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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读书笔记

导图社区《消费社会》读书笔记

《消费社会》读书笔记

在这本书中，鲍德里亚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符号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等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消费社会批判理论。鲍德里亚指出：与过去将消费看作经济活动中的一环不同，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一种主动的结构，商品的符号价值推动着人们在消费中对自身、对社会的想象性认同，确证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作者关于消费社会的分析，不仅构成了他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西方以及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编辑于2025-04-21 17: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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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消费社会》读书笔记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大众传媒文化

新潮——或过时事物的复兴

有时，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

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

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而存在

在仪式般形式下消费着曾经是历史事实而又被牵强附会为传说的事物

复辟：这是一种否认历史和对先前范例进行物种不变论复兴的过程

透过这一“生活化”层面的是对消费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定义

即在否定事实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符号进行颂扬

大众传播的新闻利用灾难符号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

无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

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之复活

文化再循环

再循环为每个不想被淘汰、被疏远、被取消资格的人，提供了使他的知识、学识，总之他在就业市场上“可利用的材料”“重见天日”的必要条件

自以为是科学的，是建立在所有个体为了“跟上时代步伐”而一般都能适应的知识持续进步之基础上的

“再循环”不禁令人想到了时尚的“循环”

它并不意味着持续的进步：时尚是任意的、变幻的、循环的，而且对个体内在品质毫无裨益

仍具有某种深刻约束的特性，而其必然的后果便是个体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或遭到淘汰

科学掩饰下的“知识再循环”，或许暗含了和时尚一样的“指导性废弃”游戏

模拟范例的价值在于制造一种氛围，所以它要屈从于不断更新的循环

职业领域的价值都让位给了再循环，让位给了流动性、身份地位和职业轮廓的约束

“再循环”这种阻止原则支配着今天所有的“大众”文化

所有适应了新环境文化的人并没有权力参与到文化当中去

他们有权参与的是文化再循环

他们有权做的是忍受这种像时尚般永远动荡着的简单摆动的约束

它是对如下文化观念的彻底颠覆

继承下来的著作、思想、传统等遗产

考证和理论思考的持续方面

考证的超验性和符号的功能

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相联系

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被生产出来

会作为普遍要求、作为理想参照而保持着

越是当它丧失了其意义实体时越是这样

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和物质财富一样要屈从于“现实性”使命

这一点仍然与文化的工业性传播无关

关系到作品意义的，是所有的含义都应成为循环的

正是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

“先锋创作”和“大众文化"之间也没有区别，两者都遵循一套编码规则，遵循对幅度和减幅的估算

在文学界，学院派式微而通常遭到轻视的文学奖制度恰好迎合了当代文化的功用性循环而又找到了令人惊讶的新生

转盘和计算机或最小的公共文化（P.P.C.C.）

转盘机制：通过问题来探究动词的定义

需要通过筛选重现才能用特定能指来替代的不定能指

参与者们没有真正的提问能力：提问、探究、分析

将词汇的定义设置成疑问式，一种通过与理性研究无关的尝试和错误进行调校的初级探索方式

计算机：原理与转盘机制相同，考研的不是知识过程，而是瞬间反应机制

最重要的显然是参与，内容毫不重要

即使回答错误，他们已经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即通灵

使消费社会分化出来在于这种仪式般的通灵是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

通灵不再建立在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技术基础之上

P.P.C.C.（最小的公共文化），人们把它命名为“大众文化”

一种充斥着符号和参考、对学校知识的模糊回忆和时尚标记的奇怪主体

取的是数学上最小公分母的意义，“标准组合”的意思

普通消费者要获得消费社会公民资格而必须拥有的最小一套同等物品

这种P.P.C.C.反而与学校“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P.P.C.C.的游戏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社会一体化进程

一个完全被纳入这类大众传媒竞赛的社会，整个社会组织都建立在它们的认可之上

所触及的将是被挑动起来不断进行孤注一掷的整个大众

每个人都可以作为被考核者或考核者

这是一种通过权力转移进行一体化的策略作用

决定大众传播性质的，是技术支持与P.P.C.C的组合，而不是参加大众的人数

计算机媒介是集体媒介的技术实现

兴趣、爱好、需要、决定：不管是面对着事物还是关系，消费者永远被要求做出回答

恰似在计算机提供的不同答案之间进行选择一样

购物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游戏

最小公倍数（P.P.C.M）

建立在产品稀缺之基础上的艺术投机宣告终结了

由于其“无限次备份”，艺术也浸泡在工业时代之中

备份的倍增绝对不会取消社会分工和文化卓越性

矛盾在于

那些空头理论家们坚持把文化看做是一种一般事物，并且想以成品的形式对其进行推广，但所做的只是将此前一直不属于其中的某些内容或某些象征性活动归入到消费逻辑（即符号操作）中去

作品变成了同质的东西，并且参照其他的东西来获得自身的意义

自己变成了成品，并进入了那一批、一堆普通公民赖以确定自己“社会文化”地位的附件的行列

大出版物的行列长期以来满足了那些“有晋升希望的阶级”的文化需求

一种妥协的结果：人们期待一种有特殊利益的文化，但同时又表现出一种防范的、拒绝特权的相反动机

这种阅读扮演着联络符号的角色

跟读者构成的潜在集体进行联络

这本身就是“大众”传播的效应：承认、联络及虚构参与的价值，作为阶级象征来进行的一种“文化”活动

文化实体之所以被“消费”，是因为其内容并不是为了满足自主实践的需要，而是满足满足针对社会地位编码要素这种目标的需求

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内容在此将只不过是内涵的、次要的功能

当文化变得与其他物品同质并可相互替代时，它就变成了消费物品

假如说文化被整体消费，这是因为它与其他物品一样，屈从于符号的同一竞争需求，而且就是根据这一需求被生产出来的

这种“文化”可以是出于一种执着的兴趣，特别是对那些正处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类别的兴趣

必须以更替、循环、模式更新的约束为前提

以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化组合游戏式实践来替代作为意义象征系统的文化排他性实践

工业美学设计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工业物品重新具有一种“美学”同质的统一

这种统一通过它们的次要功能使它们全部相互联系在一起

人际关系的功用主义在文化提升中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土壤

媚俗

媚俗和摆设一样，在这里指的是一个范畴

媚俗把自已定义为伪物品，即定义为真实含义的缺乏和符号

它的内部组织（符号含糊的过剩）和它在市场上的出现（不协调物品的激增，系列的堆积）之间有一种密切关系

媚俗是一个文化范畴，它在消费社会社会学现实中的基础，便是“大众文化”

社会流动性所产生的文化需求就是需要用符号来炫耀这一地位

在一个没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中是没有媚俗的

媚俗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贫乏，而这种价值贫乏是与一种最大的统计效益联系在一起的

某些阶级整个地占有着它，这里与“美”并不相干：相干的是独特性，而这是一种社会学功能

这一功能，时刻规定着特定社会范畴在特定社会结构状况下，通过特定物品或符号来表明自己与其他范畴的区别，确定自己地位的可能性

越来越多的阶级对某特定符号的接触，迫使高等阶级通过其他数量有限的符号来与前者保持一定距离

在这种区分的逻辑中，媚俗的特性就在于其价值偏差和贫乏，它在外延上倍增着

在阶梯的上层，那些“阶级”物品则在品质上不断倍减并更新种类以使自己稀有化

摆设和游戏

消费物品的特点是一种功能的无用性（而不是“用途”），摆设恰恰就是物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真相

摆设特性也许就是其潜在无用性及其游戏式组合价值

当技术成为一种神奇的心理实践或一种时尚的社会实践时，技术物品本身就变成了摆设

只要造成的是一种时尚和特权的后果或一种拜物崇拜的后果，都会是摆设

我们将无法走出这个圈套，除非把摆设定义为那些由于自身次要功能而被明确使用的物品

摆设试图超越游戏式模式的目标和用途的这一普遍危机，但没有达到，也达不到玩具对儿童所意味的那种象征性自由

它的贫乏是一种模式效应

今天这个词获得的贬义可能在反映出一种道德评判的同时，还反映了实用价值和象征功能普遍丧失所引起的不安

但其反面也是成立的，无论什么物品、无论它本身是否摆设，都是对新事物的歌颂

儿童正是以这种强烈关系的模式体验自己的物品和玩具的，而日后获得一件摆设的乐趣丝毫比不上将我们带回一个纯粹童年的乐趣

这本来即是激情游戏的灵魂，却被普遍化和扩散化了，因而变得缺乏内涵、缺乏感动而重新蜕变为好奇心

这是一种介于冷漠和迷恋之间的东西，而且是与激情相对立的

激情可以理解为对一个完整的人或某种被当做人的物品的具体关系。它要求全身心投入并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价值，而游戏式好奇心则只是一种对基础游戏的兴趣，即使有时它也很强烈

这里人与物的关系本身就是着迷和操纵的关系

这种游戏式活动也许具有激情的表象，但它是消费

消费是组合式投入：它排斥激情

这便是与消费社会逻辑相反的逻辑

摆设的特性，既不是由人们对它的实用型应用决定的，也不是由象征型应用决定的，而是由游戏型应用决定的

正是游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形态的主导性色调

以至于一切（物品、财富、关系、服务）在那里都变成了摆设

流动：一种消费艺术

流行艺术是否是我们所谈论的这种符号和消费逻辑的当代艺术形式，或只是一种模式效应，即它本身是一种纯消费物品

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我们可以承认流行艺术在（根据其自身的逻辑）将自己变成单纯物品的同时改变了一个客体世界

广告具有相同的暖味性

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物品的本质或意义不再具有对形象的优先权了，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转化相互补充，同样作为符号“发挥作用”

流行希望自己与符号的这种内在秩序同质，与它们的工业性和系列性生产同质

它是否是一种去魅了的艺术，即制造而不是创造物品的艺术

消费社会陷入自身的神话之中，缺乏对自身的批判观点

这恰恰就是它的定义——它的真相仅仅存在于那种完全占据着它的神话（自身逻辑）之中

人们发现自己正面对着某种由受欢迎事物造成的行为主义，而且其中还夹杂着某种要求剥夺自我和超我以发现周遭世界的“真谛”的禅宗或佛教的神秘浪潮

矛盾：流行把周遭世界看做是被揭示出来的自然、是本质

于是流行便具有了两重性

它是一种社会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当今社会-自然-理想社会）；它复辟了整个艺术圣化的过程，取消了它的基础性目标

流行希望成为平庸的艺术，但是平庸只是崇高这个范畴的当代版本，也是一种超验范畴

物品只存在它的用途方面、在使用它时才是平庸的，物品从它开始指涉时就不再平庸了

日常性，就是重复之中的不同

艺术既不能溶于日常生活也不能抓住日常生活的本质

内在和超越同样都是不可能的

流行艺术家们忘记了要使画作不再成为超级圣化符号（唯一的物品、署名），仅凭作者的内容或意图是不够的：决定这一切的是文化生产结构

只有像对任何其他工业那样对绘画市场进行合理化，才能将画作去魅并使它变成日常物品

也许可以把流行定义为不同心理认知层面的一种游戏或操作

一种心理的立体主义，不根据空间分析，而根据整个文化，以其知识和技术装备为出发点，制定的种种认知模态来寻求对物品进行衍射

正如流行之中没有现实的秩序而只有含义层次的秩序一样，其中没有真实的空间，也没有真实的时间

仅有的空间就是画布的空间、不同符号要素及对它们之间关系进行并置的空间

仅有的时间就是阅读的时间，对物品及其影像、对这一影像和同样的重复等进行区别认知的时间

这种阅读只会是一种泛泛的浏览，一种连续的记录

流行强行进行的活动远离了我们的“美学情感”

流行是一门“酷”的艺术：它并不苛求美学陶醉及情感或象征的参与（深层牵连），而要求某种“抽象牵连”，某种有益的好奇心

这很好地保存了某种类似于儿童好奇心和对发现的天真的着迷

流行艺术不是平民艺术

平民文化的精神特质恰恰在于一种毫不暖味的现实主义、在于一种线性叙述（而不在于重复或层次的衍射）、在于寓物和装饰（这不是流行艺术，因为这两个范畴参照的是本质中的“其他东西”），在于与心理波折相关的情感参与

信息的配置

每日广播并非听上去那样杂乱无章：其有条不紊的轮换强制地造成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费模式

过信息有条不紊的承接，强制性地造成了不同的信息在符号层次上的等同

真实的消费效应应恰是在于此处，而不是在与直接的广告话语之中

我们消费的，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某一场景或画面，而是一切可能的场景承接之潜在性

媒介即信息

“媒介即信息”是消费分析的一个基础特征

这意味着被无意识地深深地解码了并“消费了”的真正信息，并不是通过音像展示出来的内容，而是互相承接的等同符号的那种强制模式

每个信息的首要功能就是参照另一信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对世界进行剪辑和诠释的系统

大众传播的这一技术程式造成了某一类非常具有强制性的信息

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

一种包装和曲解的功能

印刷书本的出现之所以曾经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非不完全是因为那些以它为载体的内容得以代代相传，而更多的是由于它透过其技术实质而实施的系统化之基础强制

书本道德是一种技术范例

技术效应在观点和概念的层次上是隐藏的，却持续无意识地对感性关系和感知范例进行轮换的象征、思想或幻觉更含蓄更具长效决定性的范例

内容在大部分时间里向我们隐瞒了媒介的真实功能

它冒充信息，而其实真正的信息，是在人类关系的深层发生了结构改变

大众传媒的功能是对世界的特殊、唯一、只叙述事件的特性进行中性化，代之以一个配备了多种相互同质、互为意义并互相参照的传媒的宇宙

在此范围内，它们互相成为内容，这便是消费社会的总体“信息”

电视传媒通过其技术组织所承载的，是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意识形态

它承载着的意识形态是，那个对已变成符号系统的世界进行解读的系统是万能的，希望能成为一个缺席世界的元语言

在“画面消费”的后面隐约显示着解读系统的帝国主义：只有可以（应该）被阅读的东西才能存在

那将与世界的真相或其历史无关，而仅仅与解读系统的内在严密性相干

面对着一个混乱，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世界，每种媒介都把自己最抽象、最严密的逻辑强加于其上

假如把符号看做能指和所指的连接，就可以界定两种类型的混同

在孩子身上，在“原始人”身上，能指可以为了所指而消失

在以其自身为中心的画面中，或在以编码规则为中心的信息中，能指变成了其自身的所指，其中两者的循环混同是偏重于能指的，即取消所指和能指的反复叙事

大众传媒并不是通过画而的中介走向世界，而是画面通过世界的转向而回归于自身（即在所指不在场后面的自我指定的能指）

我们便从以所指为中心的信息——过渡性信息——过渡到了一种以能指为中心的信息

它既不让人看到也不让人理解具有各自特性的事件，而是在根据同样的编码规则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诠释之后便不加区别地将它们播发出来

这一编码规则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也是一种技术结构

广告媒介

广告在提到某一物品时却潜在地赞扬了所有同类物品一样，如同它透过某一物品和某一商标却实际上谈的是那些物品的总体和一个由物品和商标相加而构成的宇宙一样

它就这样伪造了一种消费总体性

按麦克卢汉的说法就是使消费者们重新部落化

一种与信息但更主要是与媒介自身及其编码规则相适应的内在、即时的勾结关系

透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所有其他消费者，又透过所有其他消费者瞄准了每一个消费者

广告强加给人一种一致性：即所有个体都可能被要求对它进行解码

大众传播是由并非从世界出发而是从媒介自身出发的信息的系统化生产规定的

广告的大众传播功能因而并非出自其内容、其传播模式、其明确的目的，也不是出自其容量或其真正的受众，而是出自其自主化媒介的逻辑本身

它参照的并非某些真实的物品、某个真实的世界或某个参照物，而是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

只要书籍让其读者参照其所有的读者，或只要物品/书籍参照同一集合中的其他，等等，那么书籍就变成了大众传播方式

伪事件和新现实

人们通过对一些真实线条和要素进行组合而“制造”出某种范例，人们令它们“推演”某个事件、某个结构或某种将要来临的局势，并从中得到某些策略性的结论并依据这些结论来对现实进行操作

后者因为由媒介本身物质化了的这种范例的新现实而被取消、被盗取

超越真伪

博尔斯坦表达了一种必须为广告进行辩解的观点

劝导和神话并不完全出自光的不择手段，而更多是由于我们乐意上当受骗：与其说它们是源于广告诱导的愿望，不如说是源于我们被诱导的愿望

广告把物品变为事件，将其构建得和范例一样

广告（及其他大众传媒）是超越真和伪的

正如时尚是超越丑合美的，正如当代物品就其符号功能而言是超越有用与无用的一样

广告艺术主要在于创造非真非伪的劝导性陈述

广告是建立在另一种类型的验证基础之上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验证

自我实现预言”的模式，就是反复叙事的模式

以一种无句子的直陈式取而代之，一种重复的命令式

寻求通过事件的来促成反复叙事式的重复

消费者通过其购物所作的只是使神话事件神圣化

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

一种预言性话语

将通过消费者对其话语的认同而变成目常生活的真实事件

日常生活也以成为范例的复制品而告终

广告意群不解释、不提供意义，因此它们非真非伪，但它们精心地消除了意义和证据

最美的消费品：身体

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

身份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

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反应了事物关系的普遍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

私有财产的普遍地位同样适用于身体、社会实践及人们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复现表象

您身体的秘密钥匙

皮囊并非那作为裸体（因而欲望）之泛滥的皮肤：皮囊就像是魅力的服装和别墅，就像是符号，就像是对模式的参照

话语打着协调每个人与自己身体关系的幌子，在主体与作为双重威胁的客观身体之间，重新引入了与社会生活关系相同的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规定性相同的规定性

提出的要内转到自己身体中去并“从内部”对它进行自恋式投入的建议

根据一种完全拜物崇拜和耸人听闻的逻辑，为了使它向外延伸，变成更具功能的物品

身体变成了最美的关切之物，独自垄断了一切所谓正常的情感性，但并不因而就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在这一情感转向的程序中，无论其他何种物品都能依据同样的拜物崇拜逻辑来扮演这一角色

身体只是心理所拥有的、操纵的、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丽的一个

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

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做一种遗产来照料、当做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

功用性美丽

在这一将身体圣化为功用性身体指数价值的漫长过程中，美丽和色情是两个主导主题

两者并共同创立了身体关系新伦理，它们对男女都适用，然而女姓范例掌握了一种优先权

美貌非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

美丽仅仅是交换着符号的一种材料，它作为价值/符号运作着

美丽的命令是功用性命令模态的一种

功用性色情

指导着身体之“重新发现”及消费的，就是性欲

美丽的命令，是通过自恋式重新投入的转向对身体进行赋值（FAIRE VALOIR）的命令，它包含了作为性赋值的色情

在身体/冲动、身体/幻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欲望的个体结构

在“色情化”的身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交换的社会功能

受到符号工具化编码规则的约束，欲望只不过是功用性命令的一种变体或隐喻

时装模特的身体也不是欲望的客体，而是功用性客体、见混杂着时尚符号和色情符号的论坛

它再也不是姿态的综合，即使时尚摄影展示了其通过一种模拟程式重新创造自发的手势和自然动作的艺术

它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一个形式

当代所有的审查官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或者说自愿搞错）

在广告和时尚中，他们把裸体当做肉体、性、欲望的目标而进行拒绝，相反却将身体被切分的那些部分改编进一个对本来的身体进行升华、祛邪的庞大程式之中

就像色情是在符号之中而从不在欲望之中一样，时装模特的功用性美丽是在于“线条”之中而从不在表达之中

既是欲望的过分含义也是欲望的完全缺场

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特别是时装模特这种绝对范式的身体，构成了与其他功用性无性物品同质的、作为广告载体的物品

快感原则和生产力

这种身体与物品的同质进入了指导性消费的深层机制

从对身体的功用性占用到购物中对财富和物品的占有之间的转移

唯一被真正解放了的冲动便是购物的冲动

身体必须“被解放、获得自由”以便它能够因为生产性目的而被合理地开发

就像必须遵循自由决定和保护个人利益原则，以便劳动力可以变成对薪水的需水和交换价值

必须使个体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并对它进行自恋式投入，以便欲望的力量可以变成对可合理操作的物品/符号的要求，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当代身体策略

那些与身体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中，在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对以灵魂或其他某种非物质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进行攻击批判的价值

这种为身体进行的长期去魅及世俗化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

身体的价值曾在于其颠覆性价值，它是意识形态最尖锐矛盾的策源地

我们主要是处在一个清教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意识形态相互渗透的阶段

它们的话语在各个层次上都混杂在一起

取得了胜利的身体并没有继续构成一种生动矛盾的要求、一种“非神秘化”的要求，而只是顺应时代，成了神话要求、教条和救赎模式

它的“发现”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是面向更多自由、真相、解放的、对圣化的批判，即人反对上帝的战斗，如今它也落到了重新圣化的符号之下

身体崇拜不再与灵魂崇拜相矛盾：它继承了后者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这一意识形态主要保护的是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及相关的社会结构

甚至还强化了它们，给予它们一种几乎是决定性的根据

因为它用身体的自发表现取代了完全内在的灵魂超验性

然而，这种表现是虚假的

它，和后者一样，是一种观念

或表达为：一种部分实体化了的物品、一种享有优先权并因此而得到投入的双重体

身体是女性的吗

这一美学/色情的弥天神话主要是建构在女性基础上的

女性被混同于不吉祥的性别并被认为注定如此

这种心理/性的宣判完全是受到某种社会奴役的唆使

女性的性别界定是历史造成的

对身体的压抑和对女性的剥削被置于同一符号之下

这一符号要求所有被剥削的范畴自动获得一种性别界定

整个文明中的被压抑、被升华了的性欲，必定是和其受到的社会压制、隶属的、构成这一文化自身基础的范畴结合在一起的

既然女性和身体在奴役中曾联结在一起，那么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也是合乎逻辑且合乎历史的

但这种同步的解放是在女性与性欲之间的基本意识形态混淆根本尚未廓清的情形下进行的

清教的障碍依然纹丝不动

因为正是随着她的一步步解放，女性越来越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

一切在名义上被解放的东西都是建立在“监护”价值体系之上的

这同时引导着消费以及社会放逐行为的价值是“不负责任”

对名誉的过度强调阻隔了真实的社会经济责任

被奴役、被遗忘了几千年之后的浮现构成了最具革命性的可能，并因而构成了对任何一种既成秩序的最根本威胁

他们被一体化、回收成为“解放的神话”，这种自恋式的解放成功地抹煞了他们的真正解放

把青年规定为叛逆（一石二鸟）

通过将青年规定为特殊范畴以避免叛逆向全社会扩散，并且此范畴由于被控制在一个特殊角色即叛逆之中而被中和

将女性和性解放混同，使它们相互中和

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

消费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集团阶级、种姓（及个体）的形式自主化

这种形式自主化是始于符号或角色系统的形式自主化并且因其而来的

不是要否定作为社会范畴的女人和年轻人地位的“真实”发展

夹杂着或者说具有了某种神话超验性、某种像神话一样的客观性这样的两重性

那个庞大战略举措就是把性解放的所有社会危害都规定在女性及其身体的概念中，把女性解放的危害规定在性解放的概念中（规定在色情中），凭借女性/物品来消解女性社会解放的一切危害

医疗崇拜：“状态”

健康借助身体表现的中介，变成了对地位的功用性苛求

由此，它进入了竞争性逻辑

表现为对医疗、外科、药剂服务的无限要求与身体/（部分的）物品的自恋式投入相联系的强制性要求，与个性化及社会流动进程相联系的地位要求

与其说它是一种基本“价值”，不如说它是一种赋值

在赋值的神秘主义中，它就是与美直接结合在一起的“状态”

它们的符号在个性化范围内相互交流，那是对功能/身体符号的迫切的至善论操纵

圣化及以此为任的“主祭修士”是随着救赎原则的个体化产生的

那些原始“宗教”并不讲究“圣化”，它们讲究的是一种集体实践

个体忏悔这种最突出的圣化是随着意识更加深入的个体化产生的

正是随着普遍的个体“躯体化”才让这一医疗主体在目前属于他的社会超特权中安顿下来

根据与要求身体为之服务的传统伦理相反的种、完全当代的伦理，命令个体为自己的身体服务

功用和圣化在此不可分离地掺杂在一起

苗条的牵挂：“线条”

假如我们把消费界定为时尚组合程式的普遍化，就知道时尚可以同质化一切事物，以及那些相反的项

但它对肥胖与苗条却无能为力

或许是因为在（食品的）超消费社会中，轻盈变成了一种自身区别符号

符号本身并不存在自身区别符号，而只有对立形式符号作为区分符号轮流交替以使物资得到更新，并不绝对排斥对方

显得很迫切的卫生保健利用身体的一种表面的、肤浅的宗教来“规避”那些深层的幻景

“热爱着”身体的它小心翼翼地防止着身体与欲望之间的任何沟通

那种身体的侵略性冲动，是和身体本身同时“获得解放”的

主要不在于卫生保健之中，而更多在于“节食”的禁欲之中

它们的功能就是把身体的那种侵略性的、扩散性的冲动完全引导和吸收到集体奉行中来

在把身体全部的潜在满足解放出来的同时，它自以为将一种先天存在的人与其身体的和谐关系解放了出来

但同时获得了解放而不再受到社会机制集中引导的整个对立侵略性冲动如今都涌进了对身体的普遍关切之中

就是这种冲动，超越了时尚的（且不可置疑的）规定性，培养了那种不可抑制的、非理性的、猛烈的自我毁灭

身体在一种全面折磨之中，变成了必须根据某些“美学”目标来进行监护、简约、禁欲的危险物品

线条崇拜中的这种美丽与压抑的组合被作为完全不同于满足逻辑的两种逻辑的载体

一是模式命令，即社会组织原则

二是死亡命令，即心理组织原则

身体本身在其中变成了祭品，同时就像在祭祀中一样达到了完美并激烈地复苏

性交换标准

越来越按照商业化并工业化了的物品及信息来评估性欲

物品及值息偏离了它们的客观合理性

性欲亦偏离了其膨胀的合目的性

它更反映了对性问题的某种真实的迫切需要

在将它们系统地“正式化”的同时，赋予了它们一种欺骗性的“自由”表象（性“标记”）而掩盖了它们的深层矛盾

这种色情化是失度的，而且这种失度是有意义的

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对传统禁忌的去魅、解压危机，更是性欲被决定性地包括在边缘化生产及分化的无限过程

因为正是这一体系本身的逻辑将其作为色情系统，作为消费的、个体及集体的功能来“解放”的

这种性欲看似是庆祝的符号，但事实上只是徘徊在没落社会中的死亡符号的幽灵

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的解体，总是通过其成员个体的散落，以及（包括）把性真正传染为个体动力和社会氛围来完成的

割断了自身历史且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严重涣散的集体，总是会回复到一个几乎纯粹充满了冲动的世界中去，同时会将利益的即时决定与性的即时决定混淆为同一种狂热不满

社会关系动荡，那种不牢固的联系和激烈的竞争营造出了经济世界的氛围，它们反作用于神经和感官

性欲也不再是人们共同称赞的对象以及将众人凝聚起来的因素，而变成了对利益的个人狂热

性欲纠缠着每个人，使他变得孤立

性欲在加剧的同时，会变得对自身充满渴望

作为几个世纪及清教传统标志的羞涩、廉耻或犯罪感对它不再具有影响力

它们随着官方标准和禁忌的消失而渐渐消失

约束这种性解放的，就是个体的压抑要求、内心的审查

审查不再是（从宗教、道德、法律出发）建立在与性欲相对立的位置上，而是渗入到个体的无意识中并和性欲一起汲取着同样的源泉

你身边的各种性满足，本身就对自身进行着持续的审查。再也没有了（或者更少有）压抑，但审查却变成了一种日常功能

这种背景式放纵和渗入其中的隐隐忧虑远没有“改变生活”，而只是构成了某种集体“氛围”

其中性欲实际上变成了私事，也就是说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

自恋并自厌

消费系统用道德包围着它，使之构成该系统的政治齿轮

广告中的象征与幻象

广告幻象都被与消费者的无意识联系在一起，而消费者只能听任被这样操纵

无意识和幻象之间的循环论证，与从前意识层次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循环论证，是同样的

两者互为索引，互相规定

无意识被规定为个体功能，而幻象则是广告公司的成品

由此，可以规避无意识的逻辑和象征功能提出的所有真正的问题，而将它们巧妙地物化到符号的意义及效用的机械进程中去

在这整个过程中，是一种二流神话学

通过虚拟的象征，使个体陷入到所谓个体无意识的神话中，以促使他们对其做出投资而完成消费功能

首先要在对这些象征的“阅读”层次上进行接受，随即就要通过对由这些“象征”所指定的并承载着这些“幻象”的物质财富的占有来进行接受

在这整个色情会演当中既没有象征也没有幻象，人们把这一切指责为“欲望战略”

人们也完全可以承认围绕着我们的一切色情材料都是有文化修养的

这既不是幻象的材料、也不是象征的材料，而是氛围的材料

在这里发言的，既不是欲望也不是无意识，而是一种堕落为陈词滥调、把戏、市集辞藻的精神分析亚文化，一种隐喻

整个广告现代色情都只是由符号构成的，而非意义

它们堆积在一起构成商标这一超级符号，而只有商标才是唯一真实的信息

它没有任何企图，也不唤醒任何“深层”的东西

它们只表达文化内涵，是一种内涵元语言

真正的幻象是无法表现的

如果它可能被表现，那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那只会是满足于把从句法关系中摆脱出来的一些符号，一些孤立的、编了目的、不会诱发任何无意识联想

只会引起“文化”联想的符号组合起来

与其对广告充满情感的操纵进行谴责，更不如说它令人们忘却那真正的过程——对躲在背后非常有效地“发挥着作用”的审查过程进行彻底的剖析

广告色情机制令我们承受的调控是对一个清晰句法中的深刻意义、象征功能、幻觉表达方式的审查，即对性能指的生动渲泄的审查

在性符号编码游戏中，在被随处展示的性的晦涩表现中被删除、被剪辑、被取消的正是这一切

可是在那里对句法的巧妙解构只是为一种闭塞的、反复叙事式的操纵留下了余地

性玩偶

性欲指的是对某种“真相” 或某种“总体性”的人为重现，是在对作用或功能进行了预先划分的基础上，对某种总体性进行的系统重现

就性玩偶而言：必须像划分总体性那样先把性欲在其总体交换的象征功能中进行分解，才能将其限定在性符号的范围内，并将它们作为私人财产或特征指定给个体

性玩偶这种新玩偶证明，在消费社会中，这是由一种模拟和重现的进程决定的

其原则是性欲被与性器官的“客观”现实混淆在一起

“传统"玩偶充分实现了其象征（因而也是性的）功能

用特定的性符号对其进行装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划掉这种象征功能，并将该物品拴在一个戏剧化功能之上

这是一种附加于玩偶的性作为第二特征

作为性装扮并事实上作为对象征功能的审查

性欲是一种象征的及总体的交换结构

撤销其象征代之以性的现实的、明显的、戏剧化的含义和“性需要”

撤销其交换，将性爱个体化，将性指定给个体并将个体指定给性

在这里完成了劳动的技术和社会分工

性变成了被分为许多份的功能

在这同一个运动中，它作为“私有”财产而被指派给了个体

否认性欲是象征交换，即否认性欲是超越功能划分的总体进程

性欲的总体功能及其交换象征一旦被摧毁并丧失，那么它便落到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双重模式之中

性欲作为孤立的功能，同时表现出

对个体而言的使用价值

通过自己的性器官、“性技巧”及“性需要”来实现

因为现在谈的是技术和需要，而不是欲望

交换价值

它不再是象征的，而要么是经济和商业性的——如各种形式的卖淫

要么是那种更能说明当今问题的炫耀性质的价值/符号——如“性地位”

性欲作为一种象征的及总体的交换结构、被孤立的模拟总是建立在一种对本真的物化和颠倒之上

人们越是为赝象添加上现实的符号/属性，使其得到完善，就越是会通过将象征的负荷转向对物化的性的文化玄想来审视真相

休闲的悲剧或消磨时光之不可能性

自由时间的品质、节奏、内涵、相对于劳动或“自治”的约束下它是否还有剩余，这一切重新成为对个体、范畴、阶级进行区分的特征

除了这些仅在某种地位符号（包括“被消费了的”自由时间）区分理论中才有意义的差异，还应看到时间具有使人类地位均等化的某种特殊神话价值、如今被休闲用力夺回并被作为主题的某种价值

某些公设令人隐约感觉到时间很可能只是某种文化的生产方式的产品

时间必然和这一生产系统范围中一切被生产出来或可资利用的财富一样隶属于同一法则

私有或公共财产的法则，占有的法则，被拥有且可让与的、异化了的或自由的客体的法则

这种客体和根据这一系统模式生产出来的一切物品一样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物化抽象

时间的可通过某种客观功能或特定实践来确定的使用价值在哪里

“自由”时间的深刻要求就在于：为时间恢复其使用价值，将其解放成空闲范畴，并用个体的自由将其填满

在我们的体系中，只有作为物品、作为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用于“投资”的由年、时、日、周构成的计时资本，时间才能得到“解放”

既然它的计时要受到总体性抽象即生产系统的抽象的支配，事实上它已经不再“自由”了

休闲的深刻要求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绝望的矛盾中：它对自由的强烈期盼证明了制约机制的强大力量

消费的悲剧性

原始社会中没有时间，在那里，时间只是重复式集体活动（劳动、庆祝的仪式）的节奏

要把它投射到已然预见且调制好的未来中去就不能脱离这些活动

它不是个体的，庆祝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就是交换的节奏本身

时间与金钱的类比则是对“我们的”时间进行分析的基础，包含着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重大鸿沟、决定性的鸿沟

消费社会的那些基础性选择就是建立于其上的

时间是一种服从于交换价值规律的珍贵的、稀缺的东西

这一点对劳动时间而言是被出卖和被购买的

但是自由时间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被购买以被“消费”

“自由”时间实际上是“赚到的”时间、是可赢利的资本、是潜在的生产力，因而需要将其买回来以资利用

可切分的、抽象的、被计时的时间就这样变得与交换价值系统同质

作为时间计算的物品，它能够而且应该与任何其他商品（尤其是金钱）进行交换

时间/物品的概念具有可逆价值

一切都和时间一样是物品，因而一切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均可被看做是凝固的时间

（生产）系统的规则都不考虑休假，它们持续地在任何地方再生产作为生产力的时间

表面上一分为二变成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是一个神话

这种在消费社会中的极为对立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基础、越来越形式化

这根本不是一种节奏，这是一种功能机制：将同一个系统程序划分为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

这种客观的、逻辑的共通，制约着劳动时间的标准和约束也被传送到了自由时间及其内容之中

我们的生产与生产力系统中，人们只能赚取自己的时间：这种命定的必然沉重地压在了劳动之上，也压在了休闲之上

休闲本身的意识形态也许是出于“需要”，但它们自身并没有规定对休闲本身的苛求，即对时间的消费

自由时间首先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耗费时间、有时是将它“消磨”掉、纯粹地浪费掉

这就是为什么说休闲“被异化了”：因为它仅仅是恢复劳动力所必需的时间，这是不够的

更加深刻的是，它并不直接隶属于劳动时间，而是与消磨时间之不可能性本身相联系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永远无法消磨足够多的时间，以战胜那种从过日子到从中赚取利益的命定必然性的时代

但是人们不能像脱去内衣一样摆脱时间，再也不能把它消磨掉或浪费掉

对金钱也是如此，因为这两者都是交换价值体系的同一种表达方式

在象征范畴之中，白银、黄金都如同粪土，客观化的时间也是一样

这显然是某种方式的颠倒：我们通过它而客观化，我们被作为交换价值的它所操纵，是我们变成了金钱的粪土，是我们变成了时间的粪土

假使有人真正从逻辑上把金钱或时间回复到它们“古老的”、祭祀式的粪土功能中去，那么他就是在象征模式上摆脱了它们

假期的自由时间依然是度假者的私人财产，是他通过一年的汗水赚取并拥有的一件物品，就像享受其他物品一样享受它

他不会放弃它，把它给予、贡献，而要将它用于一种完全的无拘无束、用于意味着真正自由的时间之缺席

他被紧紧地束缚于“他的”时间之上，原因是他处在一个完全客观化的时间范畴中

体闲想要恢复的总体性和自发性突然出现在一个受到当代劳动分工重点强调的社会时间中，因而具备了消遣和无责任的客观形式

休闲中的这种无责任是与劳动中的无责任对应并在结构上互补的

一方面是“自由”，一方面是束缚：实际上，结构还是一样的

正是时间在这两大模态之间的功能划分构成了系统并将休闲变成了异化了的劳动的意识形态本身

这种二分法给双方都造成了同样的不足和矛盾

因此不论在何处我们都能像在劳动领域中一样在休闲和假日中找到相同的尽责式精神和顽强理想、相同的强迫伦理

休闲和它彻底参与的消费一样，都不是满足的实践

这一切都表现为根据义务、牺牲及苦行原则进行的一种全面分配

这反映了经济能力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文化期待的问题

内在化社会准则的特性，遮掩了那深刻的服从

1. 对一种将需要和满足最大限度化的集体道德的服从，

2. 对一套区别编码、一种鉴别结构的服从

支配着休闲的，是什么（有用的事）都不做的束缚

这种支配是非常专制的，曾在传统社会中支配着特权阶层的地位

人们可以预见趋势逆转

在A.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只有阿尔法人进行劳动，其他大群的人们都献身于享乐与休闲

人们可以承认随着休闲的前进及自由时间的普遍“提升”，特权会发生逆转，而最好的结果也许是为必需的消费留下越来越少的时间

假如休闲活动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与它们的理想计划背道而驰，且堕入到竞争和惩戒性伦理之中的话，那么就可以断言（特定类型的）劳动反过来会成为使人们从自己休闲的疲劳当中恢复过来的场所和时间

无论如何，劳动今后可能会重新成为区分和特权的符号

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矛盾项：其中被消费了的正是劳动本身（劳动消费领域）

只要它比自由时间更受欢迎

只要存在着通过劳动实现的“神经官能”的需求和满足

只要额外劳动还是声誉的标志

一切都可能成为消费客体

即便劳动反弹性增值，那也只能从反面证明休闲成了深层意义中的高贵价值的力量

生产性劳动是卑贱的

这种价值/休闲的规律具有社会时效的绝对力量

因此，休闲的定义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

这样便回到开头为了证明为什么被消费了的时间实际上是生产时间而谈到的“时间的浪费”之上了

对空闲时间的消费类似于礼物交换

在这里，自由时间是含义和符号交换的材料

其价值就在于毁灭本身之中，在于牺牲之中

休闲则是这一“象征性”步骤发生的场所

休闲在最后审判中用价值区分逻辑和生产逻辑为自己进行辩护

人们几乎可以经验性地核实这一点

“什么也不做”具有社会区分价值

将劳动“自由”与消费“自由”进行比较，必须使时间得到“解放”

就像必须使作为生产力的劳动得到“解放“以获取经济交换价值一样

就像必须使消费者得到“解放”，使他（在形式上）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和建立兴趣以便消费系统得以建立起来一样

即使得它摆脱它的（象征的、礼仪的）蕴涵

不仅成为经济交换循环中的商品（就像在劳动时间中那样）

而且成为在休闲中获得了社会交换价值（名誉游戏价值）的符号和符号材料

决定被消费时间的仅仅是这后一种模态

这个概念与消费逻辑毫无关联

“象征性”时间，则既没有受到经济上的束缚，也不像功能/符号那样“自由”

只是由于我们的计时概念的类比和投影，它实际上是一种交换节奏

休闲只是时间的一个标签

其基本规定性就是区别于劳动时间的束缚

是由劳动时间的缺席规定的

构成了休闲深刻价值的区别到处被解释、强调为多余，过度展示

休闲靠着对这样的自我、对这种持续的炫耀、对这个标志、对这张标签的这种展示和过度展示而存在

除了这一点，它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删除

因为正是这一点规定了它

关切的神话

消费社会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和服务的丰富，更重要的还意味着一切都是服务

被用来消费的东西绝不是作为单纯的产品，而是作为个性服务，作为额外赠品被提供的

它们是为您服务的

如果没有个性化的“您”这一直接宾语，没有这套完整的个性供给的意识形态，那么消费只会是消费而已

正是这种额外赠品、这种个性效忠的热情为它赋予了完整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满足

社会转移和母性转移

这种额外赠品和关切的机制，在一切当代社会中，都有其官方支持，即所有的社会再分配制度

我们不再去讨论这种再分配的真实效率及其经济机理，我们感兴趣的是它造成的那种集体心理机制

由于其财产的提取和拨付，社会要求（即已建立的秩序）提供了一种宽厚慷慨的心理利益，表现出乐于助人的愿望

通过再分配的意识形态步骤，发挥着社会控制机制的作用，利用“善行”掩盖了利益

领薪者非常高兴能收到以赠予或“无偿供给”形式出现的、他以前被剥夺的财富中的一部分

西方社会还是通过优先的财产分配、社会保障立法、对起点不公平进行纠正等措施来维护社会的团结

所有这些措施都遵循一种外在于商业的团结原则

其方式则是对本身不遵守平衡原则，而遵守一种渐渐合理的再分配经济规定的那些转移，来明智地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

在我们的社会中不论是何种社会，没有任何交换、任何供给是“无动机的”

一切都可以购买，一切都可以出卖，商品社会既不能在原则上也不能在法律上向这一点让步

再分配“社会”模式意识形态的极为关键的重要性：它把一个神话灌输进集体心理，这个神话说，社会秩序完全被用于为个体“服务”和用于个体的福利”

微笑之做作

一整套“个性化”交流网络入侵了消费的日常性

它意味的确实是消费：对人际关系、团结、相互性、热情以及对以服务形式标准化了的社会参与的消费，当然也是对这种独有的关切符号的消费

这种关切对于身处一个社会距离和社会关系紧张已成为客观规律的体系中的个体来说，比起生理上的进食来，更是他维持生活所需要的

（自发的、相互的、象征的）人际关系的丧失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事实

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参加了使人际关系在符号形式下重新回归到社会循环轨道上去的系统过程，并参加了对这种符号化关系

它通过一种真实模拟过程，在没有亲近的地方，在人们之间或者人们与产品之间，营造出亲近的氛围

这是属于广告中被消费的东西（可能是首先被消费的）

所有这些调节、销售和推销人际关系的职业要求他们与他人“接触”、“参与”、对他人的“心理感兴趣”，相互、“热情”的内涵都被包括在规划程序及职能实施里了

到处都泛滥着虚伪的自发性、个性化话语、情感性和背景式个人关系

这是一个充满触手的超级结构，它远远地超越了社会交换的简单功用而将自己变成了我们这个技术统治社会的价值体系

游戏时间，或对服务的滑稽模仿

这一巨大关切机制的存在是一种全面的矛盾

它不仅不能掩盖商品社会的竞争

随着城郊和工业集中而增长的社会距离感、尤其是日常性及最私人的关系之中交换价值抽象化的普遍趋势，这一机制（不管其表象如何）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机制

它生产交流、服务的人际关系，它生产社交性

作为生产机制，它只能和物质财富生产方式服从同样的规律，它只能在其运转中再生产出它原想要超越的社会关系

它的目的是生产关切，却必定要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距离感、交流障碍

这一基本矛盾可以在一切“功用化”人际关系领域中感觉到

因为这种新社交性不再含有任何自发性，它是被制度化和工业化生产出来的

它的基调透露出它的社会和经济真相

人们随处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失真：不论在何处，这种关切的公式都被歪曲僵化成了攻击、讽刺、不情愿的（黑色）幽默

人们都体会到与这种矛盾相关的是这种额外赠品普遍机制的脆弱性，它总是处在出毛病和崩溃的边缘

所谓“丰盛”社会的一个深刻矛盾

源自封建传统的“服务”概念与占统治地位的民主价值之间的矛盾

其中仆人们建立了一个脱离了主人们那无耻寄生、滑稽可笑社会的完整团结的社会

这意味着忠实“服务”这一社会道德的崩溃：它在一种尚未正式发生改变的价值体系的幌子下，导致了一种极端的虚伪，一类潜在的可耻的阶级斗争，一种主仆之间无耻的互相剥削

今天的价值是民主的，这就造成了“服务”层面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其实践是与个人的形式平等不可调和的

出路只有一条：普遍化的社会游戏

因为今天每一个人，不仅在其私生活中，而且在其社会及职业实践当中，都必定要接受或提供服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他人的“第三部门”

这一“摹拟的模式”不再是掩饰，而是功能摹拟

社会交流最基本的生命力只有以这种牵涉到每个人的相对“ 强迫”为代价才能获得

这是用来缓解每个人与大家之间敌对的、疏远的客观关系的一种绝妙障眼法

某种异化了的个性关系形式，正是他们身上不受系统左右的个性人格的体现

体现了他们自身对不得不把某种系统化效忠当成天性这一矛盾的抵制，尽管他们正是靠这种效忠拿报酬的

这种“服务”交换所造成的令人生厌的氛围总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在这种“服务”中真实的个性抵制着交换功能的“个性化”

但这只是一种历史残余：如今真实的功能关系已解决了一切紧张气氛，服务的“功能”关系不再是过分的、虚伪的、虐待-被虐待的，它是开放热情的、自发地个性化了的并且使紧张气氛最终得到缓和的

这不再是真诚或无耻的问题，而是“功能化”人际关系的问题，被从一切关于存在和表象的粗暴辩证道德中解脱出来并且按照关系体系唯一的功用性进行了重建

广告和赠品意识形态

同样要从赠品、免费及服务等意识形态的非经济角度来把握广告的社会功能

因为“广告话语”的本义是否认无动机支持下商品交换的经济合理性

日常小小的额外赠品到了广告中，就获得了完整社会事件的价值

它是产品丰富的幻影，但更是无动机潜在奇迹不断重复的保证，所以它的社会功能就是某种公共关系部门的功能

这种如同统治者的慷慨，从来只是一部分利益的功能性再分配

广告的诀窍就在于到处使用“货轮”魔法（土著们所梦想的总体的奇迹般丰富）来取代市场逻辑

首先是因为广告必须改变其作为经济约束方案的形象，并维持其作为游戏、庆祝、漫画式教诲、无私社会服务的虚构形象，由此自然而然地演绎而来的

炫耀无私精神发挥了财富的杜会功能，而且成了融入社会的要素

人们甚至会有限度地对消费者玩弄挑衅、说反话的把戏，为了生产出关系、团结、交流

尽管广告引发的这种协调可能随后就落实到对某些物品的依附、落实到购物行为和对消费经济命令内在的服从

这是当然的，但这并不是本质的

无论如何广告的这种经济功能是由其总体社会功能造成的

玻璃橱窗

物品和产品摆在那里就像是摆在一个耀眼的舞台之上、摆在一种神圣化的炫耀之中

这就像在广告中那样，并非单纯展示，而是赋值

玻璃橱窗建立起来的这种交流非不只局限于个体与物品之间的交流，还有所有个体相互之间的普遍交流

这种普遍交流并非通过对同样一些物品的凝视而是通过对同样一些物品中相同符号系统及相同价值等级编码的解读和了解而建立的

在那里“集体（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加强了其凝聚力，就像在节日庆祝和演出中那样”

疗养社会

一个非常明确地把您当做潜在病人来护理的社会

公民消费者们都很脆弱，总是处在虚亏和失衡的边缘，以至于这种“治疗学”话语充斥于各地的各种行业、报章及道德分析之中

这种关于病态社会並拒绝对真实矛盾做出任何分析的神话，身为当代治疗者的知识分子对此负有很大的同谋责任，然而他们还想把毛病确定到基础层面上去

各种从业人员通常倾向于把病态社会的神话局限在非器质性力面，即功用性方面，局限在其交换和代谢层面上

要治好它，只要重建交换的功能、加速新陈代谢就行了

关切的暖昧和恐怖主义

这一整套关切的礼拜仪式的暖昧非常明确地划分了“关心”这一动词的两个含义

它在“关切”中的词义：关怀、赐予、像母亲一般对待。这是明确的也是最普遍的含义，即赠品

它还具有相反的含义：要求（关心一个答复）、苛求、请求

在这里，它明确地意味着为自身利益而偏离，引导、转向，这恰恰是关切的反面

“关切”承载的赠予意识形态总是“恳请”的借口

既令人满意和满足，又偷偷摸摸地进行诱惑和导向，普通消费者总是这种一石二鸟手段的对象

这种关切的修辞用充满情感的特殊语调表示丰盛、消费社会，具有明确的社会功能

被劳动社会技术分工以及平行消费实践的、同样也是总体和官僚的社会技术分工孤立在官僚社会之中的个体的情感循环

形式一体化的政治策略，补充校正了政治机构的缺陷

因而广告、时尚、人际和公共关系可以诠释为一种永恒的公决

公民消费者们每时年刻都被恳请对某种价值编码表示赞同，或在内心里对其实施制裁

这种非正式的赞同动员系统更加可靠：它实际上不允许说不

通过恳请和关切实现的“政治”控制还伴随着一种对动机本身更内在的控制——整个这种关切都实际上是恐怖主义的

人们没有理解自己的能力，没有知道自己是什么、想要什么的能力，而我们就是为此而在的

这是一种家长式分析的压制立场，其明显的目标是要知道如何向他们出售产品

社会测定的兼容性

社交性，或者说“创造接触”、维持关系、促进交流、加强代谢的能力，在这个社会中变成了“个性”标志

消费、花费、时尚等行为，以及通过它们与他人交流的行为，都是属于这种当代社会测定的“个性”的主要成分

整个满意和关切机制实际上只在于一种关系系统的功能化情感调制本身

这对于个体而言意味意味着从一种建立在自主、性格、自我本身价值等基础上的个体原则过渡到那种通过对一套使个体价值变得合理、缩减、变幻的编码的查询而实现的永恒再循环的原则

那是一套“个性化”编码，是任何个体自身都没有的但却贯穿每个个体指向他人的关系，作为决定性坚决要求的“人”为了个性化而消失了

个体不再是自主价值的策源地，他只不过是动荡的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多重关系终端

他被放置在某种社会测定的图形之中，永远被他在这些奇怪的蛛网中的位置所规定

这是一种社会测定的存在，其规定性是他处于其他存在的交叉点上

这种相互关系程式支配着一切地位行为(因而支配着整个消费领域)

在这一程式中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在自身“自由”中个体化了的主体，也没有萨特意义上的“他者”，而只有一种普遍化了的“氛围”

其中那些相对终端只有通过他们的差别流动才能获得意义

并无所谓“顺大流”或“逆潮流”，而意味着最理想的社会性，意味着对他人、形势、不同职业的最大兼容性(再循环、多价)，意味着在各个层次的流动性

这种适应能力是与一种不同于“传统”暴发户或自我奋斗成功者的晋升的社会流动行为相适应的

人们不用根据个体轨迹来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以开辟道路，而是可以和所有的人流动，并且穿越那被严格分配了符号的等级编码阶段

问题并不在于人们要变得可流动：流动性是一种道德的专利

因此这一直也是一种对“流通”的约束

这种时时刻刻的兼容性一直也是一种会计学——被规定为其关系、其“价位”总和的个体成了计算单位，并进入了社会测定(或政治)的计算方案之中

证实与赞许

在这张不再存在绝对价值而只存有功能兼容性的焦虑关系网中，重要的不再是“经受考验”(Bewahrung)，而是要恳请他人的评判和积极的认同

个体传统的先验性自我实现目标让位给了互相恳请(Werbung)的过程

团体的兴趣不仅在于其生产的东西更在于其中的人际关系这点上

其本质性的工作可能是生产出关系并同时消费它

“氛围”是被重新集合在一起的团体生产及团体消费关系的松散总和

是团体对其自身的在场

假如它不存在，人们就可以将它进行计划并工业化地生产出来

氛围这一概念是消费社会的特点，可以被规定为

在关系时刻中枯竭了的(“被消费了的”)“目标”和先验性价值(终极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让位给了氛围的价值(关系的、内在的、无目标的)

消费社会同时是财富生产和关系加速生产的社会

这才是它的特点

这种关系的生产，在主体之间或初级团体的层次上还是手工业性质的，然而已经有了渐次向物质财富生产方式即普遍化工业模式看齐的趋势

它会变成一些特定企业(私存的或国有的)的生产领域，如果不是被它们垄断的生产领域的话

很难想象人们像生产物品一样生产(人际的、社会的、政治的)关系，及一旦它以同样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后，它会等同于某种消费物品

对真诚的崇拜——功用性宽容

关系要被生产并被消费，就应该和物质财富一样、和生产力一样，按照同一逻辑被从传统社会的约定和礼仪中摆脱出来

这意味着礼貌和礼节的终结，它们是与普遍化功能关系不兼容的

假如礼节坍塌了，关系也不会因此而变得自发，而是会落到工业生产和时尚的手中

由于它意味着对自发性的约束，它将会专横地修改后者所有的符号

一个和我们上文所谈的“热情”的神话及“关切”的神话相平行的一个神话

可能在这种对真诚的过分需求中，包含着那些适应了新环境文化的阶级在面对着无论何种一直被用以标明社会距离的传统文化礼仪时的那种极大的不值任和强烈反应

那失去了文化地位的阶级的表达的巨大牵挂

退缩到一种“自然”文化及即时交流神话之后的对精英和礼法文化的恐惧和拒绝

在这种关于真诚的工业文化之中，被消费的还是真诚的符号

在功能关系场中，无耻和真诚互不矛盾地在同一种符号操纵中交替

道德模式(真诚=善/虚假=恶)依然发挥着作用，但它不再指涉真实的品质，而仅仅指涉真诚符号与虚假符号之间的差异

如今的“宽容”绝不能证明人际关系中发生了“人道的”进步、对问题有了更大的理解，而只能说明现在由于意识形态、观点、美德和恶习最多仅是交换和消费的材料

一切矛盾都在符号游戏中扯平了，过渡到了功能的兼容性

丰盛社会中的混乱

暴力

消费社会既是关切的社会也是压制的社会、既是平静的社会也是暴力的社会

日常生活持续地吸收着被消费了的暴力：大众传媒中社会新闻关于悲惨景象的内容

“耸人听闻的”暴力和日常生活的平静是相互同质的，两者同样抽象且依靠同样的神话和符号而存在

我们时代的暴力通过顺势疗法被接种到日常生活中了，以预防来自这一平静生活的真实脆弱性的威胁

因为纠缠着丰盛文明的不再是物资匮乏的威胁，而是脆弱性的威胁

这一威胁严重得多，因为它关系到个体及集体结构本身的平衡，这种威胁要不惜代价去预防

这种威胁之所以成为威胁，事实上就是通过被消费了的、包装了的、同质化了的暴力的这种转手

这里的暴力是没有危险的（尽管有一些审查官们认为存在这种危险并且想说服我们而对我们进行要挟）

它们仅仅证明这种平衡是不牢固的，这种秩序是充满矛盾的

暴力真正的问题是被丰盛和安全掩盖起来的，舒适生活掩盖在自身实现中的，不是那被与其他东西一起一体化并消费了的暴力，而是那无法控制的暴力

这种暴力的特征是无目的和无对象

突发的暴力在我们看来便显得闻所未闻、无法理解，似乎是与社会进步及丰盛相矛盾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种道德假象之中，以为一切事情都有理智的目的性，个体和集体的选择都有其基本合理性，于是这种暴力令我们觉得不可名状般恶毒

整个价值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消费者身上的绝对本能本质性地将他推向他所喜爱的目的，这种消费道德神话全盘继承了那种所谓人的天性趋向美与善的理想神话

它可能仅仅是想表明有某种东西远远地超出了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用自已的眼光)进行自我评判、或者说它赖以在理智合理性标准中进行重新登记的那种满足和福利的理性目标

这种无法解释的暴力会让我们重新审视关于丰盛的观念：丰盛和暴力并驾齐驱

“无对象”暴力问题便是丰盛之基本矛盾(而不再只是其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协调)的问题

这便是多种形式的混乱或反常的问题，选择何种提法要看我们是以制度的合理性还是以对正常的真实经验为参照了

所有这些有代表性的方面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关于基础失衡的问题

这种对丰盛的难以适应很可能检恰反映了所谓渴望舒适的“天性”并非那么自然，否则个体们在舒适中不会有这么多的恶要作：一种与自由统治毫不相干的新的道德心理约束机制

丰盛具有这样一种模糊性，即它总是既被作为惬意的神话来经验，又被当做一种多少有些强迫性的对某种新型的行为、集体约束及标准的适应进程来忍受

道德学家们非常想把这一社会问题局限为“精神状态”问题

他们看来，真实的丰盛在那里，只需从贫乏时的精神状态过渡到丰盛时的精神状态就行了，却因为看到突然出现了对富裕的抵抗而惊慌失措

对“消费社会”的排拒，就以暴力及侵蚀形式(对物质及文化财富“盲目”破坏)或非暴力及消极形式(拒绝进行生产和消费投资)来表现了

他们总是把这理解为一种出自清教时代的残余的负罪感，一种正处在消失过程中的负罪感

假如丰盛真的意味着自由，那么这种暴力就是不可思议的。假如丰盛(增长))是束缚，那么这种暴力就能自圆其说，就合乎逻辑

如果说丰盛是野蛮的、无对象、非具象的，这是因为它所直面的约束，也是未明确提出的、是无意识的、不可读的

如对“自由”的约束、对幸福的有节制的追求、对丰盛的总体伦理的约束

负罪感、“不适”、各种深刻的不兼容都是处于现实体系本身的核心之中的，并且是由它随着它的逻辑发展而生产出来的

被迫适应需求原则、实用原则(现实经济原则)，也就是说被迫适应某种产品(物品、财富、服务)与满足之间相互索引而总是充实且积极的关联

这一切相反的公设则遭到了满足本身的审查而被拒绝考虑

而且由于无达找到出路，它便凝固为一种巨大的隐忧

这种暴力是曾经被需求的总体积极性取消、掩藏、删除了的欲望的消极性在行动上的突然表现

根本不同于那种由贫穷、匮乏、剥削滋生的暴力

这是突然出现在人通过满足获得的与其环境的恬静平衡中的一种双重性逆模式

这与生产性/消费性相反，是破坏性(死亡的冲动)的体现

对它而言将不会受到官僚结构的欢迎，因为那些结构是归属于一种计划满足程式的，因而是归属于一种积极制度体系的

正如存在着消费范型一样，社会暗示或提供一些“暴力范型”，由此想方设法对这些爆发力进行引导、控制并求助于大众传媒导向

为了防止这种由欲望双重逻辑的割裂，即由象征功能的丧失而积累起来的隐忧，演变成混乱和无法控制的暴力，社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着作用：

一方面，它试图用不断增多的关切要求如角色、功能、无数的集体服务等来消化这种忧虑

在这一任务中还要耗尽资源以生产那针对这种满足引起的忧虑的解毒药

另一方面，它系统地对这种忧患进行回收使之成为消费的重新推进器，或把这种负罪感和这种暴力回收成为商品、可消费的财富或区分的文化符号

于是在了一种负罪感的精神炫耀，这恰是某些团体的特点，即“交换价值/负罪感”

而这只能令人更加深刻地陷入忧虑，因为这种文化消费变体等价于一种新的审查并重新导入了这一程式

这里的暴力和负罪感都被一些文化榜样大众传媒化了，并且重新转向了我们开头谈到的被消费了的暴力

对这种暴力的“命定性”、潜在的社会及道德预防或者相反家长式的宽容都是毫无用处的

某些人怀念那个“暴力还有意义”的时代，怀念由一种目标或原因认可的暴力、意识形态的暴力，或者个体的、反抗的、尚能反映个体美学并能够被看做种艺术的暴力

这种暴力本身不再是历史的、圣化的、礼仪的或意识形态的，因而它并非个体独特单纯的行为，这种暴力在结构上是与丰盛联系着的

这种新暴力偶尔会重新获得一部分已丧失了的象征功能，尽管转瞬间它又会重新蜕变为消费物品

勃朗斯基别墅谋杀案反映了暴力的自我矛盾

未经构思然而又(在这里包括从幻想的方式直到模仿)都被大众传媒范例们预先“构思好了”的谋杀

对它们可以做出的解释是

它们具有社会新闻式的戏剧内涵，因此它们会立刻被编造成影片或报道的剧本

在扩大暴力限制的同时，它们绝望地努力着要成为“不兼容”、要违抗并打碎大众传媒化秩序，而实际上它们对社会的激烈不适应使它们成了这一秩序的同谋

非暴力的亚文化

当代的非暴力现象是与新型暴力的这些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对立的)，这一切的共同点就是拒绝被名誉地位以及回报原则所社会化

无论这种拒绝是想通过暴力还是非暴力形式表现出来，它所拒绝的总归是社会发展中的活动主义以及那种不断追求福利的新的压制秩序

暴力和非暴力与所有混乱现象一样，都很好地扮演了揭露者的角色，揭示出其深刻本性中恰恰相反的两个方面，即消极性与暴力

前者紧紧扣住这个社会的潜在暴力、将其推向极端以使其转而反对这个社会

后者把这个社会(在超级积极性的表象之后的)隐秘的、编排好了的消极性推向一种弃世实践和彻底地与社会不相容，并使这个社会根据其自身逻辑进行自我否定

我们不应该把某种秩序的一种变体看做对这种秩序的颠覆

热爱原始状态的消费社会，立即就像把一个奇特且无攻击性的植物品种引种进来那样，把他们收编进自己的民俗之中，强化了社会某些特征的边缘人物

我们当今的社会可以规定为一种支配性文化之间的形式对立

就像暴力被吸收到“暴力模式”一样，同样矛盾在这里通过功能性共存而得到了解决

通过简单的绞扭被拧在了一起的两种模式实际上是围绕着同一个社会秩序轴心一起向心发展的

疲劳

疲劳，作为后工业社会集体症候，因此回到了舒适之“机能障碍”这一极为反常的场域

它们变本加厉的复发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

正如新暴力是“无目标”的一样，这种疲劳也是“无理由”的

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谈到“神经的消耗”、“抑郁”和精神与身体的交谈，这类解释如今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可以像躲在一个新证据背后，带着一种被自己神经追捕的贪恋不舍的快乐

这种疲劳至少意味着一件事情(和暴力及非暴力一样的揭示功能)：即这个自以为且自视为总是朝着取消努力、朝着解决紧张、朝着更多的简单和自主而持续前进的社会，事实上是一个充满了应激、紧张、兴奋的社会，一个对满足的全面总结暴露出一个越来越大的赤字的社会

其中个体与集体的平衡恰恰随着用以实现它的技术条件的增加而越来越遭到损害

消费的主人公们疲劳了，消费程式并没有实现机会均等和社会(经济的、地位的)竞争的缓和，相反却使各种形式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尖锐

通过消费，最后我们只是来到了一个充满了普遍化了的、极权主义的竞争社会中

这种竞争表现在一切层面上：经济、知识、欲望、身体、符号和冲动，一个永不停止的区分和超级区分程式

在如此之多的逆反约束下，个体失去了协调。不平等的社会失调，再加上需求和期望之间内在的失调，使得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不协调、越来越分崩离析的社会，一个“不适”的社会

疲劳(或者“虚弱”)因而可以被解释为当代人对这种生存环境消极拒绝的应答，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消极拒绝”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暴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只是可能的应答之一，另一种应答形式则是公开的暴力

双重性原则：疲劳、抑郁、神经症通常都可以转变为公开的暴力，反之亦然

应该把所有出自自发角度的评说颠倒过来：疲劳并不是与外部社会超积极性相对立的消极性的——正相反，在某些条件下，它是可以与普遍消极性的束缚，即目前社会关系的束缚，相对立的唯一积极性之形式

但这些都不是本质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法通过运动和肌肉锻炼来治愈“病理”疲劳之所在，因为疲劳是一种潜在的不满，它转而指向自己并“嵌入”自己身体之中，因为在某些环境中，这是被剥夺了一切的个体所能支配的唯一东西

真正的消极性恰恰就是对系统快乐的妥协

疲劳则是一种积极性、一种潜在的、传染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反抗

各种形式的“减速”是避免彻底和真正“失速”的唯一出路

正因为它是一种(潜在的)积极性，所以它能突然转变为公开的反抗

人们所认为的迟钝、疏离、普遍消极性实际上正是一种潜伏在它们的忍耐本身、疲劳、回流之中的积极力量，因而是即时可用的

这种抑郁性的逻辑呼应着消费逻辑本身，即与物品客观功能再无联系的需求和满足根据一种本质上的不满足而相互承接、相互打发、相互替代

精神发泄/躯体化(疲劳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系统，我们社会的所有程式都是朝着一种解构、一种对欲望的双重性进行分解的方向的

这种双重性在享受和象征功能合并后而解体，然而它依据的是同一种双向逻辑

欲望所有的肯定性过渡到了需求和满足的链条之中，其中它根据一个受到指引的合目的性而分解——欲望所有的否定性则过渡到了无法控制的躯体化或暴力的表现之中

应该更进一步深入进行分析

把消费当做“转变”，当做从物资缺乏向那些作为部分物品而接连得到投资的一系列能指/物品进行“象征”转移的整体程式

在一种关于身体及其在现代性系统中客体地位的理论基础上，将部分物品理论推广到躯体化进程，其中也存在着象征转移和投资

抑郁尤其出现在劳动束缚结束而满足时间开始(或应该开始)之际，“休闲时间”发现了一种对工作、活动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满足和休闲中未得到满足，它不会就此得到解决

既然它来自欲望双重性的深处，并在此重新组织成为要求、对劳动的“需要”，而因此重新加入了需求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对欲望而言是没有出路的

正如暴力可以重新变成进行驯服的工具，为了歌颂安全，疲劳和神经症同样也可以成为区分的一种文化特征

疲劳和满足的一切仪式都优先在受过教育和享有特权的人身上发挥作用

在那个阶段，疲劳毫不反常，它是“被消费的”疲劳，并归属于交换或名誉地位的社会仪式之中

书籍信息

作者: [法] 让·鲍德里亚

法国哲学家，后现代社会思想大师，曾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牧师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