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

这是一篇关于《经典常谈》的思维导图，包括：一、经典常谈之“小学”；二、经典常谈之经部；三、经典常谈之史部；四、经典常谈之子部；五、经典常谈之集部。

《经典常谈》

一、经典常谈之“小学”

经典的重要就不用赘述了，要读懂这些经典书籍，特别是经、子，就得得懂“小学”，也就是文字学，代表书籍就是《说文解字》，因此它也是经典的一部分，需要作为基础来阅读。

先生从仓颉造字说起，相传仓颉有四只眼睛，间地上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动造成了文字。可是这一说法也经历了很多的更迭，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爱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有了这些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才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的一统局面。

东汉和帝时，许慎作的这一部《说文解字》，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他讲历史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都搜罗这部书里，所以足足有九千字。这部书的作用是要帮助人们通读古书，它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中国的汉字，从造字和用字的角度来讲，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分别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从书法角度讲，秦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有了隶书，到了汉初有了草书，晋朝有了行书，宋代形成楷书。现在通用的是楷书，同时为了便利的缘故，行书、草书也同时流行。

二、经典常谈之经部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朱自清先生分别挑选了其中较为重要且适宜入门的几部做了介绍。比如，经部是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所形成。朱自清先生挑选的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

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八卦及阴阳五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其中蕴含的道理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在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之中让这些道理支配着。讲五行的经典，是《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也有说是上天所赐的。与八卦相伴而生的是占卜，古时候的人们看见数字整齐而有变化，认为是神奇而有魔力的东西，比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在太极八卦中，一横来表示阳，两横表示阴，分别配出八个卦，名称分别是乾、兑、离、震、艮、坎、巽、坤，八卦之间两两组合就成了六十四卦，简而言之，八卦的基本原理是靠了数目来判断吉凶的。而《周易》这部书，就是把那时候人们占卜的卦辞按着一定的顺序编辑起来的。后来，儒家为《周易》卦辞做了种种新解释，加入了君子父子的儒家典型思想，于是《周易》便成为了儒家第一经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哲学体系。可以说，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而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内容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其主要思想是“鬼治主义”，就是遇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天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在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书法沿革等历史原因，在西汉时期流传着《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两个版本，也造就了西汉《尚书》“古今之争”这一经学大史迹。之后一番战乱《古文尚书》便失传了，但三国时期出了一位孔安国又伪造了一部《古文尚书》，冒名顶替一千年直到清初才被人们彻底识破。

《诗经》是在五经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部。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后来有了文字，人们便将歌谣记录下来，形成最初的诗。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失传，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形成了《诗经》。到了儒家这里，孔子用“思无邪”一句话概括“诗三百”，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成为儒家五经之一，主要作教化之用。而教化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六义”上，所谓的风、雅、颂、赋、比、兴。

《周礼》、《仪礼》、《礼记》三礼的根本是“礼治”，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的野心，他们认为礼为治乱的根本。那什么叫做礼治呢？儒家说每个人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定出森严的等级制度、长幼次序，是所谓“天地君亲师”等，这便是礼治主义。由此引申出一切日常生活都有了一套程序和规矩。甚至王道不外乎人情，礼也是王道的一部分。此外，从来礼乐并称，但其实乐附属于礼，是用来补助仪文的不足的，因为乐的可以让人平心静气，互相和爱，有改善人心、移风易俗的功用。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是因为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而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相传是孔子修订的《鲁春秋》。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是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二是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国家，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其中四书分别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旧时科举私塾里，学生入学，便是从四书读起的。《大学》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循序渐进地阐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奋斗理念；《论语》是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语的，传达了“君子”、“仁”、“忠恕”等可以终身应用的学问；《孟子》是孟子及弟子共同编定的，说“仁”兼说“义”，提出要养“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三、经典常谈之史部

史部收录了15个大类的史书，朱自清先生挑选了《战国策》、《史记》、《汉书》三部。

《战国策》的缘起于战国时代，朱自清先生用通俗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春秋末年列国纷争的盛况。最后形成了齐、楚、秦、燕、赵、魏、韩等“战国七雄”相互之间战乱不断硝烟弥漫的局面。为了避免战争，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手段便显得十分重要，游说之士便应运而生，也叫策士。根据对最强大的秦国的态度不同，策士们形成了“合纵”、“连横”两个派别，代表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苏秦、张仪，都以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而著称。用编者刘向的话来讲，《战国策》就是记录了战国时代“高才秀士”们“奇策异智”的一部重要古史。

说起《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是因为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可称为正史的源头；二是因为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史记》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列传，但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实称得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是一本记录汉朝各项大事的断代史，起于汉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记录范围更为广大，涉及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包罗万象。虽然两部书内容不同，但其博大精深和精彩绝伦确实相通的，并称为良史也绝不是偶然。

四、经典常谈之子部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等14个大类的著作，朱自清先生概括为诸子。诸子百家思想的产生也在《战国策》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有志之士们对于局势提出了种种的主张，并且开始开门授徒，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各“思以其道易天下”。

第一个开门授徒的便是孔子了，提倡“有教无类”，他学说是“正名主义”，定下了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孔子之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分别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主张施“仁政”、“王政”，即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注重圣王的威权，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

与儒士产生于上层社会不同的是，产生于下层社会的便是武士，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便是其中之一。不但是打仗的专家，还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与穷兵黩武的普通武士不同，墨家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助弱小国家做防卫工作，这就是他们的“非攻”主义；天下的祸端都起源于相互争斗，人们应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这就是他们的“兼爱”主义。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部分有知识的人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老子留下一部《道德经》得以流传千年，他认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叫做“常”的公律，其核心是物极必反，所以具体应用就是排除一切制度，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自然就是“道”；庄子则更进一步，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荀学、老学为基础，从实际政治出发，创立了一家之言，就是将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的趋势加以理论化，以至于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以驺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学说出自于古代方士，研究五行之德：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

到了战国末期，人们感受到了统一思想的重要性，秦相吕不韦便做了第一个尝试同统一的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以道家为基调，将诸子书统一了起来。到了汉武帝时期，接着社会大统的东风，董仲舒成功地实现了全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新局面。

五、经典常谈之集部

集部收录楚辞、词曲等5个大类物的著作，朱自清先生选取了辞赋、诗、文三个部分。

辞赋其实专指辞，后称为赋，浑言称辞赋，统统起源于《楚辞》，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屈原的《离骚》。朱自清先生称屈原为缠绵悱恻的忠臣、清白不染的节士，永生在我们的敬意尤其是我们的同情里。《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时候所作。他感念怀王的信任，却恨他糊涂，让一群小人蒙蔽着，播弄着。他高唱着“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走投无路，满腔委屈，千头万绪，无人可诉，只能告诉自己的一支笔，“离骚”就是“别愁” 或“遭忧”的意思。他用了许多神话和动植物的譬喻，委曲地表达了他对于怀王的忠爱，对于贤人君子的向往 ，对于群小的深恶痛疾。

到了汉代，出现了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一大批模仿《离骚》的文人，汉人称这些作品为“辞”，一并纳入了《楚辞》一书。荀子的《赋篇》是最早称“赋”，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这两体的合一，朱自清先生推断也许是在贾谊手里。因为汉武帝好辞赋，所以繁荣一时，发展到唐初，称为“俳体”的赋；后来宋代不再注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赋便称为“文体”的赋。总体来看，赋虽然有韵，但更像是文而不算是诗。

我们都知道诗的顶峰在唐朝，其实在唐以前，诗也经历了很长的演化过程。汉文帝设计了乐府这个机构，专门采集古时的歌谣和乐谱，后来乐谱渐渐失传只留下歌词，便形成了乐府诗。这些诗以叙事为主，多写社会故事和风俗，是五言诗的源头。到了建安年间，出了曹植这个大诗人，但真正奠定了五言诗基础的，则是魏代的阮籍，他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诗。晋代的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渐渐千篇一律，但正是这种影响下，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另个大诗人。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

到了李、杜这两座高峰自是不必细说，大家都耳熟能详。李白因触犯杨贵妃而不能得志，纵情山水间，人称“天上谪仙人”；朱自清认为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李白用诗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诗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也因此而影响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宋诗有了散文化的倾向，到了苏轼最为明显，他将禅学大量放进诗里，开了一个新境界。

现存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也就是一种官文书。后来到了春秋的时候，外交的言语也称为“辞”，孔子说辞的要义在“达”，也就说说明白。到了战国，又说之风大盛，辩士们的说辞可谓天花乱坠，可以成为议论文。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春秋左氏传》是写事的丰碑，《史记》是写人的丰碑。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汉、魏之际，排偶更甚。

真正开了文体宗派的，是唐代韩愈。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他的标准是“气”，就是然的语气，并且有意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语言中去。成为了新体的“古文”、宋代所成的“散文”的创立者。之后经过欧阳修与苏轼的发扬，古文成了正宗。唐代的发展出的新文体“传奇”，到了宋代有了“话本”，也就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演化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直到《红楼梦》成为了白话小说集大成者。

从明代开始用八股文取士一直到清末，可谓盛极一时。可是因“古文不宜说理”，总是一大大家曾国藩也没能补救这一缺陷，八股文逐渐没落。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但也未能长久。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胡适之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搭上中国现代化的马车，一直驶近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