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引论〉》解读

为什么要讲“国史”？“国史”首先要尊重、要爱惜这是我自己的历史，这里面有一种情感性，这是钱穆尤其在抗战的那种时局底下，他毫不掩饰我们跟历史应该要有这种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的关系，而是有着另外一种情感的作用。 因而用钱穆的话，他就要告诉我们，那是“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你对于一个人认识、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有可能对他生出什么样的爱意跟爱心？钱穆在引论里面接着又说“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一定是你爱这个人，你才会愿意为他奋斗，更进一步地到了极端，你才会愿意为他牺牲。

《国史大纲》·引论解读

• 一、 战火纷飞，一部历史巨著如何诞生？
  • 1. 一部诞生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史
    • 这本书在1939年完成，1940年出版。我们算一下就可以了解，这本书大概是在钱穆40岁中期，也就是他的精神跟他的意志都极为强大、昂扬的壮年时期所写成的
    • 如果我们回头再检验一下《国史大纲》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这本书的时候，钱穆的生活，还有更广大的时代背景，在创作的条件上却让人有不得不感觉到惊讶的地方
      • 首先，1939年、1940年在中国，大家一想也就明白，那是抗战期间
        • 因为他随着西南联大去了后方，而在后方西南联大又分成重庆的校区跟昆明的校区。文学院基本上在昆明，一度还迁到蒙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情况底下，钱穆那个时候住在宜良，但是必须要往返昆明去上课，他每个星期尽量让自己有相对完整的三天到四天时间待在宜良
      • 其次，我们看到在这本书的具体写作时间上面，钱穆前前后后只花了13个月的时间。这本书从中国历史的开头一直写到当前现在，甚至等一下会告诉大家，还悄悄地跨前一步，简直写到未来去了
        • 全书的总字数大概在50万字左右，这样一算你也就晓得在13个月当中完成这部书，他的写作的速度其实是相对快的，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本书，依照这种现实的条件来看的话，那简直神奇。所以我们就更进一步要追究为什么钱穆在这个时候写这本书，而且可以用这种条件把这样一步在后来影响力这么大的著作给完成了
  • 2. 从一门课到一本史学巨著
    • 在1933年之后，钱穆就在北大教中国通史，而他的中国通史课程跟《国史大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开一年的课。一年的课也就是意味着必须要在这两个时期当中把中国通史从头到尾教完，因此就产生了授课上面的时间分配的问题，你应该要用多少的时间，讲哪一部分的历史，讲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钱穆从教书就开始思考，我要如何在四十几个星期上课的时间当中把中国通史教完，这充分地显现在《国史大纲》这部书的结构上
      • 我们打开《国史大纲》的目录，就可以发现这本书一共分成46章，46章其实大概也就是两个学期46堂课教完的这样的一种架构
      • 所谓承担起来，从最古远的历史一直到近代现代，他必须要涵盖，不能够虎头蛇尾，前面多讲一点，后面就不见了，或者是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学年结束的时候，他的中国通史还没有讲完
    • 第二件事情他高度的纪律，他要求自己在一个礼拜两个小时的课当中讲完一个专题，所以列了这四十几个专题，也就意味着每一个礼拜两个小时刚刚好，就必须把这样的课程的内容给讲完，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纪律底下所逼出来的一种思考
      • 既然总共只有四十几堂课，只能够选择四十几个主题，如何分布这四十几个主题最后能够呈现，他认为当时的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应该对于中国的历史有什么样的认识跟理解，所以我们快速地看一下他的选择
  • 3. 《国史大纲》的内容架构
    • 他的选择开始是上古三代，上古三代快速地交代过去，用三讲的篇幅。第一讲讲中原华夏文化的起源。第二讲讲黄河下游的新王朝，那就是殷商。第三讲讲封建帝国的创新，那是西周
    • 接下来就进入到，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时间上不是那么长，但是他特别重视这段时期所产生的激烈变化，所以从第四讲到第六讲，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包括了霸政时期，包挂了军国斗争的新局面。当然他的第六讲就是一定要凸显春秋战国最重要的特色，那是民间自由学术的兴起
    • 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大的段落，第三个大的段落是秦汉帝国。开头是大一统政府的创建，接下来是统一政府的文治。接着从西汉进入到东汉，但是对于东汉他的讲法就有一个严厉的评断，这个评断称之为统一政府之堕落。然后到了第十讲，他讲的是士族的新地位。第十一章才回头整理一下统一政府之对外，用这种方式讲完了秦汉帝国
    • 接下来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几个重点，第一个是长期分裂，第二西晋，这是统一政府的回光返照。第三是长江流域的新园地，那就是从东晋然后到南朝，接着是北方的长期纷乱，再来是南方王朝的消沉，接着是北方政权的新生命
    • 然后进入到社会史的主题，一个是变相的封建势力，接下来是变相的封建势力底下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形态因为太特殊了，所以钱穆特别用两讲的篇幅，分成上跟下，也都同时分成南方跟北方进行描述。接下来就讲到了因应佛教而产生的宗教思想的弥漫，整理了上古时期宗教的不同的演变
    • 到了第五个部分，第五个大的段落进入隋唐五代，隋唐五代的重点放在哪里？当然隋唐就是统一盛运再临。那新的统一盛运之下，就有不一样的政治机构，这主要是讲宰相职权再建、三省制，还有地方政治整顿等等。接下来新的统一盛运当中，也就会有不一样的社会。不过，这统一盛运在《国史大纲》里面会让我们感受非常的清楚，来得很快，去的也很快，在盛运当中立刻就产生了衰象
      • 唐朝的衰象，钱穆又特别强调两个重点，一个是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第二是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这都是以前在讲唐朝历史的时候，很少人用这种方式去联系从盛唐到中唐，为什么唐朝会这么快地没落
      • 然后整理、陈述了新的统一盛运之下的对外姿态，接着就到了大时代的没落。大时代没落最清楚的现象，在外面是藩镇割据，在里面是宦官、朝士、朋党。然后黑暗时代的大动摇来临了，那就是五代十国
    • 再进入到“两宋之部”这个大的阶段。这个大的阶段，当然我们看到的是贫弱的新中央，这是北宋初期。但是在贫弱的新中央的对比、对照底下，士大夫的自觉跟政治革新运动崛起了。再下来从士大夫自觉积极参与政治，而有了新旧党争，还有南北人才的差异，到后来南北再度分裂而造成了宋代的终结
    • 接下来进入到元朝跟明朝，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第三十五讲讲的是暴风雨之来临，那就是蒙古帝国的兴起，接着蒙古入主中原。第三十六讲跟第三十七讲则是传统政治复兴底下的君主独裁，这指的是明代。钱穆特别凸显了明代的帝王和宋朝的帝王很不一样，它是一种君主独裁的形式，因而它既是传统政治恶化的现象，同时更进一步促成传统政治不断的沦丧，以至于到明代的政治体制相次的腐化
      • 不过，这个时候经济上却有着相当惊人的活力，所以从第三十八讲到第四十讲，这是全书当中唯一用三讲的篇幅讲一个题目，那是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到了第四十一讲，则凸显社会自由讲学的兴起，这是贯穿宋、元、明三朝的思想学术，当然它的最重要的主轴是宋明理学
    • 再进入到了清代，重点放在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这就是前面有蒙古人，后面有满洲人，他们都建立了外来的异族政权。在建立外来异族政权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狭义的部落统治的方式，这是这段时期历史的特色跟重点
      • 再下来就分析狭义的部族政权底下的士气，这个“士气”讲的不是军事上的打仗的那种士气，讲的是士人的风气，或者是士人的骨气
      • 接下来是狭义的部族政治底下的民变，最重要的是所谓的洪杨之变，也就是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做太平天国。关于洪杨之变，和这本书的出版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最后第四十六讲叫做除旧与开新。在不长的篇幅当中，从清代灭亡讲到民国创建，这是最后的一个小节，这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悄悄地把中国通史甚至写到未来去了。因为最后一节的标题我们一看也就大概了解他的心情，他说“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
      • 再说一次，这本书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没有抗战胜利的事实，所以在书里面毋宁是表达了钱穆的期待。在当时的那样一种时代困境底下，往后看中国的历史，希望能够产生一种信心跟力量；往前能够在漫长黝黑的洞穴当中看到另外一头透进来的光，期待中国可以打赢抗战
      • 如果中国打赢抗战了，那从这样一种中国历史演变而形成的中国的文化会跟这个世界有新的关系，这新的关系必然开启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以这种形式，经过详密的设计安排，钱穆能够在学校里面对学生光只靠一年四十几个礼拜的授课的时间，讲完中国通史，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他才能够写成《国史大纲》这部书。这部书的背后就显然有着这样一种教书的经验，乃至于教书的考量和纪律，这是我们了解《国史大纲》应该要知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
• 二、 国难当头，写史书有什么用？
  • 1. 从一门课到一本书
    • 在阅读、了解《国史大纲》的时候要放在心上的，那就是这本书跟钱穆的教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从北大一路到西南联大教中国通史，可是在教中国通史的过程当中，这里就产生了上课的需要跟钱穆在理想当中如何呈现中国通史产生了价值观上的拉锯、冲突
    • 从学生的角度就有这样的一种要求，希望更简单一点、更简单一点，因此在学生的要求底下，钱穆刚开始的时候就帮他们准备了纲要。纲要就是讲纲，讲课两个小时的这些内容，让学生能够一目了然。如果要备课，当然更重要的是准备考试可以有所依据，以及更简单的一些重点
    • 从老师的角度，要记得钱穆不是一个单纯、简单地上课的老师、大学教授，他同时是一个如此认真的文化跟历史的一个研究者，他如此的博学、博文强记，又已经做过了这么细密的考据功夫，写了这些著作，他脑袋里面有太多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跟理解如此复杂
    • 还有当时时代气氛的影响，又使得钱穆他非常担心自己在讲历史的时候，会不会讲的太空洞了。他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其实一直心存着一种深度的忧虑
    • 这样的忧虑和危机感，就充分地反映在《国史大纲》非常有名的这篇长文，直接就叫做《国史大纲·引论》
      • 引论的第一段，钱穆开头就是一个非常刺激性的大对照，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接下来分成三个方面，告诉我们中国在世界各个不同文明的比较底下，为什么能够凸显它在历史上面格外完备
      • 不过这其实只是一个铺垫，关键的重点在第二段。第二段就大对比说，这样一个历史最完备的国家，当前的状态却是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虽然从远古累积了这么多的材料，有这么多丰富的历史，但是当前他看到的是中国人完全不在乎历史，甚至变成了最缺乏国史智识的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当中最缺乏对于自身国史的认识跟理解
      • 接下来他就比较仔细地分辨到底为什么会让中国在背景上是历史最丰富的一个国家，但是在现实上却变成了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他特别分析当时流行的史学，而且他强调了革新派的重要性，或者是观察到革新派的特别地位
        • 什么叫做革新？这个革新派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他的说法是他们“治史为有意义”，能够具备系统，能够努力地让史学跟当前的现实相结合，能够求把握全史，能够时时注意到“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
          • 看起来对于革新派都是充满肯定跟正面的描述。再说一次革新派的特色是“治史为有意义”，能够有系统，努力地让史学跟现实相结合，而且去把握全史，不是断断续续的，能够经常注意“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
          • 他说“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哇，从成绩上也是肯定的，也就意味着当前中国人之所以认识国史就是靠革新派，大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跟理解，绝大部分是受到革新派的影响
        • 但等一等，回头看一下，首先在讲到革新派的时候，钱穆引论当中用小字另外给他们一个称号，说这个革新派也可以称之为叫做“宣传派”。这就不太对劲了，如果这真的是正面的评价的话，为什么会把他们称之为“宣传派”？我们对于“宣传派”这样的字眼，恐怕没有办法都是用肯定的态度来看待的吧？
          • 这些革新派为什么叫做宣传派？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告诉大家的中国历史的内容跟意义是大有问题的。绝大部分是靠着他们找到了新鲜的名词，找到了特别的表达方式，让大家觉得很有吸引力，而且很容易就记得。然而，他们大有问题
          • 什么样的问题呢？钱穆就直接说，他们在史实方面往往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系统是空中之楼阁，他们治史的意义转而变成无意义。他们把握全史是把握自己认定的、自己想象的中国的全史。他们对于国家民族以往文化的评价，只不过是出于一时的热情，而并不是有外在的、坚实的根据，所以他对于当时中国人认识国史有这样一种真的是非常深切的忧虑。
  • 2. 中国通史应该怎么教？
    • 他自己在教中国通史的时候，他的关怀，或者是他所在意的就会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他担心学生学得不够扎实，他担心用这种方式讲中国通史会变得太空洞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他就对于写纲要给学生越来越觉得不安
      • 所以钱穆一边教书，接下来他就做了一套参考材料给学生。参考材料编到唐五代，后来他又从参考材料扩张成为国史读本。那不管是参考材料或者是国史读本，它的基本的内容就是以课堂上面所讲的重点，接下来把相关的一些原始的史料、原始的记录、典籍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编纂在一起。这一部分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更扎实地真正去看到了原典，看到了历史的资料，而不至于学中国通史的过程当中，就记得那么几个老师所给你的结论。这个推论是怎么来的，它的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材料，他希望学生也能够有所接触。
      • 那这个国史读本到了1936年已经累计到百万字，可是那个时候为了要就学生们对于国史太过于空洞、空疏的这种认识、理解，钱穆都还觉得不够，他还想要对这百万字的内容再做一番的整理。怎么样整理呢？因为这百万字的国史读本都是搜罗的原始的材料，对于一般的学生在阅读上又有难度、门槛，所以如果要让学生更能够读得进去，更能够有所收获，应该还要进行更详密地注释。所以本来这个时候他心里在想，好吧，接下来这百万字的内容还要进行一番完整地注释，不过这个事情做不下去，因为抗战爆发了。
      • 抗战爆发连北平都待不下去，就必须要随着学校开始流亡。学校整编成为西南联大，钱穆仍然在联大教中国通史，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必然受到这种战乱，尤其这次的战争是日本的侵略而形成的，这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什么样的冲击？我们可以体会，我们可以同情，那就是大家的心里面都有非常强烈的亡国之感，至少是亡国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国史大纲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会用这种方法，这反映了钱穆当时的心情，相信抗战终究会胜利，而且之所以抗战，我们有信心会胜利，因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具备这种对于未来的世界应该可以有所贡献的价值。
  • 3. 战火之中，写史书有什么用？
    • 在教中国通史的时候，当然也就联系到中国的现实为什么会被日本用这种方式侵略？为什么在面对日本的时候，中国是如此的积弱不振，这样的心情必然会透现在对于历史不同的看法跟不同的解释。
    • 因为他从1933年就有了这样的非常坚实的准备，因此就是以手头上原来所整理的这些资料，最主要就是他的国史读本的稿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整理、写了《国史大纲》。还不止如此，写完之后立即出版。为什么写完之后立即出版呢？
      • 因为那个时候他回到了昆明，但是昆明经常受到空袭，真的没有把握什么时候在意外的情况底下，好不容易写成的手稿就不见了。怎么样能够保留手稿？不是把手稿藏到哪里的，是把手稿拿去出版，一旦印成了书，基本上它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消灭而不见了。不过要出书在当时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容易，这是相对曲折的一个过程。
  • 4. 《国史大纲》曲折的出版过程
    • 1939年暑假钱穆特别跑到香港去，干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所熟悉的、跟他长期合作的商务印书馆搬到香港去了，所以他把书稿特别带到香港交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愿意出，可是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还在上海，本部在香港
    • 吕思勉是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的老师，所以钱穆就拜托当时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吕思勉帮他做《国史大纲》的最后一校
      • 南北经济文化变化的这一段内容，《国史大纲》当中用三讲讲这个题目。然后吕思勉就特别说，这是“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这是老师对于之前教过的学生那样一种感沛的称赞，倒过来老师愿意帮学生所做的新的著作做最后一校，两个人用这种方式形成了新的学术渊源
    • 不过，校对完了也没办法立刻就付印，因为这个时候书籍出版要经过中央的审查，上海又得要把书稿送到重庆去审查。可是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就有人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意见，要求钱穆要把《国史大纲》里面所讲的“洪杨之乱”——洪秀全、杨秀清在清代中期所引发的这个巨大的骚动事——改成“太平天国”，这里牵涉到史观的差异
      • 这个时候钱穆知道了，他就有回应，他说“孙中山先生以得闻洪杨故事”，的确这是孙中山当时他的原文讲的就是“洪杨故事”。因为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所以有志于革命，这是中山先生自己亲自说的。“但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这话的意思是他没办法在史观上如此肯定太平天国，把太平天国当成另外一个正统的政权来看待，所以他仍然坚持要称为“洪杨之乱”。
    • 等到出版了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波折，因为先印了一批数百本，还得要经过海运，从越南河内才能够转运到当时的后方，不久之后海运中断了，后方就收不到书了，所以又改成在重庆出版，叫做“国难版”
      • “国难版”也就表示当时的各种不同的印刷的条件都没有办法讲究，匆匆忙忙在妥协的条件底下予以出版。等到抗战胜利了有上海版，1949年之后，迁台又有了台版、港版等等，一直到最近《国史大纲》才重回大陆，接下来有了简体中文版
• 三、 什么是“一言以蔽之”的历史观？
  • 1. “国史”之深意：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历史？
    • 《国史大纲》这个书名，其中特别标举出 “国史”这两个字，是要特别强调、希望大家注意，千万不要随便把“国史”这两个字给看过去。“国史”这两个字指的是自己国家的历史
      • 这里面就彰显出钱穆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态度，这是为了让国民认识自己国家历史而写的一部史书，它不叫做“中国通史”，而叫做“国史”，这个“国史”也就意味着这样一本书只能够由中国人来写给中国人看
    • 那为什么“国史”这个自己的历史这么重要呢？因为看待自己的历史跟看待别人的历史，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不同的态度呢？非常明显地，钱穆在这件事情上很坚决地认为一定要不一样，所以他在他的长篇引论当中逐条地展开什么叫做“国史”，为什么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应该有不一样的态度来予以看待
    • 首先在引论当中钱穆特别讲了什么是“国史智识”，这是从自己的历史当中去得到知识跟理解。这里面就当时中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在史学的认识跟理解上面，材料累积越来越多，但是历史材料不等于历史的知识跟理解。有很多的历史的材料是固定的，许多人对于历史有一种误会，以为历史就是讲过去确切已经发生了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根本没有史学存在的空间跟史学存在的必要
      • 所有的人讲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已经发生了，怎么可能改变？任何一个人来讲，往下的任何时代来讲不都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吗？所以历史固定下来就在那里，哪有史家可以去施展、发挥的空间呢？
      • 历史不是这样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我们对过去的知识跟理解。这种知识跟理解会随着不一样的时代而与时俱新，那是因为当生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当生现代我们有些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很自然地会到历史上面，希望可以得到启发，或者可以更进一步地得到坚实的基础，帮助我们分析现在，乃至于指出未来可能的方向
    • 历史不是这样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我们对过去的知识跟理解。这种知识跟理解会随着不一样的时代而与时俱新，那是因为当生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当生现代我们有些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很自然地会到历史上面，希望可以得到启发，或者可以更进一步地得到坚实的基础，帮助我们分析现在，乃至于指出未来可能的方向
  • 2. 历史只是用来背诵和考订的吗？
    • 这一部分又分成两派，一派他把它称之为“传统派”。“传统派”另外一个名字可以称之为“记诵派”，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态度，认为历史早就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学历史就是去记一大堆过去的、传统的说法。这些传统的说法代表了历史的事实，所以你面对这个历史的事实也只有一种方法，也只有一种态度，就是把它背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又称之为 “记诵派”。
      • 那这一派以为把这些哪一年谁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哪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头衔，他写了什么样的书，把这些统统都记下来，就叫做历史。在这种“传统派”、“记诵派”眼中，历史统统都是标准答案，既然都只有标准答案，那就不是让你思考用的，不是让你分析讨论用的，而是让你记诵
      • 子主题
    • 第二，在“传统派”、“记诵派”之外，钱穆里外提到了一种叫做“科学派”。“科学派”又可以称之为“考订派”，他所观察的“中国最近”的确有一个重要的潮流，那是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这是胡适所订定出来的一种宣传的口号
      • 那要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这个态度是很新鲜的，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出了很多的材料。对于材料的考订往往也比以前要来的精密的多了。这一方面也就是延续着乾嘉考据学，更进一步地又受到了西方科学方法的冲击，再加上胡适从美国带回来的实证主义，整个加在一起之后所看到的对待历史的方法就专注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考订，并且把考订一直往更细节、更细密的方向来予以推进。
      • 当他们在做这种“科学派”或者是“考订派”的历史研究的时候，眼中、心中没有现实，可以说这是一种“为史学而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纯粹的态度。这是“考订派”和“传统派”、“记诵派”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不关心现实，他们所提出来的历史知识也跟现实无法发生任何的关系。
    • 相反的另外一派，钱穆把它称之为叫做“革新派”。他们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如此重视现实。因为重视现实，所以当面对历史的时候，他们基本的看法那就是古为今用。之所以需要认识历史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或者是要为未来提出一个清楚的方向。如果不是提供未来改革的依据，那干嘛要讲历史呢？
      • 不过，严重的问题是这一派他们倒过来了，他们没有材料，他们只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们不尊重、不讲究材料
    • 对于钱穆来说，“中国最近”形成了这种荒唐的局面，一边是材料，一边是说法；一边是对过去的考定，一边是关于现实的分析。这两头，照道理讲，它应该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产生历史智识，也就是关于历史的知识跟理解，但是在“中国最近”却分开来了。
    • 为什么“中国最近”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缺乏历史智识跟理解的状态呢？基本上有两个关键的原因
      • 第一，刚刚讲到了古为今用，可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古为今用呢？为了现实去讲述历史，但先入为主，是为了要抛弃过去而谈历史。这是革新至上的一种路线，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新”，就是要把旧的东西给排除掉，所以每次讲到历史，历史当然是旧的，就必然带着一种蔑视的态度
      • 因此，这些“革新派”为什么叫做“革新派”？他们讲历史是为了要革新，所以他们都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大手笔”。大笔一挥，不需要什么事实、不讲究细节，都是“一言以蔽之”，钱穆就在引论当中帮我们整理、分析了这种流行的“一言一蔽之”的三阶段
  • 3. 革新派“一言以蔽之”的历史观
    • 第一阶段的“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从秦以来两千年都是专制黑暗政体的历史
      •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只要“专制黑暗”这一个词就把中国的全部的历史给涵盖了，再多一点就讲说二十四史都是帝王的家谱，那就是专制黑暗的记录。于是当前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两千年来的专制，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大笔一挥”、“一言一蔽之”
    • 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的“一言一蔽之”、“大笔一挥”，那就是中国从秦以来两千年，又是一样两千年，简单讲就是思想停滞没有进步，而一切的事态也就相随停滞不进
      • 两千年以来的思想都是儒家思想，都是孔学，在这后面就相应地有激烈的口号，像是“礼教吃人”，像是“打倒孔家店”。那有一部分的人就说两千年来的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配合，儒学就是为了帝王家服务，所以专制黑暗和这样的一种没有任何进步的学术思想又结合在一起，因此两千年来的思想大概就相当于欧洲时所谓的中古时期，这是使得中国无法进步的最根本的理由。
      • 另外还有更大的手笔，那就是文字限制思想，所以如果我们要一扫中国从秦以来两千年思想上面没有变动、没有办法进步的这种状况，恐怕就得要废文字，废掉既有的那么难学的，同时又限制思想自由的这套文字，把它改为罗马拼音，这是第二种“大手笔”
    • 第三种“大手笔”关于中国历史的看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无论政治或者是学术，原来前面先讲了政治就是专制黑暗，学术就是停滞不前，就是像西洋的中古时期。那在政治跟学术的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东西，那是社会形态
      • 如果要真的革新政治的机构跟学术的内容，我们应该要先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改造。中国从秦以来两千年都是封建时期，两千年来的政治、两千年来的学术，都跟这两千年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所谓的封建时期是相呼应的
    •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革新派”为什么叫做“革新派”，他们都是为了要提出革新的主张，所以去讲历史，但是当他们以革新的热情去讲历史的时候，他们对于历史知识、对历史的根本的材料就毫不在意
      • 当你的热情投射在文化思想的革新上，于是又是往回头看，就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两千年来思想停滞，统统都被孔学、儒学，或者是另外一边被这种道家无为的想法给毒害了，所以把这些东西统统都扫除掉，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 然而，等到这种文化的破坏论都已经变成了主流，却发现中国看起来还是没有改好、没有改善。于是，又更进一步地再往根底一点去追究，就有人开始说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因为要推动社会革命，出于社会革命的热情，就相应地提出了中国两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的这种“大笔一挥”的看法
      • 所以钱穆又把“革新派”称之为“宣传派”，意味着他们重视的绝对不是知识、不是理解，而是宣传的效果。只是拿简单的响亮的口号来涵盖历史，为了要说服大家，我们只要把这些历史给抛弃了，把这些过去的中国的传统推倒了，我们就没事了。用这种方法我们怎么可能认识真正的中国历史，尤其是用这种方法，你就失去了钱穆最在意的一种“国史”的态度
      • “国史”是自己的历史，当你随时在想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东西丢掉，你怎么可能觉得它是你自己的呢？你怎么可能跟这样的知识的内容产生一种“自己的”这种所有格的关系？
• 四、 “知之深，爱之切”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 1. 全盘否定历史就可以创造“新中国”了吗？
    • 为什么会有这种“看待历史是为了要排除历史”或者是“为了要抛弃历史”的态度呢？
      • 那就是因为改革的急切需要。改革的急切需要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所以想要寻求一种方法可以彻底地改变现实，以为如果没有了清朝，没有了皇帝，没有了原来的那种帝国，中国就会变好，结果却发现在民国肇建了之后，中国不管是在政治上，乃至于其他的面向上并没有变得更好，因而你不能够再讲专制政治了
    • 那已经没有专制政治了，中国为什么还是没变好？
      •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太糟了，于是孔家店就牵连到礼教吃人，接着就牵连到儒家作为帝王的宣传为帝王服务，乃至于老子、庄子的道家麻木一般人的进取的心情，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应该要予以革除的，所以用这种方法看到的就是中国文化一无是处，统统都丢掉了才能够让中国变得更好
    • 这是另外一种历史的看法，这样的历史的看法把儒家、道家都丢到垃圾桶里面，取而代之的是努力积极地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可是中国还是没有办法呈现出他们所想要的新的面貌，那怎么办呢？
      • 再往更彻底的方向去主张，那就是原来最关键的是中国必须要放弃既有的社会，因为既有的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存在了两千年，所以更进一步地就在历史的角度上去提出中国社会的结构两千年来都是错误的。
    • 钱穆就感慨地比拟，这像什么呢？这就像是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他有了病，需要医疗，需要救治。那我们如何来处理生病的人呢？钱穆就问你说，当你面对一个病人，而且你的心思是要替他治病，让他可以恢复健康，可以长长久久地活得好，你应该怎么做？
      • 难道你不需要确切地知道他的现况到底是什么吗？而你要了解他的现况，你不用去回溯他的过往吗？从他的遗传的状态，到记录在病历上的他曾经生过的病、动过的手术，乃至于到现在他吃什么，他是不是运动，他的生活习惯，难道我们可以不知道这些东西就提出来救治他的病的方法吗？
      • 你只有透过他的遗传，透过他的病例，透过他的生活习惯和现实方方面面的认识跟理解才能够去分析他可能生的什么病，才能够找到这个病灶，才能够对症下药，不是如此吗？
      • 于是，吊诡地，我们刚刚所讲到的那种为了要治病、为了要改革而把中国的历史抬出来一言以蔽之，然后说服人家放弃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那不就等于一个医生要救病人的时候，你的基本的做法是把跟这个病人相关的所有一切的资料统统都丢掉，以为把这个病人的过去统统都丢掉了，病人就会有一个新的现实，就会产生好一点的未来。
      • 我们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态度，我们怎么可能相信这种方法？如果真的让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接受他是一个称职的医生，你敢把自己或者是你亲人的病交给他来医治吗？这不只不是一个医生应有的态度，而且它必然产生最可怕也就是最根本的伤害。
    • 我们看到当时用革新派的这种态度来对待历史，对于整个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那就是破坏了集体的自尊心。你所有的过去都是错的，然后我要让你今天可以重新站立起来，我要把你过去的一切全部都予以批判，让你感觉到丢脸、羞耻，用这种方法我说我帮你站起来，让你可以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当你已经彻底失去了这种自尊心，你还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活着呢？
  • 2. 对待中国历史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
    • 因而这里就联系到为什么要讲“国史”？“国史”首先要尊重、要爱惜这是我自己的历史，这里面有一种情感性，这是钱穆尤其在抗战的那种时局底下，他毫不掩饰我们跟历史应该要有这种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的关系，而是有着另外一种情感的作用
    • 那什么是“自己的”？“自己的”就是来自于相处、来自于熟悉
      • 例如说很多人在音乐听觉上都有过的经验，那种儿歌的旋律任何时候让你听到都觉得好好听，还有我们为什么在接触比较复杂的音乐的时候会有这种困难？在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如果你听到了《快乐颂》，突然之间你就觉得这个我听懂了，这个好好听。为什么我们会有好听、不好听的判断？其中一个关键的理由其实是你熟不熟悉
      • 另外，我们看到在视觉上的重要的例证，为什么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是一样，因为他长得好看，所以你喜欢他吗？还是倒过来，因为你喜欢他，因为你熟悉他，所以他看起来那么好看，这真的不是能够清清楚楚两头分开来的。我们有太多心理学的证据现在已经明白地彰显出来，在陌生人之间，尤其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你要一眼就看到一个看起来很顺眼、让你觉得很漂亮的人其实相对是非常难的。
    • 因而用钱穆的话，他就要告诉我们，那是“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你对于一个人认识、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有可能对他生出什么样的爱意跟爱心？钱穆在引论里面接着又说“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我们会为了谁而牺牲？你会为一般的陌生人吗？一定是你爱这个人，你才会愿意为他奋斗，更进一步地到了极端，你才会愿意为他牺牲
    • “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你不可能真正尊重他，你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他的人格，你不知道他做过些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会尊重他？就算你是因为他的地位、他的身份而尊重他，这个尊重是空洞的。你越了解这样的一个人，你越有机会可以尊重他，你越有机会可以爱
      • 更进一步地，这不就是我们的事实吗？我们的父母不必为世界上最崇高的人物，我们所爱的不必是世界上最美的典型，但这“无害其为父母”，无害其为我们所爱的对象。关键在哪里？“惟知之深，故爱之切”，你知道的越深刻，你知道的越多，你跟他之间的感情也就有可能越深刻
    • 当然这个矛盾在钱穆的特定的时空当中格外明显、格外刺人，也就是在抗战当中，面对日本人的侵略，这个时候当然会希望所有的中国国民应该要爱国，可是当要主张、要鼓吹你应该爱这个国家的时候又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跟这个国家发生关系呢？
      • 叫你把这个国家的过去、历史给摒弃掉，或者是要你用一种对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不是把它当做自己的历史，而是把它当做从西方的眼光看起来处处都是漏洞、处处都是问题、毫无价值的一套历史。
      • 你用这种方法否定自己的历史，你更用这种方法对自己的历史如此陌生，这不是很奇怪吗？你怎么可能产生对这个国家的爱呢？就像是你完全不了解这个人，这个时候甚至隔绝，叫你不要去认识这个人，但是你要去拥抱他，你要去爱他，你要不爱他爱到骨子里面，更进一步地为他奋斗、为他牺牲，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道理，这在感情上不可能讲得过去，因为我们都是人
      • 所以钱穆话讲得很重，他说这种爱恐怕是一种交易买卖时的爱，就像一个农夫爱他的牛，因为他的牛有用。他只知道我要生产，我的温饱依赖这头牛，这种感情也就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层次上。这种层次的爱基于有用、基于交易怎么可能引发，尤其是在战争当中所需要的那种激情。
    • 战争当中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为了国家上战场，为了国家牺牲性命而不顾，为了国家而决定不投降、不屈从于日本人的各种不同的强力的压迫。如果你对于国家民族以往的历史没有这种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感情跟更深刻的一种认识，如果还是用以前革新派的那种态度，认为我们认识历史最重要的是因为告诉我们、说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历史，那请问你要让当下的这种爱国的精神可以落实在哪里？这就是《国史大纲》“国史”这两个字在钱穆的引论当中他所希望我们真切地了解这中间的情感的丰厚内蕴。
  • 3. 中国历史记录方法的演变
    • 对于钱穆来说，大纲是他认真用心摸索出来的为了要让当时代的中国人能够认识自己的历史，对于自己的历史产生情感而特别设计的一种形式，所以在引论里面他又特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一代有一代所需要的历史的智识，也就相应地每一个不同的时代有那个时代特别所需要的历史的形式。
    • 而要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回看中国历史的各种不同记录的形式是如何产生的，所以引论当中如此整理下来
      •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那里面这边记录一点、那边记录一点，有各种不同的官述的内容，但是它所记录的事件非常粗疏，也就意味着那个时候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没有到达需要把每一年，也就是按紧密的时间记录下来
      • 到后来开始有了《春秋》，《春秋》在时间的间隔跟时间的安排上就比《尚书》要紧密多了，这表示说这个时候人们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事情的认知有了更进一步的需要，所以就形成了编年史
      • 在《春秋》之后又有了《左传》，这是编年史的进步版，或者是编年史的革新版。而《左传》的内容很重要的是记录了很多列国的会盟跟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到后来会被嘲讽说这叫做“相斫（zhuó）书”，可是就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战争、会盟如此重要，所以会有《左传》的形式跟《左传》的内容
      • 接下来是《史记》，《史记》又变成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一种新的记录历史的形式，就表示那个时候人物个性的活动渐渐摆脱了古代封建宗法社会的团体性，而开始转变成为个人性
      • 再后面有《汉书》，这是断代作史的开始，那就表示因为帝国的稳固，所以这个时候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就有了记录中央政府这一段的历史的形式上的需要
      • 再后面又有杜佑的《通典》，这是以制度为骨干的新的历史，那就表示因为政体的沿革，成熟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产生这种史书形态上面的需要
      • 再下来又有通鉴，通鉴是把原来的编年的体制跟通史，也就是从头贯通下来和对历史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又表示这个时候的人对于历史的悠久跟它的紧密这两种标准都有了新的需求
      • 另外有郑樵《通志》当中的“二十略”，那是历史眼光超出政治人物、人士跟年月之外了。此外还有记录中国历史的其他形式，例如方志、家谱、学案，形形色色。关键的重点在这里，钱穆告诉我们这都是依一时代的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
    • 这在讲的是中国过去的历史体裁，但同时也是在彰显钱穆自己的野心跟用心。《国史大纲》的这个“大纲”的形式，也就是他所体会的现代、新时代，新的国民在面对自己的国史的时候所需要的一种新的体裁，这个体裁的设计跟形成真的不是那么样的理所当然，不是那么样的容易的
• 五、 什么是呼应时代需求的历史叙述？
  • 1. 《国史大纲》：一种叙述和理解历史的新形式
    • 《国史大纲》的这个“大纲”是他认为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国人所需要的新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理解的形式，他是非常细心地在思考要如何让大纲符合时代的需求
    • 不管是在取材上，或者是在形式的设计上，钱穆仍然不会因为他自己对当时的时代风气不满，因此走到相反的路上去，而且他承认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有对于历史知识的一种新的需要
      • 只不过革新派所提出来的态度没有办法让活在当时的情境底下的中国人能够真的认识、了解自己的历史，因为革新派所采取的那种态度等于是把历史和现实彻底的隔绝开来，这样就没有了“自己”
      • 没有自己的过去，没有自己的历史，于是当下的人变成了空荡荡的存在，你没有办法依靠一个坚实的背景来认识自己到底是谁。就算这是一个你非常不喜欢的时代，你还是要清楚知道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知道了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你也许才有机会可以更准确地治疗这个时代的病，去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好，变得更美善，变得更健康
    • 因此，呼应时代的需要，也就是到1940年中国陷入战争的情境之前，近代中国曾经经历了三项重大的改革的呼声跟要求，一个是政治制度，一个是学术思想，另外第三项则是社会经济
      • 因此在《国史大纲》的大纲的设计上也就是要如何把这么丰富、这么庞杂的中国过去长远的历史，整理出一个脉络，那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抓住这三个项目，把这三个领域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以此形成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所需要的历史知识
      • 对于钱穆来说，我们对峙革新派的这种粗暴的方法，那就是我们要真正弄清楚到底中国过去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我们才能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找到一条出路，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也是如此
    • 所以接下来他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来设定他的《国史大纲》在什么样的时期写出什么样的历史。他先告诉我们“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
      • “揄扬夸大之私”是要告诉你说，不会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敝帚自珍就一定要把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讲得多么样的了不起，但是相反地，另外一种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历史讲得一文不值，这两种态度都不对的
      • 另外，什么叫做“门户立场”？也就是那个时候看到一堆人专门在讲中国的社会经济，但是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就规定只有一种讲法，只能够得到来自于西方的那样一套规律、相同的一种答案，这就是先入为主的门户立场，所以关键的地方是“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诠释而觅取其动态”
        • “动态”是什么呢？也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历史的重心用什么样方式改变，历史绝对不会是静态的，这也就是他为什么特别对于革新派如此不满。直接地讲，那也就是革新派讲历史通常都说中国从秦以来两千年云云，那就表示中国从秦以来两千年的历史是静态的、空洞的历史
        • 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吗？所以在《国史大纲》当中，他要彰显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如果一个时代的变动在于学术思想，像是先秦战国，他就在《国史大纲》当中着眼于当时学术思想的领域发生的变化
        • 如果有一个时代的变动是特别彰显在政治制度上，例如说秦汉帝国的建立，从封建到帝国，这在政治制度上面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是在秦始皇一个人手上就可能完成的，在之前要有战国法家的出现，在之后要从秦再到汉，汉要进行各式各样的帝国制度上的实验、改变、修正，这是很长的一段过程。当看到这样的时代，钱穆对这种时代的历史描述就着眼于当时的政治制度看如何变
        • 如果某一个时代的变动主要在于社会经济上，他又举了例子，像是三国魏晋，那也就是开始有了世家，开始有了庄园。前者是中国社会组织上面的大变动，后者是中国经济生产上面的大变动，那么当然《国史大纲》在这段时期的描述，就着眼于社会经济，看如何变
  • 2. 《国史大纲》书写历史的三大原则
    • 《国史大纲》引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听一下：“‘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 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这个是有明白的事实证据、根据，“与人共见”，也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神、心力去检查这些史料，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 于是他更进一步地强调，那就叫做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尽可能排除自己的主观，回到没有门户立场的那样的一种心态底下，在客观当中求实证，这就是他的《国史大纲》一定要对于描述中国历史，第一个那是要有实证的依据；第二，必须要有不同时代的不同的重点；第三，要清楚地掌握历史是要描述变化，更重要的是要解释变化
    • 钱穆说：“‘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为什么到这里突然之间出现了历史精神，又出现了民族文化，这又指的是什么？
      • 这在钱穆的史学观念里面非常重要，那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他的态度，如果我们追溯它的根源，那就是在研究历史、呈现历史叙述的时候，有两种真的不太一样的途径，一种是求同，一种是求异
  • 3. “求异”的历史断代方法
    •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构成过程当中，每个时期应该怎么说，要说什么，他采取的是“求异”的方法，也就是不一样的时代，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特殊的变化。这个特殊的变化也就是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特殊的历史精神，我们掌握这样的历史精神，我们就同时掌握了这个时代
      • 区分出来这个时代跟前面的时代，跟后面的时代真正最关键的、不一样的地方，同时我们才能够在描述当中一并呈现、解释怎么样从前一个时代产生后一个时代的新鲜的现象，原来新鲜的现象在后一个时代如何变成固定，乃至于到后来衰颓、消失而开启了下一个时代
      • 包括每一个时代应该怎么分，我之前再三提醒大家，朝代史在历史的探究上不是一个好用的、 不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断代方式，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求异的精神能够凸显出来的历史面貌
    •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在朝代之外去断代呢？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变化、求异的精神。什么时候产生了非常明确而清楚的变化，前面一个时代和后面一个时代就依照这个变化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明确地划分开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性，历史就是必须要掌握描述不同时代的特性，用这种方法来断定不同的时代，进而就借由这种方法来描述，并且解释改变
    • 在引论当中钱穆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他说让我们这样设想，我们要替一个运动家做一个年谱或小传和如果我们的传主是一个音乐家，我们选择的材料跟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会很不一样吧，因为音乐家的个性，音乐家的环境，音乐家的事业的发展，跟一个足球明星或者是一个网球运动明星当然不一样
  • 4. 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
    • 一个人是这样，难道民族国家可以不是这样吗？因此，很关键地，写国史更是你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历史也就表示过去塑造了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能够不去弄清楚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个性之所在，而不是通性。这又是根本的求异的原则，你才能够把握到这个环境、这个事业，写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特殊的精神跟面向
      • 反过来，也只有在它的特殊的环境跟事业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化的个性。你要在他的自身内部去求精神，而特殊的个性就只能够反映在特殊的面向上
      • 比如说你要写一个网球明星的传记，但你到哪里去找呢？你写什么呢？你就找一个人家已经写过的音乐家的年谱，这里面有音乐会、有音乐比赛、有音乐学校的教育等等，你发现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写，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网球明星他都不在。接下来非常重要的音乐作品的首演，这个网球明星不在，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一样的场域当中，你要去寻找、去描述网球明星，我请问你怎么有可能呢？
      • 这非常简单的比喻引发出钱穆的感慨和他的结论，今天“治国史者”竟然用的是这种方法，也就意味着大家依循西洋人的方式来看待国史，在西洋人的历史的轨迹上去寻找为什么人家西方有这种历史，有这种变化发展，中国都没有？你问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 然而，如果这是我们对于网球明星传记该怎么写会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的话，那么钱穆就用这个比喻简单的问你，你怎么读这些讲中国历史的人所说的话。他们不也就告诉你，中国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文艺复兴，没有教宗和国王之间的竞争，没有希腊的哲学，没有罗马的帝国，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国没有
      • 他们用这种方法一再地说中国没有，你就觉得好羞愧，我怎么会活在这样的一个中国。当我们要认清楚中国是什么，你只能够去看中国有什么，而不是一再反复地说中国没有。倒过来，你一直不断地从西方的角度比对，然后说中国没有这个，中国没有那个，相对太容易了，因为你几乎等于可以不需要研究中国历史，可以不需要认识中国历史。
    • 这个话人人都会讲，但关键在于讲了有意义吗？讲了中国历史是什么，中国文明的个性跟精神可以让听者、读者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呢？这的确是非常好的比喻，也是在当时的情境底下，乃至于在现实的情境底下都应该可以让我们放在心上、帮助我们去思考、去判断的重要的提醒
• 六、 除了黑暗专制，中国历史还有什么？
  • 1. 中国古代所谓“专制政治”的三大细节
    • 首先说明什么是一般被革新派一笔带过的“中国就是专制政体”。你要说中国是专制政体，可不可以先弄清楚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几个根本的细节
      • 其实从钱穆对于中国历史的全面的认识跟掌握，这其实是大纲而已。但是对应、对照连这样的大纲，甚至是大纲的大纲，在革新派他们一笔带过，把中国的过去称之为叫做专制政体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看，他们都不愿意去描述的
      • 所以首先第一个重点是从秦朝到汉朝，帝国的建立有一个基本的方向，它称之为王室跟政府逐步分离，也就是皇帝当然握有很大的权力
        • 不过皇帝既是皇室的首领，同时也是政府的首领。可是在中国帝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当中，慢慢地，政府自己有另外一个实际执行上面的首领，那就是相、丞相。在这一部分皇帝变成了相对是虚位，或者是他不涉及日常执行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 而皇帝在管理皇室跟皇室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因为他作为皇室的首领，他就把皇室的利益或者是皇室的权力跟政府完全混合在一起。许许多多的皇室子弟就不再能够理所当然加入在政府里面，在政府里取得重要的地位
        • 相对应地，原来是民众，也就是来自于社会当中不同阶层的人，他们可以靠着军功封侯拜相。接下来他们可以靠着变成了博士弟子、补郎、补吏，就进入到了政府。那对于原来的来自于皇室、来自于贵族的这种世袭的权利跟身份，它在政府里面的重要性也就一直不断地下降
        • 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方向，如果叫做专制政治，你还是要看到它的变化。它的变化细节有一个根本的趋势，那就是政权逐步地解放。在政权逐步解放的过程当中，国家的疆域逐步扩大，所以有更多的不一样来自于不同地区、来自于不同阶层的人民加入到了国家的政府当中
      • 第二个，中国的专制政体当中，对于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到政府取得资格，取得身份、取得权力有着公开客观的标准。这公开客观的标准从汉朝就非常清楚地主要依靠知识。你要是一个读书的人，你要能够理解经学，你要通得过在经学上面能力的测验
        • 于是这些掌握知识的、读书的人，他们进入到政府，他们的比例越来越高，相对地，来自于没有知识，不管你用的是什么其他的管道进入到政府里面的人，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比例一直不断地下降，因而就形成了中国所谓的专制政体里面一项绝对不容被忽视的特色，这是一个文人政府，这是一个士人政府
        • 士人政府对应的是政府的内部有一种知识的根本基础，一大部分的人都受过同样的，因此可以彼此互相心领神会，彼此互相沟通的经学或者是儒家的知识作为它的背景，作为它的价值选择。那文人政府对应的当然就是军人政府，所以中国长期以来，虽然被一笔带过叫做专制政体，但在这个政体当中，它的实际的现象是握有权利的绝大部分都是文人而不是军人
        • 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例如说宋代以下，中国历史真的进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就是赵匡胤开国了之后，建立了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重文轻武的这样的政府
          • 但是为什么呢？赵匡胤跟他的弟弟赵光义两个人自己本身都是武人出身，而且是武人出身、是带兵才使得赵匡胤在后周的时候能够一路不断爬升，最后黄袍加身成了皇帝。他们是靠着军人的武力而变成皇帝的，为什么他们竟然在做了皇帝之后，前后两代，哥哥跟弟弟一致地贯彻压抑武人、 压抑军事，而重用文人，形成了这样一种非常明显的新的时代的精神。
          •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赵匡胤他们看到武人治国几十年来酿造出来的现实上的灾祸。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更长远的历史的影响，这个影响也就是钱穆告诉我们的中国政治体制的一种根本的精神。这个精神觉得如果你要成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你应该要用文人，而不是用军人、武人。军人、武人跟朝廷、跟朝政、跟政府就是有一种根本性来自于历史的格格不入。
          • 所以为什么赵匡胤、赵光义两个人同样出生于行伍当中，但等到他们要认真、真切地去治理一个朝廷，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他们心目当中可长可久，不要再像梁、唐、晋、汉、周、五代那样快速就灭亡的朝代，这个时候他们自然的选择来自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就是建立一个文人政府
      • 钱穆提出的第三个重点，那就是科举取代了门第，这当然最主要是在隋唐时候发生的变化。所谓科举取代了门第，也就表示哪一些人会进入到政府里，他能够在政府里面服务、取得权力，甚至不是皇帝跟宰相所能够决定的
        • 像是虽然科举当中以殿试作为最后一关，殿试名义上是皇帝来考最后的这一批候选人，但是皇帝主要的权力，第一是出题的权力，真正要改考卷不会是皇帝来改的
        • 还有另外，不管是皇帝或者是宰相，就算他们真的要去介入做最后的选择，记得这也是最后的选择，意味着科举是一个非常庞大、一层一层考上来的结构，等到最后能够去参加殿试，被皇帝看到、被皇帝选，他们已经在前面经过了更严格，同时是更客观的一层一层的科举的筛选。这种科举的筛选到最后就只剩下这么一些些人，他们才是皇帝跟宰相有可能在那里面去遂行他们的选拔意志的
        • 因而，更进一步地我们解释历史怎么又会用这种方式发生？皇帝为什么会是站在科举，用客观的标准排除皇帝自己主观任意的选择的方法来成立政府呢？这也就牵涉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中古时期的那种门第盛行。门第的势力很大，他们有庄园作为他们经济的基础，在庄园里面他们包纳了大批的人口，同时他们的子弟就具备有这种贵族的身份，他们又等于是垄断了所有的人才
          • 在这种状况底下，门第里面有财富、有人口、有人才，于是世族、门第面对皇帝、面对政府，他们完全不必听从，完全不必屈服。很多时候门第的存在的稳定性质远远超过皇帝跟皇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到了隋唐，皇帝知道如果他要让自己的朝代能够更强大、更稳定，他非得和门第竞争不可
          • 要和门第竞争，重要的争夺就发生在要把关在门第、世族他们的庄园里面的人口抢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重点，要让人才不是关在门第、世族的家里面，而是为皇帝所用、为政府所用。这就是为什么皇帝要开科举，用科举的方式让各方的人才在没有人脉、没有关系的情况底下，都能够加入到朝廷，加入到政府里面来，所以皇帝他会刻意地必须要去维护科举的客观性
      • 光是讲这三点，就已经让我们应该可以体会，不能够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用专制政体将过去中国的政治一笔抹杀。所以钱穆特别提醒很重要的是，中国历来的政治不是只有专制黑暗。在这种政治体制，包括这种政治体制能够延续这么久，在它的背后必然有一种理性精神作为指导，这样的一种体制有它自己的道理
  • 2. 区分历史的应然与实然
    • 当然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说明，那就是这种理性是应然上面的理性，它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应该要这样，而且环环相扣，其实是有非常紧密的道理。任何的这种应然的道理、应然的理性，当它落实到实然上，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这样一种根本的史学研究上分辨的义务
      • 我们要分辨出来什么是在现实的执行上所产生的种种的弊病，什么是我们回头去推，本来在他的应然设计上他想要得到的效果，这两项不完全是一样。我们看待历史，甚至我们分析现实，我们都应该要尽可能地、清醒地把这两者予以分辨开来，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明确地知道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个性究竟在哪里
      • 不能够看到实然上的乱，然后尤其是去对比西方，人家应然像是民主制度的道理，于是你就看中国都是一直乱、一直乱、一直乱或者是循环一治一乱，从来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更长远的安排、更长远的和平
      • 相对地，你看人家西方有民主制度环环相扣，它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制度，这样比是不公平的，这样比更重要的在历史上它是制造混乱、制造混淆的。因为你一边看的是人家的应然，你回来看到的是中国的实然。应然跟实然用这种方式比，当然就会产生那边好、这边糟糕的这种结果
    • 我们不能够因为看到中国的政治在实然上曾经产生的种种的弊病就否定了它背后理性应然的意义。更进一步地，我们能够体会在这样的设计底下所产生的政治的应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那就是假定基本上这是一个和平的环境，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你才有办法，比如说一一地去进行一层又一层的人才的拔选
      • 我们对应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组织乃至于中国的人才分布会变成世族、门第，那不就是因为战乱所造成的吗？在战乱的情况底下，帝国、朝廷能够掌握的范围相对有限，这个是空间上的范围跟社会上的范围，两头都出了问题
      • 空间上，他只要离开自己皇帝所在的都城，他的军队能够快速打击的领域之外，其他地方不在他有效的、真正的控制底下。在社会上，除了他自己身边，跟他一起、由他所统领的这些人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的人他们分在，比如说世族的庄园里面，比如说寺庙的山林当中，他的政治权力没有办法及于这么多人。在这种状况底下，他到哪里去寻找人才？当他需要人才的时候，他就受限于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条件
      • 于是恶性循环，他要用人才的时候，他只能够寻求世族、门第的合作，把世族、门第当中，因为他们有优渥的条件，而能够训练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为朝廷所用。但这些人他们既然是来自于世族、门第，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心思都会先放回到自己的门第当中。在这种状况底下，朝廷只能够循环地不断积弱，但相对地，门第、世族这种社会分裂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
      • 当遇到了战乱，中国这个有效的帝国政治体制就没有办法好好运作了，所以如果和平的环境，帝国能够用这种方式把人才有效地、合理地，并且通过这样的一种理性的方法把它给统合在一起
        •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帝国，不管在各个不同的面向，从内在的统治到外在的维持秩序，更进一步地，不管是文化技术，乃至于一般人民的生活，都能够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相对应地就怕乱。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帝国政治体制底下一乱，所有的一切都停滞，乃至于所有的一切统统都退步了。
  • 3. 一国历史有一国历史之个性
    • 这就像前面所讲到的那个比喻一样，这也许比较像是一个音乐家的个性、音乐家的性质。如果你要写一个音乐家的传记，了解他的个性，你当然就不能够套用足球明星或者是网球明星
    • 西方的文明、西方的历史也许就比较接近网球明星或者是足球明星，因为他们是在一场又一场的竞争跟对抗当中得到进步、得到成就的。西方，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个别所存在的政治体，到后来又有教会跟王国对立，所以它是在一次又一次、一层又一层的对立、彼此互相的竞争当中得到进步的
    • 中国只要动荡就退步，相对应地，西方是在动荡竞争当中一直不断地改善，两种不一样的历史，两种不一样的文明不能够混为一谈。再强调一次，钱穆希望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之处。看到了不同之处，你才能够赋予这份历史、这种文明根本的尊严，也就是承认他是有个性的。和其他的历史其他文明不一样，你要找到他的个性，并且依照明确的史料，把这样特别属于这个国家、这个文明的个性给讲清楚
• 七、 钱穆VS冯友兰: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史？
  • 1. 《国史大纲》的引论先告诉我们不能够用这么粗暴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政治，用黑暗专制一言一蔽之，就这样带过去，接着他就讲到了学术。在讲学术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么一段话作为开头，他说“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非常短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引发了他后来所有的这些议论
  • 2. 冯友兰如何划分中国哲学史？
    • 冯友兰所写的《中国哲学史》有着很奇特而且非常醒目的结构，它分成上下两部，以我们现在可以容易看得到的修订本来说的话，后来冯友兰把原来的第二部做了一些内容上面的增加，但是即使如此，我们看到大概900页的书，前面430页，也就是将近一半叫做“子学时代
      • “子学时代”在时间上是起于孔子，最后结束在秦汉之际，大家算一下就了解，这个是大概从公元前第六世纪的晚期到公元前第三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前后大概就是三百年的时间。他用将近一半的篇幅来讲这三百年当中中国的学术思想，或者是用他的概念的话，中国的哲学
      • 接下来从汉代的董仲舒一路一直到清朝的廖平，这通通都是属于第二个部分，他就把它称之为“经学时代”，还是以时间来计算的话，那也就是从公元前第一世纪一路延续到二十世纪
    • 在西洋哲学史当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建立了哲学系统，这是上古哲学的中坚。而中古哲学则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这些系统当中打个转身的，他们的中古哲学当中有基督教的宇宙观跟人生观的新的成分。那个时候的哲学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新的见地。然而，新成分跟新见地都是依傍古代哲学的各种不同的系统，以古代哲学所使用的术语来表现，所以旧瓶不能装新酒。西洋中古哲学当中不是全部都没有新酒，不过新酒不多，而且也没有很新，所以就仍然装在古代哲学的旧瓶子里面，而原来的旧瓶子也还能够装得下
    • 那到了近世不一样了，人的思想完全改变了，新的哲学家皆直接观察真实，他的哲学也就一空依傍，所使用的术语几乎都是新造的。到了近古，也就是新酒很多，而且又很新，这个时候旧瓶子破了，新瓶子就出现了
      • 从这个方向来看，在西洋的哲学史当中，中古哲学跟近代哲学除了产生的时代不一样之外，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要这样分段，从孔子到淮南王，这是“子学时代”，从董仲舒到康有为，这是“经学时代”
    • 在经学时代当中，这些哲学家无论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见地，都是依傍古代，也就是子学时代哲学家的名字，大部分都依傍在经学的名字来发布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看法也都是古代子学时代的哲学当中的术语来进行表现，也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些中国的哲学家他们所酿的酒，无论新旧都装在古代哲学，大部分是经学的旧瓶当中，而这旧瓶一直要到康有为之后才破了
    • 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哲学史从董仲舒到康有为，一路通通都是中古哲学，而中国的近史的哲学在这个时候才刚刚萌芽当中。这的的确确也就是让钱穆看了心里面一揪，然后他很无法接受的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将这两千年的中国的思想统统都称之为“经学时代”
  • 3. 西洋的中古哲学可以涵盖中国两千年之哲学吗？
    • 更进一步地，冯友兰就不只是在讲哲学、讲思想，他就把哲学思想的情况更进一步地推扩。在他的《中国哲学史》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一直到最近，中国无论在任何方面，关键在于任何方面都仍然处于中古时代，不如西洋，中国历史缺乏了一个近古或者是近代，哲学方面只是其中的一端而已
      • 最近有很多人在讲东西文化不同，在许多点上其实一言以蔽之，你看又是一言以蔽之，东西文化、中国跟西洋最大的差别，冯友兰的态度就非常清楚的是进化论的影子，那就是人家进入到了近代，中国仍然留在中古，所以他说很多点上东西的差异不过就是中古文化跟近古文化的差异
      • 中国跟西洋交通了之后，正值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起了根本的变化。不过，西洋的学说刚刚进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这一群人脑袋还是旧的，虽然学了一点新的东西，又把这些西洋的新观念、新想法统统附会在经学上，还想要用旧瓶来装这个“绝新之酒”。不过，旧瓶范围之扩张已经达到了极点，新酒“至多至新”，所以旧瓶终于被新酒给撑破了。“经学之旧瓶破”，而哲学史上的经学时代也就因为这样而终止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就是冯友兰对于经学时代的介绍，其实反反复复只讲一个观念，而且只用一个比喻，那就是新酒旧瓶的比喻。
    • 大家自己可以评断，那就是一旦你知道了中国从董仲舒一直到康有为，勉强有一点新酒但一直不断地装在经学的旧瓶子里面，整个两千年都是经学时代，所有的东西都依附在古代的经学或者是孔子儒家的架构底下
      • 更重要的是冯友兰他又明白地说，这不是只有在学术思想上，整个中国的历史从秦汉以下都等于是人家西方的中古史。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这段时期的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明的话，我们就好像是在整理跟去理解西方的中古时期。
    • 中国现在才进入到要打破中古，然后近代才要兴起、萌芽，这是中国的状况。钱穆对这样的态度立场非常不能接受，尤其是当我们讲到西洋的中古时期，即使不是学西洋史，对于西洋史没有办法用任何西方的文字语言来进行第一手的认识的钱穆都清楚知道在西方的分类当中，欧洲中古时期的思想最大的特色，那就是以宗教作为主轴
      • 所以如果你要把中国这一段时期当中的文明、历史统统比拟成为欧洲中古时期，那也就意味着经学就等于是这个时期的基督教，这是高度宗教性的。因为宗教笼罩的关系，所以使得所有的人必须要臣服在宗教的神学的各种不同的规范底下，不能够有宗教的框架、信仰以外的思考。
  • 4. 从史官到博士：中国古代政治的政教分离
    • 那中国真的是如此吗？所以他就在引论里面提了几个重点，比如说从史学，因为他要写《国史大纲》，这当然是史学。我们光是看中国的史学、史官是握着古代学术的全权。而史官最大的特色，西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那就表示汉代的太史属于太常，这是宗教职司的一员
      • 换句话说，史官、中国学术在这方面的起源的确有宗教上面的联系，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太史，这是太常属下的六令丞
      • 但在那样的情况底下，这样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却限制不了司马迁。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他是要续孔子的《春秋》，对于当朝帝王卿相各种不同的政治形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所以从此以往，中国的史学就从皇帝跟宗庙底下脱离开来了，成为民间自由制作的一个项目、一个专业，这是其中的一个主轴，那是从史官到史家
    • 另外，又要特别标举出博士。博士是什么呢？博士是后世新兴百家学的代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属于太常，那就是原来的架构，学术仍然统于宗庙。但是博士不一样，在开头的时候他们有比史官更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预闻朝政”，他们可以“出席庭议”，提供皇帝顾问、咨询，这就表示那个时候社会新兴的百家学就已经凌驾于古代的王官学了
      • 这个博士的性质到后来更加纯粹，于是所有的这些“方技神怪旁门杂流”都被排除在外。博士就变成了专门去研究历史跟政治的学者，所以学术不只从宗教的势力底下脱离，而且从这个时候以博士官作为代表，还从政治的势力底下独立了。这非常明白的是秦汉以下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在进行着。中国从来都没有像西方中古那样一种政治臣服于宗教底下的情况，中国从来都是政教分离的，西洋中古的国家建筑在宗教之上的这种观感，在中国绝对没有
    • 然后，隋唐统一的盛运而起，有禅宗思想的盛行。禅宗的教理跟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态度跟途径有相似的地方，不过西洋的宗教改革结果就引发了长时间的宗教战争。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战争，中国的佛教仍然保有原来的一种超越世间的宗教的本色，不像基督教深入到了所有人的生活当中，更进一步地包揽政治、经济各种不同的权力于教会、于宗教上
      • 所以一旦教理上面的改革，也就是马丁路德接诸对于罗马教会的挑战，那就不是单纯宗教信仰上的问题了，而牵连变成所有层面，政治的、制度的、社会的、经济的都在根本上动摇了。从这个方面来看，也就是最大的基本面，很明显地中国就是和西洋不一样，尤其是绝对不能够用西洋中古来涵盖中国从秦汉以下的历史，这对钱穆来说又是太过于粗暴的一种历史态度
    • 虽然冯友兰用这种态度整理、书写了中国从秦汉以下的哲学史，可是这哲学史是非常吊诡的。虽然你写了，可是你从一开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大家，这一段两千年中国的哲学不重要，或者是说这一段两千年中国的思想，就是我们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我们要予以推翻，我们要予以突破，我们要把它扫进到历史的置纸篓里去的。
      • 这是一种割裂并且抛弃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跟冯友兰自己去整理、去写《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内在决然的矛盾。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当中带着激情，同时不免带着一点口气上面的激动，用这种方法凸显他和冯友兰在态度上面的决然差异
• 钱穆和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有什么区别？
  • 1. 历史精神之于历史学习的重要性
    • 在《国史大纲》引论当中钱穆写了这样的一段特别的话，他说“‘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这句话放在引论当中当然有它的上下文，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单纯只是这样读过去，其实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钱穆要提到历史精神，而历史精神又是什么呢？
    • 讲到精神，而且是在历史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非常抽象。当我们学历史，我们读历史，尤其现在的人，大家对于历史的基本的概念，我们想要知道哪件事情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人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所有的这种历史的知识、历史的信息，我们从中间可以学到什么样的精神呢？到底该如何理解钱穆所说的历史精神呢？
    • 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钱先生后来另外写了一本书，书名直接就叫做《中国历史精神》。那是到了1951年，他在台北接受了非常特别的一个单位——国防部高级军官组的一场特约演讲
      • 这本书的第一讲当中有这样的内容，他说只有中国历史最长久，也只有中国历史的内容最广大。纵的方面是上下五千年，横的方面是包括占地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历史范围和历史的系统。这就可以证明中国历史价值的伟大，而且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个史学最发达的国家
        • 如果对于人生没有深切的了解，又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客观的记载呢？换句话说，这就是中国文化应该极有价值的非常好的证明，否则中国也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民族，这样悠久的历史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定是中国历史的本身就有它非常高的价值，可惜我们今天对此发挥不出来。我们今天的责任也就在于要能够回头来发挥中国以往历史的精神，所以历史的精神是我们今天要去复活，更进一步去发挥的，这是其中的一个脉络底下所显现出来的意义
      • 我们再往下读，他接着又说，但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却又是最缺乏历史知识的，甚至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也已经一无所知了。论历史本身中国最伟大，论历史记载中国最高明，但是论到历史知识，则在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最缺乏的
        • 对于自己国家民族以往的历史一切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而产生了轻蔑跟怀疑，甚至还抱着一种厌恶、反抗的态度，甚至要存心来予以破坏，要把中国以往的历史痛快地一笔勾销，怎么会产生出这样的一种变态的心理跟反常的情感呢？这值得我们来做一番详细的追寻
        • 例如说到了第二章，就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对于引论当中所提出的论点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但还不止如此，重点在于这个时候从原来的2万字经过了四、五倍的放大，它的篇幅的空间让钱穆更能够发挥
  • 2. 钱穆为何选择成为史学家？
    • 这本书一开头的时候，钱穆提到了他如何注意到中国历史。虽然这一段很短，但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注意，因为之前我们在读《师友杂忆》的时候，钱穆在书里面跟我们解释了，他开头的时候像一般当时的小孩入了学，在科举考试价值的笼罩底下先学文章
      • 可是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他从文章到发现了道理，或者是从文章之学而转向理学。他晓得了原来不光是为了写文章，文章的内容应该跟人生，应该跟思考，应该跟价值观是有关系的
    • 然而，毕竟钱穆并没有成为一个理学家，或者是扩大变成今天我们所说的哲学思考者、哲学家，他明确地变成了我们心目当中伟大的、了不起的史学家。那他又是如何从理学而变到了史学呢？
      •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是一个失学的孤儿，没有能够好好地在学校里读书。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到处听到的都是大家的高度的危机感说，中国就要继印度之后、继波兰之后被西方列强瓜分、灭亡了。当时听到当然就觉得是自己的人生当中最大的灾难
      • 为什么我才十几岁我的国家就要亡了，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前途，我们的民族还有没有将来？而当时才十几岁，大家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其他的问题你现在去想、去考虑有用吗？如果国家就要灭亡，如果就没有国家了，我们大家可以同情地去想象这样的一个状况
      • 如果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每一天都有大部分的人一直在讨论，一直在高呼完蛋了，我们的国家下一步就要没有了。作为国家的一份子你作何感想，或这个时候戚戚惶惶，你还能够想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还愿意做什么？你的人生会在这种状况底下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 3. 历史研究是黑暗中的小小烛光
    • 于是他就特别记得在那个时候读到了一篇文章，那是梁启超所写的。今天在互联网上面找得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中国不亡论》
      • 梁启超认为中国是绝对不会亡国的。钱穆就说我读了这篇文章，就好像在黑暗当中见到了一线光明，刺激着我、鼓励了我，原来中国还有前途，民族还有将来，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它的意义跟价值。
      • 所以梁启超这篇文章非常的重要，但是你想想看，那是在庞大的黑暗当中像是点起了一根蜡烛，或者是看到一点点远方隧道尽头的光。当然，庞大的全部的黑暗没有办法熄灭这小小的烛光。可是这个烛光能照亮的毕竟有限，在一般悲观空气弥漫的局面底下，钱穆就说，我读到了，我受到了的刺激，但我没办法真切相信、全盘接受
    • 我还是怀疑中国究竟能不能够摆脱波兰、印度已经遭遇到的这种悲惨的命运，不被灭亡、不被瓜分呢？当时我只希望梁启超梁先生的话可信，但我还不敢真的相信梁先生的话
      • 那该怎么办呢？就是认真地自己去探索梁启超说的话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证明中国有前途，中国有未来？梁启超的文章的方式，同时也就是导引钱穆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只能够回到中国历史去寻求我们面对当下，乃至于我们展望未来可以得到的一些依赖
    • 今天回顾钱穆的史学绝对不能够遗忘的一句话。他是一个史学家，但他不是今天我们习惯所想象的历史研究者或者是历史系的教授
      • 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历史研究就是他们的目的，而钱穆作为一个大史学家，他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明白地在主观上面，而且他也不在意在许许多多方面要告诉别人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全然是目的。他对中国历史当然有高度的兴趣，可是他的背后是有一个更高远的，或者是说更迫切的需要是40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不是关门研究某一种学问，而是要解决个人当生所深切感觉到最严重不过的一个问题——到底中国在当时的情境底下会不会亡国？
      • 这个现实感一直导引着钱穆如何去看待中国的历史，而且这样的一种现实感其实是贯穿着整个民国学术当中看待历史的方式，包括钱穆他如此反对的那些革新派、宣传派
        • 革新派、宣传派，其实他们也是出于要能够救中国，要让中国不要亡国，但他们从中国历史里面得到的教训是中国就是被这样的历史给拖垮了，所以要让中国不亡国，当前现实所迫切需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彻底地抛弃中国的过去、中国的历史
        • 因为相对地，这种态度也容易、也方便。你只要一句话讲完了，把这个道理拿来说服了自己，突然之间中国所有的历史都跟你无关了，你就可以放空所有的一切，然后你就去追寻新的东西，去学西方的学问，去学西方的技能
      • 然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种道理拿来说服自己，也许相对容易，但是要落实在自己的生活跟行为上，更不要讲到要落实在集体的生活，然后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制度，一种新的国家要能够创建，要能够孵生出来，这是何等困难
  • 4. 钱穆所说的中国历史精神是什么？
    • 所以钱穆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他走的我们可以说，一来在那个时代是比较少人走的路，另外这是一个比较艰难，乃至于比较艰险的道路。他要借由回到中国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他提中国历史精神
    • 历史精神也就意味着那是在层层叠叠、非常丰富、非常繁复的历史事实之内，这是高于事件、高于事实，它有一种普遍性。最关键的是这个普遍性构成了一个架构，这个架构撑起了我们所认识的中国这个国家跟中国这个民族。中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上面而成为中国。所以关于中国亡国或者是不亡国，就可以从中国的历史精神上面得到这两个关键的方向的指引。
      • 第一个中国如果不要亡国，中国就必须要保有这样的历史的精神。第二，中国的这样的历史的精神长期以来，已经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用这种方式撑。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这样的历史精神去予以肯定、去予以发挥，中国就能够继续在这个架构、在这个基础上面存活下去，不用担心中国会灭亡。
    • 所以他接着又告诉在场的这些人，这段话也很有趣，其实他也就是在帮我们解答这难免会有的小小的疑问：为什么你要到国防部高级军官组去跟这些人演讲呢？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 他的说法就是清楚地，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在我自己已经变成了像宗教一般的一种信仰，你看在这方面钱穆是非常高度自觉的。这样的看法不是简单的学术研究，不是在枝枝节节上写在学术论文里面，希望能够突破前人的研究，不是这样的
      • 这是根深蒂固的一种人生的态度。这是指引他作为一个人，他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原则，所以任何人邀请我，想要听我关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我就一定讲，而且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就是钱穆的态度
      • 他会从认真地去学习、去读理学，到后来转而变成了史学，是跟那样的一个时局迫切的现实密切关联的。还有我们也就必须要尊重他的史学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去认识、去理解
      •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钱穆的一些史学研究的点上的讨论，有的时候我不是真的那么重视，因为我们对于钱穆这个讲法是不是对，钱穆那个讲法是不是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修正，当然我们今天可以从方方面面进行检讨。可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我们还是应该要掌握，钱穆就把它称之为叫做“精神”。
    • 中国历史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你要先去了解，是为了要能够得到中国历史精神的答案，钱穆才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爬梳所有的这些史料。而中国历史精神的揭櫫跟它的成立相当程度上，他必须要在那样一个时代的洪涛里面，他要面对所有不相信中国历史有精神，或者是觉得研究历史跟精神有什么关系的这些看法。
      • 如果历史没有精神，如果历史不过就是一篇又一篇、一段又一段的个别的研究的话，那这样的历史跟我们的人生，跟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钱穆没办法接受这样看待历史，他所有的一切要回到历史跟现实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要回到历史跟我们每一个个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中间的密切的关联
      • 这也就是为什么经过了这么久，我们也不是钱穆，我们也不再面对中国会不会亡国的危机感，但我们仍然应该可以从钱穆那里得到许多的刺激跟感染，进一步地让我们放宽我们的人生视野，这就是这个根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