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尼尔.波斯曼)

《技术垄断》：尼尔·波斯曼带您揭开技术背后的权力游戏！ 在这个数字化、自动化的时代，技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每一个角落。但是，您是否曾思考过，掌握这些技术的真正权力是谁？《技术垄断》为您揭示了这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尼尔·波斯曼，一位尖锐而富有洞见的社会学家，深入剖析了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份独特的思维导图中，您将迅速把握书中的核心观点：从技术进步与社会控制，到技术垄断对自由与民主的威胁。 我们邀请您，深入浏览这份思维导图，了解更多关于技术与权力、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微妙平衡。如果您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为我们点赞，让更多的人加入这场讨论。评论区已开启，无论您是对技术充满疑虑，还是坚信技术带来的进步，我们都期待您的声音。 在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了解其背后的社会影响变得尤为重要。《技术垄断》不仅为您提供了思考的角度，更为您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技术垄断(尼尔.波斯曼)

作者自序

1982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化，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于是人们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映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

他继承了卢梭、梭罗、阿道司· 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罗马俱乐部悲天悯人、警钟长鸣的传统，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

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首先，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洁净，使人的寿命更长。

其次，由于技术和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果。这样的朋友要求你信赖和顺从，多数人往往抱这样的态度，因为技术给人的馈赠实在是非常丰盛。

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用梭罗的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往往沦为工具的工具

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

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

技术爱慕者（technophiles）

他们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

我自卫的立场则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以缓和成群结队的技术爱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闹。倘若你要出错，站在塔姆斯怀疑主义一边犯错误似乎是更为可取的。

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和技术的关系都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磨合的过程就是交易的过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给予、亦有索取。

弗洛伊德

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

技术爱慕者无疑会反驳他说，生活一直是没有欢乐的荒原，充满苦难，然而电话、远洋邮轮尤其卫生习惯的普及不仅能够延年益寿，而且使生活更加宜人。

文字不是中性的技术，文字的利弊取决于人利用文字的方式

我们有意识地给英语添加了数以千计的表达新技术的新词汇，比如VCR、比特、软件、前轮驱动、机会之窗、随身听，等等。它们并不会使我们感到错愕。新事物需要新词汇。

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

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

电视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公共舆论”等词语的意义

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

印刷术也改变了语词的意义

电视和计算机又再次改变它们的意义

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

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反复论述重要技术造成的“知识垄断”。

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声望

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

在《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垄断。

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仿佛是游戏，有输家也有赢家。在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让人心酸。

电视为例

那些待遇优厚、志得意满的电视人，那些主管、技师、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娱乐节目主持人，尤其觉得电视是天大的恩赐。这样的人形成新的知识垄断，他们为自己欢呼喝彩、捍卫自己的地位、张扬电视技术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视可能会逐渐终结教师的职业生涯，因为学校是尾随印刷机出现的发明，它的兴衰有赖于印刷词语享有的地位。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加强了大规模组织机构的权力，军队、航空公司、银行或税务机关就是这样的机构。同样清楚的是，计算机对高层次的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来说，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计算机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的群众有好处呢？计算机已经侵入钢铁工人、菜店老板、学校教师、汽修工人、音乐人、砖工、牙医等大多数人的职业，计算机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学校教他们的孩子操作计算机化的系统，而不是向孩子们传授更加珍贵的知识。输家之所以输，其奥妙就在这里。

赢家怂恿输家以满腔的热情去拥抱计算机技术，这本在意料之中。这就是赢家获胜之道

他们有时就对输家说，有了个人计算机之后，一般人就更容易做好收支平衡，就更容易查找营养食谱，就会使自己的购物单更加合乎情理。他们还告诉输家说，你们的生活会安排得更有效率。至于效率是按照谁的观点衡量的，他们则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他们也不说输家会付出什么代价。

技术引起的意识形态变革

塔姆斯告诫特乌斯说，使用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资源，他们接受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内心的思维习惯，一种文化对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习惯赋予的。这种感觉是何为自然秩序、何为合理、何为必需、何为必然、何为真实等等的感觉。

人们自此尝试用数学观念来构建现实。倘若可以用数字来判定思想的品质，那么用数字来判定慈悲、爱心、仇恨、美好、创新、智能甚至心智健全的品质，都是可能的。伽利略说，自然的语言是数学语言，他没有把人的情感、成就或洞见包括在内。

我们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发现，如果不用数字，他们的工作就不可能进行。他们相信，如果不用数字，连获取或表达正宗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只想说这个观点很奇怪。更加奇怪的是，我们许多人居然不觉得它奇怪。

我们对何为真实的理解各有不同。换一种说法就是：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这就是麦克卢汉警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这也是马克思的意思，他说：“技术透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技术造成了“交流的条件”，我们通过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

时钟的发明肇始于12、13世纪的本笃会修道院,。这个发明的推动力是使修道院的日常事务或多或少有章可循，时钟不仅是计时的手段，而且是要求他们起居修炼同步进行、控制他 们的工具。到了14世纪中叶，时钟走出了修道院，给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提供准确的计时。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钟表使按部就班的生产、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 可能。”总之，如果没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在上帝和财神的终极斗争中，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实在是出人意料。

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一旦认识到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就知道，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这样的竞争是激烈的竞争，这是意识形态竞争特有的激烈竞争。这样的竞争不仅仅是工具对工具的竞争，不仅仅是字母表对会意文字的攻击、印刷机对插图手抄本的攻击、摄影术对绘画艺术的攻击、留声机对印刷术的攻击、电视对印刷词语的攻击。在媒介互相争斗杀伐时，它们的竞争还是不同世界观的冲突。

两种强大的技术毫不妥协地互相竞争

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

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解说、客观性、超脱和纪律。

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

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历历如在眼前的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

新技术带来的改变

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

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

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

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

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

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

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非常模糊甚至愚钝，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危险难以名状。我把这个危险叫作技术垄断。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手工织布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给你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马克思把技术条件与符号生活和心灵习惯联系在一起，这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时代的技术特征为基础进行文化分类

著名分类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

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

斯宾格勒笔端论述的时代有机器工艺时代

把19世纪称为铁路时代。

刘易斯·芒福德用更大的视野看事物，创造了前技术（eotechnic）时代、旧技术（paleotechnic）时代和新技术（neotechnic）时代的术语。

加塞特[7]论述了技术发展的三个时代：机运（chance）技术时代、工匠技术时代和技师技术时代。

沃尔特· 翁阐述了口头文化、书面文化（chirographic culture）、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

麦克卢汉首创了“谷登堡时代”

作者分类

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

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

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水力、风车和重轮犁头就是这样的问题

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

工具目的都不是侵害文化,而是让文化变得的尊严和完整。

工具使用文化

政治、教育方法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这些信仰指引着工具的发明，限制工具的用途。

军事技术而言，精神理念和社会习俗也形成控制的力量。

著名的例子有武士刀，一套武士的理想细致入微地管束着武士刀的使用，这一套理想就叫作武士道。

一种工具使用文化里拥有的技术总量并不是该文化的界定性特征。

在解决物质环境中的问题时，工具使用文化既可能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具有比较高的生产力

所谓“工具使用文化”，盖源于文化中工具与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

神学预设的原则构成了工具使用文化里具有控制力的意识形态，无论发明的工具为何物，一切工具使用文化都必须适合其中的意识形态。

工具有办法入侵哪怕是黏合力最严密的一套信仰体系。

技术统治文化

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

西方技术统治文化三大发明

机械时钟

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

印刷机

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

望远镜

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

西方的道德重心因此而崩溃。

哥白尼、开普勒之后，尤其是伽利略[23]之后，地球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独行客，孤悬在宇宙一隅，默默无闻地在银河系里游荡；这就使西方世界怀疑，上帝是否对我们有兴趣。

伽利略的《星际使者》（Messenger from Stars）1610年印行时，约翰·弥尔顿[24]还在襁褓之中，他还是能够在多年之后描绘不可探究的宇宙使人产生的心理孤寂。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下了这样的诗行：

在他的眼前展现着

朦胧、浩瀚、深不可测的秘密——

那黑暗的、无边无际的汪洋，

没有边际，深渊无底……

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个概念的区分是技术统治论的基石之一。

伽利略使天文学成为主流神学的痛苦不安之源

望远镜许可证的是利珀希，那是在1608年

比萨斜塔上抛铁球的那一场著名实验，不是伽利略做的，而是他的对手乔齐奥·科雷索

教会愿意接受地球运动、太阳静止的假说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教会和伽利略是水火不相容的：伽利略声称，地球的运行是自然的事实，教会就不能容忍了。这样的信念和《圣经》矛盾，有害于神圣的信仰，那是确定无疑的。

伽利略没有坐一天牢。起初，他被软禁在蒙地特立尼塔大公爵的别墅里，后来被转移到锡耶纳城大主教皮科洛米尼的宅邸，最后被送回他在佛罗伦萨的老家，并在此安度余生。伽利略1642年去世，艾萨克·牛顿在这一年出生。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安放的炸药将要炸毁中世纪世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牛顿点燃了引爆的导火索。接着的爆炸炸毁了亚里士多德的万物有灵论，连同他在《物理学》（Physics）里的一切论述。生存的意义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们寻求自然界的数学规律，说到底这是一种宗教追求。造化是上帝的文本，伽利略发现，上帝的字母表是由“三角形、四边形、圆形、球体、锥体、金字塔等数学图 形”组成的。开普勒同意甚至夸口说，上帝写就了这个文本，但上帝不 得不等待6000年才盼来第一位读者——这位读者就是他开普勒。至于牛顿，他晚年的大部分时光用来运算亚当以降的世代，他对《圣经》的信仰 从来就不曾动摇。笛卡尔[27]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给怀疑主义和理性以高尚的地位，成为新科学的基础，可是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宇宙观是机械宇宙观（他写过“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把世界构造出来”），然而笛卡尔有关运动恒定不变的规律却是从上帝永恒的信仰里推导出来的。

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为技术统治论的观念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本人却是工具使用文化时代的人。

弗朗西斯·培根[28]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

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人类的幸福”。他坚持不懈地批评先行者未能理解这样的追求：科学真正、合理和唯一的目的是“将新的发明和财富赋予人的生活”。

他把大量的著作用来教育人，使人明白发明和进步的关系。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里，他写道：三大发明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

培根创立一种科学哲学，其基础是这样的公理：“头脑的改善和命运的改善是同一回事。”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我们不妨把英国真正的技术统治时代确定在18世纪后期，比如确定在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1765年。这个时代释放的实用能量和工艺技能永远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1776年（对美国人比较好记），亚当·斯密[2]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在这一年问世,他提出财富的关键因素是货币而不是土地，提出了市场自我调节的著名原理。在技术统治的社会里，“看不见的手”淘汰无能的人，对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生产者予以奖励

理查德阿克莱特大大推动了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使这种现代形式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同时诞生的是一个深刻的信念：相信发明的成功必须要遵循以下的所 有原理——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

“勒德”一词演变出幼稚、天真地反对技术的意思。在绝望之中，勒德分子拼命保护自己的权利、荣誉、法律和习俗；而根据旧的世界观，这些都是合理的勒德分子被打败了，其他对19世纪说“不”的人也败下阵来。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如果还在世，也可能站在输家一边。也许，培根也会站在他们一边，因为他无意使技术沦为困境或破坏力量。

技术世界观和传统世界观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就在不安的紧张中共存。

这样的情景不仅见于马克·吐温详细的描绘，而且见于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亚伯拉罕·林肯的讲演辞、梭罗的散文、爱默生的哲学中，亦反映在霍桑和梅尔维尔的小说里，阿历克西·托克维尔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

技术垄断兴起之后，传统世界观随之消失。

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技术垄断的起源

技术垄断文化关键征兆

1910年9月至11月，州际商业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研究东北部铁路货物运费涨价的问题，铁路方面希望借此补偿由于年初铁路工人涨工资而增加的成本。

弗雷德里克·泰勒没有出席听证会，但他的名字常常被人提及，人们把他作为科学管理的始祖。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

是1911年问世的；该书率先明确而正式地概述了技术垄断思想世界的种种预设。

这些预设包括

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

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

实际上，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

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

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

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

工人必须抛弃习惯了的传统经验法则，事实上工人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随之产生的理念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公平地说，技术垄断的源头见诸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他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

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技术统治文化关注的是发明机器。

机器改变人的生活，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仿佛是被当作机器

还原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要到机器和技术里去寻找。，技术垄断论则把宏大的还原主义作为目的。

泰勒的著作首次明白表述了这样一个理念：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享受到最佳的服务。

技术垄断论

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

技术垄断为什么首先在美国兴起？

第一个原因和所谓的美国国民性有关系

美国人周围的一切都在不断运动中，每一次运动似乎都意味着进步

第二个原因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家的天才和胆略。

第三个原因是，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捷、舒适、快速、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他源泉。

针对旧世界的每一种信念、习惯或传统，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替代。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来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来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来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来替代，科学的民意测验就可以确立这样的魅力。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死亡之谜可以靠延年益寿来推迟，也许还可以用冷冻技术来求得终极的解决办法。

技术胜利如日中天之时，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尼采宣告上帝死亡。达尔文:即使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也经过了极其漫长、不那么尊贵的道路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其艰难曲折非我们能够想象；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捎带上了一些奇形怪状、相貌丑陋的亲戚。马克思认为，历史自有其议程，正在把我们引向必须去的地方，并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我们对终极的、最深层的需求并不了解，为了揭示这些需求，我们不能够信赖传统的推理。行为主义学的鼻祖约翰·华生显示，自由意志是幻觉，我们的行为说到底和鸽子的行为无异。爱因斯坦及其同事告诉我们，评判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的手段，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

学术研究的冲击力使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体系失去自信，也使自己失去自信。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

美国人从事技术创造的精神准备胜过其他人。

他们的工业领袖具有技术开发的天才，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这些条件的重要性都被放大了，这些条件把技术统治文化推进到技术垄断文化。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所谓“社会科学”是技术垄断论强有力的盟友，因此我们看待社会科学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一种敌对的目光，这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科学试验

大约2/3的同事会上当，他们会相信我转述的话，至少不会完全不相信。

结论

门肯

任何愚蠢至极的思想都会有人相信

萧伯纳

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

我们受一种教育形式的熏陶，而这种教育又失去了条理清晰的世界观，于是，技术垄断就剥夺了我们了解世界的社会、政治、历史、思辨、逻辑和精神的基础

工具使用文化的信念体系

无论技术上简单或复杂的文化，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个全面而有序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建立在一套思辨和神学的预设之上。技术统治文化的兴起，道德和精神的俨然一体性就开始解体了。

技术统治文化的信念体系

科学技术是进步的主要工具，在积累关于自然的可靠信息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会结束愚昧、迷信和苦难。

技术统治文化的燃料是信息——有关自然结构和人类心灵结构的信息。

技术统治文化解决了信息稀缺的问题

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

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尤其个人问题，很少是由信息不足引起的。

这样的信息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了如何更加方便、快捷地生产、储存、分配更多信息的问题。

信息既是人创新活动的手段，也是其目的。

信息爆炸使西方文化充满活力，使之走上技术统治的道路。

技术垄断文化的信念体系

在技术垄断时期，我们受生活的驱使，渴望“获取”信息。

至于目的何在、有何局限，那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也不习惯提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世界从未遭遇过信息暴涨的问题，世人还没有时间来反思其后果。

你给技术垄断下定义时可以这样说：技术垄断的信息免疫机制是难以操作的机制。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我借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有人开口闭口就说“研究表明……”或“科学家告诉我们……”；只要你一点题就这样说，接下来再说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你接着说的是什么，都不会产生矛盾,走投无路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理论指导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妥当模式的信息也是危险的，没有高于其服务功能宗旨的信息同样是危险的。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把这种信息叫作“惰性”信息,不受调控的信息能够置人于死地。

早在16世纪初，印刷机就开创了信息时代。

谷登堡把一台陈旧的酿酒机改造成一台活字印刷机

印刷机生产的新信息量太大，类型也太多，印刷商再也不能把抄书人的手稿用作范本。

到16世纪中叶，印刷商开始试验新的版式，最重要的革新有用阿拉伯数字标示页码。控制信息的流动，是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来组织信息，让信息排成序列。

印书造成了信息危机，必须采取措施维持一定程度的控制。

信息失控引起了焦虑和混乱，学校的迅速发展成为必要的回应。课程设置的发明就是逻辑的一步，目的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学校成为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它们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总之，学校成为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

倘若望远镜像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崭新事物的世界，使我们找到获取这些事实的方法，那么印刷机就像是人的喉腔。印刷机不仅创造了新数据的搜集源泉，而且大大增加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

印刷机宣告科学的来临，普及科学，并鼓励科学，使科学系统化。

理性和印刷术密不可分

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是印刷术意识形态偏向的一座丰碑。

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我们可以发现识文断字、依靠理性的头脑这一类根本价值，这是印刷革命培养的价值：信仰隐私、个性、思想自由、公开的批评和社群的行动。

但随着19世纪早期电报的发明使这一切改观，激起了信息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电报消除了信息运动的空间障碍，使空间不再是必然的制约条件,运输和通信首次分离开来。

电报技术产生了不受语境拘束信息的观念。电报把信息变成商品，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

如果没有便士报的伙伴关系，电报变信息为商品的潜力或许永远都无法实现。

摄影技术的发明几乎和电报同时，它启动了信息革命的第三个阶段。

丹尼尔·布尔斯廷[21]称之为“图像革命”，因为照片等图像使影像大规模入侵符号的环境。

这些影像有：照片、印制的图案、招贴、图画和广告。

以照片为前锋的新影像不仅是语言的补充，而且倾向于取代语言，成为我们构建、理解和验证现实的主要手段。

电报技术和摄影技术领先，一个新的信息定义随之产生。这样的信息排除互相关联的必然制约，信息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展开，有助于迅捷的流动性，排斥历史连续性，以迷人的魅力取代复杂性和连贯性。

第四阶段的信息革命：广播。

信息革命的第五个阶段：计算机技术

每一个阶段都携带着新的信息形式，信息量前所未有，信息流动的速度增加

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它不能回答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对平常的问题，信息也只能勉强提供解答的方向。

躲躲猫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忽而是一个事件，忽而是另一个事件，这样的事件突然冒出来，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信息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这个假设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技术垄断

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

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

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

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

技术垄断里感到最舒适惬意的人相信，技术进步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是解决最深沉的两难困境的工具。

信息及其控制机制的关系

技术垄断使可供利用的信息增加。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

制度力量的削弱使人受到信息混乱的伤害。信息失去效用之后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

文化的信息免疫系统

学校

课程结构瓦解最明显的征兆见诸“文化素养”的观念，其理念是，如果你粗通文墨，你就应该掌握数以千计的人名、地名和警语；据信这就构成美国人文化素养的内容。

家庭

家庭要负责儿童的社会化，并成为信息管理的机构，虽然它是非正式的信息管理体系。成人生活的什么“秘密”可以进入家庭，什么“秘密”不允许进入家庭，这要由家庭来控制。

不能控制孩子信息环境的家庭算不上够格的家庭，它仅仅是名义上的家庭，仅仅靠DNA遗传信息来维系。实际上，许多社会里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家庭——由遗传信息维系的群体，靠仔细的婚配来控制。

父母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保护者、养育者、品位和品格的仲裁者。父母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并据此界定儿童的意义

法庭

当其他制度不再能控制无节制的信息量时，法庭就成为真相的终极仲裁机制。

政党

宗教

通过创造神话和故事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它给予人安康和有序感觉的强大解释力。

《圣经》在许多问题上给我们教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避免什么样的语言,该避免什么样的念头,该避免什么样的符号

国家

法治是过度的简约。任何课程设置也是过度的简约。家庭关于儿童的观念同样是过度的简约。这就是理论的功能——过度的简约，目的是帮助人组织、掂量和排除信息。理论的威力就在于简约。同时，理论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的简约，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任何理论得到过多的信息支撑时，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失去意义了。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的想象和忠诚。

马克思主义理念是：

一切制度性苦难和压迫都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因为人的意识是由其物质处境决定的。它明白无误地显示，工人阶级必将取得终极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到来时，无论有无革命运动，阶级本身都会消亡。所有的人将要平等分享大自然和创造性生产的丰硕成果，谁也不会剥削别人的劳动。

在技术垄断时代，自由派民主非常接近于本雅明所谓的“商品资本主义”

信息泛滥冲毁了学校、家庭、政党、宗教和国家依靠的理论基础，所以，美国的技术垄断不得不过度依赖技术方法来控制信息流。

控制信息流的三种手段

第一种手段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原则上只不过是一系列技术工作的协调机制而已，意在减少需要加工的信息量。

比如贝尼格指出，标准化形式的发明就是官僚主义的主要构件，它容许“摧毁”情景中的一切细枝末节。它需要我们检查方格、填充空格，只允许数量有限的正式、客观、非个性化的信息

马克斯·韦伯[9]所言，官僚主义试图使信息流理性化，淘汰使注意力分散的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效能。

效率原则上是一切社会制度的目标，其他目标即使相关，也价值较小。

催生官僚主义的条件有

工业快速增长，运输和通信改善，政府介入越来越宽广的公共领域和商务领域，政府机构的集中化不断增长。

20世纪又出现了信息爆炸和所谓“官僚主义效应”（bureaucrat effect）：

管理信息的技艺更加必需、更加宽泛、更加复杂了，需要管理这些技艺的人和机构随之增加，官僚主义的技术手法产生的信息也随之增加。

产生了一个需要：

用官僚主义来管理和协调官僚主义。

另一个需要也随之产生：

管理和协调的官僚主义机构和手法就随之增加。

官僚主义最后变成了它要治疗的疾病。在演变的过程中，官僚主义不再是社会制度的仆人，而是其主人。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而是造成问题。

官僚主义者只考虑决策背后隐藏的问题，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他不用为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种技术手段:专业技能

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有两个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特征。

首先，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对与自己专业领域无关的东西，往往是所知甚少。

其次，像官僚主义（专家和官僚主义的联系可能是若有若无的）一样，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不仅号称能驾驭技术事务，而且号称能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

产生这些专家特点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官僚主义盛行，结果就产生了世界上首批完全机械论的专家，无知的专家却受到信赖并获得威望。

第二，传统社会制度削弱，普通人对传统失去信心。

第三，信息洪流汹涌而至，谁也不能掌握人类全部知识之万一

专家的角色就是专注于一个知识领域，筛选现有的知识，剔除与问题无关的知识，并利用剩下的知识来解决问题。

这个程序运转良好的情景是：

只需要一个技术性解答的情景，以及和人的用意没有冲突的情景

例如火箭的发射或下水道的修建。

在技术需要和人的用意可能冲突的情况下，效果是比较逊色的

医学和建筑学领域就有这样的情况。

当技术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当效率无关紧要时，如果强行使用这样的程序，那就是一场灾难

第三种手段:技术性机制

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

智力测验是专家编造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意义。测试就把一个抽象而多面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术语，从而漏掉其余一切重要的意义。

技术垄断论的专家使用表格、标准化测试、民意测验和其他技术手段来表现智能、创造力、敏感度、情绪失衡、社会偏离或政治意见，把它们打扮成技术性的真实，然而，他们却不承认其中的弦外之音或微妙含义。

术语的技术化和问题的技术化是用于信息控制的一种严肃的形式。在做这样的检测时，我们要抱深刻的怀疑态度

官僚主义、专业技能和技术性手段就成为主要的手段，技术垄断论希望借助这些手段来控制信息，以便使自己明白易懂、秩序井然。

萧伯纳说，一切高技能的专业都是针对门外汉的密谋。

在技术垄断文化里，一切专家都被赋予了神父一样的魅力。

专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他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客观。技术垄断论里没有罪孽、邪恶这样的观念，其道理就在这里。罪孽、邪恶等观念来自一个道德世界，和专家的技术神学没有关系。所以，技术垄断论的“神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

罪孽和邪恶之所以消失，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既不能测量，也不能客体化，所以专家就不能对付这些概念。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机器运转神速，又标准化，且能够给我们提供看得见的、可以计算的数字。它们告诉我们，智商136的大脑智力比智商104的大脑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魔术版本。魔术唤起的是神奇的感觉，而不是理解。

医疗技术的意识形态偏向

美国和英国的预期寿命相同，可美国医生人均做的心脏搭桥手术却是英国的6倍，美国医生做的化验比法国、德国、英国医生多。

美国人认为欧洲人的治疗不温不火、消极被动，甚至优柔寡断；相反，他们勇于接受疑难重症的挑战，所以迫不及待地接受拉什的影响；他们接受干预疗法，不听天由命，采用最大胆的治疗方法。

美国医学就迷恋新技术。技术绝不是中性的，技术是武器，要用来征服疾病。

在病人和医生之间横亘医疗器械会改变医疗实践；传统的诊断方法是询问病情、认真记录、仔细观察外表症状，如果让听诊器横插一杠子，这些诊断方法就会日益显得无关紧要了。

听诊器——造就了客观诊断的医生，他拉开距离，不卷入病人的经验和感觉，走向比较若即若离的关系，和病人的关系比较远，和病人体内所有的关系则比较近。

上述文字表达了听诊器促成的两个重要观点：（1）医学是研究疾病的，而不是研究病人的；（2）病人所知不可靠，机器所知才是可靠的。

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直接与患者交流，以患者的主诉为诊断的基础，同时根据医生的询问和观察。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通过体检直接与患者的病体交流，同时使用仔细挑选的一些技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是：通过医疗器械间接与患者的经验和身体交流。

医生不知不觉间逐渐放弃了对主观症状的倚重，也就是放弃了对患者的主诉的倚重，取而代之的是医生对技术证据的忠诚，也就是对机器报告的忠诚。他们用一种片面的观点取代了另一种片面的观点。医生越来越多地使用诊断设备，他们和患者越来越隔膜，他们和患者的交流是间接的交流，中间隔着机器和专家的屏障。医生越来越失去对诊断过程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疏远了患者，和自己的判断也渐行渐远了。

他善于检查患者，评估患者病史，他说：“凡是头痛的患者都想要并期待作CT扫描。”他又说，在他嘱咐的CT扫描里，大约60％是不需要做的，既没有临床依据，也没有主诉的根据。那么医生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检查呢？这是为了防备吃医疗官司。换句话说，医疗实践转入了完全依赖机器生成信息的阶段，患者也进入了这样的阶段。

如果医生没有用尽一切可能的技术资源包括药物，如果患者没有得到一切诊疗手段，患者就不放心，医生就容易受到无能的指控。

现在的医患关系干巴巴的，和100年前的医患关系反差强烈，患者对医生没有亲近和同情的感觉，打官司时就没有碍手碍脚的顾虑。

这一切的后果是，即使谨慎和选择性的医疗技术手段也难以实施，因为经济上无利可图，而且业务上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现行文化的组织方式注定要支持凭借技术手段的医疗工作，文化的各个要素都有这样的倾向，包括法院、官僚主义、保险体系、医生的培养、患者的期待，等等。治疗方法多样的局面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种方法——技术方法。如今，界定医疗能力的因素是用于治病的机器的数量和种类。

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合力造成了医务界技术垄断的局面

美国国民性偏向于咄咄逼人的进取性，很容易适应医疗技术

19世纪的技术统治论执着于发明，充斥着进步观念，完成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发明

美国文化完成了重新定向，使技术进取笃定成为医疗实践的基础

技术主导医学形成的观念可以这样来概括：

大自然是难以驯服的敌人，只能够用技术手段来征服；解决技术方法产生的问题（医生叫作“副作用”）只能进一步依靠技术（众所周知的一个笑话说，一种令人莞尔的新药不能治病，却有有趣的副作用）

医疗实践必须把重点放在疾病上，而不是患者身上（因此可以说手术或治疗是成功的，但患者死了）

来自患者的信息不能够像来自机器的信息那样去认真对待，自然就产生这样的结果

医生根据洞察力和经验做出的诊断价值不高，比不上医疗机械计算结果的价值。

这样的观念会促成更好的医学 吗？

如果你想到的是医生用激光摘除白内障，快捷、无痛而且安全，你的回答就是“对”。

医生用腹腔镜摘除胆结石，有多少胆囊切除术是因为用了腹腔镜才做的呢？

刨宫产

1/4的美国人是剖宫产出生的。凭借现代技术，美国医生现在成功接生的婴儿过去是可能会死去的,改善处境危险的胎儿的生存机会，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但剖宫产是手术，当它被当作日常的分娩手段时，就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必要的危险，因为孕妇剖宫产的死亡率是阴道顺产死亡率的两三倍。比如为了医生或母亲的方便而做的剖宫产，却对健康甚至生命构成了不必要的威胁

每年因为胸部和牙齿X光透视而患癌症的人大约有78万。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放射性诱发的癌症病例将达到234万。

医生感到被拘束、受支配的压力，因为客观的氛围要求他们使用一切可能的技术。

凡是医生罢工的地方，新生儿死亡率都会下降，这种情况也有人做了详尽的描述。

结论

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的因素：

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利用。

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

技术重新界定医生的身份，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对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进行重构。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计算机是技术垄断论典范的、无与伦比的、近乎完美的机器。计算机把我们有关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张置于从属地位。它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展示它的“思考”功能胜过我们的思维能力，借以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

计算机给“信念”这个词下了一个新的定义。

过去的观点

人具有内在的心理状态，内在的心理状态是信 念的基础

它提出相反的观点

“信念”只不过是某人某物的所作所为。

模拟一个想法相当于复制这个想法。

摈弃了这样一个观点：

精神活动（mind）是一种生物现象。

隐喻

起初的隐喻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

稍后走向的命题是，人几乎就是机器

后达到的命题是，人就是机器。

我们可以制造出模拟人的智能的机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是必然的走向。这种思路最意味深长的后果是它代表的还原主义。

事实

人的智能得天独厚，有一个生物性根基，有一种难以触摸的精神生活；机器能够在某些有限的方面模拟人的精神生活，但绝不可能复制人的精神生活。

人脑独步天下的是意义

人表达的意义大于符号相加产生的结果，超越了至少两个人共享的符号所指

意义还包括所谓情感、经验和感知，这些东西不必用符号来表达，有时还不可能用符号来表达。

计算机出错、疲劳或生病了，为什么怪罪人？我们可以把这种思路叫作“动因迁移”（agentic shift）

其意思是，人把某一结局的责任从自己身上迁移到一个抽象的媒介身上。

计算机不是进行工作，而是指导工作。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判决》（The Trial）里，主人公约瑟夫·K被控有罪，至于什么性质的罪，谁提出指控，他本人却浑然不知。计算机把我们太多的人变成了约瑟夫·K式的人。

计算机常常成为不知名的原告，这位原告不会透露指控的信息源，法官也不会要求它提供信息源。

计算机强化了官僚机构，压抑了追求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动，至少是产生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

印刷机像大卫·理斯曼所谓的“思想炸药”，那么计算机只不过是思想的滑石粉而已

它们使人不注意是否必需这些机构，如何改进这些机构。大学、政党、教派、司法审理、公司董事会并不会由于自动化而改进工作。它们的预设、理念和理论里的缺陷却会原封不动。

迄今为止的计算机技术加强了技术垄断的根基，使人相信技术革新等于人类进步。

医学里察觉这个观念：

医患双方都相信，人就像机器一样，由零件组成，零件有缺陷时可以用机器配件来替换

现代工业技术之成立是依靠这样一个观念：

机器由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组成。

在组织工厂的过程中，工人也被视为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于是工厂就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和深沉的苦难。

卓别林《摩登时代》电影要表达的主题

唯有人类能够观照全局，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层面，可惜我们让这个得天独厚的能力贬值了。

计算机实现了笛卡尔把世界数学化的梦想。计算机容易把事实转换为统计数字，把问题转换为方程式。

技术垄断助长

技术傲慢始终是技术垄断论的严重危险，因为技术垄断助长技术的傲慢。

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技能。

我们要记住不用计算机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提醒自己注意，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这一点同样重要

完全依靠机器的医生失去了根据观察做出诊断的能力。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我们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

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

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

它指明什么事件被当作过程，什么事件被当作事物

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

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

也就是说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有一种日语不具备的意识形态偏向。我们把这种意识形态偏向称为“科学观”我们认为的推理是由我们语言的性质决定的。用日语推理和用英语、意大利语或德语推理，显然是不一样的。

我所谓的偏向不是常见的指责：

某一场考试“带有文化偏向”。当然，许多问题可能是有文化偏向的。

一位神父的措辞是：“祷告时允许抽烟吗？”教皇的回答是不允许，因为祷告时应该全神贯注。另一位的措辞是：“抽烟时允许祷告吗？”教皇告诉他是允许的，因为任何时候祷告都是妥当的。

不同的解决办法是由不同的问题生成的。

符号就像机器，能生成新的心态，并生成关于现实的新概念。

倘若世界真如未来学家所言由亚原子粒子层次的或然性构成，那么统计学就成为描绘世界运作机制的唯一手段。

斯蒂芬·杰·戈尔德[7]所著《人的误测》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叫作神化，也就是把一个抽象概念（多半是一个词）转换为一个客观的事物。“智能”这个词来指人的多种能力。然而，如果我们相信，它就像胰腺、肝脏一样是一个客观的事物，我们将会相信，科学方法能够给它定位，并对它进行测量。

第二个要点是排序.排序需要一个标准，以便把个体安放在一个序列中恰当的位置。据此给每一位女人排序，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测量“美丽”的“客观”尺度。

在这样的测量过程中，我们本来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有局限、有偏向的问题：“谁是美人中最美丽的人？”定义本质上的主观性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客观的数字却被神化了。再从智能测量来看，高尔顿的智能就相当于哥白尼的两倍了。

戈尔德所述：“科学秘法宣称，数字是客观性的终极检验标准。”

统计学不仅想测量个体的人有多么聪明，而且想测量群体的智能。

宣告一群人比另一群人聪明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这些调查结果会成为如何管理未来的思想基础

他们的感知、直觉、洞察和经验反而黯然失色、无关紧要了。

一位统计学家的一个故事：他试图涉水过河，河水水深平均4英尺，可是他淹死了。

公共舆论调查把民主建立在健全和科学的基础上,至少有4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调查人向公众提问的形式有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民意测验的技法催生了这样一个假设：“意见”（opinion）是人身上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靠问卷来给它定位，可以把它从人身上抽取出来。“意见”不是特定时刻呈现出来的一个事物，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由不断获取知识以及考问、讨论和辩论形成的思维过程。民意调查往往掩盖了这个过程，使我们看不见这个过程。

第三个问题

问卷调查忽略调查对象对问卷课题的了解。

第四个问题

它把政治领袖的责任和选民的责任搞颠倒了。随着民意调查程序的细化和拓宽，要求政治领袖放弃依靠自己的判定进行决策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转而听从选民的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是多么孤陋寡闻、缺乏远见。

电视收视率

“好”电视节目的定义成了单纯的高收视率。“差”节目就是收视率低的节目。

电视剧作家的责任在于他是否能够创作出吸引数以百万计观众的剧本

一句话，作家完全为观众负责。

他不需要顾及传统、审美标准、主题的真实性、品位的高雅

公共舆论铁的法则成了唯一重要的标准。

民意调查总是顺从公众的偏好，它就会改变作家写作的动机；于是写作完全就是为了增加观众的“人头数”。通俗文学依赖的是受众的希望，而不是艺术家的创作才能

统计数字产生了大量毫无意义的信息

由于大量无意义信息的存在，断定什么信息对文化有利就更加复杂了

企业管理

现代企业发明了管理技术。管理是一种权力和控制体系，用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相关知识，用于利用人力的等级组织，用于利用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信息流动。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西德尼·波拉德，尤其基斯·霍斯金的研究结果却揭示:并不是现代企业发明管理，而是管理发明了现代企业。

米歇尔·福柯的话说，人变成了“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人”。

评分给人的表现提供“客观的”计量尺度，产生了一种难以动摇的幻觉：可以用准确的计算来衡量价值。

管理原理为何具有教育意义，这 有两个原因

第一，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和0、统计数字、IQ测量、阅卷判分、民意测验等技术（technology）一样，管理发挥着技术的作用。管理不是由机器零件组成的。它是由程序和规则组成的,管理的目的是使行为标准化

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实例，说明“隐形技术”（invisible technology）如何具有颠覆力，并能够强有力地产生新的行为方式.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它们共同构成技术垄断论的一个基石

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

这个观念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支柱

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经验主义

先观察然后做结论

人人都是经验主义者。

科学

19世纪初普及

得力于1831年英国科学协进会的成立

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

科学家用数学来揭示和描绘自然的结构。

到20世纪初，其他人盗用这个词

自此，它就日益用来描绘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的成果

即使用量化的方法，社会科学家最多只能够使自己的思想带上一丝精确的色彩。

科学依靠一个基本的要求：理论的表述必须要允许人们用试验来证明它是否错误。

真正的科学家绝不会得出平凡的结论

社会科学

平凡的结论几乎总是社会研究的特征，但社会研究总是伪装成科学。

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

小说与社会科学

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都是对人的一系列事件做出独特的解释，并且用各种形式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解释。

小说家和社会研究者都用原型和隐喻来构建故事。

小说家创作的方式是详细而具体地描绘人的行为和情感，社会学是小说家创作的背景，个体心理是小说家创作的焦点。社会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是倒过来的,个体生活的轮廓靠演绎和暗示来揭示。此外，小说家用展示来推进情节。社会研究者用的是抽象的社会事实，靠理性、逻辑和论辩来推进说理。

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归根到底，三者都是讲故事的形式，都是人们条理清晰地解释自己经验的尝试。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

技术垄断

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技术垄断似乎不想听这样的故事，而只想看事实——硬性的事实、科学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垄断论比较喜欢精确的知识，而不是真实的知识

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这些敌人嘲弄统计数字、民意测验、标准化测试和官僚主义。在技术垄断文化里，主体性就成了非常难以接受的观点

社会研究者就可以把自己当成科学家，也可能被别人看作科学家，没有偏向、没有价值观、没有背负纯主观意见包袱的科学家。

唯科学主义

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

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

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

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

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

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一种超人的基础

它相信，这个道德权威可以回答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生命？何时出现生命？为什么出现生命？”“为什么存在死亡和苦难？”“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的行为？”“什么是善的结局？什么是恶的结局？”“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感知和行事？”

指望科学回答这样的问题，盲目接受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就是唯科学主义。

里根总统说，他相信堕胎不对，至于受精卵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有生命的阶段，我们则要听科学家怎么说——如果你像里根总统这样说，那你就在个人层次上信奉唯科学主义

如果人人有意无意地以合作的态度长期维持这种幻觉，那就是文化层次上的唯科学主义。

至于何为“生命”的“真正”定义，何为“人”的定义，科学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威去确定诸如此类的标准，就像你和我没有这样的权威一样。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你可以反反复复说一个词，即使是最重要的词，不久你就注意到，这个词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因为重复耗尽了它的象征价值。

林肯总统、华盛顿总统的肖像在总统日用来宣告亚麻制品的销售量时，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庆典被当作家具打折的时机时，这些神圣符号就失去了意义。

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深度心理学，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美学理论。这些广告诉说的一切正是消费者可能的担心、想象和梦想。于是，权衡商品消费花销的重心就从产品研究转向了市场研究，这个导向使企业偏离生产高品质的商品，走向使消费者感觉自己有身价的道路。企业的正经事成为假性的治疗，消费者成为受心理剧安抚的病人。

靠近技术垄断论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庞大的产业，它有权力用一切可用的符号来吞噬消费者的心灵，以助长商业利益。

限制这种商业行为的条件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不妨把这种形式的消耗叫作文化强奸，给这种文化强奸开绿灯的意识形态赋予技术进步无限的至上地位，对传统受到的损害却麻木不仁。

传统就是承认符号的权威，承认产生符号的叙事意义。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

教育

“效率和趣味”回答的是如何走的问题，而不是为何走的问题。

孔夫子、柏拉图、昆体良[8]、西塞罗[9]、伊拉斯谟、洛克[10]、卢梭[11]、杰逊、罗素[12]、蒙台梭利[13]、怀特海、杜威都认为，必须要通过教育促进一种超验的政治、精神或社会理念。

但为了弄懂他们提倡教育的理由，我们还必须弄懂决定他们世界观的叙事。我所谓叙事指的是人类历史故事，这样的故事给历史赋予意义，对当前做出解释，为未来提供指导。

没有全面的信仰叙事作为核心，一种文化就必然要衰亡

如果没有超验源泉和力量的叙事，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兴旺发达，这一点倒是确定无疑的。

你的孩子是民主国家的国民。教育会使他们学会界定理性思维的能力，会增强他们捍卫自由的能力。

你的孩子必须要上学，因为他们将在那里学会让身体服从头脑。他们将学会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会如何在精神生活中得到满足甚至激情。倘若不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不能学会彬彬有礼，也不能做到知书、识理。

技术垄断乘虚而入，其重点是无极限的增长、无责任的权利和无代价的技术。技术垄断的故事没有一个道德核心。它强调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它凭借技术进步创造的方便设施许诺一个地上天堂。它将一切表示稳定和秩序的传统的叙事和符号弃之不顾，用另一个故事取而代之；这个故事是能力、专业技巧和消费狂欢的故事。故事的目的是努力为得势的技术垄断论培养技术官僚。其关键符号就是计算机，与计算机无关的一切都在排除之列，一切亵渎计算机的东西也必须坚决杜绝。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从事文化批评的人都不得不忍受别人的诘问：什么是你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他们几乎绝不会欣赏这样的反问，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仅仅是满足于提出问题，无论如何，他们并不善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是可以分成两部分

无论文化做什么，个人能有何作为

你必须努力成为充满爱心的斗士。

“充满爱心”的意思是，虽然你看见了周围的混乱、错误和愚蠢，你必须随时牢记曾经使美国成为世界希望的故事和符号，牢记那些尚有活力再次成为世界希望的故事和符号。

如果一个国家完全屈从于技术思想世界（technological thought-world）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还能够保存自己的历史、原创精神和人文情怀吗？

“斗士”原理。抵抗美国技术垄断的斗士应该

（1）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问，否则就不理睬民意测验；

（2）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3）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计算当作替代评判的充足根据，也不把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

（4）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

（5）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

（6） 不认为老年人无关紧要；

(7) 认真对待家庭忠诚和荣誉的意义，准备伸手去接触人时，期待他人也有同样的需要；

（8）认真对待宗教的宏大叙事，不相信科学是产生真理的唯一体系；

（9）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

（10）钦慕技术独创，但不认为技术代表了人类成就的最高形式。

抵抗技术垄断的斗士知道

绝不能够把技术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

每一种技术都是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从智商测验、汽车、电视到计算机都是环境的产物

每一种技术都带有独特的纲要、议程和理论，它未必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每一种技术都需要我们去细察、批评和控制。

无论个人做什么，文化能有何作为。

法律和政策可以对技术垄断做出回应。

实际上，我们的教学计划根本不是一个“研究计划”，而是一团毫无意义的大杂烩。它没有提出一个清晰的愿景，不明确什么人称得上是有文化的人，只明白学生应该具备一些“技能”。换句话说，这样的教学计划只明确技术专家的理想——成为没有献身精神、没有观点，只有大量技能到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人。

人类的进步是人类战胜孤独、愚昧和混乱的创造性的故事。把人类的进步作为构建教学计划的框架

所谓有教养就是懂得知识的源头和发展，理解知识的体系；就是熟悉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熟悉这些优秀遗产赖以产生的思想机制和创造机制

不以儿童为中心，不以训练为中心，不以技能为中心，甚至不以问题为中心，而是以理念为中心，以黏合力为中心。这样的教育强调历史知识、科学的思维方式、训练有素的语言技能、广博的人文和宗教知识，强调人类事业的一以贯之。对于技术垄断那种反历史的、信息饱和的、热爱技术性质的教育来说，这种教育无疑是极好的矫治剂。

历史是教育的核心

西塞罗：“如果你对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你永远是幼稚的人。”

每一门课都有历史，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音乐、艺术都有自己的历史。

每一位老师都必须是历史老师

如果只传授今天所知的生物学而不教过去所知的生物学，那就是把知识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品，那就使学生无缘了解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

倘若教学生原子而不提德谟克利特，教电学而不提法拉第，教政治学而不提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教音乐而不提海顿，那就是不让学生参与“伟大的会话”。再者，那就是斩断了他们知识的根基.

了解你的根基

知道你的思想从何而来

你为何相信这些理念

你还要了解你的道德感和审美体验从何而来

你还要了解你的世界从何而来

而不仅仅是知道你的家庭从何而来

西塞罗

“除非人的生命融入了祖先的生命，除非人的生命置入历史语境中， 否则人生又有何价值呢？”

每一门课程都要当作历史教。

知识不是固化的物体，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有过去也有未来

历史老师的任务就是成为“多维历史的老师”（histories teacher）。

“多维历史的老师”必须超越“事件”的层次，迈向观念、理论、假设、比较、演绎和评估的层次。

只把历史当作没有疑义、分割肢解和具体的事件来罗列，那就是复制技术垄断论的偏向

而技术垄断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让学生接触多种观点和理论，就是只给他们提供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

每一所学校都开一门科学哲学的必修课，这样的课程应该考虑以下内容

科学用语

科学证据的性质

科学假设的源头

想象力的角色

试验的条件

错误和反证的价值

每一位老师都应该是语义学教师，因为语言和知识是不可分割的。

语言的各种用法,讲授事物和语词、象征和符号、事实表述和事实评判、语法和思想的关系。

我们的学生在业余时间里不断接触通俗的艺术，包括通俗的音乐、修辞、设计、文学和建筑。

艺术的意义有一个必要条件，它必须和那些难以用推理性语言表达的情感联系起来。今天的学生能够在情感上和过去的绘画、建筑、音乐、雕塑或文学联系起来吗？

如果你想要在欣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海顿交响乐或哈尔斯[12]的画作时获得灵感，你需要的审美能力是另一个档次；如果你想要从中得到愉悦，那就需要更加敏锐的审美能力。如果用非常简约的方式来表述，我们就可以说，那些相信麦当娜达到了音乐表现力顶峰的年青人，肯定缺乏审美的敏锐性，他们没有能力区分人类的升降沉浮、前进倒退。

我无意在这里给通俗文化抹黑。我要强调的是，文化自身业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通俗艺术作品。学校之所以必须要给学生提供古典艺术形式，那是因为古典艺术难以送达学生手里，因为它们需要高档次的敏锐性和回应能力。

如果高中毕业时还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济慈[17]、狄更斯、惠特曼、马克·吐温、梅尔维尔或爱伦· 坡，学生是没有借口自我原谅的。如果从来没看过戈雅[18]、埃尔·葛雷柯[19]或杰拉德·戴维[20]画作的照片，那是没有借口原谅自己的。

这些艺术家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他们确立了文明人对待艺术的标准，而且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文化试图使他们默默无语，使他们确立的标准无影无踪。

学生沉浸在今天的通俗艺术里，所以他们会觉得，我波斯曼这样强调古典艺术是单调乏味、令人痛苦的。反过来，学生的痛苦又会使老师感到痛苦；很自然，老师喜欢传授立竿见影、激发学生热情回应的东西。但我们必须向学生证明，并非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一学就会、易如反掌的，有些要求很高的审美水平的东西，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人类艺术的根源。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任务必然要落到学校的肩头上。

再纳入两个科目

技术史

技术的重要性和科学及艺术一样，技术史告诉我们人类和自然界碰撞的故事，同时告诉我们人类的局限。

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了解我们的技艺和我们的社会心理世界的关系，他们要能够用广博的知识参与会话，能够探讨技术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又如何把我们引向要去的地方。

第二个科目当然是宗教，绘画、音乐、技术、建筑、文学、科学在许多方面与宗教交织在一起。

宗教

课程是描述性的，并不提倡哪一门宗教，而是阐明宗教表达所用的隐喻、文学、艺术和仪式。

如果我们不让年青人考虑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的人是如何得到超验体会的，我们又怎么能够声称，我们是在教育年青人呢？任何教育都不能够忽视《创世记》《新约全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样的圣典（sacred texts）。每一种圣典体现的风格和世界观透露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息，都堪与任何文字匹敌。除这些圣典之外，我还想加上《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认为把它纳入圣典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近年来千百万人对它体现的宗教性原理表现出忠心耿耿的热情。

总而言之

所有的课程都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来传授；科学、历史、语言、技术和宗教的理论都要讲,把重点放在艺术表现的古典形式上。

这种教学计划和技术垄断论的精神是截然对立的。我并不抱幻想，这样的教育计划能够阻挡技术思想世界的凶猛势头。但或许这个计划有助于开启和维持一种认真的会话，使我们能够和技术思想世界拉开距离，并批评它，修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