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鲁迅为代表的若干思想先锋，提出“立人”主张，以个性独立、自由为核心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悲剧学说，对人存在困境的体察和怜悯
民国初年：以《礼拜六》的风行为标志，“鸳鸯蝴蝶派”小说
拉开“文学革命”的大幕：1917年，胡适、陈独秀分别发表《文学改良刍义》《文学革命论》。1918年，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观。
“五四”：个性解放思想，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作为新文学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最重要元素。鲁迅文学革命先驱，也是其产儿，更是其代表；他以传统影响支配下的现实为背景，勾勒、描摹出若干“老中国的儿女”形象，展现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哀其不幸的悲悯之心和卓绝的个人主义者怒其不争的批判锋芒。
“人”以及“妇女”、“儿童”的陆续发现，即对人本身的关注。
“新潮社”表现“非人”境遇但稍显稚拙的“问题小说”。
1919年下半年，冰心发表《斯人独憔悴》将“问题小说”创作引向高潮。
问题小说的主要作者尚有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人，题材涉及家族礼教、婚恋、贞操、妇女、儿童、劳工、知识者等诸多方面，是“五四”一代知识人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异域文明的眼光，审视中国现实的产物。
民国仍然是“乡土中国”，即宗法制支配下的封闭、保守、落后的农业社会，代表此一时期创作主潮和成绩的，是在鲁迅影响下出现的以国民性批判为主导倾向的乡土文学流派。
文学研究会（“文学为人生”的宗旨 写实精神）：1923年后，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蹇先艾、许杰等，奉献出《故乡》《柚子》《地之子》《建塔者》《怂恿》《朝雾》《惨雾》等极具乡土气息的作品，形成现代乡土小说的第一个高潮。
创造社：主要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影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侧重自我表现创作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表现出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创作，《女神》把“诗体解放”推向极致，又借助泛神论思想实现情感的大解放，是“开一代诗风”的白话自由体新诗的奠基作。另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以及田汉的戏剧创作，均表达觉醒的青年与时代精神的共鸣。
民国初年，社会转型之中，政治动荡加剧，晚清以来，知识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趋势，后果之一，即造成鲁迅所说“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状况，“新青年”们以娜拉为榜样，走出家门以后发现无路可走，沦落为“零余者”。
“零余者”失路的悲哀：郁达夫的小说中表现，也有庐隐、冯沅君，丁玲等。传达出“何处是归程”的迷茫与彷徨。
“五卅运动”（1925）和“大革命”（1924到1927）：部分知识人摆脱低迷，相继投入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提倡“文学大众化”，走上文学为政治服务之路。
30年代文学：左翼文学与“京派”、狭义的“海派”三家主导的多元化格局。这是新文学逐渐成熟以后，日趋丰富的自然表现。
左翼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国防文学”
“京派”：带有浓郁人文主义气息的文学流派，既反对文学为政治所用，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具有相当的理想主义色彩。沈从文的“湘西”、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篱下”以及保持相当独立性的李劼人所展现的内地乡村世界，表现为交织着“常”与“变”，而以前者为基调的乡土社会景观，形成新文学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田园牧歌风乡土小说，烘托出一个个风景美没、风俗醇、人性善、人情浓的世外桃源，追求的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理想的人生形式，极具审美价值，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对现代工商文明有一种戒备心理，对现代都市缺乏必要的认识及肯定，也表明了“京派”的保守性和局限。
“京派”散文：周作人所谓“美文”，即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或抒情或议论的随心见性的文字。 鲁迅杂文，“语丝文体”，周作人语丝社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杂感文中坚。
“京味”文学的典范作家：老舍，对北京这样的传统影响下的城镇市民（平民）世界的批判性描述，具有相当的审美与批判价值。
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海派”：率先以现代人的眼光打量上海这座现代都市，展示其间形形色色的人的生活状况与精神状态的文学。
早期：张资平，叶灵凤等世俗化的商业写作习气
先锋与通俗糅合，催生了以张爱玲、梅娘、徐纡、无名氏等为代表的雅俗共赏的后期“海派”。
“海派”文学是中国较为纯正的都市文学流派，天然地兼具先锋性追求与世俗化倾向两种特点，而无论偏向于其中任何一点，都以表现人的现实处境以及如何获取自由为核心。
30年代文学：左翼文学与“京派”、狭义的“海派”三家主导的多元化格局。这是新文学逐渐成熟以后，日趋丰富的自然表现 。
左翼文学：（全面抗战前的主流）“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国防文学”
“京派”：带有浓郁人文主义气息的文学流派，既反对文学为政治所用，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具有相当的理想主义色彩。沈从文的“湘西”、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篱下”以及保持相当独立性的李劼人所展现的内地乡村世界，表现为交织着“常”与“变”，而以前者为基调的乡土社会景观，形成新文学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田园牧歌风乡土小说，烘托出一个个风景美没、风俗醇、人性善、人情浓的世外桃源，追求的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理想的人生形式，极具审美价值，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对现代工商文明有一种戒备心理，对现代都市缺乏必要的认识及肯定，也表明了“京派”的保守性和局限。
“京派”散文：周作人所谓“美文”，即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或抒情或议论的随心见性的文字。 鲁迅杂文，“语丝文体”，周作人语丝社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杂感文中坚。
“京味”文学的典范作家：老舍，对北京这样的传统影响下的城镇市民（平民）世界的批判性描述，具有相当的审美与批判价值。
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海派”：率先以现代人的眼光打量上海这座现代都市，展示其间形形色色的人的生活状况与精神状态的文学。
早期：张资平，叶灵凤等世俗化的商业写作习气
先锋与通俗糅合，催生了以张爱玲、梅娘、徐纡、无名氏等为代表的雅俗共赏的后期“海派”。
“海派”文学是中国较为纯正的都市文学流派，天然地兼具先锋性追求与世俗化倾向两种特点，而无论偏向于其中任何一点，都以表现人的现实处境以及如何获取自由为核心。
30年代被誉为“现代诗派”“诗坛的领袖”：戴望舒，《雨巷》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到1929年创作《我底记忆》实现这一转变，并在1923年出版诗集《望舒草》中得到完美体现。以他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典型的诗情是“都市怀乡病”，这些诗人身处中国由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的转型期，深感被边缘化的痛苦，所以寄情于义真亦幻的家园，表现为哀婉的我“乡愁”，与前期“创造社”激动的情感宣泄大为不同。
“新月派”（前期）：以“理性节制情感”为原则，以“和谐”与“均齐”为归一，展开了格律诗的实践。
闻一多提出“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鼓吹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新月派”（后期）：如何将诗绪尽量传神地予以表达，而绝不是局限于格律化末流所必然导致的字句的雕琢。
卞之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象征派诗歌有主情向主智过渡的桥梁。对瓦雷里、艾略特等后期象征派的借鉴
抗战时期，卞之琳、冯至等师长辈与后来被称为“中国新诗派”的学生联合构成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将个人具体独特的人生思考与人类普泛的生命体验相结合，在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后来又称“九叶派”，提倡“新诗现代化”，将外部现实与内心感受以象征的方式统一起来，力图用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人的生存境况，推进新诗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中国现代话剧：
经过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丁西林、袁昌英等人的探索，到曹禺手中成熟，产生“生命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雷雨》在现实主义之外，表现出的对人的存在之谜的兴趣已经显示出青年曹禺与思想的复杂性，而《原野》对在爱与恨的两极力量中挣扎的灵魂的表现，更表现他对人的心灵的非理性状况有着深刻的认识。
小说：
钱钟书《围城》
鲁迅《在酒楼上》《伤逝》
郁达夫《沉沦》《采石矶》
沈从文《绅士的太太》
巴金“激流三部曲”
反思：
胡蜂继承鲁迅的文学启蒙精神，继续揭批国人“精神奴役的创伤”，又提出“主观战斗精神”，力图冲破这种局面（知识人不断退缩），他对鲁迅精神的继承表现在这两方面：其一，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张扬；其二，对新文学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延续。
小说家路翎、“七月派”诗人群 发出个人也是集体的大合唱。
艾青大体取得了共性与个性的平衡、协调，是将个人抒情与集体精神抒发结合的相当成功的诗人。
1949年后，新生的共和国文学出击的文学规则 是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定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其标准形态，就是“赵树理方向”。“赵树理方向”代表近现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的一种努力。
不过，过于强调本土传统会造成排斥外来经验，而过于突出民间文化，又疏离于新文学传统，这对1949年后30年的文学有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