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著作选《朱熹的历史世界》《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

《朱熹的历史世界》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如果中国有这样的近世宗教伦理，有助于商人的活动，让商人取得了特殊的精神力量，那为什么中国毕竟就是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的呢？如果不相信、如果推翻了韦伯的理论，说因为儒教也就是中国的宗教阻拦着，让中国不会发生现代资本主义，那为什么中国还是没有发生现代资本主义呢？余英时他大致的看法，那是来自于政治的影响，也就是他用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六项要素分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近世宗教伦理，在中国产生了商人活动、商人精神，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影响政治，是在政治的领域无法建立起对于商人、对于资本主义有利、有帮助的法律制度。所以对于余英时来说，是政治和法律，而不是宗教，使得西方和中国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上有了真正决然的差异。

余英时著作选《朱熹的历史世界》《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

• 1. 《朱熹的历史世界》
  • 一、 “思想产生思想”是哲学史的观点
    • 在过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通常特别关注聚焦在理学和佛教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理学是儒学、儒家的传统，被外来的佛教尤其是在唐代大乘的禅宗，经过了种种的刺激、纠缠，所以就逼着儒学在这里不得不产生新的看法、新的观念、新的说法
    • 但是回到历史上，余英时，或者说思想史的立场就是一直要提醒我们，历史是这么直接，或者说历史的变化可以整理得这么干净吗？
    • 所谓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故意采取了一个笼统、宽泛的说法，重点是要把思想放回到现实跟具体的生活里
      • 在这里他必然有一个想法，他希望借由这本书能够产生示范，解释朱熹思想的来历，不是用以前的那一套“道统论”，离开传统的“道统大叙事”，又离开了后来现代哲学史的说法
      • 重新透过庞大的史料来解释朱熹为什么会有这些思想，朱熹的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他所属的士大夫阶层，在当时面临什么样的冲击，关心什么样的问题。另外，和士大夫关系最密切的朝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政治以及社会，要将所有的这些因素统统都加进来
  • 二、 “继承道统”的内缘因素
    • 对于朱熹来说，“道统”这两个字的意思跟我们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
      • 当我们在讲“道统”，很自然地会联系地说“继承道统”，“继承道统”也就意味着“道、统”这两个字拼合在一起的词，关键是落在“统”字上。正所谓“道统”，又联系到十六字真言，那简直像武侠小说里面某一个门派由师祖传给师傅，师傅传给徒弟，徒弟再传给徒孙这样的秘诀，这就是“统”嘛。因为它是时间上的继承，想到“道统”的时候，我们觉得最重要的那就是：尧禅位给舜，舜后来又禹，禹之后是汤，汤之后是周文王、周武王到周公，接着到了孔子，这叫做“道统”
      • 可是回到朱熹的时代，在朱熹行文的时候，从上下文当中很容易就可以考据出来，余英时就考据了，证明所谓“道统”这个词朱熹用的时候，这个“统”不是传统的意思，相对应的，它是包纳、统合的意思
        • 例如说什么叫做统治？统治就是把所有的人包纳进来，维持一个固定的秩序，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秩序当中能够形成这件事情，去运作这件事，这叫做统治。“统”这个字在这里所发挥的作用是关于整体
        • 依照朱熹的上下文，当他每每用到“道统”的时候，是跟“道学”分开来，乃至于对比的。“道学”是“道统”其中的一部分，而“道统”为什么叫做“统”？因为是总和的。那又总和什么呢？“道统”的总和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那就是“内圣外王，合二为一”，所以称之为叫做“统”
      • 道统”所描述的是“内圣”跟“外王”统而为一的这种状况
        • 我们认为“道统”底下的这些代表人物从尧舜一路到周公，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就在于这个“统”字啊，内在作为一个人，他们是圣人，这是“内圣”的一方面。在外面他们是统治者，他们拥有统治的权力，他们造福人民，他们在世间靠着“内圣”的能力，然后又配合了外在的条件，于是能够创造出想象当中黄金时代，给人们带来这么庞大的这么完整的幸福，有和平、有太平，这叫做“道统”
      • 相对的，什么是“道学”？“道学”那就是进入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有了这个特殊的位置，他一方面继承了前面“道统”“内圣外王”的各种不同的观念跟各种不同的修养，但是“道统”在他的身上却不得不分裂，而变成了“道学”
        • “内圣外王”加在一起叫做“道统”，在孔子的身上，“外王”不见了，“外王”只是梦想、理想，而不是事实，那坚持具体的则是“内圣”，所以“内圣”加上想象期待的“外王”，这就变成了“道学”
      • 原来的“道统”当中这个统合性消失了，所以从孔子以下，儒家、儒学基本上只能继承“道学”，这才是朱熹的用法，朱熹的意思。
    • 了解“理学”，要先从“道学”开始
      • 那“道体”又是什么？“道体”也就是“道统”，“内圣”加上“外王”，他们这涵盖全面的综合性的力量，这全面的综合性的力量，综合性的性质称之为叫做“道体”
      • 在朱熹的想法、朱熹的运用上，“道体、道统、道学”彼此清清楚楚，指涉非常明确的内容
        • 朱熹在使用的时候非常地明确，那关于朱熹对于“道统”跟“道学”的解释，就应该要继续往前推，那要去弄清楚在宋朝儒学发展上，这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怎么发展的，我们必须在这上头有所体会、有所理解
      • 儒学中有“理学”，“理学”中有“道学”，余英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就“道学”来看“道学”，把朱熹又放进到“道学”里来看、来讲，那就会让我们的眼光越来越小，我们就越来越不了解朱熹。所以要了解朱熹，这个程序这个眼光要倒过来，要先了解朱熹跟“道学”之间的关系，接着了解“道学”跟“理学”之间的关系，接着再去弄清楚“理学”跟更庞大的儒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 三、 宋初的“重文轻武”方向与儒学突破
    • 儒学在宋朝成立之后发挥了很大的力量，这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儒学内部本身，那是从哪里来的呢？
      • 长话短说，那就是中唐、晚唐之后“藩镇割据”。接下来又有了朝代不断的变幻，激烈动荡的五代，从公元第八世纪后半叶延续下来，这个时候经历了将近百年，最关键的那就是武人乱国、武人乱政，到处反正都是武人，古代的帝王基本上也都是武人，是由武人、军人控制统治，制造了非常多的纷乱
      • 宋代成立了之后，这是开国君王赵匡胤他了不起的地方，他本身也是武人出身，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看多了，包括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突然之间变成了皇帝，前面后周世宗柴荣才刚刚过世，他的朝代就被篡夺了，用这种方式篡夺了后周，在这上头赵匡胤就有了很不一样的想法，他用这种方式篡夺了后周变成了皇帝，他就认真地思考要如何确保类似的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于是就产生了他的种种做法
      • 另外更长远的更大的策略，那就是奠定了“重文轻武”的朝代方向，借由提高文人的地位来压抑武人，最后解决了武人乱政所带来的社会秩序问题。赵匡胤的想法当时就得到了这些文人们的支持，这是两股力量，一部分来自于皇帝，皇帝是（出于）保卫自我权力的自私的动机，他要确保其他的武人不会再用类似黄袍加身那样的方式来篡夺他的皇位；但另外一部分则是文人，他们背后本来就有儒家的概念，这是要在世间创造和平、保民、为民这样的一种责任感。两相结合在一起，在北宋初年，那就是儒学变化上所带来的重大的突破
  • 四、 北宋儒学运动的三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古文运动阶段，那就是从唐朝延续下来，关键在于韩愈，韩愈要求恢复儒家的那种责任感，对于天下，对于社会提供一个长治久安秩序的责任感，文人、儒生应该要有这样的责任感，更要有能够挺身而出的勇气跟担待。延续着韩愈，所以虽然叫做“古文运动”，也就是表面上是主张恢复读古文、写古文，传递古文的精神，但骨子里这就是最早的儒学复兴
      • 当时在历史的情境底下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认为要以天下为己任，这其实是多么具备有革命性刺激性的想法。你是谁啊？天下是你的吗？为什么天下会变成是你的责任呢？原来概念里面天下是皇帝的，为什么轮到你“以天下为己任”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价值的主张
      • 于是，再下来就有了文彦博对于宋神宗所说的那句话。这句话虽然比较晚才出现，但是概念早就有了。这是什么话呢？那也就是“帝王与士人共治天下”，当时的文人、士人他们取得了这样的自尊心，认为自己是和帝王联合在一起，是合作的关系，用这种方法来压抑所有的武人，以便可以收拾长远以来武人治国所产生的乱象，让天下得到太平。他们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的。“共治天下”，换句话说，也就是平起平坐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 这个阶段出现了儒学的复兴，反映在士人上的政治态度有高度的积极参与，在政治上带有这样的抱负。这是余英时所描述、所界定的第一阶段
    • 第二个阶段，余英时把它称之为“新学”阶段。这个新是新旧的新，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他推动变法就产生了新旧党争。关键余英时特别要强调的是，王安石所提出来不单纯只是新政，而是背后有一套“新学”。
      • 在学历史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王安石所提出来的一些具体政策，例如说“青苗法”，青苗法是当时争议性最高的，又例如说“代役法”（免役法）或者是要鼓励养马，各种不同的做法，这是具体希望能够处理国家财政，能够养兵，能够面对北方外族压力的种种不同政策
      • 不过，余英时就特别提醒我们了解王安石，包括了解王安石治国的方法，你不能够只是看这些政策，你要看到的是王安石写《三经新义》，他特别强调《周礼》，他是以儒家、儒学的这些经典，透过对于这些经典的看法来表达政策背后思想的合法性，这是“新学”
      • “新学”另外广泛的作用，那就是王安石用他所写的《三经新义》，把新的概念、新的想法放进到科举考试里
        • 科举考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考官员的资格。接下来得到了资格之后还有一个阶段要考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官位，可以拥有多大的权力。那在当时王安石要推动他的新政，他就坚持考试一定要用他的“新学”的教材，在第一阶段儒学的复兴强调“外王”的部分，也就是世人要帮助皇帝去处理政务。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 第二阶段，王安石从儒学的角度上提出了“内圣”跟“外王”彼此配合，为什么他要写《三经新义》？为什么要用他自己的《三经新义》新学的内容来进行考试，考的都是要当官的人？这就表示从政策的订定到政策的执行，这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要做这样事情的人内在要有一定的修养，更重要要有对于原则支持的态度
      • 更进一步地，在王安石所提出来的“新学”当中，将“内圣”跟“外王”结合在一起，以“内圣”作为“外王”的必要条件，再三地告诫神宗，这绝对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要当皇帝，你还要做各式各样的不同修养的努力
      • 在朱熹概念底下的道体、道统，就是在第二阶段有了复兴。接着呢，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一部分是皇帝的权力，一部分是王安石所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乃至于作为一个协助统治的士人，你内心、内在必须要有的修养功夫，外在的办法、外在的知识技术，必须跟内在的准备、内在的累积配合在一起
      • 理学中的“反佛”与韩愈“反佛”的不同之处
        • 不过在这个阶段爆发了新旧党争，有另外一个对通的因素，让从张载到“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继续往下，产生了他们对于王安石强烈的批判
        • 儒学在这个面向上已经成了风气，也就是“内圣”跟“外王”是同等重要。“内圣”是“外王”的先决条件，但是他们反对王安石和例如，司马光的旧党是从政治政策上反对王安石，又不一样。这些理学中人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是他们察觉到王安石所提出来的所谓的“内圣”的这些做法跟想法，不是纯粹儒家的，而是主要来自于佛教
        • 在古文运动阶段，宋代欧阳修他们这些人推崇韩愈，他们对于韩愈反佛、批佛本来并没有那么样的重视。延续到王安石，其实他们的交往圈迎来送往，有很多都是佛教圈的人，余英时考据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境、这些人互动的状况，就会发现许多高僧他们不只是读佛经，他们对于儒家的经典也很熟悉。倒过来说，当时有很多的士人，他们也是读佛经的，他们受到禅宗强烈的影响，对禅宗格外的熟悉，因而才让我们注意到其实不只是士人、儒门中人去读佛经，就连佛教界的这些高僧们他们也读儒家的书。
      • “中庸”的来历
        • 然后余英时更进一步地就考据，到了朱熹，他奠定了“四书”。 在朱熹之前，没有“四书”的说法，那个时候在儒学的传统当中，《论语》《孟子》当然重要，但是将《中庸》《大学》抬出来放到跟《论语》《孟子》同样的重要（地位），成为“四书”，而且就是主张一个士人读书一开头，最重要就是要将“四书”给读熟，内化“四书”的内容跟理论。
        • 余英时在书里面做了详细的考证。《中庸》开始受到注意，从《礼记》当中被凸显出来，其实并不是儒学的看法，而是讲佛理的人，他们在嫁接、连接佛理和儒家传统的思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中庸》
          • 那是因为有了印度龙树所写的《中论》，《中论》讲“中”，当然那个“中”的概念跟《中庸》的“中”不是同一回事，可是毕竟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将龙树所写的翻译成为《中论》，因而就引着他们特别注意到了《礼记》当中有《中庸》这一篇。因而这两种“中”，或者是用“中”来贯穿佛教跟儒学，就使得他们越来越强调《中庸》的重要性，也就让《中庸》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 接着到了南宋就在朱熹的手里，将《中庸》抬到了最高的地位。也就是原来的第一阶段，进入到王安石“新学”的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他们虽然已经重视韩愈，可是他们看待韩愈不会特别凸显他反佛的那个部分
    • 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包括因为“拗相公”王安石，他的狂傲态度得罪了很多人。在检讨王安石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提到了王安石的“内圣”说法根本不是儒学，不纯正、不正统，因为是来自于佛教。所以刺激他们这个时候和韩愈有了新的一种连接，凸显的是韩愈反佛、批佛的这一部分，不过更细腻的区别，余英时也提醒韩愈反佛和宋代士大夫，他们从道学的角度去批佛，又不一样
      • 韩愈的态度基本上是要压抑佛教的势力，将佛寺里面的人赶出来，让他们还俗，用这种方式来裁抑佛教的力量。但是到了宋代，尤其是士大夫，他们批佛却是因为他们自己儒教里面，有太多跟佛教、佛家牵连不清的想法，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想办法划清界限
      • 不过在第三阶段，这仍然不是纯粹的思想运动，还是跟政治有各种不同的联系。关于“内圣”和“外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就反映了统治者跟士人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于是在第三个阶段，就格外强调要让内在的信仰、内在的修炼更加的纯粹化，也就是要让儒学更加的系统化。
  • 五、 本书特别的思想史视角
    • 以北宋的发展作为基础，余英时在这本书里面也就呈现了朱熹，当他面临像是孝宗时期，皇权高涨，为什么让他如此的焦虑不安，接着产生的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那是因为从北宋到南宋经过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朱熹是在长期政治跟思想交错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世界里，精神世界里去进行他的思考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完成了他在《朱子文集》里的这些文章，以及他在《朱子语录》里面所表达的各种意见
    • 于是这本书虽然叫做《朱熹的历史世界》，但第一，它不只是要讲朱熹，它要将朱熹放在特定的背景跟环境底下，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朱熹的思想的来历。但是这本书当要讲背景跟环境，它就牵涉到一路往前推，推到北宋，北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底下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这样的政治文化一直延续到南宋。朱熹是这个历史环境底下的产物
    • 因而余英时在书中为我们呈现了很不一样关于宋朝历史，尤其是宋朝理学、道学的图像，最重要的那就是他要在传统的道统观，以及现代受到西洋哲学影响的哲学史的史观之外，另外更贴近朱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经历了什么，他在思考什么。这样一种思想史不同的路径。这本书完整提出了对于宋代思想史的全新的描述跟刻画
• 2. 《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
  • 理学的两端：从最抽象到最具体
    • 一头是从周敦颐、张载开始讲太极，要去建立心性、理气的超越绝对的根源
      • 这个超越绝对的根源，也就联系到为什么理学叫做“理”——“道理”的“理”——那也就是所有的这一切追溯到的根源性，建立了越来越抽象，也就是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的，那是形上学的本体
      • 从这个本体以降，要将原来基本上是孔子在儒学当中习惯的一种方式“因事论理”——那就是针对具体的事情来讲道理——而要翻置成为高度抽象化，而且是各个不同面相的抽象理论，拥有这样完整理论体系的一套系统，这是一个方向
    • 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头，那就是重视自身，也就是如何处理你的现实事务
      • 儒学对于唐代士人来说，主要的精神经历都是用在读书上，而且读的是经书。那这些经书的内容、你所读到的字句，跟自身如何行为——也就是你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现实里面你如何处事，你要如何处理现实的生活——基本上是没有关联的
      • 而到了宋代的理学，他们要重新和生活联结上，这也就包括了理学家他们不再单纯地只是用文言文来写文章，他们当然会写文章，但他们更重视的是语录。语录就是用白话的方式讲给弟子听，可以不需要经过繁复的文言文、文章的逻辑、文章的结构，来表达一些更直接更有效的道理，所以产生了这样一种直接的影响
      • 因而也就表示，这一头，理学更具体。从唐代专注在书本上的那样一种儒家，变成了生活里的理学，跟生命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一套学问
    • 单纯从新儒家的变化发展来看，应该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两头呢？表面上看起来，这两头不是相反的吗？原来，那就是宋代的新儒家补上了最抽象的这一面，最玄妙的这一面；另外又用最具体落实到生活里，让人能够将理学的知识跟理论放到生活里
  • 新禅宗的冲击，促成儒学内部的变化
    • 关于整个世界因果的解释，这是佛陀最了不起的地方，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事物，没有任何的现象可以离开因果
      • 一切都是因果，就连管辖生命最根本的力量——轮回——也是因果。你所看到，今天所暂时形成的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因博凑而成的。等到这些因解散了之后，这些果也就消失不见了
      • 所以一切都没有本性，让我们可以看穿了，解开所有因果的循环，我们才能够清静，我们才能够得到解脱，最终进入到涅槃
    • 佛教在这一块是最强的。而新禅宗另外一部分捞过界了，延伸出来，把面对世间一般人他们会产生的种种的困惑困扰——包括落实在家庭生活里，让你如何变成一个佛教徒，用佛教的态度来看待居家生活——禅宗在这上头产生了高度的号召力，吸引了很多人
    • 儒家必须要面对新禅宗的这个挑战，要能够维系儒家对于一般人的吸引力，这在宋代产生了儒学内部高度的危机感
      • 他们体会到，如果什么都不做，如果做得不够，依照这样的一个趋势往下走，整个中国——也就是当时他们所了解的“天下”——会变成佛教社会，佛教天下
      • 那王安石和张载、程颢、程颐，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王安石有很多的想法，那就是王安石结交了很多佛教中人，其实他的很多的想法和根本价值是跟佛教有着密切关联的
      • 所以到了二程子，程颢、程颐他们要回到儒学的立场，去坚持，王安石所想象的这种“内圣”跟“外王”的关系有太多佛教的色彩，不应该被接受，应该要被修正
      • 这是受到禅宗冲击影响之后，逼着新儒家去建立了这套大系统。这就是新儒学/理学相较于唐代的儒学，那样的一种入世的精神就非常的明显，这是跟随着禅宗而来的，和禅宗共同建立起来的一套入世的潮流。
    • 另外，在余英时的研究当中又加入了为大家分析道教
      • 他收集了史料，呈现这段时间有新道教，包括全真教、真大道教等等。道教在宋元之后发展出了新的派别
      • 全真教听起来很熟悉，因为读过金庸小说，就知道全真教被金庸写成当时武林非常重要的门派，然后王重阳、丘处机这些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其实他们都是道教当中的真实历史人物，他们开创了新道教其中的全真教。而这方面，道教其实也是受到新禅宗的影响，让他们有这样一份入世的精神
      • 而在入世的部分，道教可以比禅宗走得更远。他们从儒家那里吸收了处世治世，也就是人如何处理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放进到他们新道教的精神价值里面
    • 于是近世宗教伦理，那就是一份清楚的入世的潮流，这是一面。还有另外一面就联系到了商业的发展
  • 士商关系的变化与商人精神的形成
    • 士商变化
      • 余英时在这本书的下篇里从几个方向告诉我们，一个方向是近世之前，市民结构如果以行业（类）别来分的话，非常清楚有一个顺序，那是士、农、工、商，商是被排在最后面的，乃至于商人长期被歧视
      • 但是到了近世，整个情况改变了。简单描述的话，那就是原来的士、农、工、商调整了顺序，变成了士、商、农、工。而且不只是士、商、农、工，应该是士、商成为一组，农、工这是另外一组
        • 以前士跟农是最接近的——如果去念书，念了书念好了可以去当官，不当官了就退隐回去，回哪里？回到农村农家，这是以前的士农关系。但是到了近世之后，士农关系就被士商关系给取代了
        • 士商关系又分成几个不一样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科举越来越难考，让家里要能够维系，有子弟可以去考科举，家里面必须要有资财。光是当官，不小心有一代子弟都考不上，那家道中落就完了。
        •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分配承担不同的风险，让家里有一部分的小孩去准备考试，去读书；另外一部分的小孩去训练做生意，做生意可以维持家里的财富，同时提供让有机会有希望可以读书的弟子去考试。那念书考试的他们考上了，就可以回过头来维系家里的社会地位，乃至于改善提升家里的社会地位
      • 士和商用这种方式结合在同样的一个家族当中，比士和农的结合在科举越来越难考的环境当中是更有道理的。但因为士和商用这种方式结合在一起，接下来商人也受了士人的影响，而有了越来越高的自尊心。这就是所谓“善贾不羞于鸿儒”
        • 善贾是擅长做生意的人，他们遇到了鸿儒，很会读书的人，不需要感觉到羞耻。因为我虽然做一个生意人，但我家里也有儒生，也有读书人，我的地位不会看到读书人就觉得矮了一截
        • 商人跟士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地位也越来越接近，有了两头的影响跟作为
          • 一头是士人越来越重视现实事物，并不是就只是在那里埋头读书，读书就只关心书上的道理，抽象的理论。这个时候，家里面有现实的关怀，如果你没有考好，很可能下一代还是要有人去做生意，一定要了解生意是怎么一回事。更广泛更普遍的，至少你不能够作为一个对于现实事物完全不了解死读书的人。士人越来越看重现实事物、入世的这一面，这是毫无疑问的变化和发展
          • 还有另外一部分，那是商人得到了自信和自尊，于是也会朝儒学接近。而在这里余英时用大量的史料，来告诉我们，也就是一方面商人不能不读书，如果不读书，你的商业贸易也做不好。你要了解基本的道理，你要懂得如何看书，如何找参考书。对于基本的商业运作，你不能够单纯只是知其然，还得要知其所以然。如果不读书，没有受过这样基本的儒学的训练，那一部分的知识你就不可能拥有了
      • 还有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越来越强调“贾道”，那也就是商贾、商人也有它的基本道理的。商人有他的行为规范，商人的行为规范，讲究规范，于是就和儒家的关系越来越接近，进一步产生了儒商
        • 要做一个儒商，就必须讲究信用，要有高度的自尊，认定你自己在从事的商业是高贵的行为。商业不再像以前士、农、工、商被摆在最底下，可以乱七八糟，可以耍各种奸诈的心机，让商业里面充满了诡诈。现在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了，又经常和儒、和士放在一起，相当程度上，精神就要随之提高，要自尊自重，像儒生儒士一样有行为最基本的规范。更进一步地，商业行为也就被当作是合理的人生追求、人生成就。
    • 商人精神
      • 在中国16世纪到18世纪的商业变化发展上，有了如此热闹蓬勃发展的商业变化
      • 其实那背后就是有中国的近世宗教伦理在推动的，余英时称之为这是一种入世苦行的价值观，强调你要认真对待世间的行为，在处理世间事务的时候，内在有一种价值的紧张
      • 商人有一份自尊心、自我要求，这和韦伯的论点上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那种理性化的要求——不能够用直觉、用本能去做生意，而必须要仔细去算计、去理解、去探索，找到对的方式，而且要找到好的方式——这样的追求以及内在的一种紧张，余英时也就证明了，也存在于这个时期中国商人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的精神里，所以叫做商人精神
      • 也就是余英时要指出，中国并不像韦伯在《中国的宗教》里面所说的是一个例外，中国要有发达的商人活动跟现象，背后也一定要有足以支撑的宗教伦理。当然这就表示，韦伯在《中国的宗教》里将儒家当作是新教伦理对反面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要被推翻
  • 那为何商人精神却没有催生现代资本主义？
    • 如果中国有这样的近世宗教伦理，有助于商人的活动，让商人取得了特殊的精神力量，那为什么中国毕竟就是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的呢？如果不相信、如果推翻了韦伯的理论，说因为儒教也就是中国的宗教阻拦着，让中国不会发生现代资本主义，那为什么中国还是没有发生现代资本主义呢？
    • 余英时他大致的看法，那是来自于政治的影响，也就是他用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六项要素分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近世宗教伦理，在中国刺激出了商人活动、商人精神，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影响政治，是在政治的领域无法建立起对于商人、对于资本主义有利、有帮助的法律制度
    • 所以对于余英时来说，是政治和法律，而不是宗教，使得西方和中国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上有了真正决然的差异，这就是他和韦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 从宗教的这一面来看，余英时指出中国的近世宗教伦理和基督新教其实在发展上有惊人的雷同之处，因而我们必须要到别的地方，也就是先将中国近世宗教的现象跟它内在的发展清楚地呈现出来之后，我们确定不应该在这里找西方跟中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上的差异，因而我们应该到别的领域再去解释这个历史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