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笔记」从陶片放逐法到苏格拉底的审判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高傲者是一个贬义非常强烈的词。民主的雅典需要的官员不是比大众聪明的人,而是跟大众一样愚蠢的人。因为雅典公民自幼都受过逻辑修辞演讲等训练,所以雅典人几乎是个个自大成狂,都觉得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然不能容忍那些比他们聪明的人掌权。此笔记仅做个人交流阅读之用。
编辑于2023-02-22 17:21:53 上海日本作家乙一创作的长篇小说,是继《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后又一部直视人心深渊的暗黑杰作。它以悬念迭起、扣人心弦的奇异故事,细腻描绘成长的伤痛与温暖、人性的阴冷与美好,写给独自活在人群中的每一个人。
关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梳理。心经释义、解读笔记,详细拆解了其中的字、词、句、结构,帮助自己理解心经内涵。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高傲者是一个贬义非常强烈的词。民主的雅典需要的官员不是比大众聪明的人,而是跟大众一样愚蠢的人。因为雅典公民自幼都受过逻辑修辞演讲等训练,所以雅典人几乎是个个自大成狂,都觉得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然不能容忍那些比他们聪明的人掌权。此笔记仅做个人交流阅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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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乙一创作的长篇小说,是继《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后又一部直视人心深渊的暗黑杰作。它以悬念迭起、扣人心弦的奇异故事,细腻描绘成长的伤痛与温暖、人性的阴冷与美好,写给独自活在人群中的每一个人。
关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梳理。心经释义、解读笔记,详细拆解了其中的字、词、句、结构,帮助自己理解心经内涵。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高傲者是一个贬义非常强烈的词。民主的雅典需要的官员不是比大众聪明的人,而是跟大众一样愚蠢的人。因为雅典公民自幼都受过逻辑修辞演讲等训练,所以雅典人几乎是个个自大成狂,都觉得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然不能容忍那些比他们聪明的人掌权。此笔记仅做个人交流阅读之用。
从陶片放逐法到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民主制理念的嬗变
论文信息
著者信息
姜维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关键词
陶片放逐法;苏格拉底的审判;城邦;雅典民主制度;善
中图分类号
B502;文献标识码:A
摘要
通常来看-平民与精英的对立体现
雅典民主制度中的放逐制度即陶片放逐法,通常被看作平民与精英之间对立关系的表现;而苏格拉底的审判更是这种对立关系在事实上的体现
反过来,陶片放逐法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实际商都是对民主制理念的维护而非破坏,平民与精英的差异理应得到尊重,这才是正义与善得以实现的基础。
并非如此-是缓解与平衡
然而,从陶片放逐法的内容与影响来看,却并非如此,他通过象征性的作用将上述张力具像化,以此作为对政治领袖与精英的内在约束,实现了内在张力的缓解与平衡
当这种内在约束失效时
当这种内在约束失去效力时,不仅民主制的理念发生了嬗变,而且进一步使得张力恶化成对立,在历史上造成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事实。
实际是对民主制理念的维护而非破坏
绪论
哲学与政治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张力
哲学总是追求某种超乎现实的理想,不管我们把它叫做正义还是真理
政治总是处于某种可行性和对稳定性的要求而拒斥初于哲学的变革,并因此将哲学家视为对现实秩序的颠覆者。
从陶片放逐法到苏格拉底的审判所体现出的雅典民主政治似乎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的审判将这一矛盾推到了极致
克里斯提尼改革作为雅典民主制确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使得“政体比梭罗时代更具平民特征”,而且其中的陶片放逐法也似乎专门是针对所谓的政治领袖、精英与贵族而制定的放逐制度,普鲁塔克所说的几个相关故事便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猜想的证明。
人们因此也许会更加认定,民主制本身就意味着平民与贵族或精英的敌对关系,两者之间只存在非此即彼的压制。
陶片放逐法本身有一定的吊诡之处。
一方面是他是对未来的可能性惩罚
另一方面这种惩罚又似乎过于温和,不足以体现出双方的敌视
更重要的是,陶片放逐法的实行期虽短暂,但却与苏格拉底一生的活动时间较为一致。
这项制度在公元前487年第一次得到运用
可以考证的最后一次运用时间是在公元前417年-前415年
即便没有被废除,在公元前4世纪他也基本上名存实亡。
陶片放逐法之于苏格拉底
对应于苏格拉底,似乎是在陶片放逐法失去效用后,他菜因言论被起诉
而之前,雅典人对其言论的态度可以说更加宽容。
这两件事似乎都与民主制理念的改变有关
本文做了什么?
本文尝试从史学角度对陶片放逐法的真正作用与意义重新进行考察
证明他实际上通过象征性的作用来起到对民主制理念的内在约束
在此基础上探讨雅典对公民、城邦乃至政治理念的理解以及变化
进而解释苏格拉底之死虽不是民主制的原罪
但是当使得民主制理念得以贯彻的内在约束失去效力时,却又必然产生这一悲剧
具有必然性的不仅仅是这场悲剧,更是贯穿历史的普遍正义与至善。
因此,政治与哲学天然的对立也许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强烈
相反,二者在对普遍正义的维护与实现上有着更为深刻的一致性。
一、陶片放逐法的确立
什么是陶片放逐法
简而言之:
这是公元前5世纪主要在雅典实行的一项独特的放逐制度
他并不是针对实际上有犯罪行为的人所进行的惩罚,而是针对未来有可能危害城邦的人的预防
公民投票选出他们认为在未来十年内最有可能对城邦的公正与稳定产生威胁的一个人,并将此人放逐10年
10年放逐期结束后或者城邦危机需要他时才可以返回城邦
在放逐期间,他的家人、财产等不受牵连,他一旦返回城邦便恢复公民权
在今天看来不乏吊诡之处
似乎有失公允
被放逐者仅因为可能性而非现实性获罚
似乎不知所云
受罚仅限于10年丧失公民权不得返回城邦,而财产等不受影响
难道不会心存怨怼?
放逐之人随时可被召回继续为城邦排忧解难,难道他们不会心存怨怼?
雅典人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制度
陶片放逐法的起源
目前普遍认可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相关记载
认为是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举措
克里斯提尼改革
在人们推翻了西庇阿斯的僭政统治之后,克里斯提尼作为平民领袖开始了他的改革,并以维护平民及民主制为目的
是雅典历史上继梭伦改革之后的又一次推进民主制发展的重要改革。
为防止僭主制复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指定时间大概在公元前507年,它在公元前487年-416年经常被施行<br>
<br>
后来还被很多城邦效仿
包括米利都、阿尔戈斯、麦加拉、续古拉,甚至直到希腊化时期仍有城邦采取类似的制度
被放逐的人
第一个被放逐的人
第一次使用是在被制定完成后的20年之后。
第一个被放逐的是僭主庇西特拉图的亲戚,卡莫斯之子兮帕克斯。
这一间隔称为研究陶片放逐法不可回避的问题
被放逐的人
次年麦加克勒斯遭到放逐
又过了两年,伯里克利之父克山提伯斯被放逐
及至公元前482年,阿里斯泰德亦遭放逐
人们在他的名字前冠以“正义的”形容词
在公元前5世纪,陶片放逐法大概实行了15次。
最后一个被放逐的人
海波波拉斯,发生在大约公元前417年-前415年
按普鲁塔克的说法,雅典人发现海波波拉斯实际是当时两派政治领袖为防止自己被放逐而选出的替罪羊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雅典民众投票废除这一法令
复杂的具体施行程序
一般而言,要进行两次公民大会的投票
第一次投票决定是否要启用陶片放逐法
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应当,那么会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决定要放逐的人
第二次公民大会召开当日
雅典市政广场会围出一个有10个入口的圆形会场
10个部族的人分别从各自对应的入口进入会场
投票者将他认为应当被放逐的人的名字刻在碎陶片上
交给各部族的投票处
投票总人数6000
如果投票总人数没有达到6000,这次投票作废,没有人被放逐
超过6000,则得票最多者被放逐10年
被放逐者不能为自己辩护,只能服从公民大会的决定
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名存实亡
继续追问
这项制度能够被雅典人所认同,他在什么意义上巩固了雅典民主制,防范僭主制
实施放逐法以及被放逐的人如何理解?如何面对它?
需要了解制定陶片放逐法的意义与作用
二、陶片放逐法的意义与作用
当世时的学者
普鲁塔克的看法
关于陶片发放逐法最耳熟能详的几个故事都出自普鲁塔克之手
例如阿里斯泰的因为“公正者”的美名而被当选为放逐者
伯里克利早年因害怕被放逐而不敢参与公共事务
故事透露出作者本人对陶片放逐法以及民主制的反对
认为这是民主制天然的猜疑妒忌的本性所导致的后果
修昔底德
认为这项放逐制起源于平民的胆小怕事
这种讲法过于笼统,有失偏颇,因为所谓的平民与民主制度的“天性”不过是一种预设,没有相关的合理论证,也无法解决陶片放逐法所面对的诸多问题
芬利
陶片放逐法的实施并不像普鲁塔克说的那么单纯,里面必然涉及到了一些政治阴谋和斗争
这也是大部分现代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
亚历士多德
记述:陶片放逐法的制定“乃是出于对那些权高位重者的防范,因为身为平民领袖和将军的庇西特拉图就曾自立为僭主”
记述:克里斯提尼制定这条法律最主要的起因在于他兮帕克斯<br>
记述:人们不断放逐僭主的朋友们,这条法律的目的正在于此,然而此后在第四年它被用来除去其他看起来过于强大的人。
现代学者多从现代视角出发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记述
卡根
从现代政治立场出发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记述
以这一描述为基础,从陶片放逐法的制定与实施存在的间隔来解释陶片放逐法的的目的
根据雅典历史、西庇阿斯、庇西特拉图的僭政统治结束后,克里斯提尼不仅面对与前僭主势力兮帕克斯的斗争,还要与伊萨格拉斯争夺民主派的领导权
因此它一方面与西帕拉克丝合作,另一方面又制定陶片放逐法来防范兮帕克斯
可以说,在卡根卡看来,陶片放逐法的制定完全是出于政治权术的考量
萨拉·福斯代克
将贵族制的放逐制度与民主制的放逐法进行对比,着重强调了陶片放逐法的“象征性作用”
观点极有洞见
在她看来,陶片放逐法是一种更有节制的放逐制度,既能对心怀鬼胎试图复辟的起到威慑作用,同时制裁手段更加温和有度
亚里士多德讲述:这展示了平民们惯有的温和态度
平民们在拥有放逐权的同时,即对贵族产生威慑,又拥有了参政的权利,而城邦也因放逐法的温和惩罚而更加稳定
陶片放逐法的象征性意义才是其具有的真正作用。
同样是一种从现代的视角来理解古希腊的政治及其活动,因为他理解的象征性作用之所以有用,是某种类似权力制衡的观念的效果
但事实上,权力制衡的观念直到波利比乌斯对罗马政体进行考察时才首次被提出,其兴盛则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在古希腊,并无政治制衡的观念,政治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也不是权利的谋划
用现代的政治观念理解古希腊未必合适
现代人对政治的理解,大多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之后形成的关于政治的观念为底色
现代性的政治观念强调的是政治权利的运作以及不同利益阶层间的分配,并带有很强的“占有性的个体主义”的色彩
现代政治:每个人都被当作“原子化的个体”,而国家政治事务与经济活动之间没有明确区分
但是在古希腊,政治与经济、城邦与社会存在着明确的区分而不仅仅是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政治权利的保障为目的。
因此,摩根斯·赫尔曼·汉森提醒我们注意雅典城邦与现代国家概念的重大区别,便十分重要
他将这种不同区分为三个层次
雅典城邦与现代国家概念的不同
第一层次:国家*领土*人民的关系
一是“当我们都倾向于把国家等同于其领土,国家是领土意义的国家,二希腊人则把国家首先视为人民,其国乃其民”
现代:国家是领土意义的国家
希腊人:公民即是城邦
第二层:国家*政府*人民的关系
二是“在现代国家里,甚至民主国家里,都有一种趋势,即把国家等同于行政当局和政府,而非人民。但在民主的城邦,特别是雅典,政府和人民会出现很大的重叠,这主要是公民大会这个制度造成的,其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城邦即城民。”
现代:国家等同与政府当局
希腊人:城邦即是公民
第三层:城邦的有限性
“处理国家事务的大会一旦散会,公民、外邦人和奴隶就以工匠、商贩和农民的身份并肩作战了;在经济领域,城邦人事社会的一部分,在政治领域则另当别论”
古希腊:城邦只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简而言之,城邦的三个特点
一、城邦就是公民
二、公民就是城邦
三、城邦区别于也高于经济社会
这意味着,要了解陶片放逐法的意义与目的,必须从古希腊独特的公民与城邦概念出发
三、差异的平衡与政治的正义
政治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性的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就是一位恶人。
政治背亚里士多德当作对人的本质属性的规定
这个定义似乎过于狭窄:女人、努力和居住在城邦的外邦人没有参与行政事务,依旧是“人”
广义上;居住在城邦中,过一种共同的生活就已经是某种政治性的了
而且这种政治性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的
因为“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须优于部分”
这是逻辑上的“先于”
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先于”
这个定义重点在于人与人的完成与实现
不是在于人与非人的定义,这非常重要
古希腊人普遍认为人要在城邦、在政治活动中经过培养才完整
古希腊人普遍认为,人并非天生就是完全意义上的人
或者说是不能仅凭出生为人就天生拥有一切完善的德行
无论德性还是完善意义的人,都是需要后天培养的
而这个培养,只有在城邦中、在城邦中的政治活动中才能完成。
亚里士多德:城邦追求的是最高的善
参与政治活动是为了实现“善”,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权力、财富、甚至荣誉
《政治学》开篇第一句:“所有的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善而建立”
《政治学》:“因为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
“很显然,既然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且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那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
如何理解古希腊的政治概念
政治在古希腊是集体中的每个人德性的完善、卓越的实现
古希腊的政治概念与德性/卓越、伦理等概念密不可分
政治不是权术、权利或者倾轧制衡
更根本上不是由于恐惧将会降临的暴力或者财产的损失等而订立契约让渡权利
不是妥协或者折衷的产物
古希腊人:人之为人的意义与目的
就是成为真正的人
同时这种意义不能通过理论的学习获得
只有在不断地做人应当做的事情中,意义才能展开呈现
这种意义与目的的实现仅仅靠个人自身远不能完成,只有在共同的生活中、在整体意义上的“人”之内,个别的人才有意义
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
人之所以是政治的动物,并非由于只有订立契约让渡权利之后才能保证人身安全与私有财产不受侵害
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存在方式才是对至善最好的追求
相反,也只有最好的追求至善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相辅相成的过程
我们需要尽力避免将古希腊的城邦与现代意义上的消极的防范行的国家相混淆。
正因如此,古希腊的公民与城邦概念较之现代国家概念的不同,才出现了汉森所说的三种区别
汉森说的三种 区别
城邦首要的不是物质的东西的组合,如领土、领空、领海、它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
公民也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或者所属,甚至不仅仅是一种法律规定的权利或者义务的承载者,而是人的存在方式,只有参与相应的(政治活动)的人才配享公民知名。
因此,这样的城邦与现代的市民国家根本不同。<br>
在城邦与社会关系的巨大区别
当今国家与社会的差别一直在弱化
当今国家与社会不再泾渭分明,国家君临天下--教育、贸易、生产、大众传媒等五一难逃国家之手,尽管日前私有化成为时尚,国家与社会的差别一直在弱化
古典时期的雅典:城邦和社会区分清楚
城邦是公民的政治共同体,整个社会则容纳所有群体的参与。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三卷:把城邦定义为“关乎政治的公民共同体”,是完全正确的
理解雅典的民主制度
雅典民主制成为最具代表的政体和政治理想
正是由于政治城邦的纯粹性,民主制才能够在古希腊出现
古希腊出现过许多城邦,每个城邦基本上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制度与组成机制
民主制能够平等且最大程度的参与政治活动
不会因为某些人在出身、德行、荣誉或其他方面优于另一个人而将后者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
这是民主制最大的特点
希腊人深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在禀赋上存在着天然的差异
如亚里士多德敏锐地意识到,兔子和有着尖牙利爪的狮子之间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公平
故而考虑这种不平等才是对双方真正的尊重
如何在拥有有差异的禀赋的公民之间实现一种公正的政治生活
所有政体都会面临的问题,但却是民主制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为君主制与贵族制都存在着卓越者对普通大众进行引导的设想
君主制和贵族制
最理想的政治似乎就是通过识别每个人禀赋的不同,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他的职位与职责
让有才识且德行崇高的精英管理城邦事务,帮助才智普通的大众,走向最和谐的生活。
天然的差异与不同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价值上的等级与高下所带来的意见与行动的趋同和一致性。
因此,禀赋的差异被固定了下来,才智平庸就必然意味着处于较低的地位,并听命于居上位着的正确领导。
民主制最突出的特点与贡献,同时也是他赋予自身最大的挑战。
但是,他是否能够或者现实上解决这个挑战,则是另一个问题。
最大程度的消解差异的同时维持差异间的统一与平衡
兔子和狮子天生不平等,但这不等于说兔子只能听命于狮子;民主制的理想是让这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不让狮子成为兔子,抑或相反,也不让兔子变成狮子的附庸。
兔子和狮子的政治权利都要得到保证,而这不仅需要兔子对对之有所意识,更重要的是狮子要明白,禀赋的差异不仅不意味着等级的高下,而且还需要维护其天然的平衡,以不齐为齐。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正义和最高的善才有实现的基础。
虽然差异的平衡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正义,但是只有在平衡地实现中,完善的正义才是可能的。
陶片放逐法起作用的方式更多是象征性的影响。
观点的提出
萨拉·福斯代克
陶片放逐法相较于贵族制政体下的放逐
即便是在公元前5世纪也没有放逐过许多人--他起的作用更多是象征性的影响
这一点也许是正确的
是一种对参与政治的人的内在性要求
这种象征性的影响并不因为权力制衡而有效
相反,他是一种对参与政治的人的内在性的要求
要求每一个,参与政治的人,尤其是那些有能力成为领导的人们最大程度的深刻意识到
他们与普通民众之间因禀赋的差异而必然存在张力。
这种对抗性的张力,是悬在政治领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陶片放逐法不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陶片放逐法以一种惩罚这种将张力具化,并加以明显化
惩罚表现为一种规避式的放逐
因为,这种对抗性的张力及其产生的影响并非某人之过,因而其惩罚才表现出一种规避式的放逐<br>
看似是一种消极的约束制度,效果却十分积极。
第一、对全体公民的要求
他要求人们对经营与民众间的张力有合理的了解
他要求人民并意识到这种张力不应该也不能够被恶化
所谓僭主制正是这种恶化的表现之一
第二、他更是对有志成为政治领袖的人的要求
领袖更有责任去维护城邦之中所有公民之间的平等与平衡
因为领袖们既在某些德性与能力上优于普通公民,而且还比普通公民拥有个多的权利
若非如此,受到惩罚的将不是其他人而是他们自己。
第三,这也反过来使得人们能够以一种更加审慎且严肃的态度来考虑如何投身政治生活
正如普鲁塔克记载的伯里克利的故事所说的那样,贤明如伯里克利都要谨慎考虑如何为城邦效力
其他才智平庸之人,更应谨慎考虑
避免那些仅仅是为了利益与权势的人扰乱城邦正常的运作。
综上所述,陶片放逐法,可以看做是雅典民主制内部不可或缺的协调机制
历史上,陶片放逐法在公元前5世纪就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此应当如何理解之后的民主制度
四、雅典民主制的嬗变与苏格拉底的审判
苏格拉底之死为什么会出现
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民主制的原罪
平民由于无法理解某些卓越者而产生无理性、盲目的敌视与残害
对贤者的迫害,是民主制最为人诟病的问题之一
就是苏格拉底之死展示的那样
事实上,对贤者的迫害完全有可能,也确实存在于任何政体之中,苏格拉底之死并不是民主制的原罪
同样,精英与平民的敌视也并非民主制之过,这恰恰是民主制想要解决的问题
若非如此,民主制便不可能将政治理解为追求最高的善的古希腊出现、并造就雅典这样强大的城邦。
难道这真是一个不会重复的偶然和巧合
陶片放逐法失效后的民主制
伯里克利之后民主制与之前的不同
汉森突出强调的点
在他看来,伯里克利及其之前民主制都是一种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政体,其领袖都是贵族后裔
而之后的领袖则都来自平民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