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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
概述
先秦美术最有力的代表就是青铜器,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文化”。这一时期以青铜为代表的金属工具替代了原始社会的石器工具,导致社会性质由原始氏族公社演变为奴隶社会。
商文化可分为两大期:早商文化,即河南郑州二里冈期文化,晚商文化,河南安阳小屯文化,即殷墟。
青铜器
铜器和玉器是一种权利的表达,是国家组织结构的一种物化表现,商代逐步形成以王畿(jī)【镐京】为中心的青铜礼器网络体系
商后期、西周青铜器特点
1、多用于巫教祭祀活动的礼器,并且成为社会等级秩序的一种标志。 2、出现了形制厚重、形体巨大的器物。这一时期青铜器取代了陶器、玉器在祭祀活动中的礼器地位,有威慑、神秘、沉重的风格。 3、镂刻技术发达,器形、纹饰复杂、精致,纹饰大都满刻整个器物,有学者称这种具恐怖特征的纹饰为“狰狞之美”最为典型的表现之一。 4、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手工业相当发达,青铜工艺的成就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商、西周 冷峻、森严、厚重 春秋、战国 精致华丽、活泼亲切
青铜器纹样
动物类纹饰
兽面纹,旧称饕餮纹。其基本特征为双目圆睁,阔口隆鼻,头上多有一对变化多端的犄角,或更有獠牙利爪,多数兽面纹的两旁还有对称展开的兽体身躯。
龙纹也是青铜器主要纹饰之一。龙的形象特征主要是有角的兽头和屈曲的躯体,又可以按传统的分类法分为夔纹、顾龙纹、蟠龙纹、小团龙纹、交龙纹、曲龙纹等各种类型。
凤鸟纹,包括凤纹和鸟纹,也有学者以鸟纹统称之。在古代,凤鸟均为吉祥之物,凤又可象征风神。凤鸟纹出现于殷代中期,至西周早期和中期作为主题纹饰而大量出现与广泛流行。
几何形纹饰
商周青铜器的几何形纹饰在种类和组合方式上有更丰富多样的变化,其工艺也更规整细密,有些达到极为精美的水平。由于动物类纹饰的大量施用及其重要意义,因而除了少数几何纹饰常被用作主体纹饰以外,多数几何纹饰只是作为陪衬纹饰之用。常见有:连珠纹、乳钉纹、弦纹、云雷纹、涡纹等。
人物画像类纹饰
商与西周青铜器纹饰中人像不多,其中较多是与动物们共同组合,多具有超现实的神秘含义。真正表现人类社会生活情景的纹饰出现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其题材主要有宴饮、弋射、采桑、搏斗、攻城、水战。
夏
二里头遗址 (器型较小 器壁单薄 有的器型仿自陶器 )
平底高足乳钉纹铜爵
高22.5厘米,流尾长31.5厘米,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现藏于河南省偃师商城博物馆。 窄长流、尖长尾,针状双柱矮小,细腰、瘦腹,扁带状扳,三棱锥状足。腰腹正面装饰一排乳钉。宛若一位轻盈舒展、迎风而立的窈窕淑女,周身散发着俊巧清逸的气息。
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
长16.5厘米,宽11—8厘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正面用300多片厚为1到2毫米的碎小长方形绿松石拼接成兽面纹,镶嵌在略微隆起的铜胎上,背面4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出土时置于墓主人胸前。
商
前期
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文化 大方鼎、封顶盉hé为典型器物;几何纹饰
饕餮乳钉纹方鼎(二里岗与杜岭)
腹部四面的纹饰完全一致,皆上饰带状兽面纹,余下三边则辅以乳丁纹,中央留空,不作任何修饰。 商代前期 高100厘米 口横长62.5厘米 河南郑州杜岭张寨南街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
后期
河南安阳殷墟、安徽阜fù南、湖南宁乡 兽面纹三层“满花”风格、云雷纹、夔龙纹 在原料、技术、祭祀行为都体现出王权的力量 由于商人好酒,仅各种酒器就多达20余种。器物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有主题花纹和衬托花纹,有的采用平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层次更加细腻丰富。
司母戊方鼎(河南安阳殷墟)
1939年出土于安阳武官村,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是我国目前所知最大、最重的一件青铜器,也是世界少见的珍品,它是商代晚期制品。 特点:这个鼎呈长方形,在鼎身的两侧边缘,装饰兽面纹和夔文。中间朴素无纹,使产生对比的艺术效果。四足成柱状,足与器身相接处,也饰以兽面纹。鼎的两端口沿上有立耳,铸有两虎相向,张口食一人头。鼎的转角处有高起的棱角,既增加美观也起到坚固的作用。形制雄伟,具有浑厚、庄重、瑰丽的艺术风格,给人以神秘的威慑力和恐怖印象,充分体现了商周奴隶主的权威。 司(后)母戊方鼎 商代晚期 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
四羊方尊(湖南宁乡)
商代晚期青铜雕塑的代表作。全器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肩部有四龙盘缠,器腹由四只大卷角羊合成,羊首耸于器肩四角,四羊相合形成铜尊的腹部。四羊首分别在四角,在空间上有了向前延伸的可能。羊的形象宁静而威严,在装饰手法上则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之中,把平面的图像和立体的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物与动物形象结合起来,造型威严奇特,铸造精工,纹饰华丽生动,集中表现了商代后期青铜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四羊方尊 商代晚期 湖南宁乡月牙铺出土
人面纹方鼎(湖南宁乡)
出土于湖南宁乡。铜鼎四面有非常写实的人面形象,眉毛用细棱纹装饰,面孔线条起伏,颧骨突出,其他部位用双线勾勒,简洁却不潦草。运用反复、对称的装饰手法,布局严密,写实与抽象纹饰结合。 四组相同的纹饰集于一身,不仅强化了装饰主题,而且给人视觉上以强烈的冲击,达到特定的装饰效果,反映出商代晚期青铜制作者已具备了较强的写实能力和形象概括能力。 人面纹方鼎 商代晚期 湖南宁乡黄材村出土
虎噬人卣yǒu(商代晚期、湖南安化)
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它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思想。人在这里可能是作为沟通天地的巫师,龙、虎、鹿等动物助手,帮助巫师通天达人 猛虎食人卣 商代后期 通高32.5厘米 近代流入日本 京都泉屋博古馆
龙虎纹尊(安徽阜fù南)
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圈足饰饕餮纹。 商龙虎纹青铜尊,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 重26.2千克 商代后期 安徽阜南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象尊(商代晚期、湖南醴lǐ陵
全器为象形,上扬的鼻为中空的流,流口是一组虎、鸟组合,鼻下有一蛇纹;象额有涡状蟠虺纹一对;耳正面为云雷纹,背饰凤纹;器表饰龙纹、兽面纹。缺盖,根据同类器推断,盖钮可能也为象。象形牺尊也多为湖南的本地作品 象尊 商代晚期 通高22.8cm、宽14.4cm、长26.5cm、重27.7千克 湖南醴lǐ陵狮形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
三套环龙纹刀(河南安阳殷墟)
北方式兵器,与北方或西方部族交战有关 三套环龙纹刀 商代晚期 河南安阳孝民屯南1713号墓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
铜立人像(商代晚期、四川广汉三星堆)
整体由立人像和台座两大部分接铸而成。立人像头戴莲花状(代表日神)的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最外一层为单袖半臂式连肩衣,衣上佩方格状类 似编织而成的"绶带","绶带"两端在背心处结襻,襻上饰物已脱。衣左侧有两 组相同的龙纹,每组为两条,呈"已"字相背状。 铜人立像 商代晚期 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2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型青铜神面像(商代晚期、四川广汉三星堆)
商代后期 高66厘米、宽138厘米,眼球向眼眶外柱柄状凸出16厘米,直径13.5厘米,中部有宽2.8厘米所谓箍 四川广汉三星堆
金杖(商代晚期、四川广汉三星堆)
金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 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金杖(局部)商代晚期 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 四川广汉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
西周
与殷墟风格接近,沿袭商后期凝重典雅、庄严厚重的风格,酒器稍减,食器增多,铭文加长,纹饰趋于简化,窃曲纹、波曲纹等几何纹饰出现于西周中期。铭文的重要性超过了图案,文字成为主导历史的主流。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放弃外在华丽繁复的装饰,礼器外在器表变得朴素单纯,如“毛公鼎”、“散氏盘”,只有简单的环 带纹或一圏弦xian纹,从视觉造型的华丽讲究来看,远不如商代 青铜器造型的多彩多姿与神秘充满幻想的创造力。 西周后期开始设列鼎制度,“九鼎八簋”配列模式,反映了礼治的加强 鼎的使用是随着名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少而有所区别“天子九鼎八簋、诸候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户卣yǒu(西周早期)
户卣一组大小两件,因盖、器内铸有铭文“户”字得名。卣是盛酒器。通体以各种凤鸟纹饰为主,提梁饰回首夔龙纹,两端为圆雕兽首,头顶有两掌形角。器物整体造型厚重大气,装饰华丽典雅,属卣中精品。 户卣(大)西周早期 通高50厘米 口径18.2×14.5厘米 圈足径23×19.6厘米 重17.85千克 陕西宝鸡石嘴头村石鼓山3号墓出土 渭滨区博物馆藏
利簋/武王征商簋guǐ(西周初期)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西周初期 通高28厘米 口径22厘米 重7.95千克 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 中国国家博物馆。
伯矩鬲lì(西周前期)
盖顶中央置一由两个相背的立体小牛首组成的盖钮,盖面饰以浮雕牛首纹,角端翘起。口沿外折,方唇,立耳,束颈,袋足。颈部饰六条短扉棱,扉棱间饰以夔纹,袋足均饰以牛头纹,牛角角端翘起,高于器表。其纹饰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头纹装饰,主体纹饰皆为高浮雕,给人雄奇威武之感。 西周前期 通高33厘米 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 北京市首都博物馆。
毛公鼎(西周晚期 497字)
由作器人毛公而得名。鼎为直耳,半球腹,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整个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的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代表作品。 鼎内壁铸有铭文,499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铭文大致为:周宣王即位之初,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感其勤公无私,遂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西周晚期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岐山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高53.8厘米 腹深27.2厘米 口径47厘米 重34.700公斤
虢季子白盘(西周晚期)
商周时期盛水器,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西周晚期 晚清出土于宝鸡 长137.2厘米 宽86.5厘米 高39.5厘米 重215.3千克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周
概述
开始打破原有的等级制度而普遍起来,诸侯甚至一些巨商都能制造,使青铜器由贵族化、礼器向世俗化、实用器发展。列鼎制度瓦解了
青铜器数量增加,重器减少,多制作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器,形制简单、轻巧多样。纹饰一扫神秘、恐怖的气氛,饕餮纹、兽面纹等降为次要地位,波浪、环带纹、水陆攻战纹、礼仪活动、日常生活纹饰代之兴起,变得精美细腻、祥和亲切。 在铸造技术上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运用了镶嵌、错金银、鎏金、镂空等特殊工艺
春秋时代青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分制法与镶嵌法的出现使青铜器出现了复杂的结构,有了精美的错金文字与繁复艳美的花纹装饰。战国晚期崇尚素面的器物,铭文趋于衰落。秦汉金文出现在诏版、量器与杂器上。
出现了失蜡法。
春秋
礼制性降低“礼崩乐坏”,铜质不如西周,优质铜料用于兵器,出现模印法、失蜡法,流行蟠虺huǐ纹、蟠螭chī纹
莲鹤方壶(春秋中期)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出土于河南新郑。全器从造型到装饰均充满了灵动的生意,通体满饰蟠螭chī纹,器耳、器足和扉(fei)棱皆设计为生动灵异的怪兽。镂空的莲瓣围绕的壶顶,中立一昂首展翅欲飞的鹤。莲鹤方壶突破了商周以来的传统,将商代青铜器的神秘威严和西周的理性典雅风格转变为自由舒展、活泼灵动的新风格,充满了清新与活力,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下的艺术风格。
战国
镶嵌、鎏金、错金银等工艺广为使用,出现宴乐、攻战,弋射、采桑等主题的剪影式图像
曾(随)国
曾侯乙墓蟠虺纹铜樽盘(湖北随州)
曾侯乙尊盘(合)战国早期 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
曾侯乙编钟(湖北随州)
曾侯乙编钟 战国时期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曾侯乙编磬
曾侯乙编磬 战国时期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
该壶为酒器。侈口、斜肩、鼓腹、圈足,肩上有御环两兽耳;其壶身满饰嵌错图案,从上到下共有3层图像,以三角云纹为界带。上层为采桑射猎图,中层为宴乐戈射图,下层为水陆攻战图。其嵌错精致、工艺高超、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反映了战国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
楚国
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 春秋晚期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吴王剑
陶塑
瓷器与陶器的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原料不同,陶器用普通黏土,金属杂质含量多,而瓷器用高岭士,质地纯净得多;二是烧成温度不同, 陶器一般在600-900摄氏度,而瓷器达 1200 摄氏度以上,这就造成瓷器的胎体烧结致密, 吸水性大大低于陶器;第三,陶器是素胎烧成, 而瓷器表面挂有人工配制的玻璃质釉,与胎体 一起烧成。
夏
河南偃师二里头——陶羊、陶虎、陶龟(捏塑、锥划方法,形象质朴,特征鲜明)
商
白陶、青釉器皿(原始瓷器)两项突出成就。商周青釉器已具备了瓷器的基本条 件,但与后来的瓷器相比,质量较差,还处于原始阶段,故称原始瓷器。器型有尊、罐、瓮、豆、 碗、盂、盉等。
河南郑州二里岗——跪坐人像、陶虎、陶羊、陶猪、陶鱼、陶龟
殷墟——陶塑戴枷奴隶像
春秋战国
仿铜陶器
陶俑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人殉制逐渐被废止,俑被当作随葬品而流行起来,它的流行不仅是艺术的进步,而且是历史的进步,它代替了残酷的人殉。 陶俑大多个体较小,制作粗率,仅仅是一种象征物,与墓主一起长眠于地下,用不着精雕细刻。
玉石雕刻
礼玉与饰玉两大类,礼玉更受重视,被赋予人格色彩,成为礼制和最高伦理的载体, 五端——璧、璜huáng、圭 、琮cóng、璋zhāng。 苍壁礼天,黄琮礼地。 商代立体玉雕品多,西周尚存遗痕,春秋始则日渐平面化,品种也渐少,但制作较为精致。
商
1.造型简洁,讲究对称,结构紧凑,体积感强 2.圆雕、浮雕通常与线刻紧密结合 3.装饰花纹主要体现时代习尚,与特定物象无必然联系 4.题材多种多样,风格庄重威严,富有神秘色彩
殷墟—妇好墓(动物、人物)
玉凤(龙山时代石家河文化)
玉凤 石家河文化 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出土
跽坐玉人
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出土
玉象
岩石 高14厘米 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出土
石卧牛
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出土
西周
兴起玉德观念,系列化组玉佩为代表,片状平雕增多,祭天礼地功能降低,专为死者而用的葬玉饰随之兴起,东周玉德观念继续发展并参杂以儒家思想。
山西曲沃县晋候墓玉组佩
为多层多件的璜形玉饰,配以管珠或动物形玉片组合而成。较之商代,单独玉件消减 玉组佩 西周 曲沃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 玉组佩 西周 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
三门峡虢季墓缀玉瞑目
殓尸专用的缀玉瞑目,使用各种小型玉件,仿照面目五官,缀缝在丝织物上,用以覆盖死者面部 缀玉瞑目(局部) 西周晚期 河南三门峡虢季墓出土
山西曲沃县晋候墓玉立人(商代晚期)
保留前代玉器的现象也比较常见。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一件玉人其实是商代晚期的作品。这件高9.7厘米的玉人面部阔鼻圆眼,有一对犄角形螺旋式发髻,腰间有龙首柄形器,都是殷墟玉人的特点。 玉立人 商代晚期 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
漆器
西周
西周漆器范围较窄,可能只允许高等级贵族使用。种类多样,作为饮食器具的的多个器种,可与铜器组合成一套完整的礼器组合。
南方(江西、湖北)
北方(河南、陕西、河北)
战国
南方楚系墓葬出土较多,纹饰更加普遍,线条流畅,作乐、宴享、狩猎等漆之以画的图像,出现漆棺、镇墓兽等墓葬美术漆制品。
漆羽人
有可能是属于墓葬美术的作品。通高为73厘米的羽人瞠目吐舌,站立在鸟头之上,充分展现了斫zhuó木雕刻的技艺 漆羽人 战国中期 湖北江陵县天星观村2号墓出土
文字与图画
商
甲骨文
甲骨文指刻在甲骨上的卜辞,甲即龟甲,骨即牛或羊的肩胛骨。甲骨文已经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特点,是中国书法艺术最早的代表。甲骨文最早是占卜、通鬼神用的,是巫术的一个结果和记录
甲骨文处于汉字尚未定型的阶段,字的大小、长短乃至正反都极其自由,笔面繁简多变,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也不固定,异体字甚多,还有两个字写在一起的合文。从书法艺术上讲,甲骨文结体自由活泼、布局参差错落,显得天真烂漫、自然随意,具有后世比较规整的文字所缺乏的特殊韵味。
甲骨文已具备了用笔(刀)、结体、章法三个书法要素
从刀法来看,它以单线契刻为主,线条瘦劲挺拔,有强烈的契形立体感,粗细基本一致,但形态众多,既有横、竖、斜等直线,也有折线和曲线。
从结体来看,甲骨文结构平稳而有对称、变化之美。许多甲骨文呈左右或上下重叠吻合的轴对称,如“舌”“暮”“车” 等 。甲骨文结体取纵势,多为长方形,少数为正方形,甚至扁形,并重视多样变化。
从章法来看,甲骨文字字独立,分行布白清晰。字形大小随点画多寡自然形成,大的直径超过半寸,小的微如芝麻。从总体上,呈现出字成纵行,则无横列,大小变化,错落有致的特点。
青铜器铭文(金文)
鹿方鼎(商晚期)
鹿方鼎 商代晚期 河南安阳西北冈1004号墓出土
写刻在陶模上,然后铸造而成的,可以较多地保留笔意,与契刻而成的甲骨文风格有别,但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晚商金文的特点是笔画首尾尖說出锋, 中间肥厚,收笔处有波磔zhé, 笔势方折凝重,端庄古朴,不作过多的雕饰。
两周
金文
概述
金文即青铜器铭文,又称钟鼎文、大篆或稿书。金文代表了西周书法的最高成就,金文最辉煌灿烂的时代也在西周。
从书法审美角度看 金文线条的质感饱满、丰腴,质朴、敦厚,气势酣畅而有节奏力度。与甲骨文相比,曲线美在金文中得到了升华。甲骨文多整齐的直线; 而金文多笔画圆健婉转而生动多变 从结体来看 西周青铜铭文已经具备严格确定的文字结构和书写规格,体现了由右而左、由上而下的书写行气,字与字的方正结构,书法的基本架构已经完成。既疏密有致,严谨和谐,又奇崛奔放,气势磅礴,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
西周金文的书法风格大致上可分为三期
前期笔划有波折和粗细变化,风格圆浑凝重。代表作有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盂鼎》铭文,笔势圆润、气度恢宏、恣放。
中期笔划趋于匀整,风格平实端丽,柔和含蓄,如《大克鼎》铭文等。
晚期的金文形成多种风格,如《散氏盘》的气势飞动、体势献侧,又如《毛公鼎》的浑沦雄阔、笔画精丽,再如《虢季子白盘》的笔划圆劲、粗细如一、气象万千。
地域分类
北方的晋国出现后世所称的“蝌蚪文”,字形尖头肥腹; 齐国的金文在装饰性方面有其独特的追求; 秦国金文字形方正严整而又舒展,已有石鼓、秦篆的先声
楚国及南方江淮诸国的文字常见有屈折、拖尾的“鸟书”,也是一种装饰化的表现。
何尊(西周早期)
大盂yú鼎(西周早期)
毛公鼎(西周晚期 497字)
虢季子白盘(西周晚期)
石鼓文
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秦国的官书字体,刻在十个鼓形石碣上的四言古诗,记述游猎、行乐之事,石鼓文属于篆籀zhòu系统,结字严密,笔法圆劲,布局匀称,气韵古朴浑厚。 它的象形意味更少,有的字体仍很繁复,保留着大篆的特点,但多数字已和后来秦代的小篆接近甚至相同,属于大篆向小篆变化的过渡形态。
石鼓文由商周金文发展而来,与金文相比,石鼓文的象形成分明显减弱,字形化繁为简,采用等粗的笔线,扬弃了金文夸张的装饰。点画间距由不等而渐趋划一;结构章法变金文的大小不一,上下参差,为规整有序。总之,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
战国帛画
战国肖像画特点:人物皆做正侧面的立像,通过衣冠服饰表现身份;比例匀称,仪态肃穆;勾线流利挺拔,设色采用平涂与渲染兼用的方法,格调庄重典雅
湖南长沙楚墓
人物龙凤帛画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高31CM、宽22.5CM,质地为平纹绢,画面描绘了一细腰长裙,侧身向左作合掌祈祷状的贵族妇女,在腾龙舞凤的引导下,向天国飞升的景象,画中人物比例匀称,仪态肃穆,勾线流利挺拔,设色采用平涂与渲染兼用的方法,格调庄重典雅,是先秦时期代表作品。
人物御龙帛画
战国时期,出士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细绢地,高 37.5CM、宽28CM,画面正中画一身着长袍,头戴高冠,蓄有胡须,神情潇酒,侧身拥剑的中年男子,头顶华盖,驾驭舟形巨龙向天国飞升的景象,龙尾一鹤,龙身下画 一条鯉鱼,表示龙正在天河中行进,具有强烈的动感。
缯书(楚帛书)
又称楚缯书,内容共分三部分分: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 在文字四周绘12个神像,四角有用青红白黑四色描绘的树木。 楚帛书 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
中国早期肖像画的特点是成功地用线条表现人物的体态神情,塑造人物。画工已注意到描绘人物不同的部位,运用不同的线来体现形与质。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影若现,呈现容貌与须眉;表现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如春蚕吐丝,呈现的是舒缓行进中的广袖长袂。运用线条来塑造人物形象,战国时期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并形成了中国画线描人物的传统风格。这一传统可以溯源于青海大通出土的史前彩陶舞蹈纹盆上的图案,一脉相承的有长沙马王堆汉出土的软侯夫人像。唐代阎立本的凌烟阁功臣图和明代陈老莲的屈子行吟图,都沿袭了这一传统,并且不断有所发展。人物龙凤帛画人物 肖像,面部的刻划虽然不算细致,但是表现在龙风导引下,慢慢行进的姿态,却是舒缓安祥的。长裙曳地,鞋履不露,使人一看就明确死者虽不是雍容华美的贵妇,也应是养尊处优的女性。
失蜡法
也称“蜡模法”、“拔蜡法”或“出蜡法”。 失蜡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种先进的青铜铸造方法。以蜡作模,用细腻的稀泥将做好的蜡模糊上,再将范内的蜡模熔化,外范与内范之间的就是模,再往模内灌注铜液,待冷却后取出器物。在技术上的难度相当高,但能铸造出更加精细的纹饰,且可完成极精细的镂空装饰。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就是用失蜡法完成的杰出的青铜器物。
青铜器
青铜是红铜与锡、铅的合金,熔点低,硬度大 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后期,发端于黄河流域 使用合范的热铸法,容器比例很大,铸有铭文 是礼乐文明的体现,是礼仪制度下的美术作品,是国家组织结构的一种物化表现
简述青铜器与西方雕像的不同
青铜器的使用是个人的、内向的,雕刻则是公众的、外向的。 青铜器是综合艺术品,内涵丰富,集实用、审美、宗教于一身。雕刻则较单纯,透过和谐的体态,表现内心之美。 青铜器的造型给人的感觉是怪诞的、模糊的、不和谐的,雕刻给人亲切、清晰、赏心悦目的感觉。 青铜器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美而是崇高,要人看后有精神震动,体现善才是最高境界。 西方艺术传统的突出特点是模仿、再现,而中国商周青铜器所体现的艺术传统则是写意的和表现的。
简述商周青铜器雕刻的艺术成就
商周青铜雕刻从艺术形式来看,可分为三类,独立的圆雕,附属于青铜器身上的圆雕或浮雕,拟形器及器形与器体合二为一的动物形象。 商周青铜雕刻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服从于某个特定的主题,本身似乎并无独立价值,只是体现某种观念的符号。 青铜雕刻所描绘的物象,目的不在该物象本身,形象都经过夸张变形,突出其最易表现某种观念的部位。是象征艺术的代表。
简述商周青铜器的审美差异
殷人以瑰丽为美,器物多通身纹饰,以兽面纹为主,装饰繁缛华丽,气氛威严怪异,颇富神秘色彩。
西周以朴素为美,青铜器形多趋矮平,纹饰以几何纹为主,显得朴实端庄,富亲切感。
春秋以新奇为美,奴隶制开始解体,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关系,摆脱传统束缚,追求新器形、新花样。
战国青铜器以华巧为美,体现地主阶级的意志,器形轻巧,纹饰别致,争奇斗艳,以显示技巧,有哗众取宠之意。
简述商周青铜器的发展脉络
夏至殷商前期为发生期。大都比较粗糙,铸造水平较差,种类亦少。 殷商中期至西周初期为鼎盛期。全身纹饰或纯素无饰,器物神秘威严,华丽堂皇,表现出以瑰丽为美的时代风尚。 西周中期至春秋中叶为开放期。多粗纹几何图案,风格简练、朴实、舒畅,器制自由奔放,形成以朴素为美的周代风格。 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为新式期。纹饰工整,纹样繁多。器物轻便、实用,质薄、形巧,明显趋于商品化。 战国末叶为衰变期。器物复归于简陋。更适用于日用,器型轻便简朴,花纹几乎全废。
简述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甲骨文的发现属于偶然,清末中医处方中有一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1899年,王懿荣偶然从药材中认出所谓龙骨实为古代文物,从而注意收集。所得约1500余片
1903年刘鹗è将买来的连同自己收藏的甲骨选拓了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这是中国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后来,孙贻让根据《铁云藏龟》写成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自此,甲骨文研究形成风气,甲骨文的著作,一类属于资料汇编,一类属于文字考释。
简述春秋战国都城建筑的主要特征及其成就
主要特征 春秋时期的建筑最明显的特征是,建筑与军事、政治、经济需要相联系。 出于皇宫安全的考虑,列国都城都有城墙包围,墙外有壕沟与外界隔开。 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以区分皇宫和一般市民居住区。 郭城内皆有市,由官府管理的特定的商业区,进行商品交易。 宫城和郭城内都出现了手工业区,有官营的,也有私营的。 主要宫殿设在全城制高点,便于监视全城,显示皇权至高无上,体现宗法等级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规划布局,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城市建设基础,一直被后代所沿用。
成就 发明出多功能的砖瓦并使用,极大地方便了建筑业,建筑排列有序,整齐美观,结实轻便。 中国木结构建筑所特有的斗拱发明并使用,既有承重的实用性,又有增加美观的装饰作用。 台榭之设竞相攀比,趋于奢华,既可防避潮湿、保障安全、又能藏匿隐私、显示尊严。 宫室彩绘装饰不再收到严格等级制度的规范。
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
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始终没有从工艺中独立出来,酿成了中国雕刻所特有的性格,即富有装饰性、绘画性、文学性。形式手法始终受到内容的严格限制,儒家强调艺术要达到 “尽善尽美”的境界,善是第一位的、主导的,美是第二位的、辅助的。这种传统利弊参半,利的方面是中国雕刻始终沿着形神兼备的道路发展,没有走上纯粹追求形式的唯美主义之路;不利的方面是雕刻的手法和形式得不到充分的完善和发挥。
简述战国漆器的种类及其艺术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和极其繁荣的时期。 种类按用途分有饮食器、日用器皿及家具、文具、乐器、兵器、丧葬用具、交通用具等。 按胎骨分有木胎、夹红胎、皮胎、竹胎等。 艺术特征漆器品种增多,制作工艺水平空前提高,漆器胎骨趋于多样化,纹饰花样手法繁多,使用丰富的色彩,工艺极为精致。
简述春秋战国绘画的主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已具有独立发展的势头。由于绘画长期附属于工艺,所以当它独立之后还带有鲜明的装饰风,这是中国画在艺术形式上的突出特色。 中国画从它独立之日起,就背负着礼教的重负,它不能独立行事,统治者要求艺术 “尽善尽美”,第一位的是尽善,尽美要服从尽善,既美学标准要服从社会标准。
春秋时期绘画主要有壁画、漆画、帛画、铜器画。此时绘画正处在由萌芽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中国画的基本特征至战国开始呈现,以线造型,设色平涂,渲染技法开始使用。 人物形象注意动态表现,五官粗糙。 题材和手法受到限制,偶有运用写实和虚拟的手法。 构图上,没有透视法则,不能妥善处理形象的前后关系,通常采取上下层隔开的形式表现远近。 绘画用途进一步扩大,用于装点统治者的生活,亦或阐述政治观点和哲理。
简述金文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史第—个里程碑,具有永久的历史价值, 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典范。 西周,铭文多长,书体庄重严谨,结构平实稳定, 行距、间距错落有致。 春秋战国,铭文日趋简短,书史性质基本消除,但文字更丰富多彩、藻饰秀丽。笔画趋于方正,锋芒毕露,字形进一步简化规整。
论述“藏礼于器”
所谓“藏礼于器”,是指在商周时期,按照礼的要求,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青铜器具具有确立主人身份地位、显示尊卑关系、表达虔诚和敬畏,象征使用者的权力和地位等作用,因之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换言之,这些被称之为礼器的青铜器具,实质上是礼的物化或具象化,它们被人按照自己的希望强制性地赋予了“礼”这样的神圣意义,具有了一种神秘、威严的至上力量,然后又反过来制约、支配着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于是,这些礼器经此便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文化符号,所体现的乃是人们自身的理想、道德、心理倾向和现实人生世界的秩序。 礼的至上力量,所体现的是形而上的内容——礼制,它依附于形而下的器——礼器,而存在,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主要通过人们对礼器的使用来显现。使用何种礼器行礼,以及礼器如何组合,都有一定之规,并传达着相应的礼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