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社会治理共筑平安浙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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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社会治理 共筑平安浙江梦

• 一、核心理论
  • （一）基本含义
    • 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 （二）发展历程
    • （1）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 （2）十九届四中全会：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3）十九届五中全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 （三）核心目标
    •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 1.共建——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全体人民共建发展成果。充分尊重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意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智慧和决定力量。
      • 2.共治——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治理国家和社会，优化社会治理多元主体格局，支持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把人民当家做主落到实处。
      • 3.共享——共同享有治理成果。坚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和治理成果，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朝着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
  • （四）现实意义
    • 1.维护全社会良性运转。规范和维持社会秩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协调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
    • 2.为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社会有序运转、国家大治安宁、人民安居乐业，为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 3.为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既是国家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也为其他方面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和基础。
  • （五）具体举措
    • 1.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 2.坚持依法治理。强化依法治理理念，加快立法工作，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严格公正执法，加强法治宣传，弘扬法治精神。
    • 3.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
    • 4.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以网格化治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 二、浙江实践
  • （一）指导思想
    • 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通过全面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牵引推动省域治理再创新优势，争当省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
  • （二）“三治融合”
    •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源自“桐乡经验”。
      • 以自治增活力，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 以法治强保障，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良序格局。
      • 以德治扬正气，通过道德评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村规民约等方式，引导人们崇德向善，减少治理成本。
      • “三治融合”重在强调自治、法治、德治共同发挥作用，被中央政法委称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 （三）“四化同步”
    • 多年来，浙江坚持“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坚持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同步”，形成了浙江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模式。
      • 多方联动，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化治理格局。
        • 2018年10月，浙江成为全国首个省级公开发布平安指数的省份。“平安浙江”建设中充分考虑到群众是否认可、是否满意、有没有新要求，并以此作为最高评判标准；基层治理中，大力推行“法治、德治、自治”的“三治融合”；社会征信体系中充分发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支撑作用，通过红黑名单发布和公示制度，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不断完善。浙江通过制定实施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全面实行村务、政务、厂务三公开，群众的责任感得到有效激发。“最美浙江人”等道德典型发挥了示范作用，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德育网络实现有效运作，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农村文化礼堂等成为基层实践阵地。象山县首创的村民说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相关内容更是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平安浙江”建设中，也少不了志愿者的身影，杭州“武林大妈”、宁波“快递小哥”、温州“综治八大员”、湖州“平安大姐”线上线下200多万志愿者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探索创新，法治化治理硕果累累。
        • 法律制度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浙江立法工作、法律实施及监督工作有力推进，制度体系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浙江深入人心，整体的法治化环境较好，信访问题、预防处置突发事件纳入了法治化轨道，经济犯罪打击、社会治安防控、城乡公共法律服务等体系不断完善，执法司法公开和信息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2019年全省政法机关“一体化办案”系统推广较快，法院首创的异步审理模式、检察系统智慧公诉办案辅助应用、公安系统“云上公安、智能警务”应用等得到推广，移动微法院受到广泛好评，全省创建了4237个“智安小区”，2371个实现零发案。
      • 依托网络平台，智能化贯穿社会治理各领域。
        • “互联网+社会治理”“互联网+矛盾化解”“互联网+公共安全”“互联网+执法司法”“互联网+基层自治”“互联网+诚信体系”等已成为智慧化建设的典型代表，也明显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通过网上网下联动，“互联网+网格管理”新模式受到广泛关注，“平安通”和“平安浙江”App已有400多万用户。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全省范围内搭建了社会治理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平台，社会治理大数据共享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杭州以城市大脑的深化应用为突破口，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数字与治理融合创新，拓展出了“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等领域合计48个应用场景。
      • 因地制宜，专业化处理社会矛盾。
        • 浙江全省推广“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打造了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功能性平台，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一地也不跑”的转变。通过加强访调、诉调等对接及依法治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机制得到完善。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于2019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已累计接待群众4000多人次，化解矛盾问题1700多个，化解率达95.3%。宁波海曙区探索出社区“开放空间”、杭州市依托市域社会治理建立了“六和塔”工作体系、金华市全面推行民情民访代办制、温州市瓯海区创新打造“平安瓯海”综合体构建起矛盾纠纷“全生命周期”调处化解新模式等，都是实际工作中探索出的亮点。浙江全省还实施了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管理，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率达98%，有效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矛盾发生的概率。
    • 一方面，社会治理以“四化同步”为重要抓手，浙江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有力提升。另一方面，以“四化同步”推进社会治理，也是深化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要精神及“八八战略”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必备法宝。
  • （四）“平安浙江”
    • 2004年5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浙江成为全国最早提出并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设战略的省份。
      • “平安浙江”建设在战略谋划方面，突出强调大平安理念，将平安作为改革发展的底线；
      • 在组织保障方面，确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抓平安建设的主体责任，以平安报表、责任清单、平安县（市）区评比等制度进行考核监督；
      • 在治理方法方面，将平安建设的重心放在基层，源头治理；
      • 在科技支撑方面，重视新兴技术在风险监测、预防和研判中的作用，通过“雪亮工程”“城市大脑”等基础工程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 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服务。如今，“平安金鼎”“平安银鼎”“平安鼎”奖项已经评选了16年，浙江的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也连续16年位居全国前列。浙江，成为全国最安全、社会公平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
  • （五）经典案例
    • 1.基层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
      • 诸暨市枫桥镇，一条枫溪蜿蜒而过穿起了江南的慢时光。隋朝时，枫溪上面架了一座桥，枫桥因此而得名。上个世纪60年代初，这里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工作方法并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由此成为政法战线的一个闪亮招牌。进入新世纪，“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已经转变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这座“桥”成为连心桥。各地根据自身实际走出了无数基层治理新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列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
    • 2.杭州“城市大脑”为社会治理赋能
      • 在杭州，“城市大脑”是和水、电、燃气一样基础的“新刚需”；在下城，“数治基建”则是基层治理的“新标配”。疫情大考，不啻于一次显山露水的压力公测。这场动真碰硬的实战交锋中，由下城区委政法委和数据资源管理局牵头，区、街道、部门及园区内全域铺开的“数字驾驶舱”矩阵，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该区在AI、物联网等技术生态领域长期深耕的供给侧改革，发挥了显著成效。下城通过“数字驾驶舱”矩阵，缩短政府服务周期、拓宽政务应用场景，把公共服务精准“滴灌”到百姓手中，夯实了一线治理的“信任基石”。
    • 3.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萧山经验”
      • 走进半城半乡旖旎风情的萧山，当我们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维度审视这座城市，可以体察到萧山全区上下凝聚的共识——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厚续萧山社会发展坚实而稳固的底层力量。近年来，萧山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杭州“六和塔”工作体系的指引下，积极打造“党建领治、政府善治、多元协治、群众共治、遵循法治”的全域“五治”格局，着力提升全域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能力与水平，有效推进并实现全区“安全、有序、和谐、文明”的治理目标，切实提高全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逐渐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生动续写全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萧山经验”。
    • 4.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
      • 人们熟知的是2016年浙江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这一次，浙江在国内率先将“最多跑一次”延伸至社会治理领域，回应群众最急切的期盼，在全省范围内加快打造一站式的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让企业和群众有矛盾纠纷需要化解时，“最多跑一地”。矛盾纠纷不可避免，但群众也面临投诉举报无门、矛盾化解多地、多部门反复跑的现象。这个全国性难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反映出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良好度。2019年初，浙江开始全面探索“最多跑一地”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加快打造一站式的县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投诉渠道之变：信访代办驻基层，化解矛盾于萌芽。流程机制之变：一中心集众资源，多元手段共发力。态度理念之变：一心为民增效率，刀刃向内推改革。截至8月底，浙江已建成县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77个，占縣（市、区）总数的86.5%，实体化中心已建成49个。
    • 5.嘉兴：以人民为中心的答卷
      • 浙江嘉兴南湖区将“网格连心、组团服务”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进一步畅通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重要脉络。嘉兴全面打造网格服务管理工作3.0版本，按照“资源在网格叠加、诉求在网格解决、任务在网格落实、感情在网格升华”的要求，构建走访连心全覆盖、问题诉求全收集、工作资源全下沉、分级分类全处理、服务过程全评价“五全”工作机制。形成了符合嘉兴实际、地方特色鲜明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生动诠释初心为民生，交上了一份以人民为中心的满意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