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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关于专升本文学思维导图，包含创造社、林译小说、文学研究会、左联、鸳鸯蝴蝶派、左联青年作家等知识内容。
编辑于2024-09-15 18:09:33- 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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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社
蒋光慈
1921年蒋光慈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一同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两次见到了列宁，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倡导革命文学， 1926年，蒋光慈与宋若瑜准备结婚，正在此时，宋若瑜“绝症”。一番治疗后，宋的状况有所好转，二人在上海正式结婚，回忆结婚前后的日子，蒋光慈曾说：“在法国公园里，我和若瑜并肩坐在荷花池边，互相依偎着，向那欢欣、圆满而晶莹的明月望去，两人默然不语，如被幸福的酒浆所溶解似的，恍惚升入仙境。”然而，“仙境”维持时间太短，1926年11月26日，宋若瑜在庐山疗养地去世。 对于蒋光慈丧偶，郁达夫颇感同情，将郁达夫当时的夫人的同窗好友陈锡贤介绍给他。二人初期感觉很好。然而“四一二事变”后，大量共产党员遭屠杀，陈锡贤立刻与蒋光慈疏远。 1927年10月，郭沫若痛感革命文学力量薄弱，提出“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迎接将来的革命高潮”，郭沫若让郑伯奇、蒋光慈两次拜访鲁迅，邀他合作，鲁迅表示：“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刊》，作为共同园地，我将积极参加。”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正式发布恢复《创造周刊》启事，鲁迅居首，麦克昂（即郭沫若）排名第二，蒋光慈居第三。 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和李铁声等创造社作家刚从日本退学回国，再加上成仿吾，他们认为鲁迅已落伍，不能代表革命文学，极力反对与鲁迅联合。为抢夺“革命文学”领导权，创造社作家们与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等人发起的现代文学团体）作家们在媒体上展开争论。 1928年初，创造社李初梨称：“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氏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之，这是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 钱杏邨马上反驳说，蒋光慈在1924年8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学》才是“第一声”。 两派为表示自己更革命，纷纷指骂鲁迅，说他是“落伍者”“常从昏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但蒋光慈从未在文中点过鲁迅的名。 蒋光慈和鲁迅在1927年至1928年曾发生笔战，蒋说鲁迅“发了老火，大肆咆哮”“失了理性”，是“素王”“梁山泊上的大哥”，而鲁迅嘲讽蒋的文章多达10篇，并拿蒋光慈的名字开玩笑，称他是“蒋光X”“蒋光Y”“蒋光Z”。 1929年1月，蒋回以《鲁迅先生》，称皇帝才给臣民赐名姓，鲁迅自以为是皇帝，所以才称他“蒋光X”，并写道：“有人说，这是由于他（指鲁迅）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劣根性所致。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不愿追究到这一层。也许他的根性是恶劣的，但是我不愿做如此想。”而“有人说”暗指周作人。 鲁迅应该读过此文，故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又进一步将蒋光慈称为“蒋光Y”“蒋光Z”。 1929年，蒋光慈患肺结核，未经组织同意，擅自赴日疗养，回上海后，向田汉提出：“我需要一个爱人。”田汉便将南国社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他，两星期后，从不喝酒的蒋酒后对吴说：“我现在是非爱你不可了。”第二天便叫出租车到吴的住处，将她和行李拉回家。 同居3个月后，吴似鸿向钱杏邨提出：“我希望光慈另找一个爱人来服侍他，我要上学去。”钱劝她说，如果没人照顾，蒋光慈的病会更严重，最后钱杏邨一家只好和蒋光慈一家住到一起，相互照应。
立三路线： 李立三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1930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蒙冤逝世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召开追悼会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这是规模空前的新军阀大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想要通过一省数省的发动，尤其是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 李不顾共产国际的反对并不等共产国际的批准擅自公布这一计划，甚至向共产国际与苏联提出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去准备战争，以配合中国革命，这些因素加上李的盲动，导致党和红军力量受到重大损失，斯大林对此大怒。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撤消了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秘书长职务。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志下，对李立三的打击不断升级到反“立三路线”。1930年9月—1931年1月， 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立三于1930年12月赴莫斯科接受批判，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直到1945年回国。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我党历史上唯一在国外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选出了新的政治局组织人员，共7人，分别为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由前5人组成政治局常委，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党的“负总责”，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算是党的“负总责”，习惯上仍称为“总书记”，但实际上没有起到相应作用，因此，最初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1928年9月，回国后的蔡和森，因顺直（北京与河北）省委的处理问题受到牵连（大革命失败后，顺直省委也出现混乱，六大前，蔡和森曾代表中央巡视但未能正确解决，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顺直省委一分为二），在新中央政治局会上做了检讨，再加上气喘病发作不得不离开领导岗位，于1929年1月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这样蔡和森的工作就由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担任，并成为实际领导人（当时，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还留在共产国际开会）。 1929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因周的威望、资历和能力都超过李，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计划，于是，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就成了中央工作的主持者。 1930年3月，周恩来被要求到莫斯科汇报工作，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撤消了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秘书长职务。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志下，对李立三的打击不断升级到反“立三路线”。1930年9月—1931年1月， 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陈绍禹）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虽未入常委，但因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开始掌握中共中央的实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由于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在米夫操纵下，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遭处决，王明代理总书记，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后，王明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博古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总负责人。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被选为“负总责”（习惯上仍称总书记），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博古被撤消中央“负总责”职务。会后博古感到大家对他很有意见，情绪低落，无心工作。2月，周恩来出面说服博古把总书记让出来，由张闻天（洛甫）接替他作为党的“负总责”，博古仍为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成为党的“负总责”，但实际上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此确定了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但是根据组织原则，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党的领导人自然也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否则就很不稳定。毛泽东没出过国，也没有共产国际的背景，自然难以得到信任。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况且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仅是政治局委员，不是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要团结党内的“留苏派”。尽管遵义会议前王稼祥、张闻天等多人主张选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人，但毛坚持让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张闻天担任党的“负总责”。 从1935年2月到1938年11月，张闻天主持党的全面工作，毛泽东主要负责军事，但战争年代，打仗是最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凭着他在党和军队的威望和出色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同年11月，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传达了国际指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的到来，向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提出了挑战，也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为让共产国际真实了解中共情况，1938年3月，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并作了详细的口头汇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新的“国际指示”回到延安，中共立即召开9月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国际指示”，指示认为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个指示充分肯定了中共的正确路线，也表明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党的领导人，放弃了王明。 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1938年11月，毛泽东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一样也属于“负总责”，但毛泽东的性格是只管大事，不善处理日常事务，党中央的一般日常事务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张闻天坦然退出书记处，表现出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毛泽东在组织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但并非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1929年下半年起，“立三路线”渐居主导地位，左翼作家本已遭打压，随时有生命危险，仍被要求到街头散发、张贴传单，为新的革命高潮而“宣传煽动”。 蒋光慈说：“不过是暴露了自己，没有意思。”称自己是作家，写作才是主要工作，钱杏邨将他意见反映给上级，几天后上级回复说“写作不是工作”，蒋光慈一怒之下表示：“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 1930年10月20日，《红旗日报》刊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赤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消息，称：“据熟知蒋光慈的人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对于工农群众生活，因未接近，丝毫不了解。他又并没文学天才，手法实很拙劣。政治观念更多不正确，靠了懂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其动摇畏缩，决非偶然的事。” 经此挫折，蒋光慈才理解到鲁迅当年主张“韧的战斗”的意义，所以陆立之说：“我注意到，鲁迅的神色怡然，并不激动，一面吸烟，一面和颜悦色地，似在劝慰什么事。蒋光赤（即蒋光慈）容颜疲惫，脸色青黄有病态，但他矜持的有些拘礼的样子，有谦恭尊敬的姿态。” 1930年当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候补委员，负责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 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蒋光慈反对要求左联成员参与飞行集会等冒险主义行为，认为革命文学作品能将青年们的情绪鼓动起来，能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因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指责，为了自己坚定的信仰，为了更好的用手中的笔坚持革命，光慈先生迫不得已，考虑后提出退党，1930年10月被开除出党。但他退党是为了更好的为党工作，相继写出了小说《少年飘泊者》、《咆哮了的土地》、《短裤党》，诗集《新梦》等等大量丰硕的文学作品。 阿英评价他为“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 当年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与蒋光慈一起倡导革命文学，他是这样评价蒋光慈的：“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直接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他在“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后的1931年8月病逝。1957年2月，安徽省民政部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轰动文坛，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寨时，称其父亲在革命道路上深受蒋光慈《少年飘泊者》的影响
阿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阿英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政治风暴中去：被同学们推为代表，参加了上海学生界联合会； 1927年初，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常委。 1928年1月，与蒋光慈、孟超等人成立“太阳社”文学社团。 1936年，因痛恨国民党当局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写下了《春风秋雨》《群莺乱飞》两个话剧剧本，鞭挞国民党的卖国政策。 1949年8月13日，返回天津就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军管会撤销后改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后又当选为天津市文联主席兼剧协主席。1958年起，先后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戏曲改进委员会的常务理事、《民间文学》杂志主编。 1969年，阿英在长期的批斗过后，患上中风，全身瘫痪，但凭借毅力与亲友的悉心照料，8个月后康复起来。1977年6月17日下午2时，因肺癌逝世，享年77岁。
林译小说
林纾
在中国近代，林纾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晚清遗老，他被列为新文学的反对者，成为新文学的“论敌”；作为译坛怪杰，他与严复“译才并世数严林”，为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西洋文学之窗。 钱锺书先生曾在《七缀集》中称赞其译作超越原作，坦言林译小说为自己打开了文学新大陆。但也有不少人沉浸在“谩骂林纾的快乐”中，“谓之不懂外语，谓之选择作品不当，谓之将戏剧改成了小说，谓之省略、误译太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林纾被定位为新文学的反对者，一个迂腐、固执的旧派人士。当时这些激进的青年们只渴望一个强有力的论敌，以凸显新文学的进步性。日后，这种论调为后世所承袭，酿就了一个延续百年的“林译小说的神话”。百年间，学人们轻信文学革命派，为由刘半农发端、胡适助推、郑振铎确定的林译小说冤案所误导。
鸳鸯蝴蝶派
张恨水
天字第一号的人物。一是他的名气最大。老舍曾称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二是他的作品最多。
三是他的水平最高。他的读者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张学良这类大政治家，有章士钊、陈寅恪、夏济安这类大学者，有茅盾、老舍、张爱玲这类大作家，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张恨水以及“张恨水现象”的研究探讨
1910年，张恨水考入“甲种农业学校”，学习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和英语，但他仍然醉心于文学，特别是魏子安的《花月痕》那类词章典雅的作品。同时，《小说月报》上的林译小说所呈示的新颖手法，也激发了他的兴趣。
《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成名作。这部作品于1924年4月16日开始在《世界晚报》连载，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将近五年，轰动京城。全书约100万字，分三集出版。所谓“春明”，本是唐朝长安的一个城门，后人以之泛指京城，所以《春明外史》实际就是“北京怪现状大观”的意思。张恨水开始也的确要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但他又“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于是张恨水决定借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的故事来提领全书，即“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他自己号称“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
《金粉世家》是张恨水才华横溢的扛鼎之作。1927年2月14日至1932年5月22日，这部小说连载于《世界日报》，百万余字，是张恨水连载时间和篇幅都最长的作品。张恨水在写作之初，就构思好了整个故事，设计了大致的情节脉络，并且列出了比较详细的人物表，标明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及相互关系，从而一改《儒林外史》式的“串珠式”“新闻化”，使120回的百万巨著成为一个结构性极强的整体。《金粉世家》在描写中国式大家族方面，上追《红楼梦》，下与巴金的《家》《春》《秋》等巨著相比，毫不逊色。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它问世后，立即引起全国性的轰动，一再被改编成评弹、大鼓、评书、京剧、评剧、沪剧、粤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截止20世纪末，小说再版已达20次以上，10余次被搬上影视屏幕。
发表《啼笑因缘》后，张恨水已经成为现代通俗小说的无冕“天皇”，“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张恨水拿到一笔巨额版税，大大改善了生活，创办了“北华美术专科学校”，自任校长，聘请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等美术大师任教。张恨水的辉煌之时，也正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鼎盛之日
创造社
郭沫若
周作人
34年和他闹得不愉快。周作人晚年性格上的巨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社会地位尽失。既然如此，自然也就无所顾及了，一吐心中不快也自在情理之中。无论是讥讽60年代地位显赫的“郭老”“其实八股功夫顶好”，还是巧借“一般舆论”“对郭公表示不敬”，直接开骂郭“北京四大不要脸，其余有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一类恶毒的语言，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温文尔雅的文学大家周作人之口。
郭沫若留学加亡命在日20年，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精神上比较放松，有时候可以说相当任性。相比之下，周作人却活得比较压抑。文坛大家的地位，北大教授的地位，都不允许他有半点儿任性。尤其是文坛人多嘴杂，受气憋屈的事情之自然难免，而他只能往心里压，往肚子里咽。要不然，对郭沫若的那口气，也不会一憋就是30年！
1920年10月10日，“学灯”副刊出版“双十节增刊”， 依次发表周作人译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郑振铎翻译的《神人》。《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人和鲁迅之后，郭沫若大为光火，于是写信给李石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
《离沪之前》是散文，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施蛰存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了周作人之后。结果，这一排列被叶灵凤看见，就写信告知了郭沫若。见自己文章又一次排在了周作人后面，郭沫若和13年前一样大动肝火——也许更生气
钱锺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文人好保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为笑柄，只要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陷害，终还不失于‘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鲁迅代表了传统文学的力量，而郭沫若等“创造社”的成员则是新派作家的代表。 两者在“破旧立新”的文学运动中发生激烈碰撞，试图争夺“新派作家”的话语权。
1934年和周作人，郭沫若因心态失衡而导致行为失度于文坛得了差评。1937年这次，他从过去的个人恩怨切换到民族立场，故而赢得了国人的赞誉。相比之下，周作人却只是一味地保持缄默。第一次以“大度”赢得了好名声，第二次却在大是大非上摔了大跟头，为千万国人不齿
郁达夫
郭沫若在日本的同班同学，郁达夫有两个挚友，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鲁迅。 郭沫若对郁达夫的评价很高，他说：“郁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时人将郁曼陀与郁达夫这一对兄弟称为双烈，在鹳山上建“双烈亭”，由茅盾先生亲书“双松挺秀”匾额。郭沫若为其兄弟手书七绝一首。 “双松挺秀意何如？仿佛眉山有二苏。况复埙篪同殉国,天涯海角听相呼。”（《双烈亭》·郭沫若） 1921年6月，郁达夫联合郭沫若、张资平、成仿吾、田汉等人在东京成立创造社，“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这是继北京的文学研究会之后又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 1930年，左联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 1940年，国内文艺界同仁给他寄去四人联句诗，对其海外工作表示支持。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郭沫若)。举杯祝远道(王昆仑)，万里四行书(孙师毅)。” 新加坡沦陷后，胡愈之、郁达夫等参加抗战委员会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胁迫他当了7个月的翻译。其间，他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郁达夫性格倔强，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文艺观点 乃至政治观点，以至于在一九二七年因与他人意见 不和而退出创造社， 后来又被左联开除。被人说成是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的逍遥派。郁达夫在无人理 解的苦闷中，转而向往回归自然、远离喧嚣的生活， 这种思想在《迟桂花》及一些散文小品中表现明显。
《故都的秋》一篇， 认为当时郁达夫因被左联开除及国民党白色恐怖 等原因思想苦闷，在文章中流露出了低沉、伤感的 格调。笔者十分喜爱这篇文章，认为是古往今来写 秋的文章中真正懂秋的佳作，把秋的味道写得最为 透彻淋漓。多次研读之后，发现其实并非象一般人 认为的那样，是忧郁伤感的悲秋情怀。而是一反常 规，以别样的秋境写出了高雅脱俗、清淡纯朴的人 生境界。
田汉
成仿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成仿吾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创造社树立了正面的文学观念，为已经进行了五年的、以写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新文学注入“想象的”“情感的”因素。 郭沫若说成仿吾为创造社“炸出一片新天地”，其中几枚最重的炸弹是投给鲁迅先生的。成仿吾对《呐喊》的批评，主要是认为鲁迅长于“描写”而不善于“表现”。他认为《呐喊》集中“《狂人日记》为自然派所主张的纪录”，“《孔乙己》《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他指出《孔乙己》《药》《明天》“这样的作品便再凑千百篇拢来，也暗示全部不出”，而这样“死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成仿吾对鲁迅作品的批评不是误会，而是基于自己表现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 他与鲁迅的关系在1927年开始缓和。1927年年初，成仿吾起草《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联系鲁迅并取得其支持，共同署名发表该宣言。1933年在上海与鲁迅正面接触时，成仿吾对鲁迅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鲁迅逝世，他旋即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赞扬鲁迅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充分肯定鲁迅的政治认识达到了其时代的“最高水准”。
左联青年作家
张天翼
人是在相互模仿中长大的，张天翼也不列外。他模仿林琴南、反对新小说、不肯使用标点符号、讽刺自由恋爱。他自己也坦言是在林琴南和《礼拜六》等 “鸳鸯蝴蝶派”影响下开始创作道路的。 真正唤醒并改变张天翼的是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让幼小的他窥见了自己灵魂 深处的“小”。张天翼开始意识到，要成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就应该像鲁迅一样爱憎分明，在新 旧阵营中厘定自己鲜明的界线。 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张天翼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找寻刺激的人》就极具讽刺意味。洋场恶少对女佣人的玩弄不仅仅是社会悲剧，更深 刻地震慑人的魂魄。 鲁迅的深刻、老舍的温婉、 钱锺书的智慧给讽刺文学增添了不同的美学向度，那么张天翼在讽刺文学中开辟了讽刺的另一个向度——戏谑。在他一系列的“审丑”中我们可以读出近乎鲁迅般的精神世界的涤荡。 后来在和鲁迅的书信来往 中，张天翼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沙汀
左联五烈士
左联
鲁迅
翟秋白
1930年8月回上海，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 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了许多苏联名著。 1934年2月到瑞金，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当年赠予瞿秋白的一副联语。这副联语真切表达了二人之间深厚的、不可替代的情谊，见证了鲁迅对瞿秋白的高度信任与激赏。 据茅盾回忆，鲁迅虽是左联主帅，但由于政治身份所致，“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瞿秋白的出现非常及时，“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 瞿秋白是鲁迅杂文写作的坚定的支持者，他本人也是擅写杂文的文学家。当然，从杂文写作的意义上讲，瞿秋白无疑只是鲁迅的学生。可就是这样一位学生辈的人，竟然有多次和鲁迅合作撰写杂文的机会。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肺病日益严重，辗转中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瞿秋白从容就义。
田汉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 1921年田汉和其他留日同学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在东京成立了文学团体创造社。 1927回国后中国政治局面再次发生变化，继上海四一二事变后，武汉政府也走向革命。不久蒋介石下野，田汉也随之离开南京。田汉觉得两年间除了一些幻灭外别无所得，他回上海继续搞艺术，担任了上海艺术大学校长。 同年秋田汉与欧阳予倩、徐悲鸿等40多人在淮海路霞飞坊徐家商议将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设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5部，宗旨是“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的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推田汉为委员长 192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 国民党到处搜捕田汉，田汉听到鲁迅的传话，说自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迫转入地下。最初隐居在哥哥为他找的一所房子里，1930年秋的一天，三辆警车开到弄堂口来抓他，田汉立即跑到天蟾舞台找周信芳，周用小车把他送到北四川路一家日本旅馆，后又转移到江湾一带，组织上安排安娥做他的联系人。在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中，彼此增添了仰慕之心和爱恋之情，不料林维中如约回国与田汉完婚，已有身孕的安娥忍着巨大的痛苦，离开了田汉。 “四条汉子”拜访鲁迅是在1934年秋，而论争则发生在1936年。1934年，阳翰笙是文委书记，周扬是左联党团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夏衍则主要负责电影小组的活动，各有具体工作，与鲁迅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夏衍还曾对田汉的参与感到奇怪，因为当时田汉与鲁迅的关系并不融洽。
蒋光慈
‘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光慈的确是这样的一种人。”自然，不仅仅蒋光慈有如此精神气质。殷夫、胡也频、柔石、冯铿等“左联五烈士”1931年为革命牺牲时均不到30岁，最小的殷夫只有20岁。创造社的郑伯奇在回忆“左联五烈士”时，也有相同的表述：“左联五烈士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胡也频烈士，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满腔热情地叙说着自己的经历……柔石烈士为人严肃持重，沉默寡言，但内心热烈、态度认真”。就是“左联”的一些重要的领导者瞿秋白、冯雪峰、丁玲等左翼作家身上何尝不是都具备着这种“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的浪漫精神气息呢。正是一大批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左翼革命者和文学家，自觉而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汇聚了“左联”的精神源流，而蒋光慈是最早最直接坦言自己是“浪漫派”的左翼革命家。
阿英
冯乃超
茅盾
1930年4月从日本回上海，经冯乃超邀约加入左联，过了几天去问鲁迅，鲁迅也不知道他加入了左联，但是鲁迅也同意，左联大事向鲁迅请教，书记处有一个执行书记，管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几个人轮流担任。此时因为白色恐怖，"左联"很少开会。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国民党报纸常对"左联"进行攻击。也是有从左边来后右边走的叛徒的。自五作家被捕后，"左联"可以说没有什么发展。 1932年后，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发展工作就完全停顿了。 周扬从日本回来以后，加入"左翼戏剧界联盟"，后来冯雪峰把他拉进"左联"，不久他们之间闹了矛盾，冯雪峰就离开了"左联"(这事情大概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周扬他们主持"左联"工作以后，由于白色恐怖，就不开全体成员会了，凡事也不再向鲁迅请示。此后，鲁迅领导"左联"，不过是名义而已。 后夏衍那边要创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解散左联，但鲁迅不同意，拖了拖后解散了，中央批准解散"左联"是上海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是哪些人，茅盾也搞不清楚，"长征"以后，他们与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
夏衍
夏衍之所以一开始被纳入左联管理层，正是因为他既与创造社、太阳社、鲁迅等各方面人士相熟识，又没有参与“革命文学”论争，恰好适合承担居间协调的工作。
徐懋庸也回忆道，自己之所以被选任为左联行政书记，也因为他是当时少有的“可以同鲁迅谈得拢”的人，“周扬虽然和鲁迅关系不好，但还要团结他，要有个人去同他联系”。团结鲁迅并不是一种个人姿态，而是一种根本要求。
夏衍也承认，“鲁迅对左联的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之后的“萧三来信”及解散左联，更使得矛盾走向尖锐。左联解散以后，鲁迅明确表示不愿意加入新组建的文艺家协会，周扬曾对茅盾抱怨。
据夏衍的说法，在会谈中，阳翰笙和周扬各自报告了文总和左联的近况，而胡风问题则是田汉“忽然提出”的
建国后，在除旧布新的伊始，观念的变化所导致的主流意识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而夏衍实在难以适应。尤其在文艺问题上，他几乎一进上海就招致了批评。
周扬
在建国最初的几年，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其中的原因，除了建国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理顺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是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 周扬是在1952年秋参加土改的，周扬被毛泽东批评，显然应在此前。 周扬参加土改后，文艺界整风的工作完全由胡乔木来领导，而丁玲直接来负责文协的工作了。 而上海的夏衍，处境比周扬也好不了多少。 周扬与夏衍的关系，人所共知的是，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四条汉子”时就捆绑在一起，此后尽管一个去延安，一个留在国统区，多年未见面，但两人那份情意却并未被岁月的阻隔而淡漠。1949年后，两人又一南一北地执掌文艺界大旗。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也并未被丁玲等人放在眼里。
胡乔木
建国初期，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
丁玲
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胡乔木直接推荐下出版的。对此，丁玲对胡乔木一直是有好感的。 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让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胡乔木意见时，胡乔木却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他主抓文艺界工作时，却任命丁玲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创作，与胡乔木的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虽然胡乔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艺界的威望，要想领导文艺整风这场运动显然力不从心。在周扬走后不久，丁玲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因为委屈而忍不住在“茅盾面前大骂周扬”一通： 上海大学对丁玲影响最大的老师，是社会学系的主任瞿秋白。他原本不给丁、王二位授课，但因为是他把她俩引导回上海的，似乎应该继续关心一下。 茅盾虽然给丁玲两度为师，但当时他俩在课下却几乎没啥交往，学生认为这位老师“不会接触学生。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也不询问学生的功课。还是不打扰他为好”（同上）。而老师认为这位学生是“一个沉默的青年”
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许地山婚礼：在此地酝酿成立文学研究会的那些同仁，只有周作人在场。其他人，或身居异方，茅盾在一年前去了日本，郑振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或已经有了分歧，走上不同道路，对八年前文学研究会成立的主旨“为人生”，各自抱以新理解、新追求。
周作人参加婚礼，更多出自旧谊前情，许地山曾担任其助教。两人合力撑起燕京大学“现代文学”课程，讲台下，坐着冰心等等低年级学生。 1928年，济南惨案，中国民众伤亡近两万人。自幼年，至壮年，许地山的履历遭际，始终与一个岛国纠缠难分，使其性情沉郁而激烈。周作人则态度恬淡、苦涩。许地山与周作人渐行渐远，相对于日本，对时局的态度，差异巨大。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随着《小说月报》的停办已“无形消散”
周作人
五四运动成长起来的 19世纪前20年，于文坛德高望重。论名声甚至鲁迅也有所不及。 1934年，与郭沫若见过三次面，两次“愉快的会见”之间夹着一次郭沫若的“不愉快”的事件，而且“不愉快”是指名道姓冲着周作人发的。郭沫若因心态失衡而导致行为失度于文坛得了差评。 1939年元旦的枪击事件后，他先后出任了汪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汪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等职，还曾三次南下慰问所谓的日本“勇士” 1945年12月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却得以居家工作，专事翻译和写作，每月稿酬200元 1966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81岁的周作人遭到了清算与虐待，不堪其辱下，他曾两次写信给派出所请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未果。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邻居发现死于自家的铺板上，据说是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的，终年82岁。
许地山
五四运动时期先驱者之一 有小学课文《落花生》。
张爱玲的中文老师则是鼎鼎大名的许地山。许地山受胡适举荐、港大校长康宁爵士邀请，自燕京大学南下主持港大中文部的重组。他的学术体系里有传统国学的素养，更有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再加上印度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过滤，呈现出一种杂糅的面貌。他对于青年张爱玲的影响，需要更微妙的梳理。
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上面世，他自此以“落花生”的笔名闻名于世；也正是在这一年，老舍在离出生地小羊圈胡同不远的北平缸瓦市教堂受洗，并在此与许地山结识。 老舍最初并无心“高攀”，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位富有学识的青年才子不仅毫无架子，且极为随和，与他甚是投缘。且看当时的许地山给老舍留下的印象：许地山还爱说笑话，俗的雅的都有。且老舍认为能和他同居很痛快，称得上挚友，老舍口中是绝好的朋友。在老舍眼中，许地山的“缺点”无外乎两点：一是不守时，二为不喜回信。 1944年1月7日作于“北碚头昏斋”的随笔《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中有生动记录。这一年许地山已辞世近三年，再次被老舍提及并深致谢忱的原因在于，11年前在与白石老人熟识的许地山的牵线之下，老舍才终于以“半价”购得一幅倾慕已久的《鸡雏图》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与白石老人的来往日渐增多，同样热爱绘画并颇有天赋的夫人胡絜青后来还被老人收为入室弟子，这恐怕都离不开当年许地山的“牵线”之功。 “鸡图万不可失！”这样的珍视不仅缘自老舍对艺术瑰宝的爱惜，也蕴含着对好友许地山的怀念之情——“我不肯放弃此画，一来是白石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二来地山先生已经去世。” 对于交友一事，老舍曾说：“有了朋友，我们才有心理上的健康。这不是说，因为朋友肯帮我们，我们就诸事顺利、而心宽体胖……友谊不是教我们依赖别人，而是教我们无计较的取与予。”他与许地山之间的友谊正是这段话的最佳写照。
1917年，许地山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许地山毕业留校任教，而此时的冰心，恰是燕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二人由此相识。 许地山不仅与冰心相识于燕京大学，而且对冰心帮助不少。 一是帮助冰心完成大学毕业论文 二是介绍冰心加入文学研究会 三是无意“介绍”吴文藻给冰心 许地山曾经追求过冰心，只可惜郎有情妾无意，后来还被清华才子吴文藻“插了足”。
郑振铎
郑振铎是暨南大学教授，是商务印书馆董事并编译所长高梦旦的女婿，国民党特务不会注意他，茅盾和夏衍就曾去他家里谈话
许地山
老舍
老舍从新加坡回上海时住在郑家
季羡林
好学，旁听过朱自清、郑振铎、俞平伯的课
丰子恺
文学周报要用插图，郑振铎向丰子恺要画，并给他隆重推出，结交后成为好友
周作人
写过惜周作人，里面有提到周作人的《小河》，夸赞了一番，还说周作人是“必败论”，还娶了日本媳妇怎么也想不到日本会崩溃，因此而成汉奸，平常经常挑鲁迅毛病。胡适也曾劝说过周作人。
语丝社
1924年11月17日由鲁迅发起在北京成立。该社的成员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和《新青年》的撰稿人。
1930年3月终因其成员思想分歧而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