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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鲁迅，原名周树人，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编辑于2025-01-08 14:20:48-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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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人物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人物生平
学生时代
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鲁迅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是鲁瑞。 1892年，11岁就读于绍兴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 1893年（光绪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回来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资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因此事家道开始衰落，随后迁入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鲁迅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病故》中可以反映出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8年，17岁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 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并与陈衡恪结下友谊， 1901年毕业。 1906年3月，尊母命回国与朱安结婚。本年秋天鲁迅携二弟周作人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 鲁迅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在周作人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和许寿裳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两部书中，两人都曾引用过鲁迅的医专同班同学医学博士小林茂雄公布的鲁迅学年成绩： 解剖学 57.3分；组织学 63.7分；生理学 65分；伦理学90分；化学 95分；德语 60分；物理 60.1分。 可见鲁迅考得最好的是 化学。自然科学和医学专业科目成绩较普通，只有藤野担任的解剖学一科没有考及格。总成绩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文中的自述：“同学100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对此班上部份同学认为是“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成绩。” 鲁迅在医校学习一年以后，便从学校退学。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己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1907年曾拟创办杂志《新生》，因经费问题未能如愿。1908年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周作人认为并未加入），并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了一些东欧和俄国的短篇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不过销量平平。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约，创作了一部描写鲁迅留学生活的小说《惜别》，1945年出版。 鲁迅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他的学生时代及以前经历，成为他的著作《朝花夕拾》的主要素材来源。 左图一：鲁迅青年时期 左图二：鲁迅留学日本时期
回国任职
1909年，28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生理学化学教员、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绍兴师范学校（今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等职务。191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怀旧》（文言文写作）。 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1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时，他经历一段思想苦闷时期，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校编谢承《后汉书》、《嵇康集》。后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注：鲁迅当时在北大兼职讲师，并不是北大职工。因为当时蔡元培校长定规，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里资料抄写员。这里往往被写北大历史的人搞错，生拉硬拽把鲁迅也当成北大职工。）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中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12月，他还生动地塑造了阿Q形象，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4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创办同人周刊《语丝》。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鲁迅与泰戈尔会见且合照。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鲁迅箴言》 鲁迅共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公务员，级别是荐任，机关是教育部，单位是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历任第1科科长和佥事（辅助司长的高级幕僚）。主要的业绩有：担任国语统一会教育部代表，协调制定注音字母（与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共同提议并执笔文案“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与钱稻孙、许寿裳2位科长合作中华民国国徽设计案，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说明书全文详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分管图书情报（图书资讯）业务：督导京师图书馆（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直到被教育部时任署总长章士钊免职为止。为此鲁迅向中华民国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依法可以复职，但他选择离开政府体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后签署了让佥事周树人复职的命令，并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易培基等都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通缉了(注：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蔡元培将教育部改革为大学院期间，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工资300圆。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后，这笔工资名义改为“教育部编译费”，仍按月支付。1932年起，鲁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约编译”。
厦门广州
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三·一八惨案，被北洋政府通缉（注：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这里《而已集·大衍发微》，于是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数月后，1927年1月16日，46岁的鲁迅离开厦门，18日抵达广州，19日晨在孙伏园、许广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与自己29岁的学生许广平同居。当时是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请鲁迅到校。鲁迅日记：1月26日“晚往骝先寓夜餐”；2月1日（除夕）“夜往骝先寓夜饭”，骝公邀鲁迅共吃年夜饭。不久又聘顾颉刚来校，顾北大毕业才6年就当研究教授，鲁迅很不服气，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环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两场题为“无声的中国”及“老调子已经唱完” 的演讲。
晚年在上海的生活
1927年10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到达上海，10年之久，他一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保护他写作免遭迫害，以及他不少的日本朋友。1930年起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鲁迅与左联领导有很多思想上的冲突，因而有人认为他是自由作家。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创作了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与大量思想性的杂文，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 鲁迅在上海期间，和宋庆龄、陈赓有交往。鲁迅所主持的文学团体和郭沫若、郁达夫主持的文学团体有矛盾。鲁迅扶植奖掖文学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萧军、中国第一位女文学家萧红等，也和化名狄克的张春桥进行过论战。 自1931年起，鲁迅大力倡导木刻版画，由此开始了中国创作版画的历史。 1933年，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凭吊柔石、胡也频等被国民党捕杀的五位“左联”成员。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写信给鲁迅希望他用真名骂蒋介石，鲁迅拒绝说：“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年55岁。他的死讯引起全中国的注意，在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他一个文艺界人士举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礼，民众代表在其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轰动一时。第一次从万国殡仪馆启灵时的抬棺人共12人，分为左右两排，最前面的两个是巴金、鹿地亘，后面依次为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田军）、黎烈文。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 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的遗嘱共有7条，其中前几条交代丧事从简，第5条交代幼儿周海婴“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6条是对别人应许的事物不可当真，最后一条是万勿接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关于鲁迅之死，亦有一些争议。鲁迅之子周海婴曾撰文，怀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早死，后经证实，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鲁迅先生死后，有很多人来看望他，有学生，有工人........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为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左图：1930 年，上海，在“ 左联” 举办的“ 鲁迅五十寿辰庆祝会”上。（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摄）
人物关系
父亲周伯宜
周伯宜(1861-1896)，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鲁迅之父。本名凤周伯宜仪，秀才出身，因屡应乡 周伯宜 试未中，一直闲居在家。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案发后，周伯宜被革去秀才身份，十分伤感。他常借酒消愁，后为病魔所缠，又为庸医所误，死时年仅36岁。其妻鲁瑞(1858-1943)，绍兴乡下安桥头人。他性格和善而坚毅，原先不识字，但"他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妻子许广平
人物简介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1968年3月3日)，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的第二任妻子。 1917年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担任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主编，并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五四运动"。 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 1927年1月，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许任助教和广州话翻译，与鲁迅在白云路租房同居;10月与鲁迅到上海正式同居。 1929年，生子周海婴。 1932年12月，与鲁迅的通信集《两地书》编辑出版。 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等职务。 1968年3月，受"四人帮"逼害，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人物生平
学生时代
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广东广州的一个士大夫的家庭里。祖父曾任浙江巡抚，到父亲时家道中落;母亲是商人的女儿，能作诗词。 1917年，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1918年，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 1919年，许广平投身五四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曾发表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 1921年，毕业于直隶女师，担任了短时期的小学教师。 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1924年改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结识鲁迅
1925年3月，许广平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书的老师鲁迅写信，得到鲁迅当天就热情地回信。从此，许广平经常给鲁迅写信，有时还登门谒见，向鲁迅求教。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她的思想不断提高。她担任了学生会总干事，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檄文。当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残酷迫害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时，鲁迅挺身而出，支持和保护了学生。 同年8月8日，许广平因避难住进了鲁迅西三条胡同的家里。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笔名, 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 1926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校期间与鲁迅一起发起揭批驱逐北师大校长杨荫榆的运动。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1927年1月，鲁迅也到了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4月15日， 广州的反动派进行了反革命大屠杀。腥风血雨笼罩了广州城。鲁迅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10月3日，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 1930年，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许广平曾多次陪同鲁迅外出避难。 1936年10月，鲁迅与世长辞后，许广平决心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 1937年4月，她将鲁迅1934至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出版。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书。11月上海沦陷后，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留在上海。 1938年4月，编成了《集外集拾遗》。同年8月，由胡愈之发起，许广平、郑振铎等二十人组成"复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资助下，编辑出版了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二十卷本)。同时，许广平大无畏地投入了抗日斗争。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日用品、药物和其他慰劳品，许广平为《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报刊杂志撰稿, 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以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开进上海租界，许广平在寓所被捕，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备受折磨，却宁死不屈。最终在关押了76天之后，内山书店为她保释。"食她之赐"安全隐藏4年之久的郑振铎称颂她为"中华儿女们最圣洁的典型"。 1942年3月1日，许广平得以释放。但遭此迫害，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
抗战后
1945年12月，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任常务理事。翌年，被推选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 1946年秋，将经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八百余封整理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又秘密北上，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书，并会见了中共驻北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 1947年，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积极为《民主》周刊等撰稿。这时，她与上海学联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表示道义上的声援，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 1948年10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经香港秘密转入解放区。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一直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外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妇委会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解放后不久，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 1955年6月19日，率中国越剧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访问演出。由上海越剧院组成的中国越剧团，赴民主德国等国访问演出。 1959年10月，完成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 1961年春，率中国妇女代表团第一次赴日本访问。在29天里参观视察了27个城市，并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专门约见了溥杰的夫人嵯峨浩。 1961年6月6日，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批，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6.6是我有历史意义的一日。我活着，要为中国、人类做些有益的事。"--许广平) 1968年3月3日，因受"四人帮"偷盗鲁迅全部书信手稿一事的刺激，心脏病突发 逝于北京 ，终年70岁。
个人生活
显赫家族
许广平是显赫的近代广州第一家族许拜庭的后人，家族中人才辈出，如反英军入广州城斗争的功臣许祥光、有"许青天"之称的许应镕、廉洁清官许应锵、民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辛亥革命元老许崇灏、有"铁血将军"之称的东征名将许济、红军名将许卓、著名教育家许崇清等。 许广平的祖父许应骙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曾经做过浙江巡抚，是官居二品的封疆大吏，获赐可在宫中骑马，因此许家称得起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族。堂兄哥许崇智(许应鲲之孙，父许炳衡)是黄埔军校创立人，粤军总司令;另一位堂哥许崇清(和许广平同祖父，其父许炳暐，许崇灏二哥)则为广州前教育局长;许崇济(和许广平同祖父，许崇灏三哥)为粤军第四师师长;许崇灏曾任孙中山行营参谋、建国粤军参谋长、国民政府考试原秘书长，与堂兄许崇智并称为"辛亥双雄";堂弟许卓(又名许崇耆，许应镕之孙，父许炳蔚)则是红军烈士;还是香港演员许绍雄的姑婆。 许广平的父亲许炳枟因系庶出，在这个大家族中处于受歧视被排挤的地位。他虽然是评诗的好手，又自称为诗人，但却没有功名在身，终生未能做官。他是个半开化的绅士，从小就具有叛逆精神的许广平经过斗争，居然被允许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学官话、上学堂，连缠足的罪也免了。
坚决抗婚
许广平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许炳枟在外面的宴会上，"碰杯为婚"，将她许给姓马的绅士家。 马家虽然被许家的人称为"乡下人"，但并不是老实诚朴的农民。是典型的土豪劣绅的行径。照那时的眼光看，马家与许家结亲已是门不当、户不对，何况马家又不是什么好人家，而是横行乡里的劣绅。因此，许广平懂事后，就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渐渐地许家上下也不支持这门亲事，只有她的父亲内心虽然也很痛悔，但迫于"道义"，仍然坚持着，最后连他也动摇了。马父特地赶到省城来找许父商定亲事，许父几次避而不见。马父"迫得藉邮寄意"，向许父发出"最后通牒"。据后面许广平的信，此事还真惊动了官府，官府还真认可了他所谓的理，故有"官府之催迫，皂隶之临门"之语。 后来，许广平的三哥出面，不知经过怎么的周折，总算退掉了这门亲事(也许只是暂时平息，不了了之)，许广平则北上来到天津的姑母家，并于当年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但马家并未死心，1921年马氏子千方百计打听到许广平的信址，写来一封卖弄文词、轻佻肉麻的信(即抄件的第二封信)，继续催问亲事。遭到许广平的坚决反对。
刻骨初恋
许广平进入女高师不久，结识了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广东青年李小辉。他们原有表亲的关系，在异地他乡，从相互关心，到往来密切，逐渐产生了感情。许广平称他是"一位热情，任侠，豪爽，廉洁，聪明，好学"的青年。 1923年春节前几天，许广平因照料在天津求学时的同学常瑞麟的两个相继患病的妹妹而患病。随后在常瑞麟的"医专"的校医室去诊病，医生诊断为扁桃腺炎，给吃了些普通的消炎药。因校医室没有病房，就住在瑞麟家里。不料广平高烧不断，喉痛加剧。 李小辉打听到许广平患病住在常家，就焦虑地前来探望，一连探望三次，第三次探望时带来了西藏青果，说是可以清火治喉痛，他自己也留了一点，因也有一点喉痛的感觉。到患病的第六天，也就是春节初五，许广平竟由昏迷而进入弥留状态。这时常瑞麟的父亲请来了外国医生，诊断为猩红热。医生一面给她吃药，一面为她粗胀的颈部开刀，挤出了大量脓液。这样，许广平的病情才一天一天地好转起来。 许广平在病中时时想念李小辉，问周围的人，他们总是支支吾吾地说:"小辉也患病了，但已好了。"或说:"等你全好了再去看他吧。"许广平身体康复才得知李小辉已在正月初七日夜里去世。
结缘鲁迅
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就读国文系。 1923年，许广平二年级时读到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便对鲁迅心生倾慕之情。 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 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与鲁迅携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5年10月20日，与鲁迅两人相恋。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向许广平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0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善待朱安
作为陪伴鲁迅走过最后十年岁月的女人，许广平是鲁迅的伴侣却不是妻子。如果勉强可以称为妻子的话，那许广平也只能算是"二房"，真正的"大房"是鲁迅在浙江老家的女人--朱安。 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在困难的岁月里也经常汇生活费给朱安。 1947年6月间，朱安病逝于北平。许广平汇钱为朱安办了丧事。在鲁迅去世前几年，朱安曾拒绝接受周作人的钱，却乐于接受许广平汇寄的生活费。朱安也对人说:"许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许广平不仅在经济上支持朱安，对她的身世也深怀同情。朱安去世后一年，许广平在一篇散文里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这末句很有感情，也是颇细腻的一笔。
主要作品
人物评价
许广平生下来就叛逆成性。1949年之后，许广平很少与许家人联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那样的出身随时会带来灾祸。不过，许广平对广州故里很怀念，土改时期还曾回到过自己的旧居去看过一次。另外还有一次，许广平路过广州时，还特地到父母及祖父母的坟上看望。 就像那个时代的无数年轻人一样，许广平当初拼命挣脱家族的羁绊，要去寻找个人的自由和光明。兜兜转转几十年后，却不承想，自认为是反方向的每一步，其实不过是在替家族书写不同角度的历史。 (冯乃超评) 许广平与鲁迅在一起整整十年，十年携手，十年忧乐相通，在生命中互相往来。许广平的人生价值在鲁迅的生命中得到了体现;她叩开了鲁迅的爱情之门，给予鲁迅一个温馨幸福完整的家，她既是鲁迅事业的得力助手，又是鲁迅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和最热忱的弘扬者。这一切源于许广平的才华智慧，源于她与鲁迅的志同道合 ,也源于她能自觉地将自己融入鲁迅的事业中 。 (中国知网)
后世纪念
故居
许广平故居位于广州市北京路高第街内许地(33号、34号)，面积约100平方米，为两层建筑，是广州市为数不多的名人故居中唯一以妇女为代表的故居，1994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该故居是颇具岭南特色的两房合院，由许广平的侄子及后代居住。许广平属许家的第七房，她的故居历经160多年，全是砖木式结构。 原来的大宅院被分隔成各家各户。两边厅房外的四扇木雕门上的镂刻、浮雕装饰已色彩斑驳。小天井被三间违章搭建的厨房占领着。 因年久失修仅可隐约看到两边厅房外立的四扇色彩斑驳的木雕门，木结构的支撑大多已剥落残裂。仅可从青砖大屋屋脊的垂兽装饰隐约看出当年许氏家族的辉煌。
纪念碑
2011年9月27日下午，许广平先生纪念碑暨周海婴夫妇塑像落成仪式在上海福寿园隆重举行。仪式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会、上海市文广局、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市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 联合主办，主办单位的代表和许广平、周海婴家属、生前好友等近百人参加了落成仪式。
儿子周海婴
周海婴(1929年9月27日-2011年4月7日)，周树人(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1个儿子，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原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无线电专家，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中国鲁迅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等。2011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遗体告别仪式于4月11日举行。
弟弟
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周建人
周建人，1888年11月12日生于绍兴都昌坊口，初名松寿，乳名阿松，后改名建人，字乔峰，浙江绍兴人。笔名克士、高山、李正、孙鲠等，鲁迅三弟。(即《风筝》中的小弟。) 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有同名传记。1919年，周建人迁居北京，23年潜心研究生物学，并从事著译工作，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 1923年应瞿秋白邀请，在上海大学讲授进化论，上海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任教授。 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成就
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对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 ；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他的作品有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其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小说
鲁迅以小说创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其后，鲁迅连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鲁迅逐渐放弃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鲁迅后期小说结集为《故事新编》。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说往往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层百姓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能在点滴间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后期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风格从容充裕、幽默洒脱，大异前期。 代表作有《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乡》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在大陆妇孺皆知。一般认为，代表鲁迅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是散文诗集《野草》。 鲁迅1933年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手稿） 其作品《社戏》被选入人教版下册，苏教版初一上学期课文；《少年闰土》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课本。
杂文
鲁迅创造了以论理为主，形式灵活的杂文形式，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杂文数量极多，题材广泛，形象鲜明，论辩犀利，文风多变，毛泽东誉之为“匕首”和“投枪”（匕首投枪一说本于鲁迅《南腔北调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机》），深入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代表作有《二心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热风》、《三闲集》等。
散文
鲁迅散文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结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前者以追忆儿时往事为主，平易晓畅，风趣生动。代表作有《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野草》则以尼采式的散文诗形式，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当时虚无主义的悲观心境。语言色彩艳丽而冷峻峭拔，意象独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对日后中国白话散文诗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
诗歌
鲁迅并不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其诗作传世无鲁迅多，主要以旧体诗为主，多有佳句。早期诗歌深受古诗影响，多吟咏离情感伤。留学日本时作《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真切动人，境界大开。《四一二事变》一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写出乱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为之动容；赵聪《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说，时人称“三百年来无此作！”。1922年创作《彷徨·题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描述文学创作路上呕心沥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较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鲁迅的诗歌在当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是常被引用来表示国共和解，和海峡两岸和解的名句，如温家宝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是否会对台湾释出更多的经贸优惠政策”，温家宝回答中引用这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常被引用以自况。 鲁迅翻译的两本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和《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翻译作品
鲁迅也以译作著名。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译欧美文学及日本文学作品，如尼采、凡尔纳等，后期则主要翻译东欧文学及苏联文学的革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风格闻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欧式的长句，来增加汉语对复杂关系的表现力。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
学术专著
鲁迅在学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此外还有《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存世。
其他作品
写作目的
鲁迅说他写作的目的： 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 ”，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不圆满” 。
作品特色
小说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 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野草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学术思想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翻译思想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书法特色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美术思想
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美术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积极倡导大众美术，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美术实践活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美术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础。其主旨是：肯定美术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美术与社会、时代、国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把美术作为与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体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众的艺术，一是倡导现实主义的精神。鲁迅提倡现代的大众艺术，并注重古代的大众美术——民间美术，以此来说明美术只有尊重大众，才会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待美术遗产上集中表现为“拿来主义”在对待艺术创作本身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提倡大众艺术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串起了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
诗作特色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盖面式的表达出来。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
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精神、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学术影响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精神影响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政治影响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对于鲁迅的评价以正面为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的普遍都很高。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大多数人承认他是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 两岸政府对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评价，使当代对鲁迅的真实思想需要重新澄清。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林辰、朱正、王得后、钱理群、李欧梵、周策纵、王富仁、陈漱渝、汪晖、张梦阳、徐麟、王乾坤等。学者严家炎、何满子、邵燕祥、林贤治、王元化等对鲁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为艺术家的张仃、吴冠中、陈丹青、范曾等大家对鲁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论述。 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散文诗集《野草》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其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有高度评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共产党掌权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 不过，据2001年出版的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但毛泽东曾于同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因此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赞赏。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当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1949年后，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不过，近年台湾也有推动鲁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鲁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说：“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鲁迅当然是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诠释鲁迅的某一作品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也早已不下百余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还原历史的真貌，让鲁迅作品自己说话”。的确，鲁迅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评价鲁迅：“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作家。”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 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蔡元培：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陈独秀：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郁达夫：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曾澄清鲁迅拒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话如此，经查证，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杨宪益翻译的，（真实译者为斯诺）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 1949年山东当代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了一首抒情诗，题为《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 臧克家 著名学者胡适：“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叶公超写《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日本文学家尾崎秀实：“左联的泰斗”。 日本作家山上正义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 日本作家增田涉称赞鲁迅为“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
负面评价
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文学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 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 唐绍华认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 薛涌认为鲁迅“国人心灵不医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论是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也认为鲁迅继承了儒家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此外，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众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体对于中国人妖魔化、丑化的影响；“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文化。” 钱玄同曾总括他有三点短处：多疑，轻信，迁怒。（搜狐网）
其他评价
1979年钱钟书在美国表示：“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李敖认为鲁迅在中国大陆被过分高估：“鲁迅像写《阿Ｑ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绪字眼删掉，看的还是资料，就是证据。鲁迅缺乏这方面的东西。”“到今天如果有人还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多好，我必须说，这种人没有进步。”李敖还提及鲁迅在胡风问他萧军应该不应该入党时，回信说不要入，进去了就酱死了云云(杂评鲁迅和他的孙子). 王朔：“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夏志清：“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1936年逝世以后，他的声誉越来越神话化了。他死后不久，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国文学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著作大批出笼：回忆录、传记、关于他作品与思想的论著，以及在过去二十年间，报章杂志上所刊载的纪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胜数的文章。中国现代作家中，从没有人享此殊荣。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当然，在中共把他捧为英雄以前，鲁迅已经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没有他本人的声望作基础，中共也不必费力捏造出如此一个神话。” 王蒙：“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毛泽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荣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鲁迅作品与民族脊梁无关。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被摆上了现当代文学的神坛，强化了他的权威性，文坛斗士、民族脊梁的光环反而遮蔽了其思想的局限与言论的偏颇。应该让鲁迅先生歇歇，让他彻底走下神坛了[7]。——中国新闻网评
轶事典故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贡献最大的作家，鲁迅逝世后被虚构了许多逸闻轶事，由于真假难辨，往往流传甚广无人知其真假。这些讹传假闻中较为出名的有《鲁迅理发的故事》，据考证实为嫁接清代独逸窝退士编的《笑笑录》一书中的剃头故事。另外《鲁迅丢棉裤》，《密友告密帮助鲁迅避难》等皆已考证为假。另一则鲁迅反对某书局“不支付标点和空格稿费”的轶事真假仍未有定论。关于真假考证的问题，详细资料可参看鲁迅研究专家所著论文 。
成绩优异
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他：“周树人真是博学。”当时，每次考试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它小考每月—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而全班中，得到这种金领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
帮助青年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上海找个工作。鲁迅很为难的情况下找到郁达夫说实在没办法，须请一家书店报馆名义上请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由鲁迅自己拿出，由达夫转交给书店报馆作为月薪发给他。鲁迅对青年的提携帮助程度可见一斑。
白红小象
林语堂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视为国家珍宝。许广平在与鲁迅分居两地互通书信时也时常称他为“小白象”，鲁迅在与之信中偶尔也用以自称。 在儿子周海婴出生后，鲁迅用来送予儿子称其为“小红象”，可谓“白象红象一父子”，鲁迅在哄孩子高兴时也常常自作小调“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丈夫的怜子温情可见一斑。 左图：鲁迅与儿子周海婴
不重手稿
鲁迅对手稿的保存并不在意，常常乱丢手稿，有时还分发给来访的客人擦手，甚至当废品卖掉。一次作家萧红在上海拉都路买油条吃，无意之中却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翻译《死魂灵》的手稿纸，萧红大为吃惊并写信告诉了鲁迅，鲁迅知道后却不以为稀奇。萧红无奈只得把这一见闻如实地告诉了许广平，许广平听后为此狠狠地批评了鲁迅一顿。
爱搞恶作剧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这也一直是这所学校引以为荣的历史。但是，鲁迅当年在这里的经历却有点滑稽。 大概当时学校的管理确实有些混乱，住在宿舍的教员连方便都要到一百六十步外才有厕所。鲁迅的对策是，天黑之后，小便就在宿舍楼下的草地上就地解决。不知道鲁迅在如此方便的时候，脑海里是否想起了孙悟空在佛祖掌心的杰作，这多少是有一点挑衅意味的行动，于是，他就这样和厦门大学“开战”了。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北京绍兴会馆，不过这次鲁迅扮演的是维护公德的角色。一次有朋友去拜访鲁迅，正好有人在墙边随地小便，朋友看见鲁迅用弹弓聚精会神地瞄向了那个人的生殖器官。 鲁迅复杂的个性中始终不乏这类风格。在北大任教时给同事起的外号，都在丰富着他沉重之外的众多“对头”之一，他的一个面部特点是长了个酒槽鼻子。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上就戏称顾为“鼻公”，有时干脆在毛笔信中用朱笔一点以代表顾颉刚。 据说爱吃甜食是鲁迅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有朋友从河南给鲁迅带来两包柿霜糖。许广平见后告诉鲁迅，这糖用柿霜做成，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柿霜糖一搽就好。但是此时鲁迅已经吃了一大半，珍重之下赶紧把糖收好，以备将来药用。不料才到晚上，鲁迅又觉得生疮的时候毕竟很少，不如趁新鲜吃一点受用。 鲁迅在零食问题上是素有算计的。有客人来时，鲁迅一定要请吃点心。一开始对男客女客一视同仁。但男客往往战斗力太强大，经常把鲁迅的存货如风卷残云般消灭得干干净净。鲁迅由此改变策略，改用落花生代替点心。男客人总是吃得不多了，而对女客依旧采用点心政策。 女师大风潮后，鲁迅在皮库胡同给离校的学生上课。时逢女师大校庆日，这些被扫地出门的师生同样不肯示弱地聚集一堂庆祝，不擅文艺的鲁迅被大家强迫表演节目。无奈之下，鲁迅突发奇想，号称表演单人舞。当时四十多岁的鲁迅抱着一条腿，在场内毫无节奏地乱蹦，全然不拘泥于老师或长辈的形象。全场哄然大笑之下，鲁迅蹦得越发起劲，全体师生足足笑了半个小时。
拿烟姿势
鲁迅的烟瘾之大天下尽知，一次从东京回仙台，买完火车票后，鲁迅把剩下的钱统统买了烟，以致半路口渴却没钱买水。 鲁迅并不为自己的嗜好找什么借口，实际不管写作、休息还是待客，鲁迅的烟都一直在燃烧。不抽烟的人去鲁迅那里，走后身上都有一股烟味，这被称为见过鲁迅的证据。 鲁迅拿烟有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姿势，就是不用食指和中指，而是用大拇指和另外两个手指拿烟。后来香港电影里大佬们拿烟的姿势，也就是源流于鲁迅。
与毛主席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时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而且是很勇敢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3—254页）这里说的“三十三个题目”是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是希望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的，毛泽东却说鲁迅能够解决问题。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在分析那种认为报上的文章要“软些，软些，再软些”的主张时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3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页）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其第26条中说：“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5页）[3] 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任何人读到这段对话，都会出一身冷汗。 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撰文证实，她就是现场见证人，“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黄文摘录如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份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数据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彷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4] 朱元璋做了皇帝就不是从前的农民朱元璋了，洪秀全当了天王也不是从前的农民领袖洪秀全了，而一个思想家是永远不会背叛他自己的。谁在那个位子上，谁就会对着鲁迅这枝笔不舒服，由一个对鲁迅的赞美者变成仇视者，这并没有不好理解的。
经典名言
1、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6] 2、时间就是性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门外文谈》 3、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 4、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5、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天生的。 6、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7、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8、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了。 9、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 10、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11、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12、不满是向上的年轮，载着不自满的人向前进。 13、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14、倘着看书，便变成书橱。 15、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6、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17、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18、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19、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20、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21、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22、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23、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24、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25、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26、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 跑至终点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 来之脊梁。 27、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 了才快活的。 28、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地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 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 29、说过的话不算数，是中国人的大毛病。 30、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31、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 此，大抵！ 32、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33、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34、搞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35、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 里。 36、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宝贵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37、智识太多 ，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 手 38、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39、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的，作品也一样，起 初幼稚，不算耻辱的。 40、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41、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的，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做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 类，就要令人肉麻。 42、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43、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45、与名流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46、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47、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 48、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49、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一木一石呢？我时常 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52、......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53、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55、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56、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57、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语学素养
鲁迅的古文、日本语水平很高，德语也相当不错，在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就已开始学德语，到了日本以后，旧日本帝国的现代医学流行用德语，德文是医学专业必修的外国语文（所以留日学医卒业的郭沫若也能读点德文）。鲁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从来没有放掉，时时有在看书。 鲁迅生前曾多次公开宣称“我不懂英文”： “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含义究竟怎样”（《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野草〉英文译本序》）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杂忆》） 《〈阿Q正传〉的成因》里，鲁迅说完“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又接着说“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鲁迅还是能看点英文的，只是水平不能和他掌握得较好的几个语种相比。 《鲁迅日记》附载的《书帐》（图书采买纪录）里面可以看到鲁迅买的很多外国书名，有相当数量的英文书。 周作人《鲁迅与英文》一文说：“他是反对英文的。在光绪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进水师学堂，也曾学过英文，Question这字他当然是认识的，不久改进陆师附属的矿路学堂，便不学了，到了日本进了仙台医校之后改学德文，这才一直学习，利用了来译出好些的书。他深恶那高尔基说过的黄粪的美国，对于英文也没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伦、雪莱等诗人，觉得从英文译书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个英文字的作风是为他所最反对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这似乎是一个问题。不过据他自己说，便只为那Q字有个小辫子，觉得好玩罢了。如有人不相信这个说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鲁迅不赞成说话和文章夹杂英文，在文章中带有英文时常有讽刺性： “连契诃夫（A．Chekhov）和安特来夫（L．Andreev）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s 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Mr.Cat是猫先生；Miss Rose是玫瑰小姐） “古貌林！” “古鲁几哩……” “OK！”（《理水》，“古貌林”是英语“早上好”的拟音）
情感生活
朋友和学生
鲁迅对青年人非常爱护，当作自己的子弟看待。受到鲁迅指点、教导、拉拔的学生非常非常多：孙伏园、增田涉、丁玲、萧红、萧军、黄源、魏建功、唐弢、周文、傅斯年、罗家伦、柔石、殷夫（白莾，哥哥徐培根是国民党将领）、许钦文、刘和珍、尚钺、许广平、胡风、李霁野、李何林、曹靖华、韦素园、韦丛芜、冯雪峰、章廷谦、台静农、金溟若、张我军、张秀哲、洪炎秋、李秉中、徐梵澄、吴耕民等。 鲁迅最好的朋友是许寿裳，小时候的好友章润水，曾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很多；例如郁达夫、瞿秋白、茅盾、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巴金，与记者曹聚仁、史沫特莱有过交往。教育部时期的同事常来往除了许寿裳还有钱稻孙、齐寿山（齐如山的弟弟）、马裕藻（即马幼渔，马珏的父亲），邻居俞芳等人。
兄弟不和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从而也使得这件事越发的扑朔迷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多年来，研究界对此形成了“经济说”、“失敬说”、“家庭纠纷说”等三种观点。 第一种说法“经济说”认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鲁迅与信子有私情，导致周氏兄弟不和。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周家众人对信子的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的紧张。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来说，这三个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除此之外，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三种观点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
婚姻爱情
朱安
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1878-1947），与鲁迅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独守空房30年，鲁迅死后又孤独地生活了11年，最终在孤独凄苦中去世。如果说她的不幸是“命该如此”，那么世人的幸与不幸运都可以用“命”来解释了，人生成败都交给“命”好了。 朱安的悲剧，与所谓的“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封建教育、封建婚姻制造的不幸者之一，是封建礼教“吃人”的一个例子。尽管她名义上的丈夫鲁迅猛烈地抨击这种“吃人”的礼教，却没有能力把她解救出来。 1906年，25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国，遵照母亲的意见而与时年28岁的朱安结婚，但一生未与朱安同床（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 婚后第四天鲁迅东渡日本（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四天东渡，而是秋天才动身的，八九月份之间）。
许广平
1927年10月8日，鲁迅在广州与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世。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许广平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1918年，许广平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次年投身五四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 1927年10月3日，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解放后，许广平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1959年10月， 她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同到上海，开始了共同的生活。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结婚以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是超于一般夫妻之上的。许广平自己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史妥切的。”许广平也常常天真地向鲁迅提问：“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鲁迅听了，总是惬意地笑笑，答非所问地说：“你这傻孩子。” 他们结婚后不久，许广平真的又当了鲁迅的学生。在结婚前两人遥居广州、厦门时，鲁迅就向许广平提出过，希望她能学习一门外语。婚后的一次闲谈中他又提出了这种希望，她同意了。从1927年12月起，鲁迅开始教她日语，教学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讲授由鲁迅亲自编写的二十七篇课文，作为打基础用；一个月后，课本换为《二一儿河四草》（即《尼罗河之草》）；第三阶段讲授了日文版的《马克思读本》。这种学习前后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的教与学多在晚上进行。每当这时，他们仿佛又都回到了几年前的师生时代。 他们在家庭生活方面最大的欢乐是有了儿子海婴。 1929年9月27日清晨，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给出了果实，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26日那天上午，许广平已经感到阵阵腹痛，预示着这个小生命就要来到人间。年近50的鲁迅就要当爸爸了，心情十分兴奋，他不顾因过度劳累而有些发热的身体，赶忙把妻子送到医院。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孩子终于叭叭坠地。鲁迅欣慰而又恢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当许广平难产时，医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现在，看到母子俩都平安，他感到非常幸运和高兴。第二天，他满面欢悦地走到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这棵小松翠绿，苍劲、孤傲、沉郁，即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着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人的家庭生活的开始。 他差不多鲁迅、许广平和孩子每天都要往医院去两三次，送来食品和其他用品，有时还领着一批批前来庆贺的朋友。每当客人散去，他总静静地坐下来，审视着孩子的脸，由衷地说：“真象我。”但马上又补充：“我没有他漂亮。”这时，他的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有了孩子，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一天，他来到医院，悠闲地坐下来，首先问妻子是否想起来了，许广平说没有，他款款地说：“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么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我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宇，自己随便改过来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由于许广平的大力协助，鲁迅后十年写作了大量文章，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他引为自豪的。鲁迅曾以感激的心情歌颂他与许广平的友谊：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此中甘苦而相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同她诀别：“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鲁迅留给自己夫人的遗言，但许广平怎能忘记她的师友和亲爱的丈夫呢？10月22日，她写下了给鲁迅的献词： 鲁迅夫子： 悲哀的雾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像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左图：鲁迅和妻子许广平、儿子周海婴
后世纪念
鲁迅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该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纪念邮票
1946年10月19日旅大解放区邮政管理局发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3枚，用满洲国邮政的四版、五版普通邮票加盖“鲁迅逝世十周年”和暂作面值制作而成。 1951年10月19日发行的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的两枚一套的邮票。 1961年2月26日发行的纪91《鲁迅诞生八十周年》邮票全套一枚 1966年12月31日发行的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全套3枚。 1976年10月19日发行的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邮票全套3枚。 1981年发行《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J67号纪念邮票，由茅盾题字。
书法拍品
2013年的嘉德秋拍中，鲁迅于1934年写给民国著名出版人、编辑家陶亢德的信函，拍出了655.5万元天价。 收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的清宫内务府主管赫奕《烟树山亭》以2530万元成交，位列“古代绘画夜场”最高价。昨晚的北京匡时秋拍的古代与近现代书画夜场总成交额达5.4亿元。 2015年11月5日，在北京匡时秋拍“澄道——中国书法夜场”中，一件罕见的鲁迅书法作品以75万元起拍，成交价远超此前的估值80万元。 这件书法拍品尺幅仅为20×24(厘米)，上有鲁迅先生手书四句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平均算下来，一个字约19万元。
鲁迅故居
纪念迅的方式通常以纪念地、发行纪念品以及举行各种公开纪念活动为主。还有以鲁迅冠名的街道名称，文学奖项。 当今大多数鲁迅曾居住过的地方（绍兴、厦门、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都保留了鲁迅故居，并建有鲁迅纪念馆。上海的鲁迅公园内有鲁迅墓，日本宫城县有鲁迅故居。 2004年10月22日，日本仙台市和东北大学开展了“纪念鲁迅仙台留学100周年市民之会”活动，鲁迅的后人和藤野严九郎的后人都参加了该纪念活动。仙台市立有鲁迅纪念碑，并保留了当年鲁迅曾下宿过的木屋。东北大学也设立了“鲁迅奖”和“鲁迅纪念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