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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蒋廷黻
一、剿夷与抚夷
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
· 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不便（苏伊士运河未开通，需绕道非洲好望角）。
· 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别国来需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
通商制度特别
· 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一口通商制度）
· 夏秋两季是买卖季，可住在广州十三行，买卖完需到澳门去过冬。
· 不得随便出游、不得带军器、“夷妇”也不得进入、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
· 海关自主：官吏所加陋规极其繁重，外国人每次纳税需经过讲价式交涉，很不耐烦
· 不看重法权：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不太高明
洋人的态度
· 一开始虽不满意，但容忍
· 十八世纪末（乾隆末，嘉庆初），态度慢慢变化
· 中国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手里
· 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海外市场对英国国计民生十分重要
· 同时英国战胜法国，全面接管印度，将其作为根据地向亚东发展更为容易
英国两次和平交涉，均以失败告终
· 1792年，Lord Macartney 作为全权特使来华，庆祝乾隆帝80岁大寿，几大目的：
1.希望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驻伦敦，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
2.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
3.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
4.希望中国给他们一个小岛，可供英商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
乾隆帝将其作为一个藩属的贡史看待，要求其行跪拜，双方均不愉快，和平交涉以失败告终
· 十九世纪初年，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第二次派使节来华，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嘉庆帝给予的待遇远不及乾隆，再次外交失败。
英国的鸦片买卖
· 十九世纪以前，中外贸易为中国大幅顺差（外商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只有少数货物，大多是现银）。
· 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上品，于是东印度公司奖励种植，统制运销。
· 乾隆、嘉庆、道光均下令禁止鸦片，但销路仍然增加。
· 林则徐虎门销烟，中英鸦片战争
· 于广州销毁二万零二百八十箱鸦片。
· 要求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作鸦片买卖，英方不答应，双方起冲突。
· 英国政府派Admiral George Elliot率海陆军来华，绕过广州，占领定海，直取大沽口。
· 直隶总督琦善与英方斡旋未果，英方坚持赔款和割香港货加通商口岸，中英于十二月开火。
·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夏天，英军快攻入南京时，清廷知无力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签订《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细则）主要内容：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 赔款2100万两
· 割香港
·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 协定关税
· 治外法权（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法庭的约束）
· 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随后，美国、法国两国遂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签订条约，要求平等待遇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后立即起始维新，而是咸丰年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才有少数人觉醒？（民族丧失二十年光阴）
· 守旧性。几千年根深蒂固的思想，不容易改革
· 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的生命线。实行新政会导致科举出身的先生们的失业，因此它们极力反对
· 中国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少数看事较远较清的人害怕清议指摘而默而不言，e.g. 林则徐）
剿夷派的崩溃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主要为四方面内容：
· 要求加开通商口岸，深入长江，到华北
· 要求派公使驻北京
· 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
· 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入侵，直接原因有二：
· 要求修改条约，但中国当时无外交部，均拒不交涉，只有战争一条路。
· 咸丰六年（1856年），叶名琛派兵等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搜海盗，给了英国人以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叶名琛未处理好，又得罪法国，于是两国联合来算账。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打到大沽口，被迫签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
咸丰九年（1859年），英法代表到大沽，预备进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证书，随军带了海军，被科尔沁亲王曾格林沁炮击，败退。
咸丰九年-十年，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之时，外交示弱于英法，英法两国要求赔偿损失，并修改条约，以此为借口再次进攻大沽炮台，曾格林沁天津失手。
怡亲王载垣作为钦差大臣与英法代表于通州交涉，但英使代表巴夏礼要求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被认为是外夷的狅悖，被载垣逮捕，此举激怒外人，战事又起。
通州决裂，咸丰帝逃往热河，派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看清形势后，毅然承认外人要求，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
咸丰十年（1860年）
奕䜣与文祥开眼看世界，大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这种新精神未出现在鸦片战争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丰末年，令人痛心。
二、洪秀全与曾国藩
旧社会走循环套
民间：人们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也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
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较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高（黄金时代）。
人口增多，荒地减少，每人耕地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百姓只得烧香拜佛，嗟叹命运不好。
士大夫和政府无力救世，只得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土匪一起，小乱变大乱。
历史：
每朝开国君主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较能体恤民间疾苦，内政昌明。
后来慢慢统治阶级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管理贪污因而大大长进。
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官吏也加多，官吏贪污更加厉害，导致人民所受的压榨更加严重。
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的唯一出路，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
嘉庆年间，清朝已经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
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无日无内乱
西洋势力侵略起始，民族遭受双层困难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
带有宗教性质的民间运动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时候也是如此
洪秀全偶然得着耶稣教传教士宣传品，于是信仰上帝，创建上帝会。
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
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但对社会革命甚为消极
提倡男女平等，但他的宫廷充满了妃妾
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类似共产主义思想，但未施行
社会的态度如何？
民间：一般安分守己的国民不分贫富，是守中立的
对满清政府及其官吏绝无好感，官军纪律不好。
太平军纪律好，但是造乱分子，使他们不能过平安日子，且到处破坏庙宇，毁灭偶像，迷信的百姓对其不以为然。
士大夫阶级：积极反对洪秀全宗教革命
洪秀全虽为汉人，且提倡种族革命，然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满人虽是外族，然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
他们觉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极其艰难。
太平军初期缘何如此顺利？
新兴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
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
官军主要有两种：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汉化而逐渐丧失；绿营士兵晌银太低，又为官长剥削，因而自谋生计，只把当兵作为副业，但绿营为统一的国家军队，不是私有武力，因而道光、咸丰以前，地方大吏不敢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
咸丰三年（1853年）攻入南京，定都于此，改名天京，开始建国工作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中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理想人物
治兵：曾国藩利用乡勇，加以组织训练，成为以后著名的湘军，其相较于全国其他乡勇的独到之处在于：
由于官兵战斗力太差，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即民间武力，借以抵抗游民土匪。这种武力由于没有官场化，且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而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
· 特别注重精神教育。曾是孔孟的忠实信徒，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他既是军队主帅，又是士兵导师，因此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
· 互助精神特别浓厚。曾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士兵都是同族货同里的人。
· 曾虽注重为人，但并不忽略作事。饷钱比绿营高一倍，重视军器的制造，罗致技术人才，对于士兵操练也极其认真。
历史上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中，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因而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政教合一）
曾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救了满清，但满清并不能救中国
· 中国旧礼教是他的立场，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
· 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后，必能有相当觉悟（恭亲王奕䜣、文祥，同治中兴）。
· 他认为，清朝的灭亡将会引起长期的内乱，且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环绕的情况下，长期内乱恐将导致亡国，因而一定要维持满清。
洪秀全的失败
其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
· 深居宫中，务求享作皇帝的福，对政事不放在心上
· 最注意的是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
· 其宗教后来演变为疯狂的迷信
· 咸丰六年（1956年），出现内讧
满清起用曾国藩，并在英、法、美得帮助下，于同治三年（1864年）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灭亡。
意义：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在维持满清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
· 一方面，他要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
· 另一方面，他要守旧，即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
革新守旧同时进行，是曾文正公的伟大眼光，是其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守旧而不革新，无法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礼义廉耻无法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革新而不守旧，则是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也无法救国救民，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
三、自强及其失败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京内：恭亲王奕䜣及文祥
从英法联军得到的教训：
· 确切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方法远在我们之上
· 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织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
· 西洋人守信义（《北京条约》签订后，居然依据撤军，交还首都）
由此制定了新的大政方针：
· 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
· 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程度以前，应谨守条约以免战争
京外：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教训
e.g.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提到三层意思：
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 我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才能生存。
· 李鸿章已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因此大声疾呼时人猛醒与努力。
已看清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
· 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因此要改革清朝的科举制度，甚至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
步步向前进：以国防为动机
近代化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
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
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才去驾驶
设立武备学堂，并派遣军官出洋留学
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
设立造船厂、电报局，建设铁路
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
办招商局、经营沿江沿海运输、开煤矿金矿增加收入
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制定一个建设计划，而是一步步摸索前进。
局限性：近代化的国防不仅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必须走到尽头才能生效。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部，但走的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前进遇着阻碍
为何自强运动走的不彻底？
他们自己不要彻底
恭亲王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五大领袖均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旧教育，没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外从未到过外国，因此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
他们对于西洋科学相当尊重，但自身缺乏科学机械常识。
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需学西洋的
时代不允许他们彻底，他们的建设事业遭到了旧制度和旧精神的阻碍
以李鸿章为例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甲午战争，他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他特别重视海军，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也无法进攻高丽，进而侵害中国
办海军的首要困难是经费，中古的财政制度
中央政府没钱，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且各省往往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付，总要延期打折扣。
皇室用钱慢无限制，且公私不分。光绪父亲醇亲王为了让光绪亲政，为西太后重修颐和园，经费巨大，请李鸿章筹备，李鸿章无奈只好把建设海军的钱款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
甲午战争前的7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制度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李鸿章所主持的机关中并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没有良好的制度无法杜绝贪腐，且其本人本就不够廉洁，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款项太多，发财机会大，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坏了。
甲午战争时，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幼稚：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军官作海军总教官；海军总司令是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因而只能误事，不能成事。
以铁路为例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设铁路，然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仍只建了天津附近的一小段，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是破坏风水。
以科学为例
同治五年（1866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人员做学生，但遭到倭仁等守旧派大学士的反对。
以郭嵩焘、曾纪泽为例
曾纪泽，曾国藩次子
清政府派郭嵩焘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努力研究西洋政治、经济、社会，觉得西洋不但轮船枪炮值得学习，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也值得学习，并向李鸿章报告日本留学生学习范围不限于机械，政治、经济的都有，建议扩大留学范围。
引起全国士大夫的谩骂，说其是汉奸，“有二心于英国”，回国后由于时人反对，只得隐居湖南从事写作。
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作驻英法公使，曾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回国时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近代化。
遭到时人反对，找不到机会做事，不久就气死了
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奋斗出来的，甲午之前是在朝的人，甲午之后是在野的知识分子，不是民众，民众的迷信和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是我国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
士大夫轻举妄动
除极少数外，士大夫阶级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
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德意志统一、意大利统一、美国南北战争，统一后随即开始国内大建设和经济大发展，并加入英、法、俄的帝国主义中，因此我国在光绪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之上。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资本主义国家贪图在外国的投资
有政治作用和目的的国际投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
无政治作用和目的的国际投资，就是纯洁的，双方均能受益的
商业的推销：关税与市场的竞争，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
原料的寻求：帝国主义者可能为寻求工业原料而大事侵略
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资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通商来提高人民生活。
士大夫阶级不仅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还多好事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
同治末年（1874年），俄国占领新疆西部，左宗棠帅军准备进攻新疆，军费成了大问题
左主张攻，认为祖宗所留土地，无放弃的道理
李鸿章看法相左，一则自乾隆年间占领新疆后，中国未得到丝毫好处，徒增军费；二则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部沿海，尤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心一意谋我，且相隔较近，动兵容易。因此主张不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国防及腹地各省开发。
倘若腹地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
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关及藩属自然就保存了
左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较为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尚感情、唱高调，因而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建设费，以供左攻新疆。
左运气较好，新疆发生内讧，顺利克服全疆，清廷派崇厚为特使去交涉伊犁退还。崇厚所定的条约虽收付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以及南北疆的交通险要区全部割让，且许了俄国在新疆设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松花江航行权。
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清廷为所动，但实际备战时却发现诸多困难
从伊犁到高丽东北的图们江止，沿中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哪里有这么多军队？左在新疆的部队太疲乏，不愿打仗。
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
清廷派彭玉麟率长江水师对付俄国海军，彭居然想满载桐木油柴实行火攻
李鸿章见书生误国，极为愤慨，但抗战情绪很高，不敢公开讲和，于是请来英国军官戈登做军事顾问，戈登提出，中国如要对俄作战，须做三件事：
· 迁都于西安
· 长期抗战至少十年
· 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中，满清政权一定不能维持
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决心求和。幸而光绪三四年时，俄国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关系也紧张，不愿多事，年轻外交官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回大部分通商权利及土地。
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
越南原为清帝国的属国，属于我们的国防外线，代我守门户的。但在近代，英法可通过海陆直攻东南沿海，打进北京，因而国外防线已失去用途。
如要保存外线，应改变方案，协助这些国家独立，防止其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傀儡。
然则法国进攻越南时，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
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昂
李鸿章则反对，理由同上，即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
清廷一方面怕清议的批评，另一方面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战争，因而举棋不定，起初只是暗中接济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
士大夫官吏不分文武，尤好谈兵，清廷派主战派激烈分子张佩纶去守福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理两江防务。
纸上谈兵的先生们终究不济事，法国进攻船厂时，张佩纶迅速逃跑；陈宝琛在两江不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
最后清廷讲和，接受了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大受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被法国摧毁。
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明治维新初年就看清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且知道中国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特别是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取胜，才能进攻大陆。因此他反对左宗棠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利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想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观远在一般人之上。
高丽
高丽的重要国防地位
对中国而言：高丽可作为敌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
对日本而言：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上，其尚敢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占领，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因此其也是日本的必争之地。
光绪初年（1875年），高丽国王李熙年幼，其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此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提倡“征韩”，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
光绪元年（1875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借口
· 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
· 日本不先下手，西洋诸国，特别是俄国，恐先下手
· 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
日本一方面派黑田清隆、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方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黑田与井上交涉成功，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否认中国的宗主权
北京方面并未提出抗议，认为只要高丽承认中国宗主救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无关紧要，且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
琉球冲突
琉球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起隶属于中国，历500余年，按期朝贡，未曾中断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
自日本明治维新，力行废藩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即阻止琉球入贡中国，并改其为一县。
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此时正是中俄争伊犁之时，中国无暇顾及，只得将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这时也应该知道戒备了，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
高丽（续）
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因而英、法、美在高丽的权利越多，他们就越要反对日本侵略。因而，在中国的介绍下，光绪八年（1883年）春，高丽与英、法、美、德签订通商合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惮往后闵氏家族当权，于光绪八年六月发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杀戮闵族要人。李鸿章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城，轻松打败李昰应的军队，成为高丽实际控制人。后高丽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汉城，形成对立之势。
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得许多人轻敌，张骞主张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
李鸿章看事比较清楚，不主张战事
辩论终了，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于是忘记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机会到了，高丽亲日派想借日本势力以图独立，被袁世凯镇压。
光绪十一年（1886年）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可调兵进高丽。
1885年，英俄关系紧张，冲突波及远东，占领高丽周边诸岛，高丽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
英、日均忌惮高丽落入俄国手中，于是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从光绪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年（1885年-1894年），中国在高丽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却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
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力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
甲午战争
此次海战为我民族最紧要的一个战争，倘若胜了，则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且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
直接起因：高丽南部东学党之乱
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借口保卫侨民及使馆。
但东学党造乱之地离汉城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之所需。
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因而竭力平叛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借口。但内乱平定后，日本仍不撤并，声称高丽之乱根在内政不修明，要求中日共同管理高丽，李鸿章不答应。
中日双方舆论均十分激烈
日方一意主站
中方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失高丽则东北不保，且以为日本国力甚小，螳臂当车。
李鸿章的态度则为：军事消极、外交积极
俄国公使咯西尼答应其必劝日本退兵，但俄政府不愿意，等李鸿章发现咯西尼不能兑现承诺时，中日外交路线已断，战事已起。
李鸿章深知北洋海军真实实力（七年来未添订过一艘新船，弹药不足等），一旦开战，胜败难料。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结果我海军损失惨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本人交锋，日本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行动自由，我方则必须绕道山海关。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
四、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李鸿章引狼入室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到西洋各国的援助，但是都失败了
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原因在于：
· 他们正忙于瓜分非洲
· 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
· 在远东尚有中国、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
甲午战争进行时，他们严守中立，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且愈愿意付出代价
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
《马关条约》签字后，俄、德、法三国随即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
俄国此时正赶修西伯利亚铁路，想横穿我东三省以缩短路线，且觊觎我旅顺、大连不冻港
法国当时正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且也有野心想向远东发展
德国也想附和俄国
一则可使俄国知道德国是其朋友，不必联络法国
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水推舟
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
日本不敢不依三国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共计二万万三千万两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
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甲午战争后，日本并无短期内再攻中国企图，而是想反过来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于日本无利
俄本意不是援助中国，而是利用中东铁路侵略中国
以后瓜分之祸、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都是《中俄密约》印出来的
门户开放主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占领青岛，一面想要租借胶州湾、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利。中国于1898年春答应了，山东并入德国势力范围。
俄国见德国占了便宜，随即以维持华北势力均衡为由，占领旅顺、大连，并修南满铁路，中国只好答应，东三省并入俄国势力范围。
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
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
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
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
被拒绝。
美国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并承认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并不彻底，且已遭时人反对，倘若再进一步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
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他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康有为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根本就是个改革家。其目的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打赢思想之战，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我国自秦汉以来，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治，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
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康有为从抓住皇帝下手，多次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
光绪皇帝很赏识康有为，戊戌（1898年）春季的列强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戊戌四月二十三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实行了百日维新。
· 废除八股文，改用政治、经济策论考试，即做官不能靠虚文，要靠实学。
· 调整行政机构，淘汰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添加农工商总局，以推行经济建设。
变法遭到守旧派强烈反对（全国读书人觉得前功尽弃，被裁的官员恨得咬牙切齿）
守旧派包围西太后，求收回成命。西太后与光绪帝不睦已久，索性废掉光绪皇帝，新派的人求助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袁世凯不肯合作且泄密给西太后，西太后先发制人，囚禁皇帝，变法失败。
顽固势力总动员
对洋人的仇恨
· 戊戌变法中，洋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康、梁逃往海外后，得到外国人庇佑，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支持光绪。
· 顽固党想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做皇帝，但各国公使不满意，他们的仇外心理更进了一层。
· 顽固党一贯主张强硬对抗洋人，戊戌年（1898年）西太后复政后，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后者居然放弃了其要求，使得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行为，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认为孔孟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邪教，因此应斩草除根，排斥异端尽驱逐洋人。
顽固分子利用“民心”与全世界开战
这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的传统法宝。
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正是其所需的武力。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五日，西太后向各国同时宣战，董福祥的军队带着几万拳匪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
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逼近北平，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往西安，李鸿章出来收拾残局，签订《辛丑条约》，三个严重条款：
· 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利息每年四厘加总，总计九万万八千余万两
· 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
· 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辛丑条约》后续影响
庚子年（1900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东北三省，条约签订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
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要求，东北自此将名存实亡。
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俄国条款，日、英、美从旁协助。
中、日、英三国同盟对付俄国，俄国见形势不利于其，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兵。
俄国后中途变计，日本出来交涉失败，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我国东北领土上爆发日俄战争。
· 若俄国全胜，东北和高丽将变为俄国势力范围。
· 若日本全胜，东北和高丽将变为日本势力范围。
幸而日本仅局部打胜，两国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但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范围，日俄形成对峙之势。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我国近代过程回溯
十九世纪，我们遇到前所未有之变局。之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
三个救国救民方案：
道光年间我们虽受打击，但仍不觉悟，不图改革，枉费了二十年光阴，直到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才有同治初年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方案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彻底的方案，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有限；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其前进。
同时代的日本改革更彻底，甲午之战，高度西洋化的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的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领导变法运动（方案二），其主旨是变更政治制度，最终改为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以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
比方案一更加西洋化近代化，但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清皇室和士大夫阶级以及民间顽固势力及其雄厚，因而失败。
义和团拳匪运动（方案三），反对西洋化、近代化，与前两个方案背道而驰，结果惨败，代价之大足以说明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能开倒车。
等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开始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方案。
孙中山的青年经历
· 他与外国人接触最早，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
· 他接受的教育是长期的、科学的教育，因而他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
中法之战和中日之战给他很大刺激，因而他完全弃医从政。
孙中山的革命经历
1895年，孙中山想袭取广州，以此为革命根据地，不幸泄露失败，逃往国外。
在檀香山，组织成立兴中会，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政治。
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因此兴中会宣言不准提革命。
庚子年（1900年）的悲剧动摇了许多人对满清的信念，留学日本的人增加，孙中山的信徒增加很快，遂于1904年成立同盟会，并创办《民报》。
同盟会为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
《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是孙中山首次公开正式以革命领袖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方案。
“三民主义”
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
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其中训政阶段必不可少。
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主持《新民丛报》，与同盟会《民报》抗争，反对共和政体，认为中国人民程度不够，无法实行共和制，如实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割据。
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庚子年（1900年）冬天，西太后下昭变法，满清逐渐推行新政。
· 裁汰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
· 日俄战争日本胜利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1905年，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
· 1906年厘定中央管制，裁六部，设立十一部。
· 1907年，于北京设立资政院，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
· 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预备立宪时间。
满清覆灭
· 庚子之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因此即便满清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
· 满人守旧分子借改革之机收汉人政权。1908年，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命令罢免汉人中尚忠于清廷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图以武力推倒满清政权。
辛亥革命
1906年，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起事，明确宣言打倒满清、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不幸失败。
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目标。
日本政府应满清要求，强迫孙中山离开日本，孙领导胡汉民、汪精卫多次在广东各地起事，同时江浙人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均归失败。
1910年，汪精卫和黄复生秘密进北京，谋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后被捕下狱。
1911年3月，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脑际。
1911年8月19日，武昌起义成功，黎元洪作革命军都督。一月之内，全国十三省宣布独立，各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公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
满清山穷水尽，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袁为清室某得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谋得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满清，这是革命唯一的成绩，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当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面对面了。
军阀割据十五年
民国初年，军权就是政权
满清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孙中山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皆与当时全国最精锐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直接相关。
太平天国以前，中国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到淮军，又传给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
湘军、淮军领袖都尽忠于清朝，因而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转而尽忠袁世凯。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
孙中山意识到满清已不是中国复兴的唯一障碍，其他如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他都顾虑到了，因此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
但时人不了解他的思想，以为满清是唯一障碍，扫除后即可从几千年的专治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打开方便之门。
孙中山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革命军作为后盾来帮他推动救国救民方案，因此只能让位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以在野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袁世凯与军阀割据
我们在二十世纪，需要一个认识新时代又能领导我们走向近代化那条路的伟大领袖，但袁世凯绝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
在袁任内，借外债，暗杀政敌宋教仁，扩充北洋军势力，称帝。
袁死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四分五裂，大小军阀遍地皆是，混打了十年。到民国十五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为：
· 东北四省、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巨头张作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元首。
· 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
· 湖北、河南属于北洋军阀直系巨头，曾拥戴曹锟为总统的吴佩孚。
· 山西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的阎锡山。
· 西北属于吴佩孚的旧部，倾向革命的冯玉祥。
· 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
· 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
贯彻总理的遗教
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
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
训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猛进的缔造宪政所必须的物质及精神条件。
民国之初，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均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内乱。
民国三年（1914年），制定革命党党章，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加强。
民国七年（1918年），俄国革命成功，孙中山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发现其根本钢领域他所提倡大同小异，可供我们参考。
民国十二年（1923年），孙中山与列宁的代表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夏天，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
民国十三年（1924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彻底改组国民党，决定联俄容共。蒋介石回国，孙中山请其创办黄埔军校，为革命军培养人才。
民国十四年（1924年），孙中山逝世。
蒋中正北伐：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分水岭
孙中山末年奋斗之成果
意大利是憨憨？
总结：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