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13~14篇》

真爱一个人，如爱自己的孩子，不能溺爱，太溺爱反而会害了他；要使他“劳”，这个劳并不一定使他去劳动，还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艰难；其次，不管是部下还是朋友，即使对自己很忠实，但不要仅仅喜欢他的忠实，还要教育他、培养他

书籍简介

作者：是孔圣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圣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圣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圣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早在春秋后期孔圣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圣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圣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

第13章 子路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从政的道理，孔圣告诉他两个观念：一个是“先”，一个是“劳”，所谓“先”，就是在“为政”的原则上作领导人，一切要为人之先，如宋儒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有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先”的观念，即从《论语》这里来的；中国政治哲学解释“先”字，多半用老圣的话“外其身而后身存”，为政作主管的，尤其是作战带兵的，都是这样：自己站在前面，有艰难困苦与辛劳，我领先担负了；利益方面也是先让人家，自己不要，这是“外其身”，而实际上最后的成功还是自己，这是领导的“先之”的道理

“劳之”，也是处事领导的原则；左丘明的《国语》一书中，有一篇敬姜论劳逸，叙述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对儿子的一番教训，政治思想非常高；她说人必须要接受劳苦的磨练：“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一个人环境好，什么都安逸，就非常容易堕落，甚至是整个民族、国家也是如此；所谓“忧患兴邦”，艰难困苦中的民族，往往是站得起来的，所以古代许多懂得为政的人，都善于运用“劳之”的原则，使得官吏、百姓没有机会耽于逸乐

孔圣说了这两点，子路请益，要求老师多告诉他一点；孔圣又说了一个“无倦”，想要做一个政治上成功的领导人的确是很苦的，如果恪守这种原则，即使是看公文这件工作，也令人觉得很苦，因为真正负起责任来，往往就没有私生活，难免会感到厌倦；在前面也说到过，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故事，可以说周朝的政权，存亡绝续之际，维持八百年之久，可归功于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而且将我国文化集中整理的也是由周公开始的；当时周公的身份、地位，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不够形容；实际上，他与武王是亲兄弟，是成王的叔叔，可是他对人如此的谦虚，如此的负责任，如此的勤劳而无倦，这种修养实在难得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出去做鲁国权臣季家的管事，来问从政的原则；孔圣就告诉他在行政上领导政治的道理：“先有司”，有司是职务代称，也就是管事的，孔圣说，首先重视每个人的职权，要制度化；在古代专制政治的时代，尤其在春秋战国的时期，一个领导人，一个帝王，本身就是法制，尽管中国过去也是讲法治的精神，但在君主专治体制下，往往有“言出法随”的情形，他的话就是法律，他要怎样做就是法令；所以孔圣告诉他先要把权责分清楚，制度建立起来

其次，领导人对人要“赦小过”；谁都难免有错误，尤其当领导人，要能原谅人；一个领导人，不单是主管，还要兼作老师，所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领导人同时是老师，同时是父兄，对部属小小的错误，马马虎虎让他过去，充其量喊到房间里告诫他；在历史上看到的名臣，遇到部下犯了错误，当众不说，召到房间里，关起门来责备一顿；出了房门当主管的自己背了过，宣称是自己的错，不关那个部属的事；古代许多大臣都有这种器度，不是用手段，而是一种厚道的修养，这是爱人

第三，要能够“举贤才”，就是提拔有才能的人；仲弓又提出来问，他说有那么多部下，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人才？人才的选拔不易，在历史上经常看到有人“拔于稠人之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人才，当他没有机会表现的时候，只能默默无闻而因此埋没终生，可当他有表现机会的时候，就在稠人之中——在很多人之中把他提拔起来，给他机会；孔圣说，你可以就你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去选，如果你并不知道，那就是他没有表现的机会，只好等待别人去发掘了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有一天问道，看卫灵公的样子，非常重视老师，假使他希望你出来从政，有意把政权交给你，“子将奚先？”老师你看为政之道，第一步是什么？第一个重点先开始做什么？孔圣说，假定有这个事，第一件事是正名；子路说：“有是哉？”这是非常怀疑的口气，意思是说，正名有这样重要吗？并且说，老师，人家说你是个迂夫子，你真是迂啊！名正不正有什么关系呢

孔圣说，如果要谈为政，先要把文化思想的路线作正确的领导；子路一听，认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东西，这个何必管它呢？孔圣说，你这个家伙，真是野蛮；一个真有学问的君子，对一件事情不了解，不要乱下断语；懂就是懂，不懂就不要勉强说懂，就要告诉别人我不懂，这才是君子的风度与修养；“盖阙如也”，宁可保留这个缺陷，也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论；在理论上讲不过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会成功的；“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没有文化的政权，就没有文化的社会，那么立法的制度就建立不好，法治没有良好的基础，那老百姓就无所适从了，所以领导的重点，还是思想的领导、文化的领导；如一个政治领导人在路上丢一个香烟头，看上去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但你丢一个，别人也会跟着丢一个，可能将导致人人都会丢一个，到最后这可能都会对国家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孔圣讲的，名不正，思想就不纯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就会使得老百姓也不知哪个思想是对的

所以孔圣的结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这个“名”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内涵；同时由此可见，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而且我们真正的传统思想在理论上，在逻辑上绝对站得住，不是空洞的理论，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反观现在思想的风气，都是讲“应用”的思想，不是基本的哲学思想，因此人心愈乱，民风日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有一次向孔圣请教农业的技术问题，稻子要怎样种得好；孔圣说，那你不要问我，不如去问有种田经验的老农；樊迟又问如何种菜种花；孔圣说，这些事你问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点，不如去问老经验的种菜、种花的人；樊迟退出去了以后，孔圣就对学生们说，樊迟这个小子，竟来问我这些农业技术问题；其实我只教你们作人做事的大原则，并没有教种菜的技术，如果身居上位，作一个领导人，本身好礼、诚敬，下面就自然敬业乐群了

他说上面的人处处好礼，讲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诚敬严肃，成为风气了；上面的人如处处爱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那么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响，当然人人都服从你

“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讲了的话兑现，还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么下面对你没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人心归向，贤才聚集，百姓感戴，携家带眷，前来依附，还怕没有人来替你种田吗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圣说，学识修养的基本，要先读诗，并不是要政治家成为一个诗人，而是从春秋战国时代以上的文化思想，到孔圣删诗书、定礼乐的时代，可以说是包括了一切知识的通才之学，所谓虫鱼鸟兽的名称，以及人情风土的知识，由诗的内涵中都可以了解；培养一个政治人才，必须先使他有充分学识，成为通才，样样都会，而读诗读得好，学识渊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所以读诗以后，要授之以政，给予经验了

如果所学与行政配合不起来，不能得心应手，不能通情达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于四方，各处去多经验、多历练；这就和后来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一样，经验不够，就使于四方，到处去增加人生的经历，然后再回来考察他，如果处理事情还是不能专精、深入，那么再培养、训练也没有用；由此可见人的才具与学识，不一定能够完全配合得起来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圣讲到为政的道理，始终认为个人的修养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一种制度，到底还是人为的；领导人本身端正（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就是一个良好政治的开端，用不着严厉的法令，社会风气自然会随着转化而归于端正；如果本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别人是不会服从的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圣他生长在鲁国，也继承了鲁国的文化，而鲁国文化又是保存了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风遗政的精神；后来孔圣多半在卫国，在卫国住得比较久；由卫国回来以后，才正式从事著作，删诗书，定礼乐；他认为卫国的文化、政治，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还能始终保存着周代封建当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孔子这句话是感叹，也是赞美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古代的公子是世袭的，大体上都由长子继承，除非这个家族犯了罪，否则是代代相传下去的；孔圣在卫国看到一个世家公子名字叫荆，这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包括他的思想观念和修养，都很值得推重；譬如在修缮房屋这件事上来说，刚刚开始有一点可住时，他便说，将就可以住了，，没有很高的要求！后来又扩大一点，修好一点，他就说，已经相当完备了，比以前好多了，不必再奢求了！后来又扩充一点，他又说，够了！够了！太好了

一个世家公子能够修养到“知足常乐”，只求温饱，实在是很难得的，像这样修养的人，如果从政，就不会受外界环境的诱惑了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有一次孔圣又到卫国去，他的学生冉有跟着去服务，到了卫国一看，政治很清明，社会进步，国家繁荣；于是孔圣说，好呀！好繁荣呀！冉有就问，像这样繁荣了，再进一步该怎样做？孔圣说，使社会繁荣，是为政的原则；繁荣了还不算，还要使国民经济基础稳固，人人富有；冉有又问，社会繁荣了，国民收入也提高了，那么再进一步又该做甚么呢？孔圣说，那就是文化与教育了；仅是繁荣了，如不加上文化教育，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民族，会堕落、沉沦的，这是很严重的；由此可知，繁荣、富有、文化教育，是政治发展的三阶段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这是孔圣平常的感叹，感叹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行；孔圣在这里说，假定真正有人相信我，“期月而已可也”，期月就足够了；如果照我的政治理想去做，三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有大成果，可以变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古代中国政治，为王道的道德政治；后来讲事功，是来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王道政治的代表是周朝；经过好几百年，祖孙几代人的努力，才使得文化风气得以养成，所以周朝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会那么久远，乃至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渊源，这就是所谓“善人为邦百年”；这种不以事功取胜，以道德为先，才可胜残止杀，化解人们彼此斗争、仇恨、残杀的心理，但是一个社会、国家，要达到这个程度，必须要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熏陶，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形成的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对于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圣在这里，再作一个原则性的定论；他说要实行王道的仁政，亲眼看见成功是很难做得到的，必须要加以时间的培养，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会基础，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后才能“世而后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这是中国政治思想重点所在，也是孔圣所说“政者正也”的引伸；中国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责备贤者”的惯用语，这是为了说明孔圣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为了时代的衰颓，社会风气的败坏，尽他对于历史的责任；他并不苛责一般人，因一般人大都是盲从的，听命的；他责备的是领导者，当权者，或者有道德学问且负这种责任的贤者，倘使这些人搞错了方向，会导致历史的重大罪过，因此《春秋》以中正责备贤者；

《论语》中这里的观念也是如此，解释为政的道理在于先求自正，后来曾子《大学》的正心诚意等一系列思想，也是孔圣这一观念的引伸、演绎；到了唐代，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心经》（儒家的心经）、《政经》等书，就是强调这个重心给帝王和领导者看的，所以唐代以后，用《大学》、《中庸》的正心诚意思想，作为领导人必然的修养，也是根据孔圣这里的思想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假如本身公正去从政，这当然是好的；“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样，那怎么可以辅正别人呢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孔圣学生冉有，当时在鲁国的权臣季家做事，职位很重要；在鲁国的历史上，季家当时很糟糕，想争夺政权，不臣的迹象都显露出来了；在上论《八佾篇》中就曾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孔圣曾找冉有，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救季家，纠正他的思想；冉有说不能，可是冉有还在季家做事，有一天冉有退朝后，见到了孔圣

孔圣问他为什么今天回来这么迟？冉有告诉孔圣，因为有政务须要商量；孔圣说，我清楚得很，看起来好像是国家的大事，虽然我没有参加，不过就好像亲自听见一样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子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话吗？”孔圣答道：“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于这样的话；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难，这不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圣回答说：“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这样的话；有人说过：‘我做君主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所高兴的只在于我所说的话没有人敢于违抗’，如果说得对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好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亡国吗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春秋时，人口少，土地辽阔，很需要老百姓，所以孔圣说，能够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了；对领导人来说，跟随的人不愿离开；在外面的人都想回来；别处的人都想来投效，这就成功了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长，他来见孔圣问政，孔圣告诉他做地方官的为政大原则；这就是前面提到过“善人为邦百年”，要有远大的眼光，不要急功好利，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要顾全大局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圣说，我这个社会里，老百姓的思想、性格都很直爽，不狡诈，如一个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的儿子会挺身而出，作证人；孔圣答复说，我们那边社会的情形，与你们这里就这不同了；如果儿子做错事，父亲为了亲情，会为儿子隐瞒一点；父亲做错了事，儿子也会替父亲隐瞒一番，也许你看来这样不够诚实，不够直爽，可是所谓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

这就是中国后世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意思；假如讲法治的道理，父亲偷了东西，儿子告密，并没有错，在法律的观点上看，是合理的行为，而从人情上看，作心理研究，这一对父子之间，早就有问题存在了；人与人之间，不要说是父子，即使朋友之间，也不免有这一点感情，如果人没有这点感情，而认为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孔圣的整体思想都在谈仁，究竟对“仁”下的定义是什么？《里仁》全篇讲仁，那都是讲仁的用，仁的行为；《颜渊》那一篇，孔圣讲到仁，他下一个定义“克己复礼”为仁，这是仁的体；颜渊再问方法，孔圣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修养到仁的方法

从《论语》上所看到的孔圣思想，都是讲仁的用，如勉强抓住其中那一点，就认为是仁的全体，就等于“众盲摸象，各执一端”；仁在孔圣的思想中代表了很多，包括从形而上的本体，到形而下万事万物的用，都可归到仁

这里樊迟问仁，孔圣讲的是对个人修养的仁，他说自己平常的言行，恭敬而诚恳，做事尽心负责任，对长官、朋友、部下，对任何人无有不尽心的；恭、敬、忠，这三个要点具备了的人，即使到了毫无文化的野蛮地区，也是了不起的，这是仁的用，他希望学生们在内圣外王的修养，都能做到这个点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称得上‘士’呢？”孔圣说：“能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使不辜负君主的委托，这就可以称作‘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士’是什么样的？”孔圣说：“宗族的人称赞他孝顺，乡里的人称赞他友爱”；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士’是什么样的？”孔圣说：“说话一定要诚信，做事一定要坚定果断，这虽是耿直固执的小人，但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那些执政的人怎么样？”孔圣说：那些都是为了领几斗米，拿点薪水的人，不必谈了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上面讲了人才的分类，人格的看法，这里就引用孔圣的评语，中行的人，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调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孔圣认为这种人才还是太少，不易得到；其次孔圣欣赏两种人，就是狂、狷之士，这种人往往是中流砥柱的人；就对交朋友而言，平常无所谓，到了真有困难时，能来帮忙的朋友，不是狂之士，就是狷之士；如何是狂？如何是狷？以前解说过，不必再重复了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古代认为巫事虽是很浅薄的事，可是如果没有恒心，照样学不会；孔圣在这里引用南方人这个观念来说“善夫！”认为这话非常对，因为任何人做事的时候，如果没有决心，没有恒心，是做不成的；接着孔圣引用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是《易经》上恒卦九三爻辞，卜卦用的；意思是说做事情，修德行，如没有恒心，做做停停，终归没有结果，这虽然是卜卦用的话，但真正懂了有恒的道理，用来处事，就不必去求神问卜，这和后来荀子解说的：“善于易者不卜”是同一意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识，且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不移的；小人就不一样了，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到了利害关头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到了意见冲突时，总认为自己是对的，这样自然就同而不和了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圣，假如有人，乡党社会中的人都说他好，都欢喜他，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圣说，不能绝对认可他就是好人；子贡又说，假如大家都说他坏，又怎么样？孔圣说，也不可以随便附和，认为他是坏人；不要仅仅依靠乡党中的好人喜欢他，乡党中的坏人讨厌他，来断定他的好坏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生说，君子之人，与他共事，容易得很，因为君子人多半爱人，多半平易近人，比任何人好相处，但是要想做些什么事讨好他，就很难了；君子对部下能够做到，信任、体谅、因才起用，能舍掉部下的缺点，用他的长处，这就是“使人也，器之”；而对于小人就很难共事了，但是如果能摸到他的心理，稍稍迎合一下，就能讨好他，就能使他高兴了；可是小人用人的时候，要求完备，样样要好，这样对于部下而言就很难做，毕竟人无完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这又是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君子之人很舒泰，这个泰字，包括了很多意义：如度量宽宏，胸襟开阔，光明爽朗等；君子虽然很舒泰，但态度绝不骄傲；而小人既骄傲，又自卑，心就像猫爪的一样，心境自然就不能不泰然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这一句话，包括一个人的三种个性；刚，很刚强，换句话说有脾气，而且是很明显的有脾气，不对就是不对，绝不愿放在肚子里不响，教他做不合理的事情，他绝不干；毅，是果敢，有决断；木讷，是看起来好象笨笨的，但很厚道、朴实；这三个因素都能具备的人是很难得的，近于仁道的人物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这里也来问，怎样才算一个士，孔圣在这里回答子贡的，又有所不同了；孔圣他说一个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总是对人笑咪咪，不是假笑，是内心愉快，这就是士；对朋友切切偲偲，很亲切，有感情，在朋友有困难时，伸出援手；在兄弟之间，非常愉快，不是冤家，真如骨肉，这样就是士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开头说：“世而后仁”，然后又说“善人为邦百年”才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文化的基础；如周公、孔圣，都是在身死百年之后才慢慢弘扬出他们的文化思想，然后才影响了后世几千年；至于军备武功，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善人来领导，只要七年之间，就可以保家卫国了；“即戎”，把军事上的国防建设做好，可以用兵应敌，但要有上面的重点——善人，善人并不只是做做好事，而是包括了道德、学问、才能；这样的人领导军队七年，就可以富国强兵了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开这篇第一段，是子路问政，而现在把这句话放在《子路》这篇的最后作结论更妙，因为子路的个性比较冲动，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孔圣曾训过子路，“暴虎冯河”，只晓得用武力、用军事，偏向于武功，而不懂得为政之道；可是在这里的结论，却主张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国防，不能忘记军事，如果不教人民军事的知识和技能，不巩固自己国防上的战备，等于自己要把国家丢掉，是不可以的；孔圣在许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大赞成用武力解决问题，但对于国防的战备，时时刻刻要有准备战斗的精神，但不轻易用兵

第14章 宪问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原宪这个人，是孔圣学生中，所谓“七十二贤”里很有名的人物；在上论中谈到过，他曾替孔圣管过总务方面的事情；孔圣死了以后，他退隐于山泽布衣之间；后来子贡非常想念他，有一天排场很大去探望他，而原宪却穿了一件破旧衣服，子贡见他这个样子，就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而原宪说，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我没有病，只不过穷而已；他这番道理，无形中也骂了子贡，等于说当年在老师那里学习，老师教我们该如何做事作人，我们今天对这个时代、国家、天下没有贡献，有什么资格摆这么大的排场

“谷”的意思是代表当时的俸禄；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事情；孔圣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用不着了，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可以让别人去做了，如果仍旧恋栈，占住那个位置，光拿俸禄，无所建树，就是可耻的；其次，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而站在位置上，对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也是可耻的；孔圣的重心就是告诉世人，一个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社会、国家要有贡献，不管在安定的时代，或变乱的时代，如果没有贡献，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就是可耻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伐在古书里经常代表自负、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意思；原宪说，一个人能够克服自满，做到没有骄傲，非常谦虚；也无怨恨，不怨天，不尤人；而且没有大的欲望，不作过分的希求，清心、寡欲，这是不是仁的境界呢？孔圣还不承认这是仁的境界，他说这是难得的，至于是不是仁的境界，那就不知道了；由此可知孔圣所称的仁，是中国文化所标榜的仁的道体，就像道家、佛家所谓“得道”那样，不可知、不可测，是非常高，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圣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还不够成为一个士；这句话放在《宪问》这一其中，可以说原宪在孔圣死后，不管功名富贵，而退隐于下层社会，绝不简单，他一定替下层社会，替人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做了很多大众福利的事情，而原宪之所以甘心放弃功名富贵，可以说受孔圣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他硬是要责备子贡“学道而不能行之，病也！”指则他没有做到老师所教的那样，反而摆那么大的排场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这个“危”字就是正的意思。“孙”字古代与“逊”字通用，逊者退也，就是谦退的意思；孔圣说，社会、国家上了轨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国家社会乱的时候，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在这里是教人为臣之道，做干部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作人的基本原则；天下太平，国家社会都上了轨道的时代，要行为端正，正言正行，但当处在动乱的社会中，第一个原则：行为要端正，如当公务员，不贪污，不犯法，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可是在言语上，就要少发牢骚，不要得罪人，因为乱世里没有章法，可能就因为一句话没说好，就惹祸上身了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这又是孔圣对于才德的分类；他认为真正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一定要有文字著作，或者有名言留给后世，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人，都有德又有言；但是有些著作的人，文章写的很好，理论上讲修养、讲道德，也说得蛮像样的，却不一定有很好的修养德行；一个仁者一定有大勇，这个勇并不是会打架的好勇斗狠；而一个勇者，不一定有仁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请教孔圣说，后羿凭他射箭技术和武勇，成为了有穷国君，而最后却不得好死，被他的臣子寒浞杀掉了；奡又是寒浞的儿子，力气很大，可以把在江海里航行的船，一手抓起来在陆上拖着走，后来也不得好死，为少康所诛；南容说这两个人，一个射箭技术那么好，一个力气那么大，而后来都不得好死

他又举出禹王、后稷的例子：后稷是唐尧的农师，对于我国农业社会的建立，他的功劳最大；南容说禹和后稷，没有羿、奡那么大的雄心和本事，自己规规矩矩去种田，很平凡老实的人，最后都得到了天下；禹是自己得天下，后谡是他的子孙得了周朝天下

南容举出两种人，一种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最终还是没有好的结果；而另一种人则是殷殷实实地做好分内的工作，却能得到天下；这两种人到底哪一种对？他只提了这个问题；孔圣听了以后，并没有答复他，因为南容的见解非常高明，这个问题不须要答复，所以他一退出去了，孔圣就告诉其他同学，这个人思想这样正确纯正，真是难得的君子，难得的有德之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圣说，一个君子不仁，是有的；但是一个小人能仁，这种事是不会有的；孔孟的思想，都是“春秋责备贤者”的作风，孔圣所要求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在古代教育不普及，知识分子少，一个君子当然要仁慈，但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有时不仁也是难免的事；至于小人当然是没有仁慈的心，如果有了仁心，就不是小人了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真爱一个人，如爱自己的孩子，不能溺爱，太溺爱反而会害了他；要使他“劳”，这个劳并不一定使他去劳动，还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艰难；其次，不管是部下还是朋友，即使对自己很忠实，但不要仅仅喜欢他的忠实，还要教育他、培养他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孔圣说，郑国的诰命颁布出来，非常慎重，先由裨谌起草，然后由世叔来讨论、检查、研究；（“行人”是指外交官名，“子羽是指人名）再由外交官子羽来修改，最后还要经过首相子产，在文采辞藻方面，加以润色；这是孔圣告诫从政的学生，一个从政的人，尤其是在重大政治问题的决定上，不能草率，不要疏忽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孔圣，郑国的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圣答复他，子产是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子产当政的时候，对于社会贡献很大，对国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又问楚国的子西怎样？子西是楚国的宰相，为政并不高明，而孔圣只是说“他，他啊！”就没有再说什么了；这就是孔圣的厚道与修养，如果换成一般人的话，肯定会说子西政治才能一般；

又问管仲怎样？管仲他在当政的时候，能够把齐国另一大夫伯氏，连着的好田三百，收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穷困，只有清菜淡饭可吃，但一直到死，没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所以孔圣说他能够称为一个人；管仲将别人的财产拿过来，别人因此终身穷困，而对他毫无怨恨，反而认为处理得很公平，如果一个当政的人能做到这样，的确是很了不起，历史上没有几人能做到这样；所以孔圣对他连连赞叹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贫穷困苦时，没有心生抱怨，这是很难做到的；富贵时，没有心生傲慢，没有骄傲自满，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到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孔圣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赵、魏大国中的大老——顾问，则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学问、道德，担任这个职务很合适；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作大夫，要他在实际政务上从政，当部长，或院长，那就不行，会当不好；就如有些人，平常看他，学问好，见解也好，写的文章、建议、办法都对，可是让他去从事实际行政工作，就做不好；而有些人，要他从事实际行政工作，执行任务，会办得很好，可是要让他做顾问，就做不好；所以就如老圣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清别人很难，但认清自己更难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这里孔圣所说的“成人”，也可以解释为全人，也可以说是人世间的全才；子路问怎样才是全才；孔圣说，要求一个全才太难：第一个是智慧，像臧武仲，这位鲁国的大夫，智慧高，知识渊博；其次要像孟公绰的清心寡欲，什么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洁；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养，还是不够，还要有勇，如卞庄子，卞庄刺虎，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决心、决断，须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还不够，还要有冉求之艺，文学艺术的境界；孔圣说了如此等等，还是用了一个可以为成人矣的“亦”字，由此可知他认为能做到这些，也并没有完全到达理想中“成人”的那个程度

但是孔圣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对子路说，时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这个观念拿来作标准；现在只要做到“见利思义”，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义就是宜——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见危授命”，既然身为负责人，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临危时，接受任命，为达成任务，宁可牺牲自己，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平时所说出的话，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何等环境的考验，纵然过了很久很久，都能做到言行一致，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这几点，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谥号，是卫国的大夫；公明贾也是卫国人

孔圣问公明贾说，听说先生（指公叔文子）他不随便说话，不轻易笑，也不贪取钱财，这是真的吗？公明贾就说，别人把他讲得太过了；先生他到该说的时候才说，因此别人不讨厌他说话；感到快乐的时候才笑，因此别人不讨厌他笑；合于道义的钱财他才取，因此别人不讨厌他取；孔圣听了他的解释说：“是吗？真的吗？”是表示怀疑口气；因为这个人是否徒有虚名，很难断定，不过在历史上还是有点问题的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鲁国的大夫，犯了罪后，自己逃了出去，可是他不肯放下权力，在防区上整兵振武，向鲁君要求，封他的儿孙永远作这个地方的首长，他以这样的方式，取得这个位置；孔子说，他这样做，表面上虽然说是提出退让的要求，但是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挟来取得富贵功名的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后，就是霸业的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上虽然拥护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还是听他们的摆布，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霸业；如果以中国历史文化来分王道与霸业，则春秋战国以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并不能称为王道，统统都是霸道；而三代以上，以道德维系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权术取得而讲事功的则是霸道，所以在春秋战国五霸的阶段，仁义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变成口号了

但在五霸中比较起来，也有好坏，孔圣说晋文公谲而不正，他对晋文公的为人，不以为然；谲就是用诡道、手段；孔圣为什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因为晋文公家庭遭遇变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级部下，智囊团之一的舅父，断定他一定能复国：“重耳（晋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备知之矣”因为他吃尽流亡的痛苦，深深了解人心的险恶，所以便懂得如何运用权术；而齐桓公就不是这样，比较正直而不诡诈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老师说齐桓公好，但是我想起一件事；齐桓公和公子纠，是兄弟也是政敌；管仲没有得志的时候，原来是帮助公子纠的，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名召忽，当时公子纠死了，召忽也拼命作战，为公子纠而死，但管仲并没有殉职；这样说来，管仲的人格还是有问题

孔圣说，春秋时代开始的时候，齐桓公虽然是霸主，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权的威信重新整顿，九次召集了诸侯开联合会议，安定了国家社会，从来没有用武力威胁人，固然霸业是权术，可是他权术的最高原则还是道德，致使周朝的历史能够再延续下去；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已经很好了，这也是仁义之道了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拿个人的人格来看管仲，可以说他是不仁不义；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本来追随公子纠的，照理也应该殉死，他却不能以死尽忠，后来反而更进一步，投降齐桓公，居然贪富贵作宰相，就更不对了；孔圣说，政治道德、人生道德，很难评论得公平中肯；管仲投降了齐桓公以后，帮助齐桓公在诸侯中称霸，把当时那么乱的社会辅正过来，对历史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贡献太大了；虽然管仲已经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处，今天社会能够安定，各个诸侯的国家能够安定，都是他们的功德所赐，假使当时没有管仲，那我们即已变成野蛮民族了

孔圣告诉子贡，管仲对历史的贡献有如此的大，没有管仲，我们的文化都可能灭绝了；这种情形，又怎么是普通男女，认为他怎么不为公子纠而死的观念可比呢？公子纠对管仲并不好，不听管仲的意见，如听管仲的意见，就不会有齐桓公；公子纠不以管仲为国士，管仲也不必要为公子纠殉死，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来责备管仲了；普通人一碰到失败就自杀，毫无价值，好像倒在污水沟里，这样一死了之，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不轻易为公子纠而死，以致后来有这么大的贡献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撰，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谥号；春秋战国时代，依照中国的封建制度，平民很难上来做官，在这种制度下，公叔文子的部下撰由公叔文子的提拔，从平民而提升保荐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孔子说，公叔文子真够得上称“文”；中国古代谥法称“文”是很难的，根据《谥法》解的记载，称文的有下面几种：一、经天纬地，二、道德博闻，三、勤学好问，四、慈惠爱民，五、愍民惠礼，六、赐民爵位等六种；如明代的王文成，清代的曾文正，就是这个“文”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季康子说，卫国的这位领导人既然这么坏，怎么卫国不会亡国？孔圣说，卫灵公尽管不好，但他会用人，他的部下大多都是了不起的人才；卫灵公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叔圉治宾客，尤其是在国际动荡的时候，外交很重要，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还有祝鮀治宗庙，在宗法社会宗庙也是政治的中心，以现在制度来说，包括了教育、文化、内政，都属于宗庙的事，上论曾经提到，所谓“祝鮀之佞”是指这个人很会说话，是一个理论家、政论家；另外又有王孙贾主持国防、军事；一个国家外交、内政、文教、国防有这样三个人才主持，卫国怎么会亡？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孔圣说，大言不惭很容易，关键是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也是在告诉世人说话、做事时要谨言慎行，要能说到做到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这一段是孔圣在鲁国的时候，国际上发生的大事，齐国的部下叛变，杀了齐国的国君，这个叛变的人叫陈成子；孔圣听到这个消息，觉得非常严重，像是参与国家大典一样，洗了澡，穿上礼服去朝见鲁哀公；他说齐国的内政发生了叛变，陈恒杀了他的国君，我们鲁国要出兵去讨伐叛逆

这就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国际间，碰到任何一个国家出了事，出兵帮忙，替别人消灭了祸乱，然后还是把政权交还给该国；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军事思想，有时出兵打仗，只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利益

孔圣请哀公出兵讨伐陈恒，就是为了正义；而且孔圣这个时候，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经下了台，可以不管国事，但是他为了要实行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去报告，请求鲁哀公出兵，但是当时鲁哀公所有的权力，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里，哀公不能说孔圣的主张不对，帮助邻国平乱是应该的，可是没有办法，就要孔圣去和季氏三家讲；孔圣说，因为我总是从大夫之后，是国家有地位的人，职责所在，道义所在，不能不向你报告；鲁哀公听完了还是要他去告诉季家，于是孔圣退回来，告诉季家三兄弟，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认为不要管这个闲事；孔圣说，因为我是鲁国的人，所以我不能不说，将来不要说我没有讲过这个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也向国君报告过，我的个人责任、国家责任、历史责任都尽到了，做不做是你们的事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这里的“事”字是动词，和服侍、侍候的侍同义；子路问作一个国君的高级干部，应该怎么才对；孔圣说，既然作人家的干部，就要绝对忠心，不可欺骗上司，不欺他就要说直话，但说直话也很难，所谓“忠言逆耳”，可是要对领导人尽其忠，不妨冒犯他一下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所谓“上达”，以现在思想的习惯而言，就是比较形而上的、升华的；所谓“下达”，就是比较现实的、卑下的；君子与小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在孔圣的言论中，经常作为一个对比提出来，因为真正研究学问，真正搞思想是少数人的事。有许多人尽管在读书，但并不一定在研究学问，而只是在求知识；尽管有人在搞思想，但并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不是研究哲学的问题；研究思想怎么来的，牵涉到形而上哲学的问题；形而上可以说是上达；形而下、现实的、浅近的就是下达；其次“上达”，也可以解释为有高明的远见；“下达”，便是比较浅近，只重于现实的低视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孔圣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成就自身的学问和修养而学习；现在的学者是为了给人看，意在博取名利而已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是卫国有名的贤大夫，孔圣到卫国时，就住在蘧伯玉的家里，孔圣和许多弟子的生活，都是蘧伯玉供应的；孔圣回到鲁国以后，蘧伯玉派了一个私人代表来看孔圣，孔圣就陪这位远道来客，坐在一起谈话；孔圣问他，蘧先生在家里做些什么事？这位使者就说，我们蘧先生天天在家作修养的学问，希望自己做到每天少些错误（这就是儒家讲究的每天都要自己反省，在《论语》第一篇就提到过“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对自己的思想、行为，加以检点，能够做到少错寡过，就是了不起）但是他感觉还做不到，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被人问到长官的事时，替自己主管应对得那么谦虚，那么得体，所以等到他离开以后，孔圣就立刻告诉他一些学生，这个人够得上当代表，够得上当大使，他替派他出来的主管所答的话，谦虚而不失体，非常恰当；换句话说，从这次谈话中，是能看出这个使臣本身的修养和学问也是很高的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是很重要的，《泰伯第八》提到过，这里又重复出现，一个干部，对于臣道的修养，乃至学者自己本身的修养，都要守住这个原则：不在那个位置，不轻易谈那个位置上的事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这句话是上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注解；曾子说，君子的思虑，从来不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君子感到羞耻的是言而无信，说到而做不到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有一天孔圣感叹说，学问修养合于君子的标准，有三个必要条件，而这三件我一件都没有做到；第一是“仁者不忧”，仁者的修养可以超越物质环境的拘绊，而达于“乐天知命”的不忧境界；第二是“智者不惑”，真正有高度智慧，没有迷惑怀疑之处，上自宇宙问题，下至个人问题，都了然于心；第三是“勇者不惧”，只要公义之所在，心胸昭然坦荡，人生就不会感到恐惧；孔圣表示自己的学问修养，还没有做到君子的境界，可是子贡说，这三点老师都做到了，我们要这样学习才对，他只是自我谦虚，不肯自我标榜而已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方人”是指个性直，喜欢评论别人的不足，如对某人说“方一方他”，就是不妨得罪他一下；有时候说某人个性太直，也说某人是方人，子贡就是这样，所以孔圣说，子贡啊！“贤乎哉？”你要求别人，不要过于高了，不要希望别人都是贤人啊！假如是我，就没这个工夫去批评别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这两句话，在上论第一篇的最后结论已说过；虽然最后一句文字不同，但是同样的意思；这里是说，一个人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有真本事，没有真学问，没有真才能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不逆诈”就是不揭穿有些人的欺诈；当然，这也要用得好，如果用得不好，就可能会犯很大的罪过，很容易成为“姑息养奸”了，这也不可以的，如有的人是真的有困难，不得不骗一点钱，不抢不偷，已经算是好的，明知道骗，不妨给他骗一次，不过要设法感化他，这是“不逆诈”；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扩充到大的方面，但要恰到好处，该揭穿的时候，就要加以教育了；“不亿”就是不随便估计、推测。凭了想象，随便估计推测，认为大概是这样，就犯了主观的毛病，不大好；“不信”就是怀疑；“不亿”、“不信”，等于说不要主观的相信，也不要太客观的不相信；人如果有这样的胸襟、修养，就够得上是有智慧的先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贤达的人了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微生亩是道家人物的隐士；道家与儒家的思想，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做中流砥柱，而在道家看来，中流砥柱抵得了什么？如水库放水，在中间放块石头，能挡得住流水吗？道家绝不走这个路子；道家思想的基本态度，始终是走“因应”的路子——顺应自然；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趋势，挽不回来，所谓“江水东流去不回”，不可能把历史拉回来；道家思想是讲先知，一件事从它的前因，知道它一定的后果，如水库放水时，没有办法把水势挽回，但能事先判断出水流到那一地段，只要轻轻开好一条水沟，就可以把水流疏散了；这就是现在流行道家的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也就是军事谋略，以寡击众的要点

微生亩对孔圣说，你一天到晚凄凄惶惶，忙忙碌碌，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讲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处去讲学、宣传，又有什么用？孔圣答复说，你劝我不要为时代担忧，是很对的；而我之所以一天到晚奔走呼号，那是我的毛病；这是他对隐士们一种谦虚、幽默的态度；真正的心意是，反正你们不出来做事，我出来做事，各走各的路，我为社会国家尽心而已，就算是我的毛病吧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骥是指古代的名马、良马、千里马；他说真正的千里马，并不是说它的气力有多大，而是说它的德性好；中国古代的千里马是了不起的，跑的时候，左右腿交替奔驰，快得像风一样，骑在上面，有如在平稳的水面上行船，一点都没有颠簸的感觉；良马如遇主人坠鞍，它立刻站住，等主人起来，绝不会践踏到主人或拖着主人跑；如果肚带没有系紧，马鞍不完全，就是骑上去了，它也不走，用鞭子打它也不走；这种良马，要有伯乐才能训练得出来；而劣马则会打滚，会擦墙，使骑它的人受伤，甚至送命；这两句话编在这里，等于是答复了微生亩问孔圣的问题；意思是说，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人，是不会乎眼前的荣辱，得失的，只在乎自己应不应该去做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里有人问孔圣“以德报怨，何如？”孔圣的答复，也没有直接反对，只是在逻辑上作一个论辩，他说，别人对我不好，我对别人好；那么别人对我好，我又该怎样报答呢？所以他下面就主张“以直报怨”，以直道而行；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对我好的当然对他好，对我不好的当然不理他，这是孔圣的思想，主张明辨是非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知者，其天乎

孔圣有一天感叹没有人了解他；子贡听见就说：老师何必这样悲观！怎会没人了解你？孔圣说，我这一生，“不怨天、不尤人”；这是孔圣的自我描述，因为孔圣出身穷苦，在艰难困苦环境下，体会到人生哲理，成就智慧的德业，升华上达，超越世俗，对人世间也不要求别人的了解，因为存心自有天知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是鲁国政治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当时鲁国政权在季家三兄弟手中，公伯寮就暗地挑拨是非，在季孙面前，讲孔圣学生子路的坏话，这也就间接的攻讦了孔圣；当时孔圣有一个学生姓子服，名何，字伯，后来谥号景，当时的鲁国大夫；有一天来告诉孔圣，公伯寮在捣乱，到处造谣和老师作对，并且在季孙家说子路的坏话，增加老师的麻烦，今天我在政府中的权力可以左右一切，可以放手去做，这种害群之马，我有力量除掉他；孔圣说，不要那样冲动，不可以这样，我走的是为国家民族、为人类、为天地行正道，能够走得通，是命；倘使这个文化命脉真的要中断了，也是民族、国家、时代的命运；公伯寮这样捣乱，也影响不了什么，又有什么关系

这一段书，第一点是看出孔圣思想、意志的坚定；第二点说明了孔圣的人品道德；在他学生里有这样有权力的人，而且不止一个，但是他始终不运用；他认为这种现实力量，对于文运世风的兴衰，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否决了子服景伯用权力对付公伯寮的建议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贤者辟世”，时代混乱的时候，不与现实发生关系，脱离这现实社会，和隐士一样修道去；再其次是“辟地”，一个地方太混浊，不同意这环境，就离开这个地方；再其次“辟色”，处世的态度上要注意，在乱世动荡的社会中，对人对事，言论思想要端正谨严，对任何人的态度都要和善，能够包容别人，不要有傲慢、鄙薄的态度；再其次“辟言”，不发牢骚；这是孔圣告诉我们的四辟，就是除了学问要好，还要把握住原则以外，还要懂得处世之方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孔圣说到避世的圣人已经有七个了，但这七个人究竟是谁？没有指名明说，可能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一些人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有一天，子路在石门这个地方过夜，早晨起来，有一个晨门问子路，从哪里来的？子路说是从孔先生那儿来的；这个晨门说，就是那个姓孔的孔丘？那个明知道做不到，硬要做的人吗

孔圣为圣人，重心就在这个地方，而孔圣的难学之处也在这里；另如老子、庄子等很多学问高超、修养深邃的人，知道面前这个时代无可挽回，他们就退隐了；后来唐代有位知名的文中子，（本名王通，写《滕王阁序》的王勃，就是他的孙子。）儒、释、道三家的学问都通；在隋炀帝的时候还年轻，有志于天下，但到处碰壁行不通，看到当前的时代不宜施展才学，于是退下来讲学，培养下一代，教化年轻的学生，传播种籽，后来唐太宗的开国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这一班人，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死后，门人尊谥他为“文中子”

子击磬于卫。有荷篑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有一次孔圣敲罄，正好一个挑草器的人，走过孔圣门前；一听到孔子敲出的磬声，他说这里面敲磬的人，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是一个有心人，有心于天下国事，志在济世救人

他讲了这句话，又在那里听，然后说，这个人太固执了，明知道做不到，却硬要去做；“鄙哉！”并不是骂人，而是上面“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思；“斯已而已矣”是说这个时代已经这个样子了，你拉不回来的；“深则厉，浅则揭”这两句话，是出自《诗经·卫风气·雄雉章》，这个荷蒉者在这里引用，意思是说，如果时代可以挽救，那你就应尽力去做；如果时代到了回天乏术的地步，那么最好退隐去韬光养晦，就好比涉水过河，在浅的地方，可以拉起衣服；水深的地方，再怎么拉衣服也还是会弄湿，干脆就这么走过去

这位荷蒉者在门口作这样的言语，被孔圣的学生们听到了，就告诉了老师；孔圣说，真的吗？“末之难矣”孔圣说人生最后的结局实在很难下定论，如现在正在做的事，其结果如何我也没有定论，既然如此，就顺着自己的心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高宗是殷商时代非常贤明的皇帝，名武丁；子张问，高宗在守制中，三年当中没有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孔圣说，你何必问高宗，古人都是这样；“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百官负起责任，处理事情，解决了问题，报告给宰相，不必报告新皇，因为他这时很悲痛，没有心情问事；“不言”也很可能是三年当中，不敢讲到先王的丧事；或是指对某些事不忍再说，这种沉重的心情，大约要持续三年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春秋》责备贤者，就是要求领导的人，主管的人，以仁爱待人，能够好礼，这样下面的人就容易受到感化，就会慢慢的被教育过来了，就容易领导了；孔圣这句话的精神，还是专责在上位的人，所以对于社会上有声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孔圣要求特别严格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人究竟做到怎样，才合乎一个君子的标准？孔圣说，你能以非常严肃、庄重、恭敬的态度，修正自己心里的思想，和外表的行为，就是君子；子路说，只是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圣说还有，你自己的修养做好了，随时能够庄严、恭敬，还要利人、利社会；子路又说，这样就对了吧？孔圣说，这不过是第二步，还要利天下、利百姓，这才是君子；不过孔圣又补充了一句说，如果自己的修养做到了，能再把这种修养，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可以利社会、利国家、利世界、利天下，以安百姓；就是尧舜做起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缺憾，这是很难做到十全十美的，何况我们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是一个人名，根据记载，这个人是孔圣的老朋友；这里就是说原壤在孔圣的旁边，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动作，总之是不太好；孔圣就对他说，你这个家伙，年轻时对兄弟姐妹不好，没有友爱，一生之中，又没有值得称道的事，人生的成果何在？对人生含糊一世，对自己没有交代，年纪活得这么大了毫无作为；说到这里，孔圣就用手杖轻轻敲他的后腿，妙就妙在敲他的后腿，因为是自己的老朋友，没有打他的必要，只是打他人生不踏实，腿跟没有落地，作了一辈子人，只是好比无根的草，与土壤同腐而已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是一个地方团体的名称，童子在这里是指年轻人，“将”是指带来，“命”是指命令，“将命”就是指衔命而来；有人问孔圣，这个年轻人很不错的吧？小小年纪就负了那么大的任务，来传达命令，一定是个能求上进的人吧！孔圣答得很妙，他没有说这个意见不对，而只是说，我只看到他在这个位置上，担任这个职务；同时我也只看到他在那位老前辈的旁边走来走去，是个侍从或助手；而他有没有学问，是不是人才，我不知道，如果认真讲，他并不是一个求上进的人，而是在想尽办法，在找一个出头的机会，并不是想在人生中求学问，职务上求经验的人

孔圣这一段话，和这篇开始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的这句话相呼应；这其中许多观念连起来，就是任何时代中，急于求成的人很多，求急进的人很多，但从历史上来看，其中凡是少年得志的人，其结局大多都不好，所以年轻人还是要多经历一番挫折、一番磨炼、一番努力，这样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