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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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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2024-05-23 10:50:58- 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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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工程教材袁世硕 《中国古代文学史》 第四编第七章、第八章
传奇与敦煌文学
第一节、唐传奇与笔记小说
前言： 唐传奇是由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演变而出。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专章论述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 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当传奇这种新型小说逐渐流行之时，传统的笔记小说在唐代亦有持续不断的发展。
一、唐传奇的发展阶段
唐传奇的发展可分作三期：初盛唐、中唐、晚唐五代。 初盛唐是传奇初步发展的时期，可视为六朝志怪向唐传奇的过渡阶段，此期作品数量不多，艺术上尚不够成熟。
王度《古镜记》按时间顺序，将古镜灵异的十二个独立故事连缀成篇，内容兼及志怪与人事，颇具文采，显示了由志怪向传奇过渡的特征。类似的作品有《补江总白猿传》《梁四公记》等。
初盛唐传奇中，最独特的是张鹭《游仙窟》。
《游仙窟》全文万馀言，以自叙的方式，记述作者奉使途中经过神仙窟，与崔十娘及其五嫂相会，饮酒赋诗，调情戏乐，留宿一夜离去。 《游仙窟》叙述语言浅显通俗，说明它接受了当时民间文学和佛教文学的双重影响。
中唐是传奇的兴盛期，作者云兴，作品众多且质量亦高。
代表作品有陈玄佑《离魂记》、沈既济《枕中记》《任氏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元稹《莺莺传》、蒋防《霍小玉传》、陈鸿《长恨歌传》、托名陈鸿《东城老父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
陈玄佑《离魂记》是唐传奇走向成熟的标志， 是唐代最早将异闻与爱情结合起来描写的传奇作品。
晚唐五代，传奇创作更加丰富多样，呈现出由盛而转衰的趋势。
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袁郊的《甘泽谣》、皇甫枚的《山水小牍》、裴铡的《传奇》。虽然太多数篇计是叙鬼怪诡异之事，篇幅短小，有人生情韵者甚少，然其中有一些反映当时藩镇割据的传奇故事，塑造了一批光彩照人的女侠形象，如袁郊《甘泽谣·红线传》中的红线、裴铡《传奇．聂隐娘》中的聂隐娘。这类传奇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源起。
二、唐传奇的叙事特征
唐传奇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两类小说的综合发展。 就志怪而言，是由以怪异为本转向叙人情世态为本，而不放弃志怪之文笔。
（一）构思之奇：虚实相生的多样结构
唐传奇叙事绝大多数篇什都是虚实相间，幻中有真，真中有幻，富有奇情奇趣。
《离魂记》叙王宙与倩娘相爱而不能结离，王宙出走，倩娘病，魂离躯体，奔随王宙，王宙不知其异，同居生子，五年后二人归乡，倩娘魂体合一。离魂相合实际是幻影化的私奔。既不能判之违礼，又别有一种审美意趣，所以成为后世广为传诵、被多种戏曲改编的故事。
（二）观照的焦点：人性之价值
唐传奇虽然许多篇章记述的是怪异之事，但基本上是志人的， 而不是志怪的，一些为后世广泛传诵的篇什。
即便是记梦幻、神仙物怪，那也是人情化了的，或是世情世态的折光， 或是具象化了的伦理的诉求，或是寄托了温馨的情趣。
唐传奇里更多的是寻常人的人物传和行事记，都是传述其卓异的性情行事。
《李娃传》叙妓女李娃与荥阳郑生相爱，郑生费财用尽，为鸨母逐出，沦为乞丐，又见绝于父母，冻饿待毙。李娃见之悔愧，自赎其身，精心护养，又助其研文艺，中科第授官，获得了郑生做高官的父亲的认同。作者白行简赞曰：“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事迹不同，意旨却一致，可以说是全现实版的《任氏传》。
唐传奇中也有反映弱势人群的不幸的。
《莺莺传》里张生始乱终弃的情节，莺莺从守礼到违礼的犹豫、突破，遭弃绝哀而不伤、愁而不怒，表现出大家闺秀的深沉自重，更映照出了张生的轻薄失德。所以，这个轻薄子的绝情和荒谬的女人为祸水的"补过"之论，注定要被唾弃，张生的形象经过脱胎换骨的重新书写，《莺莺传》的故事方才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
（三）藻绘可观，意韵深沉
唐传奇变六朝志怪小说的粗陈梗概为“施之藻绘，扩其波澜”，记叙委曲， 而且绘形绘色，便增大了文学的直观审美性。
三、唐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唐传奇是对以前的叙事作品的综合性的跃进。源出志怪，却摆脱了六朝志怪小说佛道宣教宗旨和儒家以神道设教的意识，半是借喻半是直叙现实人生状况。
唐传奇的影响是深巨的，不仅促进了文言叙事文学的发达，也对通俗叙事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宋代一些传奇小说的汇编选集，就成为“说话”、诸宫调、南戏和杂剧选材改编的书。
四、笔记小说
唐代还有由六朝志怪、志人传统发展而来的笔记小说。唐代笔记小说是以笔记的形式、文学的手法、史学之追求、简省的篇幅来记录人物或故事的著作。
唐代笔记小说较早的代表作品有张鹭《朝野金载》、刘谏《隋唐嘉话》， 二书主要记载武后朝、太宗朝的轶事，时寓批判。
中唐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崔令钦《教坊记》、封演《封氏闻见记》、 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
晚唐五代是追述开天盛世笔记小说的繁盛期。
此类作品主要有郑荣《开天传信记》、李德裕《次柳氏旧闻》、郑处诲《明皇杂录》、李济《松窗杂录》、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等。段成式《酉阳杂俎》兼具杂传、志怪、博物等笔记小说的多种类型，《四库全书总目》誉为"小说之翘楚"。
晚唐又有专记文士书生、艺人妓女遗闻轶事的笔记小说，如范掳《云溪友议》、孙荣《北里志》、孟荣《本事诗》、王定保《唐摭言》等。
第二节、变文与敦煌文学
前言： 随着敦煌遗书的发现，敦煌文学一度成为国际显学。敦煌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文选》和李白、高适诗歌为代表的文人文学，一类是以变文和曲子辞、王梵志诗等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变文可分为讲经文、佛教变文、非佛变文三类，它是印度的佛教文学与中土民间文学交融而形成的通俗文学样式。敦煌变文的发现为全方位理解唐代文学的繁荣，理解宋元以后各种俗文学文体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敦煌诗歌和王梵志诗则反映了唐代诗歌繁荣的社会文化氛围。
一、变文
变文之"变"的含义，学者之间达成的共识是，"变"首先与佛教有关，它最初源自于佛教的神变，是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词汇。
变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讲经文、佛教变文和非佛教变文三个阶段。 变文最初与佛教俗讲伎艺密切相关。
讲经文后来发展为不引经典，直接讲唱佛经内容或佛教故事的佛教变文， 如《破魔变》《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丑女缘起》《欢喜国王缘》等。
总体来看，讲经文和佛教变文大体都以宣传宗教思想为主要目的，部分作品注重故事性和谐趣，描写精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变文表演大体可分三种体制：韵文歌唱、散文讲说兼用，以散文讲说为主，以韵文歌唱为主。
二、敦煌诗歌中的民间诗
敦煌诗歌即敦煌遗书所载的诗体作品，总数约有2000首， 主要包括文人诗、民间诗、宗教诗和王梵志诗。
敦煌文人诗中一部分是唐人佚诗，其中最可珍视的是韦庄《秦妇吟》； 另一部分是唐诗选集，对唐诗校勘有重要意义。
三、王梵志诗
王梵志诗，是伴随二十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发现而引起重视的。 这批诗歌主要保存在三十多种敦煌写本当中，总共约三百九十首。 王梵志诗主要产生于隋末唐初，是一种口头文学，由僧侣和民间知识分子集体创作而成。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人有七贫时，七富还相报。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
此诗嘲笑了以有钱为美、贫篓为丑，"图财不顾人"的炎凉世态。
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表达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此诗道出了对自给自足的朴素生活的追求。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北宋诗人黄庭坚特别喜欢这首诗，认为它讲出了人生的大道理。诗说，我反穿袜子，只为了自己的脚舒服，别人都觉得刺眼我也无所谓。为什么呢？可能作者认为人们为了求得虚名和荣誉，极力隐藏压抑自己，总力图把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取悦他人，而把糟糕的东西留给自己慢慢自我消解，真正的人其实无需如此，应该首先让自己快乐，首先要真诚。
四、寒山诗
寒山诗与王梵志诗一样，属于兼具宗教情感与世俗情感的作品，寒山诗也不是一个人所写。 寒山与王梵志不同，在历史记载中，王梵志主要是一个传说的人物，王梵志诗也是佛教僧侣和下层书生作品的集合。寒山则历史上实有其人，可能生活在盛中唐时期，晚年隐居在天台山国清寺。寒山诗浸透着对人生无常的感喟。
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日响，短舞万人看。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这首诗深得朱熹的赏识。朱熹对弟子说：“如此类，煞有好处，诗人未易到此。” 正因为无常，故寒山诗常常表达对世俗生活的厌弃。
千云万水间，中有一闲士。白日游青山，夜归岩下睡。倏尔过春秋，寂然无尘累。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
诗中的闲士愿意与大自然相处，日游青山之中，夜睡岩石之上，没有尘世的烦恼。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你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选择了与世俗竞争，那就不要艳羡那超脱世俗的生活。
古文思潮与唐文成就
第一节、古文运动的背景与韩柳的古文理论
前言： ⭕️“古文”这一概念，是韩愈及其追随者针对“骈体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六朝隋唐 仍然流行的讲究对偶、声律、藻饰、典故的时文而提出的， 特指散句单行、自由书写、没有固定形式的文体。 ⭕️古文运动在中唐的兴起与文化上儒学的复兴以及政治上的元和中兴密切相关。 ⭕️由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也是韩、柳之古文理论的具体实践。
一、古文运动的背景
隋及唐初，文学尚有六朝馀风，骈俪文仍占上风。 隋文帝、李谔等人试图用政治手段强行革除骈体之弊，都以失败告终。
初唐时期，高祖和太宗出于施政的需要，提倡公文奏疏，实录切用。 当时所修史书和魏徵、马周等人的奏议中，已能嗅到散体的味道。
贞观时，在野的隐士王绩感慨自己才高位下，发为牢骚怨愤之文，其文骈散结合，质朴清新。
⭕️他撰写《醉乡记》，将阮籍、陶渊明引为同道，颇有遗世之意。 王绩在贞观时属于另类，但其为文和为人对后世影响较大， ⭕️隋唐以后的文士，得意则尊孔孟，失意则学老庄，王绩正是他们的先行者。
武周时期，陈子昂试图“以雅易郑”（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以风雅革浮侈”（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并身体力行，在创作中输入散体的成分。
⭕️陈子昂早年“以豪侠子驰侠使气”，后折节读书， “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卢藏用《陈氏别传》)，具备良好的学问素养。 ⭕️陈子昂的最大贡献，是他大张复古的旗帜， “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旧唐书·文苑传》)。 ⭕️不过骈俪的风习依然盛行，玄宗开元时期的苏颐、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 他们的创作还是以骈体为主。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文章却出现繁荣的局面。
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作者继起，产生了许多忧时伤世之文。残酷的现实逼迫他们不断思考，寻找挽救衰世的方案。 他们普遍认为社会颓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传统的缺失，这种缺失造成了社会失序，礼义沦丧，道德水准不断下降。 ⭕️而解决的方案是重建儒学的权威地位，清除六朝以来文坛上的萎靡颓败之风。他们以宗经复古为号召，创作了大量散体文，积极探讨文体与文风改革的理论。
唐初，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纂修《五经正义》。
⭕️ 孔疏据南北诸儒旧义编撰，专宗一家，不取异义，而行文扼要，一改汉人经注繁冗之弊，便于诵习和流通。 然而孔疏忽视义理的探讨，显然不利于儒学的发展与传播。 ⭕️武周时，学术上出现了一股怀疑、批判的思潮，经学方面的代表有刘知幾、元行冲、吴兢、朱敬则、王玄感等人。 他们对唐初的义疏之学均有不满，但未能改变经学统一的大势。
安史之乱以后，盛唐时代繁荣兴盛、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 出现藩镇割据、佛老兴盛、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
经学发展也随之出现了新动向，一部分学人开始背离专门之法而另创通学之途 。 ⭕️新《春秋》学派也为中唐的政治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革新派的代表人物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人都推重陆质学说， 重视啖、赵学派不尚空谈的经世儒学。
从儒学复兴到对现实的改革，是安史之乱后的一大变局。 面对残酷的现实，士子们慨然奋起，希望唐王朝能够中兴。
对中兴的企盼造就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的复兴促发了政治上的改革。
二、韩愈、柳宗元的文学理论
贞元年间，唐王朝积极改革弊政，换来了二十年的太平局面。 贞元八年（792)，韩愈作《争臣论》，预示着他正式步入文坛。
⭕️首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 在《原道》中，韩愈标举仁义道德为其道的内涵， 他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 ⭕️其次，主张学习古人的创新精神。 他主张“词必己出”(《南阳樊绍 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 ⭕️再次，标举重道而不轻文的观念。 韩愈充分认识到“文”的作用，他曾指出"愈之志在古道， 又甚其言辞"(《答陈生书》)，这种重道亦重文的学习态度，和此前的古文家们有了本质的差别。 ⭕️此外，他重视作家个人修养与文章内容的内在联系，也承认作家个人情感在文章中的重要性。
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大体上与韩愈接近，也强调"文"与"道"之间的关系。 柳宗元在阐述"文者以明道"的同时，也能充分认识到"文"的功用。
第二节、韩愈、柳宗元的古文
前言： 韩愈、柳宗元不仅以其古文理论指导文体文风改革，同时以其丰富的古文创作实践其古文理论，其古文创作与理论均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一、韩愈的论说文、杂文
韩愈的古文，体裁多样，风格特异，奔放流畅，情感充沛。
⭕️后人称其“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比较形象地概括了韩文的风格。韩文内容丰富，成就最突出的是论说文和杂文。 ⭕️韩愈的论说文结合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论道之文，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 一是论政之文，多指摘朝政阙失；一是论学之文，阐述其文学思想及创作理念； 一是牢骚之文，多针砭时弊，宣泄愤懑之作。
论道之文，有《原道》《原性》《师说》等。 论政之文有《论淮西事宜状》《论佛骨表》等。 论学之文有《送孟东野序》《答李翊书》《送高闲上人序》等。 牢骚之文有《进学解》《送穷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
韩愈的创作几乎无体不善，这与他大胆开放的创作理念密不可分， 也与他对语言的精雕细琢有关。韩愈是语言的大师， 他不仅创造性使用古代的成语，还经常引入当代口语 。
韩愈的墓志文也极为出色。墓志本是应用文体，多用骈文， 韩愈之前的墓志创作一般较少文学性，而韩愈用古文写墓志， 因人而异，竭尽变化，将墓志变成精彩的人物传记。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的志主三十七岁，即卒，平生也无事迹可叙，很难叙写。 韩愈从生死离合、人世变幻着眼，纯从虚处落笔，可谓创格。 ⭕️明人吴讷称其所撰碑志“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文章辨体序说》)， 在古今碑志中成就最高。
二、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杂文
柳宗元擅长写山水游记，他往往在描写景物时， 融入个人的遭遇和对现实的不满。 山水在他的笔下有了精神、有了人格， 山水帮助他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和精神的超越。
⭕️《钴辑潭西小丘记》中一个被弃的小丘被他描绘得那么生动，"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奇形怪状的山石在他的眼中彷佛具备了灵魂和血肉，充满了个性和生命力。与其说他在写被弃的山丘，不如他在写同样被弃的自己，山丘和他已经融为一体了。他向人购得这片小丘，因为同情也因为小丘的美妙景致；小丘尚且有人知遇，而自己却被贬谪边远之地，作者的内心苦闷不言而喻。
柳宗元还擅长写寓言，结构短小而哲理性十足，《三戒》是其代表作。 柳宗元的论说文和传记文也很精彩。
⭕️《临江之麋》写麋深受主人的宠爱，乃至"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彼此嬉戏玩耍。而后来麋离开主人出门，遇到一群外犬，不知道处境危险，反而"走欲与为戏 终于被"共杀食之"。
⭕️论说文如《捕蛇者说》，写蒋氏祖孙三代遭受毒蛇之害，但因为捕蛇可以抵偿租税，仍不愿改事他业。文章从渲染捕蛇之险着笔，反衬出赋税之重，最后点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题，在尺幅之内极尽变化曲折之能事。
第三节、骈文的新发展
前言： 唐文既包括散体的文，也包括骈体的文； 既包括单篇的文，也包括著作的文； 既包括无韵之文，也包括有韵之文。 唐代骈体文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而文赋和律赋在唐人的创造之下成为新的体式。
一、文赋与律赋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一类文体，在诗歌具有统一力量的时代，它服从于诗； 在散文风行的时代往往又服从于散文。
六朝的赋是诗化的，宋代的赋则是散文化的， 而散文赋事实上在唐末就已见雏形。
文赋之所以在唐末生成，与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有关。 唐赋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中唐时期出现了律赋。
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 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 百体争开，曷其盈矣。"着眼于唐赋体类之全， 阐明了唐赋承上启下的地位。
律赋在体制上，除了讲求对偶外，还需要限韵。 律赋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士子为了参加考试或考前投献名人， 往往精心雕刻，以求提携。
律赋的限韵也有一个从松到严的过程
唐代的律赋是在齐梁抒情小赋的基础上产生的。
⭕️在平仄方面，律赋发展到唐庄宗时，才以四平四仄为标准格式。 ⭕️再到后来，律赋不仅限韵、讲求平仄，而且还要求次韵， 甚至讲求五声次第，限制愈加严格。
大体而言，初、盛唐为律赋的初始阶段， 盛唐开元年间，律赋的创作技巧得到很大发展。 到中唐贞元、元和年间，律赋的体制渐趋固定，科举试赋成为定例。
至晚唐，律赋出现了一批表现个人生活的抒情之作， 这是律赋与科举考试脱节的表现。
二、骈体与四六
骈文、骈俪文的称呼出现得较晚，唐代以后才有。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云：“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 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
骈文发展到中晚唐以后，一般称为“四六”， 这是因为骈文句式多为四字句和六字句。
柳宗元在《乞巧文》中称骈体文"骈四俪六，锦心绣口"， 李商隐则称自作骈文集为《樊南四六》。
从骈文的发展历程来看， 它兴起于魏晋，盛于六朝，至隋唐时依然兴盛 。
王勃的《秋日登洪府膝王阁饯别序》洋溢着一股阳刚之气， 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更是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
中唐以后，骈文在陆贽手中达到了变化的极致。
唐代骈文，至晚唐李商隐始集大成。
盛唐骈文以张说、苏颐最为杰出， 孙梅《四六丛话》称张说“笔力深雄，直追东汉”，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也称张说的骈文“雅絮渊懿，中郎遗则”， 都指出了张说对于蔡邕的师法。
据《旧唐书·李商隐传》载，李商隐、温庭筠与段成式皆擅长骈文， 因三人在其从兄弟中均排行十六，当时号为"三十六体"。 他们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的四六文，重辞藻、声韵、典故、对偶， 并将骈文创作领域扩大，广泛应用到公文、表奏、书信等日常文体中。
第四节、晚唐小品文
前言： 当中唐古文大家们相继谢世之后，古文也逐渐走向衰落。 这一方面是由于后继者才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骈文的复振。 而在古文衰落之时，晚唐小品文却异军突起。
一、皮日休
（834?-883?)，字逸少，后改字袭美；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
皮日休在咸通七年自编的《皮子文薮》序里说自己的作品“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在《桃花赋序》也说“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可见他的创作主张。他的小品文善于议论，往往发前人所不敢发，托古讽今，一针见血。
他的文章创作于藩镇割据、战乱频频的晚唐时代，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批判性。
二、陆龟蒙
（?-881?)，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
他的小品文主要收在乾符六年自编《笠泽丛书》中， 多用譬喻、寓言等手法借古讽今，议论精切，现实感强。
三、罗隐
（833-909)，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人，十举进士而不第，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始为衡阳主簿，后依镇海军节度使钱缪，历任钱塘令、著作郎等职。
罗隐性简傲，善谐谑，其《谗书》中“诗文凡以讽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这些文字都是他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
鲁迅对晚唐小品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精辟议论， 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
第五节、唐文的艺术成就
前言： 唐代文章不仅在创作数量上超越前代，在各个体类创作出大量杰作， 而且以杂文学视野开拓文章学新疆域，创造出有别于秦汉古文的文章典范。
一、文学观念的深化
隋唐以来，骈散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融合，或寓骈于散， 如韩、柳古文；或寓散于骈，如陆贽奏疏，促成了骈散的分而复合。
当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时， 实际上也包含对他集八代之大成的肯定，正如刘熙载所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 盖唯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刘熙载《艺概·文概》）
"杂文学"是与非功利、重抒情的纯文学相对的概念， 它指称一种弥合美文与非美文为一体的文学概念。
在中唐古文家独孤及、梁肃等人笔下，“文章”一词屡屡出现， 取代了六朝文人习用的“文笔”。这反映了唐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 杂文学观念卷土重来。
在中唐古文家独孤及、梁肃等人笔下基于这一观念，原本被齐梁文人排除在“文”以外的经、史、子，以至碑、铭、杂说等应用文体重新被归入“文”的范畴。 这类文体经过古文家卓绝的创造，被赋予一定的文学特质，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品。
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与这种杂文学观念密切相关，他们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运动，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唐文的高度
韩、柳，初唐有王、杨、卢、骆等，盛唐有燕、许大手笔， 擅写策论的陆贽、李德裕等，晚唐有温庭筠、李商隐、段成式等的“三十六体”，小品文家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而在具体文体的创作上，又均有超越或匹敌前贤的杰作。如序体，在唐代不仅包括序跋（集序、诗序等），还包括为宴会、饯别所写的序。
前者如杨炯的《王勃集序》、陈子昂《＜修竹篇＞序》等， 后者如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等。
综观有唐一代，以古文而言，不仅有中唐时期的鼎盛局面， 而且有晚唐小品文的繁荣。
以骈文而言，不仅拥有初唐四杰、张说、苏颐、王维、李白、柳宗元等 骈文名家，而且贡献了陆贽、李商隐等骈文大家。
其古文直接开启北宋诗文革新的先河，而宋四六又直承晚唐骈体。 尤其是韩、柳古文，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的表现力。 他们所擅长的文体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至明代中叶，文坛上前后七子欲复古以革新，祭起"文必秦汉"的大旗； 在前后七子之间出现的"唐宋派"则推重唐宋古文， 藉以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树立起了区别于秦汉古文的唐宋古文典范。
作者摆脱了"明神道"的宗教宣教意识，重在"意想"与"文采"，开辟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新时代。 变文是伴随敦煌遗书的发现而逐渐为人所知的唐代佛教俗讲文学样式， 宋元以后的多种通俗文学都渊源于变文讲唱。
传奇是唐代的文言小说，它叙写"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八《写韵轩记》)，开创了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不同的新的小说文体。
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 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这也是晚唐小品受到后世读者喜爱和称赞的原因。
总的看来，韩愈和柳宗元在评价骈文时出语尖刻，在强调"文以明道"观念时又能强调"文"的作用，凸显"人"的价值，重视文学语言、文章气势等艺术层面。二人以其卓荤之才，在继承前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共同领导以文明道、反对华而不实文体文风的革新运动，促成了唐代古文的鼎盛。
中唐韩、柳古文是唐代古文的主体，晚唐独具特色的小品文也成就不俗。 在骈文创作方面，唐人也取得了新的成。唐文不仅在数量上超越前代， 各个体类均有优秀作品，而且以杂文学视野大大拓展了文章学的新疆域。
古文思潮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骈文的日趋没落，已经成为文学发展的羁绊， 另一方面也因为古文精练畅达，较之骈文更利于展现丰富的生活和多彩的人生。 "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古运动的产物，又反过来推动儒学复古。
古文运动是由韩愈、柳宗元领导的文体文风改革。 韩、柳将文体文风改革与贞元、元和年间的政治革新联系起来， 使之成为儒学复兴思潮的重要部分，古文才得以与六朝以来主导 文坛的骈俪文体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