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棣华女士的平生

这是一篇关于韦棣华女士的平生的思维导图，包含“伟大的读者”和图书馆的不解之缘、“戏剧性”的中国之旅等。

韦棣华女士的平生

• “伟大的读者”和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 爱德华家儿女众多，爱德华夫妇的工资并不足以支撑所有孩子求学的费用。除了最小的两个弟弟奥古斯都·伍德和韦德生接受过完整的教育以外，包括伍德小姐在内的五个孩子都只是断断续续地在不同的公立或私立中学学习过一段时间。但她在巴达维亚中学是出了名的勤奋好学，在家期间也通过自学掌握了不少知识。无论何种类型的书她都有涉猎，知识之广博以至于被同学们公认是“伟大的读者”(A Great Reader)。 1889年４月６日，由玛丽·Ｅ·理奇蒙德夫人(Mrs. Mary E. Richmond)在巴达维亚城捐建的理奇蒙得纪念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正式对公众开放。伍德小姐眼看家中小孩都已经懂事、长大，出于对知识的热爱和渴求，她接受了出任该馆第一任馆长的邀请。 当时，她已经28岁，但她的图书馆生涯才刚刚开始。在此后的41年间，她将无时无刻不在为图书馆事业而奋斗！ 在理奇蒙得纪念图书馆主事期间，伍德小姐虽衣着普通，但极具人格魅力。或许是长期照看孩子的经历让她对到馆内玩耍的小孩十分喜爱；亦或是因为摆脱了家务劳作、第一次拥有了独立的收入，她始终能在工作中保持极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使她能够实现很多想法。 新馆开放之初来馆看书的人并不多，她提出每周举行一次故事大会，并为参与的小孩提供热饮。除此之外，她甚至允许小孩在图书馆内玩捉迷藏的游戏。尽管这些做法并不能得到馆内所有工作人员的认可，但她平易近人的风格和频繁开展的读书交流活动无疑吸引到了更多的读者，客观上促进了理奇蒙得纪念图书馆的发展。
• “戏剧性”的中国之旅
  • 1898年秋天，韦德生受到圣公会外国差会(Episcopal Foreign Mission)差遣前往中国传教。他于1898年10月20日从纽约出发，在11月15日到达上海，随后沿江而上，最终抵达武昌。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民族运动逐渐兴起，教会、洋人、洋货纷纷成为人们仇视的对象。外国媒体对义和团运动的夸大报道也使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国内环境十分危险。出于对弟弟安全的担忧，在他离开仅仅一年后，伍德小姐就辞去了在理奇蒙得纪念图书馆做了十年的馆长一职，亲自前往中国看望韦德生。她在当年的11月9日乘坐“中国号”邮轮从旧金山启程，辗转抵达上海，于12月15日到达武昌。 这是她第一次踏足中国的土地，武昌也成为了她未来31年的归宿之地。 伍德小姐抵达武昌后发现，中国并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可怕，弟弟生活安稳无忧。于是，根据当地教会安排和韦德生的推荐，她和弟弟一同进入文华书院任教。 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虽然张之洞、刘坤一等有识官员在华南实施“东南互保”的政策，但不时仍会有排洋、反外的暴动出现。上海教区主教(The Bishop of Shanghai)命令各地传教士立刻返回上海，统一前往日本避难。 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伍德小姐才重新回到中国，在上海约翰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执教并协助该校整理图书、建立编目制度。当时上海租界的繁华和武昌的守旧给了伍德小姐极大的冲击，这让她回想起了在文华书院做英文教员的日子。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最终在1901年决定返回武昌，继续在文华书院任教，也正是这次义无反顾的“逆行”让她发现并笃定了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 中国现代图书馆前身——八角亭
  • 韦棣华在上课时常通过问答法教授英国文学，让学生得以了解莎士比亚等名家的作品，还利用图表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英语语法。因为方法得当，她和韦德生两人深受文华书院学生的爱戴，赢得了“我们敬爱的老师”(Our Beloved Teacher)称号。 虽然她到底在何时开始想到在文华书院筹办图书室至今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多年图书馆工作经历的她很快就发现，在文脉昌盛、学堂云集的武昌竟然没有一处公共图书馆！学生有了疑问只能在课堂上询问老师，老师有了疑问甚至没有地方解答，根本不会有课外阅读的机会。 实际上，在20世纪以前中国还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尽管在我国带有图书馆性质的藏书阁、藏书楼早已有之，藏书之事甚至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但它们仅仅只服务于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以至于被束之高阁，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去阅读。 越是看到学生对书籍、知识的渴求，韦棣华内心的想法就越来越坚定。她曾在手稿中写道：“图书馆是启迪民智的重要场所，也是服务民众的社会事业。我听到有声音对我说，‘去做这件事，让每个中国人都有看书的权利和机会’。” 在1901年6月7日巴达维亚城《每日新闻报》上，我们可以找到韦棣华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在信中她呼吁美国民众帮忙收集二手图书并筹集资金购买新书，以便充实文华书院的报房。 根据《每日新闻报》的报道，我们可以获知韦棣华的募捐成果。在1901年6月21日约翰就已经代收超过200本书和大量杂志；时间到了1902年1月中旬，巴达维亚城居民捐赠的第一批图书已抵达文华书院，数目猛增至900本，并且还将继续增加。 “就这样，通过这些各不相同的途径，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家拥有3000多册英文书籍的‘图书馆’。” 这里所谓的“图书馆”实际上是由文华书院里名为“八角亭”的报房改造而成，面积仅十余平方米。八角亭为师生提供最新的报刊，并拥有相对较多的藏书，这对文华书院的学生十分具有吸引力，对日常的教学工作也起到了辅助作用。不过三年时间，这个小小的报刊亭就发展为两间大藏书室，成为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 1903年，文华书院设立正备两馆，正馆即大学部。韦棣华继续在该校执教，她已经建起了一座小型图书馆，而她更大的梦想是让图书馆走出大学，让更多人拥有读书的机会！
• 返美求学
  • 文华书院改制后，顺应武汉作为商业集散地的地理优势，开办了和外语外贸相关的专业，学生数量迅速由原来的十几人增加至数百人，与此同时，武汉地区公立学校的学生总量也在快速增加。 1905年，清政府废止科举，提倡新学，各级政府开始在地方兴办学校，文华书院也想借此筹备改组为大学。在这种形式下，时任文华书院英籍校长翟雅各逐渐认识到有必要筹建一座图书馆，于是对韦棣华的各项工作都给予一定的支持。 1906年，为了提高自己的图书管理水平、拓展图书馆学专业视野、更好地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45岁的韦棣华返回了阔别七年的美国，一边进入纽约市普拉特学院图书馆学院(Pratt Institute Library School)进修图书馆学，另一边继续向民众筹款募捐，在空余时间还四处参观图书馆、学习管理经验。 回到美国不久，她就在《差会精神》(The Spirit of Missions)1907年1月号上发表了名为《为了在中国中部建立一所基督教的图书馆》(A Christian Library for Central China)的文章，号召民众“给予我们帮助来使我们的梦想得以成为现实，在华中地区建立一所公共图书馆”。 直到1908年韦棣华离美返华，仅在美活动18个月的她已经筹集到超过1万美元，她的朋友及美国妇女援助会(Women’s Auxiliaries)、圣公会期刊俱乐部(The Church Periodical Club)等团体捐赠的书刊也正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寄往文华书院。 根据美国在1900年颁布的《金本位制法》，一盎司（1盎司=31.1035克）黄金在当时可兑换20.6美元，而现在的金价已经涨至1400美元/盎司。虽然考虑通货膨胀和购买力平价(PPP)的差异后实际消费能力会有所下降，但1万美元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
• 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
  • 1908年夏天，韦棣华着手开始新图书馆的建设，她用所得捐款在昙华林凤凰山下购得一块名为龚家花园的地皮，并请当时汉口著名建筑师德希思先生(Mr. De Hees)设计了建筑图纸，开工建设当天还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 1910年5月16日，号称“十万元建筑，三万册图书”的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最终落成开馆，标志着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正式诞生。 在韦棣华的设计下，文华公书林完全按照西方新式公共图书馆模式经理，内设编目室、参考室、阅览室、报纸杂志室、书库、孙公纪念馆（专藏商学书籍）、罗瑟纪念堂（专藏中国的西文书籍）、博物古物陈列室、实习室、图书馆学研究室和司徒大厅等。
• 迈向真正的公共图书馆
  • 文华公书林的管理、运作制度之先进，馆内环境之优越，藏书内容、范围之广泛在当时的武昌乃至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民众对公共图书馆的冷漠却出乎韦棣华的想象。在她的规划里，文华公书林一经开馆就会迎来大量读者到馆读书，但实际上人们对图书馆这个新生事物很不了解，到馆读书自然更无从谈起。 韦棣华认识到，必须先使人们充分了解和认识到图书馆开设的意义。她和沈祖荣两人先从文华大学的学生开始动员，但学生到馆后却也只是草草的翻阅报刊杂志，根本无法完全发挥图书馆的真正作用。 于是，韦棣华和她的助手改变了原来枯坐待人索取书籍的图书馆经营模式，开始结合教师教学要求和学生学习需要将参考书目的内容摘抄出来，启发学生到馆阅读，并将书籍和期刊分类展示，引导学生借阅。 为了扩大服务范围，自1911年3月25日开始，韦棣华每月至少在公书林司徒厅举行两次演讲，所来演讲者皆为名家，并邀请武汉地区各校师生前往，让他们了解和使用公书林。 为了达到 “人人皆能读其所当读之书”的目的，公书林又以音乐会、电影等形式吸引校外读者入校，并根据读者的要求调整了开放时间。 由于三镇分散，学生前往公书林十分不易。韦棣华还在武汉的部分学校设立流动图书站，在武昌大街上设立公众阅览室，以便人们就近阅读。这种服务后来演变为 “巡回文库”，即将各类书籍 “每五十册至一百册，装箱分送各个学校、机关陈列”，定期轮换，以便吸收更多的读者利用公书林。 在当时，国际流行的图书管理模式是由读者告诉图书馆员书名，再由馆员将所借书本交给读者。但文华公书林直接实行开架借阅，让读者亲自在书架上寻找书籍。这样超前的做法不仅在中国没有先例，即使是欧美也只有少数图书馆在试行。 但是实行开架借阅，人多手杂，不免有丢失、损坏书籍的事情发生。文华大学校长翟雅各对此十分反感，他主张立即闭馆，严格限制校外读者自由出入；圣公会也认为开架借书并不符合其在华传教的利益，要求文华公书林仅对教会学校开放。 即使翟雅各以暂停韦棣华教职、圣公会以停发公书林经费为要挟，年近60的韦棣华仍不为所动，继续支持公书林独立运作，坚持实行开架不改。蔡元培先生曾因此盛赞韦棣华道：“至于为平民谋便利而设图书馆，则最近数十年学制革新后似有之，而韦女士创办公书林恰当其时。” 十分值得思考的是，1900-1911年正是史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思想准备时期，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印证，但从当时革命党人的活动范围来看，大多都和文华公书林及其分馆相近。或许正是由于韦棣华从美国带来的部分进步书籍影响了在文华公书林读书看报的青年，也许就是因为公共图书馆的设立使武昌成为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重镇，才进而“阴差阳错”使武汉成为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起点！
• 近代中国图书馆员的摇篮
  • 随着文华公书林的不断发展，韦棣华越发感觉图书馆专门人才对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敏锐的察觉到，仅靠她一人想要在中国普及图书馆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中国种下图书馆学的种子，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才能使其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于是，她开始频繁联系中美图书馆界热衷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人士共同协商、筹备办学基金并组建校董会。 1914年，韦棣华派遣沈祖荣(Samuel Tsu Yung Seng)前往纽约公共图书馆下属的图书馆学校跟随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攻读图书馆学。沈祖荣于1915年获得毕业证书(Certificate)后，在1916年取得学位证书(Diploma)。 1917年，韦棣华又派胡庆生(Thomas Ching Sen Hu)赴该校学习。两年后，胡庆生拿到了该校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并同时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实用艺术硕士学位(Master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Arts)。 1918年，韦棣华重新返回美国，作为“特别生”在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学院(Simmons College Library School)就读。这一年的整个冬天，她在纽约、波士顿、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等四地奔波，参观当地图书馆学校，以便在学术方面做好准备。 此行，韦棣华不仅学习了各校的教育模式与管理经验，还比较系统地攻读了一些图书馆学课程，提升了自身的专业学识与管理水准，为后来创办、运营文华图书科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9年夏天，韦棣华与同样完成学业的胡庆生一道离美返华。韦棣华回到文华大学旋即与沈祖荣、胡庆生筹备成立文华图书科，全面引进西方图书馆教育模式，成立图书馆学专业。 1920年3月，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Boone University Library School)正式成立，它是中国开设的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也是当时文华大学最强势、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为此，文华大学在1920年6月26日授予韦棣华荣誉文学硕士学位，这是文华大学授予的第一个荣誉学位。 文华图书科首届学生仅招收6人，挑选自当时文华大学文学院二、三年级有志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学生。 图书科的学制仿照纽约公共图书馆下属图书馆学校设为两年，教学采用学分制，所用课本和工具书大多为英文教科书，注重“专业学识”，专业课程包括图书选读(Book Selection & Book Review)编目(Cataloging)分类(Classification)和参考工作(Reference Work)，另外也开设有技能训练课，如图书馆专业的字体学习、打字和书籍补订。 值得一提的是，韦棣华把培养目标定为学习国外先进图书馆体制，并与中国原有的目录分类方法结合，加强图书馆学专业精神的培育, 从而加速了中国图书馆学人才培育的进程。 1922年春，文华图书科的学生到上海涵芬楼进行毕业实习，涵芬楼即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文库，内藏大量西文图书。由于当时该馆沿用的中国传统《四库法》分类过于繁琐、不利于图书查找，韦棣华指导“六君子”借用杜威《十进法》相关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自编一部简易分类法，完成了涵芬楼的西文图书分类工作。
• 游说国会 追回庚子赔款
  • 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强索赔款本息共计982238150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辛亥革命后，美国政府出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权谋性考虑，打算将所得部分赔款分批退还中国。适逢国际主义运动兴起，各国国际主义者和中美有识之士纷纷呼吁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 得知消息后，韦棣华立即奔赴北平，拜访民国要人黎元洪、顾维钧、王正廷、颜惠庆，并会晤美国驻华公使萨契曼·舒尔曼(Dr. Schurman)，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她的努力下，150多位中国名人在写给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请愿书上签字，要求归还部分赔款；另有65位美国教育界人士、传教士和在华商人也共同签署了这封请愿书，要求将部分赔款用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 1923年，获得了足够支持的韦棣华带着写有25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回到美国。 1923到1924年，韦棣华用6个月的时间密集拜会、游说了美国国会82位参议员和420位众议员。为了多争取一个谈话的机会、获得多一份支持，她几乎每天都坐在国会大厦的会客厅等待，只要看到路过的议员便上前游说。即使被冷冰拒绝、无礼轻蔑和质疑——这实在让一般人难以忍受，但她却从未改变自己的信念。有时为了等待未接触过的议员，她只随身携带几块面包充饥，整日守候。其心之诚，苍天可鉴。 支撑她这样做的，是她始终认为“庚子赔款的本质是一种勒索，而不是偿还债务”，美国得到的是不合理的利益，这本应归还给饱受欺凌的中国。作为一个美国人，当时能秉持这样的认识和理念，真是难能可贵！ 1924年5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第248号联合决议，并获柯立芝总统授权批准，将6137552美元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一决议在国际上影响斐然，两年后，英国也决定退还大部分庚子赔款以改善中国的教育事业。 但韦棣华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止。由于美国并没有规定所退赔款的具体用途，民国的一些官僚政客、贪官污吏也是“不甘落后”，妄图谋取退款，韦棣华想方设法推动鲍士伟(Dr. Arthur E. Bostwick)来华考察，以求将退款的一部分用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包括创办北平图书馆、支持文华图书科（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办学，并以此为契机联合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等56位教育、文化界名流在1925年3月倡议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 1931年，用最后一笔庚子退款修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在北京北海湖畔文津街建成。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也是亚洲藏书量最多的图书馆。图书馆外观为华丽典雅的中式宫殿结构，内部全为先进的西式设备，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相比都毫不逊色。如此高级的图书馆同样遵照韦棣华的意愿，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仅要求入馆读书者着中式长衫或西式衬衫西裤，衣着整洁即可。 这座红墙碧瓦的图书馆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古籍馆，专门收藏古代典籍，至今依旧秉持公心，服务民众。
• 文华公书林精神的延续
  • 1931年，年近70的韦棣华因心脏病突发住院，卧床数月期间坚持用书信指导图书馆工作。 当时，武汉各界正在筹备“三重纪念会”(triple anniversary)，纪念韦棣华来华服务30周年、文华公书林成立20周年和文华图书科成立10周年。 不幸的是，韦棣华没有等到庆祝的日子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韦棣华毕生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生未嫁。自1889年就任理奇蒙得纪念图书馆馆长到1931年病逝的42年中，除去休假、开会等杂事，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念叨着图书馆的工作。 为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韦棣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积蓄都奉献在工作中，自己的生活却异常简朴。 在文华公书林出现后，清政府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称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 据中国图书馆协会在1931年统计，当时全国已有1527所图书馆，其中国立1所，省立49所，县立921所，学校附设413所，机关附设89所，专门54所。到了2015年，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共计达3139个。最大的图书馆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共计3319万册，古籍藏有200余万册。当初韦棣华在武昌点燃的“星星之火”，现在已成“燎原之势”。 截至韦棣华去世，文华图书科开办10年共培训60名毕业生，其中33人在国内图书馆任职，29人任馆长，他们分布在中国10余省份，在中国最重要的30座图书馆任职。 文华图书科前后毕业共计本科17届109人，专科14届207人，讲习班5期60人。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分散到了整个中国，在全国掀起了开辟地方图书馆的热潮，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韦棣华基金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在1996年11月设立的韦棣华奖学金至今仍资助着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40余所院校在读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品学兼优的本研学生…… 这就是韦棣华倡导的公书林精神，尽管过去和现在仍有很多人不知道她，但多一个人了解，历史就多一份意义。文华公书林精神从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