事
巴赫金提出的复调理论强调多主体“和声”而非单主体“独白”，只有将官方和民间相结合，才会实现国家形象从“自塑”转化为“自塑”和“他塑”的齐头并进。与此同时，平台正在日益渗透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何塞·范·迪克所述的“平台社会”，一些社交媒体平台比如Tiktok、哔哩哔哩在各国民间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2020年走红的“阿木爷爷”用视频传递着中国的文化，不少外国UP主也在用他们的视角解读中国，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但仍旧要看到平台面临的出海壁垒，因此应尽快打破壁垒，推动中国话语海外表达。
（三）媒体建设：革新主流媒体传播机制，重塑内核提升传播效能
主流媒体是国际传播的主阵地，也是国际传播主体的“领头羊”，在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国内国际舆论引导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建设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从主流媒体外部看，要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通过顶层设计、机制改革、制度建设、模式创新，强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体系化运作能力，从而助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从媒体内部看，要构建主流媒体内宣外宣一体化运作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方面的反应效率、内容产出能力和传播平台运用能力。比如2016年设置的CGTN就是2016年打造的多语种、多平台的融媒体机构，在传播中国声音，设置国际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技术赋能：创新媒介融合叙事策略，场景传播增强传播效果
智能传播时代，声、屏、画兼备的多媒体和和XR\VR等沉浸式技术、虚拟仿真技术的结合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搭建起“多模态”的、“虚实相融”的智能国际传播场景。媒体报道要利用跨媒介融合的技术手段，创新中国故事表达方式，在“声画兼备”“身心俱在”的场景式传播中减少文化折扣，打破时空、圈层、文化间的区隔。同时还要以算法进行精准传播，贴合不同国家、地区、文化的用户需求，实现多样化、精准化的策略性传播。比如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推出一场别开生面的“沉浸式”两会，报道通过“5G+8K”技术，融合多媒体演播室形式，为海外用户带来了“沉浸式”新闻体验，呈现一个更加立体真实且可感可触的中国。
（五）文化铸魂：坚守中华文明文化立场，支撑国际传播体系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它既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也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价值坐标和精神支柱。要构建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关键是要用博大精深的文化表征来支撑体系建设，以兼具道德人文关照和共同价值理性的话语内核来解构西方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绝对主义。比如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以《西游记》为文化内核，融通技术、话语、渠道，实现了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全球喝彩。
（六）学术强基：扭转中外学术理论逆差，提升国际学术话语认同
学术话语是国际传播体系建构过程中的理论品质和底层逻辑，学术研究的视野的开阔性和范围的普遍性是理论研究取得普遍性认同的基础条件。目前，我国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很大部分受到西方影响和制约，应尽快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探索中国学术理论，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理解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比如“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在理论研究上还应该与国际接轨，建立全球意识和国际议题主体意识，在全球共同关注上及时、有效发出学术声音，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认同度，为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的学术研究支撑。
（七）战略制定：完善战略传播机制理念，构建中国特色传播体系
2007年在《国际战略传播》创刊号上，学术界最早明确定义了战略传播概念：“战略传播是某个组织有目的地利用传播来完成其使命的活动”。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学者更倾向于认为战略传播是多方发声的复杂过程，提出“战略传播由组织个体和群体的传播网络组成，各种声音碰撞、交汇，并且相互干扰”。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需要从理念完善出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对接不同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观念，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误解。同时以完善机制为保障，横纵建设中国战略传播联席会议制度、建设中央和地方战略传播联动机制，统筹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建立起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伽达默尔提出：“我所设想的人类团结不是全球均一，而是多样性的联合。”建设国际传播体系顺应了时代之需，符合不断演进的历史潮流，针对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亟需深化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合作实践，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