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框架总结归纳思维导图。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是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的瑰宝。下图整理总结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现代各个时期的文学。
编辑于2019-09-20 17:12:12中国文学史
第一卷
先秦文学
绪论
中国文学源头
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诗歌(诗乐舞结合)
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记事文字,是我国古代散文的起点。
先秦文学的阶段和形态
阶段
夏商时代及西周初期
文学形态:巫术宗教文化
文化主要承担者:
巫觋
在商代具有很高的位置
上古时代巫史不分
巫觋在周代位置不高,于是出现了史官
负责人事方面职能,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
长于
计人事
观天象
悉旧典
世代传业
旧藏的典籍多为儒家的经书
西周、春秋时期
文化形态:礼乐文化
从巫祭文化发展而来,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
核心:德、仁等政治伦理观念
周代文学特征:和谐、典雅、婉而多讽
文化主要承担者
贵族
官学:六艺
平民
民间歌谣,经专人采集后演奏,以知得失
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史官”文化成熟,开始写史书了
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的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
文化风格:“百家争鸣”
文化主要承担者
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兴起士阶层,居中讲学之风应运而起
士
文化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礼贤下士之风大盛
墨家
老大:墨子
“三表法”
对逻辑学有较深入的研究,要求在较为严谨的概念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推论
主张:质朴;推崇简约、实用的表达方法。认为华丽的言辞,让人陶醉而忽略了游说者的真实意图
儒家
老大:孔子
以“仁”为准则,强调文学的政治道德功能
“兴、观、群、怨”
主张:内容与形式应当并重,要求文艺作品达到“尽善尽美”
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在形式上,推崇端庄雅正、温柔敦厚的风格,讲究规矩法度
道家
创始人:老子
最有代表性人物:庄子
主张平淡、自然性情,反对矫饰。语言平淡自然。在形式上,既能表现为冲淡清幽的意境,又能表现为恣意放达的兴味
春秋末年,孔子、墨家等出现,“百家争鸣”
他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天命”“鬼神”等思想
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的秩序,自主意识和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
文学形态
先秦文献特点:文史哲综合
先秦诗歌 诗乐舞结合(为中国的诗歌奠基了发展方向)
歌谣
夏商时代已经有较为完整的歌谣出现:祭祀歌谣:《九歌》
《诗经》
宗教颂赞祷祝诗:甲骨卜辞中的韵文等
政治叙事诗:《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颂》等
言志抒情诗:《小雅》的大部分、《国风》的全部
艺术手段:主要为“比兴”,文辞优美,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们的内心情怀
结构形式:复沓叠唱,造成一种含而不露、回环往复的效果
铁的精美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造型(以及当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等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了“楚辞”
散文
巫史文化的昌盛,促进了散文的发展
《春秋》
《左传》年代作者不详,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
《国语》 成书约在战国初年
《尚书》《战国策》实为后人所编
《论语》 孔门弟子所记
《墨子》《庄子》《孟子》等书中也有很多篇幅为孔门弟子所作
《老子》 提出“无为而治”
辞赋(无)
先秦时期的文学思想
上古神话
神话以故事或形象的方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宇宙自然、人类本身及诸种文化现象的起源以及当时世间秩序的理解。神话的主人公包括神袛、始祖、文化英雄、神圣动物等,故事一般具有变化、神力和法术等因素。还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
神话发展的道路
神话的历史化:很多古老的神话传说,往往被当做历史事实而被载录下来,神灵被理解为人类祖先编入历史谱系之中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神话的本来面目
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来源
作用
保持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的意义和合理性,维护人们的社会性
作为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宣泄人们相当丰富而强烈的情绪体验
主题
创世神话
始祖神话
洪水神话
战争神话
发明创造神话
意义
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
具有明确的敬重生命、爱护人民的意识
体现了先民们的抗争精神
神话思维特征
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具体、形象
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
象征性、隐喻性
记录神话的书
上古时代的诗歌总集
《诗经》
《楚辞》,尤其是其中的《天问》
《山海经》 记载神话比较集中,是我国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全书共分为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祀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
《左传》《国语》《逸周书》等可以看到原始神话的蛛丝马迹
《庄子》 援引神话最多,自称“寓言十九”
《孟子》《墨子》《韩非子》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
《淮南子》 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
《吕氏春秋》保存了不少民间流传的神话
神话对文学的影响/意义
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并经文学家发掘、改造,在新作品中重新散发光芒,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
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首笙诗,有目无词。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编订成书。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社会方面的各个方面。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无论是在形式题材、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诗的来源
公卿烈士所献之诗
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
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
分类
风:即音乐曲调,十五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大部分是东周的作品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
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
小雅:共74篇,大部分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颂:宗庙祭祀之乐。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
内容
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
农事诗
燕飨诗
怨刺诗
战争徭役诗
“三家诗”:指鲁齐韩三家诗,鲁诗出自申培,齐诗出自辕固,韩诗出自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的“毛诗”后出,并最终压倒了四家,盛行于世,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艺术特点
赋比兴的应用
赋:平铺直叙。可议论抒情,也可叙事描写。
比:比方。诗人有某种情感,借助一个事物来比喻
兴: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大多在诗歌的开端
句式结构: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等
重章:整篇中同一/不同的诗章重叠,以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
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句句用韵或者常是一章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用的押韵方式)
语言:具有音乐美;并且具有很好的表意和修饰的效果,形象生动,丰富多彩。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开辟了我国的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风雅”精神: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
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经后世的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对我国后世的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有深广的影响
先秦叙事散文
从殷周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到成熟
《春秋》:本事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质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
《左传》 编年史
《左传》是《左氏春秋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
评价:《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 ,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君、贪婪荒淫之辈,肯定并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特点
与《春秋》的不同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简短记事发展成完整的叙事散文。
发展了《春秋》的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创立了新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倒叙和预叙手法的运用是重要特色,还有插叙和补叙等。
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描写战争。
把事件叙述得颇有戏剧性。
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到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叙述语言简练含蓄,词约义丰。
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国语》 国别史
《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
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
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各种应对之辞。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
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
在记录某国事件时,集中在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
《战国策》
《战国策》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
突出表现纵横家思想: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可以说是一部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文学成就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描写
对于作者心仪的人物,不惜脱离史诗,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虽不合史著的要求,但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
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
“文辞之胜”,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
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不直接,往往引类譬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
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
行文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
《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乍瞻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的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
在散文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
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先秦散文说理散文 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
《论语》 战国初年 儒家
作为说理文,还很幼稚。但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经萌芽。
文体的基本特征:语录体 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文学色彩: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文学性: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
注重情感和形象性,是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
《老子》 道家
缺乏充分展开的论述,还不是完整的说理文。但同样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基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老子自撰,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玄妙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表现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
更具有抽象思维特征。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
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
采用大量韵句,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层次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常以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
结构基本要素:文本格言、解释,训诫。
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
《孟子》 继承儒家“仁义之说”;主张性善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谈话,是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作的。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理论。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的论辩,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
文章特征:长于论辩、逻辑推理。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的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风格特征:气势浩然。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语言特征:明白晓畅,平时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
说明了战国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这里已经成熟了。
《庄子》 道家
《庄子》33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
先秦说理文中,最有文学价值:寓言数量很多,且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
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其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具有高深莫测的神秘色彩。
“以厄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厄言: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
重言: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
寓言:他人他物的言语
主要特征: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以诡异、奇崛的想象,表达其哲学思想,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以及奇诡的艺术境界。
风格特征: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表达观点,而让读者自行体味、领悟其中道理。
语言特征:行云流水,汪洋恣肆i,跌宕跳跃,节奏鲜明个,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
《荀子》 继承儒家“礼乐之说”;主张性恶
子主题
擅长辩论,主张“君子必辩”。论辩透辟,逻辑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
大量采用排比句法,增加了气势,协调了音节,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韩非子》
子主题
韩非,师承荀子
继承了荀子的哲学和政治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
推崇老子,借鉴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舍弃了老子的柔弱无为,主张刚强有为。。
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并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
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是最有文学意味的,还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为寓言分门别类,揖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其中寓言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
先秦说理散文的意义
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以及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而且在说理方法上,对后代说理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阐明观点,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后世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由此而生。
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
楚国文化
楚国虽然受封于周,但是地处偏远,没有及时加入到周公礼制作乐的文化变革中,因此楚贵族多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楚地原住民直到战国时期仍然在较为原始的文化状态中,楚文化整体是显得较为落后的。
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方面与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
中原礼乐文化在出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习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上,“信巫鬼,重淫祀”,崇尚巫风,明显不同于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中期,楚国成为领土最大的国家,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激烈,楚国内部政治越来越黑暗,楚国由此走向没落。
屈原
被楚怀王放逐 至汉北
被顷襄王放逐 至江南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他那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
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无论在句式还是结构式,都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
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四言句式。
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复,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情感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想象的奇幻等。使得诗歌显得缥缈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
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加有艺术魅力。也与深厚的巫祭传统有关,包含了原始宗教的情感体验
楚辞
《离骚》
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诗人自诩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后一部分及其幻漫诡奇,突出了屈原的苦闷彷徨和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
诗歌形式特点为回旋复沓,诗人的苦闷、哀伤不可遏制地反复迸发。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十分强烈。主旨:爱国和忠君。
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以及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
对宗国命运的担忧和发而严正的批判精神,是《离骚》非常值得珍视的地方。
“美政”理想
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
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
修明法度。
两类意象:香草、美人
美人:《离骚》中美人描写通常具有夫妇伦理的内涵;而早在西周春秋的阴阳五行观念里,夫妇伦理又是政治关系的象征
一般认为是圣君的象征,“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或象征贤臣,“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或是自喻,“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形象
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
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政治斗争中正义的一方。
借用香草变质、恶草当道来表达世道的衰败。
与《诗经》的不同
形式
《诗经》形式是整齐、划一而典重的
《离骚》形式是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新诗体
《离骚》中有很多楚地方言,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增强了生活气息,也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离骚》用“兮”等语助词的多种方法的使用,促进了句式的变化,与楚声相结合,更利于不同的情绪和语气的表达。
《九歌》
《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作为楚辞中的重要作品,其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深受后人的喜爱。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共11篇。首位两章《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九章为娱神曲。
以描写爱情为主,但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
最动人的是人神情感的描写。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爱情表现得如此缠绵哀婉,所流露出来的不可抑制的忧愁幽思,显然契合了屈原的心态,所以可以看做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
具有明显的表演性
“歌、乐、舞”三者合一,能看到不少对舞乐的描述,即是对当时歌、乐、舞同时表演的记录。
其中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
无论是歌乐舞合一,还是巫与神分角色演唱,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的萌芽。
《九章》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9篇作品。“九章”大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加上的。
郢 :ying 第三声
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
全篇比兴,四言体,显然是受《诗经》艺术手法的影响。
秦已破郢,楚国处于危急之中,而屈原念念不忘故都,情感沉郁愤慨,实是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这种情绪几乎贯穿于《九章》各篇。
《九章》与《离骚》的不同
比《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为我们研究屈原的生平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九章》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书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较为直接、奔放
《九章》的浪漫色彩略逊于《离骚》
《天问》
《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难以理解的现象,对天发文,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一共提出了172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
虽然记事庞杂,但很能显示屈原的现实政治态度。
以一个“曰”字领起,全诗几乎用问句组成,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节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激情,这是《天问》的特点。
全诗基本以四言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句一韵。
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层次错落,奇崛生动。
《招魂》,是在怀王以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有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来楚怀王的亡魂。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再加上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哀苦之情,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
楚辞:有两个含义
既是一种诗体的名称,指战国时候产生在楚地,由屈原吸取楚神巫文化和民间歌谣特色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又称“骚体”,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宏伟繁复的体制、句式的加长和“兮”字的大量运用。
又是一部总集的名称,指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一部楚辞体诗歌集,用“楚辞”作书名。内有屈原的《离骚》、《天问》、《九章》、《九歌》以及宋玉、景差等辞体作家的作品。
秦汉文学
绪论
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化创作空前冷落。再加上秦朝时期短暂,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
《吕氏春秋》
《谏逐客书》
两汉王朝 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但汉代士人不仅限于五经,还广泛阅读,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西汉:乐府 后汉:洛阳东观 灵帝光和元年:鸿都门学等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
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多元化) 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
西汉王朝(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
历史上升期:文人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 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
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
西汉后期: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命运方面。由西汉昌盛时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
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
汉末
汉代文学
内容
批判(对历史的批判)----赞颂(对昌盛期歌功颂德)----批判(对现实的批判)
地位
独立(汉初来去自由)----依附(东汉迎合天子口味)----独立(西汉末年摆脱依附性)
与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因此汉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西汉:更富浪漫精神
东汉:更富理性精神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采诗制度)和文人创作都兴旺,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西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宗经。西汉的学校教育蓬勃发展。汉代经学教育为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
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从而形成了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但是慢无节制地铺陈扩展,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因此许多作品显得笨拙、呆板。
与汉代文学的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汉代经学的解读习尚十分繁琐。
汉代文学流露出长生不老的幻想,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汉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话,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虚妄之学。
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加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
引经据典的风气始于西汉初期,大盛于东汉,呈现的是愈演愈烈的趋势,使得有些著述兼有文学和经学的特征。
总体看来,汉代文学经历了由繁而简的发展过程
形式
大汉天声的辞赋
东汉中期 大赋微衰,取而代之的是抒情小赋
样式
辞赋
短小精炼的五言诗
解经文字也大幅度精简
汉代文学样式的发展
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赋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体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
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杨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
张衡《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与新体赋形成了明确的分工
新体赋
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喻
楚辞类作品
重在咏物抒情,多抒发抑郁之情,格调与《离骚》相近。称为“骚体赋”
在发展中,楚辞类作品渐渐和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
诗歌样式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诗经》成为五经之一,使四言诗这种体式带有神圣的性质,是四言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代产生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已大量出现。
汉代文学的发展的四个时期
初创期:自高祖至景帝
多种文体基本沿袭赵国文学的余续,同时又新的因素萌生:《七发》,为汉赋体制奠定了基础。
全盛期:自武帝至宣帝
新体赋定型、成熟。
专史文学也发展到高峰,《史记》撰写完毕。
由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争论散文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
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并记录下来,宫廷乐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中兴期:自元帝至东汉和帝
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班固《汉书》问世,传记文学作品。
由盛转衰期(汉代文学的转变期):自安帝至灵帝
从张衡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
京都大赋发展到顶点。
五言古诗进去成熟阶段。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散文
先秦散文
《吕氏春秋》 战国晚期
由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成书于秦王朝政八年,全书分为12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一共161篇(今存160篇)。这部著作体系完整,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观点,客观上反映了战国末年即将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
既然为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不免驳杂,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
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成就
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
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
《谏逐客书》 李斯
身为法家人,行文却辩丽可观。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
西汉散文
《新语》 陆贾
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并著文12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新语》。铺陈排比,纵横议论,逻辑性强,富有文采。
多次援引《诗经》《春秋》《论语》等,秉持的是重德慎刑的治国理念。在文体上带有诗的属性,押韵的段落甚多。往往采用排比、对照、句型变换等手法,有的篇目铺张扬厉,有战国策士之文的遗风。
以秦为鉴,是西汉时期议论文的重要宗旨,《新语》开风气之先。是一部针对性很强的务实之作。
汉代政论体散文
贾谊,带有浓厚的战国策士遗风
专题政论文 如《过秦论》,善于通过鲜明的对比,造成巨大的情感落差和浩荡的气势
情感落差
把秦朝兴盛期的天下无敌和灭亡时的不堪一击对比
把秦始皇子孙万代为天子的愿望和秦朝三主而亡的历史事实对比
把陈胜的起义军和六国诸侯进行对比
浩荡的气势
以数量取胜
以情感相驱动
就具体问题而写的疏牍文 如《陈政事疏》
杂论
晁错
《论贵粟疏》
《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境到”,大体不差。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但并非是抽象论道之书,而是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来明事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特点:铺张扬厉,追求巨丽之美。
具有明显的道家倾向,书中许多篇章所出现的艺术境界与《庄子》和《离骚》相似,都是极富浪漫色彩,具有超现实性和神秘性。
刘向
西汉后期一位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有多种著作。
代表作:《新序》10卷《说苑》20卷,采集群书中的逸闻轶事,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编纂而成,寓含劝诫训教之意。
成就
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作出过突出贡献。每校毕一书,他都编录数目,还为许多书写了书录,例如《战国策书录》
西汉专题性叙事散文
《汉书》及东汉散文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是继《史记》(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以后出现的有一部史传文化典范之作。
《史记》与《汉书》的不同点
最精彩的篇章
《史记》是楚汉相争时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
《汉书》是在于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对象
《史记》以写单个人为主
《汉书》记叙了许多家族的兴衰
感情色彩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描写了大量的悲剧人物
《汉书》的悲剧人物较少
笔法
《史记》疏宕往复
《汉书》行文谨严有法
总之,《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而《汉书》笔法精细,有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了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东汉散文
辞赋
西汉辞赋
骚体赋
“九体”
贾谊
《吊屈原赋》
贾谊与屈原同病相怜,同情尊重屈原,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为,主张明哲保身,最起码也应该游历九州,择君而向,怀恋故都是大可不必的。
《鵩鸟赋》
汉大赋
“七体”
梁园文学群体
“彬彬之盛”
枚乘 《七发》
《七发》假托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病,分说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畋猎、观涛等六事逐步启发太子,均未奏效。最后说要请“方术之士有资略者”来畅谈“天下要言妙道”,于是太子汗出病愈。
特点
对先秦文学的借鉴
逐步盘升手法的运用
移步换形和铺夸手法的运用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标志着汉大赋的形成
标志着以地方诸王为中心的汉赋创作时代的终结,以及京都为中心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是“七体”的开山之作
扬雄 “四大赋”
《甘泉赋》 艺术成就最高,对景物的描写方面有新的发展
采用主体向关照对象逐步趋靠的方式进行铺陈
铺陈空间的多向维度,展示的是三维六合空间
赋予骚体这种文学样式新的功能(用这种文体来表现汉代盛世和天子的声威,这在历史上是首创),扩大了骚体的选材范围
《河东赋》
《羽猎赋》
《长林赋》
抒情小赋
述行赋
司马相如
骚体赋高手
《长门赋》 两汉骚体赋中最具情景的一篇
大赋名家
《哀秦二世赋》
天子游猎赋
《子虚赋》
《上林赋》
优点(创造了一种巨丽之美,充满浪漫色彩的壮阔画面,成为后世赋家争相效仿却又无法企及的楷模)
帝国形象的塑造
一同观念的弘扬
时代精神的体现
在艺术上的成就
按时空顺序和以类相缀兼用的铺陈方式
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与夸张笔法的融通
句法灵活多变,句式长短不一
《大人赋》 以骚体形式而用大赋手法
司马迁
《史记》 人物传记
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
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引起读者共鸣
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多维度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旁见侧出的笔法,又称“互见法”,个人传记中着重表现主要特征
叙事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叙事有详略之分,对于起因往往想写;对于最终结果,往往略写;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都写得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雄深雅健的风格特征
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浓郁的悲剧气氛
强烈的传奇色彩
对后世的影响
传记文学的开端
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会
人文精神的弘扬
传记的典范,散文的楷模,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经验,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东汉辞赋
鲜明特征:京都赋的崛起
扬雄 《蜀都赋》:所写内容仅限于地方,且无深刻蕴涵。但已为赋的创作开辟出新的道路。
班固 《两都赋》
上篇《西都赋》
下篇《东都赋》
在艺术上基本是取法司马相如和扬雄,但同时又有冲突和创新。
一是打破了“劝百讽一”的结构模式,形成“劝”和“讽”均衡布局
二是详略有致,别具匠心
张衡 《二京赋》
上篇《西京赋》
下篇《东京赋》
其中的理性精神和充实的社会内容结合得非常完美,不但超过了司马相如和扬雄,也超过了班固。
在旧的格局中注入了新内容
一是叹为观止的民俗事项
二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
《两都赋》与《二京赋》的异同
子主题
子主题
两汉乐府诗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西汉音乐管理部门
乐府
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
太乐
主管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
东汉音乐管理部门
太予乐蜀
黄门鼓吹署
展现丰富多彩的人生画面
苦与乐的深刻揭示
收录于相和歌辞
表现平民疾苦的乐诗
反映富贵之家的乐诗
“两妇织锦,小妇调瑟”
爱与恨的坦率表白
乐生恶死愿望的充分展现
娴熟巧妙的叙事技巧
生活镜头的选取,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
故事情节完整曲折
人物形象各具特色
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
祥于叙事而略于抒情
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
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
寓言诗的创作:汉代以前,寓言故事不少,但是寓言诗却极为罕见。两汉乐府有多首寓言诗,是重要组成部分。以寓言形式叙事
一是假托动物之口进行自述
二是植物和人对话
两汉乐府诗实现了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由四言诗向杂言诗、五言诗的过渡
东汉文人诗
《古诗十九首》
主要内容
游子之歌
思妇之词
抒发游子的羁旅之情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
涉及的关系
永恒与有限的关系
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
忧郁与欢乐的关系
来去亲疏的关系
所表达的独特感受
敏锐的节序感
微妙的空间感
深切的世态炎凉感
艺术特色
长于抒情,以具体物象起兴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又抑扬有致。
情景交融、物我互法
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
主要的文学创作主题
生死主题:感叹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表现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
游仙主题: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祈求长生的愿望。
隐逸主题: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士族与庶族的对立成为了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
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和门阀制度呈正相关关系
重视门第的风气在作品中还表现为对宗族关系的伦理观念的强调
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后又吸收了佛学的成分,步入了新阶段。
魏晋玄学提供了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打破汉代烦琐经学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重要的论题
崇尚自然派: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非人为、本来如此、天然而然的状态。
言不尽意派:言可达意,但不可尽意
得意忘言派:要想真正得到意就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就必须忘言。
魏晋玄学不能直接转换为文学,转化的失败例子:玄言诗。没有“理趣”,直到谢灵运将玄言诗转化为山水诗,其才得以新的生命。
魏晋风流
认为汉儒为人准则以及所提倡的明胶就是所需要破除的屏障
魏晋风流所表现的在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
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欣赏、深情。
也就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或者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
佛教和佛教翻译
起源
佛教的传入以及佛经的大量翻译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对文学的影响
丰富了想象世界,从今生今世拓展到了前世来世。
加强了故事性。
反切的产生以及四声的发现: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了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想更准确,就注意到了声调。
词汇的扩大。
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异常地繁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
文学的自觉
文学成为独立的门类
汉朝的文学,指儒学
南朝时,文学有了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儒学、玄学、史学。
《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外传》等并立
对文学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总集的编撰是问题辨析的自然结果。
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史的的到来。
子主题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50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为
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
外部原因: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
内部规律:总结为“通”和“变”,即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
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建安、正始文学
建安文学(包括建安年间到魏朝前期)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此时汉朝已经名存实亡。
此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周围集中了王粲、刘祯等文学家。
“三曹”
“七子”
“建安风骨”
正始文学(在文学上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司马氏掌握了大权,非常残暴,形成了恐怖的政治局面。
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
在文学史上,主要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
两晋文学
西晋武帝太康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
太康诗风
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助长其发展并占据诗坛数十年之久。
西晋灭亡后,东晋南北朝文学在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朝代更迭的大背景下发展。
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陶渊明,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
宋初,文学发生了重要转折,在谢灵运的启发下,玄言诗转向山水诗,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
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作出了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齐梁两代的重要文学现象
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
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
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王融、谢朓共同创立了“永明体”
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并形成了三个文学集团
梁陈两代出现了浮靡轻艳的宫体诗,一直延续到初唐,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南北朝文学
南方清绮,庾信的北上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
北方质朴
魏晋南北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终结,以隋文帝统一中国为标志。
魏晋南北朝孕育着新变
文学进入了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
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
语言形式美的发现以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
文体的发展/文学成就(相当可观)
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的基础上,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发展并达到鼎盛。
骈文(诗化了的散文:新的、抒情性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音形式美的文体)的兴盛。
汉代的大赋演变成了抒情小赋,并在骈文影响下增加了骈俪的成风。
七言古诗建立了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
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为唐代的绝句的繁荣作了铺垫。
小说已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风骨
建安文坛的领袖:曹操
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
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首左右,都是乐府诗,与汉乐府的精神一脉相承。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较为完整的山水诗,写出了大海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性格。
采用乐府古诗写时事,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带来了活力。
曹丕
字子桓,曹操次子
现存诗约40首,主要分为三类
宴游诗
抒情言志诗
征人思妇诗(最能体现曹丕的水平)
《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
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个人情感的抒发。敏感多情
语言的工丽(清词丽句配以和谐的音律)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三言至七言、杂言都有;三字至九字句都有)
曹植 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字子健,曹丕的弟弟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诗歌:主要歌唱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
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
对自己和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懑,典型作品《赠白马王彪》
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典型作品《七哀》
述志诗,典型作品《杂诗》
游仙诗
锺嵘的《诗品》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也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兼有兄长之长,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
大力写作五言诗。完成了乐府诗到文人诗的转变。其诗歌受到后人推崇的主要原因
文采富艳
其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其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
“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徐幹、阮瑀、应玚、刘祯、王粲为“七子”。其中王粲、刘祯的成就最突出。
王粲,字仲宣,今存诗23首。代表作是《七哀诗》三首,尤其以第一首最为出名。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
刘祯,字公幹,存诗20多首。分为两类
赠答诗
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
游乐诗
《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
刘祯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分发的气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主要内涵
政治理想的高扬
人生短暂的慨叹
强烈的个性表现
浓郁的悲剧色彩
正始之音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大肆诛杀异己。
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书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多有感慨之词”
阮籍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过渡的状态。
西晋与东晋各具特点
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艺术性强。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东汉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化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西晋诗坛
“太康之风”
就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风。
由于时代的原因,陆机、潘岳等人的努力只表现在两个方面
拟古(模仿古人的风格形式)
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
语言由朴素古直----华丽藻饰
描写由简单----繁复
句式由散行----骈偶,骈偶化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等的诗作
咏史诗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
代表:左思的咏史诗,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新(借咏史以咏怀,这是对中国诗歌的独特贡献),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和抗争,写了《咏史》八首以抒怀。
游仙诗
“游仙”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代表: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有9首为残篇,抒发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精神。
兰亭诗
兰亭诗的中心内容是在美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得到审美的愉悦。
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这种尝试为山水诗的兴起作出了预示。
玄言诗:也没什么价值,就是占据了东晋建立后数十年,枯燥注疏。
东晋诗坛
代表人物:陶渊明
又名陶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死后,朋友们给其谥号为“靖节先生”。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一直犹豫做官僚还是隐士。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一种开创:将日常生活诗化。
思考人生得出的两大结论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陶渊明的思想可以概括为: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
陶诗
陶诗源于《古诗十九首》,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陶诗的题材主要分为五类
田园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是两种不同的题材
田园诗:主要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
山水诗:主要写自然风景,往往与行旅联系在一起
田园诗的内容
有的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质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
有的着重描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最有特点的地方,也是最可贵的地方
有的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
咏怀诗
对生平的回顾
对社会的抨击
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
咏史诗:和咏怀诗相似,不过是借史实作为媒介而已。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特点:围绕着出仕和归隐这个中心,表达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品格。
行役诗: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
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答庞参军》是其中最深沉的一首。
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自然。陶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
《五柳先生传》: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及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
《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但有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所想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能提出桃花源记这个空想是很宝贵的。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就有了永恒的生命。
“陶渊明”的符号意义
士大夫的精神上的一个归宿
酒和菊成了陶渊明的化身,成为了高情远致的意象
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
南北朝民歌
南朝民歌
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这些民歌本来是徙歌,由乐府机构采集以后才入乐的。现存的南朝民歌绝大多数是情歌。
形式特点:体制小巧,大多为无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
双关语可分为两类
同音异字
同音同字
除了吴歌和西曲以外,有一篇抒情长诗《西洲曲》,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
北朝民歌
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共70篇左右。北朝名歌多半为北魏以后的作,随着文化的交流陆续传至南方,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
北朝民歌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频繁的战争是北朝社会突出的问题,因此表现战争的诗也较多
北朝民歌中,表现北方的景色和风俗,最具有地方色彩
还有不少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
反映穷苦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梁鼓角横吹曲》中的《木兰诗》,是北朝民歌最为杰出的作品。
《木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
首先,描写由繁有简,剪裁精当而结构严谨。
其次,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此外,诗中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叙事、摹声、写景,均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既有朴素自然的口语,又有对仗工整。精妙绝伦的律句。
《木兰》全诗生动活泼,清新刚健,仍不失民歌本色,不愧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优秀篇章。
南北朝民歌如何分辨?
音乐的音节与歌唱方式上有差异
吴歌产生于东晋及刘宋的居多,西曲产生于宋、齐、梁、陈的居多
曲与直、刚与柔的区别
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曹操的《观沧海》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但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在当时及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的是谢灵运。
谢灵运所开启的新风和山水诗的兴盛
如果是陶渊明是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而谢灵运则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
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写意----摹象
从启示性----写实性
鲍照及其创新
代表着寒士的强烈呼声
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
创新: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七言体的形式,并且把逐句押韵转变为隔句押韵,同时还可以自由换韵,从而为七言体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
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永明体
“永明体”:是与古诗体相对而言的新诗体,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诗体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所以叫作“永明体”。
还发现了四声,诗歌从而富有音乐美。
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谢朓,也是齐梁时期最杰出的诗人。
谢朓最突出的贡献
对山水诗的发展: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对山水景物作客观临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感交融,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
对新诗体的探索:将讲究平仄四声的永明体声律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使得诗音调流畅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
另一个诗人王融,也参加了创制“永明体”。“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
齐梁诗人集团
士族优势的衰落与皇权中心的形成,至齐、梁之世,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的影响最深刻
南齐竞陵王萧子良 文学集团
梁代萧衍、萧统 文学集团
萧纲 文学集团
陈、梁之世,最后出现了了“宫体诗”
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南北文风的交融
庾信是由南入北最著名的诗人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魏晋学术,一改汉代儒术独尊的局面,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也有所发展,形成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
背景
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气质体现为个性。
“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曹操的教令
曹丕、曹植的书札
从总的趋势上看,建安之文也有辞清志显到藻饰渐繁的过程,这也预示着此后美文的发展。不过,即以书体而言,建安诸家尚情任气、真挚自然的作风此后犹不乏继武者。
辞赋生机的焕发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扩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东汉大家擅长:散体大赋+骚体赋,这一时期的作家擅长:诗+小赋,这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
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是《登楼赋》
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
曹植《洛神赋》,构思与手法虽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但主题发生了变化。
因政治险恶而倍感命途多舛的文人们
有的在赋中嬉笑讥讽,如阮籍的《猕猴赋》,以及《大人先生传》
痛诋寡廉鲜耻的恶俗《钱神论》(鲁褒)
在赋中寻求超脱放达的《酒德颂》(刘伶)
展现回归内在自我的高旷之风的《归去来兮辞》(陶潜)
魏晋以后的大赋与汉大赋的区别
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与汉代不同,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某些个人行踪或信仰得以表现。
魏晋以后的大赋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
论辩文至魏晋才出现高潮,表现在两个方面
主题广泛
研寻哲理
衡论宗教
品藻人物
针砭风俗
讨论礼制
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风力
嵇康的论辩文成就最为杰出,推向了新高度。如《养生论》,阐发形神交相养之理。析理缜密,词喻丰博,兼宗明法之家与道家伦理之特长。
南朝美文的衍化
世重文翰
宋文帝时,立玄儒文史四学
刘勰论文学与时推移,指出“宋初讹而新”的特征
傅亮笔下已表现出文采的美富
“元嘉三大家”
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
颜延之,其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其序及正文几乎全为偶句,反映了骈赋技巧的进一步纯熟。
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词,所作《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这种奇丽风格代表。
魏晋以来,史部著作的数量大量增加。
以“深得文理”而著称的刘勰《文心雕龙》,显现出卓尔不凡的骈文能力。
齐梁时期,文学“意识”更加突出,对于文章体貌深有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永明声律说兴起,形成了所谓的“永明体”,更注重文章的声调调和。
文笔之辨的深入,反映了文学的自觉意识。
不拘常体的呼声,呼吁处理文体的灵活姿态。
魏晋南北朝小说
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有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为“笔记本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艺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
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指琐屑的言谈、无关政要的小道理。后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仍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这一点上,二者是接近的。
中国小说的起源
神话传说
寓言故事
史传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以分为两类
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
志人小说今传较少,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类
笑话。如《笑林》(邯郸淳)
野史。如《西京杂记》(葛洪委托刘歆所作)
逸闻轶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世说新语》
又称《世说》《世说新书》;
文学成就
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对人物的描写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世说新语》虽然没有虚构,但有所提炼,这番提炼就是小说的写作艺术。
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
对后世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志怪小说按内容可以分为三类
地理博物
鬼神怪异
佛法灵异
志怪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爱憎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如《三王墓》、《韩凭妻》、《董永》、《白水素女》等
隋唐五代文学
绪论
隋朝只维持了30年,随后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经济繁荣的一个朝代。唐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创造了一代辉煌。后人把强盛繁荣的唐代与汉代并列,成为“汉唐盛世”
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唐代文学可分为两期
前期上承魏晋南北朝文学
后期下启两宋文学
开放的文化环境与唐代文学的繁荣
国力的强大与中外文化的交融
唐朝势力之强大,可以延续100多年,直至唐玄宗开元、元宝年间达到高峰。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唐代建立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华夷之防,容纳外来的思想与文化,形成较为开放的风气。
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批较难接近广阔社会生活的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使文学离开了宫廷狭窄圈子,走向市井、关山与塞漠,这对文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唐人辉宏的胸怀气度与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都有很大的发展。
唐人生活对文学发展及其影响
唐代诗人的漫游之风
漫游的去处
名山大川
通都大邑
边塞
幕府生活与文学:唐代诗人入仕的途径很多,除了科举之外,入幕是一重要途径。中唐以后,入幕更是许多士人的主要仕途经历。
唐人读书山林的风气:唐代一些士人在入仕之前,或隐居山林,或寄宿寺庙、道观以读书。唐代寺庙经济发达,可为贫寒士人提供免费膳食住宿,且藏书丰富。
贬谪生活对文学的影响:贬谪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凄楚忧伤,和对于生命的执著,对于理想的追求,构成了贬谪文学丰富多样的内涵。
佛、道两家对唐文学的影响
唐代儒、释、道的融合
从立国之本说,儒学是基础。而思想领域。则是儒、释、道并存。儒释道的交融,可以说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来。
唐诗中空寂的境界,明净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蕴,就是从这里来的。
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僧诗中较为重要的有王梵志诗、寒山诗。
王梵志诗:今存390首,似非出于一人之手。写世俗生活的部分,多为底层的贫困和不幸;表现佛教思想的,大体劝人为善。语言通俗。
寒山诗:包括世俗生活的描写、求仙学道和佛教内容。其中表现禅机禅趣的诗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除僧诗外,还有大量反映士人与佛教联系交往的诗。
佛教在唐代的广泛影响,直接拓广了文学的体裁。出现了新文体:俗讲和变文。这种文体的主要特征:便于讲唱,内容为佛经,形式与当时民间说话一样,带有通俗文学的性质。
道家、道教对文学的影响
道家思想使唐代文人返归自然,多了一点对于自然的亲和力。他们离开了庄子物我两忘、万物齐一的根本精神,于无为中求有为,从无为走向进取。
道家对唐代文人人生信仰影响更大些,主要表现在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丰富了唐诗的想象。
唐代文学的风貌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代文学的繁荣
客观条件
丰富的土壤: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一百多年的开拓发展,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思想的兼容并包,文化上的中外融合,创造了对文化发展极为有利的环境。
丰富的题材及广阔的视野:盛世造就的士人的进取精神、开拓胸怀、恢弘气度,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创造力,给文学带来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创造了被后代一再称道的盛唐气象。
给了他们激情,使其不得不吟唱:经历了安史之乱,在士人面前展开了杀戮破坏、颠沛流离、灾难深重的生活。然后是力图中兴而始终未能的振作。
具体表现
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
作者众多而大师辈出
子主题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其发展轨迹
最初的90年左右
是唐诗繁荣到来的准备阶段
就表现领域来说:逐渐从宫廷走向关山和塞漠
就情思格调来说:南(清新明媚)北(清刚劲健)文学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
就诗的形式来说: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唐人作了两个工作
把四声二元化
解决了黏式律,从律句律联律篇,摆脱永明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
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
开元十五年前后
无论是情思格调、意境兴象,还是声律形式,都已经为唐诗繁荣的到来准备了充分条件。
开元、天宝盛世时期
唐诗全面繁荣,出现了许多伟大的诗人
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把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的美表现得让人心驰神往。
边塞诗人:高适、岑参;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情慷慨。
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绝世的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而变幻莫测,情则滚滚滔滔,美如清水芙蓉。
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等一大批名家。
有人对此期的唐诗有许多评论:概括来说就是骨气端翔,兴象玲珑,无功可见,无迹可求,而含蕴深厚,韵味无穷。
天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
部分诗人开始写生民疾苦。天宝十四载(755)冬,安禄山反于范阳,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成了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就是诗圣杜甫
唐诗还存在一个以王梵志、寒山为代表的白话诗派。
白话诗派:以僧人为主,人数众多,以佛教思想讽世劝俗,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
从诗风上说,承接民歌和佛教白话文体的传统,以口语写作、叙述和议论,通俗易懂,受众主要在民间。这个诗派在当时和后代,都有深刻影响。
唐代散文的文体文风革新
唐代文学的繁荣,除诗之外就是散文的成就。
开元、天宝盛世时期
散文文体文风有意识的改革才刚刚开始,但骈文仍占主体地位。
天宝后期
李华等人提倡古文,明确提出本乎道、以五经为源泉、重政教只用的主张。但此主张并未与当时政治现实结合起来,带有空言明道的性质。
到了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贞元、元和间的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成为儒学复兴思潮的一部分,才逐渐取代骈文,占据文坛。这就是“古文运动”
韩愈、柳宗元在散文文体文风改革上成功的原因
文以致用。从空言明道走向参预政治,参预现实生活,文体文风与六朝骈文区别开来。
虽言复古,实为创新。不仅吸收秦汉各家散体文之长,而且充分吸收六朝骈文的成就。极大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技巧,将散文创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韩、柳之后,散体文走向低潮,原因复杂
古文的提倡与政治改革联系过于紧密,政治改革失败,古文也随之低落。
韩门弟子过于追求险怪,古文写作的路子越来越窄,阻碍了其发展。
唐赋的发展
唐赋除少数几篇大赋外,多为小赋。
体式多样
诗体赋
文赋
骚体赋
骈赋
律赋
律赋是唐赋的特色之一,它的发展与考试制度和诗的律化都有关系。
题材广泛
诸种文体融合
唐赋的意义,反映了我国诸种文化互相渗透融合之一的阶段。
新体裁的出现
在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出现了传奇小说。
从文体内部来说,是六朝志怪和杂史传演的产物
从基础来说,是现实生活中娱乐的需要
传奇小说异于六朝小说的地方
一是它的作意
二是一般有较为完整的情节结构
三是它有较为完整的人物塑造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成熟。
由于燕乐的盛行,出现了新的诗歌体式:词。
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出现了骈文和变文。
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代文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到高峰并由高峰开始下降时期的产物。
从总风貌来看,它更富于理想色彩,更抒情,更外向。
从文学自身发展来说,它是艺术经验充分积累后的一次大繁荣,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拓出新的领域,为下一次繁荣作出了准备。
在唐诗完成的律诗,成为了我国后来诗歌发展的主要体式。
唐代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委后来的宋代作家所发扬,深远的影响着我国后来散文的发展。
唐传奇使我国文言小说走向成熟,也在人情味、情节构造、人物塑造上影响着宋代的话本小说。
晚唐五代词的成就,是作为词以后得以发展的很好的开端。
词的初创与晚唐五代词
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
词最初作为配合演唱的音乐文学,对它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音乐。词最根本的发声原理,是以辞配乐,是诗与乐在隋唐时代以新的方式再度结合的产物。词在唐五代时期通常称“曲子”或“曲子词”,它在体制上,与近代诗最明显的区别是:有词调,多数分片,句式基本上为长短不齐的杂言。
燕乐的兴起
可以追溯到北朝。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可以统称胡乐的边地及境外音乐,陆续传入内地。
词的起源
配合燕乐日常娱乐的需要,相应地产生了与之相配合的歌辞,词就是在这种需求下产生的。
配合燕乐演唱的歌辞除长短句形式的歌辞外,还有齐言的声诗,同时又有一部分声诗。
这些和声、泛声处逐渐被人填成实词,才可能演变成长短句词调。这一部分词在产生过程中经由声诗一环过渡而成。
考察词的起源,应看到这部分词调的形成过;但不可以偏概全,认为词就是由五七言近体诗进化而成。
与酒令著词有关
早期民间词
敦煌词曲的出现在体制上未完全成熟,处于草创阶段。所咏内容,一般与词调大致相符,这种所谓“咏调名”的现象,与其后词在内容上离调愈来愈远不同,也属于早期词调初创的特征。
保存了民间词的素朴风格,富于生活气息
早期文人词
透露了词在文人手中自觉而迅速演进的痕迹。
温庭钧及其他花间词人
《花间集》:选录18位“诗客曲子词”,凡500首。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温庭钧与缛采轻艳的花间词风
温庭钧在《花间集》中被列于首位,入选作品66首。他是第一个努力作词的人。
把词同南朝官体与北里倡风结合起来,吸收了自李贺以来中晚唐绮艳诗歌的艺术经验与词语意象,适歌应俗,奠定了文人词的主导风格,成为花间派的鼻祖。
总体看来,温词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一般不出闺阁,作品风貌多数表现为秾艳细腻,绵密隐约。
其作品不表现于抒情性,而是表现于给人的感官刺激。
情深语秀的韦庄词
西蜀词人韦庄,与温庭钧齐名。受白居易、刘禹锡影响较深,明白流丽,多叙述交代。
韦词有花间词共同的婉媚、柔丽、轻艳的特征。但又常常以其清疏的笔法和显直明朗的抒情,而异于温庭钧等人。
温词绵密而韦词疏朗,温词雕饰而韦词自然。
李煜及其他南唐(词的兴盛)诗人
南唐词的兴起比西蜀稍晚,主要词人是元老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从花间词到南唐词,风气有明显转雅。
冯延巳
作词数量居五代词人之首。
虽然以相思离别、花柳风情为题材,但不再侧重描写女子的容貌服饰,也不拘限于具体的情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心境意绪,造成多方面的启示与联想。
还有些词,连字面意思也不涉及具体情事,只表达一种心境。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他不仅开启了南唐词风,而且影响到了宋代晏殊、欧阳修等词家。
李煜
今存词三十多首。
多才多艺,在诗文书画音乐,均有很高的造诣。
其词在题材内容上前后期虽有所不同,但又一贯的特点,那就是“真”。在词中任真实情感倾泻,而较少有理性的截肢,突出词的本色和真性情。
词的本色和真性情,在三个方面表现得很突出
真正用血泪写出了亡国破家的不幸,非常感人;
本色而不雕琢,多用口语和白描,词篇丽质天成,不靠容饰和辞藻;
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
其言情的深广超过了其他南唐词人。
情致缠绵的南唐词风
南唐词在境界和气象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开拓,而风格上却情致缠绵。
境界较为开阔而又有深厚缠绵的情致,这正是南唐词的优长。
盛唐的诗人群体
王维等创造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
张九龄(一位宰相)的贡献
感遇诗:讲究兴寄慰藉
山水诗:具有一种“清澹”的风格意境,这种诗美对王维、孟浩然为杰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派有直接影响
他的贡献也体现在其文学交往中:对王维、孟浩然的知遇
王维的诗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
早年:对功名充满向往,有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少年行》《送张判官赴河西》等,声调高明,气魄宏大。
出塞前后写的诗,洋溢着壮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使至塞上》
晚年无意于仕途,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奠基其地位的,是其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空明境界和宁静之美,是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结晶。他善于捕捉动态中自然事物的光和色,在诗中表现出极为丰富的色彩层次感。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静逸明秀诗境,兴象玲珑而难以句诠。
王维很早就归心于佛法,精研佛理,受当时流行的北宗禅的影响较大。“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无生”之说,出于佛典里的大乘般若空观,是“寂灭”和“涅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流行于唐代士人中的就有“无生无灭是寂灭义”的说法。
学无生,具体做法就是坐禅。即静坐澄心,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近于寂灭的虚空状态。这能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进入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
这种以禅入定、由定生慧的精神境界,使六朝以来用玄学意味体会自然的山水审美意识,演进为以禅趣为主而超入禅境,禅境常通过诗境来表现。
著名的《辋川集》二十首,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业写的一组小诗,将诗人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表露得极为透彻。
孟浩然的诗
与王维齐名,同样写山水诗。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尤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
孟浩然的山水诗与王维有别,更贴近自己的生活,更淳朴。出现在孟浩然诗里的景物描写,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加雕饰的特点。如《春晓》
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特点。以气运笔,一气呵成,无雕琢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以王、孟为中心的其他诗人
王昌龄(七言圣手,著名的《从军行七首》,堪称七绝连章中的神品)、崔颢等创造清刚劲健之美的诗人
高适、岑森等创造慷慨奇伟之美的诗人
高适
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超过同时的许多诗人,他的诗有一种慷慨悲壮的美。有唐以来,诗人达者,唯适而已。只有他高官而封侯了。
极负盛名的边塞力作《燕歌行》,既有对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的英雄气概的表彰,也有对战争给征人家庭带来的痛苦的深切同情。
岑参
岑参是边塞体裁作品留存最多的盛唐诗人,其艺术成就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高适,无愧高岑并称的荣誉。两次出塞经历,尤其是第二次,写出了同类题材最优秀的作品。
其作品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形式接近乐府,但完全不用乐府古题而自立新题。不仅意奇、语奇,还兼有调奇的特点。
第二次出塞代表作《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政》《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天山雪歌送萧衍归京》《火山云歌送别》《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旋歌》
岑参擅长的体裁是七言诗和七言绝句,他以边塞生活为题的七绝多为佳作,如《逢入京使》
李白
李白的生平、思想和人格
生平
没错,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只知他早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少年时代
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道教的影响,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隐居与漫游、神仙道教信仰和任侠中度过的。
干谒与漫游、以及长安求仕时期
《蜀道难》《梁甫吟》《行路难》都集中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愤激不平情绪。
奉召入京,供奉翰林(最得意时期)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佳人》
为朝中权贵所馋毁,仕途再受打击,被迫离开长安
这次他的愤慨更为深广,《鞠歌行》
沿黄河东下,在洛阳与杜甫相遇,两人同游梁、宋,在那里又遇到高适,怀古登临,纵酒涉猎。
在齐州再次举行入道仪式后,进行了近十年的漫游。带着复杂的心情,既悲愤不平,又关心国家命运。
正值安史之乱,慷慨从军,结果因反叛蒙冤罪入狱,长流夜郎。
后来在流放途中遇赦,流寓南方。过两年,闻知李光弼出征东南,他又想报国,无奈半道病还,次年病逝。
思想
神仙道教信仰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充满着对神仙境界的幻想,有时对神仙世界也持怀疑态度。
佛家和道家信仰给了他一种极强的自我解脱的能力。他的不少诗表现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其实渴望任随自然、融入自然,在内心深处深藏着对人生自由的向往。
人格
其人格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
李白的乐府与歌行
古风
《古风五十九首》这组诗的内容主要是承接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的传统,或言抱负,或咏古伤今,或讽刺写实。
古题乐府的创新与个性特色
李白的乐府是大量沿用乐府古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能曲尽拟古之妙。
其创新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
借古题写现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表达的是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托。
用古题写己怀,因旧题乐府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引发了作者的感触和联想,用它来书写自己的情怀。虽说是拟古,却处处有“我”在,具有鲜明个性特色。因偏重于主管抒情,更能体现李白诗歌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
行云流水的抒情方式
李白把自己的个性气质融入乐府诗的创作中,便形成了行云流水的的抒情方式,有一种奔腾回旋的动感。这种动感见之于字句音节时,常表现为句式的参差错落和韵律的跌宕舒展。
李白的乐府诗创作,已经完成了从汉魏古体到唐体的根本性转变。
李白歌行的价值
李白的歌行创作成就比乐府高,但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易划清。
一般将李白古诗中以歌、行、吟、谣等为题的纵情长歌,作为其歌行的代表作。《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襄阳歌》《扶风豪土哥》《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少年行》《古朗月行》《江上吟》《玉壶吟》《梁园吟》《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在这些作品里,抒情的意味更浓,诗人以主观情感和意向为轴心展开篇章,飞腾想象,笔势大合大开,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李白的歌行,完全打破了诗歌一切固有格式、笔法多变,达到了任随性情之所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还以句式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显示其回旋振荡的节奏旋律,呈现出豪迈飘逸的诗歌风貌。
李白的绝句
绝句体制短小,适于写一地景色、一时情调,可它离首即尾,易流于浅露,所以绝句贵在含蓄。若刻意锤炼,又易流于斧凿,所以绝句贵在自然。
李白是唐人中五绝与七绝都写得极好的人
明快的语言所表达的无尽情思
清新俊逸的爽朗风神
乐府民歌对李白绝句的影响极为明显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性
主观色彩
其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书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事物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
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
洒脱不羁的气质
傲世独立的人格
易于触动而又爆发强烈的感情,往往是喷发式的,毫无节制的。
想象特色
与喷发式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李白的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纵横变幻,极尽才思敏捷之所能。
意象类型与词语色调
与作诗的气魄宏大和想象力丰富相关联,李白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但也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
他天性开朗,明丽爽朗其词语的基本色调。
李白的地位及影响
地位
影响
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
“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
“系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
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
狂放不受拘束
他的诗歌对后来的诗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豪放飘逸的风格
变幻莫测的想象
清水芙蓉的美
杜甫
社会动乱与诗人杜甫
自天宝中期开始的社会衰败与安史之乱
元结和《箧中集》作家
《箧中集》收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张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诗24首。加上其他文集所收,这七人留下来的诗共46首。他们在诗中以悲愤写人生疾苦,是最先感受到衰败景象的一群诗人,冷眼旁观,走向写实。
元结最有名的诗《舂临行》《贼退示官吏》《系乐府十二首》,和箧中集的使人们一样,写人间悲苦。
杜甫坎坷的一生
杜甫历尽人生心酸,看到了生民疾苦,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未曾衰退,反而更强烈了。
诗歌题材的大转变
安史之乱带来了无数灾难,战乱生活题材进入了诗歌创作。
李白是盛唐诗人写战乱最多的,但他写感受、抱负、态度和不被理解的心情。
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灾难的,是杜甫,因此他的诗被后人成为“诗史”
杜诗的诗史性质
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杜甫的诗中都有体现。杜甫的诗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
杜诗的史诗性质,决定了写作方法的变化:杜甫以叙事手法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既写事情经过,又着力于细部描写
融入强烈的抒情,这在诗歌史上式空前的,是表现方法的转变,也是杜诗有异于盛唐诗的表现。
叙事技巧在杜甫手中达到高度成熟
杜甫的律诗的成就
杜甫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更为辉煌。
拓展了律诗的表现范围和表现手法
以律诗写组诗
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山水,还有时事。为了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七律组诗《秋兴八首》堪称杜甫律诗中登峰造极之作。
浑融的境界与出神入化的技巧
杜甫的最高成就,可以说是在于把律诗这种体式写得混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诗人忘之为律诗。
杜诗的艺术风格
主要风格:沉郁顿挫
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
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
顿挫,既指声调的抑扬起伏,如善用拗体;又指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杜诗风格的另一面:萧散自然,最有代表性的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从容优雅,令人向往
杜诗风格与杜甫处境、心境的关系
杜诗的地位与影响
地位:集大成
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重要品质,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
集六朝、盛唐诗歌之大成,兼有各种风格。
在诗的表现形式上,他吸收的更为广泛而多样。
从语言或意象上,他与前辈诗人有各种联系,主张转益多师。
影响
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
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
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的影响。
思想情操方面,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
大历诗风
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转变的过渡期。这个时期处于安史之乱之后,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向衰落的标志。
士人心态的转变
追忆往昔,目睹现实,颇多生不逢时之感,热切的仕进欲望为消极避世的隐逸情怀所取代,诗中颇多无奈叹息和冷落寂寞的情调。
韦应物在大历时期能自成一家,其诗歌创作风格变化是颇能说梦问题的
早期作品:不乏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气势壮大,明显带有刚健明朗的盛唐馀韵
后期作品:看破世情的无奈和散淡。于是效仿隐逸的宁静,有意效法陶渊明的冲和平淡。清雅闲淡诗风
后期作品中写得最好的是《滁州西涧》
刘长卿
反映这一时期士人的孤独冷漠心态方面,刘长卿的诗歌更具有代表性。刘长卿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后,是位地道的大历诗人。
命运多舛,长期的抑郁寡欢,使他的诗歌于冷落寂寞的情调中平添了惆怅衰飒的心绪,显得凄清悲凉。
早期作品:凄凉心绪
后期作品:进一步沉积为进退失据、孤寂无助的茫然失落感,莫名惆怅。
时运不济的感伤和惆怅,在刘长卿的诗中是层层递进的。
其五言诗写得最好,曾自诩为“五言长城”,他的五绝,最为著名的是《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大历十才子诗中的冷落寂寞情调
“大历十才子”,是这一时期在创作中以抒写冷漠寂寥情怀为主的重要诗人
“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堂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因在大力初年在长安的唱和活动而受世人所瞩目,各有所长,主要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
除了应酬唱和之外,他们的诗主要写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冷清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
代表作《送钟评事应宏词下第东归》(钱起)、《听夜雨寄卢纶》(李端)、《与从弟瑾同下第后出关言别》(卢纶)、《江村即事》(司空曙)、《寒食日即事》(韩翃)
这一类作品时其较为优秀的成熟之作,艺术表现上以谢朓为宗,追求清雅闲淡;讲究格律词藻,工于白描写景。技巧趋于细腻雕琢,大都写得精致工整,虽没有刘长卿浓重的孤独感,但总表现冷落萧瑟气象,带有大历诗特有的情思韵味。
大历诗歌的意象类型
大历诗歌的词语色彩:多为类似秋风、落叶、夕照、寒雁等冷淡色调的词语。
大历诗歌的意象类型分析
象征性意象:刘长卿的诗中用得较多,例如“青山”,象征故乡居所;“白云”,象征隐逸高洁;“孤舟”,象征漂泊不定等等
描述性意象:其他大历诗人偏爱描述性意象,采用白描手法写诗,以求意象的创新。从细微处感受体认,逼真地描绘出带有清幽韵味的小境界,刻画精巧。
顾况与李益(他们的诗不同于大历诗风淡泊寂寞的主流情调,显示出异于同辈的艺术个性)
顾况诗歌的俗与奇
诗俗方面:顾况留下来的诗,乐府和古诗占多数,受江南民歌的影响,格调通俗明快,语言有如白话。
诗的表现技巧方面(诗美的新追求):常常俗中有奇,有怪奇的想象、怪奇的比喻。给人以刻意求奇的印象。
李益的边塞诗
李益是一位在大历诗坛,以边塞诗独树一帜而且艺术成就很高的诗人。
由于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李益的边塞诗写得极好,尤其是七绝,常常是壮烈、慷慨之中带一点伤感和悲凉。
李益的诗,带着盛唐诗的一些特点,可以看做是盛唐诗艺术上的残留现象。而他诗中的感伤悲凉情调,应与大历时期时代风貌有关。
南北文学的合流与初唐诗坛
隋代文学的合流
隋代文学的作者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是北齐、北周旧臣
作为北朝诗风的代表
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
作为南朝诗风的代表,并将其直接带入隋朝。南朝的文学比较发达,在诗歌形式和表现形式方面,为北方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作品。
南北文学的合流
在隋文帝时代,北、南两种诗风是并存的,甚至在同一个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出来。
隋炀帝时期,隋朝文学明显向南朝诗风方面发展,鲜有可观之作留存。终隋一朝,南北文学的合流仅限于诗风的互相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合而不同的过渡性质。
隋代的散文:出于骈体已很难发展而散体未能振起的阶段。
初唐诗坛
贞观诗风及上官体
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初唐的贞观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南朝文学:“贵于清绮”,追求声律辞藻,偏重于诗的声辞之美。优点:善于咏歌;缺点是缘情绮靡而流于轻艳纤弱。
北朝文学:“重乎气质”,真挚朴厚的情感力量和气势。优点:贞刚壮大;缺点:表现形式简古质朴或理胜其辞。
南北融合的关键:如何用声辞之美来表现新潮的辉宏气象和刚健开朗的健康情思。
贞观诗风
一开始多为抒怀言志,或咏古之作。
贞观诗风的新变,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掇。
贞观诗风的宫廷化倾向,与受南朝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宫中常备虞世南等人的书作为作诗工具,以便把诗写得华美典雅。
在贞观诗坛的后期,介于贞观、龙朔之间
“上官体”
笔法精细而秀逸混成,把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大大推进了一步。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
“六对”“八对”之说
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
具体作品:《早春桂林殿应诏》《奉和山夜临秋》《奉和秋日即目应制》《入朝洛堤步月》等
上官仪对诗歌体制的创新
主要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以高度纯熟的技巧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
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
王绩与“四杰”
王绩 代表作《野望》
初唐的一般人士当中,王绩是诗风较为独特的一位。平淡自然的隐逸诗风。
他曾三仕三隐,最终自知难以显达,故归隐山林田园。
他的诗歌创作,是其冷眼旁观世事时化解心中不平的方式,创造出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
“初唐四杰”(真正能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人士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重视抒发一己情怀)
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是“四杰”送别诗中最出名的一首)
杨炯,是四杰中最擅长五律的人,现存的14首五言律,完全符合近体的黏式律,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的追求。
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
骆宾王,《帝京篇》
(卢和骆的七言歌行(歌行体),气势宏大,跌宕流畅,神采风扬。较早的开启了诗的新风)
歌行体:是七言古诗与骈赋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诗体,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南朝乐府和近代诗的一些影响。以五、七言为主,夹少量三言的体式,本身就有一种流动感,骈赋中间的蝉联句式,往往能使全篇气势为之一振。往往用来抒情,夹以议论。
初唐四杰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这是当时诗风变革的关键,也是他们与一般士人的诗风与宫廷诗风的不同之处。
送别诗中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是构成其诗歌“骨气”的重要因素,也是“四杰”诗风与宫廷诗风迥然有异的内在原因。
杜审言与沈、宋、及五律的定型
以遵守黏对规则为声律格式的五言律的定型,在唐代近体诗的演变过程中具有关键性意义。它不仅完成了由永明体的四声律到唐诗平仄律的过渡,而且具有推导和连类而及的作用,是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
陈子昂与唐诗风骨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于当时朝中流行的馆阁体完全不同的风貌: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即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
他创作的《感遇》诗38首集中体现了,复归风雅是陈子昂振起一代诗风的起点。
往时的种种际遇难见于今世,有种抱负无法实现的悲愤,他写下了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
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情,最能体现陈子昂诗歌创作的个性风采,也是他倡导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面貌的新内容,即“唐诗风骨”,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左子昂在这篇诗序中,第一次将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反对没有风骨、没有兴寄的作品。复归风雅就是要有悲凉慷慨之气的建安风骨,寄托济世的工业理想和人生意气,与片面追求藻饰的齐梁诗风划清了界限。
其次,他提出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美理想,要求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采的美结合起来,创造健康而瑰丽的文学。
张若虚与唐诗兴象
张若虚:他的诗仅存两首,但一篇《春江花月夜》,就奠定了他在唐诗史上的大家地位。
刘希夷:代表作《代悲白头翁》
张若虚和刘希夷在诗歌意境创造上取得的进展,表明了唐诗意境的创造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为盛唐诗的到来作了艺术上充分的准备。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张籍、王建、元稹的 诗歌创作
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及民歌的影响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其近源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杜甫的创作。
杜甫的诗作有两点值得注意
写实性: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
通俗化: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
杜甫写实倾向的承接
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
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
在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白元还主动向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他们的乐府创作,也受到来自民歌不小的影响。
这样接近民间取法民歌的群体性努力,反映了此期诗人已经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而当这种自觉性追求与他们对杜甫的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并受到尚俗时分的强烈激荡时,就会迅猛发展。
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
张籍 平易而意蕴深厚
张籍乐府诗取材非常广泛,但写得最集中最深刻的,还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
张籍乐府诗的特色
从对比中自然传达,不着意于讽喻而讽喻之义可见。
一般选题不大,都是“俗人俗事”,但往往一人一世一语见社会的缩影。
擅长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
王建 质朴自然
有不少描写农民日常生活的乐府诗,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
同样擅长写实,与张籍有明显不同之处
张籍主观色彩强,情感充溢,古质委婉,时具远韵;
王建更具有客观性,长于描写,多用俗语,较近本色。表现手法更含蓄、隐曲。
王建还写了不少边塞诗,大都声调低沉,已很不同于盛唐边塞诗的昂扬振作了。
在扭转大历风调,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张籍、王建功不可没。并且对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创作有直接影响。
元稹的诗歌创作
元和四年,读了李坤的20首新题乐府后,写下了12首和诗;其中不少篇章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很强,且叙事繁乱,往往“一题涵括数意”。
元和十二年,与刘猛、李余相和,所作《乐府古题》要好一些。改进了新题乐府的不足,每首只述一意,使题旨集中明确;但总体看来。语言仍嫌滞涩,甚至全出以议论,枯燥乏味。
元和十三年,出现了代表作《连昌宫词》。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
白居易的诗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需要及其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写实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生平
元和三年至五年,有极高的参政热情,指陈时政,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六年至九年,母丧回乡守制,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佛、道思想逐渐占上风。
元和十年回朝,因莫须有罪名被贬,对其内心的振动是不可言喻的。决计“独善其身”,写下著名的《与元九书》
后面又当了许多官,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年七十五卒。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补察时政,“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作也。”
白居易的讽喻诗
基本倾向
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
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的恶行的尖锐揭露
代表作
《秦中吟》,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其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
《新乐府》
《新乐府》创作的 得与失
成就
一篇专咏一事,意旨明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
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富有民歌咏叹情调;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以口语或俗语穿插其间。《秦吉了》
一些优秀的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
《新乐府》这50首中,包容以上诸点而取得突出成就的,为《卖炭翁》
《新丰折臂翁》《杜林叟》在人物描写和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新乐府》的缺憾
为了达到“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目的,作者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显得画蛇添足。
有些诗篇,诗人本无深感,为了凑足五十篇而作,所以写得枯燥无味,不耐咀嚼。
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近而失于直露无隐,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诗作不够精炼含蓄。
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在后世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对当时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这一点是永远值得人们敬佩的。
白居易的闲适诗
闲适诗的内容和情调
意在“独善”,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适悠然的情调。
内容
身边琐事
说理议论
闲适诗对后代的影响
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屡屡为人称道;
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深远。
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
《长恨歌》
《琵琶行》
元、白唱和诗
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
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整个社会处于表面稳定实则动荡的危险状态,一部人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众士人挺身而出,参政议政,表现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
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进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文体与文风改革
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的主张
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
促进文体文风改革的原因
现实政治
杂文学观念的影响
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文观念的复归
骈文
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延续不衰。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日益精致华美,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发展到后来有了弊端: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表达;用典唯唯求其繁,使篇章晦涩难懂;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
唐代的骈文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用的文章样式。
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
进入盛唐以后,骈体文风有了更大的改变(骈文去赘典浮辞,逐渐走向平易流畅)
首先是“燕许大手笔”张说等人,在骈文写作中运散入骈,展示出雍容雄浑的气势;
接着是李白,将诗的笔法情调注入文中,破板滞为流动,变用典为白描
发展到中唐陆贽的手里,已达变化的极致。彻底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不用典,不征事,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
从萧颖士等人到韩愈等人的古文理论
萧颖士等人的古文理论
一昧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显然是偏颇的;
他们的理论主张缺乏实践性品格,带着空言明道的性质,因为不可能给创作带来与现实紧密结合得鲜活的生命力;
他们提出的宗经复古、以道领文、充实文章内容而反对浮靡文风等观点,具有积极意义
韩愈等人的古文理论
文体的改革的成功,是由韩愈等人完成的。
在倡导“文明以道”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
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
古文理论的政教目的
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
韩愈等人重“道”也重“文”,甚至有时候重“文”超过重“道”,是由于受到了杂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的集中表现。
“杂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纯文学指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混美文与非美文为一的,我们称之为杂文学。
“文”的发展过程
我国早期文学与非文学是不分的
魏晋之后,文学逐渐独立成科,但美文与非美文未分
南朝宋文帝立四学,其中的文学依然指文章之学
齐梁之际,有文、笔问题的讨论,个人看法不同,但萧绎将浓烈的感情和声律、词采之美作为区分文、笔的标准,这是新的文学观念,更重视文学的特质,意在将“文学”从杂的境地纯化出来。
盛唐以后,文、笔之分又为文、笔为分之前的“文章”概念所取代。反映了唐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也代表了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这种观念将南朝人向从“文”中排出的应用文体重收罗进来,施以新的写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
从杂文学开始,到“文”“笔”之分的讨论,最后以“文章”合一为终,散文的发展似乎在绕了一大圈后回到了原点。对于文学自身来说无疑是一种退步,但对于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重建的意义而言,则是一种进步。
因为这一观念蕴含着以复古为新变的充实内容,给予当时和此后的散文发展以深远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杂文学观念的复归并没有影响到唐代诗歌的发展,因为在唐人那里诗、文的界限不模糊,有的人用“诗笔”来区分诗、文两种体类,“诗”纯指诗歌,“笔”与“文章”同义,并包括诗以外的各种文体。
韩愈、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
自初唐起散体文的缓慢发展过程
韩、柳的开拓的表现
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在创作过程中颇为重视辞采、语言、技巧,突破了一切问题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
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韩愈的论说文、杂文与碑志
论说文
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因其思想循道统论之轨迹且少文学色彩,故价值并不高。
另一类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不平之鸣,不少篇章还有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师说》最具代表性。
有为而发,不平则鸣。本无意塑造形象,其形象却在波涛翻卷的情感激流和气势夺人的滔滔雄辩中得以展现,这是韩愈论说文的一大特点,也是它近于文学性散文的主要原因。
杂文
韩愈杂文中最为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杂说四》
序文
言简意赅,形式多样,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送董邵南序》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祭十二文郎》令人读后为之泪下。
碑志
总的看来,不能将之归为文学散文的范畴。
柳宗元的杂文与山水游记
杂文
有两个显著特征
正话反说,借问答题抒发自己被贬被弃的一怀幽愤,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巧借形似之物,抨击政敌和现实。语言辛辣,笔无藏锋,嬉笑怒骂,痛快淋漓。
抒情文:《祭吕衡州温文》是最动人的一篇,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以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媲美。
山水游记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结晶。由意在宣泄悲情到表现自然,将悲情沉潜于作品之中,形成了柳氏山水游记“凄神寒骨”之美。
晚唐古文的衰落与骈文的复兴
古文的衰落
晚唐小品(唐末诗风衰落,小品放出了光辉)
在古文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晚唐小品异军突起,大放异彩。这是韩愈柳宗元各类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晚唐日趋尖锐的各种矛盾下的产物。
三个基本特点
篇幅短小精悍
多为刺实之作
情感炽烈,生气贯注
代表作家
皮日休
陆龟蒙
罗隐
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后人的喜爱和称赞。
李商隐等人的骈文
“三十六体”
李商隐,温庭钧,段成式三人齐名。他们大力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的四六文,重辞藻、典故、声韵、偶对,向唯美方向发展,并将骈文广泛应用到各种文体中。在创作技巧和文风上,其骈文有些新的变化,大都碉楼精工,用典深僻,辞采繁缛,偶对切当,风格更为华丽浓艳。
李商隐所作骈文的特点
骈四俪六
重形式美
呈现出既婉转流畅又典丽清俊的风神
唐传奇与俗讲变文
唐传奇及其嬗变
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
发展过程(由发轫到高潮再到低潮)
发轫期:初、盛唐时代。也就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兴盛期:中堂时代。唐传奇大部分作品都产生于这个时代。
一方面是小说本身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的得益于蓬勃昌盛的各种文体在表现手法上所提供的丰富借鉴
代表作(以爱情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
《离魂记》是传奇步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
《任氏传》在使异类人性化、人情化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就
《柳毅传》堪称不可多得的佳作
晚唐由盛转衰:《虬髯客传》是晚唐豪侠小说中成就最著的一篇。
小说领域崛起的传奇大家(完全摆脱了神怪之事,以生动的笔墨、动人的情感来全力表现人世间的男女之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白行简 《李娃传》
元稹 《莺莺传》
蒋防 《霍小玉传》
中唐还有一些借寓言、梦幻以讽刺社会的佳作,其中《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最具代表性
唐传奇的表现艺术
作意
注重小说愉悦性情的功用,由此形成“作意好奇”、“始为有意小说”的特点。
虚构性
作家通过“有闻加工,无闻虚构”来营造真切感人之情境的特定。
情节结构
奇异新颖、富于变化,使有限的文字生出无限的波澜。
人物描写
不仅善于以精湛的细节描写解释人物心理活动,用对比、衬托手法表现人物性格特点,还擅长白描式的肖像描写,往往三言两语,即飞笔传神。
修辞
在语言、辞采等修辞手法的使用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叙事事件简洁明快,人物对话生动传神,词汇丰富,句式多变。
俗讲和变文
俗讲与讲经文
俗讲:俗讲乃僧徒依经文为俗众讲佛家教义,一种宗教性说唱活动。俗讲与我国固有的说唱传统有关,但它更主要的来源是六朝以来佛家的一种讲道化俗的手段:“转读”与“唱导”。转读指讲经时抑扬其声,讽诵经文。唱导是宣唱法理、开导众心。
唐代的俗讲:转读与唱导,以及偈颂歌赞的梵呗,融讲说、咏唱为一体,有说有唱,遂形成唐代的俗讲。唐代的俗讲相当盛行。
讲经文:敦煌遗书中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讲经文和变文,就是其中重要的两类作品。俗讲的底本,就是讲经文。讲经文取材全为佛经,思想内容不外佛教的教义。
转变与变文
转变:一种在唐五代时与俗讲同时流行的民间说唱伎艺。转变,就是说唱变文,当时极为盛行,且出现了演出的专门场所“变场”。
变文:一种说唱艺术,或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现知明确标明“变文”或“变”者有八种。大部分作品的共同特点有
说唱相间,韵散结合演述故事
说白与吟唱转换时,有过阶语作提示
变文演出,或辅以图画
变文的艺术特点:以声传情,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地演述故事,是其最突出的艺术特点。
变文的艺术结构:大多能注意故事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同时又注意情节波澜起伏,留下悬念,以吸引听众。
变文的影响
变文韵散结合演唱故事的体制,影响到唐人传奇。
变文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往往为后世小说、戏剧所吸收。
日本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也曾受到俗讲变文的影响,逐渐成熟起来。
现存敦煌变文,以题材分,大体有四类
宗教性变文,宣传佛家的基本教义。但它们与讲经文不同,不直接援引经文,较少受佛经的约束,常选佛经最有趣的部分进行渲染发挥。
讲史性变文,大多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轶事趣闻,吸收民间传说,加以渲染。
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假借历史人物,所讲故事却无历史根据。
取材于当地当时重大事件与人物,仅存两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
晚唐诗歌
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
社会衰败中士人的心理变化
由正面面向社会转向关注历史变迁,追求官能享受,咀嚼闲散生活的滋味,怀古咏史,以及吟咏日常。
怀古咏史诗中的悲凉情绪
一些人尽管仍然眷念朝廷,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终。情怀压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触绪而来。
晚唐诗人用一切无法长驻的眼光,看待世事的盛衰推移,普遍表现出伤悼的情调。
杜牧的诗歌制作
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又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但所谓“不务奇丽”仍需要具体分析,其近体诗有不少风华流美之作,仍有晚唐诗歌“丽”的特征。
大体上,杜牧的政治抱负和开阔的心胸影响于其诗歌是豪迈、爽快、明朗、劲健的风格;
出身教养影响于其诗的风流潇洒的神态;
晚唐的世风和文风影响于其诗重现立意的同时仍注意对文采和情韵的追求。
豪迈不羁和情思缠绵相结合、清丽俊爽而又绰约含蓄是其诗艺术上的主要特色。
许浑等人的创作
苦吟诗人
爱情题材与艳丽诗风
隐士情怀与淡泊诗风
乱世之感与时世讽喻
李商隐
李商隐的生平与诗歌内容
李商隐的人生遭遇及其灵心善感的气质
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进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
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
“多感”“有情”,及其所带有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李商隐的思想
重视自身的价值与创造
反对机械复古,认为写文不必援经据典,不必忌讳,应挥笔独创,不甘居于古人之下。这种颇具锋芒的议论,可见其思想的自主与自信
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
反对藩镇破坏国家统一
诗歌内容:晚唐时代生活与时代心理的写照
政治抒情诗:李商隐的咏史诗历来受到推重,而从内容上看,则绝大部分属于借咏史以讽时的政治诗。
怀抱身世诗
咏物诗
子主题
以其诗表现了美好的理想、情操,表现了人性中纯正、高尚的一面;同时,也曲折地显现了那个时代政治环境气氛与士人的精神面貌。
朦胧多义与对心灵世界的开拓
李商隐的以近体律绝(主要是七律、七绝)写成的抒情诗,特别是无题诗,以及风格接近无题的《锦瑟》《重过圣女祠》《春雨》等篇,其艺术成就和创新意义,尤其值得重视。
诗歌创作的发展
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兴盛于中唐。
晚唐的韩诗的怪奇而壮大、白诗的平易而少含蓄的笔法,已不适用于表达纤细情感的需要。
中唐后期,李贺的瑰丽诡谲,开启了晚唐重心灵、重自我的趋向。
中唐后期以来的诗歌走向
情爱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
追求细美幽约;
重主题、重心灵世界的表现
诗歌情调的幽美
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和再现,以状其情绪的多是一些精美之物
表达上采取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
朦胧与亲切可感
为了表现复杂矛盾甚至惆怅莫名的情绪,他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像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究竟要象征什么又难以猜测,遂形成雾里看花的朦胧诗境,辞意缥缈难寻。
虽朦胧,情思意象却仍能让人感到亲切可感。那可供神游的诗境,很容易在脑子里浮现,引人遐思。
“无题”诗歌内涵的多义性及其成因
李商隐的多义,给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构成解读上的复义。多重意旨之间可能是比较接近的,也可能是差距很远的歧解。
成因
文字表述上来看,李商隐的意象多富非现实色彩,比如"彩凤""瑶台"等,这类意象是被李商隐心灵化了的,源自于内心,因此内涵远比一般意象复杂多变。
李商隐擅长用典并对典故的含义加以增值改造,结合自身的体验认识,常常把典事生发演化成与原故事相悖的姿态,由正到反,正反对照,形成张力,大大拓展了人思想活动的角度和空间。
诗人内心体验纤细敏感,往往形形色色的心象若隐若现地浮现,错综跳跃,不受现实生活中时空因果的顺序限制。意象跳跃所造成的省略和间隔,导致读者联想时见仁见智,产生歧义歧解。
最根本原因:是由于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因此李商隐的许多诗歌所写的并非一时一事,而是整个心境。种种情绪,相互渗透,难辨难分。
凄艳浑融的风格
形成浑融风格的原因
拥有自己的意向群。所用意象在色调、气息、情意指向上有一致性。
李诗的技法纯熟。声调的和谐,虚字的斡旋控驭,事典的巧妙阻止,近体在形式上的整齐规范,都增加了诗脉的圆融畅适。
情感的统一。孤独、飘零、惘然、无奈、伤感的情绪,浓郁而又深厚,弥漫在许多诗中,使诗的各部分得以融合、贯通,浑然一体。
李商隐诗与齐、梁诗歌以及与李贺、杜甫诗歌的对照
李商隐与齐梁诗歌
李商隐爱情和绮艳题材比重很大,讲究辞藻声律,对仗用典,与齐、梁诗有远源关系。
齐梁诗主要兴趣在描写闺阁楼榭与女子的容貌体态服饰,重声色而乏性情;
李诗重感情领域的表现,摆脱了以满足感官欲望为特征的庸俗情调。
李商隐与阮籍
论诗歌的象征性与多义性,李商隐与魏晋之交的阮籍有相似之处。
在写法上,阮籍把复杂的心理导向玄思,以虚拟象征之境,隐约暗示诗旨;
李商隐主情,心象与物象相融合,构成象喻,表现丰富复杂的情绪与心灵景观,显得更为真切生动。
李商隐与李贺
李贺写诗开启了走向幽奥隐微的途径,但李贺诗夹杂着生而未化的成分;
李商隐精心结撰,才思绵密,既有沉郁之致,又精美妥帖。
李贺所写的景象往往具有特别的硬度和锋芒。又多用颜色字,瑰丽炫目;
李商隐则是虽美艳而又较少给人色彩刺激。脱离了李贺的词诡调激,归于温润纯熟。
李商隐与杜甫
李商隐优秀诗歌所达到的浑融境界,在艺术上可以和杜甫诗歌的浑成境界遥相呼应。
杜甫较李商隐外向,诗思经常盘旋在社会江山朝市之间,诗境与社会与自然直接沟通,所接的是外部世界;
李商隐转向内心,内在浩浩茫茫,无涯无际,扑朔迷离。
李商隐对诗歌发展的推进
对心灵世界作出了前人未曾有的深入开拓与表现
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领域:非逻辑、跳跃的意象组合,朦胧情意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
在无题诗、咏史诗、咏物诗三中类型诗歌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无题诗,在诗歌中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新体式。
他的咏史诗,情韵深长,善于突破“史”的局限,将咏史诗的创作,往更典型性、抒情性的境界推进。
他的咏物诗,托物喻怀,在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等关系处理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体裁方面,他的七律、七绝,深婉精丽,充分发挥了两种诗体在书写情感、表现心理方面的潜能。
韩孟诗派与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
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的诗歌主张
韩孟诗派的形成
“不平则鸣”说
“不平”谓感情之激荡,不平之鸣,其鸣各异,激昂、悲愤、凄清、欢愉。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
“笔补造化”说
用诗笔补造化之不足,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
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审美理想)
代表作:《调张籍》(韩愈),韩愈与李杜精神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这是一种全新的审美取向。
韩孟诗派的诗歌主张的成就
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题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是诗歌理论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
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
意象类型:追求诗中的怪奇之美
技巧创新
诗歌的散文化倾向(以文入诗):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不受诗律的束缚,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
(以文入诗)韩愈不仅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还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
(以议论入诗):韩愈还无视古典诗歌重形象、重比兴、重趣味的传统,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述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形成以议论入诗的特点。
诗歌的表现手法:韩愈做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式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
韩愈作出的贡献/韩愈的地位:反对传统、锐意创新。
以宏大的胆气驾驭诗篇,赋予诗歌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
雕镂词句,尚险求奇,营造出大量他所特有的险怪意象。
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开一代诗风。
李贺诗歌
李贺是元和诗坛的天才诗人。
李贺的苦闷情怀。李贺的诗歌总体上都可以视作是苦闷的象征。
李贺深受屈原、李白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多以乐府体裁驰骋想象,自铸奇语,表现其苦闷情怀。李贺诗歌的怪奇特征,还主要得力于他迥乎于常人的想象乃至幻想。
对冷艳凄迷的意象有特殊偏爱
大量使用“泣”“啼”等字词使其感情化,构成极具悲感色彩的意象群。
对于物象的色彩和情态,也极尽描绘渲染之能事;例如写红,有“冷红”“愁红”“笑红”等
为了强化意象诗歌的感染力,李贺还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精选动词、形容词来创造视觉、听觉、味觉互通的艺术效果。例如“酸风”,“香雨”,箫声可以“吹日色”等。
若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多的幻想,更突出诗人的气质,对晚唐诗风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缺陷是: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
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诗歌风貌
刘禹锡、柳宗元是中唐诗坛两位重要诗人,他们交情笃厚,政治遭遇非常接近,奠定了他们的思想内容的共同基础。
与当时活跃在文坛中心的韩、孟、元、白等人有很大的不同,刘禹锡、柳宗元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批荒远的贬所度过,所以主要创作内容:抒写苦闷、哀怨,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著精神。
柳宗元(柳诗:沉重、内敛、骨峭、淡泊简古)
有《柳河东集》,存诗一百六十余首
诗风
冷峭
自觉的审美追求,无论是作品的基调还是作者的感受,都势必呈现出冷峭的风格特征。
简淡
与陶渊明、韦应物的异同
同:都能以接近自然、不事藻绘的风貌给人清新淡雅的感觉。
异:陶诗淡泊自然,反应心境的平和旷达;韦诗淡泊清丽,令人读后怡悦自得;柳诗淡泊犹怨,诗作多有冷峭。
刘禹锡(刘诗:昂扬、外扩、气雄、风情朗丽)
有《刘宾客集》,存诗八百余首
雄直劲健和民歌情调
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
民歌情调,介于雅俗之间,清新质朴,真率自然。
最为人称道的是咏史怀古的诗作,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具有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隽永感。以《四塞山怀古》最为著名。
第四卷
明代文学
《三国志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三国志演义》 作者:罗贯中
《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故事,并标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与发展
多半以蜀汉人物为中心,拥刘反曹的倾向十分鲜明
《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
《三国志演义》的主要版本
“志传”本
“演义”本
毛氏父子修改点评本
在理想和迷惘中重塑历史
独特的文学样式
“依史以演义”
“依史”就是对历史事实有所认同,也有所选择,有所加工
“演义”,则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以为理想的“义”,泾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
《三国志演义》的主旨
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糅合着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
政治上向往“仁政”
人格上注重道德,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规范
才能上崇尚智勇,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
关于“拥刘反曹”
一、刘备是“帝室胄嗣”,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
二、刘备想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著称,容易被接受
在悲怆和迷惘中追寻传统
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时”的冲突中,带着一种悲怆和迷惘的心理,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寻和呼唤
正是在这个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悲剧,也是一部呼唤民族大众传统文化精神的史诗
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虚与实的结合
“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
非凡的叙事才能
人众事繁、矛盾复杂,却组织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
将各个空间分开展开的故事化成以时间为序的线性流程
全书约可归纳为五条线: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天下为终局,中间的主线是魏、蜀、吴三方的兴衰
全景式的战争描写
描写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学史是罕见
包容了这一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写得各有个性,绝少雷同。充分显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战争描写,不是仅仅歌颂了力,更重要的是赞美了智,传递了美
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突出甚至夸大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适应并规范了古代读者的艺术欣赏趣味
塑造特征化人物所采用的手法
出场定型
反复皴染(强化、深化)
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凸显人物性格特征
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
适合历史演义得独特语体风格(演义体小说语言)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语言
偏于叙述而少描写
人物语言开始注意个性化
《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历史演义的繁荣
列国系统的小说
《列国志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列国故事的通俗小说》,以时间为经,以国别为纬,叙述了从商纣灭亡到秦并六国800年的历史
隋唐系统的小说
明末的时事小说
一些忧国忧民之士把小说作为议论朝政、抨击奸佞的重要工具
出现了一批专写当代时事的小说,成为历史演义的重要分支
对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影响
它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精神宝库,实际上也是一部大众文化的百科全书
对培养和发扬良好的民族文化心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文学审美吸引了读者,其精神内涵与文化价值为大众所认同
《三国志演义》在国外
名播四海,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
晚明诗文
李贽
价值观念中的叛逆色彩
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
李贽的思想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注重个性与肯定人欲的言论,激进尖锐,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启蒙作用
“童心说”
一重内涵: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即不受道学等外在“闻见道理”的蔽障和干扰;“最初一念”,实则指人本然的私心
另一重内涵:强调自我思想情感的表现,真诚无欺,注重的是性情之真
包含着离经叛道的因素,将那些传统儒学经典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犀利坦直的文风
与文学观念一样,李贽的作品往往显得论点鲜明,立意奇特,直写自我对生活独到的见解,抨击假道学的虚伪面目,直率辛辣,锋芒毕露,具有挑战性
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
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对各种人为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并不反对复古,只是反对拟古蹈袭的做法,但还是着眼于作家自己的创造
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做文字创作的重要内容,客观上要求削弱传统道德规范对文学的影响力
这一说法显然是受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直写胸臆的抒情特征
清新轻逸的艺术风格
浅率化的流弊
随意轻巧的风格有时也会让公安派走向另一端:破坏了作品的艺术美感,使诗作毫无诗意可言
以鐘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继承与变异
受到过公安派的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的文学观念
不同于公安派,竟凌派看重向古人学习,达到一种所谓“灵”而“厚”的创作境界
与公安派浅率轻直的风格相对立,强调通过对古人“精神的接引”,在总体上追求幽深丰厚、静默虚寂、孤清奇峭的文学审美情趣
幽深奇僻的艺术境界
并未真正找准文学变革的路子,幽深奇峭,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
晚明思潮的回落
减弱了在公安派中能看到的直面人生与袒露自我的勇气,竟陵派的理性或退守意识增强,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晚明小品文
小品文的兴盛,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体制较为短小精练
题材上不拘一格,各种文体都可适用
小品文的创作特色
创作风格趋于生活化、个人化
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
小品文的影响
给现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中打上了某些印记
明末文坛
复社与几社:崇祯初年,太仓人张采等人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等创建几社。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学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陈子龙、夏完淳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
陈子龙
注重复古,推崇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即要求学古与求真的统一
夏完淳
前期作品注重摹拟,讲究音调辞藻;明亡后,诗作多悼亡述志及反映国变时艰的篇章
明代民歌
《山歌》与《挂枝儿》 明代俗文学代表
真实地描绘出社会平民阶层的各种世情俗态,民俗味道浓烈
热烈歌颂青年男女自由的爱情生活
形象刻画、语言运用等艺术手法丰富新颖,显示出明代民歌创作技巧进一步趋于成熟
语言通俗形象、新奇自然、富有生气,极具艺术表现力
明代前期的诗文
明处诗歌与散文
高启:抒写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孤吟者
生活在元明交替之际,不少作品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兵连祸结有亲生体验
不少作品流露出忧郁、彷徨、孤独的情绪
杨基、袁凯诗中的乱世悲音
杨基是生活在元明交替时期的诗人,不少作品还保留着元季诗风艳丽纤巧的痕迹
袁凯的诗多学杜甫,以其七言律诗最为突出
宋濂、刘基的散文创作
宋濂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明道”的观点,主张“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他的文学观念散发出浓烈的卫道和经世实用之气
刘基的寓言散文颇有特点,常常将所要论述的道理通过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反映出来,既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又能恰当地说明问题、深化主题
台阁体与茶陵派
台阁体的特征
台阁体是指当时馆阁文臣所倡扬而形成的一种诗文创作风格。其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
台阁体与时局及作家遭际的关系
这些馆阁文臣身居要职,处境优裕,大多怀有受朝廷礼遇而产生的感恩心理,同时以“供奉文字”为要职,重在维护正统,尊尚教化,容易与官方意识形态发生亲和作用,形成歌颂圣德、美化时政的创作意向
相对封闭与狭窄的上层官僚生活,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视野,导致创作素材相对贫乏
政权相对稳定,国力渐趋强盛,给台阁体营造了“颂上之德而鸣国家之盛”的创作氛围
明王朝全面实行整饬政策,对文人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
李东阳与茶陵派
李东阳的艺术审美特性
李东阳提出了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复古论调);
反复强调“诗与文不同体”,注重诗与更多被赋予使用功能的文在体制规制上的区别,以突出诗歌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
在如何对待学古的问题上,李东阳强调较多的是对声调节奏等法度的掌握
李东阳的生活时代处于台阁体的衰落期,他的作品还留有台阁体的痕迹,有些作品则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表现出较为开阔的生活视角,抒写了个人的真情实感
明代的八股制义文
八股文与科举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科举社会是上层统治集团选拔人才的一种常用手段,以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
想通过科举这一关,就必须对八股文苦苦研习。这就造成了明代八股文的流行
八股文的体制与创作特征
八股文体裁的重要特征:对偶性;即每股文字要求排比对仗
骈文:以偶句为主要特征的文体。八股文的成书,与它吸收古代骈文的艺术体制显然是分不开的
八股文的基本特征:破题简介明了,议论平缓不破,结构紧凑,对偶工整等
八股文的创作
“唐宋派”
将古文作法融入八股文之中,从而给八股文创作带来某些新的特点
在八股文中借题议论时政,悲时悯俗,抒发个人胸襟,手法上讲究灵活多变
八股文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八股文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有严格的限制,
再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给文学发展带来了更多负面的影响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李梦阳与前七子的文学复古
前七子的复古主张
前七子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弘治、正德年间,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汞、康海、徐祯卿、王延相,这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人群体
前七子复古的实质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寻文学出路的意味,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
前七子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
认为“今之文”受宋儒理学风气影响,用同一种道德模式去塑造不同的人物,造成“文其人如其人”的古文创作精神的丧失
执著明确的反宋诗倾向,排斥诗歌“主理”现象
强调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说,并比较民间庶民与文人学子作品,提出“真诗乃在民间”
“真诗”其在本质上被赋予了最自然而朴素的情感特性,成为前七子在注重诗歌抒情特性问题上的终极追求
“真诗”也反映了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
这些都是在强调诗文自身价值与审美特性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学观念与创作提出质疑,具有某种挑战性
前七子从复古入手来改变文学现状的态度包含着某些弊端
他们过多地注重古人诗文法度格调,束缚了创作手脚,影响作家情感自由充分表达
时政题材中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
在这些作品里,作者或描写个人遭际,或直言治政弊端
庶民生活的显现
从庶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重视反映下层庶民生活
画面自然清新,语言质朴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与庶民生活相联系,一些下层的市井人物也成了前七子文学表现的对象
王世贞与后七子的文学复古
后七子主要活动于嘉靖中期,的主要成员有李攀龙、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等,其中以王世贞名声最显,影响最大
后七子的复古主张
进一步结合才思谈格调
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前七子的文学思想。而比起前七子,在学古问题上后七子特别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
格调说中的重情色彩
又强调重格调要“根于情实”,重视作家思想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王世贞在晚年反省格调说,提出主格调者有两种
“先有它人而后有我”的“用于格者”
在确立自我基础上学习古人的“用格者”
注重作品“修辞”艺术、反对重“理”轻“辞”的文学态度
后七子的某些弊端
和前七子类似,也在于过分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摹拟
后七子的诗歌创作
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得失和影响
得(重视文学的独立性和对文学本质的新理解)
前七子倡导复古,与他们重视文学的独立地位、积极探索文学的出路有着重要的联系
在重视文学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加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与旧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风气发起了一定的冲击
失(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的距离)
陷入文学新的误区:在拟古的圈子中徘徊,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缺乏真情实感以及艺术生命力
对后世文坛的影响
沈德潜继承了前后七子诗歌复古的衣钵并提出了新的复古主张
前后七子一些文学变革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后世文学新精神
归有光与唐宋派
唐宋派: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流派。该学派将前七子师法秦汉作为反拨对象,提倡唐宋文风。
宗法态度的变化与差异
在创作主张上,唐宋派强调文以明道
唐顺之的“本色论”,强调自然流畅、直抒胸臆,反对艰深为文,模拟剽窃
较成功的作品是富有文学意味的篇章,夹叙夹议,层次分明,布局精巧,既点化题意,又不刻意造作
归有光的散文成就
长处在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琐事及普通人物,寄寓作者的真实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
明朝杂剧的流变
明代戏剧的流变与繁荣,正是宫廷与社会相互推进的文化硕果。明代戏剧主要由杂剧和传奇两大部类组成;明杂剧较元杂剧逊色得多,但有承上启下之迹
明初宫廷派剧作家的杂剧创作
皇家贵族朱权、朱有燉的宫廷杂剧创作(喜庆剧、道德剧、神仙剧)
朱权
在贞洁观愈演愈烈的明代,写卓文君“三不”,具有进步意义;此剧兼古朴与工丽于一体,于语言上颇有可观之处
朱有燉
杂剧语言质朴、音律和谐,英雄剧《仗义疏财》在演唱方式上突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限制
御前侍从与贾仲明、杨讷的杂剧创作
贾仲明
他的创作倾向与朱有燉相近,文采华丽,南北曲还可以同折对唱
杨讷
在大型元杂剧《西厢记》后,其《西游记》超越了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通常规范;以5本24出的庞大体制,为杂剧向传奇的转化,做好了扎实的铺垫
刘东生的《娇红记》
总体看来,明初杂剧
缺乏元杂剧直面现实的抗争精神
将元杂剧后期愈演愈烈的封建说教、神仙道化乃至风花雪月等种种倾向加以张扬。具有粉饰太平的浓厚色彩
从语言风格看,明初杂剧与元杂剧的质朴本色相较,有着渐趋华丽雅致的追求
从艺术创新看,朱有燉安排了灵活有趣的轮唱合唱,贾仲明将南北曲融入一折,《西游记》超越了通常规范
这些都为明中叶后杂剧的南曲化奠定了基础
明代中后期的杂剧转型
转型期杂剧的特点
从创作倾向看:打破了风花雪月、伦理教化和神仙道化的狭隘局面,题材不断拓宽,思想渐次深化,张扬个性、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剧或伦理反思剧都不在少数
从演唱形式看,大都是南北合套或者纯为南杂剧,杂剧的纯北曲体式从总体上看已经终结
从艺术成就而言,部分作品可以称为传世之作,具有较深远的影响
王九思与康海的杂剧
王九思写了杂剧《中山狼》,开辟了明代单折短句的体制
当时剧坛上形成了以康海为代表的中山狼题材创作热,由此发端,明代中后期的杂剧创作往往以社会伦理批判等讽刺性的内容作为重头戏,使杂剧成为一种富有战斗力的文体
《一文钱》等讽刺杂剧
爱国题材杂剧与爱情题材杂剧
明杂剧上不能与一代文学之冠元杂剧比肩,下不能与蔚为大观的元传奇相抗衡
徐渭(明杂剧的代表作家)及其讽世杂剧
最能显示出明杂剧风貌特征的部类,还是讽世杂剧。徐渭便是明代讽世杂剧的代表作家,迸发出叛经离道、追求个性自由的强烈火花
“狂人”徐渭
佯狂与真狂相间,自杀9次未果,最后因误杀后妻被捕
《四声猿》与《歌代啸》
徐渭在剧坛上的影响
其杂剧创作活泼畅快、汪洋恣肆,呈现出陈规尽扫、独具一格的气度
其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有价值的世俗观念和相对进步的市民精神,带着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
嬉笑怒骂间敢于对巍巍正统与赫赫权威进行揭露、讥讽,开辟了讽刺杂剧的新路
他精通音律,《女状元》杂剧全用南曲,具备开创意义
《水浒传》与英雄传奇的演化
《水浒传》这一类小说通常称为英雄传奇,有别于《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演义
相同点
主要人物和题材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不同点
前者一般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后者是由“讲史”话本演化而成
前者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后者着眼于全面地描写一代兴废或几朝历史
前者的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后者主要依傍史实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与作者
水浒传所写的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
作者问题
《水浒传》的版本
版本相当复杂,今知有7种不同的版本。从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细密来分,又有繁本、简本之别
多数学者认为,简本是繁本的节本
奸逼民反与替天行道
一曲“忠义”的悲歌
“忠义”观的形成及其复杂性
宋江作为小说的第一男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
《水浒传》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作为一篇长篇小说,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揭示了“奸逼民反”的道理,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要强调的是这样一个悲剧
“全忠仗义”的英雄是不能“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心腹”,而反倒“在水浒;
“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的现实,而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吞噬
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
“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以来在社会上特别流行
“忠义”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但也融合着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
“忠义”不是蒙在《水浒传》外面的一层道德正义的保护色,而是能使小说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基本精神
丰富的思想内涵
全书的思想内涵显得丰富复杂,并非“忠义”二字能概括
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正义,歌颂了美德,歌颂了人性
《水浒传》就是在宣扬“忠义”的大框架下,渗透着当时市民的思想与感情,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水浒传》与所谓“暴力崇拜”
社会的“平和”是由谁破坏?是谁先使用了“暴力”?
从一个个走上做强盗的道路来看,无非是为了求生存,求平等,求自由而被“逼反”
没有统治集团的残酷“暴力”,就不可能有出于“尊重人性和人的欲望的权利”的“反暴力”
李逵在法场上乱砍百姓之类的只是相对个别的举动,且小说作者并不认同这样胡来,从晁盖阻止李逵乱来,宋江一再告诫部下“休得伤害百姓”等,都说明小说并没有“崇拜”“暴力”
用白话塑造传奇英雄的群像
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
《水浒传》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
人物语言个性化
用这种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净化了的文学语言,塑造了一大批传奇的英雄
同而不同的英雄群像
很重要的一点是注重多层次地刻画人物的性格;人物性格具有流动性
在具体手法上就常常故意创造类型相同的人物,描写冲突相似的情节,以犯中求避,相互映衬,在对照中凸显其个性特点
传奇性与现实性的结合
在用重彩浓墨描绘高度夸张、惊心动魄的故事时,也注意在细节真实上精雕细琢,逼近生活
连环钩锁、百川入海的结构
《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是以单线纵向进行的。上半部分以人为单位,下半部分以事为顺序,连环钩锁,层层推进
前半部分犹如长江的上游百川汇聚,形成主干;后半部分则如长江的主流奔腾而下。
《水浒传》的影响
《水浒传》的社会影响
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它和《三国志演义》一起,奠定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
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水浒传》的文学地位
各种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
《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水浒传》在国外
汤显祖
“临川四梦”
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并在剧作中完整地展示了他的“至情”论
汤显祖的“至情论”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
从理想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
从传播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
《牡丹亭》的题材渊源
人物性格冲突
正反方冲突
正方:杜丽娘与丫头春香、青年书生柳梦梅
反方:南守太守杜宝和老塾师陈最良
浪漫主义风格、多重艺术魅力
奇幻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强烈的主观精神追求,浓郁的抒情场面,典雅绚丽的曲文铺排
神韵与魅力所在
以一系列抒情场次表现主人公强烈的追求,使其主观精神外化,并在此基础上令戏剧冲突持续升级
《牡丹亭》是一部兼悲剧、喜剧、趣剧、闹剧等因素于一体的复杂剧,各种审美意趣调配成内在统一的有机体
文化警示意义
以情反理
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
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形势。对这个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牡丹亭》虽然表现出浪漫主义戏剧风格,但其实还未从根本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轨道,没有彻底实现其以情代理的哲学宣言
《牡丹亭》成为古代爱情戏中继《西游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杜丽娘已成为青春与美艳的化身,至情与纯情的偶像
汤显祖的影响
汤显祖影响下的剧作家
“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从剧本的立意构思到曲词的风格熔铸,都刻意模仿汤显祖的剧作的一批剧作家
汤剧的社会影响
一批青年女子的死亡,正是封建势力长期压迫所致,同时也表明《牡丹亭》是闺中怨女们的一部知音书和安魂曲
许多封建卫道士对剧作家进行了人身攻击;《牡丹亭》被列为禁书等等,从反面表明了汤剧对“正统”社会强烈的震撼力
“临川四梦”的演出与传播
《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
神怪小说:是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导下,接受了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说经话本和“灵怪”“妖术”“神仙”等小说话本的影响,吸取了道家仙话、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养料后产生的。
它的主要特征是“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照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比附性地编制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零散、片段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
《西游记》的题材演化及其作者
“真”与“幻”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生发虚构,形成“实”与“虚”的结合而以“真”的假象问世
《西游记》是将历史的真实不断地神化、幻化,最终以“幻”的形态定型
玄奘取经题材的神化与孙悟空形象的演化
《西游记》的版本
作者问题
暂定为吴承恩
寓有人生哲理的“游戏之作”
戏笔中存至理
蕴含着“三教合一”的哲理:儒家的“存心养性”、道家的“修心炼性”和释家的“明心见性”,以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客观上却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学: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既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
对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这种希望凭借个人的能力去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正是明代个性思潮涌动、人生价值观念转向的生动反映
然而作者不希望否定整个宗法等级制度,让如来佛祖轻如反掌地将他压在五行山下。这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的等级社会还是不可动摇,其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
小说写了八十一难的磨炼,无非隐喻着明心见性必须经历长期艰苦的“渐悟”过程
呼唤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
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桀骜不驯,反对束缚、尊重自我、向往自由的个性特点
协助唐僧西天取经实际上已成了他坚韧不拔地追求的一种理想的象征
在他眼里,没有越不过的险阻,没有镇不住的妖魔,凭着他的顽强拼搏,都能化险为夷,逢凶变吉
整体性寓意与局部性象征
看似信笔写来,却能讥讽迭出,醒目警世
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印象:《西游记》确实与明代中后期的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神幻世界的奇幻美与诙谐性
极幻与极真
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突破时空、生死、神人物的界限,创造光怪陆离、神奇异幻的境界,是《西游记》在艺术表现上最大特色
而那些变幻莫测的故事,或如现实的影子,或含生活的真理,表现得入情入理
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
物性:就是作为某一动植物的精灵,保持其原有的形貌和习性
神性:这些动植物,一旦成为妖怪,就有神奇的本领。从“真”转换为“幻”
人性:将妖魔鬼怪人化。将“幻”与人间的、更深层次的“真”相融合
多角度、多色调描绘的形象
将人物置于日常生活的平民社会中,其神魔形象给人真实、亲切的感觉
无疑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标志
艺术表现上的另一个特点:戏言寓诸幻笔
中间穿插了大量的游戏笔墨,使全书充满着喜剧色彩和诙谐气氛
可作辛辣的嘲笑;也可成为讽刺世态的利器;或是将神魔世俗化、人情化的催化剂
《封神演义》等其他神魔小说
神魔小说流派的主要类型
《西游记》的续书、仿作、节本,以及与其相配套的系列丛书
为神仙立传型作品
与历史故事相交融的作品
《封神演义》
全书以武王伐纣、商周易代的历史为框架,续写天上的神仙分成两派卷入这场争斗,支持武王的为阐教,支持纣王的为截教。双方祭宝斗法,最后纣王失败自焚,姜子牙将双方战死的要人一一封神
纣王这个千古暴君的艺术形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是明代中后期残暴的政治现实的折射;文王、武王则是认证理想的化身
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以想象的奇特擅胜
流露出了浓重的宿命论观点;不管正义或非正义,笼统歌颂其忠君的精神,削弱了作品的积极意义
但偏于叙事而略于写人;写人时注重其神器性而忽略其人性,因为多数人物性格不鲜明;故事情节也多有雷同之处。这都影响了它的艺术感染力
《西游记》等神魔小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也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勃兴
《金瓶梅》与“四大奇书”中的另外三种不同,并没有经过一个世代累作的过程
《金瓶梅》的书名,乃是由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合成。故事开头以“武松杀嫂”一节演化而来,写潘与西皆未被杀死,潘嫁西为妾。第十回至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的暴发暴忘和金、瓶主妾间的争宠妒恨。最后21回写众妾流散,一片“树倒猢狲散”的衰败景象,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
《金瓶梅》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
成书的时代
万历前中期
作者之谜
《金瓶梅》的版本
最接近原作的应是词话本
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画
由一家而写天下国家
从暴露社会的矛盾走向剖视扭曲的人性
将暴露社会黑暗的焦点集中到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身上,可谓抓住了腐朽的封建政治的要害
无情的事实证明:象征着农本的、封建的势力正在走向没落,而新兴的商人正凭着诱人的金钱,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
作者在写西门庆时,半是诅咒,半是欣羡;结局的情节的明显错乱,生动地反映了生活在人生价值取向正在转变过程中的作者,最终还是在感情上游移不定,难以一定的标准去评判新兴的商人
将冰冷的解剖刀指向人性的弱点:食、色,性也
《金瓶梅》并不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劝惩层次上的戒贪、戒淫,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人类的本性、人性的弱点及异化。它警示世人:在人欲与天理、个体与客体的矛盾中,兽性并不等于人性
《金瓶梅》的悲剧性
表现了封建专制社会由于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贪财枉法和资本势力的冲击而日暮途穷
写到了穷人们度日如年的悲惨生活
揭示了中国16世纪商人的艰难崛起,及其在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不得不与腐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丑态
客观表明了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
腐朽的当然在走向死亡,新兴的同样也前途渺茫。整个《金瓶梅》世界一片漆黑,令人感到悲哀、窒息
关于性描写的问题
影响了它的价值和流传
白话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
寄意于时俗
长篇小说的题材从来源于历史或神话,到取材于当时现实的社会,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标志着我国的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面向人生的新阶段
从歌颂到暴露
《西游记》等立意在歌颂;《金瓶梅》着意在暴露,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人间的假、丑、恶
人物性格的立体化
小说描写的重心开始从讲故事到写人物转移
注意多色调、立体化的刻画人物的性格,有善有恶,色彩斑斓
网状结构
《金瓶梅》从说话体小说向阅读型小说的过渡,也反映在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变上
每一个故事在直线推进时又将时间顺序打破,作横向穿插以拓展空间
妙在家常口头语
在口语化、俚俗化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它不但是刻画人物“面目各异”的形象的有力工具,而且也给整部作品带来了浓郁的俗世情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金瓶梅》的续书及其影响
《续金瓶梅》等续书
对后世的影响:《金瓶梅》奠定了世情小说发展的基础,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成了两个阶段
以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来描摹世态
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讥讽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
对一些淫邪的艳情小说的泛滥也有推波助澜的不良影响
《金瓶梅》在国外
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三言”“二拍”与明代的短篇小说
真正代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便是“三言”与“二拍”
冯梦龙与“三言”
在通俗文学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三言”的编著。“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
凌濛初与“二拍”
“二拍”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明代的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作者:翟佑
大都写元末天下大乱时的一些故事,具有幽冥怪奇的色彩。其中不少作品以荒诞的形式,记录了乱世士人的心态,流露了作者对于黑暗社会的不满
书中爱情婚姻故事,散发着市民生活的气息。他们蔑视礼教,大胆追求婚恋自主,对于封建礼教、门当户对之类并不在乎
客观上也写出了乱世带给百姓的灾难,并反映了商人势力的滋长
它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小说的崛起,并有力地影响着有明一代乃至清代的文言小说创作
明代传奇的发展与繁荣
明代中期三大传奇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明代传奇成为主流艺术;剧作家们也更加具备战斗精神
李开先及其友人集体创作的《宝剑记》
《宝剑记》以其充满战斗激情的烈烈雄风,强悍地掠过明代开过后,近两个世纪的沉闷剧苑
四大声腔与昆腔的发展
四大昆腔:戈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昆山腔
豫章及一些戏曲家们成功改革并推进了昆山腔:融合了其余三腔及至北曲音乐在内的新昆腔,体制完备,拥有音乐和文学的双翅
嘉靖后的大多数传奇剧本都是为昆腔而作
梁辰鱼的《浣纱记》
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谱曲并演出的传奇剧本,具备开拓意义
以爱情悲剧作为铺展,展现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乃至极为崇高的政治品味
《浣溪沙》是一部沉重的政治悲剧;体现出作者对于明中叶内忧外患及其深层根源的担忧,包含着作者对于历史变幻在哲学层面上的深层思考
署名王世贞等人的《鸣凤记》
本时期的另外一部重要昆剧传奇
《鸣凤记》是几乎与时事同步的政治活报剧,是传奇作品中时事的先锋,开拓了政治悲剧现实化的道路
史实与悲剧在反严嵩的大潮中遇合、定格,使得该剧一直到明末还盛演不衰
在整体真实的基础之上,剧中有些细节也有移植和渲染,从而使剧本更生动感人
语言风格上偏于骈俪化,这使得人物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有所欠缺。
堪称戏曲史上较早、较完整地反映当时政治事变的悲剧现代戏
清代文学
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
遗民诗人
清除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他们受传统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虽然出发点仍是儒家的“严夷夏之防”
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包含着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
以“有亡国、亡天下”区分朝代更替和民族沉沦,用“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忧患,唤醒人心,复兴家园
激励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屈大均和吴嘉纪
屈大均
富于浪漫幻想,诗歌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
吴嘉纪
多作危苦之词,诗歌极写民生疾苦
其他移民诗人
钱谦益与虞山诗派
钱谦益的行迹与心态
历经坎坷挫折,感世愤世,郁塞苦闷
前期的诗作
叙事抒情,各体兼擅,尤工近体,七言律诗情辞怆恻,陈雄苍凉,入读堂奥,学得精髓,长篇和组诗动辄几十韵和上百韵的有数十首之多
宏伟、沉郁、典丽的《后秋兴》
虞山诗派
诗学建设
对明代复古派和反复古派进行尖锐的批判,也各有所取,对复古派取其借鉴古人精神,对反复古派“取其申写性灵”
强调时代、遭遇和学问的重要性,建立起“诗有本”的真情论,以真诚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感情为核心,达到性情、世运、学养三者并举
主张转益多师,兼采唐宋,广收博取,推陈出新,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
王世禛与康熙诗坛
“钱王代兴”
王世禛的神韵说和其神韵诗
论诗以神韵为宗,要求诗歌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以此为宗旨,推崇清幽淡远、不可凑泊的诗情画意,王维、孟浩然的诗是其创作典范
其诗作多为风神杜绝的神韵诗,尤其是模山范水、批风抹月的“山水清音”
冲和淡远,风致清新,含情绵缈而出之纤徐曲折,惨淡经营却不露斧凿痕迹
词句明隽圆润,音节流利跌宕
神韵诗派
入蜀使粤诗的变化
王世禛宗宋的反映和结果
康熙朝的其他诗人
清初戏曲与《长生殿》《桃花扇》
清初戏曲
吴伟业和尤侗寄托心曲的抒情剧
李玉等苏州剧作家的新编历史剧
李渔的风情喜剧
《长生殿》
戏曲长达50出,以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为主线,以朝政军国之事为副线,编织进唐以来文人记述过的、诗人咏叹过的人事,内容非常丰满
前一部分写实,是爱情的悲剧;后一部分写幻,鼓吹真情;意在显示“乐极衰来”的道理,以“垂戒来世”
两条线交叉发展,彼此失联,情节错综,组合得相当紧凑而自然;结构细密,脉络清晰,场面安排上轻重、冷热、庄谐参错
真实展现了封建帝王与妃子的情爱生活,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艺术真实的宠妃性格
风格清丽流畅,叙事简洁,写景如画,在基本格调的范围内又随人物的身份、性情、情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曲文多化用唐诗、元曲的名句,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声情兼备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感情及心理活动
《桃花扇》
采取证实求信的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历史,表现出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精神
塑造了几个社会下层人物形象,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山等关心国事、明辨是非、有着独立的人格,形象鲜明
在艺术构思上,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作为戏剧的开端,使全剧从一开始便将儿女之情与兴亡之际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人物形象众多,但大都人各一面,性格不一,即便是同一类人也不雷同
《聊斋志异》
狐鬼世界的建构
一书而兼二体
其中有简约记述奇闻异事的短篇,也有故事委婉、记叙曲微的篇章
取材方面
采自当时社会传闻或直录友人笔记者,篇首或篇末往往注明某人言、某人记
就前人的记述加以改制、点染
完全或基本上由作者虚构的狐鬼花妖故事
用传奇法以志怪,具有神怪、梦幻的艺术形式化
狐鬼花妖的人情化和意象性
女性异物多以人的形神、性情为主体,某种属性特征融入或附加在其身上
它们多是美的、善的,给人带来幸福的感觉,补偿现实的缺憾
一些狐鬼花妖的性格行为表现的是一种情志、意向,可以称为象征性的文学意象
神秘意识转化为审美方式,也表现了若干看似单纯记述奇闻异事的短章中
《聊斋志异》对六朝志怪的承与变
六朝志怪将“怪异非常之事”当作志传,供读者“游心娱目”;蒲松龄多是有意识地结撰奇异故事,连同其中的神仙狐鬼花妖,都是出自心灵的创造,有所寄托寓意
六朝志怪的“怪异非常之事”是作品的内容;《聊斋志异》的神仙狐鬼精魅的怪异故事作为小说的思想内蕴的载体,带有一定的表现方法和形式的性质
六朝志怪的神道观念及其思维模式,具有神秘性质;蒲松龄因袭这种神秘思维模式,结撰出诡谲奇丽的狐鬼花妖故事,作为文学幻想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用于创作中,借以观照现实世界,抒写人生苦乐
狐鬼世界的内涵
《聊斋志异》谈鬼说狐,却最贴近社会人生,具有浓厚的创作抒情表意性
抒发作者科举失意的心态
众多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多是作者在落寞生活中的幻影
抒发公愤,刺贪刺虐
讥刺丑陋现象,颂扬美好德行
崇高与庸俗并存
文言短篇的艺术创新
多种小说模式
情节的丰美
小说诗化倾向
叙述语言平易简洁
人物语言灵活多样
《聊斋志异》的余响
文言小说的再度蔚兴:顺随与抗衡
顺随、效仿
《子不语》
抗衡
《阅微草堂笔记》
《聊斋志异》在国外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创作
科第兴盛的家族
科举失意与觉醒
取材于现实士林
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
理想文士的探求
杜少卿形象的人文内涵
淡泊名利,讲究“文行出处”
傲视权贵,却扶困济贫,乐于助人
既讲究传统美德又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
尊重女性,反对对妇女的歧视与摧残
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
表面上狂放不羁,但是怀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真儒”与实学思想
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
作者在探求理想的同时,对封建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其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和社会习俗
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底层,写出一群远离科举利场,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的形象
《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
长篇结构的新形式
叙事艺术的新特点
讽刺艺术的新成就
《红楼梦》
明清小说中,最为后人称道的莫过于《红楼梦》
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
“生于繁华,终于沦落”的一生
《红楼梦》的版本
高鹗和程伟元增补的功与过
功
由于有了后40回而使《红楼梦》成为一部结构完整、首位齐全、浑然一体的文学作品
它写出了全书中心事件、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从而保持原有矛盾的发展,基本上符合前80回的倾向
有的情节描写生动精彩,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过
安排了贾府“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大团圆”结局,违背了原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预判,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
艺术描写上较前80回逊色
贾宝玉和《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大观园的毁灭
宝玉和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全书的主线,还写出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儿国”悲剧
封建大家族没落的悲剧
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
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客观上显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
贾宝玉和人生悲剧
非常痴情,不仅表现在对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对一切少女魅力与聪慧的欣赏以及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
所珍惜的像花儿的女子,都无可挽回地枯萎;他所厌恶憎恨的恶势力,仍疯狂地维持统治地位
他满怀希望却找不到出路,因为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赖的
不愿孤独,不愿离开生活,离开他所钟爱的黛玉和众多的女子,因为更加痛苦
宝玉悟破人生,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作品中所写的家庭的衰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作品就产生了更加动人的艺术魅力
《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的巨大成就
作者就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感受、体验,塑造出真实的人物,人各一面
性格表现的多面性与美丑的互渗
着意于人物之间的对照与互补,生发出更为丰富、深刻的涵义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独特的叙事风格:写实与诗化融合
浑融一体的网状结构
叙事视角的变换
个性化的文学语言
《红楼梦》的影响
续书蜂出
反复改编
对创作的深远影响
红学
学术界产生了以该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
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
戴名世
桐城派先驱,主张为文以“精、气、神”为主,“言有物”为“立言之道”,提倡“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
桐城派的出现
康熙年间由安慰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义法说和雅洁的审美标准
方苞树起“义法”说的大旗,主张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讲求文章作法,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
该理论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并发展为具有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切合古代散文发展的结局,成为纵贯清代文坛的蔚蔚大派
方、刘、姚“桐城”三祖
方苞
方苞古文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桐城派风气
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义”指文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宗旨,在于为当代政治服务;“法”指文章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义决定法,法体现义
讲究文章作法。或侧重“虚实详略之权度”,或追求“首尾开合,顺逆断续”之“脉络”,或提倡用语“体要”和简洁。偏重文法,但“义”在其中
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给古文建立更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
刘大櫆
刘大櫆的文章抒发怀才不遇,指摘时弊,以“雄起恣睢,铿锵绚烂”称胜
对“义法”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
重视“行文有道”的“神”“气”“音节”等要素,突破“言有序”的范围
主张因声求气,由字句以求音节,再由音节以求声气,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和方法,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姚鼐
姚鼐的古文以韵味胜,偏于阴柔
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与学力相济,“义法”外增加考证,以求三者的统一和兼长
运用阴阳刚柔说,将多种风格归纳为“阳刚”和“阴柔”两类,提出“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协和以为体”,追求刚柔相济
把文章的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八字,四者是内在的“文之精”,后四者是外在的“文之粗”:由“粗”把握“精”后再遗弃可见的“粗”的部分,摆脱“文之粗”的束缚,使古文进入最高境地
《古文辞类纂》
由姚鼐纂集,以13类体裁选辑七百余篇自战国、秦汉、唐宋八大家到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的古文,以为示范,确立古代散文发展的“”正宗“文统,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影响甚广
桐城派以外的散文
阳湖派
桐城派的分支,代表人物恽敬和张惠言均为阳城人。他们专志以治古文,但又不愿受桐城派文论束缚,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以博雅放纵取胜。恽敬《游庐山记》《游庐山后记》,张惠言《书山东河工序》《吏难》等,比“正统”古文要恣肆不拘,富有文采
“阳湖三家”
恽敬、张惠言、李兆洛
骈文的复兴和汪中
骈文复兴及其文化背景
骈文八家与汪中
骈文八家
指袁枚、刘星炜、孙星衍、吴锡麟、洪亮吉、孔广森、邵齐焘、曾燠八人,由吴鼒选辑骈文《国朝八家四六文抄》而来。袁枚的骈文流丽生动,文藻秀逸,抒情、议论,都有独抒性灵、自然活脱的特色;洪亮吉的骈文清倩清新,情辞相辉。汪中成就最高
汪中
清代骈文复兴的代表。内容取材现实,情感吐自肺腑,“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风格遒丽富艳,源雅醇茂,且用典属对精当妥帖。《哀盐船文》是骈文中的绝作
李兆洛《骈体文钞》
选录战国至隋代被他认为属于骈体范围的文章774篇,分为32类,规模宏大。虽选有部分秦汉散文,也是在溯源意义上取录,借以证明骈文与古文的亲缘关系。它对桐城派的后学兼采骈文之长,重视诸子百家文章,产生了启迪和影响。此书在骈文选集中流行较大,影响也大
近代文学
龚自珍与近代前期诗文词
龚自珍的思想与创作道路
张扬个性与理性的“尊情”与“尊史”
以“史官”自处的社会批判精神
睥睨“乡愿”的“怪魁”
龚自珍的散文
龚自珍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识深(透视现实,认识深邃,多透底之言,发人猛醒)、气悍(“横霸”之气与震撼力)而风格瑰奇(诡异奇崛)
大胆地揭露专制统治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没落的命运,呼号变革,憧憬未来,反映了时代的重大课题;也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龚自珍的诗、词
童心的复归
呼唤童心,怀念真情
龚自珍的新词风
主要抒写理想的憧憬、失望的感慨以及乡情友思等,以诗笔为词,直率真切地抒情,不拘声律,发扬豪放派词的精神,开创了经世派作家的新词风
诗作围绕现实政治,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反映了诗人高度关怀民族、国家命运的爱国激情
融合了唐音、宋调的优点,浓郁的诗情近唐,以表意与陈述为主近宋,自成一路
多用象征影喻,想象奇特,文辞瑰玮,贯穿着凌厉彪悍之气,飞动郁勃,富有力度
反帝爱国诗潮
广泛汹涌的反帝爱国诗潮
魏源
人称“龚魏”,其诗作带有时务家论事的色彩,赋笔多,议论多,虽自成一格,有时难免缺乏诗的韵味与意象
时写山水,有时过于追求形似,一似地貌写生,不免缺少诗情画意
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两三年内,他集中地写下了《寰海》《寰海后》《秋兴》《秋兴后》四组诗四十余首,全为七律,一诗一事,广泛地反映了鸦片战事的具体内容和国家倾危形势,堪称“诗史”
林则徐
诗中渗透着忧时悯民的情怀,鸦片战争时期诗作突出地表现了爱国激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做集中地体现了他的高度爱国胸怀和献身精神。
诗风“气体高壮,风格清华”,近体尤其对仗工稳自然
宋诗派、桐城派、常州派与近代前期词
宋诗派
是指晚晴诗坛以程恩泽、祁寯藻为首偏于宋诗格调的流派,主要作家有程恩泽门下的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以及曾国藩。
主要成就在于描写具体生活方面的艺术开拓,其中郑珍成就最高。该诗派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
主张诗歌要有独创性,自称面目;强调诗文要立“真我”,独自“成家”。但大体不出封建伦理范畴和正直士大夫的标格,具有很大的保守性
郑珍 诗的艺术开拓
诗词语洗练,音节造句力求顿挫硬折,浅俗而不流易,沉实而不奥僻,似白而非白,别具一格;朴瘦坚劲,充满诗情画意,自成一家。突出的方面是表现贫士生活
重要贡献:将前人少历的西南瑰奇的山水,发掘彰显给世人
传统词坛
指项鸿祚、蒋敦复、蒋春霖等词人,其中蒋春霖成就最高,其词宗尚宋人张炎、姜夔,传神地表现出大动乱中士子的漂泊离乱的情怀,不用寄托手法,而表情含蓄深沉
桐城派的新趋向
强调加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姚门四杰
指桐城派大师姚鼐门下的四位弟子: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和刘开。他们大体守持桐城派的道统、文统,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偏于教化,以封建伦理端正人心风俗,思想比较保守
他们虽然也批判现实弊端,多属枝节文体,缺乏经世派那种抨击现实、倡言变革的力度。但在对外方面,同样表现出反侵略的爱国立场。
其中古文成就较高的是梅曾亮,他论文主“因时”,主“真”,文笔简洁蕴藉,气体清明,真切地表现情与事
湘乡派
是指晚晴桐城派以曾国藩为首和门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大弟子组成的群体
曾国藩
曾国藩进一步强调“经济”,将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者比之“孔门四科”,并对桐城派古文提出修正意见,包括扩大古文的传统,由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主张骈散兼容,提倡“雄奇瑰玮”
其弟子的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以新奇的事物与略带变化的文风,形成湘乡派文的一大特色。这些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体散文的萌芽
以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是经世文的进一步发展。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内容为本,达意为用,内容剀切,文字切实。王韬针对时务直抒己见,首开报章文体;其文通俗畅达,极言尽论,反映了由古文经由报章文体向散文演变的趋势
近代前期的小说与戏曲
侠义公案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产生的原因
都市文化繁荣,南北方评话评书、弹词鼓词流行,地方戏勃起。曲艺、戏曲、小说三者互相融合,风靡于市井之间
民众憧憬和向往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
侠义公案小说的基本趋向
其人文蕴涵大体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
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
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所取代
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
《三侠五义》
是在石玉坤说唱《龙图公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长篇章回小说,俞樾改订后易名为《七侠五义》。小说的前半部分写包公断案和诸侠义归属包公的历程,以及他们协助包公除暴安良的故事;小说的后半部主要写剪除谋叛的襄阳王及其党羽。小说体现了市井细民对于贤明政治的渴望与幻想
在粗犷的平民气息中,具有傲兀不群的英风侠概,塑造了诸多豪侠的形象,虽豪情略似,但性格迥异
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巧妙,大故事中穿插小故事,映带成趣,而其接缝斗榫又极富腾挪变化
小说语言充分体现了评话艺术的魅力,声口宛肖,俚俗中带着朴野、粗犷的平民气息
思想局限:浓重的封建等级观念、奴化意识,恪守封建礼教,对于妇女抱有轻蔑歧视心理;并掺进若干荒诞怪异成分
《儿女英雄传》
作者文康。小说以何、安二家冤案为由展开情节,何玉凤之父为人所害,她立志报仇,循迹江湖。安骥之父亦为人所陷,安骥携金往救,落难于能仁寺,为何玉凤搭救,何并为安骥与同时落难于能仁寺的村女张金凤联姻。安父后来得救,而何之杀父仇人已前死,何也被说服嫁给安骥,儿女相夫,终使安骥探花及第,位极入臣
“临摹世态,曲尽人情”,以精细的笔触勾勒出一幅19世纪中国社会风俗画面
采用评话形式,如同对读者当面娓娓而谈,还不时地忙中偷闲从旁插话,点明筋节,或则插科打诨,妙趣横生
结构翻新出奇,善用伏笔,巧设悬念
以纯熟、流利的北京口语,将事件、人物写得鲜活,于俗白中见风趣,俏皮中传神韵,开创了地道的京味
思想缺陷:浓重的封建道德说教、陈腐的纲常明教观念以及玉堂金马、夫荣妻贵的庸俗人生理想
人情世态小说
人情世态小说
是19世纪中国社会十里软红尘的掠影:展现了青楼风月、局部春秋、京华尘污、洋场喧阗,乃至官幕两途、绅商二界的众生法相。它上承才子佳人小说之绪,下启谴责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之端,实为中国小说观念、小说模式转型嬗替的酝酿
人情世态小说的发展趋势
篇幅加长,渐由20回上下的中篇发展为数十回的长篇
视野扩大,由单纯的爱情婚姻故事转为畸形病态社会的写真
手法转换,由理想主义色彩颇浓的结撰转为平淡自然的纪实
人文蕴涵与美学风貌
从才子佳人的绮思丽想走向市井阛阓
作家主体精神的张扬
文化意识的升浮
追求平淡自然的小说美学风貌
《品花宝鉴》
围绕京都狎优风气,以酣恣的笔墨描写出嘉、道之际京华紫陌红尘中的众生相。小说以梅子玉与杜琴言的情缘为主干,写了10个“用情守礼之君子”和10个“洁身自好的优伶”,赞美他们柏拉图式的爱。此外,小说勾勒出一幅“魑魅喜人过”的浮华世相,开了谴责小说一派。
《花月痕》
是一部长篇自叙式抒情小说。作家将其一腔孤愤寄于楮墨,展现了一个潦倒名场、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奋争与失败的心路历程。以词赋体而为说部,这其颇具创意的艺术尝试
《海上花列传》
是一部反映社会人生底层的力作。作家以平淡自然的写实手法,刻画上海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世相,笔锋集中于妓院这一罪恶渊薮,烟花北里成为透视铜臭熏天、人欲横流的浮华世界的万花筒
小说体现了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悲悯,作家按生活本来面目写出了人的堕落与沉沦,并对人性弱点进行犀利的解剖
在结构上,使几组故事平行发展,穿插映带,首尾呼应,构成脉络贯通、立体交叉的整体布局;并以藏头藏尾的绵密笔法,使读者意会深层内涵
刻画人物性格笔致细腻,以白描传神见功力,人物富有个性风采,“无雷同”“无矛盾”“无挂漏”
人物对话纯用苏白,充分显示了吴侬软语的魅力,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近代小说变革的征兆
带有前瞻性的小说嬗变
价值取向、审美方式、文化底蕴、话语形态,都出现了与传统的疏离、悖逆的现象
《蜃楼志》
《兰花梦奇传》
《何典》
近代前期的戏曲
戏曲音乐的两种不同的结构体系
曲牌联套结构
板腔体
黄遵宪、梁启超与近代后期诗文词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广泛反映了诗人经历的时代,具有浓厚的历史内容
本着“善作”精神,沿着“矜奇”的趋势,推陈出新,加以创造,形成独特诗风
广泛采摘语言资料,同时也不排斥“流俗语”,词汇丰赡,富于表现力,典雅之中多生气和变化
新文体
语言通俗,条理明晰,“平易畅达”
不避俚语俗言,吸收外国语法,不分骈散与有韵无韵,词汇丰富,句法灵活,艺术手段多种多样,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
自由大胆地抒写己见,“纵笔所至不检束”,思想新警动人
笔锋充满感情,往往用铺排的笔墨以加强文章的煽动力、感染力
第三卷
宋代文学
绪论
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崇文抑武的国策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平定了各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封为仅有虚衔的节度使,从而根除了将领佣兵自重乃至割据叛乱的可能性。
重用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组成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
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理学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
文以载道说的流行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
印刷业和教育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
印刷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其繁盛却始于宋代。
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读书破万卷”的作家为数甚多。学术修养的提高,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讨论。
诗文政治功能与议论成分的加强
宋代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反映社会、干预政治。
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
其负面影响是:严肃有余而灵动不足,有时还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
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另一个影响:诗文中的议论成分加强。
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
忧患意识对文学家的影响
儒家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责任感,士人应有忧患意识。
首先,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
其次,宋代的国势不如汉、唐那么强盛,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下。
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代文学在整体上显得比较冷静、沉稳。
此外,宋代的思想控制比唐代严密得多,又不断发生激烈的党争,士大夫作诗讽世或述怀时顾虑较多,难以发现天马行空、气冲斗牛的昂扬气概。
宋代作家对爱国主题给予格外的重视。
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
辽和西夏经常骚扰宋王朝,宋王朝以每年供给巨额财产的条件求得妥协。
爱国主题的弘扬
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和人民心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尊严,这是宋代文学最值得称扬的历史性贡献。
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
北宋建立后,对佛教进行了保护、鼓励措施,使得在晚唐五代曾受到打击的各种佛教宗派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禅宗和净土宗在宋代非常流行。
禅宗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
首先,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相互排斥的两极。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
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态度。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认识。人生态度趋向理智、平和、键稳、淡泊。
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
新型的文人生活态度
情感不如唐代强烈,但思想的深度则有所超越;不追求高华绚丽,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
审美情趣的转变
审美态度世俗化了,更加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促进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念。
“以俗为雅”,才能具有更为广阔的审美情趣,才能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或者完成“雅”对“俗”的超越。
城市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
宋初百余年间,国内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各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
士大夫的优裕生活与词的兴盛
宋王朝优待士大夫,一般市民也崇尚奢靡的风气。繁华的都市生活,导致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迅速兴起和发展,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
入宋以后,新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词的发展
首先,大量的财富被集中起来供皇帝和官僚阶层享用。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成为士大夫生活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
其次,宋代文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利于词的兴盛。宋代文人大多数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用来述志,词用来娱情。
此外,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社会对词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和发展。
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
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
“唐宋八大家”
宋代古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
欧阳修等人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的文体,又反对追求古奥而造成的险怪艰涩,从而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宋代散文出现了文体的多样化的趋势
欧阳修等人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以构造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
同时,他们又借鉴古文手法,对骈文进行改造,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
此外,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解放的重要标志。
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整合
宋代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
宋诗对唐诗的因革(因袭与变革)
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创作出自成一代诗风的宋诗。
宋人所能做的就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较为成功的开拓,便是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
子主题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是普通人。因此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志。
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
是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唐诗之外又一美学范式(宋诗)
宋诗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浓烈、外放;
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
宋诗的长处在于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唐诗的长处在于情韵。
宋词在词史上的巅峰地位
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
宋词的成就
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
宋词在题材内容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经过苏、辛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领域。
在艺术风格上,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相竞。
辽金诗文的成就
代表人物:近代杰出诗人(元好问)
南宋后期和辽金的诗歌
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故意和江西诗派对着干)
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灵”字,所以叶适将他们合称为“四灵”。四人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
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他们的作品局限于书斋中。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作品以五律为主要诗体
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四灵”的多数五律虽有较精警的句子,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
“四灵”在写作中尽量少用典故成语,都含有与当时江西诗派背道而驰的意图
所以“四灵”与宋初的“九僧”在诗学宗尚、诗体选择乃至艺术风格上都是遥相呼应的
江湖诗派的形成
一些未能入仕的游士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被称为江湖诗派
江湖诗祸: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陈起的《江湖集》中找出部分诗句,污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焚毁《江湖集》并且诏禁士大夫作诗
江湖诗派的作品
江湖诗派追求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不在乎沾染庸俗习气,写了不少用于献谒、应酬的诗,空洞无聊,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受到“四灵”的影响,字句精丽,长于白描。但境界较为开阔,则胜于"四灵"
从整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效仿“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宋末诗歌
宋末诗人的两个群体(爱国诗人的反抗):英雄与遗民
奋起反抗,以死殉国;以文天祥为代表
隐居守节,不仕异族
文天祥的集杜诗
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具有独立文学价值。说明了杜甫的传统对宋末诗坛的深刻影响,也说明集句诗这种形式也可能改变其文字游戏的性质而成为严肃的创作。
辽代诗歌
契丹族的民族性格
豪放勇武
由契丹文译成汉文的长诗《醉义歌》
金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金初到海陵朝
此期的作家主要是由辽、宋入金以及作为宋朝使者出使金朝被羁留北方却拒绝仕金,后来得归宋朝的文士。“借才异代”
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
初步形成了近代文学自身的特色。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都仕宦于金朝,作品已不再有对异族的拒斥倾向;艺术上未完全摆脱宋诗的影响,但总体上已经形成了雄豪粗犷的北方文学的特质“国朝文派”
金朝被迫南渡至金朝灭亡前后
诗歌文学创作相当活跃,不事雕琢,重在达意的文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产生了一批关心国计民生的好作品,忧时忧乱的题材走向渐趋加强
元好问
元好问是金代最重要的诗人、词人,也是最杰出的诗论家
元好问的纪乱诗
无论是思想价值还是艺术成就,都以“纪乱诗”为上乘
元好问纪乱诗的特点
他对国家灭亡、人民遭难的现实,以悲壮慷慨的感情表现于苍茫雄阔的意境之中
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理性省思。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精神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
元好问的其他成就
与杜甫一样,元好问的诗歌也具有“诗史”的性质
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七律的成就最为突出。气势磅礴,意象气味壮丽,又没有粗戾豪肆、一览无余之病
他的五言诗,浑融含蓄;象平淡而韵味隽永
元好问是金代最杰出的词人,其词的风格与诗风类似:气象雄浑苍莽,境界博大壮丽
元好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其《论诗绝句三十首》表现出重视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壮伟的风格的艺术主张,鲜明地传达出遗山“以诚为本”的诗学理念。其论诗绝句,也是优美的诗歌文本
为了保存金源一代的文献,编成《中州集》,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是近代历史的宝贵史料,是元好问一生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永与北宋前期词人的探索
晏殊和欧阳修对五代词风的因革
晚唐五代的词的审美规范: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和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以柔软婉丽为美。晏殊、欧阳修的词作主要继承与此,但又有革新求变的一面。
情中有思的晏殊词
绝大部分是抒写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和离愁别恨。
晏殊词写男女之情,已过滤掉了五代“花间”词所包含的轻佻艳冶的杂质,显得纯净雅致。
往往略去女性容貌色相的描写,着重表现抒情主人公的恋情。词的情感基调雍容和缓,淡淡的忧愁中时而透露出自我解脱的气度;语言也变得清丽淡雅,温润秀洁。
名作《浣溪沙》,最能代表其浓情中渗透着理性沉思的特质。
因循求变的欧阳修词
对词作有所革新
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
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可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
名作《朝中措·平山堂》展现了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以及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他借鉴和吸收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
范仲淹、张先和王安石对词境的开拓
开辟新境的范仲淹词
广漠萧瑟的塞外景象、艰苦孤寂的边塞生活、将士们的久戍思乡之情和报国立功之志,为词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
贴近日常生活的张先词
长于表现歌舞音乐艺术的精妙,是张先词的显著特色
善于通过物影来表现景物的动态美和朦胧美,因而得“张三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堕轻絮无影)的美名。
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
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从而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改变了以往词有调无题的传统格局,也加强了词的纪实性和现实感。
标志着词风正在向诗风靠拢的王安石词
由表现个体人生的感受开始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使词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柳永(柳屯田)词的新变
正如宋诗到欧阳修等人手里才展示出独特的一面,宋词到柳永手里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词调及词的体式的创用
柳永大力创作慢歌,使慢歌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慢词的篇幅较大,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词的内容的变化
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市民情调的表现(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
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
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
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从良的愿望
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
语言表达方式上进行大胆的革新
俚俗语言(日常口语和俚语)的运用
表现方法的变革
铺叙与白描的手法
独特的结构方式
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将来,又设想将来再会到现在。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
题材取向自我化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柳永词对后人的影响
欧阳修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
欧阳修的古文、辞赋与四六
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地位
双重身份,众望所归
文学革新的主张
主张文道并重的意义
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
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
对西昆体和太学体的矫正
体裁的完备与功能的加强
议论文
记叙文
散文
四六体
平易纡徐的文风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
欧阳修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但是欧诗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
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平直周祥。
得益于李白的语言清新流畅,并与自己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
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梅尧臣
梅尧臣对宋诗艺术有先导作用
开拓诗歌题材的尝试:写日常生活的琐事。为宋诗开辟了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题材走向。
在艺术风格上以追求“平淡”为终极目标。他所说的平淡与陶渊明韦应物的不同,而是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了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
苏舜钦诗的奔放直率功能
他们三人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虽然还不成熟,然而他们为革新宋初诗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王安石的古文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以及欧阳修,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
王安石以政治家自诩,其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虽然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但他更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
王安石的古文大多数为政治服务,短文更能体现其古文的个性风格:直陈己见,不蔓不枝,简洁峻切,短小精悍。
王安石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从而提高了古文的使用价值。但他过于注重逻辑说服力,而对艺术感染力重视不够。
曾巩的古文
曾巩是与王安石同时的古文学家,是欧阳修的学生。
曾巩擅长议论,其议论文委曲周祥,文字简练平正,结构严谨而舒缓。代表作《墨池记》
曾巩的古文平正古雅的文风,非常符合理学家的文章标准。
王安石的诗歌
王安石的诗与其作文一样,也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把诗歌看作抒情述志的工具,反应的生活内容更为丰富,所以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超过了他的古文。
早期诗风呈现典型的宋调特征:色泽平淡,寓意直接刻露。
晚期诗风:王荆公体,修辞巧妙,韵味深永,以风神远韵的风格体现了诗风向唐诗复归
王令的诗
苏轼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
儒、道、禅的融合
苏轼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并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就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文道并重
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苏轼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
苏轼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
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
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文的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
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的文体
议论文
(史论、政论)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超的论说技巧。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逐渐减弱
(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其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有美文的性质
叙事文
其叙事纪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笔记小品
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辞赋
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四六体
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苏轼的诗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其中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的批判集中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打击,体现出更深的批判意识。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拥有乐观旷达冷静的精神,并在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比喻生动出奇,层出不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
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
苏轼的对仗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
所以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
表现能力惊人,在其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
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十分注重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
苏轼诗是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论创作成就,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第一大家
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均出类拔萃
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曾把某一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基本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总体成就实现了对同代人的超越
苏轼的词
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虽外在形式有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提出了词须是“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
变革词体的方向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在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开拓语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以诗为词的手法
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法。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主要体现在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从本质上说,“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创造了新的美学风范
词风转变:豪迈奔放的风格
苏词的成就
苏轼继柳永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的意义和影响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苏轼的意义
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
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
苏轼周围的作家群
“苏门六君子”
后代文人心中的苏轼
在后代文人的心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的心中
苏诗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都有重要的启迪
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
江南诗派与两宋之际的诗歌
黄庭坚的诗歌
苏轼周围的作家群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最终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
丰富的人文意象
黄诗的特点是文人气和书卷气特别浓厚,诗中的人文意象格外密集,生活气息与书卷气并存,这正是宋诗别开生面的表现之一
生心廉悍的艺术风格
黄诗更引人注目的是: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整个诗歌创作都贯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创造了生心廉悍的艺术风格
修辞手段出奇制胜
声律奇峭,这也是形成生心廉悍风格的重要因素
句中音节打破常规
律诗中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谐而流于圆熟的声调
“山谷体”的内涵
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成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句法奇矫,音节拗健,想象奇特不凡,且有一股兀傲之气。如果以唐诗为参照标准,那么“山谷体”的生新程度是最高的,它最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与此同时,也具有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等缺点。
晚年诗返璞归真
晚年黄诗逐步克服了已有缺点,求新求变的精神仍有所体现,但已渐渐达到了炉火纯青、行迹尽泯的境界,平淡质朴,精光内敛。由此可见,黄庭坚的创作道路是以平淡之美为终极目标的
陈师道的诗歌
江西诗派的形成
黄庭坚的诗论及其影响
诗歌理论主张
主张诗歌要有所寄托,要批判现实
认同“文以载道”的观点,但更加强调诗歌应抒写性情,应以道德修养为根本
反对讪谤怒骂
诗歌艺术主张
主张循序渐进
首先,多读前人的作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力求熟练地掌握炼字、造句、谋篇等写作技巧
力求打破技巧的束缚而进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并争取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
诗论内蕴
既包括诗歌艺术的入门指南
也包括通向艺术极境的深刻启示
其诗论能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主要原因
才能平庸的诗人在其指导下功夫学习,也能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才能较高的诗人可以从中汲取自成一家的精神
杜甫典范地位的确立
沿着道德判断和美学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最终汇聚到杜甫身上
苏轼提出了著名的尊杜观点
集大成说
一饭未曾忘君
点铁成金:窘境中的策略
点铁成金说,摆脱窘境的对策
回避唐诗,一意求新。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诗歌语言方面
对前代诗歌的语言艺术作积极的借鉴,从而推陈出新
黄庭坚对当时的青年诗人具有多方面的典范作用
其诗歌成就卓越,且鲜明地体现了宋代诗坛的美学风范
作诗的方式是字斟句酌,法度井然,便于别人模仿
其诗论是循序渐进的,并大张旗鼓地倡导以杜甫为诗家宗祖,还诗人们设计了摆脱窘境的策略,使后学者有具体的门径可入
江西宗派的形成
以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黄庭坚及诗派中的二谢等11人是江西人。所谓“宗派”,原是禅宗的名词,可能因当时禅宗流行 ,黄、陈等人都习禅甚深,所以吕本中借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诗派。
宋末方回提出的的“一祖三宗”之说
把杜甫看作江西诗派之祖
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成为诗派之“宗”
江西诗派的演变
黄、陈去世后,诗坛的空气趋于凝固,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回响。
靖康事变与江西诗派的演变
金兵的铁马胡茄彻底打破了诗人们宁静的书斋生活,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吕本中“活法”说
所谓“活法”,是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其中并没有特定的风格论内容。
陈与义与曾几的诗歌
爱国的主题
陈与义学社
曾几的活泼诗风
陈、曾与江西诗派的关系
宋初文学
宋初的古文和复古思潮
王禹偁的古文
从儒家的政治思想,关心国家和人民命运
不满于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
他的古文,言之有物,清丽疏朗,在宋初文坛上独树一帜。骈散结合。
柳开、穆修等人的复古思想
宋初在文学理论上鲜明提出复古主张的,首推柳开
主张把道统与文统一为一;
把文看做是明道的工具,反对文体华丽
但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略文采,加上柳开为人粗犷,文章写得艰涩难读,因此应者寥寥。
宋初白体诗人和王禹偁
宋初的馆阁唱和之风和白体诗风的流行
“白体”诗人是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等人。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显然,这种风格仅仅是模仿了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王禹偁诗中的新气息
王禹偁更加重视白居易的讽喻诗,相当自觉地学习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写了许多反应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
更可贵的是,将对他人的同情与自己的身世之感结合在一起,情真意切,思想境界远胜于当时诗坛上常见的无病呻吟之作。
晚年以杜甫为典范,对杜诗艺术境界的借鉴导致了对浅俗平易的白体诗风的超越。
从整体上看,王禹偁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已经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
宋初的晚唐体诗人群体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岛、姚合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名之为“晚唐体”
专学贾岛、姚合的九僧诗
晚唐体诗人中最恪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九僧作诗,继承了贾姚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
林逋等隐逸诗人
晚唐体的另外一个诗人群体是林逋等隐逸之士。这一群诗人的作风稍异于九僧。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诗歌所表现的内容也更丰富一些。
身份独异的寇准
寇准与其余两派晚唐诗人群体均有来往,所以成了晚唐体的盟主。喜写山林之思,含思凄婉,整体格调近于林逋诗,
西昆体的盛宴
白体和晚唐体是两个松散的诗人群体,其诗风并没有主宰整个诗坛。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是西昆体。
《西昆酬唱集》的成书
杨亿将馆阁文士集中在一起编书时,所作诗唱酬的唱酬之作,变成一集。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将这本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其作者是一个关系相当密切的诗人群体。
西昆体的艺术特征
西昆集中的诗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艺术特征: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饬、典丽。
专门模仿李商隐诗的艺术外貌,而缺乏李诗蕴涵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所以少于神采。
西昆体诗人整体上缺乏创新精神,没有自成一家的气概,虽风行一时,而终难自立。
西昆体的衰微的原因
诗歌体裁范围狭窄,缺乏时代气息;
诗歌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
尽管西昆体的成就高于白体和晚唐体,但它们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延续。这种摸索过程事实上为后来的诗文革新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是宋诗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李清照与南渡词风的新变
李清照词的别开生面
李清照的成就
在理论上确立了词体的独特地位
“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
所谓“别是一家”,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着独特的要求,它不仅像诗那样要平仄,而且还要“协律”“可歌”。否则词就失去了自身的文体特征
词只有保持自身独立的文体特征,才能不被诗替代,在文学之林中占有独立的地位
苏轼是从诗词同源的渊源论角度提高词的地位;李清照则是从词的本体论出发,确立了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
在创作上生动展现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和情感经历
对丈夫的钟情
轻盈妙丽的望夫词
沉重哀伤的生死恋歌
对自然景物的热爱,以及对禽鸟花草的眷顾
语言独具特色
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别开生面,精妙清亮,风韵天然
用最平常最简练的生活化语言精准地表现复杂微妙的心理和多变的情感流程
语言清新素雅,很适合表现淡雅清疏的审美境界
评价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
她以女性的身份,真挚大胆地表达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丰富生动地书写自我的情感世界,比“男子作闺音”更为真切自然
改变了男子一统文坛的传统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生不幸死亦不幸的朱淑真
主要表现没有爱情的婚姻所引发的忧愁嗟叹、孤独寂寞
一个孤立无援地与不幸婚姻抗争的才女心灵深处的呐喊和呻吟
朱敦儒词的自传性质
青年的放浪形骸
中年的漂泊忧愤
晚年的逍遥自在
爱国与政治斗争
张元干等词人的现实情怀
张元干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叶梦得词的压抑感
陈与义词的漂泊感与怀旧情结
李纲和岳飞等英雄词人的呐喊
李纲的咏史词和“南宋四名臣”词
岳飞的英雄之词
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
他们是在烽火连天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势时他们具有完全不同于苏轼、黄庭坚的创作环境。而且自小就感受到诗坛风气的转变,所以更富独创精神,最终以全新的艺术风貌取代了江西诗派在诗坛的主流地位。
中兴四大诗人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陆游
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
入蜀前后诗风的变化
诗家三味
指的是陆游在地处抗金前线的南郑收到紧张、豪宕的军营生活的激发,领悟到应该改变早年专以“藻绘”为工的诗风,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只有这种风格才与陆游的炙热感情、狂放性格最相适应
与吕本中、曾几的师承
影响其爱国情操
对“活法”说深信不疑
可是陆游的艺术个性和才力却不是江西诗派所能牢笼的,很快就超越了曾、吕的成就,并以明朗瑰丽的语言、奔放磊落的情调而与江西诗风分道扬镳
对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的推尊
转益多师的态度使陆游从前代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也使陆游的题材和风格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
陆游诗歌的特点与成就
最主要的是抗敌复国主题和日常生活情景的吟咏
抗敌复国
民族矛盾是当时的热点问题
日常生活情景的吟咏
闲情逸趣
爱情诗
平易晓畅中的恢宏雄放之气
七言诗的高度成就
其中七律尤以对仗工整而著称
陆游的影响
陆游在南宋诗坛的地位
在主题倾向和艺术风格上深刻启迪了江湖诗派的戴复古等人
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更使陆游爱国精神深入人心
陆游对后代诗人的影响
每当国势倾危时,陆游往往成为鼓舞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精神力量
其山水景物和书斋生活的诗篇,描写细腻生动、语言清新优美,受明、清诗人的喜爱
杨万里和范成大
杨万里
杨万里主要的诗兴是在自然风景和日常生活的情趣上面。他的诗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富于情趣。
所咏的都是十分平常的景物或人生经历,但读者却给人以新鲜感,因为其语言的活泼和联想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自然和人生有着独特的感受
诚斋体
风格特征:活泼自然,饶有谐趣
要素
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程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使笔下万物无不具有直觉和情感
作诗想象奇特,但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或奇崛的结构,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致的章法,近于口语
范成大
价值最高的诗
使金纪行诗
描写沦陷区山河破碎的景象。南宋诗人描写中原的诗大多通过想象,范成大却亲临其境。感触格外深刻,描写格外真切,在当时的爱国主题诗中独树一帜。
田园诗
范成大创造性地把田园风光和农事合在一起,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应农村生活的诗
范成大诗的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委婉
辛弃疾(胸襟气魄)和南宋中期词人的拓展
辛弃疾的创作道路
辛弃疾词的内容博大精深,风格雄深雅健,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为“苏辛”。此期间并非辛派独霸天下,史达祖、高冠国等人另成一派,形成两峰对峙的局面
英雄的才情将略与“归正人”的苦闷怨愤
从金邦脱身回归南宋的士民叫做“归正人”
“刚拙自信”的气质个性和“三仕三已”的人生经历
抒写人生行藏的创作主张和追求雄豪壮大的审美理想
他实现了自我的创作主张,空前绝后地把自我一生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和精神个性完整第表现在词作中
辛词的艺术世界
独一无二的英雄形象
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
多姿多彩的乡村图景
辛词的艺术成就
转换为军事意象群,男子气概的激扬
以文为词和用经用史
以文为词,既是方法的革新,又是语言的变革
多样的风格:刚柔并济和亦庄亦谐
张孝祥、陆游等辛派词人
辛派词人是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而从东坡到稼轩,其桥梁则是张孝祥
学苏而自成一家的张孝祥
是辛派词人的先驱者,风格骏发踔厉,自成一家;艺术境界也别开生面,在词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有众家之长而未能造其极的陆游
因陈旧的观念,陆游对作词心存鄙视
陆游词主要是抒发他壮志未酬的幽愤,其词境的特点是将理想化成梦境而与现实的悲凉构成强烈的对比
“以词为文”的张亮
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和纵横开阖的议论性构成了陈亮词最突出的特点
为江湖游士传神写照的刘过
第一次展现了南宋中后期特殊的文士群体(江湖游士)的精神风度、生活命运和复杂心态
姜夔、吴文英及南宋后期词人的深化
别立一宗的姜夔(才情天赋)
耿介清高的江湖雅士
恋情的雅化和语言的刚化
雅化
过滤省略掉缠绵温馨的爱恋细节,只表现离别后的苦恋相思,并用一种独特的冷色调来处理炙热的柔情,从而将恋情雅化
刚化
秉承周彦邦练字酌句的创作态度,借鉴江西诗派清劲瘦硬的语言特色来改造原来的语言基调
别有寄托的咏物词
常常将自我的人生失意和对国事的感慨与咏物融为一体,写得空灵蕴藉,寄托遥深
幽冷悲凉的词境与虚处传神的手法
因词制曲的自度曲(音节谐婉)和韵味隽永的小序
姜夔彻底凡俗为雅,下字运意,都力求醇雅
姜夔的羽翼史达祖和高观国
争奇求异的吴文英
非仕非隐的人生
艺术思维方式:通过奇特的艺术想象和联想,创造出亦梦亦幻的艺术境界
章法结构:突变性,不受理性和逻辑次序的约束,且缺乏必要的过渡与照应,情思脉络隐约闪烁而又无迹可求
语言:生新求异
语言的搭配、字句的组合,往往打破正常的语序和逻辑惯例,和其章法结构一样,完全凭主观的心理感受随意组合
语言具有强烈的色彩感、装饰性和象征性
语言风格:密丽深幽
字面华丽,意象密集,含意曲折
南宋的古文和四六
南宋的政论文
南宋初期:以上书坚决要求抗敌为主要内容;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措辞尖锐,气势凌厉
南宋中叶: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见解深刻,笔锋犀利,一针见血
南宋笔记小品
笔记特点:长短不拘,形式灵活
内容:丰富复杂的综合性内容
南宋的留下的笔记集有近百种,其中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的先驱
南宋理学家的文论
理学家的文论
南宋的理学形成了几个对峙的学派,他们的文学态度不尽同于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开创理学)。南宋理学家的文学修养较高,善于作文,不对文学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
朱熹的文论
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文只是辅助手段
并不认为文和道是毫不相关的,承认了文学的价值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有深刻的影响
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下,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古文的产生
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编选散文集的风气:《宋文鉴》到《文章正宗》
《宋文鉴》专选北宋的文学作品,编者意在补治道,体现了南宋作家对北宋古文传统的重视
《文章正宗》为真德秀所编,完全抹杀文学的审美功能,是趋于极端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其理学思想是为了全面控制文坛而提供的范本。但是最终并没有被作家普遍接受
南宋的理学家大多能文
朱熹、真德秀等人的古文
一方面体现了理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日益加深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理学家对文学的容纳和重视:理学家和文学家在北宋时是势不两立的,在南宋却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有的甚至一身而二任
南宋的四六
王藻和南宋初期的四六
浑厚之气、奔放之风
南宋后期的四六
清靡卑弱之势
由此可见,四六这种文体同样可以反映时代风云。是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体
周邦彦和北宋后期词人的创造
创造力最强盛、影响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各自开辟处不同的创作方向
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行;
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
受苏词影响的黄庭坚和晁补之
黄庭坚雅俗学苏轼,俗词学柳永
强调“以俗为雅”
他承认词是“艳歌小词”
认为词与诗一样是表达“意中事”的言志之体
黄庭坚沿着苏轼开拓的方向沿着两个方向发展
抒情的自我化,即表现自我刚直倔强的个性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使词的题材进一步贴近自我日常生活
晁补之自抒胸臆吟咏隐逸
苏门四学士
晁补之词着重论词艺,开创了词话新体式,推动了词学理论的发展
黄庭坚和晁补之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给苏轼以有力的支持,壮大了苏词的声势,对词的革新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古之伤心人
以小令写恋情的晏几道
生死不渝的苦恋与身世之感的渗入
如梦如幻的境界和语淡情深的风格
当行本色的秦观
作为苏轼最得意的门生,他的诗被人称为“女郎诗”,词中泪水盈盈,情调悲苦,与他的经历和个性气质都有关系。在北宋词坛上,秦观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当行本色的“词手”
伤心人的伤心词
情韵兼胜
情感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韵味隽永,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
采小令之法入慢词,从而达到情韵兼胜的效果
以小令语言含蓄、结构缜密。意境深婉的长处,来弥补慢词创作中存在的结构单一疏散,语言俚俗,过于直露的不足。
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他不像苏轼直接倾吐苦水,而是把深沉的心酸苦闷融注在类型化的离情别恨之中,从而给传统的艳情注入了新的情感内涵
秦观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其词清丽淡雅,卓然一家,和婉醇正,典型地体现出婉约词的艺术特征。
侠骨柔肠的贺铸
贺铸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非常奇特的词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身上和词中都能得到和谐的统一。是宋代词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英雄豪侠的精神个性和悲壮情怀。开创了南宋词人面对社会现实、表现民族忧患的先河。
奇特的个性
豪侠的悲歌
凄婉的柔情
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沿着苏轼抒情自我化的道路,写自我的英雄豪侠气概,开启了辛弃疾豪气词的先河
语言上又承晚唐温庭钧、李清照密丽的语言风格,从而影响到南宋吴文英等人
法度井然的周邦彦
飘零不偶的主题
深切地感受到漂泊流落的心酸,因此羁旅行役之感成为他词作的主要主题
开启门径的咏物词
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意之苦与所咏之物融为一体
如杜甫,创作时精心结撰,追求词作的艺术规范性
周词的法度、规范,主要体现在章法、句法、炼字和音律等方面。因法度井然,让人有门径可依
回环往复的章法结构
主要是从柳永词变化而来。柳词善铺叙,但一般是平铺直叙,为时空序列性结构,失于平板单一少变化
周词的铺叙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过去、未来、现在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
周词的铺叙,还善于增加并变换角度、层次
融化诗句的语言技巧
几乎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但不露痕迹
和谐严密的音律
调美、律严、字工,是周词在音律方面的特点
元代文学
绪论
元代的社会与文学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元代的统治者最大限度地依赖江南汉族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以维持其享受和统治
民族压迫
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国民分为四等级,蒙古最尊,南人最贱。不少作品透露出奋激昂扬的情绪,这正是时代人民反抗精神的反映
文化的融合与沟通
忽必烈任用儒生,以宽容尊礼的态度对待佛教、道教。结果统治得以稳定,在汉族文化的熏陶下,征服者逐渐改变了原来的习气,提高了文化素质
融合
忽必烈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度,力图将两者融合起来。
人口的迁移、交通的发达、民族的杂居,也是导致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
西北游牧民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
在文艺创作方面,杂剧作家们大量吸收少数民族的乐曲,以丰富作品的表现力
都市繁荣,当时的大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
思想活跃
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以确认。朝廷建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但元朝统治集团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至于儒学本身,也分化为不同的流派,思想领域呈现出各种观点和流派争雄斗胜的特色
由于程朱理学影响下降,蔑视礼教反封建理论的举动越来越多,说明了价值观念在变化,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
儒生不幸的遭际
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失去了进仕的机会,再加上儒学影响力的淡化,儒生的地位下降;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情绪,这也是促成杂剧发展的重要因素
叙事文学的兴盛
在元代,叙事性文学成为当时创作的主流
话本小说的兴盛
说话分为四家:小说、说经、讲史、合生。“说经”讲佛禅道理,“合生”属即兴性滑稽伎艺,“小说”讲述脂粉灵怪、传奇公案故事,“讲史”讲述前代历史、兴废征战;后两者均属有情节有人物的叙事文学
话本的作者和艺人已经能运用虚构、提炼等技巧,把复杂的历史画龙点睛地加以叙述;已注意到情节安排以及人物的心理描写,文笔深刻细腻,其成就不可忽视
戏剧的演出和体制
在元代,我国戏剧艺术走向成熟。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其剧本创作的成就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
我国戏剧的起源及形成
先秦歌舞
汉魏百戏
隋唐戏弄
宋代院本
元代戏剧题材
涉及层面异常广阔
许多剧本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封建制度的鄙陋丑恶,歌颂了被迫害者的反抗精神,展示出了元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
戏剧的演出地点
城市:勾栏
农村:戏台、戏楼
此时的戏剧演出已成为商业活动
元代的戏剧分类(杂剧、南戏)
相同点
都包括曲词、宾白、科(介)三个部分
其剧本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戏剧冲突中刻画人物形象
唱词往往就是诗,构成了我国戏剧文学的特色,也说明了我国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互补共生的关系
不同点
杂剧风行于大江南北,一般由四折组成一个剧本;角色可分为末、旦、净三类;在音乐上,一折采取一个宫调不想重复;全剧只能由一人主唱
南戏流行于东南沿海;剧本由若干个“出”组成,数量不作规定;曲词的宫调不作规定;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均可演唱
唱腔上有明显的区别:杂剧的曲调是由北方民间歌曲、少数民族的乐曲和中原传统的曲调结合而成;南戏曲调由东南沿海的民间音乐与中原传统的音乐结合而成
南北方言差异
戏剧活动
北方戏剧圈
以大都为中心,包括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流行杂剧
多以水浒传、公案故事、历史传说为题材
多给人以激昂、明快的感受
南方戏剧圈
南戏产生于浙江永嘉一代,又被成为“永嘉杂剧”
以杭州为中心,包括东南地区;既流行南戏,也演出杂剧,呈现两种剧种相互映辉的局面
较多剧作注重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伦理等社会问题,注重个人情怀的宣泄
在政治气候的推动下,杂剧已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影响下,南方也为“正声”所吸引;在音乐上,“南北合套”的出现是两大剧种互取精华的明证
元代的抒情文学
出现了新样式:散曲
散曲之为“散”
是相对于整套剧曲而言;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
在语言方面,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音节散漫化的状态;
在艺术表现方面,比近体诗和词更多地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
曲意活泼明朗与穷形尽相
元诗的风貌
若以诗和词两种体裁比较,元诗的成就,大于元词的成就
不少诗人生活优裕,身居高位。忧愤之思没有了,便追求技巧
通俗文学追求新奇热闹的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诗人,导致诗风的变化
元代文学的审美情趣
“自然”与显畅
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情趣的吻合
体现出的自然酣畅的审美观,大异于温柔敦厚,表现出特殊的艺术魅力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说话艺术
说话
本义是口传故事。后来人们以“话”代指口传的“故事”。当时的“说话”,有“四家”之说,所谓说话的家数,大体以故事题材作为划分标准: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后一种与前三类以叙事取胜显然有别
话本
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后世统称为“话本”
小说话本
小说话本的体制
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回头)、正话、结尾构成。其中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
小说话本的题材
爱情故事
公案故事
讲史话本
平话
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平话”的含义,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称之为“平”,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讲史,只是一种概称。讲论“古今”才是讲史的全貌。
《五代史平话》
《五代史平话》,分梁唐晋汉周五个部分,断代编述。以《资治通鉴》为主要依据,吸收新、旧《五代史》的某些内容并捏合一些民间传说,各部分大体以编年为经,以事件为纬;纵观颇合史书框架,细读却饶有说书情趣
整部《五代史平话》规模较大,在讲述兴衰的同时,大体贯穿着儒家的正统史观
说经话本
说经
其原意是演说佛书
“诗化”
有诗有话,话是主体,诗是辅助手段
《大唐三藏取径诗话》
诸宫调
孔三传首创
所谓诸宫调,又称“话儿”或“话本”,是相对于限用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其中唱的部分连用多种宫调,其间插入一定的说白,与唱词配合,叙述有人物、情节的长篇故事小说
《刘知远诸宫调》
《天宝遗事诸宫调》
《西厢记诸宫调》
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
源于并超越《会真记》,以及《商调蝶恋花词》
男女主人公形象的重新塑造
以“四不”(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干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改造了《会真记》中“非礼不可入”的张生形象,塑造为敢爱敢恨,感于承当对恋人的责任和义务
先是唯恐“辱累先考”压抑着对张生的情感;经过内心激烈冲突,终于觉得“报德难以从礼”而做出大胆的越轨行为
发挥了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的特点,达到了叙事与抒情的结合
关汉卿
关汉卿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旨趣
关汉卿的生平
认同儒家仁政学说
俗不脱雅、雅不离俗的创作风貌
《单刀会》与《西蜀梦》
呼唤英豪
英豪被害
谁救天下苍生
《救风尘》与关汉卿的喜剧创作
下层民众奋起自救
英豪就在自己人中间
弱小女性的智慧和胆略
机趣横生的喜剧性误会
《窦娥冤》与关汉卿的悲剧创作
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
灾祸连连的生存空间
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
喷薄而出的满腔怒火
人间正义的最终胜利
关汉卿杂剧的剧场性和语言艺术
其杂剧创作具有鲜明的剧场性,是适合演出的场上之曲
尽快“入戏”。以洗练的笔触交代戏剧情境与人物关系,从而引起观众看戏的兴趣
注意处理戏剧冲突的节奏,注意场面的冷热调剂,张驰交替
善于设置悬念。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解决悬念的方式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本色当行的戏剧语言
正是“曲尽人情,字字本色”,人物唱词在抒情中蕴含着鲜明的动作性,切合特定的戏剧情境
对语言有着敏锐和精细的辨析能力,注意到在不同环境中同一个人的语气、措辞,会随情势心态的变化而变化
关汉卿的贡献
关汉卿剧所表现出的纯熟的语言艺术,是杂剧作为代言体的叙事文学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汉卿立足于戏剧语言性格化,又博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语言素材,融注于作品之中,形成一个真切自然、色彩斑斓的杂剧语言世界。这也是关汉卿对元代剧坛的一个突出贡献。
王实甫的《西厢记》
《西厢记》的作者及其莺莺故事的创新
作词章风韵美
体制的创新
《西厢记》有5本20折,不同于元人杂剧的四折一个完整的故事,像是由几个杂剧连接起来演出一个故事的连台本
突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通例,整折戏由末与旦轮番主唱
题旨的改造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
相互制约的两组矛盾
老夫人与其余三人的矛盾,即封建势力和礼教叛逆者的矛盾
三个年轻人之间性格的矛盾
这两组矛盾形成一主一辅两条线索,相互制约,起伏交错,推动情节的发展
冲突第一次激化
张生计退贼兵,本来答应婚事的老夫人突然赖婚。封建势力与青年一代的矛盾激化
矛盾的转移
转移到青年一代的内部,从另一角度,表现封建礼教和反抗力量斗争的深化
泰山压顶和四两拨千斤
老夫人的泰山压顶之势,被红娘以四两拨千斤的方法消解,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力量外强中干的本质而宛然一笑
第五本
种种悬念需要解决,于是出现第五本;最后老夫人不再赖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西厢记》的人物塑造、语言艺术和社会影响
主动追求爱情的莺莺
张生“志诚种”跳墙行为的不同处理方式
子主题
子主题
子主题
红娘的形象发展过程
《会真记》的红娘无足轻重
《西厢记诸宫调》的红娘成了崔张结合不可缺少的助力
《西厢记》的红娘是出于对老夫人不守“信义”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对爱情追求的认同
语言艺术特色
文采与本色相生、藻艳与白描兼备,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是《西厢记》语言的一大特色
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
焚毁与模仿
证明了《西厢记》的影响巨大
其他杂剧作家:白朴和马致远
白朴和《梧桐雨》
白朴的生平
深沉的沧桑之感和失落之哀
梧桐夜雨的意蕴
白居易《长恨歌》有“秋雨梧桐叶落树”一句;金元时期,李隆基与梧桐的细节;名画《明皇击梧桐图》
《梧桐雨》的戏剧冲突生动跌宕,笔墨酣畅优美,而构筑的意境则深沉含蓄。浓重的抒情性和醇厚的诗味,使这部历史剧成为元代文坛的一树奇花
《墙头马上》
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赞歌
女主人公维护人格尊严,表现出坚毅倔强的个性
泼辣的个性和喜剧性场面
《墙头马上》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内容大致相同,但思想倾向与原诗迥异。它描绘女子大胆追求爱情,勇敢挑战封建家长,歌颂婚姻自由
《墙头马上》的艺术风格和《梧桐雨》明显不同。《梧桐雨》以深沉的意境见长,《墙头马上》则以紧凑、生动的情节安排取胜
马致远和《汉宫秋》
“曲状元”
马致远既是名士,又从事杂剧、散曲创作
汉元帝“不自由”
抒写出一个空有尊贵名分却又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内心的悲凉和哀伤
历史与现实的关联
马致远选择了汉室收到凌辱的历史题材,不能不说寄寓着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和《陈抟高卧》
全真教盛行
全真教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性命双修,提倡“去恶复善”“自食其力”,这一类说教对于仕途失意、焦躁彷徨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抚慰作用
《黄粱梦》
作者采用梦境叙事的方式,使神仙道化的题材转化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寓言故事,高度概括了官场的腐败,以及涉足其中的知识分子本性的“迷失”,发人深省
这种虚中有实的写法,冲淡了题材本身的“神道”色彩,使之具有冷眼观世变的意义
《陈抟高卧》
表现出陈抟在抛却名利之后闲逸的心境和融入大自然的舒畅情怀
避祸意识
陈抟既有用世之意,又有避祸之心。在避祸这一点上,与《黄粱梦》是相通的
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大都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大都。原是金朝的首都,称中都
庞大的市民阶级及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为杂剧艺术之花的盛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
大都作家群的形成:以关汉卿为领袖
纪君祥与《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主要依据《史记》敷演而成,但情节上作了较多改动。
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剧作。剧本最后以锄奸报仇结局,鲜明地表达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
剧中人物性格的完成是在剧情的展示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加以凸显的
是我国最早流入国外的古典戏剧之一
杨显之与《潇湘雨》
杨显之是一位熟悉勾栏生活、与下层艺人关系紧密的作家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简称《潇湘雨》,是一部以男子负心为题材的作品。以犀利的笔触,将一个趋炎附势、人格卑下的五行文人的丑恶灵魂,无情地揭露了出来
以描写人物心理见长
结局作者却让崔通在未受惩罚的情况下,与翠莺重归于好,显得极其勉强,反映了作者无法找到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的历史局限,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全剧的悲剧性
石子章与《竹坞听琴》
《竹坞听琴》写道姑郑彩莺与书生秦翛然的爱情故事,基本冲突是道家清规戒律与郑彩莺对世俗生活和人间情爱追求的对立。
运用较多“独白”来充分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是此剧的一大特色
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的正常感情和正常生活要求的肯定,使得此剧成为洋溢着人性光辉的世俗情歌
王仲文与《救孝子烈母不认尸》
题旨
歌颂贤德刚烈的母亲李氏:让亲儿子去从军,让丈夫亡妾的次子留在家中
赞颂清官王翛然的清廉公正
此剧对元代军户生活的较具体的描写,颇具历史价值
此剧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描述冤狱过程中,对元代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吏治腐败现象的揭露,与《窦娥冤》有异曲同工之妙
河北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真定及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李文蔚与《燕青博鱼》
剧本对权豪势要横行无法的揭露和梁山英雄抗暴除害反抗精神的歌颂,与《水浒传》一脉相通
尚仲贤与《柳毅传书》
明显带有说唱文学向戏曲过渡的痕迹
戴善甫与《风光好》
讽刺了陶谷假道学的面目,力图揭示在他身上人性的力量与道学要求的对立,灵与肉的搏斗,让人性力量的轻易取胜来凸显道学的虚伪和不堪一击,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学的特色
郑廷玉与《看钱奴》
借周、贾二人的荣枯转换,宣扬贫富天定,因果报应的思想,消极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又有着明显的积极因素
山东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东平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环境、丰厚的民间演剧传统
水浒戏创作的中心
康进之与《李逵负荆》
多角度展示了李逵的性格与丰富的内心世界,血肉饱满,气足神完,极富感染力
另一特色是喜剧手法的成功运用
高文秀与《双献功》
以浓彩重墨突出刻画了李逵性格中细心机敏的一面,给人别开生面的感觉
粗莽与精细和谐统一地出现在李逵的身上
李好古与《张生煮海》
反映的是人间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
此剧清隽优雅,但关目情节稍嫌冗杂;剧末落入了神仙道化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此剧的思想意义
武汉臣与《老生儿》
是一部社会伦理剧,让人们通过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看到了真实的一面,极具认识价值
把人物内心活动,表现得细腻真实,生动传神
山西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平阳显要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石君宝与《秋胡戏妻》《曲江池》
《秋胡戏妻》源于刘向《列女传》,把一个自尊自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劳动妇女形象深刻地刻画了出来;曲词本色泼辣,与人物思想性格十分吻合
《曲江池》演妓女李亚仙和书生郑元和的爱情故事;最后以父子相认的方式结束,弱化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
李潜夫与《灰栏记》
是一部公案剧。对元代吏治的腐败、恃强凌弱、欺诈浇薄的社会风气以及下层妇女苦难生活均有反映,有一定现实意义
巧用灰栏计,使故事不落俗套,剧情也悬念丛生,波澜起伏,有很强的戏剧性
吴昌龄与《西天取经》
吴昌龄为后世所推崇主要是由于他是元代写西游记最多的作家
从《西天取经》我们得以窥见《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前取经故事在民间流行的情况
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杂剧的南移与衰落
杂剧的南移
以杭州为中心的创作圈
杂剧的衰落
体制的局限
郑光祖
《倩女离魂》
《玉粲登楼》
《?梅香》
乔吉与宫天挺
《两世姻缘》
才子佳人题材
《范张鸡黍》
隐逸情调
金仁杰 杨梓 秦简夫
《追韩信》
《敬德不伏老》
《东堂老》
南戏的兴起与《琵琶记》
南戏的形成与发展
南戏的形成与体制
早期南戏作品
《张协状元》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
时代的变迁与主题的变换
悲剧意蕴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蔡伯喈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
赵五娘与礼教制度下的女性生活
双线结构
流传与影响
四大南戏及其他
《荆钗记》
《白兔记》
《拜月亭记》
《杀狗记》
元代散曲
散曲的兴起及其体制风格
散曲的兴起
散曲的体制
散曲的文体风格和审美取向
元前期散曲创作
书会才人作家
平民及胥史作家
达官显宦作家
元后期散曲创作
散曲文体的日趋成熟完善
哀婉蕴藉的感伤情调成为创作主流
追求形式美的倾向
张可久、乔吉
张养浩、睢景臣、刘时中
元代诗文
元代诗文概括
元代诗文对唐宋诗文的沿革
理学思想对元代诗文的影响
元代前期的诗歌
“月泉吟社”为代表的诗社集咏
方回、戴表元等由宋入元的诗人
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
理学家刘因的诗歌
元代中期的诗歌
“雅正”的文学思潮
始倡“元音”的赵孟眺、袁桷
“元诗四大家”
元代后期的诗歌
元末诗歌的写实倾向
杨维桢的“铁崖体”
萨都刺等少数民族诗人
记言文之祖:《商书·盘庚》,殷代作品
四书五经(儒家经典)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