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周纪一
这是一篇关于《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周纪一思维导图,司马光耗时19年写就的这部巨著,为什么从“三家分晋”讲起?吴起杀妻求将、子罕篡位夺权——这些“狠人”背后,藏着怎样的权力铁律?提起《资治通鉴》,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枯燥”“厚重”“读不下去”。但如果你换个角度——把它当作一部 “帝王级生存指南” ,一套 “权谋操作手册” ,你会发现,每一页都写着人性博弈、管理陷阱和决策盲区。熊逸《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正是用这种现代视角 考古级考据,撕开儒家给历史贴上的“道德滤镜”,让你看到权力运行的原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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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关于《文明之旅》思维导图, 在《文明之旅》第117期中,罗振宇深度揭秘了大辽王朝骤然崩塌的历史谜题。大辽看似坐拥稳固疆域与多元族群体系,构建起囊括契丹皇族、奚人、汉人、渤海遗民及草原各部的多层统治结构,如同一座层层堆叠的“多层公寓”,表面秩序井然、体量庞大,实则暗藏致命的统治漏洞。这套金字塔式治理体系从未依靠文化认同、制度归属凝聚民心,唯一的维系纽带便是契丹所向披靡的武力神话,看似坚固,实则极度脆弱。1115年护步达冈之战的惨败,彻底击碎了“契丹不可战胜”的固有神谕,成为帝国覆灭的导火索。这场战败引发连锁级联崩塌效应,王朝的统治公信力瞬间破产,积攒百年的族群矛盾彻底爆发。1116年,大辽局势全面失控,疆域统治土崩瓦解。究其根本,大辽历代统治始终未能塑造统一的“大辽人”身份认同,各民族、各部落彼此割裂,缺乏情感与利益联结。相较于唐朝兼容并蓄、融合各族的熔炉式凝聚力,大辽的统治短板暴露无遗,纯粹依靠武力捆绑的统治体系,一旦军事神话破灭,便会引发全面的信任挤兑,让庞大的帝国在短时间内轰然倒塌,成为古代王朝兴衰中极具警示意义的历史案例。
这是一篇关于《文明之旅》思维导图,公元1114年,大宋政和四年。这一年的开封城,正处在它最辉煌的时代。《清明上河图》里那幅勾栏瓦肆、车水马龙的盛景,大约就是这座百万人口超级都市最真实的模样。它究竟有多繁华?史书上记着一个细节:开封的夜市,没有蚊子。因为夜市要开到凌晨三点,灯火照天,油烟缭绕,连蚊子都待不住。可中国古代的都城,并不都是这样。唐代长安实行宵禁。天一黑,街鼓一响,百姓就不能随意上街了。到了元、明、清三代,宵禁更加严格。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只有大宋的开封,最接近现代人想象中的繁华都市。然而,这极致的繁华,其实是它最后的余晖。仅仅十几年后,“靖康之变”爆发,金人铁骑南下,攻破了这座无险可守的都城。开封从此衰落,此后七八百年,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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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关于《文明之旅》思维导图,公元1114年,大宋政和四年。这一年的开封城,正处在它最辉煌的时代。《清明上河图》里那幅勾栏瓦肆、车水马龙的盛景,大约就是这座百万人口超级都市最真实的模样。它究竟有多繁华?史书上记着一个细节:开封的夜市,没有蚊子。因为夜市要开到凌晨三点,灯火照天,油烟缭绕,连蚊子都待不住。可中国古代的都城,并不都是这样。唐代长安实行宵禁。天一黑,街鼓一响,百姓就不能随意上街了。到了元、明、清三代,宵禁更加严格。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只有大宋的开封,最接近现代人想象中的繁华都市。然而,这极致的繁华,其实是它最后的余晖。仅仅十几年后,“靖康之变”爆发,金人铁骑南下,攻破了这座无险可守的都城。开封从此衰落,此后七八百年,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汴京。
课程的附加价值
“经典速读”,借助《资治通鉴》的脉络,依次打开并串联数百部相关著作。
系统性理解
“每一部书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应当被独立理解,这是我一以贯之的读书方法论”
读书既要由博返约,也要窥一斑而见全豹。
先要从一座森林理解一棵树,然后才能从一棵树理解整座森林。
《资治通鉴》是一处精神原乡,每一代中国人都必须回到这里。
核心研究方法:内外兼修
内部研究
需要遍读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所用到的材料。
理解能理解他如何取舍,如何剪裁,又因此会有怎样的得与失,乐与怒,又为何如此。
外部研究
利用考古新发现、北宋以后的历史经验和全世界的学术进展等司马光未曾掌握的“新知”。
拥有旁观者清的视角,更加深刻地理解司马光所处的时局,以及《资治通鉴》得以成书的社会背景。
结合司马光其他作品,理解其在《资治通鉴》中不便明言的观点
“《资治通鉴》在我眼里,就像那幅《罗马的瘟疫》,充满着耐人寻味的细节,而要深入探索这些细节背后的奥妙,不但需要掌握作者所掌握的材料,还需要借助外部的很多知识。”
熊逸与《资治通鉴》的深厚渊源
艺术品的启示
2018年在巴黎奥赛美术馆被德劳内的画作《罗马的瘟疫》震撼,沉迷于其细节。
小时候翻阅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封面古旧,内页繁体竖排、古人注释带来神秘感与阅读乐趣。
“这套《资治通鉴》陪我度过了很多年,一册一页间满是回忆。”
后来因家家逢惨变,变卖售出
后来看到很多新版本的《资治通鉴》,装帧已经不复当年的朴素风格
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发刊词:每一代人都必须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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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导语 - 001《资治通鉴》为什么从这个年份开始?
《资治通鉴》为何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前 403 年),非朝代元年,非重大事件节点,是一个“不当不正”年份。
因为《资治通鉴》不是史官的史书,而是政治家的史书。
全书从哪一年开始,是一个有着开宗明义之功的古代意识形态问题。
编年史结构
《资治通鉴》按照朝代的先后顺序
讲周朝的部分叫《周纪》
秦朝的部分叫《秦纪》
然后是《汉纪》、《魏纪》、《晋纪》等
以《后周纪》结尾
每一个“纪”包含若干卷
比如《周纪》一共5卷,第一卷叫《周纪一》,第二卷叫《周纪二》,以此类推。
每一卷的开头都会标明本卷内容的起止年份。
为何从周朝开始
周朝以前的历史渺茫难求,很难分清事实和神话,无法做出准确编年。
儒家推崇的礼制由周朝确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为儒家圣贤。
《资治通鉴》和其他史书立意上的区别
《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编写的史书,而不是史官编写的史书,“资治”二字是重点。
《资治通鉴》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历史哲学专著
开篇任务:确立价值体系,标榜核心诉求
“此前所著,皆为序章”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由政治家操刀,意图在于“资治”的编年史,一开篇就让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角,开宗明义地讲出一个国家最应该有的核心诉求:稳定。
此前正史,《史记》、《汉书》到《新唐书》、《新五代史》都都没做到这一点,体现了史官与政治家写史的不同。
《资治通鉴》是接着《春秋》和《左传》来写的
《春秋》站在鲁国的角度,从前722年开始,结束于前479年(孔子去世的时间)。
《左传》作为《春秋》的补充读物,《编年止于前468年,记事延伸至前453年(智襄子身死灭族)
《资治通鉴》始于前403年(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中间存在数十年空当。
名分和事实,哪一个更重要?
在政治家看来,一件表面上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事情,其实涵义重大,影响深远,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意味着三家作为三个新兴的独立政权,从此拥有了合法的名分,在“名义上”可以和晋国国君分庭抗礼。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名义问题是底线问题,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名义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儒家的“正名”思想
孔子认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儒家因此别称“名教”,扰乱名分者为“名教罪人”。
实干家如曹操,认为应重实利,“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名是虚的,祸是实的,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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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导语 - 002 司马光为什么要修《资治通鉴》?
历史学的意义
大到治国安邦,小到勾心斗角,历史经验越多,胜算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也是政治学、管理学和成功学。
司马光早早就意识到了历史学价值,也对治史很有兴趣。
儒家的学术等级
经学
被朝廷奉为意识形态圭臬的经典
是一条升官发财之路
史学
只是经学附庸,起辅助作用。
锦上添花
北宋不重视史学
政策导向
科举不考史学,史学仅在策论中起辅助作用。
现实阻碍
系统性地掌握史学,要读的书太多,太乱
官方正史已有19部大书
体裁缺陷
纪传体史书,很难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所以,要想让历史经验真能为人所用,就有必要让历史书变得清晰易读,而要让历史书变得清晰易读,就有必要把现有的材料重新编排考订、去伪存真、删繁就简、提纲挈领。”这种繁琐而枯燥的工作,必须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完成。
失意者的机缘
早期准备
早就有心编写一部简明版的古代编年史,还很受皇帝鼓励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写成极简版的编年史《历年图》
又花了两年时间,拓展了《历年图》的内容,书稿叫《通志》
皇家支持
宋英宗
批准司马光可以自己选聘助手,成立书局,调用皇家秘府的藏书和档案。
宋神宗
请司马光为自己讲读《通志》,很受触动,觉得历史经验是治国的法宝
宋神宗给《通志》命名为《资治通鉴》,一部对治理国家特别有帮助的中国通史。
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又把私人藏书送给司马光做参考资料。
思想分歧
同一个历史事件当中得出的经验截然相反
宋神宗认为,只有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地推进改革,才能富国强兵,创造伟大盛世。
司马光却坚定地反对宋神宗的改革理想。
两个人的见解,在历史上都能找到足够的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
潜心著述
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斗争中彻底失势,作为旧党大佬被排挤出朝廷。
53岁起定居洛阳任闲官,闭门著书15年,全力以赴编修《资治通鉴》。
脚踏实地出成果
司马光从性格到做事,一以贯之的特点确实就是脚踏实地,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走得准,并且持之以恒。
相较于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大步流星和高瞻远瞩,显得迂腐,既没有美感,也缺乏豪情。
司马光邀请专家,采用当时最前沿天文历算成果,从史料细节中仔细考订准确时间。
最终成果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完稿,总共294卷,还有配套的《通鉴目录》30卷和《通鉴考异》30卷。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资治通鉴》刻版完成,开始印刷发行。此时,司马光已经过世7年。
虽有难免的纰漏,但因其“脚踏实地”的严谨,终成不朽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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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03全书开头为什么像打哑谜?
读不懂的第一句
《周纪一》第一句话叫:“起著(chú)雍摄提格,尽玄黓(yì)困敦”。
使用生僻纪年名词,使读者望而生畏。
使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木星纪年法(太岁纪年系统)。
木星纪年法
起源
早在商朝,古人古人就发现了木星运行的规律:木星运行一周天约12年。
把木星划过的天区平均分成12份,每一份就对应着一年。
数字“12”被称为“天之大数”,衍生出十二生肖。
衍生
四象
把天穹一分为四,称为“四象”
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
二十八星宿
四象再分为7个区域,共二十八宿
星次
木星12年走完一个周天,每一年走过的区域称为一“次”或“星次”
星次名称
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中国版黄道十二宫)。
对应关系
十二星次首先被归入“四象”之中
每一象包含三个连续的星次
在这三个星次里,居中的星次对应三个星宿,而两端的星次则各自对应两个星宿。
每一象对应的星宿总数是:2 + 3 + 2 = 7宿。四象合计正好是二十八宿。
占星术就是从这些关系出发来推衍吉凶祸福的
太岁
运行误差
木星实际周期为11.86年,每12年积累50多天误差。
假想星体
假想一颗与木星反向运行、周期恰好12年的星体,称为“太岁”
和木星的运行方向相反,使太岁的十二星次在次序上和十二地支一致
太岁的星次
摄提格、单阏(chányān)、执徐、大荒落、敦牂(zāng)、协洽、涒(tūn)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
天干地支搭配
天干一共10个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一共12个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天干与地支按顺序依次配对(甲子、乙丑……)。
由于10和12的最小公倍数是60,因此每配对60次后,组合会开始重复。
这个完整的60年循环周期被称为 “一个甲子”。
纪年体系
木星(阳) — 太岁(阴) — 岁阳(天干) — 岁阴(地支)。
木星与太岁被纳入阴阳体系,木星(阳)对应太岁(阴),太岁星次(岁阴)对应天干(岁阳)。
岁阳名称
阏逄、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
十个“岁阳”与“岁阴”组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纪年体系。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
就是“起于戊寅年,止于壬子年"
就是“起于公元前403年,止于公元前369年”。
岁星纪年与历史观
司马光为什么用岁星纪年?
政治
刻意复古,显得庄重、专业,很有格调,与王安石变法掀起的革新浪潮形成对立。
技术
编年史需要把历史事件准确编年,需要专业知识,技术门槛很高。
受邀负责编年的天文历算权威刘羲叟推崇《大衍历》,该书使用太岁纪年。
客观
天文历算在古代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采用客观的太岁/干支纪年,避免使用周朝官方纪年可能引发的意识形态争议。
统一
为全书庞杂的编年内容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纪年框架。
对怪力乱神的审慎处理
《资治通鉴》严格甄别史料,大幅削弱玄幻色彩,比《史记》、《左传》更具现代感。
司马光的立场
在儒家传统里,一方面“子不语怪力乱神”,另一方面“君子以“神道设教”。
统治者要么在“神道设教”把自己也给套进去,变成迷信的牺牲品。
宋真宗对“玉皇大帝”的狂热迷信
要么把无神论立场贯彻到底,敢于改天换地,冲破一切束缚
宋神宗和王安石
司马光既不能像传统史书那样宣扬迷信,也不太好把迷信彻底扫清。
当我们理解了这样的分寸感,就能够理解《资治通鉴》的整体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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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04谁更适合做家族继承人?
第一年的内容
纪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
事件
周威烈王把晋国的魏斯、赵籍、韩虔三位大夫封为诸侯。
议论
以“臣光曰”发表长篇议论,阐明上述事件的意义何等重大,千秋万世都应当引以为戒。
追叙
几十年前的晋 国往事,详细补充“三家分晋”的前因。
周朝社会的基本结构
封建制
“封建”指分封和建国。
天子 → 诸侯 → 大夫
周天子将土地、人口分封给亲戚功臣,建立诸侯国。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做第二级的分封 ,分出若干个大夫
分封是逐级向下的,效忠是逐级向上的:大夫对诸侯效忠,诸侯对天子效忠。
关系纽带
贵族阶层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周天子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天子原始含义, 很可能是“大儿子“
不但是政 治领袖,还是宗族领袖,是天下所有同姓贵族的族长。
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分封出去的诸侯为“小宗”,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
国政即家政,政治关系即亲属关系。
每个人都处在这张大网的某个节点上, 要想天下太平 ,最重要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所 在的节点, 自觉履行这个节点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 不生非分之想。
秩序的维系
维系这种宗法政治最主要的工 具 , 就是礼。
礼的 一切繁文缛节, 叫作礼仪,就是礼的仪式
把礼作为基本国策,就 叫礼制
逾越礼的边界,叫作非礼
理想状态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秩序的崩坏
社会越是往前发展, 礼的约束力就越弱,终于弱得一塌糊涂,出现“礼崩乐坏” 的局面。
孔子 以“克己复礼” 作为毕生的政治理想。
晋国的宗法破坏
过程
晋国宗族经过几轮的手足相残 ,小宗篡夺大宗的地位,搞集权 , 同宗的叔伯兄弟凋零殆尽。
补救
新任国君提拔功臣和将领,给贵族的头衔、封地和世袭的资格。
"政出多门”
这一批新兴贵族有八大家族,在名利场上不断发生矛盾。
八大家族经过了几轮内斗,最后剩下智、韩、赵、魏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架空国君
四大家族当中,智氏家族发力最猛,迅速凌驾于三家之上。
智瑶该不该做继承人
《资治通鉴》追叙“三家分晋”的前因, 从智氏家族的族长智宣子选立智瑶为“后”开始讲起。
“后”
家族继承人,下一任族长。
无后
意味着不再有人主持祭祀
在宗法社会里,祭祀是维系社会秩序、 关乎兴亡成败的头等大事,和打仗同等重要
意味着一个宗族没有了合法领袖, 各种权益不再能得到保障。
继承人争议
智宣子中意的人选是儿子智瑶,即智襄子。
长老智果的反对
智瑶才能卓越,但有一个致命缺点“不仁”
有才无德,才干越高,为害越甚,将导致家族灭亡。
结果
智宣子未采纳意见。
智果和智氏家族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说明当时的价值观:族人对族长并没有誓死效忠的义务。
深层分析
制度
在宗法传统上,继承人不应该是商量出来的,应该是自然出现的
逻辑
智果的预智瑶因“不仁”而亡,有其偶然性。
智瑶的失败更多是战术失误。
若其仅有“仁爱”而无才干,可能在权力斗争中更早失败。
结论
智果的所谓先见之明,只不过反映出儒家对历史的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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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05得寸进尺为什么是一种策略?
两份竹简选出的国君
赵氏继承人的 选拔
人选有两个:长子伯鲁(宗法正统)与幼子无恤(才干突出)。
族长赵简子只想选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来接自己的班。
四大家族的竞争白热化,只有能干的继承人才能保障家族的安全。
用管理学考核 方案
方法
将毕生心得写在两份竹简上,交给二子熟记
赵简子等了三年才开始进行考核。
结果
伯鲁早把竹简上的内容忘光,连竹简都弄丢。
无恤,不但背得滚瓜烂熟,竹简始终贴身带着
赵简子立无恤为继承人,叮嘱他说:“一旦晋国有难,你要记住:用人应当重用尹铎,选择根据地应当选择晋阳。”
尹铎治理晋阳
两种思路
“茧丝”
把晋阳当成赵氏家族的财源和兵源,最大限度盘剥民力
但容易积累民怨,让晋阳百姓对赵氏家族离心离德。
“保障”
加固晋阳的防御体系,善待百姓,激发他们对赵氏家族的认同感
但必须向晋阳百姓让利,财政收入和兵源会减少
赵简子果断选择 “保障”模式
智瑶的得寸进尺策略
四大族长
智瑶和赵无恤分别成为智家和赵家的新任族长
韩、魏两家的族长分别是韩虎和魏驹
四大族长就是智襄子、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
一强三弱
智氏最强,韩、赵、魏三弱
一强想要吞掉三弱,三弱既想自我保全,又不敢正面冲突,更不敢公然结盟,小心维护表面和气。
智瑶性格嚣张跋扈,韩、赵、魏三家多受委屈
蓝台之辱
事件
智瑶在宴会上戏弄了韩康子,还侮辱了韩康子的家相段规。
族人智国的劝谏
功利角度
统治者如果能在细节上不失谨慎,就不会惹上大的灾祸。
连小小的蚊虫都能伤人,何况一国的国君和总理
有些人并不比我们弱很多,我们对于他们并不具备碾压性的优势
智瑶不听
口无遮拦是一种处心积虑的巧妙试探:试探对方的底线,如果得寸,那就进尺。
“得寸进尺”是一种策略
心理学依据是:对方先前的委曲求全都是沉没成本,一旦放下了,就等于前边的所有付出都白费了。
韩康子既然忍了一次,就很可能再忍第二次。每忍一次,韩家就弱一分,智家就强一分。
韩康子哪一天忍无可忍,彼此实力上早已经越拉越大
智瑶的再次试探
向韩康子索地
段规看准了智瑶的性格:既贪得无厌又刚愎自用。
建议给予土地,使智瑶膨胀,转而向他人索要,引发冲突,韩可隔岸观火。
韩康子献“万家之邑”,当时的一座一线城市。
向魏桓子索地
魏桓子效仿韩康子,也给出一座“万家之邑”。
智瑶接连得逞,实力与气焰同步增长,但并未立即引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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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06魏桓子为什么也屈服了?
魏桓子真的甘心吗?
家相任章献策
智瑶无故索地,有家有业的贵族都会害怕
满足要求,智瑶就会轻敌,其他人因为怕他都会团结起来对付他。
引用《周书》的一句名言:“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意思:要想打败谁,就先帮着谁,要想从谁那儿占到便宜,就先拿一点便宜给他占。
“先予后取”的哲学源流
《老子》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柔弱胜刚强。
《吕氏春秋》
“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
要想毁灭什么,一定先把它堆积起来;要想摔倒什么,一定先把它高举起来。
《六韬》
“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有将动,必有愚色”。
行动前需隐藏意图。
“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
助其强盛至折损。
“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顺其心志,使其骄纵而自取灭亡。
《管子》
“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给予就是索取,这个道理是搞政治的法宝
此道理既可对敌,亦可用于操纵民心
如果我能使人民安乐,人民就能够为我忧劳;如果我能使人民富贵,人民就能够为我承受贫贱;如果我能使人民安定,人民就甘愿为我承受危难;如果我能使人民多多生育,人民就甘愿为我牺牲性命。
要想使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怎么让他疯狂呢?顺着他,宠着他,满足他的不合理要求,助长他的嚣张气焰。
同样的手段智瑶 也在用
灭仇由
仇由虽然是个小国,实力不强,但坐落在群山深处,外面的军队很难开得进去。
智瑶铸了一口大钟,装上大车,作为礼物送给仇由国君
钟在当时不但是很贵重的东西,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仇由国君受宠若惊,为了拿到这份礼物,派人开山修路
路通后,钟收到了,智瑶的军队也杀过来了,仇由灭国。
图卫国
智瑶打算袭击卫国,先对卫国示好,送来宝马和美玉。
卫国南文子识破,提出“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
无缘无故送上门的好处一定是祸患的先兆。
国君马上厉兵秣马,加强边境防卫。智瑶只好放弃了计划。
赵无恤退守晋阳
起因
智瑶向赵无恤索要蔡、皋狼之地。
以善“忍”著称的赵无恤,拒绝了要求。
智瑶安排韩、魏两家跟自己,组成三家联军,一起进攻赵无恤。
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兵法都没意义。
赵无恤抗不住联军的进攻,要找一座牢靠的城池躲起来,避免正面交锋。
财聚则民散
长子城
近,城墙厚实。
百姓筑城已疲惫,不会再为其拼死守城。
邯郸城
仓库物资充足。
物资来自榨取民脂民膏,百姓更不愿效死。
财散则民聚
怎么才能让别人为自己卖命?
赵无恤一旦失败,就意味着身死族灭。
对于赵氏家族治下的百姓而言,败了无非是换个主人,继续给新主人纳粮当差。
而且三家联军全是熟悉的本国同胞,谁也不比谁更凶残。
很难凝聚人心,激发斗志
晋阳
父亲留下的政治遗嘱
尹铎“保障”模式治理,善待百姓,深得民心
赵家的存亡和晋阳百姓的切身利益绑在一起
一旦赵氏家族灭亡,晋阳百姓一来情感上接受不了,二来新主子肯定没有旧主子仁慈。
智瑶这边的人心问题
大家是来抢劫的,卖力不卖命
三家都担心自家损耗大,会被别家顺手吞掉。
必须超越《孙子兵法》,才能把这一仗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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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水攻为什么有开创性?
开创性的水攻
攻城战的困难
《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在一切军事手段里,最不划算的就是攻城
攻城战过于耗时耗力耗人命,代价太高。
智瑶的角度
战术上
晋阳城池坚固,军民同心,易守难攻。
放弃行动,没有任何损失,还可以趁机占领赵氏家族的其他地盘
战略上
必须强攻。一旦示弱退兵,将动摇其威权,助长韩、魏的反抗之心。
威权型的领袖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只要有一次失败,威权就会动摇,队伍就容易散掉。
智瑶不但必须赢得漂亮,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损耗。
战术创新
引晋水淹晋阳城
用水利工程来代替人力强攻。
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常态:重视兵法,而轻视军事工程技术。
《资治通鉴》《战国策》和 《史记》的记载很简略
《水经注》清晰的回答
1||| 在晋水上游修建堤坝,拦河蓄水;
2||| 根据地势挖一条运河、把水引到晋阳城下
3||| 引来的水不能外泄,所以联军围着晋阳城筑起了一座高高的大堤。
从孙子到墨子
《孙子兵法》论水攻
水是“绝”起到阻隔作用,水不能消灭敌人。
水是防御力,而不是攻击力。
智瑶的创新,体现了时代进步。
《孙子兵法》的打法不断被突破、 被颠覆。
水攻的发展
《左传》记载,公元前512年,吴国伐徐国,已用水攻。
智瑶水攻规模与技术远超前人
但不能一下子冲垮城墙, 也没能没过城墙,只是一直把城墙泡在水里,一泡就是三年。
一世纪后,秦将白起攻楚鄢城,水攻技术提升,能直接冲垮城墙,造成大规模杀伤。
《墨子》的防御对策
《墨子》
战国时代出现的重量级半军事专著
以工程师的思维研究军事技术,实实在在,具体而微,可 以拿来就用。
方案
把城里的小船连起来,当成冲车,放出城外,去冲击围城的长堤,冲垮一个口子泄水。
详细
船队的规模,组织结构,船上的兵种配备,城头弓箭手的配合方式
士气问题
将敢死队员的父母妻儿扣为人质
矛盾
《墨子》的核心主张是“兼爱”、“非攻”
但战争是残酷的,要打赢免不了“必要的恶”
《墨子》的兵法内容太具体,适用范围太窄
适度的抽象性才能促成良好的传播性。
赵无恤面临险境
城里已经有了一些积水,炉灶已经没法生火。
陷入绝望,人心会不会动摇
关于晋阳城内的人心向背,《资治通鉴》和《史记》竟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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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晋阳城人心向背的真相是什么?
历史各执一词
《资治通鉴》和《国语》
灶被水淹,但晋阳人民依然没有叛乱。
《国语》的这一段就是司马光采信的原始材料。
《史记》和《战国策》
把锅吊起来做饭,粮食也没有了,到了“易子而食”的程度
赵无恤的家臣都生了异心,对主君无礼,只有高赫依然保持着人臣的礼数。
司马光货币《国策》的原因
《国语》年代最早,如果没法做出准确考证的话,那就使用最早的史料;
《国语》无伦理瑕疵,符合儒家的价值观,便于塑造赵无恤的正面形象。
在司马光看来,历史是要教育人的,既然要教育人,价值观就必须端正,记述历史必须观念先行。
联军的貌合神离
智瑶失言
智瑶与韩康子、魏桓子同车巡视水攻成果。
智瑶志感慨:“我今天才知道水有灭国的力量。”
智瑶把水漫晋阳的具体个案变成了一整套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看上去还很想把这套经验推而广之、发扬光大。
魏桓子和韩康子警觉
魏桓子肘击韩康子,韩康子踩魏桓子脚背,完成信息交换。
絺(chī)疵的 洞察
智瑶的家臣絺(chī)疵看出魏韩二人的警觉
立刻通报智瑶,说韩、魏两家准会叛变。
人之常情 推理
大局面
赵亡则韩、魏危
小局面
晋阳城明明指日可下,韩、魏二子却无胜利在望的喜悦,反而忧心忡忡的。
人们对损失的担忧总是大于对利益的期待。
智瑶的失误
竟然把絺疵的话直接讲给了韩康子和魏桓子。
韩魏指责疵明是在为赵家游说,意在瓦解联军的同盟关系。
絺疵的选择
从韩、魏见到他时 "先是端详了一下,然后步子加快了" 的细微举止,断定智瑶已泄密。
絺疵洞察力来自:一是通达人情世故,二是擅于察言观色。
絺疵见智瑶不听劝,就申请出使齐国以避祸。
武士道的凋零
絺疵为什么不能直接辞职
一旦做了家臣,不仅要为主君效劳终生,还必须至死不渝。
中国封建家臣的这种操守,在日本叫作日本武士道,在西方叫作骑士精神。
例:《国语》中鼓国臣子夙沙釐坚持跟随被俘的旧主
“委质”(献出人身所有权)与 “策死” (效忠主君,至死不渝)。
臣子效忠对象是主君个人,而非土地或国家。
絺疵选择
其行为在“礼崩乐坏” 时代背景下,象征传统封建忠君观念在晋国瓦解。
个人命运与主君命运不再必然绑定,个人选择的权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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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晋阳之战是怎么大反转的?
唇亡齿寒
张孟谈的游说
赵无恤派出家臣张孟谈秘密出城,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
张孟谈第一句话就是:“臣闻唇亡则齿寒。”
一旦赵家被灭了,韩、魏两家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张孟谈的说辞,《淮南子》多了“同情相成,同利相死。”
“同情”就是对智瑶有共同的恨意
“同利”就是只有灭掉智瑶才能保全各自的家族。
但是,要想说服别人,只有“同情”和“同利”做基础还不太够,还需要第三个要素:共同的紧迫感。
《墨子》给出了“鱼水不务,陆将何及”。
晋阳眼看要失守,赵家要灭族,现在如果不反击,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韩魏一拍即合,唯恐走漏消息;张孟谈承诺保密,三个人定下动总攻的时间。
不太合乎情理,张孟谈在两军阵前直达两位主帅身边,其间不知道会被多少人看到,又被多少人盘问。
三家总攻
经过
赵无恤派人杀掉守卫大堤的军官,决堤放水,让大水反灌智瑶军营
韩、魏两军便从侧翼发起夹击,赵无恤带兵做出迎头一击。
结果
韩、赵、魏三家联军杀了智瑶及全族
只有智果脱离了智家,得以保全。
战术溯源
赵无恤的战术与《墨子·备水》所载防御方案高度一致,可能源于墨家对历史战例的总结。
司马光论才与德 的关系
智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才胜德”
品德不足以驾驭才干,所以注定失败。
司马光分人为4类
德才兼备的是圣人
无德无才的是愚人
德超过才的是君子
才超过德的是小人
用人策略
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
因为愚人做不出多大的坏事,小人才干越高,为害越大。
司马光认为,有德的人会让人敬畏,有才的人会让人喜爱,敬畏就会疏远,喜爱就会亲近
智瑶的失败是“才胜德"?
晋阳之战的胜负有偶然性
如果智瑶的水利工程再强一点,赵无恤就没机会翻盘
如果赵无恤一开始就满足智瑶索要土地的要求,事情如何发展也未可知。
智瑶策略上的失误
在实力不足以碾压韩、赵、魏三家的时候,拉二打一才是经典战术。
在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再把拉二打一变成拉一打一。
司马光没见过的《孙子兵法》佚文
韩、赵、魏有很好的联盟基础
在智瑶和赵无恤的上两代,智家和赵家就已经结下深仇大恨。
智家虽然实力最强,但和赵家有仇,和韩、魏两家的关系也不好
智家的强大从何而来?
强大通常只有4个来源:一是组织结构优化,二是技术革命,三是对外掠夺,四是对内盘剥。
前两个因素,四大家族半斤八两,后两个因素,智家领先。
智家内部不稳
智家实力源于吞并范家、中行家,实力暴增。
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了一批竹简,有9枚是《孙子兵法》的佚文《吴问》,是吴王和孙子的问答。
孙子分析说:“范家和中行家会先灭亡,其次是智家,再其次是韩、魏两家,赵家最后会一统晋国。”
税负越重,死得越快。智家过度盘剥民众,导致内部统治基础不固。
爱护百姓,藏富于民,才是王者之道。
思考
智瑶的败亡,偶然性和必然性大约各自能占到多少比例呢?
假如智瑶没有说过“水可以灭国”,韩康子和魏桓子还会不会反叛呢?
瑶真的有能力复制晋阳经验,借汾水和绛水摧毁韩、魏两家的两座重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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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10战国到底从哪一年算起?
考据和寓言
《水经注》
认为引汾水灌安邑大概还算可行,引绛水灌平阳恐怕不可能。
水攻不可行,则历史真实性存疑
胡三省的辩护
驳斥《水经注》作者郦道元道听途说,认为古代河流可能改道,智瑶时代可实现水攻
援引唐代地理学经典《括地志》来证伪《水经注》
实际是胡三省误将《史记正义》点评当作《括地志》原文
明朝学者接犯错
严衍和弟子谈允厚写成《资治通鉴补》,在汾水和绛水的问题上通篇照抄胡三省
古人抄书抄错的陷阱是读书很容易遇到的,可见踏踏实实读原典有多重要。
清代专家的考据
阎若璩写过《尚书古文疏证》,把历代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踢下神坛
从亲眼所见的山川形势顿悟《资治通鉴》对汾水和绛水的记载并没有错
所谓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属于互文见义,概言水的攻击力而已。
我们读历史,尤其是时代久远的历史,既要保持考据家的警醒,也要保持一种小孩子读童话寓言的心态。
名与实孰先孰后
战国起始年的 分歧
实质“三家分晋"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土地,晋国和晋君早就名存实亡
名义“三家分晋"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把韩、赵、魏三家封为诸侯。
司马迁
定在公元前475年,比晋阳反击战还早22年。
司马光的历史观
“名”重于“实”
只要周天子不予认可,韩、赵、魏就算真的瓜分了晋国,也不过是乱臣贼子
《资治通鉴》以公元前403年作为开端,暗示出所谓战国时代,是以周天子授予韩、赵、魏诸侯地位为开始的,对于晋阳之战,仅仅作为追叙的内容。
司马光的取舍
”净化“赵无恤的复仇
赵无恤恨透了智瑶,把他的头骨当作酒壶来用。
其他史料的记载里,智瑶是被虐杀的,死得很惨,他的头骨被赵无恤当成便壶。
恨意才是人类最强大的情感力量,但是,温良恭俭让的司马光仅仅采信了最温和的记载。
无视晋阳战后的论功行赏
赵无恤认为高赫的功劳最大,所以给高赫的赏赐最多
赵无恤的理由:“在局面最艰险的时候,依然不失君臣之礼的就只有高赫一个人”
管理者角度:重忠诚符号胜过具体功绩
这段记载所反应出来的价值观,正是司马光特别推崇的价值观。
但《资治通鉴》里边完全看不到高赫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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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11司马光为什么不语怪力乱神?
高赫记载的差异
《史记》记载围城时,高赫以君臣之礼对待赵无恤,《资治通鉴》却只字未提
为何两部史书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不同?
立场决定叙述方式
《资治通鉴》的儒家本位
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对应关系
如果“君不君”,就难免“臣不臣”。
赵无恤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而对于晋国的国君,他就变成了臣子
对高赫事件的回避原因
赵无恤对于国君已经“臣不臣”,不该要求臣子以传统的责任和义务侍奉自己。
在《资治通鉴》的叙事里边,虽然相对于智瑶,赵无恤属于正面形象,但相对于儒家极力捍卫的宗法传统,赵无恤只是一个乱臣贼子。
《史记》的叙事立场
司马迁的立场
无儒家包袱,对赵氏家族有好感。
将赵无恤塑造为底层逆袭的成功故事。
将侵略扩张、阴谋诡计等行为包装为“天意”。
《史记》的相关记载在《赵世家》,讲的是赵氏家族的兴亡史。
《赵世家》中的“怪力乱神”
赵简子之梦
赵简子重病昏迷,扁鹊预言其7天后苏醒,醒来会说自己见到了天帝
天帝的预言
射杀一熊一罴(pí ):天帝要他灭掉晋国的两大家族
获赐竹筐:赵简子的儿子将要在翟这个地方攻占两个子姓国家。
获赐翟犬:赵简子的儿子将来会占有代国
赵无恤之相
相面大师姑布子卿,称赵无恤“天所授,虽贱必贵”。
赵无恤的母亲只是一名婢女
赵无恤有有将军之相
赵简子立嗣
赵简子说自己在常山藏了一件宝贝,谁先找到就会得到重赏
赵无恤说:“登上常山,眼前正是代国的土地。我们应该吞并代国”。
赵无恤既懂得,也有能力实现赵简子的战略
代国阴谋
代国的国君是赵无恤的姐夫,赵无恤用宴会杀掉了代国国君,把代国收入囊中
三神使现
家臣原过,遇见三位山神的使者,获竹筒,三神将帮助赵无恤消灭智氏家族。
无论是天帝、山神还是神使,都没有什么正义感,对杀人和侵略很无所谓
人和神互利互惠,有时候还会互相算计,谁也不比谁高尚。
后世对《史记》神异事件的批判
王充《论衡》的质疑
山是大地的一部分,就好像骨骼是人体的一部分,骨骼怎么可能成神呢?
原过见到的,只不过是妖气幻化成的人形而已。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摒弃
“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的标杆不能动摇
反对替“三家分晋”的行为洗白,反对用神意给叛乱和侵略背书
只有当智瑶的失败是“人”的失败,相关的一切经验教训才有价值,历史才可以成为现实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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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豫让真的是个忠臣吗?
豫让复仇记
智瑶惨死之后,有一个名叫豫让的家臣处心积虑要为主君复仇。
第一次行刺
豫让自残,伪装成受肉刑者,混进赵家的厕所
赵无恤感觉到异常,派人一搜,竟然真的抓到了刺客
赵无恤认为豫让是位义士,值得尊敬,应该放他走
智家已被斩草除根,找不出继承人可以拥戴。豫让的行刺只有情感意义,毫无政治价值。
第二次行刺
豫让毁容,吞炭烧哑了嗓子,埋伏在桥下
竟然有一个朋友认出了他,建议他假意投靠赵无恤,伺机行刺
豫让的动机
既为臣子又行刺是“二心”
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荆棘路,但也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忠臣榜样
行刺的过程远比行刺的结果来得重要
当赵无恤的车队经过桥上的时候,马忽然惊了,最终被杀
豫让的另一面
司马光的动机
北宋承五代之乱,人们的价值观混乱,对忠义气节看得比较淡
马马光铁肩担道义,努力扭转社会风气
在儒家系统里,人和人天生就不平等,天赋和资源的不平等倒无所谓,重要的是身份的不平等。
豫让的忠臣形象是被司马光从原始材料当中精心删改出来的。
《史记》与《吕氏春秋》的记载
豫让竟然是个很有二心的人,曾先后侍奉范家、中行家、智家
赵无恤质疑:为何只为智瑶复仇?
豫让掷地有声的回答
“众人待我,故众人报之;国士待我,故国士报之”
智瑶把我当成国士来对待,我自然要以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
时代观念的剧变
价值观变化
传统观念:委质为臣,从一而终
战国时期君臣之间隐隐然呈现出了对等关系
身份社会瓦解,规则就变成了:你受到怎样的对待,就该怎样回报。
社会结构的变化
随着礼崩乐坏,宗法结构逐渐溃烂,竞争日趋白热化,人才变得越来越抢手。
人的价值仅仅取决于供求关系
“合则留,不合则去”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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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司马光为什么不近人情?
核心问题
若有人以孟子观点质疑司马光的君臣观,司马光将如何应对?
理解此问题有助于把握《资治通鉴》的主导思想。
儒学的左派与右派
王安石推崇孟子
作七言绝句诗《孟子》,表达知音之感
主政之后,果断把《孟子》列入了科举范围
性格上和孟子合拍,“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王安石的标签
司马光批判孟子
撰写《疑孟》质疑孟子的学术不纯
在司马光看来,孟子不但学术不纯,连动机都可疑,恐怕只是个举着古圣先贤的大旗给自己找饭碗的家伙。
纯正的儒学
一定会把名分放在第一位
你爱,或不爱,尊重,或不尊重,权利和义务都在那里,不增不减,不舍不弃。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礼崩乐坏的推手。
程颢评价:司马光、邵雍、张载三个人保持了学术纯粹性。
如果以《孟子》为坐标,那么司马光就属于儒家当中的左派,不要说现代人会嫌他迂腐,就连古代的儒学右派也嫌他迂腐。
司马光有多迂腐
朱熹反驳《疑孟》,朱熹的学说兴起后,孟子地位巩固
朱熹在很多人的眼里已经很迂腐了,可想司马光的儒学有多左
优雅的左派
左派比右派更有美学价值,因为左派所固守的是传统的,基于封建制的贵族精神
豫让到底是忠臣 还是二臣
明朝卢龙云的批评
以主君待遇决定回报方式等于怀有二心
豫让是“二心臣”而非忠臣
与司马光观点形成共鸣
儒学左派价值观显得不近人情
《资治通鉴》通常只会引发帝王将相的共鸣,尤其最能引发皇帝的共鸣,而普通读者一定更喜欢《史记》一类的书。
豫让结局的记载差异
《史记》戏剧化描写
赵无恤流泪叹息
豫让要求,赵无恤把衣服脱下来给自己砍几剑
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后伏剑自杀
《资治通鉴》的处理
“遂杀之”淡化豫让形象
文本流传中的增删
《史记》和《战国策》都说豫让最后伏剑而死,是自杀
《史记索隐》记载衣服出血、赵无恤死亡的怪诞内容,司马光删除怪诞内容
时代越晚近,知识阶层当中的无神论倾向就越重。
是自杀还是处决,背后有两套古代意识形态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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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豫让到底应该怎么死?
《武士道》与 《中国之武士道》
《吕氏春秋》暗示结局是自杀
赵无恤家臣青荓探查桥下,遇友人豫让
豫让看到青荓,认识,是朋友
青荓的困境
如实汇报:违背交友之道
装聋作哑:违背为臣之道
选择自杀以保全忠义两全
春秋战国时代,自杀很正常
委质为臣
基本排除了孝道问题,家臣的人身所有权完全属于主君
对主君的“忠”高于对朋友的“义”
荣誉感
背叛朋友却会给自己带来名誉上的污点
在道义两难时,自杀是经典解决方案
武士道精神的 演变
日本武士道观点
生命可奉献,荣誉须保全
从春秋战国到汉朝,武士道精神很受推崇,所以战国年间成书的《吕氏春秋》,汉朝成书的《史记》和《战国策》,都很喜欢讲快意恩仇,重义轻生的故事。
梁启超的 洞察
写过一部《中国之武士道》(1904年),弘扬中国文化里的尚武精神
“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
统一专制政体让中国人没了血性
安陵君和缩高的选择
把豫让的价值观放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晚近社会,竟然会和现代观念里的爱国主义发生冲突。
陈垣的抗战解读
著作《通鉴胡注表微》,写于抗战时期被日本控制的北平。
读取胡三省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表达爱国情怀。
信陵君攻打秦国
战国末年,前247年,魏国信陵君大败秦军
但是,秦国一座小小的管城却让信陵君久攻不下。
管城守将:安陵人,缩高之子
缩高:安陵居民
安陵君:安陵世袭领主(魏国)
缩高拒绝攻打 管城
父亲不应攻打儿子
父亲不应教儿子背叛主君
信陵君的立场
如果我还是攻不下管城,秦军就会夺回优势,魏国就要亡国了。
“大河有水小河满”的依存关系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一切都要给生存权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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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治国靠大道理还是小道理?
胡三省的微言大义
安陵君的抗辩
每一代的安陵君都要遵守的祖宗家法
规定:臣弑君,子弑父,都是重罪,绝不赦免。
还有交出城邑投降敌人的人,临阵逃脱的人,也不赦免。
缩高拒官是为保全父子之义,强绑缩高违背先王诏令
缩高的抉择
“我既然已经保全了自己的名声,也没有违反臣民应该遵守的道义,我又怎么能把我的主君置于险境呢?”
缩高来到信陵君使者的住处,拔剑自杀了。
信陵君悔悟,郑重其事地向安陵君道歉
信陵君到底哪里做错了呢?
胡三省的 质疑
安陵与缩高见死不救,死不得其所
安陵君接受的是魏国的分封,当秦军威胁魏国时,安陵君和缩高宁死也不救魏国
胡三省看不上:不爱自己的父母之邦,投靠别人,还为别人效死力的
陈垣借古 讽今
缩高为宗主国的仇家去死,这样的死,不得其所
讥讽自己时代里的“汉奸”与“精日”分子
学习历史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帮你看到,道德上的两难,背后往往隐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作为存在主义者的苏格拉底
宗法社会的道德
"委质”向谁效忠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义务。
缩高的儿子,投靠秦国,相当于委质为臣
血缘伦理,父子之义高于国家义务
在魏国的危亡面前,缩高毅然以保全父子之义为第一,在宗法关系里完全站得住脚
武士荣誉,履行臣子义务
缩高的儿子就算守不住城,也死得其所,保持了武士的荣誉
民族国家的道德
在胡三省和陈垣看来,对父母之邦的效忠才是更重要的义务。
但如果父母之邦以不公强加于他们身上,甚至要他们去死呢?
苏格拉底的选择
苏格拉底在雅典犯了众怒,被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的好友,定出越狱计划,但苏格拉底拒绝越狱
苏格拉底相信两件事
一,越狱就是蔑视法律,破坏法律危害城邦根基
二,一个人应当对自己的城邦抱以最大限度的、超越一切的尊重
“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城邦,那么你就必须服从它的命令,安心接受它给你的任何惩罚。”
一个经典的存在主义命题:到底选择先于存在,还是存在先于选择?
苏格拉底竟然也可以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古希腊的社会 背景
城邦林立: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定居地
契约关系:作为公民是与城邦达成了自愿契约
核心启示
学习历史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看到,道德上的两难背后往往隐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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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16第一段“臣光日”为什么重要?
晋阳之战以后的韩、赵、魏三家
赵家
代国分封
赵无恤封兄伯鲁之子为代成君
继承人选择
赵无恤有5个儿子,但未立为嗣
最终决定立代成君之子赵浣(伯鲁之孙)
对兄长伯鲁的愧疚,伯鲁本应为合法继承人
赵无恤过世之后,谥号为襄,称为赵襄子。
赵氏争权
赵无恤弟弟赵桓子,赶跑了赵浣,当了赵家族长
但仅仅一年就过世了
赵家人杀赵桓子之子,迎回赵浣(赵献子)
赵献子死后,儿子赵籍接班,就是赵烈侯。
魏家
族长魏斯,称魏文侯,是魏桓子的孙子
韩家
族长韩虔,称韩景侯,是韩康子的孙子。
三家分晋
魏斯、赵籍、韩虔三个人原本是“晋大夫”
周威烈王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与晋君平起平坐
晋国的结局
晋烈公形同傀儡,仅控制少量土地
两代后晋静公被废为庶民,土地被瓜分
《资治通鉴》的第一段“臣光曰”
这一段“臣光曰”,是全部《资治通鉴》的思想纲领。如果你想用最短的时间系统性地理解儒学,那么看这段话比看下来一部《论语》还要清楚明白。
论点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突出“名”是重中之重
礼:社会规范,纪纲
分:等级关系,君臣
名:身份,公、侯、卿、大夫
等级秩序的必要性
广土众民受制一人,因有礼为纲纪
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士庶人
上使下如心腹运手足,下事上如手足卫心腹
司马光向往的政治结构是礼制恒久远,每个层级上的个体都安守自己的本分,不做非分之想。
论证
引用《易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易经》是由伏羲开创,周文王发挥,最后由孔子完善成书的,是三个时代里三位大圣人的智慧结晶
天人合一 逻辑
只有和自然规律一致的社会规则才是合理的、正确的社会规则。
任何一个人类组织确实都会自然分出层级结构,但问题是,谁都没有各安其位的义务。
而司马光非要把各安其位论证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义务。
批判性分析
“寡头统治铁律”
认为即便是民主化倾向最强的组织,也难逃寡头统治的命运。
小孩子的群体里,甚至猴子、狒狒和猩猩的群体一样存在着壁垒森严的等级结构。
等级结构不可能不变,不断上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经典难题
如果暴君在位,大家该怎么办?难道只能服从尊卑秩序,俯首帖耳地任他宰割吗?
儒家圣人体系里的商汤王和周武王不都是以下犯上,改朝换代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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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17暴君在位怎么办?
“汤武革命”及其 衍生问题
“汤武革命”合法性的难题
商汤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建立商朝,武王伐纣,建立周朝。
商汤、周武王均为儒家圣人,史称“汤武革命”
圣人以下犯上的行为与君臣纲常的冲突
司马光认为,“汤武革命”只是罕见的特例,后人当然也有权反抗暴政,但必须集合起“汤武革命”的全部条件才行。
“汤武革命”的适用条件
在位的天子像夏桀和商纣一样暴虐
带头反抗的人仁德,并且人心所向,天命所归。
如条件不能齐备,君臣关系绝对不能动摇
两个典范人物
商朝的微子
商纣王之兄,贤明有德,曾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如果微子当初取商纣王而代之的话,完全可以拨乱反正,商朝可以国运长久。
微子就是谨守为臣之道,不做非分之想。
吴国的季札
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最贤能
寿梦想让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辞让到底
季札逃到国外,导致吴国争王位内乱,最后亡国
宁肯亡国,也要服从礼的约束
司马光的激进立场
在舍生取义的问题上,司马光比孟子还要激进。为了坚持自己心中正确的价值观,孟子最多能做到的就是拼上自己一条老命,而司马光可以拼上整个国家
归还西夏六寨事件
背景
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时
提议把军人浴血奋战打下来的6处土地,主动归还给西夏。
理由
宋神宗打着救援西夏国主的旗号发动战争
胡搅蛮缠,出尔反尔,没有一点大国风范
武将夺地建寨,只是为了自己立功,完全不是为了国家考虑
六寨对于宋朝来说其实弊多利少
义利之辩
反对派
国家利益至上
支持派
把利益放在首位,违背了儒家的正当性原则。
道义和利益哪一个更重要
利益只能作为道义的副产品,而不能作为道义的目标。
帮理不帮亲才是人间正道
司马光认为礼才是一个国家核心利益的最高保障。
用非礼的手段获取利益,只会因小失大,埋下长久的隐患。
操作层面的礼
名
公开赋予的身份,国君、大臣等
器
与身份匹配的物件,九鼎、马车规格等
“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
名和器,合称名器,是古典政治学家很喜欢讨论的话题。
名器论与礼制的案例
齐国大夫仲孙于奚,救了卫国主帅
拒收土地,求取“曲县”“繁缨”
曲县
指的是悬挂的乐器,如编钟,诸侯的编钟三面悬挂,称为曲县
多挂这一面编钟,这位大夫就有资格和诸侯分庭抗礼
繁缨
马匹装饰
只有给诸侯拉车的马才能装饰繁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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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18为什么礼器比土地重要?
必也正乎名
孔子: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在孔子看来,国君的统治能力就建立在对名器的控制能力上。
执政要从“正名”开始
名不正 → 言不顺 → 事不成 → 礼乐不兴 → 刑罚不中 → 民无所措手足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
卫国的继承乱局
卫出公即位“名不正”
常年流亡在外的父亲蒯聩,队杀了回来,和亲生儿子夺权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夺权不成,蒯聩留在了卫国边境的一座城邑,对国都虎视眈眈。
怎样正这个名
让卫出公去请父亲回国做国君,自己退位当太子
一笔乱账
蒯聩的姐姐暗中发动政变,蒯聩终于成功夺权
卫国不断争权,不断换国君
卫出公和蒯聩一开始的“名不正”就是后来一切灾难的根源。
防微杜渐的智慧
《易经》告诫我们“履霜坚冰至”
发现地面上结了薄薄的霜,将来会是冰天雪地。
《尚书》告诫我们“一日二日万几”
每一天都要谨小慎微,洞悉万事的先机。
晋文公请隧
周朝的前车之鉴
周朝末期礼制败坏,周朝的统治还能存续几百年
因为后来的历代周天子总还能守住名分的底线。
“晋文公请隧”事件
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平定了一场王室内乱
晋文公要求批准可以给自己的墓地挖一条隧道
隧道是天子专属的丧葬规格
周襄王坚守礼制,婉言拒绝
政治分析
晋文公实力更强,怕其他诸侯找到借口,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例: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晋国的智瑶,实力强但不敢篡位
周威烈王竟然把诸侯的名分给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就突破底线了。
对"三家分晋"的批判
天子破坏礼制
按照礼制,天子应该发动天下诸侯来讨伐他们
周威烈王反而拿诸侯的名分来表彰他们
只要天子不认可,三家永远是乱臣贼子
天子认可等于赋予合法性
君臣之礼坏了,有规则、有秩序的社会从此就变成了丛林社会,弱肉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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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19周威烈王的真实处境怎么样?
周威烈王的处境,《资治通鉴》竟然只字未提,这到底是因为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呢?
《吕氏春秋·下贤》
书中的历史都是说明观点的论据
语焉不详,疑窦重重,太像段子。
魏文侯的故事
魏文侯看人下菜碟
对隐士段干木,非常重礼遇
隐士不要利,只能礼遇
对手下重臣翟黄失礼
已经给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无需礼遇
重大事件 疑点
魏文侯连败齐、楚,俘齐君献周天子,《战国策》《史记》均无此记载
《淮南子·人间训》
百科全书式的政治哲学巨著
用不同的历史故事说明不同的道理。
三晋伐齐事件
说明欲取先予、欲擒故纵的权谋。
记录事件为的是论证一个道理:有时候远离反而亲近,靠近反而疏远。
韩赵魏联合攻齐,围平陆,齐国内部分歧
参谋官括子:分析三国应该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名,建议国君求和
参谋官无害子:反对国君亲自求和,认为有失尊严
两种意见水火不容,这就要考验领导人的判断力了。
执政官牛子用了括子的方案,平陆保全
牛子却倚重无害子,疏远括子
括子的思路是解决问题,对事不对人;无害子的思路是忠君,对人不对事。
领导最看重的品质就是忠诚,下属只要够忠诚,能力和智慧差一点完全无所谓。
史料真实性疑点
牛子、括子、无害子是首相一级的人物,不见于其他史料
括子分析"三国不与邻"不符合事实,赵魏与齐接壤
可以确定的因素:齐国国君易被摆布
《史记》的两篇 “世家”
《史记》有两篇记载齐国世系
齐世家
记载姜姓齐国
田敬仲完世家
记载田氏齐国
因为原本姜姓的齐国被田家人篡夺了,前后是两个政权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三家分晋”不是特例。
在周朝的诸侯体系里,有一个很基本的二分法: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
同姓诸侯:周天子叔伯兄弟子侄(如晋国)
异姓诸侯:通婚关系(如齐国姜姓)
田氏篡权过程
田氏起源
祖先是逃亡到齐国的陈国公子陈完。
陈完在齐国改姓田,在齐国开枝散叶
田常 (田成子)
杀齐简公,立齐平公为傀儡
《左传》记载其参与晋郑之战,评价智瑶"多陵人者皆不在"
田盤 (田襄子)
韩、赵、魏三家联手,杀掉了智瑶
齐国田家一家独大,地方官皆田姓
田和
田家内部乱了,田会造反
齐国国君与宗族已无反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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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0廪丘之乱到底是谁平定的?
事件背景:公元前405年,齐国田会发动叛乱,《资治通鉴》未载,《史记》仅一句提及
《古本竹书纪年》
发现历程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今天的河南汲县,盗墓出土了竹简好几十车
竹简中,有一部魏国的编年史,称为《竹书》或《纪年》
《竹书》一共13篇,以魏国的视角记载历史,从夏朝记到战国。
内容记载与主流史书多有不同,如说舜是靠武装政变上位
古本和今本
如果我们想知道某个朝代都有哪些书,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去看正史里的“艺文志”。
流传过程
西晋原本13篇
宋代仅存3卷
南宋出现可疑完整版
清代
朱右曾重新编辑整理,编成一部《汲冢纪年存真》
近代
在《汲冢纪年存真》的基础上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真正的《竹书纪年》是《古本竹书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详细记载田氏内乱及三晋介入过程
“公孙”是封建制里的一个特殊称谓,就是公的孙子。
“公子”,本义是公的儿子
“君子”,本义是君的儿子。
公孙会本为田会,礼崩乐坏导致高级称谓下放
不同的廪丘之战
视角不同,同一段历史,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古本竹书纪年》 (魏国视角)
经过
田布杀公孙孙 → 田会叛赵献廪丘 → 田布围廪丘 → 三晋联军败田布
记载
“翟角、赵孔屑、韩师”
特点
突出魏国主导,模糊韩将姓名
《吕氏春秋·不广》 (赵国视角)
记载
赵将孔青大败齐军
战果
歼敌三万,堆尸为山
对应
孔青即《竹书》中的孔屑
特点
夸大赵军单独战功,忽略联军合作
《吕氏春秋·下贤》 (魏国视角)
记载
魏文侯败齐于长城,俘齐君献周天子
分析
可能是廪丘之战的后续发展
特点
强调魏国主导地位
《淮南子·人间训》 (齐国视角)
重点
齐国内部决策过程
人物
牛子、括子、无害子的战略分歧
特点
淡化军事失败,突出外交解决
历史最能迷惑人的地方,就是每个讲述者都有自己的情感和立场,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贬低别人,夸大自己。
当不同的讲述版本同时存在的时候,可以彼此参照,力求不偏不倚、兼听则明
司马光的史料处理
应该见过相关记载
可能因史料矛盾或不符合叙事需要
在众说纷纭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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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1韩氏家族是怎么找回存在感的?
在廪丘事件的两千多年之后,韩氏家族的主将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编钟上的韩氏辉煌
基本信息
1928年,洛阳金村的太仓古墓出土了13只编钟
今天分别收藏在加拿大与日本
用主人的名字“骉羌”命名
铭文61字,用韵文的形式记载了辉煌出身
铭文内容
骉羌隶属韩氏,代表或随韩虔出征,征伐秦国,威迫齐国,突破了齐长城,在平阴大败齐军。
骉羌得到了宗主的赏赐,还受到了晋国国君和周天子的嘉奖。
骉羌钟铭文对赵、魏两家的联合作战只字未提,所有功劳都是骉羌一个人的。
清华简《系年》
发现与整理
2008年,清华大学校友捐赠138枚竹简,记载战国史事
138枚竹简的内容被解读出版的第二辑称为《系年》
《系年》记载了三晋伐齐的经过
三晋伐齐新证
主帅分别是韩虔、赵籍、魏击
除了三晋之外,联军当中竟然还有一支生力军,那就是南方的越国
越国国君亲自带兵,配合三晋军队分进合击,让齐国吃了大亏。
齐康公自出面先与越讲和,后与三晋讲和
盟约核心内容
一是不许齐国继续修长城,二是要求齐国放弃廪丘。
盟约是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和齐国的田家签订的,两位国君已无发言权
“家”
宗法结构下的“家”不但有地盘,有臣僚,还有强大的军队。
能搞定这样一个家,当然有能力治国。
反思“弱国无外交”
国家
“国家”是一个集合名词,一个“国家”其实是无数复杂因素的统称。
“国家”非单一行为体,国君、权臣均不能完全代表国家利益
把“国家”和“国家利益”这种集合名词不断拆解、细分,才能理解春秋战国时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光怪陆离的外交手段。
盟约维持数十年
田和取代齐国的政权后
齐长城才继续兴建
夺回廪丘的任务才重新提上日程。
田氏策略
前期出卖齐国利益,成全三晋
因为三晋如果升格为诸侯,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后期执政后,利益与齐一致
所以廪丘必须夺回来,长城必须建下去。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故事原型里的长城是齐长城,非秦万里长城
孟姜女是齐国人
“孟”为长女,“姜”为齐国公族姓
山东很多地方还能看到齐长城的遗址
隆重的献俘仪式
晋国国君带着俘虏来的齐国将士朝见周天子,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
参与者
晋烈公、齐康公、鲁宋卫郑四君
各方心态
齐康公
被迫背锅
晋烈公
傀儡憋屈
周天子
名义上的指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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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2周天子为什么会下令伐齐?
传统与变革
传统礼的要求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周天子有权下令征伐。
周天子安定齐国
周天子直属武装单薄,只能号令诸侯,诸侯们再号令本国大夫,备齐军队和军用物资,组成联军,向齐国进发。
后勤补给
当诸侯联军,途经哪个国家,该国就有义务承担联军的后勤补给
《孙子兵法》的观点代表了礼崩乐坏之后的作战思路,完全是流氓斗殴的作风,没规矩,没底线,没操守,更没有荣誉感。封建时代的正统打法可不是这样的。
“兵贵神速”,还要“因粮于敌”,也就是从敌人的地盘上获得补给。
打仗是贵族专属的事
贵族讲规矩、重荣誉、不死缠烂打,只要对方服输,仗就算结束了
从天子到所有诸侯、大夫,全都沾亲带故
贵族阶层总喜欢用荣誉感自我标榜,没有荣誉感的战争会严重削弱他们的自我认同。
流程
周天子把指令传达到诸侯一级晋烈公,晋烈公再安排晋国大夫,即韩、赵、魏三家的族长。
但韩、赵、魏只为自己的家族利益作战
三晋想拿一桩平定齐国内乱的功劳,逼周威烈王给自己升级:从家升为国,从族长升为诸侯。
三晋施压
兵临周天子直辖地盘,举行盛大献俘仪式,挟持齐康公等诸侯助阵,利用晋烈公充当说客
周威烈王被迫封三晋为诸侯
韩国、赵国、魏国正式诞生,后来名列“战国七雄”,二十多年后三晋彻底瓜分晋国
司马光的《谨习疏》
礼制维护
礼制需要严格且及时的惩罚机制
一旦失守就会导致秩序崩溃
名和实虽然互相依存,但实至则名归,单靠空名很难维持长久的约束力。
司马光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要强调的是,礼制问题必须从始至终严防死守,就算实在守不住了,那也守得一分是一分,因为这是天下兴亡的枢纽
《谨习疏》
嘉祐七年(1062年),司马光写给仁宗皇帝
文章的重点是风气
风气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必须维护“君尊臣卑”秩序
仁宗皇帝实在太能放权了,还只会放,不会收
名分的差异必须以实力的差异为基础,必须做好实力上的强弱安排。
从周朝到汉朝,君尊臣卑是人们心中的天经地义,乱臣贼子总会束手束脚。魏晋以后,风气变了,下陵上替的事情太多了,人们已经见怪不怪。
比起《资治通鉴》,《谨习疏》里的司马光更能针对时弊,探讨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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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3魏文侯有哪些过人之处?
三大强国
韩、赵、魏三家诸侯国,将成为“战国七雄”中的三大国。
魏斯,魏文侯,能力最强,声望最高,魏国迅速成为最令人瞩目的一支力量。
《资治通鉴》聚焦魏文侯,追叙他的成功历程,对赵和韩只字未提。
礼遇卜子夏
魏文侯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礼贤下士,但礼遇的对象不是普通的“士”,而是儒家学者。
尊儒重士的表现
尊卜子夏和田子方为师
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处都要在车上行礼
各地的贤人纷纷归附在他的周围
卜子夏
姓卜名商,字子夏,是孔子的高徒。
负责占卜的专业人士称为“卜人”
《论语》中孔子拿子夏和子张比较,说子张过了头,子夏没到位
“过犹不及”里“不及”形容的就是子夏。
“四科十哲”之文学科代表
“文学”指典籍和礼乐方面的学问
唐朝祭祀孔子,十大弟子获得了配享资格
晚年在魏国境内的西河一带讲学,声望很高
孔子生前困顿,子夏身后显荣
礼贤下士的政治智慧
越是滑向礼崩乐坏,竞争就越残酷,而竞争越残酷,人才就越受重视。
第一,子夏是学术权威,有名气,厚待子夏,向天下彰显招贤纳士的信号
第二,子夏的门人弟子很多,李克和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
第三,当时国君,谁身边的人才更多、更有名望,谁就更有面子
用人摆脱血统束缚
春秋战国之际,血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田子方
出身于齐国的田氏家族,却出国给魏家效力。
姓和氏的变迁
魏氏
本姓姬→毕氏→魏氏
韩氏
本姓姬→韩氏
赵氏
本姓嬴→赵氏
令狐冲
太原令狐氏与周天子同宗例证
政治现实
同姓诸侯相互征伐
魏文侯重臣仅一魏姓
“亲亲尚恩”让位于“唯才是举”
段干木
复姓段干,很可能是老子的后人
是个隐士,魏文侯来访,段干木跳墙避见。
魏文侯仍执礼甚恭
魏文侯当然也不吃亏,因为这是一种千金买马骨的姿态,向天下人发出的信号是:看嘛,我对一个完全不能为我所用的人都这么尊敬,何况对那些真正能帮到我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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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4诚信是立国之本还是权谋手段?
魏文侯的表演
魏文侯的守信 故事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作乐时,天降大雨
魏文侯坚持冒雨赴约,群臣劝阻
“我已经和管理山泽的官员约好了,这个时间要去打猎"
魏文侯如约赶到约定地点,取消当天的打猎安排。
史料的不同版本
《韩非子》
没提酒会的事,来自天气的阻碍是刮风。
“故事原型”
《战国策》
加入酒会、改为下雨,强化戏剧性
最后还说魏国从此就走上了强国之路。
《资治通鉴》
采用《战国策》事实,删其议论
事件的背后的 权谋
做约定时,应说好了遇到下雨就自动改期
魏文侯亲自通知虞人,相当于集团公司董事长亲自去通知某个分公司里的某个科长
魏文侯在演戏给大家看,他就是要在所有的臣僚面前演这样一场戏,让所有人都能亲眼目睹自己对信用有多么看重。
虞人是小官,打猎是小事,领导对小官和小事尚且如此守信,何况对高官和大事呢?
司马光的立场
守信的意义
《韩非子》专门给了它一个“经”和一个“说”的篇幅。
“经”是简明扼要的论点,“说”是论据素材的罗列。
《韩非子》"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
在小事情上建立起信用,就能在大事上拥有信任度,明智的君主懂得积累自己的信用值。
将诚信作为权谋手段积累
司马光的编纂 选择
舍弃《韩非子》
《韩非子》是标准的法家嘴脸,鼓吹性恶论,起五花八门的阴谋诡计。
保留《战国策》基本事实
两害相权,《战国策》比《韩非子》顺眼得多
诚信是根本还是权谋
孔子强调信用的重要性
第一,粮食储备要充足
第二,武器储备要充足
第三,要获取人民的信任。
信任最重要,粮食在其次,武器排在最后。
孔子的名言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司马光的坚持
在他看来,朝廷凡是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
朝廷悬赏捉拿大盗,捉到了,官没给,只给了赏金。
司马光搬出无信不立的道理,要朝廷履行承诺。
西夏六寨问题
宁还土地也要保全信用
诚信才是更为根本的国家利益,不能贪图土地把信用毁了。信用毁了,政权就不稳了。
儒家对诚信的看法,把诚信当成立国之本。而《韩非子》讲的诚信是法家版本的信用,把诚信当成权谋和手段来用。
法家的诚信观
法家最核心的管理技术就是赏罚,赏罚必须由诚信做基础
通过小信建立大信的信任资本
例:父母管教小孩子
儒家以身作则,重身教,不失信于孩子
法家明确赏罚,靠规则,重视约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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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5魏文侯为什么温情脉脉?
以射箭赢官司
李克的射箭断 案法
李克下令,官司让当事人射箭定输赢
当地人就开始没日没夜地苦练箭术。
后来和秦国打仗,赢得很轻松
李克显然也很讲诚信,缺点就是太不讲理了。
法家的视角:诚信可与合理性完全分离
司马光不认同法家的初心
讲到商鞅变法
在拼武力、比诈术的时代,依然会用诚信来统治国民
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的话,“小信”和“大信”的关系其实很难处理。
历史教训:苻坚对慕容垂讲诚信而身死国灭
在法家思维里,小事必须讲诚信,大事就看情况了。
兄弟之国
"兄弟之国"事件经过
韩国请兵伐赵
魏文侯说:“我不打,我和赵国是兄弟。”
赵国请兵伐韩
“我不打,我和韩国是兄弟。”
韩赵都知道了魏国对自己的态度,服气了,把魏国当大哥
司马光的文本加工
史料来自《战国策》
《韩非子》也有相同的记载
"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是司马光加上去的
缺乏准确编年依据
司马光有可能在这段内容里暗藏了一 点私心,把魏文侯的做法标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 范本,简言之就是三个字:和为贵。
北宋的国际环境
和三晋相似,北边有辽国,西边有西夏,谁也吃不掉谁。
宋朝的新党是主战派,积极备军备战,想方设法要把西夏打服。
旧党是保守派,既有主战的,也有主和的。
司马光的思路
司马光是一个坚定的主和派,对主战派意见很大。
主战派只想通过打仗给自己捞军功
军队将帅的权柄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受朝廷的监督
让宋朝确立占据优势的战略地位, 保持经济、文化的优越性。
处理国际关系要讲理、道歉,对西夏实行适度的经济封锁。
司马光心里的“兄弟之国”
不是设大没小的兄弟关系,而是长幼有序的兄弟关系
战略目标:确立领导地位而非吞并
外交手段:讲理、道歉、经济封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文说到的司马光 加的那句话背后,是司马光对北宋边疆关系问题的深 入思考。
四战之地
三晋的世界
现实考量:温情脉脉背后的实力博弈
在“战国七雄”当中,魏国成为第一个实现大国崛起的国家
智瑶覆灭后凝聚力下降,化家为国后,三晋各有发展的方向
三晋做出兄弟姿态,是韩国和赵国认同了魏文侯的大局观
三晋还应该同气连枝,以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局面。
三晋处于中原 腹地
东:齐国
西:秦国
南:楚国、越国
北:游牧民族
这种地理格局,被称为“四战之地”,任何一个方向都存在着战争威胁。
其他诸侯的地理优势
齐国:东临渤海
楚国:长江天险
燕国:地理位置偏远
秦国:函谷关屏障,防御力最强
魏文侯的心理 战术
不主动通报,让韩赵自行发现真相
让信息发酵、传播,等待韩、赵两国自己去发现。
人们怀疑主动信息,相信自我发现,真相的逆转力量激发负疚感
高明的罪犯最懂得这个心理,所以才会巧妙地把侦探引入歧途。高明的管理者也很懂得这个心理,就像魏文侯这样,把韩、赵两国玩弄于股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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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6封国该给弟弟还是儿子?
地理决定论
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
当别人都没有认真发力,地理格局的意义并不大
谁先发力,谁就能占到优势
每个国家都开始发力之后,大家的打法很快就会趋同
这时,先天差距就会格外明显
魏文侯,就算一时占尽了人和,但终归会输给天时、地利。
地利更具 决定性
促成 “人和”的变数实在太多,以至于它很难在长时段里保持下去。
中西方的理论 差异
西方“地理决定论”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早期支持者
启蒙运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系统论述
现代发展: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儒家传统观点
不屑把“地利”看成影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相信人和人的关系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关系。
礼就是人际关系的全套规范
礼制的总纲就是尊卑关系
维护礼制必须自上而下,只有上行才能下效。
《资治通鉴》刻画魏文侯的领袖形象,罗列出来的所有事情都在围着“人和”打转,这是要让魏文侯的关系攻略成为后世君主效法的榜样。
任座的忠言
事件经过
魏文侯攻占了中山国,把新地盘分封给儿子魏击
任座批评违背"仁君"标准
不分封给弟弟,却分封给儿子
翟璜巧妙劝解
“我听说只有仁君的手下才会出现耿直的臣子。您一定是仁君。”
魏文侯 礼贤下士
把任座请回来,亲自下堂迎接,待任座为上宾。
故事的背景
占领中山国是一场灭国之战,对魏国的发展和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
司马光竟当成一起人际关系事件里的背景,一语带过
司马光的书写 策略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实用主义的精神太强,尽想着怎么让历史经验有助于现实政治,反而忽略了历史作为它本身的样子。
刻意塑造魏文侯打造完美领袖的形象
按照儒家“为贤者讳”的原则避而不谈好
耐人寻味的细节
魏文侯只是认不该对任座发火的错,并未改分封决定
继续让长子魏击坐镇中山国
魏文侯用人,一切以能力优先,不再遵循血统原则了。
任座的道德批判脱离现实
魏击是魏文侯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必须留在父亲身边,只有其他儿子可以被分封
守旧派也搞不清到底该守哪个旧
现实角度来看
中山国距离遥远,需要亲近之人镇守
中山国新附未久,人心未定,而且距离太远,需要派最亲近的人去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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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7中山国是华夏还是夷狄?
华夏和夷狄
考古发现
1974年,河北平山县挖出了中山王墓和中山国灵寿故城
细节仍有争议,但整体面貌渐清
华夏与夷狄的 划分
基本二分法
华夏是一个种族,华夏以外的种族全是夷狄
种族的确认
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如剃头和不剃头,农耕和游牧
划分困境:高度华夏化的夷狄如何归类?
中山国就是这种高度华夏化了的夷狄国家
中山国的具体 族属
夷狄分四类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华夏把自己放在天下正中的地位,四面八方都是比自己落后的种族
北狄
白狄
文明程度较高
和华夏联手对付赤狄
中山国是白狄当中的一支
赤狄
比较野蛮
中山国高度华夏化的证据
墓葬形制
符合华夏礼制
青铜器工艺
水平高超,造型精巧
铭文内容
儒学浸染深厚
文化水平不亚于华夏诸侯
与周天子同姓
历史渊源
商朝的时候,周族是遥远西部的一个小部落,灭商后成为华夏
同族兄弟未能“鸡犬升天”,仍为夷狄
孟子观点
孟子就说过,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
圣人出身夷狄打击华夏优越感,儒家淡化地理和血统出身
曾静谋反案
曾静观点
中原:地势平坦方正,阴阳调和 → 生人
偏远地区:地势不平,阴阳不调 → 生夷狄
更险恶处:生禽兽
把夷狄当成了介于人类和禽兽之间的一个物种
雍正帝反驳
中原也该只生人,不生禽兽
援引孟子,舜和周文王皆为夷狄出身
目的是为清朝统治合法性正名
晋国的务实作风
华夏和夷狄的矛盾可谓源远流长。当周朝大搞分封之后,位于中原腹地的晋国就面临着很严峻的夷狄问题。
晋国的地缘困境
在中原腹地,需与周边夷狄部落相处
晋国和周边的夷狄部落既有对抗,也有联姻。
突破伦理的联姻
周朝人对于婚姻有一个很经典的原则,叫作“同姓不婚
重耳案例
母亲:白狄女子,姓姬
父亲:晋国国君,姓姬
但重耳健康优秀,后成为晋文公
晋国必须和夷狄通婚,才能获得可靠的盟友,所以伦理必须给政治让位。
白狄彻底华夏化
重耳流亡白狄12年,娶狄族女子
关白狄与晋国关系越近,华夏化越深
重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魏文侯远征中山国的蹊跷性
魏文侯要想攻打中山国,几乎需要穿越赵国全境
中山国并不是什么软柿子,很不好打。
可能为遏制赵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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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8赵家为什么愿意借道给魏家?
《资治通鉴》没说,但《战国策》提供了答案
赵家的谋划
婚姻保全策略
常庄谈建议赵襄子娶魏女公子倾为正室,以中山为其封国
原文记载很 糊涂
语意不明,难以准确理解
时间人物错乱,当家人应为赵烈侯
赵家清楚魏占中山对己不利,试图通过外交婚姻手段化解危机
借道利用策略
赵利的分析
魏败:实力减弱 → 赵家获益
魏胜:无法越过赵家控制中山 → 中山终归赵
建议假装不情愿地答应借道
《韩非子·说林上》有同样的记载
证实此计谋在当时广为流传
屠黍出逃
站在赵家的角度来看,魏家到底能不能灭掉中山国,似乎充满着偶然性。
旁观者屠黍
晋国的一位史官
《吕氏春秋》记载,屠黍看到晋国要乱,就投奔周威公
周威烈王的堂兄弟
两次亡国预言
晋国先亡
预言:屠黍投奔周威公时
应验:三年后
依据:有道之人离开是亡国先兆
中山国次亡
预言:晋亡三年后
应验:两年后
理由:风俗败坏,无男女之防
白圭的“五尽”理论
时间:预言中山第二次亡国(赵灭)
核心:信用、声望、亲情、财富、功业尽失
中山一共经历过两次亡国,生命力也算强悍了。
以家灭国
中山国灭亡的深层原因
实力对比
中山虽非弱国,但与魏有数量级差距,难以抵御魏国全力进攻
政治因素
中山国毕竟有着夷狄属性,不属于根正苗红的华夏诸侯,灭掉中山国不容易惹众怒。
礼制秩序的 崩溃
时间线
前414年:中山武公获周天子册封
前408年:魏文侯出兵攻打
前403年:三晋封侯
魏文侯出兵中山,战争性质就是以晋国大夫的身份,侵略一个刚刚接受了周天子册封的诸侯国。
关键人物:乐羊
两个乐羊
战国乐羊:魏文侯伐中山的主帅
东汉乐羊:《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主人公
同名不同人,相隔数百年
攻打下中山乐羊功不可没,但《资治通鉴》只有一句“使乐羊伐中山”就带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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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29为了君主应该牺牲骨肉吗?
魏文侯的两线作战
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年)
魏文侯派乐羊为主帅,借道赵国,远征中山国。
三晋格局
魏文侯(执政37年老江湖) vs 赵烈侯、韩景侯(新任接班人)
北征中山,同时持续西征秦国
西线统帅吴起,两年内连拔秦国五城,将秦势力彻底逐出河西。
秦国反应:秦简公痛定思痛,推行“初租禾”改革以图强。
狠人乐羊与中山之战
战事持续三年
中山国抓获乐羊之子,以此要挟。
乐羊的抉择
回应“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公义高于私情)
中山国杀其子,烹为肉羹送至军中。
乐羊食子羹,而后继续猛攻。
中山国终因震慑于乐羊“伏约死节”的决心(《淮南子》载),举国投降。
功成而疑生的难题
魏文侯的欣赏与疑虑
初始感动于乐羊“为我食其子”。
大臣堵师赞提醒:“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能食子者,何人不可食?)
最终“赏其功而疑其心”——厚赏战功,但内心不再信任。
管理学经典难题
领导希望下属绝对忠诚与奉献。
当下属表现出超越“天伦”(自然亲情)的“忠诚”时,反而引发对其人品与动机的深度怀疑。
领导如何既能激励下属奉献,又能确信其真诚?唯一解或许是宗教感召力,但战国时代缺乏此基础。
对魏文侯管理风格的批判
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
将下属乐羊置入极端道德困境,其行为结果难以预测(可能成为乐羊,也可能成为宁死不从的缩高),损害管理效率与稳定性。
相反案例秦西巴
鲁国孟孙氏的属下秦西巴,因不忍母鹿哀鸣而私放猎物(小鹿),被驱逐。
一年后,孟孙氏却请回秦西巴担任儿子的老师。
理由“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对小鹿尚存不忍,岂会伤害我儿?)
与乐羊形成“乐羊有功而见疑,秦西巴有罪而益信”的鲜明对照,阐释《淮南子·人间训》福祸难测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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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30正统儒家怎么看乐羊?
司马光为何回避乐羊“食子”细节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乐羊为完成君命(攻中山国)而“食子”的行为细节一笔带过。
理解司马光评价历史人物的儒家伦理标准,需参考其对韩非子的评论。
司马光以“宗国”为核心的忠诚观
韩非子
韩非为秦国效力,首要计谋是覆灭自己的“宗国”——韩国。
司马光的评价
理论根基:基于儒家“推己及人”(爱其国以及人之国)的逻辑。
核心结论:批判韩非背叛宗国,属“死有余辜”
核心概念
宗国:与个人有宗法血缘关系的诸侯国(如韩非与韩国),是古人效忠的核心对象。
祖国:现代民族国家概念,非古人“爱国”的主要内涵。
乐羊非“宗国”臣子
乐羊的真实身份背景
姓“子”,先祖为宋国公族,其宗国是宋国。
服务于魏国,是受雇的“职业经理人”,而非拥有宗法血脉联系的“股东”。
问题:作为一名与君主无宗法关系的职业经理人,其应为工作牺牲(亲子)的伦理界限在哪里?儒家经典未提供明确标准。
儒家伦理从“亲亲”到“忠君”
孔子时代的伦理
以血缘人伦为根本出发点。
父子关系义务 高于 君臣关系义务。
此种价值观重私情而轻公责,对管理者而言存在难度(如秦西巴案例)。
隋唐以后伦理的演变
“忠君”观念上升,逐渐凌驾于“孝亲” 及其他伦理之上。
“大义灭亲”的流变
褒义:出自《左传》石碏杀子故事。因其维护同姓宗法大义,且诛杀的是乱臣贼子。
转向争议/贬义:后世宗法社会解体,“忠君”成为绝对“大义”。灭亲的理由可能不再是亲属犯罪,而是其成为“忠君”的障碍。
司马光的书写策略
伦理难题
若认可乐羊行为,则突破了儒家“亲亲为本”的底线。
但乐羊行为在后世“忠高于孝”的语境下,又可被诠释为“大义灭亲”。
处理方式
该章节核心在于塑造魏文侯的“明君”形象,对其用人策略持包容态度。
为坚守儒家伦理底线,刻意略过对乐羊“食子”行为本身的直接描述与评价,从而规避了这一棘手的伦理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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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31乐羊为什么会盈箧谤书?
“盈箧谤书”事件
乐羊攻克中山国后居功自傲。
魏文侯赐予乐羊一箱“谤书”——三年来群臣对乐羊的批评与质疑文件。
乐羊由骄傲转为恐惧,立刻向魏文侯表示臣服,承认“中山不是乐羊功”。
解读
三年漫长的战事,为各种反对和质疑意见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此处“谤书”指公开的批评指责,不一定是恶意诬陷,更多是战事拖延引发的合理担忧。
魏文侯的领导风格
领导风格模型
密切型:重关系,轻效率(孔子推崇)。
分立型:按章办事,不突出关系与目标。
尽职型:任务优先,铁面无私(法家推崇)。
整合型:兼顾人际关系与任务效率。
魏文侯属于 “整合型” 领导。
风格与时代环境相匹配
春秋(宗法社会):“密切型”更适用。
战国中后期(激烈竞争):“尽职型”(法家)更高效。
魏文侯时代(过渡期):传统犹存而竞争初显。“整合型”是适应此过渡环境的最优解。
宗法封建制度的瓦解
宗法社会的运行逻辑
效忠于直接领主(如赵家),国家意识淡薄。
贵族依赖世袭采邑的地租,而非君主俸禄。采邑自治权高。
贵族核心利益在于守护家族世袭产业,缺乏为君主扩张拼命的强烈动力。
“礼崩乐坏”带来的变革机遇
君主得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如乐羊),不再受限于贵族血缘。
君主可绕过中间领主,直接动员全国资源,进行高效战争。
魏国强盛的原因,魏文侯成功适应并利用了制度瓦解后的新规则,而非试图恢复旧秩序。
引发的新时代管理难题
奖赏困境:对乐羊等功臣,按旧制分封采邑会培育新势力,威胁君权;不按旧制又可能不合惯例。这揭示了战国时期君臣关系与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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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32魏文侯该怎么奖励大功臣?
魏文侯的折中人事安排
困境:中山国攻克后,如何奖赏功臣乐羊?分封采邑恐其坐大,不分封又违传统。
对中山国实行“名”与“实”分离的管理
太子魏击受封为“中山君”,拥有名义上的领主身份和经济收益权。
李克被任命为“中山守”(或中山相),实际掌握中山全境的军政、民政管理权,职位为代理性质,非世袭。
乐羊受封于灵寿,仅有采邑的经济收益权,无行政管理权。
将封建制的“名”与郡县制的“实”相结合
功臣成为可替换的“高管”,而非拥有股权的“股东”,极大强化了君主的中央控制力。
制度创新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的“县制”雏形
秦、楚等国在新占领区设“县”,由国君直辖并派遣官员(县令/公/尹)管理,冲击了分封世袭传统。
晋国虽设县,但县大夫多出自几大家族,导致县实际变为私家采邑,反噬君权。
魏文侯创新的必然性
亲身经历晋国卿大夫坐大乃至“三家分晋”的教训,深知传统分封之弊。
其方案是对旧传统的妥协与对新趋势的探索,为秦汉郡县制提供了早期蓝本。
中山国的后续发展
魏国统治中山约29年(约前407-前378年)。
前378年,原中山国君(桓公)成功复国,将都城迁至乐羊封地灵寿。
乐羊子孙在灵寿延续,未遭清算,后世出名将乐毅。
复国后的中山与魏国建立友好关系,并一度成为活跃的诸侯国,后被赵国所灭。
历史细节的深意
乐羊灭中山时可能手段集中于军事威慑(“诚”),而非对平民的屠杀,故未结下深仇。
中山桓公得以幸存并复国,乐羊家族未被清算,两国后续建交,反映出当时战争与政治中仍存留一定的古风与克制。
为何《资治通鉴》略去此段?
乐羊“食子殉军功”的行为,严重挑战儒家“亲亲为本”的伦理底线,司马光无法在推崇儒家价值的框架内妥善处理。
司马光在其他文章(如《功名论》)中引用“盈箧谤书”事件,旨在论证“臣功皆归君主”的观点,服务于其资治目的。
司马光的省略,是出于维护儒家核心伦理的考量,从而“遮蔽”了一段能生动体现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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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33人治就一定不对吗?
魏文侯的乐音之辨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时,精准指出编钟音律不协(“左高”)。
田子方提出“君明乐官,不明乐音”
君主的核心职责是 “管人” (选拔考核乐官),而非 “管事” (钻研具体音律)。
君主过度专注专业细节,可能导致在官员任免等根本管理职责上失察。
魏文侯欣然接受(“善”),展现从谏如流的明君姿态。
儒家的管理哲学
孔子提出的“君子不器”
“器”:指有特定用途的工具,喻指专业技能。
“不器”:理想的管理者(君子)应超越专业技能,成为通才。
专才做事
具体事务(如调音)应交由专业人士(“器”)完成。
通才用人
管理者的核心任务是 “用人” ,即识别、任用和督导合适的人才。
人治与法治之辩
司马光坚决主张人治优于法治
“有治人,无治法”。认为治国成效取决于任用贤能(人),而非依赖完善的法令(法)。
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司马光认为问题根源在“用人不当”,应通过调整人事解决,而非推行新法。
司马光立场的 变通性
承认制度会过时,“法久必弊”。
主张渐进改良,在传统框架内“通其变”(如编撰《书仪》),反对全盘推翻的激进变革。
编钟调音的难度 与隐喻
中国古编钟采用“合瓦形”设计,实现一钟双音,技术卓越。
通过锉薄钟壁调音,一旦失误无法补救,铸钟成本高昂。
难度:全凭乐师耳力,常采用整体调整相邻音高的方式妥协,故出土编钟多有音准问题。
技术背景说明,魏文侯具备的高超音乐素养(听出音准),恰恰是田子方认为君主不应追求的专业技能。
儒家“人治”思想的适用性
“人治”逻辑在小型、封闭的熟人社会(如先秦宗法领地)中具有较高适用性
该理论未能适应后世大规模、复杂化国家治理的需求。社会规模的扩张使得完全依赖管理者个人德能与识人能力的“人治”模式难以为继,系统性、普遍性的 “法治” 成为必然选择。
司马光通过魏文侯的故事,强化其 “为君之道在于用人,而非亲事” 的核心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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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34为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田子方与太子魏击的冲突
太子魏击路遇田子方,下车恭敬行礼,田子方未予回礼。
魏击质问:富贵者与贫贱者,谁更有资格“骄人”(看不起人)?
田子方回答
贫贱者可“骄”:因其“言不用,行不合”则可随时离开(“纳履而去”),无所损失。
富贵者不可“骄”:国君或大夫若骄人,将失去国家或封地,且无人会再以原有地位对待他们。
不同记载
《资治通鉴》中魏击被说服并道歉。
《史记》魏击未被说服,愤然离去。
故事的真实性
可能为战国中后期虚构,旨在提高士人地位,反映“士无定主”的时代背景。
虽细节存疑,但蕴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深刻社会心理(厌恶损失甚于获利)。
田子方“摆谱”的社会历史背景
战国时期的有利 环境
诸侯争霸,高度重视人才(即使如孟子般无立即实用价值者),以博取“礼贤下士”之名。
士人可自由择主,拥有议价资本。
秦统一后的根本 改变
中央集权,人才选拔纳入国家统一流程,士人失去随意“摆谱”的空间。
强调耕战与生产,难以容纳“无实际产出”的士人群体。
后世的反思
苏轼认为秦朝速亡,部分原因正在于未给士人阶层留有足够余地
司马光的国际关系 智慧
北宋的政治格局
富邻居:宋朝自身,经济文化发达。
穷邻居:辽国(较穷)、西夏(极穷)。
对辽的成功模式
澶渊之盟,以金钱换和平,节省巨额军费并促进贸易获利。
文化输出,使辽国逐渐汉化,共享价值观,利于长期稳定。
对西夏的难度
西夏更穷、更善战、更不服管束(类似“光脚的”)。
司马光的战略方针
“待之以礼,结之以恩”:建立规则,给予经济实惠。
“高其墙垣,威其刑法”:巩固边防,对侵犯行为坚决回击。
错误做法的比喻
如同富人邀请穷邻居进家赌博,贪图对方小利,却极易输掉自家重要资产。
暗讽宋朝不应轻启对西夏的战端(“赌博”),而应坚持务实稳健的外交策略。
观点影响
此比喻由司马光提出,经其学生刘安世口述,由马永卿记录于《元城语录》中,后世影响深远。
核心启示
拥有的越多,行为往往越受约束;拥有的越少,反而可能更无顾忌。
强国与弱国相处,需建立互利规则并保持防御实力,避免陷入高风险对抗,尤应警惕“与穷邻居赌博”式的决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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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选拔主管该怎么看人?
魏文侯选相的困境
魏文侯需在条件相当的两位候选人,魏成与翟璜中选任宰相。
普遍难题
落选者易生怨气,挫伤积极性。
人普遍自我评价过高,易认为选择不公,加剧矛盾。
传统方案是依赖占卜(“卜相”)将选择归于天意,以平息争议。
李克提出五条识人 标准
魏文侯主动咨询李克,李克初以“卑不谋尊,疏不谋戚”推辞,后被要求“临事勿让”。
五条核心标准
居视其所亲:平常时,看他亲近什么人。
富视其所与:富贵后,看他交往、资助什么人。
达视其所举:显达后,看他举荐什么人。
穷视其所不为:困窘失意时,看他的底线和操守(什么事坚决不做)。
贫视其所不取:贫穷时,看他的原则和定力(什么利坚决不取)。
魏文侯闻此即明,选定魏成。
翟璜的质疑与李克的解释
翟璜以举荐吴起、西门豹、乐羊、李克、屈侯鲋五大功绩自辩,质问为何落选
李克的回应
反问翟璜荐己是为结党谋私,还是为国举贤?
李克表明自己仅提供标准,决策由君上自定。
关键对比
魏成将大部分俸禄用于为国延聘“师者”(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被魏文侯奉为老师。
翟璜所荐五人为“臣才”,被魏文侯任用为臣属。
结果翟璜心服口服,谢罪并愿拜李克为师。
儒家的“为王者师”理想
最高级的人才是能成为君主老师的人,而非仅是能臣干吏。
《荀子》引楚庄王言,将人才分为四等
得师者王:能拜人为师者,可成就王业。
得友者霸:能得人为友者,可成就霸业。
得疑者存:能用人为臣、解决具体问题者,可保生存。
莫己若者亡:自以为无人能及者,必将灭亡。
故事可能经儒家思想润色,旨在抬高“帝师”地位,反映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以道德与学问教化君主,而非仅以才能服务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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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信仰和管理有什么关系?
西门豹的背景
姓氏来源
以居住地(城西门)为氏,为魏国官员。
能力与性格
具有超高行政本领,性格鲜明,不走寻常路。
历史记载的偏差
其事迹本应归入《史记·循吏列传》,却因行事风格被置于 “滑稽列传” (褚少孙补写)。
《资治通鉴》对其完全忽略,因司马光的儒家史料筛选标准,偏好道德说教,淡化实干能吏。
“河伯娶妇”事件
事件背景
地点:邺城(今河北临漳),临近漳水,水患频发。
迷信:当地人将水灾归咎于河神(河伯),每年以“娶妇”为名,将少女投入河中献祭。
实质:地方神职与官员借机敛财,导致民不聊生,人口外流,税收锐减。
西门豹的身份与目标
任“邺令”,是魏文侯直辖的职业官僚。核心政绩目标为增加人口与税收。
处理方法
假意信奉河伯,在祭祀仪式上,以“通知河伯”为由,将巫祝、三老等操弄者接连投入漳河。
以极端手段破除迷信,根除腐败温床。
直接效果
陋习废止,社会秩序恢复,人口不再外流。
信仰与治理:儒家的实用主义立场
古代信仰的特点
神灵无道德观念,灾异即为其喜怒表现。
儒家的治理哲学
核心观点:“圣人以神道设教”(《易经》)。将宗教视为政治治理与社会教化的工具。
孔子态度:“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倡导仪式上的虔诚,实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治理逻辑:视民众为愚昧、短视,需如父母般用“童话”(宗教仪式)进行管理引导。
魏国时代的信仰状况
邺城事件表明,从君主(魏文侯)到官员(西门豹)再到民众,普遍缺乏真实信仰。礼崩乐坏后,传统“神道设教”的治理工具已然失效。
长远公益与民众短视的冲突
下一阶段目标
开凿运河,引漳水灌溉,实现农业增产(长远利益)。
面临的现实阻力
民众的短视:只看到眼前工程劳役负担与风险,无法理解长远效益。
工程的风险:古代水利工程失败率很高,且西门豹无相关经验
决策困境:若进行“民主表决”,此利民工程必被高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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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37 司马光为什么不写西门豹?
水利工程的完成
核心困境
开凿运河(十二渠)利在长远,但民众因劳役、风险而强烈反对。
西门豹的解决 手段
根本理念:秉持法家观点——“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不与民众商议,强制推行。
结果:工程建成,世代受益,印证其远见。
来自《韩非子》《淮南子》例证
权术“挟智”:假装丢失车轴插销,测试下属是否诚实,以此辨别人心。
“藏富于民”的实践:故意让官仓空虚,将粮食、武器、财富储于民间。通过登城击鼓,可瞬间动员武装民众与物资,展现其非凡的基层控制与动员能力。
“三不欺”管理模型
三种管理风格导致三种不同的“不欺”结果
子产(郑国)—— 不能欺
风格:任察。明察秋毫,智慧过人。
核心:靠制度与洞察力使人无法欺骗。
儒家评价:被孔子赞为“惠人”、“古之遗爱”,但其法治思想常被后世儒家淡化。
宓子贱(孔子弟子)—— 不忍欺
风格:任德。清静无为,弹琴而治。
核心:靠道德感化与人格魅力使人不忍欺骗。
实质:并非怠政,而是善于用人、抓大放小、充分授权(典故“掣肘”来源)。
西门豹(魏国)—— 不敢欺
风格:任刑。严刑峻法,令行禁止。
核心:靠恐惧与刑罚使人不敢欺骗。
传统(儒家)评价排序
境界:不忍欺 > 不能欺 > 不敢欺
手段:任德 > 任察 > 任刑
理由:认为任刑(法治)只能导致“民免而无耻”(百姓只求免罚而无羞耻心);唯有任德(德治)才能实现“有耻且格”(有羞耻心且守规矩)。
司马光遮蔽西门豹的儒家立场
根本原因
司马光是醇正的儒家,其编撰《资治通鉴》有明确的儒家价值筛选标准。
对西门豹的否定
手段不认可:西门豹“不敢欺”的法家严刑风格,与儒家推崇的“德治”和“仁爱”核心相悖。
目标不认同:认为其方法虽有效,但会败坏社会道德风气,管理成本看似低,实则牺牲了更重要的“民心”与“教化”。
社会观不同:儒家“德治”模型在小型熟人社会可能有效,但司马光不愿承认在大型复杂社会中,法制与强制有时是必要基础。
因此,尽管西门豹政绩卓著,司马光仍选择在《资治通鉴》中淡化甚至忽略其事迹,以维护和宣扬儒家的治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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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38 管理者怎么避免被手下人欺骗?
欺骗的普遍性与胥吏阶层
管理者的永恒 难题
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如何不被手下人欺骗?等级越高,被骗概率越大。
典型案例
赵高蒙蔽秦二世,外界天翻地覆,二世以为天下太平。
胥吏的“优势”
胥吏 = 基层办事员(胥读xǔ)。不在科层制内,却以惊人体量寄生其上。
他们负责具体经办、文书工作,细碎繁琐但有技术含量。
官员(君子)不器,不做具体事;胥吏(器)是工具,被看不起但不可或缺。
胥吏隔离官员与百姓:百姓不满集中于胥吏,出事后可拿胥吏顶罪,官员权威不受损(贾谊“阶级”理论)。
为什么胥吏欺上 瞒下?
夏铧(40年胥吏)的回忆
没见过不被胥吏骗的长官。唯一例外程公辟、罗畴老。
罗畴老(罗畸)的弱点:读书钻研时很开心 → 开心时看不破公文手脚;冥思苦想时很敏感 → 再小手脚也能察觉。
总结:“这么一位能读书的长官都被我们胥吏骗,何况其他人。”
体制原因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 官员频繁调任,胥吏可干一辈子甚至父子相传(地头蛇 vs. 强龙)。
胥吏待遇极低或无俸禄 → 只能靠经费、赏金或贪污腐败。
清廉无荣誉、无升迁 → 偷奸耍滑最划算。欺骗是机制筛选的结果。
例子
《水浒传》中宋江(押司)、武松(都头)都是胥吏,不拿俸禄,违法乱纪。
朱元璋的失败
出身底层深知胥吏之害,用严刑峻法管理,结果依然被骗。
特派员制度与 “三不欺”
常见办法
派出宦官、特务等垂直管理,砍掉中间环节。但皇帝工作量剧增,仍免不了被骗。
理想境界:“三不欺”
不忍欺(任德,如宓子贱)——人格魅力,要求太高。
不能欺(任察,如子产)——超高情商智商,要求太高。
不敢欺(任刑,如西门豹)——奖惩分明,效果最有保障,且最好走。
王安石的观点
尧圣人也被骗过,子产也被手下骗过。
圣人之道不是单一德、察、刑,而是兼收并蓄、相辅相成。
西门豹的十二渠造福百年,父老乡亲不愿改造,说明西门豹也有德政感动民心,并非只靠严刑峻法。
王安石态度:虽捧尧圣人,但明显滑向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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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39 法和刑到底有什么不同?
“佩韦”与“佩弦”
韦
经过鞣制的熟皮,韧性好(如“韦编三绝”)。西门豹性子急,随身佩戴熟皮绳(佩韦),提醒自己慢下来,有柔软韧性。
弦
弓弦或琴弦,有紧绷感。董安于性子慢,随身佩弦,提醒自己绷紧点。
文化影响
后世以“佩韦”“佩弦”为名。如明末颜佩韦(五人墓)、散文家朱自清字佩弦。
李克 = 李悝
身份混淆
《史记》《汉书》未分清,因先秦通假字导致人名混淆。李克即李悝。
历史地位
战国变法第一人。商鞅入秦时随身携带李克的《法经》,汉承秦法,李克开先河。
司马光的取舍
《资治通鉴》删掉李克戏份。若王安石编写,必大书特书。
《法经》的命名革命
传统命名
刑法应叫“刑”(如《吕刑》)。强调自上而下的惩罚。
“法”的内涵
偏旁三点水,“平之如水”,强调公平。除君主外,人人平等,一视同仁。
法家色彩
法家视所有人为陌生人,应公平对待;儒家视人分为亲疏远近,应以“礼”区别对待。
成文法的争议
孔子反对公开成文法:法律条文无法囊括复杂现实(如正当防卫、过失杀人的界定),且语言文字有模糊性,易被聪明人舞文弄法。
儒家理想:按惯例、由长老商量(类似英美海洋法系,无成文宪法)。
李克的选择:追求效率而非公平。
效率优先的目标导向型法律
国家本位
不是个人本位。个人在个案中是否公平不重要,重要的是给社会和行为制定简单明确的标准。
案例
李克遇疑难案件,以射箭定输赢 → 民众踊跃练习箭术,迅速提高战斗力。
本质
立法是为了快速将国家带上富国强兵的轨道,不关心程序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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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40 捡一袋土豆能有多大罪?
盗心甚于行动
案例
捡走路边一袋土豆(非偷抢),按《法经》判刖刑(砍断一脚)
理由
在李克看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也就是说,要想把政治搞好,把国家治理好,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消灭盗贼。
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盗贼”范围极广:小偷小摸、杀人放火、聚众造反均属此类。
政治逻辑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魏文侯本人是窃国大盗,最怕别人效仿,因此对任何越界苗头严加防范。
《法经》细则
篇目顺序(据《晋书·刑法志》)
《盗法》
《贼法》
《囚法》
《捕法》
《杂法》
《具法》
核心规定
杀人罪:一律死罪,没收家产,妻子入官为奴;杀两人者,母亲亦入官为奴。
议论国家法令:与杀人同罪(死刑、抄家、妻子为奴)。商鞅后来更极端:说好话坏话皆治罪。
“徒禁”(禁止聚众):聚众一天以上审讯,三天以上死罪。
与“防民之口”传统的对比
周厉王典故(约前842年):禁止国人批评,导致“国人暴动”,被赶下台。召公谏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时代差异
周厉王时,国人(首都居民)与王室有宗法血缘关系,拥有政治权利,能联合推翻天子。
魏文侯时,集权加强,宗法关系瓦解,普通民众及官员皆为“雇员”,管理陌生人。技术上已能有效“防民之口”,无需顾虑“甚于防川”。
董说的《七国考》和桓谭的《新论》
《法经》原文已失传。
主要转述者
明末清初藏书家董说(yuè)在《七国考》中引述汉朝桓谭《新论》的内容。
董说名字源于商朝宰相傅说(yuè),“雨若”取自《尚书·说命》
董说是复社领袖张溥弟子,曾抗清,后出家,著《西游补》。
学术缺陷
董说将桓谭《新论》误写为《新书》,且未注明原始出处。
部分学者怀疑《法经》内容系董说伪造,但通常采信“疑罪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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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41 法律是管理工具还是契约?
《法经》中的具体规定与立法精神
禁止一妻二妾
《法经》规定:最多一妻一妾,有二妾者割耳。理由为“淫禁”(过度),旨在平均分配女性资源,维护社会稳定。
对妻妾其他限制:一夫二妻处死;妻子外有情夫处宫刑。
对特权阶级的特殊处理
受贿罪:犀首(高级职位)以下,受贿死罪;额度低者可罚款。丞相受贿不杀本人,杀其助手。
太子犯法:赌博首次被笞(鞭打),再犯“特笞”(重打),第三次废太子。
国君犯法:魏侯(国君)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
连坐与肉刑
“城禁”:翻越城墙者死;10人以上结伙翻墙,全乡、全族杀光。目的:降低执法成本。
多娶一妾可处肉刑(如砍脚)。
中国法律传统:工具属性
核心特征
“以法治国”——法律是最高统治者运用的管理工具。重点在“以”(运用),而非“依”(依照)。
权力结构
统治者处于法律之上,有权干涉法律。此精神贯穿古代社会始终(如北宋乌台诗案中皇帝可一锤定音)。
与佛教律法呼应
佛教戒律同样是工具属性的管理方法,通过打补丁应对新问题,形成律宗。
西方法律传统:契约属性
起源
从人神关系发展而来,而非商业或政治。
《圣经》结构
《旧约》与《新约》均有“契约”涵义。
旧约:上帝与以色列人订立契约。上帝有求于人(要求人只尊奉自己),人类违约则受罚。
新约:上帝通过耶稣与信徒重订契约。
契约的标记物
旧约标记:彩虹(挪亚之约)、割礼(上帝选民的标记)。
新约标记:圣餐礼中的葡萄酒(耶稣的血)和无酵饼(耶稣的身体)
影响
欧洲封建制度下,世俗势力靠契约立规矩。契约精神渗透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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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肉刑一定是重罚吗?
肉刑:法家倾向的实际惩罚
起源
传说禹时代社会风气变坏,无奈发明肉刑。
五刑包括
墨(脸上刺青)
劓(割鼻子)
刖(砍脚)
宫(损害生殖器官)
大辟(杀,包括砍头、腰斩、活埋)
儒家原则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夫以上贵族不受肉刑。
象刑:象征性的惩罚
定义
用象征方式代替肉刑,不造成身体伤害,但带来耻辱标记。
尧舜时代的做法
当墨刑者:戴黑色头巾
当劓刑者:系草编帽带
当刖刑者:穿特殊麻鞋
当宫刑者:剪去衣服前襟
当大辟者:穿红色无领不缝边的衣服
跨文化实例
《红字》:海斯特·白兰因通奸被迫佩戴红色A字(Adultery)。清教徒社会以此羞辱,使其终生受歧视。
吐蕃:临阵败逃者头上挂狐狸尾巴,当众游街,痛苦仅次于死。
象刑的本质:社会性死亡
共同点
肉刑与象刑都让罪犯从外观上被识别。
肉刑(如墨刑)造成永久可见伤疤,等同于标签“大坏蛋”。
象刑(如红字、狐尾)同样标记耻辱,导致被放逐般的生活。
实际效力
并非重罪轻罚。在原始或道德严格的社会中,象刑带来生不如死的痛苦。
荀子的质疑与局限
荀子观点
象刑不合理,重罪轻罚会鼓励为非作歹。太平盛世应刑罚重,乱世刑罚轻。
逻辑
酒驾罚两毛钱必然导致泛滥。
局限
用战国眼光低估了象刑的羞辱效应。现代人类学证明象刑的实际惩罚力度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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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放逐为什么是可怕的惩罚?
象刑的本质:变相的放逐
核心定义
象刑是象征性惩罚,不造成身体伤害,但通过社会孤立实现“内部放逐”。
原始社会的放逐
本族最狠处罚不是杀,而是驱逐出群。外部世界充满凶险(毒蛇猛兽、异族敌人),被放逐者几乎没有生存能力。
孤独恐惧写入基因,人类必须群居协作。
例:《旧约·创世纪》该隐杀弟,上帝罚其“流离飘荡”,该隐诉苦后上帝减刑。表明放逐在蛮荒时代极重。
例:《尚书·尧典》舜时代“四恶”最坏者均被放逐。
象刑作为弱一级放逐
通过耻辱标记(如红字、狐尾、特殊服饰),使罪犯遭受群体排斥,达到类似放逐的效果。
从现代儿童经验理解象刑的效力
校园孤立
全班不与某同学说话,对成年人无所谓,对儿童则是毁灭性社交打击
一致性压力
儿童极其在意同伴评价,明显不一致(如穿布鞋、剪阴阳头)会导致群嘲与孤立。
类比
荀子若读《红字》或观察小学发型规则,会理解象刑并非重罪轻罚。
战国时代的变化:荣誉感衰退,利益至上
社会规模扩大
人口流动性增强,一个人可以轻易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荣誉与羞耻淡化
士大夫不再比平民高贵,人们看重真金白银利益,惧怕刀砍斧剁伤害
对荀子的回应
荀子对象刑的不理解,恰恰说明战国时代象刑逻辑已失效。
战国严刑峻法的 三大方向
问题背景
乱世中“民不畏死”,光脚不怕穿鞋的人增多。
应对策略
让死更残忍:在五刑基础上发展“具五刑”(轮流用刑),以及车裂、凌迟、烹杀等。
株连亲属:罪犯不怕死但会心疼家人,株连可形成威慑。
连坐全乡全族:即使单身汉无牵挂,其乡邻、族人会因怕死而主动监督、制止犯罪。
《法经》中的连坐实例:翻越城墙
规定:
个人翻墙:死刑。
10人以上结伙翻墙:全乡、全族杀光。
目的
立体交叉火力,最大限度规避风险。让邻里亲属彼此监督,降低执法成本。
后续影响
李克的连坐办法被商鞅发扬,历朝历代继承,即便儒家或道家皇帝也难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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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野蛮的连坐为什么难废除?
连坐制度的管理技术优势
核心难题
古代科层制下信息传递易失真,欺上瞒下难避免。特派员制度(特务、宦官)虽可行,但皇帝无法承受海量信息。
连坐的解决方案
所有人既是臣民,也是特务,互相监督。皇帝管理成本锐减。
皇帝偏好
不想看到团结,希望众人互相猜忌。但需拿捏分寸——战场上需协作,但违法时必须检举,否则连坐。
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连坐实例(睡虎地秦墓竹简)
贼人入室伤人,受害者呼叫,街坊四邻必须出手相救,否则受罚。
歹徒路上伤人,百步内之人必须冲去救人,否则受罚。
后果
见义勇为变成法律硬性义务。道德问题变成法律问题后,道德失去存在意义。
极端情境 (战场)
连坐制度逼着战友同生共死,但若法律约束松动,队伍可能瞬间溃散
战国前的贵族荣誉:车兵与武士道
春秋时代特点
礼崩乐坏但贵族精神犹存。战车(定员3人:驾驶员、弓箭手、长戈手)充分体现武士道。
同车战友以同生共死为最高追求,一人战死,另两人必须拼命,否则失去荣誉。
公元前487年吴攻鲁,见鲁军有同车三人战死,判定鲁国武士道未垮,撤兵。
公元前484年鲁齐之战,公为与宠童汪錡同车战死。孔子同意破格用成人葬礼安葬未成年汪錡。
道德环境
无硬性强求,活着回来者被鄙视但不治罪;同生共死者获荣誉表彰。
战国法家治军:商鞅的功利主义
步兵编制“伍”
5人一组。打仗时全力协作,若死一人,其余四人受刑。但若取得一名敌人首级可免罪。
车兵与步兵的 区别
车兵3人一组,地位高,有荣誉感传统。
步兵5人一组,地位低,无荣誉感要求,靠连坐法令维持战斗力。
车兵向步兵转变的背景
公元前541年晋狄之战,魏舒因地形逼仄,令车兵下车编为步兵(五乘为三伍)。有人抗令被斩。魏舒为魏文侯四世祖。
晋国因与山区狄族作战,被迫发展独立步兵。中原诸侯仍以车战为主
车战术语遗留
短兵相接(戈为短兵,相对于弓矢)、周旋、角逐。
贵族瓦解与连坐制度的兴起
田亩制度变革
产生外部性,导致车兵衰落、步兵崛起。
贵族传统瓦解
平民出身步兵无荣誉感,连坐等法令成为维持军队战斗力的必要工具。秦以后连坐法律越来越有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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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农业改革的目的是民生吗?
背景:战车与田垄的关系
鞌之战(公元前589年)
晋国击败齐国后提出两个要求
齐国国君送母亲到晋国作人质。
齐国田垄全部改为东西走向。
原因
晋国在齐国之西,东西向田垄可为晋国战车提供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避免南北向田垄造成的颠簸减速。
井田制的瓦解与战车衰落
井田制特点
田垄横平竖直,规整划一。公田收成归领主,私田归自己,农民积极性低。
变化驱动
诸侯国兼并后疆域扩大,需要更多粮食和军队。
牛耕推广、铁器普及,生产力提高,开荒积极性上升。
边角土地被利用,田垄变得横七竖八,不再规整。
后果
战车的机动性严重受限,走下坡路。
李克的农业改革:“尽地力之教”
核心目标
充分开发土地潜力。
具体措施
精耕细作,杂种五谷(分散病虫害风险)。
利用田垄空当种瓜果,发展副业。
住宅旁种桑树、果树、蔬菜。
前提
可开发土地已用尽,只能靠提高单产。
平籴法:政府干预 粮价
问题
丰收导致谷贱伤农,农民积极性下降;灾年粮价暴涨,国民挨饿。
解决方案
丰年分三等,政府按等级出资收购余粮,保障农民收入。
灾年分三等,政府按等级平价出售存粮,保障国民基本需求。
历史影响
后世均输平准、常平仓等措施均源于平籴法。
兵农一体:农民成为主要兵源
故事
解扁增收:解扁让农民冬天砍树卖钱,财政收入增三倍。魏文侯反对,认为冬天本应休息(练兵),不能让农民累死。
时代背景
战车衰落,贵族武士道没落,步兵地位上升。
职业军人虽存在,但人数有限,必须依靠农民兵补充。
农民需要冬天练兵,而非全年生产。
周朝传统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冬季本为练兵季节。过去是贵族练兵,新时代农民兵成为主力。
军政与民政合一
《法经》用军政思路治理民政,因为当时兵农一体,农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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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46 吴起为什么会杀掉妻子?
杀妻求将:为表忠心不择手段
背景
吴起,卫国人,在鲁国做官。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想用吴起为将,但因吴起娶齐国女子为妻而犹豫。
行为
吴起杀妻以求将,最终大破齐军。
后果
功劳虽立,但人品不被信任。
有人向鲁国当权者(三桓)进谗言,指控吴起:
曾在曾子门下学习,母亲去世却不回家服丧,被曾子断绝关系。
鲁国重视礼制,对不孝行为格外敏感。
吴起身世(据《史记》)
出身
富有但不贵。为求功名周游列国,败光家业。
杀人
因被街坊笑话,杀掉三十多人,被迫出国避难。
与母亲诀别
咬臂发誓,不做高官不回国。
求学
先拜曾子西(曾参之子)为师,因不回家服丧被逐出师门。
转学兵法
后到鲁国学习兵法,并杀妻求将。
《左传》作为兵书:吴起的兵法来源
非典型兵书
《左传》名义是解经的史书,但包含大量详实作战描写,历代名将多爱读。
西方类比
《高卢战记》《内战记》(凯撒):包含实战细节(如战马放走、标枪破盾)。
《长征记》(色诺芬):希腊雇佣军撤退实录,充满战术细节。
吴起与《左传》的师承
按刘向记载的师承系统,吴起是曾子西的正统传人,为《左传》第三代学术掌门人。
吴起可能将《左传》当作兵书学习,而非儒家经典。
清朝姚鼐怀疑吴起为魏国服务时曾篡改《左传》以美化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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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47 吴起为什么投奔魏国?
弱国胜仗的政治困境
核心悖论
弱国战胜强国可能引发战略风险,而非带来安全红利
弱者生存法则:保持低调
强者姿态风险:实力不足时示强,易遭联合遏制
鲁国具体处境
胜利归功于吴起个人能力,非国力实质性超越
持续作战结果难料
国际社会或视此为崛起苗头,抢先扼制
历史先例佐证
春秋宋襄公:弱国摆高姿态称霸,遭楚国重创
吴起在鲁国的困局与应对
胜仗尺度争议
胜利或过于彻底(击败而非击退),可能主动挑衅齐国以求立功
记载于《淮南子·道应训》,屈宜咎批评其好战
后果
政治处境恶化,被迫另寻出路
魏国改革背景:世袭制动摇与人才吸纳
李克核心主张
“夺淫民”:剥夺无功世袭者的奢侈待遇
取消世袭,转为雇佣制,吸引天下人才
记录于《说苑·政理》
改革内在矛盾与论争
世袭制可能催生无用之学与消费需求
取消世袭或削弱长期激励(如为子孙挣封国的动力)
改革核心风险
魏国取消世袭,若他国仍提供世袭封赏,将导致人才流失
常态:功成后老板常收回前期重赏
魏文侯对吴起的任用决策
任用背景
魏文侯需要军事人才,自身有明君声望
李克评估
缺点:“贪而好色”(贪婪指野心大、欲望强,非贪财)
优点:军事才能卓越,胜过司马穰苴
结论:长处远盖过缺点,建议用人所长
魏文侯采纳,任命吴起为将
战果:攻打秦国,连拔五城(河西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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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48 李克为什么想起了司马穰苴?
人物身份与出身
姓氏辨析
本名田穰苴(妫姓,陈氏)
“司马”为齐景公所封官职名,非本姓
田氏源于陈国公子完奔齐后改氏
出身背景
“田氏庶孽”——小老婆所生,出身卑微
身份限制致其长期未得重用
被举荐的历史背景
时代
齐景公时期(约早于三家分晋一个世纪)
举荐人
晏婴
举荐动机
文武双全,能力突出,虽有出身之弊,但当时局面危急(晋、燕入侵)
记录来源
《史记》叙述;《左传》对其事迹只字未提
领兵前的策略与权力运用
核心矛盾
被破格提拔,缺乏威望与军队信服力
解决方案
对齐景公提出:“狐假虎威”策略
要求派一位有威望的宠臣(庄贾)任监军,借其势以立威
关键冲突节点
约定军中日晷、漏壶计时会合
庄贾因亲友饯行饮酒迟到
司马穰苴处理方式
到时不候:“仆表决漏”,清空计时工具
依法执法:召军正,询问迟到当斩
名言:“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
身份与历史记载争议
史料记载冲突
《史记》:列为春秋齐国名将,单列列传
《左传》:对春秋史事详尽,但对司马穰苴(及孙武)未提一字
《战国策》:记载为战国时齐国总理
后世学者观点
苏轼:认为应以《战国策》为准(司马迁取材于《战国策》)
苏辙(《古史》)
删除《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认定其为战国人物,系游说之士附会至春秋
熊逸倾向司马光立场
吴起作为《左传》学术传人,可能故意删去孙武、司马穰苴事迹,以自抬为兵法第一人
《史记》中司马穰苴用兵风格与吴起极似,或为吴起借鉴翻版
现实影响
宋代《武经七书》收录《司马法》(含《司马穰苴兵法》),若身份考证推翻,则教科书可靠性受质疑
附录:庄贾姓名 读音考
人物区分
此庄贾为春秋齐景公宠臣;另有同名者,为秦末出卖陈胜的叛徒
读音推测依据
依据诗词平仄与韵脚:苏轼诗“不媚王孙贾”,押韵读jiǎ
依据名、字关联:蒍贾,字伯赢,“贾”作商贾义时读gǔ,名与字义关联
作者倾向于读庄贾(g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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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49 司马穰苴的军威是怎么立起来的?
铁腕立威与军队整饬
处决监军庄贾
庄贾迟到,按军法当斩
庄贾派人向齐景公求救
司马穰苴迅速行刑,持首级巡行示众
效果:全军震慑
处理齐景公使者
使者在军营中“飙车”(急速驱车),按军法当斩
折中处置:斩使者车夫、砍车柱、杀左骖马
强化军法威严形象
核心原则
名言:“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与《孙子兵法》“君命有所不受”同源)
目的:避免统军者受遥控指挥,应对前线瞬息万变局势
关怀士卒
与士兵同甘共苦,平分粮食,自用最低伙食标准
士卒(包括病号)受激励,争相参战
战争结果与凯旋军礼
军事成果
晋、燕军队不战而撤(燕军自行溃散)
司马穰苴追击,尽数收复失地
实现《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理想状态
凯旋仪式(遵循“军礼”)
入都城前动作
解除武装与战时法令
结盟、立誓
以平民身份进城
礼制依据:“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
军队与民政规范各有其域,混用则双方皆弱
盟誓功能
出征前:申明军纪、鼓舞士气
凯旋后:确认论功行赏依据,可永久保存(如铸铭文于青铜器)
军事思想与历史定位
司马迁评价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
非创新谋略家,而是严格执行与阐明“司马法”(古代军规传统)之人
类比:空降总经理,未改制度,仅解决执行力问题
执行力核心论
严明军纪 + 将帅得军心 + 士气高昂 = 强劲战斗力
军纪优于奇谋,执行力强于锦囊妙计
《司马法》引文:“赏罚不逾时,欲使民速见善恶之极也”
知易行难理念,契合《荀子》“有治人,无治法”
《司马法》 的流传
齐威王时整理古代司马法,并入穰苴心得,名《司马穰苴兵法》
司马迁时代存155篇,唐时仅余数十篇,北宋编入《武经七书》时仅存5篇(简称《司马法》)
内容杂糅春秋前作战规范与穰苴个人见解(如“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等作战经验)
附录:计时器“表”、“漏”概念释义
表
立竿测影,后引申为钟表、水表、电表等计时器名称;“华表”即雕花立柱
漏
刻漏,依水流匀速下降刻度计时
汉译佛经借“漏”喻烦恼——眼耳鼻舌身意如六孔,漏泄不净,造业轮回;六根清净即堵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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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50 吴起是怎样的主帅?
吴起“抚士”风格与军事伦理争议
同甘共苦的极致化表现
衣食住行与最下级士卒相同
行军不骑马乘车,亲自背粮负重(推想魏武卒标准:全副武装+强弩+50箭+长戈+短剑+3日粮,半日急行军百里)
亲自为生疮士兵吮吸脓血
民间反应与情感逻辑
士兵母亲闻之而哭:因吴起曾为其夫吮疮,其夫“战不旋踵”(只知向前死战),终战死;今又施于其子,恐子亦必死于沙场
动机的多元解读
批判视角:邀买人心,驱使士卒成就个人功名;类比庄子所讥“吮痈舐痔”之徒(秦王病,吮疮者赏车一乘,舔痔者赏车五乘)
现实视角:即便动机不纯,但若表演始终如一,且做法罕见,仍能达到稳定军心、提升士气的实际效果
历史对比:多元化的成功统帅路径
反例一:拿破仑(虚构抚慰)
宣传画展示其不顾瘟疫、亲抚病患
事实:实际下令毒死感染士兵(约50人,7人幸存)
定制画作目的为掩盖真相、塑造形象
反例二:霍去病(不恤士卒)
养尊处优,出征自带皇帝赏赐的数十车好米好肉
做法:宁浪费也不与饥饿士兵分享
战绩:依然能成为征伐匈奴的顶尖名将
理论归结
成功之路无定规
拿破仑、霍去病模式难以复制;吴起模式更具可效仿性(类比写诗:李白难学,杜甫可学)
军事思想核心:“励士”与绝对力量
核心主张(《吴子·励士》)
目标状态:“发布号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成语“兴师动众”源于此)
一切制度、赏罚、同甘苦,目的皆为提振士气
核心比喻
“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练兵目标:把整支军队变成听从指挥的“亡命之徒”
实战宣称(据《吴子》)
率5万魏军,大破秦军50万
仕魏期间76场大型战役:全胜64场,平手12场,未尝败绩,拓地千里
史料判断:虽具体细节难考,但魏国因此崛起为初期第一强国则属实
时代趋势:春秋至战国的文武分工演变
春秋贵族传统
六艺(含射、御)为贵族必修课
贵族(含国君)兼具民政与军事职能,“文武合一”
例:孔子亦可上阵打仗,武力值不低;贵族精神与武士道高度重合
战国初期变化
竞争加剧,文武分工趋势显现
西门豹仍体现过渡性——同时处理民政、军政、水利
战国末期定型
典型如廉颇(武将)与蔺相如(文臣),“将相”职能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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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51 资治通鉴第一年为什么重要?
《资治通鉴》开篇写法与体例渊源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记载内容
周威烈王封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燕湣公薨,子僖公立
体例模仿《春秋》与《左传》
“经”部分:简短提纲挈领(如上述两件事)
“传”部分:详细追叙前因后果(如三家分晋风云、魏文侯治国)
“君子曰”部分:史论(对应“臣光曰”)
写法意图
首年特殊,事件前因复杂,需靠追叙补全
此后年份不重复此繁复写法
燕国基本情况与身份争议
燕国两分
南燕(河南境内,小国,仅存44年,罕见于史料)
北燕(河北境内,即通常所称“燕国”,战国七雄之一)
受封渊源
武王伐纣后分封,召公奭受封于燕
与太公望(齐)、周公旦(鲁)并称开国三巨头
分封性质与位置
性质:武装殖民,非和平移交土地
目的:遥控远东地区(今山东、河北一带),稳定周朝东部
世系模糊性
自召公至燕僖公约32代(“大约”因中期史料极缺)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简略
《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有出入(司马贞曾张冠李戴)
司马光基本照抄《史记》,未列考异
首年内容要点回顾
核心事件:册命韩、赵、魏为诸侯
司马光用意:开宗明义,提出儒家政治学核心纲领
纲领核心:“礼、名、器”三位一体(礼教、名教即由此而来)
与《史记》对比:《史记》以“九鼎震”象征王朝危机,《资治通鉴》弃怪力乱神,更具“现代感”
追叙中的重要人物与教训
智瑶(智襄子):反面教材——“才胜德”,才干高而缺德,终致身死族灭
赵无恤(赵襄子):带领赵氏绝地反击,奠定家族强盛基础
魏斯(魏文侯):晚辈,带领魏氏化家为国,发展为战国第一强国
司马光用人哲学
核心:统治者身边人才应为“师、友、臣”的和谐组合
师:需放低姿态拜访请教
友:可平等探讨问题
臣:能执行做事
魏文侯为典范:完美整合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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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52 谥号是怎么越来越长的?
开篇大事与疑点提出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前402年)记载
周威烈王崩,子安王骄立
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
原文引发的三个核心疑点
周威烈王谥号为二字,违周代单字传统
楚声王、悼王称“王”,时周天子尚在
以楚国强大,国君竟被盗贼所杀
死亡等级与名分制度
死称等级差别(儒家礼制)
天子:崩(喻高山崩塌)
诸侯:薨(借用山崩巨响音效)
大夫:卒(生命终结)
士:不禄(禄位终止)
平民:死(身名俱灭,借“澌”为谐音)
礼制意义
不同身份有相应配套称谓,不得僭越
《资治通鉴》严格遵循:周威烈王称“崩”,燕湣公称“薨”
“以讳事神”传统与祭祀逻辑
讳名制
死者名字属鬼神世界,人间禁止称提
改以谥号称呼死者
鬼神供养观念
死者以鬼身继续存在,需子孙祭祀供养(摄入祭品香气)
若无祭祀则成饿鬼厉鬼,在人间作祟
社会影响推导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根源:断绝后代即绝祖先祭祀
佛教传入前,亡魂处境取决于子孙祭祀品质,而非生前善恶
祭祀仪式节点
“卒哭”仪式后,牌位(神主/木主)入祖庙
此后进入“以讳事神”阶段
古礼:不扫墓、不烧纸钱(扫墓至东汉方确立)
谥号的功能与演变
谥号本义
为死者另起新名(“谥”即“增加”之意)
核心原则:同一事多种称谓对应各等级;活人世界与鬼神世界两套称谓系统不相混淆
周代传统
天子诸侯谥号原为单字
可据生平功过定美谥或恶谥(如周幽王“幽”为贬义)
定谥主体:同宗长老,非雇佣大臣(宗法关系支撑)
谥号字数膨胀 轨迹
春秋起:礼崩乐坏,二字典见(周贞定王为周天子首例)
战国:诸侯跟进(秦庄襄王、赵武灵王),甚至三字(齐桓武灵公)
唐:玄宗起迭加,至肃宗达9字
唐宣宗:18字
宋神宗:经徽宗增改至20余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明清:谥号更长
谥号通胀原因
秦以后定谥者由宗亲变为雇佣大臣
无法再对皇帝功过如实褒贬,遂转为溢美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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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53 楚国国君为什么能越级称王?
楚国受封与早期地位
受封背景
周成王时期,熊绎受封“楚蛮”,爵位为子爵(五等爵第四等)
按“五服”制,地处荒服的国君一律封子爵
文化排斥
地理上:楚国在长江流域,华夏诸侯在黄河流域
文化上:楚文化(《楚辞》)被视为蛮夷,与华夏(《诗经》)对立
后果:华夏诸侯内心视楚为野蛮外邦
早期窘境(《国语·晋语八》)
周成王岐山盟会:熊绎无席位,充任会务杂役(看守火炬)
楚人自述:“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柴车陋服,在荆山开荒)
首次称王尝试与退缩
尝试者
熊渠(熊绎数世孙)
时机
周室衰微,诸侯相攻
策略
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将三个儿子皆封为“王”,与周天子平级
结果
周厉王即位,熊渠惧而撤销王号
正式僭越称王
关键事件
熊通(熊渠后裔)执政第35年,“楚伐随”
随国质问
“我无罪,何伐我?”
楚国答覆
“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周室态度
拒绝“请尊楚”之求
熊通宣言
“我自尊耳!”(“自尊”本义:自己加尊号)
结果
熊通自立为楚武王
子嗣延续称王,形成楚国世代称王传统
后续扩展:楚王“问鼎”(向周使询问九鼎轻重,觊觎天子权威)
华夏诸侯的不认可 态度
书写惯例:
正式文本称“楚子”或“楚人”
《春秋》例:“楚人、陈侯、蔡伯、郑伯、许男围宋”
虽为盟主,但“楚人”身份抹去爵位,仅因领兵才排首位
本质
楚国称王虽成事实,但未获礼制正统性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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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54 楚王怎么会被盗贼杀死?
“盗杀”案例:蔡昭侯之死(前491年)
背景
蔡昭侯(姬申)被楚国扣留,受辱后一心复仇
联合吴国伐楚,攻破楚都
楚国复国后报复,蔡昭侯向吴求救
吴国建议迁都至吴国附近,蔡昭侯未经大夫商议即同意
事件经过
蔡国大夫不满迁都,联合刺杀蔡昭侯
蔡昭侯中箭,逃入民宅后被杀
《春秋》记载:“盗杀蔡侯申”
“盗”的实际身份
凶手为蔡国高级贵族(大夫级别),非真正盗贼
《史记》补充:大夫买通盗贼“利”行刺,事后诛杀利以灭口
《春秋》笔法:“盗”的身份贬斥逻辑
《公羊传》弑君者称谓规则
大夫弑君 → 指名道姓
卑贱者弑君 → 称“人”(如“蔡人”)
卑贱者杀大夫 → 称“盗”
大夫弑君(特别卑劣)→ 贬称“盗”(比贱人更低,即“罪人”)
“盗杀蔡侯申”含义
凶手虽为大夫,但行为卑劣至极,连“贱人”都不配称,只配称“罪人”(盗)
例外与疑难:阍杀吴子余祭
事件
吴王余祭被看门人(受过刖刑的楚国俘虏)刺杀
《春秋》原文
“阍杀吴子余祭”(不用“盗”字)
矛盾
凶手身份为卑贱罪人,按《公羊传》标准应称“盗”
《春秋》却用职业称谓“阍”(看门人)
解释需求
《公羊传》未能自洽
《穀梁传》试图给出更精确的定义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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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盗杀”到底是谁出手?
《穀梁传》对“盗”的三类定义
第一类
身份卑贱者杀害大夫 → 称“盗”
第二类
非己所有而据为己有 → 称“盗”
第三类
违背中原礼制规范而获利 → 称“盗”
核心结论
“盗”不等于盗贼,包含礼制贬斥与身份降格
案例一:郑国“盗杀”三巨头(前563年)
事件:“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
受害者:郑国最高权力贵族(子驷、子国、子耳)
凶手:被子驷得罪的5家贵族联合发动武装政变
结果:劫持国君,政变后被镇压
《左传》解释
凶手仅为低级贵族,不值称名,统称“盗”
“书曰盗,言无大夫焉”
朴素解读
郑国平定暴动后通报诸侯
外交文件将暴徒身份定义为“盗”以掩家丑
鲁国史官直接抄录
案例二:卫国“盗杀”公孟挚(前522年)
事件:盗贼杀卫灵公之兄公孟挚
实际凶手:大贵族齐豹为首的一批贵族
起因:齐豹长期受公孟挚欺压,纠集盟友暗杀
关键人物
宗鲁(公孟挚警卫员,齐豹旧部)
齐豹提前劝其躲避
宗鲁选择不躲不泄密,陪公孟挚同死
孔子态度
宗鲁有错,不应吊唁
齐豹行为被定义为“盗”
《左传》笔法 总结
坏人类型一:闷声发大财 → 记名以钉耻辱柱
坏人类型二(齐豹):自以为青史留名 → 只称“盗”,不写名字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欲盖弥彰”出处)
真正的“盗”:独立于政府的江湖势力
《国语》案例:楚国令尹子木与蔡声子对话
背景:伍举(伍子胥祖父)受牵连逃亡
蔡声子建议:花钱请“东阳之盗”刺杀伍举
子木拒绝:认为堂堂令尹买通大盗不体统
引申
“楚材晋用”成语出自此段
贵族假手大盗为常见手段(卫宣公、郑文公谋杀亲子皆假手于盗)
晋幽公之死(《史记》)
实力衰弱,朝拜韩、赵、魏三家
夜间出城幽会,遇盗身亡
《竹书纪年》异说:被妻子秦嬴所杀
推测:秦嬴指使盗贼刺杀
回到《资治通鉴》:“盗杀楚声王”
原文:“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
结合以上案例 推断
大概率非真正盗贼所为
实为政变、暴动或暗杀行动的史书隐晦记载
具体细节因史料缺失已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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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56 楚国军队为什么会阻止出逃的王子归国?
周安王元年 (前401年)
记载:“秦伐魏,至阳孤。”
仅6字,起因、经过、结局均不详
阳孤地理位置不明
周安王二年 (前400年)
五件史事
魏、韩、赵伐楚,至桑丘
郑围韩阳翟
韩景侯(韩虔)薨,子烈侯取立
赵烈侯(赵籍)薨,国人立其弟武侯
秦简公薨,子惠公立
关键观察
韩、赵第一代诸侯距受封仅3年即去世
郑国攻韩与韩景侯之死同时发生
军礼传统衰微
春秋军礼:“不伐丧”(不攻正在办国丧之国)
战国郑国已不顾此礼,反映贵族底线丧失
秦楚联动(据清华简《系年》)
秦、楚联合对抗三晋
司马光当时未知此细节
周安王三年 (前399年)
王子定奔晋
王子定(姬定)出逃,原因不详
常见现象:权力斗争失败,投奔诸侯求助
后续(据清华简《系年》)
次年晋、郑联军护送王子定回国,被楚军阻截
5年后韩、魏败楚,王子定被安置于陈地
疑点:楚国为何干预王子定归国?
推测:王子定可能为楚国王子(楚君称王,其子亦称王子)
《史记·六国年表》或抄自楚国史书
虢山崩,壅河
山体崩塌堵塞黄河
首次自然灾异记载(下讲详析古人的灾异观)
史料辨析与史源学
编年史局限
年份排定后,内容不可空缺,致零散记载入史
许多事件无前因后果,降低“资治”价值
史料来源复杂性
《资治通鉴》部分内容抄自《史记·六国年表》
六国年表又源自各国史书,措辞受立场影响
史源学意义
辨析史料来源是判断可靠性的关键
例:《明实录》多有颠倒黑白,《明史》有拨乱反正之功(亦有政治歪曲)
笔记材料(如林语堂《苏东坡传》所用)不可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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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57 山崩在古人眼中意味着什么?
王应麟与《通鉴答问》的解读框架
提问方式:“虢山崩何以书?”
源自《春秋》学典型发问句型,追问“微言大义”
核心命题:“国主山川”(《左传》)
高山大河为国家命脉
三层涵义
地理基础:国家依赖山川形势而立
神秘力量:山川具地头蛇般的神力,能保佑或惩罚当地人类社会
天人感应:统治者行为、国运兴衰与天地山川相互作用(汉朝主流观念)
周幽王时“岐山崩”及其历史叙事
事件
前780年大地震,伯阳甫预言周朝不出10年亡国
推理逻辑 (天人感应)
天地运行失序 → 人类缺德所致
地震原因:阳气被阴气压制 → 水源堵塞 → 百姓无法生存 → 国家必亡
参照先例:伊水、洛水枯竭 → 夏亡;黄河枯竭 → 商亡
预言:河水断流 → 必致山崩
结果
当年岐山崩;10年内周幽王昏庸亡国;平王东迁,西周结束
《诗经·十月之交》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史家质疑
伯阳甫之言出自《史记》(汉人司马迁),掺杂天人感应观念,非周人原话
春秋时代晋国两次山崩案例
沙鹿崩 (前646年)
晋国卜偃预言:“不出一年,晋国将有大难,濒临亡国”
次年:韩原之战,晋惨败,国君被俘
预示国难
梁山崩 (前585年)
晋景公召伯宗商议
途中遇货车 司机
司机见解:“国主山川”,山崩属自然现象,只需按程序祭祀山川、降低君主生活规格即可
伯宗照办
仅为自然灾害,程序性应对即可
解释难题
两次山崩性质不同(一示国难,一为自然)
后世遇到山崩该以哪次为标准?
王应麟的引申阐释
《春秋》笔法
记“梁山崩”不称“晋梁山崩”,表明从天下视角记载,预示周朝整体命运
虢山崩 (《资治通鉴》首记灾异)
虢山属魏国 → 预示魏国将被秦吞并
更高层次:战国乱世、人伦纲纪毁坏 → 天地感应 → 山崩为天下将亡之兆
最终:周灭,秦统一六国
时代背景影射
王应麟为宋末元初遗民,借古伤今
部分宋朝遗民将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熙宁五年(1072年)少华山山崩 → 反对派视为变法招致天谴
同年司马光离京,迁洛编修《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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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 郑国为什么这么难?
郑国的地理困局与 历史处境
地理限制
位于中原腹地,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
春秋以来反复遭受晋楚争霸的夹板气
郑国简史脉络
初封于陕西华县(郑桓公)
东迁至河南新郑(郑武公)
郑庄公一度强盛,但地理限制无法突破
战国初期外交 摇摆
投靠三晋 → 惹怒楚国
投靠楚国 → 遭三晋攻打
周安王四年(前398年):楚围郑,为传统矛盾的延续
驷子阳之死:三种 记载版本
《吕氏春秋》《淮南子》版本(偶然事件)
驷子阳立法禁止养猛犬
随从折断弓,惧罚
猛犬受惊引发混乱,随从趁乱杀子阳
解读:突发的黑天鹅事件
《史记》版本(国君杀臣)
郑繻公杀驷子阳
两年后,子阳余党杀郑繻公,立郑康公
清华简《系年》版本 (政变篡国)
太宰欣趁国难发动政变
杀光驷子阳全家
与《韩非子》记载吻合:“太宰欣取郑”
更可信:能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
清华简《系年》揭示的前因后果
背景事件序列
三家分晋后,郑繻公曾向三晋表忠心
受封仅两年后,郑、宋转投楚国
楚国在边境筑武阳城,在郑国榆关筑城(防三晋)
“盗杀楚声王”,楚悼王继位 → 郑趁楚丧攻榆关
郑败楚(疑有三晋支持),但榆关未丢
楚国主动还榆关(欲拉拢郑抗三晋)
郑不领情,与三晋联合攻楚(护送王子定)
楚国的报复
楚国大举攻郑,节节推进,围攻郑都
郑国统帅及士兵全部被俘,押解回楚都
太宰欣政变
趁国难在国都发动政变
杀驷子阳全家,掌控郑国政权
符合《韩非子》“太宰欣取郑”的篡国记载
春秋至战国的社会规范转变
春秋贵族战争的礼数
政变通常只流放政敌,不灭族
杀敌国国君为大忌(需绕道行礼)
俘虏国君需委婉措辞,不伤对方面子
战国残酷化趋势
从职业拳手擂台 → 地痞流氓街头拼命
灭族式政变成为常态(如太宰欣杀驷子阳全家)
杀敌国国君不再避讳(郑繻公前任即被韩氏所杀)
“同胞比敌人更狠”(楚国次年即释放俘虏)
郑国最终结局
太宰欣篡国后,内忧外患难解
21年后,韩国彻底灭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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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0 司马光为什么简化聂政行刺?
事件核心要素
时间与地点
周安王五年(前397年),韩国
核心人物
聂政:刺客,轵地深井里人
侠累:韩国相国,被杀者
严仲子:买凶者,与侠累有仇
聂嫈:聂政姐姐
《资治通鉴》记载简况
严仲子以重金结交聂政,聂政因母在而婉拒
母死后,聂政光天化日直闯相府刺杀侠累
聂政随即自毁面容、剖腹出肠,以防牵连他人
韩国悬赏认尸,无人能识
聂嫈前往认尸,哭诉实情,为弟扬名,随后死于弟旁
三版史料的关键差异
《史记·刺客列传》细节补充
聂政闯入朝堂,搏杀卫士数十人
聂嫈称:“士为知己者死”
聂政出身贵族(“士”级),屈居市井,保持贵族精神
《战国策》关键差异
刺杀发生在“东孟之会”(韩哀侯与侠累同在场)
侠累情急中抱住韩哀侯
聂政一剑刺出,侠累与韩哀侯俱死
东汉《琴操》的改编
主题:聂政刺韩王(非侠累)
动机:为父报仇(聂政父亲因铸剑逾期被杀)
方式:学琴接近韩王,琴中藏刃
意义:汉朝重视孝道,动机正当性补足
聂政行为的动机解读
表面动机
报严仲子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
深层动机:维护贵族荣誉
屈居市井为养母
母死后以死酬知己
自毁行为的双重目的
保护姐姐(不被连坐)
保护严仲子(掩盖买凶线索)
聂嫈的目的
明知会死,仍冒死认尸
目的:确保弟弟“名”不湮没
贵族精神:名誉高于生命
后世评价与价值重构
西汉(司马迁)
推崇“快意恩仇”,刺客列传中立为英雄
关注重点:义气、勇气、信诺
宋朝(司马光)
立场转换:仅作“盗杀”中性记录
删去渲染,反对私人复仇
配合《资治通鉴》政治教化目的
近代 (郭沫若戏剧《棠棣之华》)
重构人物形象
严仲子:正直、为国
侠累:阴险跋扈
韩哀侯:昏庸
将私仇上升为“除国贼”
明清诗歌中的 分歧
明谢榛:肯定重诺轻生的丈夫气概
清严遂成:否定轻生,只有为国而死才值得
司马光与司马迁的价值观对比
司马迁立场
重个人义气,重“士为知己者死”
体现西汉豪侠风气
司马光立场
淡化刺客个人英雄色彩
反对私人恩怨用暴力解决
符合儒家政治秩序观
《资治通鉴》处理策略
使用“盗杀”定性
语句中性,不作道德颂扬
刻意降低叙事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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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59 日食为什么要说成“日有食之”?
特殊的修辞:“日有食之”的史笔渊源
修辞选择
全文用“日有食之”而非当时已通用的“日食”
出处溯源
《诗经·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春秋》传统:“日食必书”
司马光沿用《春秋》原文句式,刻意复古
古代对日食的政治 解读
上天示警观念
日食被视为天谴
责任归属 (分野理论)
例:晋平公问“谁将当日食?”士文伯推算鲁国执政官、卫国国君将遭殃
预测在《左传》叙事中应验
大一统下的调整
责任归皇帝或宰相
皇帝下《罪己诏》自我批评
宋代科学认知与“神道设教”的实践
科学认知
宋人已基本理解日食为正常自然现象
能做出精确的天文预测
政治操作 (宋徽宗诏书例,1119年)
诏书先阐明日食科学成因
同时声明:仪式性应对仍照古训执行
本质:统治者“揣着明白装糊涂”,维持敬畏姿态
理论支撑:儒家“神道设教”策略
统治层持无神论,但带头装虔诚
利用迷信维持政治权威与秩序
司马光的政治话术:借天象对抗 “三不足”
事件背景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试题设计
问考生:日食等灾异是纯粹自然现象,还是人事所致?
意图:借考生表态形成舆论,阻击王安石
“三不足”传言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传闻为王安石所言(真伪存疑)
司马光政治逻辑
日食非真可怕,但必须“假装”可怕
大臣不便直谏皇帝,借“天谴”之口则容易劝谏
天人感应从政治真理转化为政治话术
结果
宋神宗下令改题,驳回司马光的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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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1 为什么宋国这么特殊?
郑国权力更迭 (周安王六年)
事件
驷子阳余党弑郑繻公,立其弟乙(郑康公)
延续前因:驷子阳家族与国君矛盾的最终爆发
性质:小宗篡夺大宗,贵族内斗加剧
宋国的特殊地位与 内部演变
身份特殊性
商朝残余,周朝给予公爵(最高爵位)
“于周为客”——以客礼相待
孔子祖籍:孔氏源于宋国贵族孔父嘉
礼制与文化
保留商礼(孔子称“吾学殷礼,有宋存焉”)
虽处中原,仍被华夏诸侯视为另类
权力结构演变
春秋末年:三大家族(皇、灵、戴)共政
戴氏最终篡权(小宗夺大宗,异于三家分晋、田氏篡齐的外姓夺权)
史料补充(清华简《系年》)
宋悼公曾向楚求援以巩固权力
宋悼公曾被韩俘虏,其死可能与韩国有关
各国军事冲突 (周安王八至九年)
周安王八年 (前394年)
齐伐鲁,取“最”地;韩救鲁
郑国“负黍”叛变,归附韩国
背景:负黍原属周室,后几经郑、韩争夺
说明:郑国大势已去,众叛亲离
(次年楚伐韩,夺负黍)
周安王九年 (前393年)
魏伐郑
晋烈公薨,子孝公倾立(国君已沦为三晋傀儡,世系更替无实质意义)
三晋崛起的内在逻辑
协作效率的规模优势
瓜分前:晋国内耗严重,难以团结
瓜分后:韩、赵、魏各自单飞,发展迅速
集体认同的技术限制
人类天然团结能力局限于小群体(约数十人)
古代缺乏现代传播技术,难以形成广域国家认同
认同层级:家族 > 国家
时代适应性
周朝大宗(周王室)繁衍已超“三代四代”,凝聚力丧失
韩、赵、魏三大家族规模适中,恰能发挥最大协作力量
仪式的作用
祭祀活动曾为集体认同的重要技术手段
但规模受限(仅数百人),无法覆盖广土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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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2 田氏篡齐是怎么走出第一步的?
各国战略联动
三晋伐楚背景
楚先败于大梁、榆关
魏实力最强,为盟主,独得大梁、榆关
秦楚联动
楚重金求秦,秦伐韩宜阳
目的:牵制三晋,为楚喘息
后续分化
赵因分不到好处,转与楚结盟抗魏
韩趁魏、秦、楚胶着,灭郑,迁都新郑
田氏篡齐关键步骤
事件性质
田和放逐齐康公(姜姓)至海滨
仅给一城赋税以奉祭祀(仿周朝待商遗民之礼,但权力层级大为降低)
背景与借口
齐康公已被架空,政权尽归田氏
史载齐康公“嗜酒好色,不理朝政”,为田和提供废立口实
家族脉络追叙
田常(盘)→ 田白(庄)→ 田和(太公)
两千年后,田和将效仿三晋,正式封侯
与周初优待商遗民对
周封微子启于宋(独立主权国)
田和仅给一城赋税,无民政军政管理权
反映战国竞争加剧,胜利者宽容度降低
司马穰苴结局与田氏恩怨
司马穰苴
田氏族人,因战功显赫遭鲍、国、高氏嫉妒
被齐景公罢免,悲愤而亡
田氏报复
田常杀齐简公,立傀儡齐平公
对国、高二氏斩草除根
为田和最终篡位扫清障碍
齐康公家族命运余响
青铜器铭文
齐康公以青铜礼器为女儿(孟姜)陪嫁
铭文祝其多子多孙
实际因父亲失位,公主地位与婚嫁价值大减
嫁往中山国
据白川静考证,孟姜嫁中山国
中山国先被魏灭,后于前301年再被赵灭
孟姜应活不到亡国之日
司马迁与司马光的 不同史观
司马迁 (《史记》)
信《左传》占卜预言:陈完后代将统治姜姓国家
田氏篡齐被视为“天意”应验
“太史公曰”归因于《周易》预兆
司马光(《资治通鉴》)
完全抹去田氏头上的天意光环
不发议论,以其开篇“臣光曰”中“名分”论统摄之
目的:维护正统秩序,不承认篡权合法性
史观差异根源
司马迁:重天意、重《春秋》占卜传统
司马光:重人事、重儒家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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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3 秦国设陕县有什么好处?
“秦晋战于武城”——一场被误记的魏秦之战
事件原貌
《资治通鉴》载“秦、晋战于武城”
实际交战方:秦国 vs 魏国(非已灭亡的晋国)
战国常以“晋”代指三晋,此处尤指魏国
关键疑点
按《资治通鉴》时间线,此时魏文侯尚在,吴起应未离魏
吴起镇守西河时秦不能东进,何以秦能取武城并设陕县?
史学界考证 (钱穆、杨宽)
魏文侯此时已死,魏武侯在位
吴起已因谗言离魏赴楚
魏国自毁长城,秦遂乘虚东进
秦设陕县的战略意义
陕县在函谷关东北约30公里(关外)
功能:进可攻(东出中原)、退可守(呼应函谷)
反映秦东扩野心已明朗化
制度背景:郡县制与集权化趋势
县与郡初为边防军事单位(非后世民政区划)
设县意义
中央直辖,官员不世袭(区别于封建制)
增强边防效率与中央集权
对比
封建制:贵族共治,决策慢但稳定
郡县制:集权高效,适合高强度竞争
战国时代生存法则:集权者胜
“齐伐魏,取襄阳”——地名传抄中的讹误
事件记载
《资治通鉴》载“齐伐魏,取襄阳”
地名考辨
“襄阳”要到西汉才出现(襄水之北)
战国魏境不达湖北襄阳
正确地名:襄陵(今河南睢阳)
因宋襄公陵墓得名
原属宋,后归魏,此年被齐夺
讹误根源
《史记·六国年表》先误作“襄阳”
《史记·魏世家》正确作“襄陵”
司马光未察觉,直接抄录
《史记》内部的矛盾成因
原始材料复杂,内容冲突
司马迁有意识保留多种说法
手抄本流传产生讹误(《资治通鉴》已是刻本)
后续归属
襄陵后归魏,再归楚——反映“邦国无定交,江山无定主”
“鲁败齐师于平陆”——齐国内政与对外战略的关联
地理定位
平陆在鲁国都曲阜西北约60公里
位置在齐国长城之外,靠近鲁国核心区
属齐国西南边防重镇
齐国战败背景
前一年田和放逐齐康公,篡位进程未稳
田氏注意力在内政巩固,对外战争不积极
战败无损根本,故不全力应战
深层逻辑
田氏崛起阶段:外交温和,避免树敌
主要对手在国内(姜氏残余及反对贵族)
待田氏正式代齐后,对外立即转强
后续演变
平陆升格为齐国“五都”之一
“五都”体系:国都临淄 + 四座边防重镇
齐国精锐“技击”主力部署于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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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4 齐国人为什么爱戴田家?
田氏代齐的顺利实现
先例效应
周威烈王批准三晋为诸侯,开“大夫升诸侯”之先例
田和请求时,周安王已无心理障碍,“破罐子破摔”
儒家“慎始” 理论
《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强调开端之重要
《资治通鉴》开篇“臣光曰”亦批评威烈王坏先例
过程
前一年(前390年):田和放逐齐康公
此年(前389年):浊泽之会,求封诸侯
周安王批准,田和正式代齐
齐康公结局
继续被囚海滨数年后死
姜氏祭祀断绝,子孙或死或贬为平民
齐国人心丧失与田氏收买民心
齐国财政与民心背离
齐富庶,贸易发达
横征暴敛:关卡越设越多,税率越来越高
关设至国都临淄,民怨沸腾
晏婴与叔向对话(前539年)
晏婴预言:齐景公“弃民”,民心将归田氏
田氏收买民心 手段
金融放贷
借出用田氏大斗,收回用公室小斗
实际变相减免债务,赔本赚人心
商业让利
木材、海鲜等运至市场不加价
打破正常商业利润逻辑
对比公室
国库财物腐烂,刑法严苛(刖刑多,假肢贵于鞋)
民恨公室,戴德田氏
田和执政后的制度 建设
理性征税(出土青铜器铭文实证)
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卮(今藏国博、上博)
铭文内容:严格关税标准,严惩营私舞弊
说明:田氏并非一味“赔本”,而是建立公正可持续的税收制度
逻辑
一味赔本不可持续
温和而合理的税收 + 廉洁管理 = 长治久安之道
田氏代齐的深层社会基础
民众态度
不恨田氏为“窃国大盗”
反而期盼田家上台
古典时代的 家族观
个人短暂一生微不足道
家族长远发展才是根本
田氏经数代人接力,终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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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5 蜀国为什么面目模糊?
事件本身的考辨:南郑之战的归属疑点
《资治通鉴》 记载
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秦伐蜀,取南郑”
史料矛盾
同一事件在《史记》不同篇章中记载相反
一说秦夺蜀之南郑
一说蜀夺秦之南郑
司马光选择
从前述矛盾中选取“秦伐蜀”之说
根本问题
南郑原属哪国、最终归属何方,因史料混乱已难确证
南郑的地理与战略 位置
对应今地
陕西汉中
后世军事意义(三国例)
刘备据汉中以保四川(定军山之战)
曹操兵临汉中,刘备被迫与孙权议和
孙权拜周泰为汉中太守,意图入蜀
反推:汉中是川陕之间的关键枢纽
战国时期的华夏-夷狄身份分野
秦国的模糊定位
地理偏僻、民风粗野
“既不像纯粹的华夏,也不像纯粹的夷狄”
蜀国的身份
被视为百分百夷狄
“蜀”字含“虫”,本义为昆虫幼虫——华夏据此以贬称标记其发音(shǔ)
华夏对夷狄的命名规律
多用反犬旁、虫字边(獽、蜑、蜒、獠等)
本质是“不识字吃亏”,被强势文化以侮辱性字眼记录
蜀国史籍的两大核心文献及其性质
《蜀王本纪》(西汉·扬雄)
传世仅千余字
作者为蜀人,有拔高家乡文化之动机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
中国第一部地方志
涵盖蜀地从远古到东晋历史
同为蜀人所撰
共同特征
将蜀史纳入华夏框架(五帝系统、禅让制、大禹出生地)
细节过于精确(如大禹“生于石纽,痢儿畔”)——可信度存疑
体现“文化融合”:你家祖先是我家分支,或反之,最终同宗同源
《左传》中蜀国缺席的疑难
事实
《左传》详细记载春秋无数诸侯、蛮夷、盟会、战争,近邻巴国多次出场,蜀国完全隐身
《华阳国志》的解释
蜀君称王(非周封诸侯,与周抗衡)
巴君称子(受封子爵)
蜀虽地位超然,但被限制活动范围(秦南、巴西)
不参与诸侯盟会,故不见于载籍
可疑处
解释过于圆滑,似为弥合裂缝之努力
更合理推测
战国以前蜀可能仅是一支弱小闭塞的部落
至战国方逐渐壮大,进入中原视野
若如此,则大禹、五帝等辉煌传说便失了根基
蜀文化融入华夏的时间与方式
真正融合时间:迟至汉代
融合目的
蜀地文人既要拔高家乡地位
又要让蜀文化与华夏文明无缝衔接
秦并蜀后状态
蜀地仍具蛮荒感
被秦视为流放地(“大秦帝国的西伯利亚”)
汉代转变
巴蜀英才努力争地位
古蜀之地始真正成为华夏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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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6 法家吴起为什么会大谈“德”?
对话背景与文本记载
时间
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魏武侯继位后泛舟西河
场景
魏武侯感叹山河之固为国家宝藏
吴起回应
“在德不在险”
历史案例论证
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义 → 禹灭之
夏桀: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南、羊肠北,修政不仁 → 汤放之
商纣: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北、大河经南,修政不德 → 武王杀之
结论
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
魏武侯反应
认同
对话真实性疑点与“德”的两种理解
疑点
吴起为法家人物,个人品德为时论所不容,却大谈儒家的“德”,似不合身份
儒家之德
道德目的本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吴起之德:工具性意义
目的:基业长青
手段:德是通往目的的必要条件
本质:凝聚力(非道德属性)
可对应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凝聚力的实现难题:“财散民聚”的局限
经典原则
“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
实践困境
单纯散财 → 易引发攀比与不满
公平标准主观性强,难以统一
需配套宣传、申诉、评审等复杂体系
民间逻辑:“升米恩,斗米仇”
塔西佗观察
人愿为伤害他人付赔偿,不愿因受恩惠而报答(感恩带来心理负担)
凝聚力与“敌人”的制造
“祀与戎”的政治逻辑
祭祀:借助仪式感制造凝聚力
战争:不仅是军事需要,更是政治工具
敌人在凝聚力中的作用
“通过别人界定自己”(黑格尔式逻辑)
外敌提供忧患意识 → 避免“死于安乐”
无外敌则易生内讧 → 有必要“制造敌人”
现代参照 (霍弗)
共同仇恨是最易运用的团结催化剂
海涅:共同仇恨能实现爱所不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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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7 德与险真的不相容吗?
“在德不在险”的观念演变与泛化
原始命题
吴起对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险”
命题变体(“德”压倒一切)
在德不在鼎(王孙满答楚庄王问鼎)
在德不在祀(王充《论衡》:祭祀不能消灾,修德才是正途)
在德不在瑞(祥瑞不如修德)
在德不在星(占星术在德面前毫无意义)
核心逻辑
德是政治合法性与国家安全的终极保障,超越天险、祭祀、祥瑞、星象等一切有形或技术性手段
《盐铁论》“险固”章:德险之辩的经典交锋
会议背景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
改革派(桑弘羊)vs 保守派(儒家知识分子)
议题:盐铁专卖、民间加税是否可持续
桑弘羊立场(重“险”)
边防如民宅院墙,不可或缺
引《易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保守派立场(重“德”)
秦朝金城汤池而亡 → 证明险不足恃
“以正义为险阻,以道德为堡垒”
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
连《易经》亦予反驳:城防建设乃战国乱世产物,非太平景象
本质
双方各执极端,忽视德险互补关系
宋代“德险之争”的现实投射
政治背景
保守派视王安石为桑弘羊第二,凡桑弘羊所主即正人君子所反
范祖禹的观点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重要助手(负责唐史、五代史),又著《唐鉴》
反对修缮首都开封瓮城
理由:都城无山河之险,当仰赖修德、用人、得民心
宋朝的强干弱枝政策
开国初主动拆毁全国城墙(防藩镇割据,效仿秦“隳名城”)
后因治安隐患,又被迫重修
现实后果
内地城墙尽毁,盗匪横行(如《水浒传》原型王伦作乱)
边防力量薄弱,“在德不在险”在实践中付出代价
司马光的务实修正与历史反思
司马光立场
不同于范祖禹的纯理想主义
有丰富政务历练,主张内地筑城(不必大、够高即可)
目的:防匪防盗,不劳民伤财
核心矛盾
司马光对“在德不在险”心态复杂
对王安石变法的厌恶,使“德险之争”染上党派色彩
明朝李谦《宋都汴论》的调和 意见
德与险本应相辅相成,不必水火不容
《易经》有“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周礼》设“司险”官职
简单道理被争论千年,受政治立场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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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8 吴起为什么没当上丞相?
核心事件:吴起与田文争功
背景
魏文侯去世,魏武侯继位,相位空缺
人物
吴起:战功卓著,能力全面(军事、行政、财政、外交)
田文:履历不详,此前未登场
结果
田文获任国相
吴起不服,当面质问
军事:“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田文自认不如
政务:“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田文自认不如
边防:“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田文自认不如
田文关键反驳
问:“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
吴起沉默良久,答:“属之子矣。”
田文的逻辑:过渡时期的政治第一要务
“主少国疑”的困境
新君年幼,权威未立
人心浮动,政变风险极高
历史常见:权力真空期最易引发动荡
应对策略
先稳定,后发展
“不做什么” > “做什么”
需老成持重、德高望重者镇场
吴起的缺陷
上进心强,行事激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若上位必大搞改革,加剧人心不稳
他人对其有篡位担忧
结论
资历优先于能力——在敏感过渡期,资历是最佳“稳定器”
跨时代案例:宋朝“金匮之盟”与兄终弟及
历史镜像:
后周主少国疑 → 赵匡胤趁机篡位(陈桥兵变)
赵匡胤临终身,杜太后以史为鉴,力主“兄终弟及”
金匮之盟(司马光《涑水记闻》载)
杜太后告诫赵匡胤:皇位传弟不传子,以免重蹈后周覆辙
赵匡胤允诺,文件藏于金匮
效果与代价
保全了赵宋王朝初期的稳定
但未能保全赵匡胤亲生儿子(赵德昭被逼死,赵德芳暴卒)
核心矛盾
无两全之策,唯两害相权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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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69 吴起为什么会离开魏国?
核心事件:公叔的阴谋与吴起出走
背景
田文之后,公叔任魏相,忌惮吴起能力与野心
阴谋设计(公叔之仆献计)
步骤一:公叔向魏武侯进言,以“嫁公主”试探吴起忠诚度
若吴起推辞 → 说明其无留心魏国之意
步骤二:公叔与妻子(公主)合演“公主羞辱公叔”的戏码
目的:让吴起目睹公主骄横,畏惧与公主联姻
结果:吴起果然推辞婚事 → 魏武侯生疑 → 吴起惧诛奔楚
阴谋逻辑拆解:针对性设计的三个要素
针对特定局面
战国人才流动性高,外臣跳槽常见
吴起为前朝老臣,与魏武侯信任基础薄弱
吴起曾与田文争功,心怀不满为众人所知
针对特定性格(公叔仆概括)
“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
廉洁自律 → 无法容忍骄横跋扈的妻子(公主)
珍惜名声 → 不愿受辱,宁可推辞联姻
利用特定资源
公叔之妻(魏国公主)是天然“道具”
通过其表演,让吴起对婚姻产生恐惧
魏武侯的失策与管理学教训
失策一:未能另谋留人方案
联姻失败后,可给予荣衔(如魏文侯对卜子夏、田子方)
实权职位之外设“尊荣位”,既安其心,又阻其掌实权
失策二:不懂“困住顶级人才”的价值
即使不能重用,也应牢牢拴住,避免为外国所用
吴起已名满天下,杀之则寒天下人才之心
时代局限
魏武侯所知笼络手段仅有“联姻”(家族企业思维)
将国家视为家族产业,只有“成为一家人”才可信任
外臣的普遍困境与生存策略
概念界定(桓范《世要论》)
内臣:中央官,侍奉皇帝身边
外臣:地方官,镇守边防、掌兵权者
外臣最大风险:被皇帝身边人挑拨离间
历史演变出的生存之道
盘剥地方 → 聚敛财货 → 贿赂内臣
目的:打通人脉,避免谗言
吴起的缺失
单凭业绩,不经营朝中关系
魏武侯只能看到“冷冰冰的数字”,缺乏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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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70 楚悼王为什么急于任用吴起?
吴起入楚与快速擢升
背景
楚悼王在位(前402年“盗杀楚声王”后继位)
《资治通鉴》 记载
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至则任之为相
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总目标:强兵
成效: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
疑点与补充(《说苑》)
吴起并非直接拜相,应先任宛守(宛郡首长)
性质类似魏国“西河守”,为边防军政长官
一年后方升任令尹(楚国总理)
原因:需考察、纳投名状(对魏决绝)
宛郡的历史沿革与 战略地位
地理对应
今河南南阳
周朝时期的申国
姜姓诸侯,与姬姓周王室世代联姻
周宣王改封申国于此,《诗经·嵩高》赞其“南国是式”
西周末年,申侯联合蛮族灭周幽王,开启东周时代
军事价值 (周平王时代)
周王室曾派兵戍守申国,防御楚国北进
《诗经·王风·扬之水》:“不与我戍申”
楚国吞并与地方建制
楚武王、楚文王时期北进南阳盆地,灭申国
申国变为楚国“申县”
县公(最高长官)由楚王指派,不世袭
后发展为宛郡(统辖申、吕等县)
属边境郡县制:郡设在边疆,军政民政合一
吴起面临的楚国国情
楚国的特殊地位(华夏视角)
出身低微,文化异于华夏
《公羊传》评:“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
灭华夏诸侯最多,被视作蛮夷
楚悼王的意图
急于借助外来新鲜血液解决陈年痼疾
启用吴起为激进改革铺路
吴起的改革基调
“明法审令”
申明法令,统一制度
“捐不急之官”
精简机构,裁汰冗余
“废公族疏远者”
剥夺远支贵族爵禄,转给战斗之士
政治逻辑
外来者无背景,需立竿见影求速效
温和渐进恐自身难保,必须硬碰硬推进
潜在代价
得罪楚国旧贵族,埋下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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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71 吴起为什么会犯众怒?
变法的本质与背景
变法的本质
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将全社会资源指向特定目标(富国强兵)
两种资源配置 模式
宗法封建制:任人唯亲、论资排辈 → 目标:社会稳定
中央集权制:破除宗法、刺激生产与打仗 → 目标:富国强兵
变法的驱动逻辑
原则:“利不十,不变法”(除非10倍以上好处,否则不轻举妄动)
现实:“穷则变,变则通”(环境压力逼迫使然)
楚国外部压力:三晋崛起(尤其是魏国),北境不安
变法逻辑
既然迟早要变,迟不如速;长痛不如短痛
吴起的核心改革措施
向世袭制开刀(“三世而收爵禄”)
封君爵禄只传三代(至孙辈止)
第四代须自食其力,不再坐享其成
类比:魏国李克“夺淫民”主张的升级版
精简机构与统一降薪
撤除冗余官职,不养闲人
剩余官员统一降薪
“损有余而补不足”——移民实边
将一线城市贵族迁往蛮荒之地(开荒团)
目的:平衡土地与人口,加强农业开发
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地方势力
统一筑城标准
废除楚国传统“两版垣”,推行新标准
细节:具体标准已不可考
变法的打击对象与 利益结构
主要损害群体
世袭贵族(封君阶层)——丧失爵禄继承权
官僚集团——精简降薪
一线城市贵族——被迫迁往边远地区
群体特征
均为“硬骨头”(全国最有实力、最有地位的阶层)
策略批评
违反“吃柿子先捡软的捏”原则
打击面过广,开罪最有权势的群体
外来者身份使其能“下得去手”,但也无盟友可倚靠
劳苦大众的态度
并未拥护变法
新筑城标准打破习惯,增加劳作难度
怨恨吴起
变法的政治逻辑与 内在矛盾
改革目标
用“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逆转“人之道”(马太效应)
但关注点不在“穷人”,而在“国家层面的不足”
“迁贵族”的双刃剑
长线效益:土地开发、中央集权
即时代价:激发贵族怨恨,埋下政治隐患
“统一标准”的阻力
新标准即便更优,强行改变习惯仍引民怨
体现“制度惯性”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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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72 谁对吴起的批评最致命?
反对派的核心论点(屈宜臼)
基本原则:“不变故,不易常”
保守主义立场:擅于治国者不更改制度、不变换常规
(注:保守主义本身不一定错,如英国实践)
两个基本命题
军队是凶器(战争非善事)
争斗是坏事(和平优先)
矛头指向吴起
吴起以强兵扩张为目的,等于“倒行逆施”
“非祸人不能成祸”:楚国有今日之灾,皆因吴起为“祸人”
对“举贤任能”的否定
楚国不看重举贤任能
理由(参照周公批评姜太公):举贤任能虽能带来繁荣,但易被人才篡权
姜齐被田齐取代,印证此风险
《淮南子》的道家立场与成书背景
总结性主张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和光同尘”)
批评吴起做人做事太高调、太激进
应磨掉锐气,舒缓心态,融入自然
《淮南子》的成书背景
作者:淮南王刘安及门客
立场:旗帜鲜明的道家(黄老学派)
历史背景:文景之治的实践经验(小政府、大社会、休养生息)
核心信念:政府不生事、减赋税、听任自由发展
预言偏差
刘安献书给汉武帝时,未料到汉武帝将效法楚悼王、吴起(积极进取、大政府)
改革家的应对策略
对批评的态度(历代改革家共识)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结论:不与庸众商议,改革成功后再享受支持
统一思想、风俗与言论
堵住反对者的嘴,避免聚众交流
参照:李克《法经》禁止聚众(一天审讯、三天死刑)
吴起未采取此策略,给了屈宜臼发言机会
变法的成果与隐患
军事成就
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
政治代价
贵戚大臣多怨吴起
矛盾逻辑
开疆拓土→土地增多→进一步稀释人口(迁贵族到边缘地带)
改革红利对多数人成为负担→怨恨加剧
最终风险
吴起离死不远(6年后《资治通鉴》将记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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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73 赵敬侯为什么让司马光尴尬?
三国国丧事件概述
秦国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
秦出公(又称秦出子),“出”为贬称,象征未能守住权位
命运:继位一两年即死于政变,母子同被抛尸水中
韩国
韩烈侯薨,子文侯立
赵国
赵武侯薨,国人复立烈侯之太子章(赵敬侯)
赵国世系疑点与迁都背景
赵武侯存在的 疑问
《史记》与《资治通鉴》记载:赵烈侯→赵武侯→赵敬侯
学者(杨宽)怀疑赵武侯一代本不存在,可能是《史记》错误
若刨去赵武侯,则前400年去世者为赵烈侯,此年去世者为赵烈侯之子赵敬侯
公子朝之乱
赵武侯之子公子朝不满赵敬侯继位,发动叛乱
失败后逃往魏国(可能受魏国暗中支持)
次年联合魏国袭击赵国新都邯郸,未能得手
迁都决定
原国都中牟离魏国太近,易受攻击
赵敬侯当年即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
邯郸位于中牟正北偏东约250公里,与魏国拉开战略纵深
此后邯郸作为赵都,历经8代国君,共158年
邯郸地名字源
邯郸
由“邯山”之“邯”与“单”(尽头)加右耳刀(城邑旁)合成
“邯”为山名,“郸”表示邯山的尽头
右耳刀(邑)常用于地名用字(如“都”“郭”)
赵敬侯的统治评价
负面形象 (荒淫无道)
贪杯好色,日以继夜饮酒
强人所难,灌酒不成就杀人
与夏桀、商纣齐名于“昏君榜”
核心优点 (韩非子总结)
善于任用臣子
能洞察臣子言谈真伪
结果
虽荒淫,国家仍稳固十数年
法家逻辑
统治者的根本能力在于“用人”与“明察”
节俭勤勉非必要条件
反面:无此禀赋者,虽节俭勤劳亦必亡国
赵国后续定位
赵敬侯时期赵国在国际舞台活跃,风头一度超过魏国
楚国在吴起变法下短暂强盛,曾与赵联合抗魏
但楚国变法迅速破产,赵国成为三晋中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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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74 为什么不能重赏帮自己夺位的功臣?
周安王十六年(前386年):田和册封与赵国内乱
田和册封为诸侯
浊泽之会(前389年)后,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
田氏代齐完成法律程序,田姓齐国元年确立
田和尊号“齐太公”,次年去世
赵公子朝之乱
赵武侯之子公子朝因不满赵敬侯继位,发动叛乱
失败后出奔魏国,次年联魏袭邯郸,不克
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年):秦国政变与秦献公复位
政变背景
秦出公(小主)年幼即位,母后掌权,宠信宦官
秦国贤臣退隐,民怨沸腾
流亡魏国的公子连(秦灵公之子)伺机归国
政变过程
公子连先被郑所要塞拒入(右主然严守臣节)
从焉氏要塞入关(庶长菌改纳之)
太后调兵拒敌,军队中途倒戈,转为迎立公子连
太后自杀,公子连即位,是为秦献公
后事处理与赏罚权衡
秦献公欲重罚右主然、重赏菌改
宦官监突进谏:若赏罚如此,流亡公子将争相归国夺权,君位不稳
最终:赦免右主然,菌改由庶长(10/11级)降为官大夫(6级)
性质与考据
《吕氏春秋·当赏》补《史记》之阙
政变反映秦国频繁内乱与魏国对秦流亡公子的利用
秦献公将开启秦国变法图强,改变对三晋被动局面
韩国攻伐与宋国迁都
韩国军事行动
攻郑,取阳城
攻宋,执宋公(宋悼公)
宋国迁都背景
原都睢阳(今河南商丘)靠近郑国,易受攻击
迁至彭城(今江苏徐州),进入泗水流域
后与泗上其他十一个小国合称“泗上十二诸侯”
后续
宋悼公死于韩国之手,韩宋结下血仇
齐太公去世与世系 争议
《资治通鉴》 记载
齐太公田和薨,子桓公午立
钱穆考证
田和去世后继位者为田剡,非田午
十年后田午弑君篡位,方成齐桓公
田氏代齐后随即发生家族内讧
史料依据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田桓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其弑君自立在魏武侯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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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75 吴起的人生终局是怎样的?
兔台之战与赵魏关系恶化(周安王十九年,前383年)
事件
魏败赵师于兔台(今邯郸市成安县西),直逼赵国首都邯郸
背景与矛盾
赵敬侯继位时,公子朝奔魏,引魏军袭邯郸
前一年(周安王十八年),赵却援魏败齐于廪丘(以德报怨)
赵魏关系未改善,兔台之战表明三晋同盟裂痕加深
后续
兔台之战为赵魏大规模冲突埋下伏笔
日全食记载与占星术检验(周安王二十年,前382年)
《资治通鉴》 记载
“日有食之,既”(日全食)
传统占星术理论
日全食为最严重天象,预示帝王之死
依分野理论,天区对应地理,指示对应国家
《开元占经》引《洪范天文日月变占》
以鲁襄公二十四年日食为例:预测秦景公死
实际秦景公死于12年后,占验失效
本次日食对应:按推应为秦国
秦献公(三年前政变复位者)此后仍活多年
《资治通鉴》只记不评,保持史笔克制
吴起之死(周安王二十一年,前381年)
直接起因
楚悼王薨,吴起失去庇护
政变经过
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
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
叛乱者射杀吴起,并中王尸
吴起的临死计谋(《吕氏春秋》补充)
中箭后拔箭插于王尸,高声:“教汝兵法!”
目的:将射王尸罪名栽赃给叛乱者,借王法复仇
楚肃王的处理
继位后令尹尽诛作乱者
因损伤王尸,夷宗者七十余家
注意:肃王动机在维护君威,非为吴起平反
吴起尸体遭遇(《韩非子》《墨子》《淮南子》):遭车裂(死后加刑)
改革结局:人亡政息,楚国变法破产
吴起的遗产:楚军力后续明显提升(连败赵、魏,饮马黄河),根基在其军事训练
墨家钜子孟胜殉 阳城君
背景
叛乱者之一阳城君逃亡,楚国没收其封地
墨家钜子孟胜
阳城君封地管理人(师、友、臣三重身份)
无力守地,决定以身殉职
弟子徐弱劝谏
死无益于阳城君,且断墨家传承
孟胜答:可为墨家树立严师、益友、贤臣之榜样;传钜子位于宋国田襄子
集体殉死
徐弱先死
孟胜率180弟子自尽
两名送信弟子完成任务后回楚自杀
历史意义
墨家为跨国组织,效忠道义而非国家
体现封建伦理(效忠个人封君)与战国国际主义的交织
与吴起式职业经理人(效忠功名)、贵族(效忠家族)形成价值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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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76 诸侯混战是怎么回事?
周安王二十二年(前380年):齐燕冲突与三晋干涉
齐国攻燕
齐伐燕,取桑丘(今河北保定徐水/易县一带,燕国南境)
三晋救燕
魏、韩、赵伐齐,兵临桑丘
桑丘地名词源 辨析
此桑丘与周安王二年三晋伐楚所至之桑丘(河南新蔡)并非同地
为燕国南方边城,齐军从临淄出发约400余公里可达
各国新君代际 更替
魏武侯:执政16年(成熟政治家)
赵敬侯:执政7年(迁都邯郸后稳定期)
韩文侯:执政7年(资历相当)
齐侯剡:篡位上台,执政5年(稳定局面后开始扩张)
楚肃王:新继位(生龙活虎)
燕简公:垂垂老矣(执政已23年,易受欺负)
卫国简史与地缘枢纽地位
卫国来历
周公平定管蔡武庚之乱后,封弟康叔于商都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
周公作《康诰》《酒诰》《梓材》三大训诫
爵位:侯爵
卫国文化特征
风气最开化,濮水桑间男女幽会
“桑间濮上”与“靡靡之音”并称(《礼记》定“亡国之音”)
政坛淫乱频繁,国都多次西迁
奇怪结局
昏君迭出却苟延残喘最久
一直熬到秦二世时方亡国
当前地缘 (国都濮阳)
西:魏武侯;东:鲁国;南:宋国;东北:齐国;西北:赵国
赵国扩张战略:魏、韩在历次联合中占尽便宜,赵无所得
唯东南方向卫国为“软柿子”
周安王二十三年(前379年):“世界大战”爆发
直接起因
赵在刚平筑军事要塞,压迫卫国北境
赵袭卫不克(《资治通鉴》简笔)
战争扩大(据《战国策》《史记》)
卫慎侯求救于魏武侯
魏武侯亲披甲剑,向赵挑战
齐侯剡加入联军抗赵
战火烧至赵本土:邯郸城内战马狂奔,黄河太行间大乱
卫军反攻:摧毁刚平要塞,攻破赵国旧都中牟外城
赵国的反制
赵敬侯求救于楚肃王
楚肃王未直接救赵,而是攻入魏境,深入黄河沿岸
此即历史上首次“围魏救赵”(非孙膑典故)
赵军再起
得楚援后反攻魏武侯
焚烧棘沟,毁坏黄城
战争性质考辨
主要依据《战国策》游说之士的说辞(可能有夸大)
具体起讫年份、细节不可尽考
总体判断:混战一场,持续不长,各方未有根本性收获
齐国权力更迭与史料订正
齐康公去世
姜姓齐国最后一代国君
无子,姜氏祭祀断绝
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彻底完成取代)
司马光记载之误
《资治通鉴》称:“齐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齐立”
当时在位的实为齐侯剡(田剡)
钱穆考证:田午(齐桓公)尚在十年后方篡位
此为司马光抄录《史记》而未作考辨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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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77 小国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
周安王二十四年(前378年)三事
狄败魏师于浍
浍地(今山西临汾翼城县,浍水流域,晋文化核心区)
狄族趁赵魏混战(上一年卫国之战)趁火打劫
此为魏国边疆危机,但背后关联更大的地缘变动
魏、韩、赵伐齐,至灵丘
反映三晋尚存联合基础(利益分歧未完全破裂)
地点不详,但可见三晋对齐的协同压力
晋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
晋国国君世系已无实质意义
苟延残喘于三晋夹缝中
《资治通鉴》忽略的要事:中山复国
背景
约29年前,魏文侯派乐羊灭中山国(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年)
魏武侯继位前,曾以太子身份镇守中山;继位后由其弟魏挚接替
中山为魏国飞地(与魏本土隔赵国)
复国时机
上一年(前379年)赵魏交恶,魏国无法再借道赵境干预中山
中山旧势力发动叛乱,赶走魏挚,成功复国
复国后战略
首都从顾城迁至灵寿(今河北平山灵寿故城遗址)
与魏国建交,以魏制赵(直接威胁来自赵国)
体现“逆取顺守”效果:魏国治理期温和,仇恨淡化
乐羊家族竟能在灵寿定居繁衍,未遭清算
后续验证:次年(前377年)赵国即伐中山,证实中山的安全焦虑
周安王二十五年(前377年)三事
蜀伐楚,取兹方
蜀国势力扩张,越过巴地攻楚(或为巴蜀联军)
兹方位置难考,楚筑扞关(泛称)以御蜀
历史意义:为后来秦“先取巴蜀,顺流伐楚”战略埋下伏笔
鲁穆公薨,子共公奋立
鲁国世系更替,无关大局
韩文侯薨,子哀侯立
韩国君主换代,新君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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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污点干部能不能用?
苟变提拔争议:污点干部的管理逻辑
案例
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可统率500辆兵车之将才)
卫侯拒绝理由:苟变曾任基层官吏,曾私取百姓两只鸡蛋
子思反驳:圣人用人如木匠取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不可因“二卵弃干城之将”
常规状态 (和平稳定)
制度稳定性优先,个人能力受规则限制
个人行为出格须受惩罚,任何人皆非不可替代
社会模式类比:人如“链子拴住的狗”,活动范围被锁死
非常时期 (战乱危局)
原则性让位于灵活性,规矩可打破
极端能力(如将才)价值凸显
额外策略(使功不如使过)
污点干部有把柄可抓,更易控制
将功补过心理使其更卖力
亦便于君主日后卸磨杀驴
子思对卫国朝堂的 批评
现象
卫侯言论无论对错,群臣“和者如出一口”
子思定性
此为“君不君,臣不臣”的亡国征兆
具体分析
君:自以为是,拒绝谏言,喜好恭维 → 昏庸之至
臣:不辨是非,阿谀求容 → 谄媚之至
结果:君昏臣谄,民不支持,国将不国
深层矛盾
若卫国仍为封建宗法传统,群臣应敢于直谏
群臣一律阿谀,反映已发展至君主集权阶段
此矛盾反证《资治通鉴》此段记载可能不完全可靠
史料来源与编年考辨
原始出处
《孔丛子》(记载孔子、子思等孔氏后裔言行)
真伪:长期被疑为伪书(至今无定论)
地位:不如《论语》(因儒家分裂八派,子思仅为一派代表)
子思其人
孔子之孙,父亲伯鱼早逝,由孔子抚养长大
16岁在宋国险遭迫害,遂发奋著《中庸》
若此说为真,《中庸》成于16岁少年之手
司马光的编排 问题
子思生平难以精确编年
《资治通鉴》将3段言论硬塞入周安王二十五年
动机推测:司马光对《中庸》情有独钟(曾著《大学广义》《中庸广义》)
可能因偏爱而“爱屋及乌”,给予子思更多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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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79 唐朝的国号是怎么来的?
周安王二十六年两件大事
周安王崩,子烈王喜立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周天子已无力控制诸侯)
魏、韩、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其地
晋国名号彻底终结(此前已名存实亡多年)
晋靖公保全性命,但被废为庶人
胡三省注:“唐叔不祀矣”——晋国开国国君唐叔虞及其历代国君的祭祀从此断绝
晋国开国溯源:唐叔虞与“桐叶封弟”
唐叔虞身份
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
姓姬,名虞,“叔”表排行(伯仲叔季)
母亲为姜太公之女
“唐”的涵义
尧圣人号“唐尧”(Yao the Great,“道德至大之貌”)
唐为古国名,传说为尧后裔封国
周公灭唐后,周成王将叔虞封于唐
“桐叶封弟” 典故
周成王戏剪桐叶为圭,言封叔虞
史佚谏:“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成王遂封叔虞于唐 → 唐叔虞
唐改晋
唐国临近晋水
叔虞之子继位后改唐为晋
《诗经》“唐风”即晋国诗歌
曲沃篡晋:小宗取代大宗
地理格局
晋国都翼城
曲沃城规模大于翼城
晋昭侯封叔父成师于曲沃 → 曲沃桓叔
古训:“物莫能两大”(一山不容二虎)
篡位历程
曲沃一脉经数代内乱,持续挑战晋国大宗
曲沃武公最终弑君,献宝于周釐王
周釐王无奈,正式封曲沃武公为晋君 → 晋武公
此后晋国世系(至晋靖公)皆属曲沃一脉
宗法意义
曲沃武公以小宗篡大宗,罪行严重
胡三省“唐叔不祀”不完全准确:晋国大宗祭祀在曲沃篡晋时已断
司马光的编年选择与政治避讳
可比性
周釐王封曲沃武公为诸侯
周威烈王封三晋为诸侯
二者性质相同(皆以非法篡夺获官方承认)
司马光未以周釐王事件开篇的 原因
宋朝皇帝世系——宋太宗继宋太祖,属“兄终弟及”
实际为小宗篡大宗(敏感话题)
若以曲沃篡晋开篇,易影射本朝,故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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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贫瘠的成皋为什么很抢手?
周烈王元年三件大事
日食
天象记录(《资治通鉴》例行记载)
韩灭郑,因徙 都之
韩国吞并郑国,将国都迁至新郑(郑国故都)
《资治通鉴》开篇以来首次灭掉老牌华夏强国
赵敬侯薨,子成侯种立
赵国国君更替
韩国灭郑的历史铺垫:家族事业的代际接力
段规的战略远见(三家分晋前)
劝韩康子争取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即虎牢关)
韩康子质疑:成皋“石地,水潦尽,无所用”
段规名言:“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
弹丸之地可牵动全局(“四两拨千斤”)
以少胜多在于“出其不意”
预言:“王用臣言,则韩必取郑”
成皋的战略价值
北、西临黄河,南、东有山涧,易守难攻
郑庄公当年拒绝封此地给弟弟,以防扼住郑国咽喉
张仪后来曾用成皋威胁楚怀王
韩国历代国君的灭郑进程
韩康子 (第一代)
取得成皋,奠定灭郑基础(未实际用兵)
韩武子 (第二代)
迁都:平阳(山西临汾)→ 宜阳(河南洛阳宜阳)
发起对郑战争,杀郑幽公
韩景侯(第三代,韩虔)
受封诸侯(化家为国)
迁都:宜阳 → 阳翟(河南禹县)
阳翟规模小于宜阳,纯军事据点性质
政治经济让位于军事目标
韩烈侯、韩文侯(第四、五代)
持续对郑用兵
韩哀侯 (第六代)
最终灭郑,迁都新郑
郑国外交的失败与韩国时机把握
郑国策略
依靠魏国制衡韩国
魏国局限
魏国虽强,但非“永不打盹的猛虎”
当魏国与楚国开战、无暇东顾时,韩国果断出击
魏国反应
郑亡已成既成事实
没必要为不可能复国的郑国与韩国翻脸
政治逻辑:冷酷、现实、无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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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81 为什么说周秦曾经是一家?
太史儋出使秦国的背景与预
人物身份
周太史儋:周王室太史(档案管理官),知识精英
姓名与老子(老聃)同音dān,身份相近
司马迁时代已怀疑太史儋即老子(无法确证)
出使动机
周朝传统:中央史官赴诸侯国考察新法令、记录政制
秦献公推行改革,确有可录内容
核心预言 (《史记》)
“周与秦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
释义:周秦本一家,分离五百年后重新合并
合并后十七年将有“霸王”出现
原句“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出处
司马光忽略的 原因
内容带有怪力乱神色彩,故《资治通鉴》跳过周烈王二年
秦献公改革的具体 内容
改革风格
不与人拧着干(不同于吴起式激进)
主要措施
止从死:废除活人殉葬
背景:秦穆公殉葬177人(含良臣)引发民怨(《诗经·黄鸟》)
民意已成,顺势改革
加强县制:强化中央集权
户籍相伍:准军事化管理人口
迁都栎阳(今陕西临潼)
迁都现象普遍性
战国诸侯频繁迁都,反映局势紧张
迁都为改革辅助手段:可重新布局人事,不动声色调整权力格局
秦献公墓葬位于栎阳附近
周秦同源的血统传说(据《史记》《国语》)
周族始祖——后稷(弃)
母亲姜原(帝喾大老婆)踩巨人脚印怀孕
出生后被弃,鸟兽护之,故名“弃”
善农耕,尧提拔为农业长官,舜赐号“后稷”(粮食之神)
赐姓姬(黄帝十二姓之一)
父系血缘:与黄帝无关(实为巨人子孙)
母系血缘:姜原为帝喾之妻,属黄帝族裔,故后稷母系可追溯黄帝
宗法认定:父系为本,故周虽母系有黄帝血,但被追认为姬姓后裔
秦族始祖——伯益(大费)
祖母女修(颛顼孙女)吞玄鸟蛋怀孕→生大业→大业生大费
大费助大禹治水,助舜驯化鸟兽
舜赐姓嬴
父系血缘:玄鸟(神话来源)
母系血缘:女修→颛顼→黄帝(母系确实可追溯黄帝)
古人观念:父系为主,母系为辅,故秦为“外姓”
比较
周:母系有黄帝血,但父系无,靠赐姓进入姬姓族谱
秦:母系有黄帝血,父系为玄鸟,属“外孙”辈,外姓
共同点:后稷与伯益皆因功受封,同为舜之辅臣——“周秦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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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82 为什么说五帝谱系有漫威风格?
司马迁的史料来源与可靠性
司马迁的五帝材料来源
《五帝德》《帝系姓》(收录于《大戴礼记》):用于黄帝、颛顼、帝喾
《尚书·尧典》:用于尧、舜
材料局限性
《尧典》成书于战国,非孔子时代
《五帝德》《帝系姓》很可能假托孔子名义
《大戴礼记》长期受冷遇,因其内容不可信
现代佐证
出土文献证实《大戴礼记》篇章确为战国至汉初流传文本
但内容具有明显的战国“捏造”风格,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
司马迁的筛选 原则
信任《尚书》和孔子的权威性
未能辨别材料成书年代
以今天的学术标准看,其“去伪存真”过于简单
战国时代的历史捏造动机
冲突需求
证明己方祖先强于对方祖先
追溯更长远的世系以争夺优势
融合需求
构建共同祖先,证明双方“五百年前是一家”
为征服者提供合法性,为被征服者提供心理慰藉
类比说明
如同漫威宇宙:早期角色独立,后期构建复杂关系网(师生、联盟)
尧、舜、禹早期独立,后被附会为君臣关系
系统性建构
五德理论(金木水火土)盛行,凡事“非五不成套”
多种“五帝”版本并存,司马迁最终选定《五帝德》《帝系姓》版
该版因《史记》地位上升而成为定本
周秦两族由合变分的历史脉络
共同起点 (舜时代)
后稷(周族始祖)因农业受赐姬姓
伯益(秦族始祖)因驯化鸟兽受赐嬴姓
二人同为舜之辅臣——此为“合”
商朝时期的分化
嬴姓 (秦族前身)
夏末叛夏投商,助商汤灭夏
成为商朝开国元勋,地位尊崇
姬姓(周族)
夏亡后与商若即若离
臣服于商但地位远逊于嬴姓
此为“分”的开端
商末关键人物
蜚廉:飞毛腿,为纣王效力
恶来:大力士,助纣为虐,被周武王所杀
蜚廉出差在外,闻噩耗,死后葬于霍泰山
季胜(蜚廉之子):弃仇投周,其孙造父成为赵氏始祖
宅皋狼(季胜之子孟增采邑):即后来智瑶向赵襄子索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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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83 周与秦是怎么复合的?
造父获封赵城:秦赵同源的枢纽
造父的特殊技能
驾车(四马八缰技术)
关键事迹
为周穆王驾车
国内叛乱时,一日千里赶回国都
因功受封赵城(今山西洪洞赵城镇)
两支嬴姓汇合
造父一脉:以赵为氏,发展为赵氏主干
恶来后裔:投奔造父,亦以赵为氏
合为晋国赵氏,后建立赵国
关键结论
赵国与秦国同出嬴姓,同属一家
秦国建国之路
非子(秦嬴)
恶来后裔,离开赵城定居犬丘(今甘肃天水附近)
善养马,受周孝王委任为王室养马
因功赐秦地为采邑
继承嬴氏家族祭祀权,成为嬴姓大宗宗子
身份:附庸(非诸侯,无资格单独朝见天子)
秦襄公立国
周幽王亡国时,秦襄公出兵助周
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
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岐山以西之地
受封土地实际被犬戎占领,需靠武力夺回
秦国正式建国(资历远浅于周初诸侯)
太史儋“分而复合”可能指向
秦嬴获采邑(作为附庸)或秦襄公封诸侯
具体500年计算无法精确,属“五德”附会
“霸王”与“霸主”辨析
原词本义
“霸”与“王”在春秋战国不连用
“王”=周天子(父亲角色)
“霸”=诸侯老大哥(长子角色),无负面涵义
“霸王”含义
秦以后用法:诸侯已称“王”,霸王为诸侯王之首(如项羽)
仍有“义帝”作为更高象征
太史儋预言中的“霸王”更可能指“霸主”
如“春秋五霸”模式:尊王攘夷,率领诸侯尊崇天子
暗示秦献公应成为天下霸主,而非篡位者
为周王室拉拢秦国提供理论依据
预言中的“17年”与实际附会
具体数字预示后人追附
凡精确到年数的预言,多属后世倒推
可能对应事件
从秦孝公二年(前360年)周显王赐胙肉(标志周秦复合)起算
推17年即秦孝公十九年(前343年),周显王承认秦孝公霸主地位
次年(前342年),诸侯与秦会盟逢泽,朝见周天子
预言功能
神化秦君身份
为秦国取代周朝提供“分合一家”的合法性
反映政局越复杂,历史越被丰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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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84 燕鲁魏为什么会联手欺负齐国?
周烈王三年 (前373年)
六件大事
燕败齐师于林狐
鲁伐齐,入阳关
魏伐齐,至博陵
燕僖公薨,子桓公立
宋休公薨,子辟公立
卫慎公薨,子声公训立
三国伐齐的背景:齐国田午弑君篡位
司马光漏记一代
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年)田和去世,继位者为田剡
田剡在位十年(前385—前375年)
田午弑田剡及幼子田喜,篡位称齐桓公(田午)
篡位后的国际 反应
流亡者投奔外国,外国借机“打秋风”
燕、鲁、魏从北、南、西三面夹击齐国
东面临海,无威胁
齐桓公(田午)的应对
以割地赔款换取政权稳定
国际常态:篡位者优先保政权,领土损失可接受
后续遗产:稷下学宫(后发展为百家争鸣之地)
两位齐桓公的辨析
春秋齐桓公 (姜小白)
五霸之一,用管仲,尊王攘夷
死后约300年为田午
战国齐桓公 (田午)
田氏代齐后第二位国君(弑君篡位者)
创立稷下学宫
称谓规则
对内:称“公”(尊称)
对外:称“侯”(五等爵本位,齐国为侯爵)
同一人在不同文献中公、侯混用属正常
周烈王四年(前372年):赵攻卫与魏 攻赵
《资治通鉴》两件事
赵伐卫,取“都鄙七十三”
魏败赵师于北蔺
“都鄙七十三”考辨
都:大城市
鄙:郊区和农村
卫国国土不足以有73座都鄙——记载有误
更可能为“乡邑七十三”(73个乡镇)
攻伐对象应为卫国(郑国已在前375年被韩国所灭)
赵成侯的能臣:大成午
新任赵国相(总理)
文武兼修:既治民又统兵(战国分工尚不彻底)
大成午的巩固权力策略(《战国策》记载)
对韩国申不害提议:互用对方国家为后盾
逻辑:以韩国地位巩固赵国地位,反之亦然
揭示战国臣子利益常与君主国家利益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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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85 鲁阳之战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烈王五年三件大事及疑点澄清
魏伐楚,取鲁阳
司马光未交代前因后果,需借助其他史料还原
韩严遂弑哀侯,立懿侯
与26年前(前397年)聂政刺侠累事件很可能为同一事误记
严遂即严仲子,韩廆即侠累,刺客即聂政(前文已详述)
魏武侯薨,子 争位
司马光时间有误,此为一至二年后事(下讲详谈)
鲁阳的地理与历史 背景
鲁阳地理位置
鲁山之阳,今河南平顶山鲁山县
传为墨子故里(一说鲁国人、宋国人)
鲁阳与吴起之死的关联(《渚宫旧事》)
楚悼王死后,鲁阳公骐期与阳城君合谋杀吴起
鲁阳公骐期为吴起之死的直接主谋之一
鲁阳封君性质
阳城君为封君(世袭,享受税收)
鲁阳公(骐期)可能同为封君而非县公
鲁阳封君始于春秋楚惠王:公孙宽辞梁地,受封鲁阳(文献称鲁阳文子/鲁阳文君)
墨子对鲁阳文君的劝诫与逻辑
墨子三次劝鲁阳文君放弃攻郑(《墨子·鲁问》《耕柱》)
类比一 (众暴寡)
鲁阳境内有强凌弱者,文君必惩
天下人皆属老天爷管,文君攻郑即违天意
类比二(邻居打孩子)
郑国已有天罚(三年歉收)
文君再攻,如同邻居趁父亲鞭打孩子时抡棍
类比三 (盗窃狂)
自家山珍海味吃不完,偷邻居烙饼——有病
楚土地用之不尽,却觊觎宋、郑寸土——与盗窃狂同病
墨子核心命题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世俗只认小道理,不辨大道理
墨子的局限
缺乏发展观与全局观
楚国争国际排名,非仅争绝对财富
鲁阳易手的后果
墨子劝说生效
鲁阳文君放过郑国
韩国于周烈王元年(前375年)灭郑
楚国北境格局 巨变
郑国原为楚北缓冲
韩灭郑后,楚韩直接接壤
魏、韩双重压力北移
鲁阳之战
魏武侯夺取鲁阳(楚据300年名城易手)
典故:鲁阳公挥戈退日(与韩作战,天快黑时挥戈使日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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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86 司马光为什么总是出编年错误?
《资治通鉴》关于齐威王的记载错误
记载内容
齐威王来朝(朝见周天子),天下以此益贤威王
时间错误
周烈王六年尚无齐威王
实际执政者为齐桓公(田午),仍将执政十余年
齐威王登场被提前约21年
错误根源
《史记》对田齐世系的错误记载
田剡一代被完全抹去
齐桓公田午在位18年被误算为6年
司马光直接抄录《史记》,错误延续
战国编年混乱的深层原因
秦始皇焚书 系统性
专门烧毁六国历史档案
目的:抹去秦国旧事,断绝六国煽动仇恨的材料
仅存秦国档案
秦国为半华夏半夷狄诸侯,文化层次低
档案简略,连时间都记不清
司马迁困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各国档案留存不均衡,齐国留存最少
齐国错误最严重(世系错、年代错)
流传文献与档案的矛盾
《孟子》与齐国档案多处不合拍
司马光时代《孟子》地位上升,必须顾及
司马光的修正尝试与局限
做法
对齐威王继位只字不提(跳过正常体例中的“薨”“立”)
齐威王在位时间加10年
齐宣王继位时间后挪10年
目的
勉强使齐国历史与《孟子》记载吻合
结果
修正不彻底,仍不符史实
与现代订正的 差距
依赖出土文献(新材料)
依赖学者精细考证(字缝中找线索)
魏国内乱(实际发生在周烈王六年)
事件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
《资治通鉴》 错误
提前一年记入周烈王五年
继承权问题
公中缓为排行第二(仲),依嫡长子继承制本无继承权
但竞争高压下,嫡长子制已让位于“择优立储”
未立太子的制度性 原因
传统嫡长子继承制失效
三家分晋前,智氏、赵氏已转向能力选拔
继承人需在所有候选人中考核最优者
立储的权力与 风险
必须由现任君主选定
选定后即可避免死后争斗
医疗水平的局限
死亡来去无常
君主可能来不及指定继承人
政权交替普遍引发震荡
选定继承人可实现“软着陆”,未选定则“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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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87 为什么立储这么难?
魏国内乱的史料记载与评论
周烈王七年记载
魏武侯未立太子,子罃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
司马迁评论(《史记》)
“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
国君去世时若无合法继承人,国家面临亡国风险
继承问题是“国本”,高于一切政策选择
魏武侯不立储的普遍性困境
非特例现象
历史上众多君主都犯同样错误
人性根源
最高权力的独占性使君主不愿分享权威
立储后大臣易转投皇储,引发权力分化
可能被权臣、武将利用以谋朝篡位
医疗水平限制
死亡无常,君主未必能及时指定继承人
宋朝立储危机的具体演变
宋太宗
嫡长子赵元佐被废,皇储空悬
大臣劝谏无效,杀鸡儆猴贬出谏臣
拖延至晚年才立宋真宗
宋真宗
6个儿子仅存1个,候选人唯一,传位顺利
宋仁宗
3个儿子全部夭折,无亲生继承人
病重时同意过继侄儿,病愈立即反悔
大臣(包拯、范镇、司马光等)苦劝十余年
终认命过继赵宗实,次年暴病而死,顺利传位(宋英宗)
宋英宗
继位后精神不佳,拖延立储
病重时定长子为储,未及典礼即崩,幸已定继承人(宋神宗)
总结
北宋传承中仅真宗—仁宗顺利,其余皆有严重拖延或危机
司马光的现实关怀与《资治通鉴》的编纂意图
现实背景
宋代立储问题持续困扰朝廷
司马光亲身参与仁宗、英宗朝立储劝谏
以天变(大雨、洪水、彗星、日食)为借口催立储
《资治通鉴》的“资治”功能
重点记录魏武侯不立储引发的亡国危机
旨在警示当代君主:立储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体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编纂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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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88 为什么说魏惠王赢得非常侥幸?
魏国内乱的爆发 (周烈王七年)
根源:魏武侯生前未立太子
二子争位:魏罃(长子或嫡子)与公中缓(次子)
魏国大夫王错出奔韩国
外援介入的经典模式
内争者寻求外援(公中缓奔赵求援)
外援视内乱为风险投资机会(通常押注弱势一方)
韩、赵联军形成
公孙颀(韩大夫)劝韩懿侯趁乱取魏
韩懿侯与赵成侯合兵伐魏
浊泽之战与联军获胜
战役过程
韩、赵联军在浊泽(今山西运城解州)大破魏军
包围魏国国都
魏罃处境
陷入联军包围,政权岌岌可危
联军优势明显
魏国作为第一强国,因内乱而迅速被动
韩赵联军的分歧与 撤军
赵国方案 (赵成侯)
杀魏罃,立公中缓
要求魏国割地
出发点:获取实际利益
韩国方案 (韩懿侯)
不杀人、不割地
将魏国一分为二(魏罃与公中缓各得一半)
出发点:消除长期隐患(魏分裂后不再构成威胁)
分歧根源推测
韩国内政不稳,不愿贸然吞土树敌
赵国扩张心切,急于获利
结局
韩懿侯不满,连夜撤军(“以其兵夜去”)
赵成侯随即撤军
联军未战而散
魏罃的绝地反杀
事变
魏罃趁联军撤退,迅速反扑
结果
杀公中缓
成为魏国国君(魏惠王,后称梁惠王)
侥幸性 (司马迁评价)
若韩赵达成妥协,魏国要么被削弱割地,要么被一分为二
魏国保全全凭运气(“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
历史教训与司马光的现实关怀
核心教训
继承人问题是“国本”,高于一切政策
即使强国(魏为第一强国),无合法继承人也濒临亡国
司马光的编纂 意图
宋代立储危机频发(宋太宗至宋英宗多代拖延)
司马光亲身参与仁宗、英宗朝立储劝谏
借此案例警示当代君主及早定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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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透资治通鉴1-战国七雄
089 魏武侯是怎么上位的?
背景:太子被疏远
魏击困境
魏文侯攻克中山国后,将其分封给太子魏击(未来的魏武侯)
大臣任座批评此举不合“仁君应先封兄弟”的宗法
更严重的是:根据传统,太子应留在朝廷等待继位,分封外地实为明升暗贬
魏击在中山三年,朝廷不派一使,政治前景黯淡
赵仓唐出使的周详 准备
动机与人选
魏击对父亲遗忘自己深感忧虑
家臣赵仓唐自告奋勇出使,以孝道劝说魏击主动联系
心意试探
魏击告知父亲喜好:野鸭(食)和北方猎犬(宠物)
赵仓唐携带这两样物品作为见面礼,投其所好
社交礼仪下的精妙 传达
谦辞
赵仓唐自贬身份(“孽子击之使者”),请求在非正式场合献礼
体现上流社会“曲言避直”的沟通规范
应答规范 (“唯唯”)
魏文侯询问魏击近况,赵仓唐只应“唯唯”不答
理由:魏击已为中山君,直呼其名不合礼数
魏文侯改正称呼为“中山之君”,赵仓唐方正面回应
“拟人必于其伦”规则
魏文侯以身边人比量魏击身高,赵仓唐拒答
理由:只有身份相当者方可比拟
魏文侯遂以自己为参照,赵仓唐用衣物合身间接回应(暗示身材相近)
用诗歌传达心事(“诗以言志”)
赵仓唐透露的魏击喜好诗篇
《诗经·秦风·晨风》
诗人不见心上人,责怪对方“忘我实多”
赵仓唐借以暗示:魏击埋怨父亲遗忘自己
《诗经·王风·黍离》
诗人忧思徘徊,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赵仓唐借以传达:魏击内心忧惧,暗指被父亲误解或冷落
魏文侯的醒悟
两次吟诵后均感叹:“这不明摆着是在埋怨我吗!”
表明魏文侯完全读懂了诗歌背后的政治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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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司马光为什么回避文学事件?
赵仓唐的应答与魏文侯的“密码”赐衣
赵仓唐的回答 策略
面对魏文侯两次点破《晨风》《黍离》中的怨念,仍以“不敢怨,常记挂”回应
手法:心知肚明但绝不撕破脸(“指鹿为马”式含蓄,保全双方体面)
魏文侯的赐衣
赏赐衣服,特别要求:鸡鸣时送达
衣服被故意颠倒放置
魏击的解读(《诗经·齐风·东方未明》)
诗句:“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意思:因领导召见而匆忙,衣服穿反。
魏击判断:父亲以此暗喻“召见”,当即出发赴国都
魏击归位与《诗经》的礼社交应用
魏文侯的反应
高兴地恢复魏击太子身份
将魏击之弟魏挚派往中山(接替魏击)
魏击的庆贺(《诗经·大雅·卷阿》)
诗句:“凤皇于飞,翙翙其羽……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涵义:凤凰(周天子)被百鸟(贤臣)环绕,众臣忠心侍奉
应用:宴会上歌颂父亲魏文侯,向群臣示好
《诗经》的社交功能(孔子“不学诗,无以言”)
先秦贵族以诗歌为优雅、含蓄的社交语言
赵仓唐以诗歌“唤醒”魏文侯的认同意识,避免直接说教
体现“大音希声”的沟通艺术(间接说服效果更强)
司马光的“舍”与“取”:对文学内容的摒弃
《资治通鉴》的缺失
司马光完全删去魏击归位的生动故事
明朝严衍《资治通鉴补》将其补入(周安王十五年追叙),但篇幅剧增
司马光的态度
反对科举“诗赋取士”(与王安石一致)
选拔标准:品德 > 经义 > 政务能力 > 文学技巧
本人写诗刻意朴实,避文采
编年史取舍逻辑
追求精炼,牺牲文学叙事
重视制度教训(如继承人问题),轻视“文学色彩”的细节
范例:魏击故事虽有政治意义,但因形式为“诗”而被视为“文学性”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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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 爱与怕哪个更重要?
周烈王六年四件大事
赵伐齐,至鄄:赵国进攻齐国,兵进鄄地
魏败赵师于怀:魏国在怀地击败赵国
楚肃王薨,立弟良夫(楚宣王):楚肃王无子,弟继位
宋辟公薨,子剔成立:表面正常交接,实为政变篡位(司马光未察)
宋国政变的史料辨析
《史记》记载 错误
称宋辟公名“辟兵”,子剔成继位
错误一:谥号与名同字不合礼制
错误二:将“司城”官名误为人名“剔成”
《竹书纪年》 校正
宋君名“璧兵”,谥号“桓”(宋桓公)
并非正常死亡,被司城子罕(皇喜)废黜
官制背景
宋国六卿之一“司城”(原“司空”避宋武公名讳改)
两位著名司城子罕
乐喜(春秋贤臣)
皇喜(战国权臣,即篡位者)
司城子罕篡位过程与政治逻辑
篡位策略(《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向宋桓公建议:君掌赏赐(“福”),臣掌刑罚(“威”)
理由:人为“趋利避害”,君主应享民众爱戴,臣愿代行“脏事”
宋桓公交付刑罚权柄,此后凡处罚皆曰“去问子罕”
结果
一年后,大臣畏子罕,百姓附子罕
子罕杀宋桓公,篡取政权
《韩非子》比喻
“出彘”——突然窜出的野猪抢食
形容大臣专权之凶猛、猝不及防
后世典故应用
明末周顺昌平反诏书:“出彘之威,极于北寺”
以“出彘”指代魏忠贤专权监禁大臣
核心管理学命题:“威”与“福”不可分
《尚书·洪范》 训诫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福(赏赐)、威(刑罚)、美食均为君王专享
臣子不可分享,否则君危国亡
成语来源
“作威作福”
《韩非子》的 深化
若二选一,宁可放弃“福”,不可放弃“威”
大棒(刑罚)比胡萝卜(赏赐)更关键
胡三省注
子罕篡位案例警示:君主须亲掌刑罚,不可假手他人
司马光刻意收录,旨在提醒宋代君主
《资治通鉴》第1卷收尾(周烈王七年,前369年)
三件记载
日食
周烈王崩,弟显王立
魏大夫王错出奔韩(魏国内乱开端)
第1卷全貌
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
止周烈王七年(前369年)
跨度35年,涵盖三晋封侯、吴起变法、魏国内战等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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