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第二阶段（1978——1989）

中国当代文学史 陈思和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详细的总结了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化寻根意识的实验，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生存意识与文学创作，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

第二阶段（1978——1989）

• “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
  • ”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
    • “三只报春的燕子”
      • 白桦的剧本《曙光》取材于中共党史，以历史悲剧借古讽今，首先揭开了几十年来压在人们心底的对极左路线的仇恨
      • 刘心武短篇《班主任》以中学生的愚昧无知为警钟，写出了文革十年盛行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风尚造成的现实危害
      • 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直接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鸣不平，正面表达出对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分子的赞美
    •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发表；9月2日，北京《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班主任》《伤痕》，“伤痕文学”的提法开始流传。“文革”后文学是以批判“文革”、揭露社会弊病的“伤痕文学”作为其开端的，这正是“五四”新文学现实战斗精神再度高扬的标志
    • “归来的诗人”：包括“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遭受打击的“七月派”诗人胡风、曾卓、绿原、牛汉、彭燕郊等，因艺术观念的分歧而被迫离开诗坛的“中国新诗派”诗人杜运燮、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杭约赫，袁可嘉，以及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艾青、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
      • 《鱼化石》生动地传达出一代有着自由思想和崇高信仰的受难者在被禁锢的窒息感，使“鱼化石”这一形象成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灵创作的象征
      • 《伤痕》代表了更为年轻的“知青”一代人的写作。“知青”是指文革中的下乡知识青年，即“文革”时期大批中学生毕业后被直接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他们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内心深处对整个时代存有着巨大的怀疑，而当“文革”结束以后，这种无法弥补的心灵"伤痕“，伴随着”已逝的青春“的感伤，给他们的创作笼上了一层阴郁和绝望的色调，同时也使他们磨练出了对于现实的异常敏感
      • 刘克《飞天》和王靖《在社会的档案里》都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尽管两部作品都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革“期间，但那种饱含在行文之中的激情与愤懑还是会很明显地促使人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
      • 彭宁《苦恋》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同样也对社会体制的弊病提出了追问
    • ”朦胧诗“：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间知青诗人食指和”白洋淀派“的创作，当北岛、芒克等自办的民间刊物《今天》创刊以后，这一具有全新的审美精神的诗歌倾向在诗坛上开始发生重大影响。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多多、梁小斌等，他们的作品确实较多地运用了隐喻和象征手法，而这种诗艺上的探索与诗人怀疑和反抗的精神取向是合而为一的
  • 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随想录》
    •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集，每集三十篇，共150篇，42万字
      • 《随想录》的独特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他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忧虑。
      • 行为反思的深刻性：即在无约束的权威秩序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觉的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 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
  • 年轻一代的觉悟与反思：《死》
    • 陈村《两代人》《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等作品，一篇一个题材，一篇一种写法，习惯于另辟蹊径，特立独行。其中经常出现“死亡”的主题，这大约同作家特殊的生命体验有关，然而他虽然迷恋死亡，却不是通过死者来达到歌颂或批判的目的，只是为了用一种日常生活的描写来表达他对生活现状和生命意义的思考
    • 《死》是以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了对文革的反省。通篇是一场超现实的梦幻，而无真实故事的描绘，但是它以被抽象化了的主观感受强烈地突现了文革灾难的血腥与罪恶，也以这种主观感受沟通了文革死难者与新一代青年之间的情感
  • 民族命运的自觉承担者：《一代人》
    • 《一代人》在文革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着对苦难的承担，或者是在不断的受伤害中经历成长，然而苦难却给予了他们超越 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企图透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
    • 经过磨难的理想与信念导向个性的自觉，导向了一种坚强不屈的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这是《一代人》及“朦胧诗”整体上给人的印象，也是70年代末期文学中富有激进色彩的一面
• 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
  • ”归来者“的历史反思
    • “归来者”：主要是指5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有着差不多相似的经历：一般出生在30年代，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这使他们年轻的履历变得十分耀眼，曾经是踌躇满志的一代文学新人。包括刘宾雁、王蒙、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白桦、张贤亮、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李国文、丛维熙等
      • 他们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成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重放的鲜花”成为这代作家在文坛的共同标识
      • “归来者”作家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他们大多数人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主流一样，心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自觉地充当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们敢于以执政者的诤友身份为民请命，揭发社会弊病，并将这种战斗精神与“五四”知识分子传统联系起来
    •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中国文学领域在1979年至1981年间形成了一股以小说为主体的“反思文学”，而“归来者”们的创作是其中最瞩目的、最主要的
      • 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有的鲜明特色，这种揭露性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也成为反思作品吸引读者的最主要因素
      • “反思 ”作品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是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8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 热”成为“反思文学”的一种共生现象。另一方面，它又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相呼应
      • 《剪辑错了的故事》《泥淖中的头颅》《布礼》等六个中短篇小说，都开始尝试采用以人物为意识活动为叙事线索的鸨和表现方式，这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而青年作家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扼要介绍，又在小说理论上给予作家们极大的启发。较为普遍的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另一种叙事方式是有意无意地从民间的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民主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悖谬与悲剧现象
  • 从”同路人“的立场反思历史：《内奸》
    • 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经历复杂的榆面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的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作者对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独具特色的思考
    • 所谓“不干不净，好吹好炫”，只是带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眼光的一种界定模糊的评价。具有悲喜剧意识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点软弱的方式，不仅保护了他自己的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极左政治路线和政治阴谋者的行径，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黄司令员、严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与像田有信这样在“干干净净”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盖着私利的“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艺术特色：故事的传奇性和独特的讽刺手法
      • 《内奸》作者采用了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说话”方法，一开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续的时间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来，脉络清晰，娓娓动听
      • 辛辣的讽刺不仅表现在让讽刺的对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更重要地体现在对人物和情节的把握与安排上。时代历史的内涵在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的眼里，与”好人落难，小人得志“和世事变幻的沧桑感叹相结合，获得了独特的讽刺效果
  • 对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海的梦》
    • 王蒙《海的梦》是复出后的王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创作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中篇《布礼》《蝴蝶》短篇《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之一，它们既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感受和深入思考，也是他在小说叙事艺术领域率先进行大胆探索的集中体现
    • 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性。
      • 缪可言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感叹，历史谬误对生命的摧残就个体来说毕竟无法挽回，在如愿以偿地见到大海的短暂满足之后，他想到的则是对青春不再的悲叹。谬不可言，或可言者尽谬，短暂而独特的生命面对历史的荒谬，一切似乎都难以和无可言说；但与生命血肉相连的感受，一切又都挥之不去，它时时会将思绪掳回逝去的年华，这真是够”缭“的
    • 作品的表述方式上，王蒙并没有正面具体地叙述主人公的沧桑经历，而只是以大海为中心意象，以简单的外在动作引发人物丰富的意识活动，让主人公梦魂幻游，锐意求索，淋漓抒情，把一个历经沧桑，从生活谷底一下子上升到顶峰的主人公的感情心态、意识活动，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 人物的意识流动实际已成为小说的结构线索，但在这连续不断的意识片段之间，仍有一个理性的逻辑存在，它始终围绕着对个人命运和理性思考，并把个人与民族历史相联系起来
  • 对民族灾难的反思：《哎，大森林》
    • 公刘《刑场》《哎，大森林》炽热的情感，深入的思考，坦诚的襟怀和沉郁的色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反复后的风格特色
    • 《哎，大森林》通过”大森林“意象的复杂内涵的揭示，在矛盾复杂的情感意向中表达了对那种抹杀记忆，淡忘历史教训的喧嚣的愤恨，以痛切的口吻对现实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大森林不能吸引啄木鸟来清除病害，它就必然要遭到自然法则的严惩，全诗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精神
    • 沉郁和激愤是这首诗最明显的情感特征。大森林的意象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一个象征，它的喧嚣，它的生机和腐败，代谢与健忘，正使人联想起刚刚过去了的那一场民族浩劫和浩劫过后的亟待反思和清理的现实
• 为了人的尊严与权利
  • 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兴盛
    • 创作实践看，文学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肯定，又是分别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之中，所谓”伤痕文学“，首先就是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文革“期间遭受的创作；所谓”反思文学“，首先就是善于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伤痕文学“对历史创作的揭露正是以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为依托的
    • 戴厚英长篇《人啊，人》以1957年反右斗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描写了C城大学以党委书记奚流为代表的反人道势力，同以何荆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通过人物的爱情悲剧，反映 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非常现象：没有爱情的婚姻和不被尊重的爱情，并借此剖析了某些社会伦理道德的顽固，表现了”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这一严肃但又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主题
  • 苦难民间的情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 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作者在极左政治路线所造成的中国农村经济极其凋敝的社会背景上，刻画了朴讷、勤劳、本分的农民邢老汉的形象，他善良、诚实，对生活所求甚少却又不能得到满足。
    • 黄狗的被杀是邢老汉悲剧的高潮，是命运给老人的最后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击。小说在这一点上做足文章，越是渲染人与狗的感情之深，就越是反衬出推动狗之后的孤寂和悲伤；越是强调黄狗是老人唯一的安慰，就越能揭露极左政治路线的非人道。
    • 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家在患难时分对民间的亲近，更是作品关注普通人命运，同情小人物遭遇的人道精神在小说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上的体现
  • 美好理想的憧憬：《哦，香雪》
    • 《哦，香雪》小说以一个北方偏僻的小山村台儿沟为叙述和抒情背景，通过对香雪等一群乡村少女的心理活动的生动描摹，叙写了每天只停一分钟的火车给一向宁静的山村生活带来的波澜，并由此抒发了优美而内涵丰富的情感
    • 作者选取了一个类似于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叙述者确立在城市人的位置上，但又具有敏感的心灵和宽厚的胸怀，对那个封闭的小山村，对那一群普普通通的山里少女投来同情、关爱的一瞥，在看似稚嫩可笑的心理律动中发掘时代思潮的波澜
    • 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清新、婉丽、优美、纯洁的，但并不意味着纤弱、单薄和浅显，相反它寄予了作者对时代现实的严峻思考：那纯朴、淡远的美果然是迷人的，令人不由自主地去欣赏和赞美，但它恰恰又是与贫穷和闭塞联系在一起，在时代列车的呼啸声中，这种纯朴迷人的美还能保留多久呢
  • 女性激愤的呼声：《方舟》
    • 张洁《方舟》以女性特有的尖锐、激愤和性别意识，叙写了在社会变动和个人觉醒中的女性生存处境，敏感地表现了知识女性在奋力挣脱旧式的人身和精神锁链的同时陷于新的异化状态时所面对的痛苦、绝望和抗争等复杂心理状态，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张洁作为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自我形象的刻画
    • ”方舟“的意象既象征着被庇护、被救赎，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感，整篇小说都笼罩着孤独无援的悲剧性氛围，正如题记所预示的那样：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 小说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作家以宽以待人主的独白和议论的方式，表现了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上追求的焦灼、孤独与悲凉感受
    • 《方舟》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这样一种女性处境的严峻性，它用文学的方式表现了当代知识女性所面临的新旧因素交织、困境与希望并存的生存状态
    • 小说在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上，都有鲜明的特色。作者善于将人物放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交点之上，把多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支撑或撕扯着人物的内心，使心理描写富于戏剧性和抒情意味
• 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
  • 改革开放政策下的社会与文学的责任
    • 改革文学的兴起：50年代的文学家们仅仅 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喉舌来宣传政策而80年代的“改革文学”则表现出作家们对政治生活的强烈参与精神。他们坚定不移地宣传改革政策的必要与我必然，更注重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利于改革的因素的批判，包括对来自执政党内的权利斗争和社会腐败风气的批判
    • “改革文学":凡是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和命运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在此列，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精神面貌的急剧变化，体味其新旧历史交替中的痛苦与欢乐
      • 发轫期：1979年蒋子龙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脱颖而出，”改革文学“开始它的发轫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揭示旧的经济体制、极左政治路线影响与改革家的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并且预言了一个”只要改革，生产就能搞上去“的神话。这是最早一篇自觉地”写四化，写四化的阻力，写克服阻力的斗争“的文学作品，它写工厂却突破了以往”车间文学“的模式，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它还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盛情赞扬
        • 另一些作家则在作品中对历史因素和现实问题而造成的社会种种社会弊端予以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呼唤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会秩序。如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
        • 高晓声则一直专注于对普通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变动和滞后的观察、思考和描绘。从《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作者旨在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
      • 第二阶段：1981年底张洁长篇《沉重的翅膀》问世。这一阶段创作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文化。有《故土》（苏叔阳）《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新星》（柯云路）及中篇小说《老人仓》（矫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秋天的愤怒》（张炜）《腊月 正月》（贾平凹）
        • 路遥《人生》着重表现了处于变革中的农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以农村知青高加林的视角作深层的探索和思考
  • 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假如我是真的》
    • 本剧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剧，巧妙地通过李小璋和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体现了剧作者出色的喜剧才能
    • 假茅台的细节设计，既符合现实主义戏剧道具设置的经典规范，即一个道具应该贯彻剧情的始终，又赋予道具巧妙的象征意味，可以说这瓶假酒就是特权人群的交往规范、交往语言和交往实质的集中体现，其中浓缩了丰富的喜剧因素和讽刺意味
    • 写作目的：借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以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要从英雄的缺失中呼唤英雄，在对一些陷身于特权和私利的干部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在戏剧手法上，进行了富于新意的尝试。
  • 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陈奂生上城》
    •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作者用意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剖析
    • 陈奂生是一个勤劳、憨实、质朴的农民，在《漏斗户主》中，他长期被饥饿所纠缠着，并不懒惰却无法摆脱困境，对现实失望却又并不放弃努力
    • 独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所共有的心理倾向，即作为小家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的并存交错：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等
    • 艺术特色：体现了典型的高晓声式的叙事风格。他惯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作品语言基本上都出自叙述人之口。其语言简练明快，幽默犀利，意蕴含蓄，富有情绪感和节奏感
  • 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思考：《人生》
    • 《人生》就是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出生活中的丑恶与庸俗，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
    • 高加林的性格中，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自尊、自卑、自信等方面的性格因素，好像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四边形在互相冲突，互相牵制，从而在一次次骚动和斗争中决定着他的选择，产生一个总的结果。这个结果似乎不以旁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与高加林的本意相对立的
    • 他与刘巧珍的分手标志着土地与它象征的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开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合法却似乎不尽合理和合情，特别是它对巧珍所带来的伤害更令人遗憾，就是他自己也难免内疚和不安
• 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
  • 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
    • 文革结束后，一些作家别开生面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审美概念，它包括“民族性”“乡土性”“文化小说”“西部精神”等一组新的审美内涵来替代文学创作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识形态。
    • 代表作品“乡土小说”刘绍棠《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等中篇小说，“市井小说”邓友梅《烟壶》《那五》冯骥才《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短篇小说等，有以家乡纪事来揭示民间世界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以家乡风情描写社会改革的林斤澜《矮凳桥风情》系列，有拟寓言体的高晓声的《钱包》《飞磨》等新笔记小说，还包括了体现西北地区粗犷的边塞风情的散文和诗歌等
      • 有意识提倡“乡土小说”的是刘绍棠。他把自己的语言美学命名为“山里红风味”，大致上包含了学习和运用民间说书艺术、着力描写乡土的人情美与自然美。前一个特点使他的小说多带传奇性，语言是活泼的口语，但时而夹杂了旧时说书世人惯用的形容词，民间的气息比较浓厚。后一个特点构成了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特色，其文笔优美而清新，意境淡雅而适远，景物描写尤胜，仿佛是一首首田园牧歌
      • 邓友梅和冯骥才的小说笔下的民俗风情可以说是已经消失的民间社会的重现，既是已经“消失”，就自然有被历史淘汰的理由
      • 将民俗风情的描写与当代生活结合起来、以民情民俗来反衬当前政策的适时的创作。
        • 陆文夫《美食家》通过一位老“吃客”的经历反映了日益粗鄙的外部环境与基层当权者内存狭隘的阶级报复心理，使有着悠久传统的江南食文化遭到破坏，但同时真正的民间社会却在日常生活方式下保存了这种俗文化的精髓。通过他的视角来反映食文化的历史变迁却有着警世的意义
        • 汪曾祺的小说不但具有民间风情，而且具有深刻的民间立场，其深刻性表现为对民间文化的无间认同上，并没有人为地加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他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写出了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热情讴歌了民间自己的道德立场
        • 西部风情进入当代文学，所带来的不是仅供猎奇的边缘地区的粗犷景色与风习，而是一种雄浑深厚的美学风貌与苍凉深广的悲剧精神
  • 大地上涌动着人生的欢乐：《受戒》
    • 汪曾祺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像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
    • 《受戒》表面上是主人公明海和小英子，实际上的主人公却应该是这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这个桃花源中诸多的人物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其情感表露非常直接而且质朴，他们虽然都是凡夫俗子，却没有任何奸猾、恶意，众多的人物之间的朴素自然的爱意组成了洋溢着生之快乐的生存空间
    • 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是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
    • 小说中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仁爱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
  • 市井文化的描绘与反思：《烟壶》
    • 邓友梅的小说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他所自觉追求的“京味风情小说”。它以“烟壶”为中介，描绘了19世纪末叶北京城市的风俗画，串起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于方寸之中看到市井世界的芸芸众生和时代矛盾冲突，看到市井文化中的高尚与卑鄙、狡诈与善良，同时也隐隐透露出一种反思精神
    • 小说中说书人的插入语在两种情况下非常活跃，其一如上所述是出于讲故事的需要，其二则显示出叙事者确实具有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兴趣，他的插话不但给我们讲述了一些老北京颇具都市民间色彩的技艺与风俗，并进而向我们展示了那种封建社会末期熟透到极点的市井文化。叙述者还以赞赏的态度描写了普通人的正直与情义
      • 《烟壶》中的市井世界是以满清专制皇权体制下的等级秩序为基础的，这种专制体制，专注于“主子”和“奴才”的名分和关系的认定，使等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既做主子又做奴才的畸形状态中，做小主子的人要做大主子的奴才，做奴才的人一旦有机会做主子比“主子”还要耀武扬威。
      • 还表现了八面威风却又崇洋媚外的没落封建文化和半殖民文化的生活习气。
      • 叙述者的娴熟和叙事技巧使他顺利地完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以封建社会末期高度发展的畸形文化和这种文化培养熏陶下的“特殊市民阶层”为表现对象，绘制了一幅独具色彩的民俗画和众生相。
  • 来自大西北风情的歌唱：《巩乃斯的马》《内陆高迥》
    • 周涛的散文《巩乃斯的马》借助对马的形象的描绘，表达了一种对不受羁绊的生命力与进取精神的向往与渴求。
      • 文章中两个场景典型地刻画出马的生命活力与人对自由境界的向往的融合。马的狂奔与人的情感的宣泄合拍，生命的强力冲动抗拒着阴暗低沉的气候，在压抑的环境中使人重温到自由的快乐——因此作者钟情于马。
      • 周涛的散文常常将思想的表现与感性的叙述、描写结合起来，形成特有的清澈而又深邃的风格。“马”作为核心形象引起了他对世界的思考，通过马联想到人生不朽的壮美和潜藏在其深层的忧郁，联想到流淌于民族精神中的英雄豪气与进取精神——现实与想象、情感与理性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崇高深邃的气韵。
    • 昌耀基本保持着传统现实主义的重在客观外象的描述，达到主观抒情的目的。表现在诗歌中的悲剧精神，则是以忧患意识为内容，以善恶、是非为标准的传统悲剧价值判断，展示的是被流放荒原的苦难。
      • 他被一种人类的生存宿命深深地攫住了，这是一种建立在人类生命意识上的新的悲剧意识，一种超功利、超利害的人类存在本身的悲剧，这一时期，“悲壮”作为昌耀悲剧美感的体现，主要并不表现在英雄主义的悲剧命运的搏击，而表现为战胜生存荒诞所进行的恒久的人格升华与完善
      • 《内陆高迥》叙述的多角度性、写景的抽象性、悲剧意蕴的多义性正是这种诗歌意识的明显征象。
      • “内陆”既是旷远壮阔的，却也是让人因其广大悠悠而会黯然伤神、怆然泪下的。在象征的意义上，它隐喻着世界，也隐喻着宿命，一切的无机物、有机物的行动在这里只能是“无声的火曜/无声的崩毁”
      • 昌耀的这首诗，每一段都可以说写的是西部特有的真实的景象，但同时却又带有浓厚的象征色彩，整体上又贯穿了一个“朝圣”的神话结构——只是在这里，“朝圣”的主题已经暗转为带着现代精神的“在路上”的主题。
      • 河源，具有多义性，它可以是一种日渐稀薄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象征，也可以是民族文化的源头的象征，也可以是生命的本源、信仰的本源的象征，生命的极高境界的象征。
• 生存意识与文学创作
  • 新写实小说与新历史小说
    • 80年代中期“新写实小说”与“先锋小说”同时产生，可看作“后寻根“现象，即舍弃了”文化寻根“所追求的某些过于狭隘与虚幻的”文化之根“，否定了对生活背后是否隐藏着”意义“的探询之后，又延续着”寻根文学“的真正的精神内核。
    • 代表作家刘震云、方方、池莉、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刘恒、王安忆、李晓、杨争光、赵本夫、周梅森、朱苏进等。
    • 新写实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新写实小说正是对这种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的拒绝和背弃，它最基本的创作特色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说是在作品中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
    • 革新意义：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的对象，作品不再云刻意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关注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的内容，其中强烈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过去少有的生存意识
      • 王安忆
        • 《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写到人性中遗传因素的影响，暗示出主人公妮妮的性格并非后天社会环境造就而成，倒似乎是受制于血缘上的承传，由此写出了人的某种很难为外力所改变的根性。
        • 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及《岗上的世纪》等，突出出性爱本身具有的美感，而舍弃了一切外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
      • 刘恒
        • 《狗日的粮食》写一个丑陋的瘿袋女人，她所有的生活内容就在于生孩子和挣粮食。
        • 《伏羲伏羲》写一个通奸的故事，主人公杨天青的生存价值也只有通过生殖才能得到肯定。所谓”食色“的根本其实就是生命的繁殖与维持，这里不存在任何超出生存本身的意义。
      • 池莉
        • ”纯态事实“：《烦恼人生》写一个普通的城市人度过的平凡一天，这种平凡单调的生活就是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本相。可以说这些作品都致力于描绘生活中凡俗性的一面，将一切宏大崇高的思想观念都排除出去，从而再现出这些作家所认为的生活原生样态，就是所谓的”纯态事实“
      • ”消解激情的写作“：这些作品在叙事方式上的新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构成与典型人物塑造，以往小说必不可少的戏剧性情节转换为琐碎的生活流过程，使小说中的事件看似未经加工的偶然无序的状态呈现出来，人物的思想行为也随生活状态不同而随机变化，既然取消了典型性格，也就自然削弱了存在于人物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这种叙事方式在主体性方面显得比较冷漠暗淡。
      • 新写实小说取消了作家的情感介入，以一种”零度情感“来反映现实。它主要表现为叙述者的功能弱化倾向，即新写实小说的叙述者往往是比较单纯的旁观者，他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能随意进入到被叙述人物的心理中云做洋洋洒洒的分析，也不会经常进行深入的自我阐释，即便偶尔发表几句意见，多半还是采用自由间接语体形式，将其含混在人物意识之中，并不显示明确的判断倾向。
    • 新历史小说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所以，界定新历史小说的概念，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出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
      • 代表作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作家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刻意突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存的精神支撑
      • 把民国社会的精神没落和传统文化的式微作为叙述内容，而作为新写实小说在题材上的一个分支，它们又同样有着消解激情的叙事特点，在叙述过程中并不显现作家明确的主体判断，在对过去历史的还原中，这类小说就往往呈现出异常暗淡的色调。如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十字铺》四个中篇和苏童《妻妾成群》等
  • 当代生存意识的经典文本：《风景》
    • 方方《风景》对生存状态的还原上更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探索精神，写的是武汉底层社会一个贫民家庭在几十年间的遭遇。
    • 由死者的视角来讲述生存的故事，显然是一种机智的安排，这使得作品中的生存景观看来异常的冷漠和残酷。
    • 通过描写人物对其生存处境的应对方式来使生存意义得到明确无疑的显现。二哥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事实上那种文明在生存中也有着极残酷的一面，而他的热烈的理想最后遭到粉碎，使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他的自杀就象征着理想主义在真实生存境况中的失败。七哥尽管也心怀改变自身命运的理想，但这理想却是生成于生存中恶的根芽中。
    • 小说以纯客观的叙述来实录凡俗人生中的种种本相，以及揭示出生存本身的意义所在，这里显然舍弃了过去那些观念性的道德标准与情感认同，不动声色地使生存的观念，或说是一种民间的价值取向非常实在地突现出来。
    • 其文化意义正是在于使我们生存本身恢复了就有的警醒与思考，是新写实小说中最贴近自然主义方式的作品。描写凡俗人生，刻画粗鄙丑陋、野蛮冷酷的生存景象，这实际上原本就是左拉式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
  • 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一地鸡毛》
    • 刘震云以非常冷峻而又略带微讽的笔触，叙写出了极其平庸琐碎的当代日常生活景况。
    • “一地鸡毛”，这个标题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小说结尾处通过小林的一个梦境直接表述出来：小林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这显然不是那种追求深刻性的象征，而是以十分表浅的意义述说揭示出作者所理解的生存本相：生活就是各种无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以无休无止的纠缠使每个现实中人都挣脱不得，并以巨大销蚀性磨损掉他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使他们在昏昏若睡的状态中丧失了精神上的自觉。小林的精神发展轨迹，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逐渐抽空、个性逐渐消退的过程。
    • 小说叙事中除了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之外，比较一般新写实小说而言，还隐约闪烁着一种尖锐的讽刺精神：文本叙述的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所有这些都被揭露为无价值，正是这无价值本身构成了人生的沉重，而这种沉重看起来则是极不合理无比荒谬的。
  • 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红高粱》
    • 民间立场的体现：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
      • 它以虚拟家庭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 这个乡里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
      • 两条线索：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
      • 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
    • 这部小说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究竟里的某种寄托。他极力赞美故乡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
    • 莫言曾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
    • 莫言还显示出了驾驭汉语言的卓越才能，他运用了大量充满了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层面上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了整个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 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
  • 先锋小说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意义
    • 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冲击。
    • 80年代中期马原、莫言、残雪等人是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文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
      • 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并因之被某些批评家称为“形式主义者”。代表作品《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这些小说中，元叙事手法的使用在打破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作者及其朋友直接以自己的本名出现在小说中，并让多部小说互相指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果；设置许多有头无尾的故事并对之进行片断连缀式的情节结构方式似乎暗示了经验的片断性与现实的不可知性，产生了似真似幻的叙述效果。
      • “马原的叙事圈套”：作为一个叙事革命者，马原保持着对神性性的煞有介事而又并不专心的爱好与探索——这些探索常常有头无尾，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不可知性与不确定性，马原的这些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
      • 莫言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小说形成了个人化的神话世界与语象世界，并由于其感觉方式的独特性而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扭曲与违反，形成一种独特的个人文体。这种文体富于主观性与感觉性，在一定意义上是把诗语引入小说的一种尝试。代表作《筑路》《白狗秋千架》《爆炸》《球状闪电》等
    • 稍晚的作家：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洪峰、北村等。
      • 格非主要以人物内存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
        • 《褐色鸟群》他着重描写人与物的相互脱离，“在这样的‘错位’”式的情景中，人物仿佛已变成了若有若无的鬼魂，身历的事件则比传闻还要虚渺，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从未证实过而又永远也走不出‘相似’的陷阱的一种假定状态中。
        • 《迷舟》叙述由于一次偶然的事件使得军人萧丧生并导致战争局势的转变，琐屑微末、毫不相干之事竟引起意想不到的结局，从而展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无序状态
      • 孙甘露《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小说彻底斩断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而专注于幻象与幻境的虚构，但这些幻象与幻境又都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屑线索，无法构成一个条理贯通的虚构世界。
        • 《信使之函》几十个充满了诗意的梦呓式的对”信“的述说，在每一句述说下摘录一段信使所送的信中的段落，这些段落同样华美、富于诗意而又没有现实或者象征的寓意
      • 余华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代表作品《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
        • 早期的小说中叙述者在表现这种冷漠与残酷时，由于刻意追求的冷峻风格而使得作者的态度显得暧昧，事实上余华的这种貌似超然而冷静的叙述风格来源于作家与现实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他要与他笔下的人物及其代表的人性的残暴与残酷的一面保持距离
        • 90年代之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风格转变：这些小说在描写底层生活的血泪时仍然保持了冷静的笔触，但更为明显的是加入了悲天悯人的因素
      • 北村《施洗的河》《玛卓的爱情》等小说从神学生存论的角度来考察人在缺少了神性的一维之后的生存状态
    • 先锋文学可看作是80年代的文学状态向90年代的文学状态转化的契机，它的出现改变了已有的文学图景与文学路向。先锋文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与人性的怀疑，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
  • 小说叙事美学的探索：《冈底斯的诱惑》
    • 马原第一个把小说的叙事因素置于比情节因素更重要的地位，他广泛地采用”元叙事“手法，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形成著名的”马原叙事圈套“。
    • 《冈底斯的诱惑》第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是”元叙事“手法的运用。马原通过元叙事的手法不但反讽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连贯性以及基于此基础上的现实的整体性与真实性，他还从根本上质疑经验的整体性、连续性与确实性，正是这一点，才动摇了小说的”似真似幻“。
    • 《冈底斯的诱惑》这样的小说是权威意识形态不再具有普遍意义后的一种表征，它预示了一个不再有明晰清楚、条理一贯的整体叙事赋予个体经验以现实性与意义，只剩下暧昧不明的似真似幻的个体经验与个人叙述的时代的到来。
  • 小说语言美学的实验：《我是少年酒坛子》
    • 孙甘露超现实主义的语言中，语词不再指向现实，也不具有主体赋予的象征或隐喻意向，它们从表意功能中滑脱，成为一些自由的语象，在文本中自在地游走
    • 他专注于这一向度上的可能性，并把它推向了极点，正是这一极端的做法——远离具体物事，使抽象观念诗化，斩断语言的所指，让能指做封闭运动，如此等等，使他与其他先锋作家区别开来
    • 《我是少年酒坛子》让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孙甘露对幻想与冥思的近乎天然的亲切感。
  • 残酷与冷漠的人性发掘：《现实一种》
    • 余华企图构建一个封闭的个人的小说世界，通过这种世界，赋予外部世界一个他认为是真实的图像模型。
      • 这种图像模型首先可以在他的小说的布局中发现。这是一种沙漏式的小说布局，它显示出一种刻意的对称性。以前这些故事的所有讲法都提供了一个起因，这些起因都很微小琐屑，显示出人性中文明的一面远远抵挡不住其野蛮与愚蠢的一面，后者略受诱惑就一触即发，而一旦引发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自动发展、扩大，直到将双方都毁灭殆尽。
    • 贡献：取消了故事的起因，将这种仇杀设计为一种盲目的冲动，同时他将互相残杀的对象设计为传统五伦关系中的兄弟一伦，使这种仇杀的故事表现得触目恸心，而进一步在叙述上的革新使得他将一个古老的故事改编成一个新的故事。
    • 小说的结尾，山岗身上的大多数器官移植都没有成功，生死器官的移植却成功了，死者的生命种子仍然极其荒诞地延续下去，象征着混乱与暴力仍然会绵延不绝。
    • 《现实一种》的形式是造作的，或者用余华对他发现的这种”另一部分真实”作了成功的表现。
• 文化寻根意识的实验
  • 文化寻根意识与文学实验
    • “文化寻根”是这股文化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它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和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得以较顺利地发展。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得的接受场。
    • “文化寻根”意识
      • 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
      • 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
      • 对当代社会生活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
    •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
    • 由“寻根文学”作家创造出的审美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大都生发于作家主体的独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其中有一些作家，倾向于从民族文化和大自然中寻求精神力量，以求达到对当代生存困境的解脱和超越，这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通过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格形象表达出文化魅力，并以此完成了对一种人格境界的美感塑造
      • 张承志《北方的河》中，主人公“他”的心灵中充满了躁动和震颤，他以现代人的信念向世界发出生命自由前行的呐喊，在象征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大河的奔涌中获得力量，而大河在他那一往无前的精神追求的映衬下，也体现出了更加浓厚广阔的内涵
      • 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孤独持守着古老而正直的人生原则，以忠诚、坚毅、重人情轻财物的传统人格精神，对抗着浮躁和实利的现实人生
    • 体现出另一种新的文学思维，即对人类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的关怀。韩少功用象征的方法描绘出个体生命、种族生命以至人类整体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存的艰难过程。
      • 王安忆《小鲍庄》则是在社会背景及具体时空虚化的前提下，以凝重、写实的笔触，突现出封闭状态中农民自在的生存方式，古朴的仁义道德作为小鲍庄村人的精神依托，呈现出作者对生存方式与民族文化构成之间关系的思考
      • 李锐《厚土》着力描绘山西农村特有的沉重、凝滞的生存景观和由这种生存景观孕育出的封闭、古朴的文化性格
      • 郑义《老井》在对贫困地区农民打井求水过程的叙写中，实实在在地表达出了生存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 乌热尔图《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描写了自己民族的独特生活形态和美好心灵，寄托了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挚爱和被理解的渴望
      • 扎西达娃以强烈的现代意识来探询西藏人民的生存历史和生存体验，作品里充满善于古老文化传统、宗教习俗的描绘，写出了自近代以来藏民族被现代文明遗忘、默默走过的孤独的精神历程，同时也展现出一幅富有原始色彩与魔幻魅力的藏民生存图景
  • 寻根文学的南北呼应：《棋王》《爸爸爸》
    • 《棋王》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呈现出一种文化人的魅力
      • 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这是一个在历史旋涡中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这使他一己的单薄存在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顽强精神和文化魅力。
      • 最精彩的地方还在于对他痴迷于棋道的描绘。王一生把棋道和人格融为一体，此后他的人生变成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他不囿于外物的控制，却能以“吸纳百川”的姿态，在无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人生境界。
      • 阿城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与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和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
    • 韩少功中篇《爸爸爸》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对民族文化形态表达了一种理性的批判，探询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下的生命本体意识。
      • 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描写在湘山鄂水之间一个原始部落的历史变迁，把祭祀打冤、迷信掌故、乡规土语糅合在一起，刻画出了一幅具有象征色彩的民俗画，其中隐喻着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
      • 白痴小孩的存在，无疑象征了人类生存中丑恶、顽固和浑浑噩噩的一面。在此，缺少正常理性的丙崽恰好也揭示出其他人的精神病态：理性迷失之后的愚昧与残忍。他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显然还意味着传统与当代现实之间的某种联系，丙崽死不了，也就表明了那些古老文化的丑陋之处是难以根除的
      • 作家在小说中把笔触探向了生命的本体存在，探索着生命的起源、生存的艰难及生命存在的方式和意义。这样的描写打破了小说情节所依赖的因果关系，出现了以意象为主体、以感应为联系环节的新的审美思维形态。
  • 来自民间的美好诗情：《商州初录》
    • 贾平凹《腊月 正月》《鸡窝洼人家》《天狗》《小月前本》《浮躁》等，都主要描写农村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对古老民风民俗的冲击，以及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他由此来探索人性在时代变革中的内涵，写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各种生动气象。更为突出的特色，还在于通过他描绘的秦汉文化环境中特有的生存方式和风土人情，展现出来自民间的美好人情，以一种清新、纯朴的笔调营造出了一个特别具有诗意美感的艺术世界
    • 《商州初录》首先展示出商州的自然之美，在贾平凹看来，自然之美无疑正是孕育着风情与人情之美的理想土壤。里面各种小故事几乎都是在表现这种人情的美，写出了商旅民风的质朴、善良、大胆、真诚、正义和宽容。
      • 他尝试了一种拟笔记体的文体形式，有着文字精炼、结构呈现散文化的特点，回荡着浓烈的古典艺术气韵
  • 探索电影”的文化反思：《黄土地》
    • 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吴子牛、张艺谋等。他们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和创新，主要在于更新了中国电影的传统造型语言和视听表现手法，追求主观性的审美感受，并且大多喜欢用象征方式，在精心设计的意象中体现出深沉的历史文化底蕴。
      • 陈凯歌《黄土地》“黄土地”看上去或温暖、或冷漠、或贫瘠、或深广，总是传达出一种特别沉重和压抑的感觉，在影片中，它的意义已远不只是单纯的故事背景，成了整个民族的人格化的象征体
      • “黄土地”的象征意义就在于那种沉积在民族文化深处的保守性格和无法挣脱天命的悲剧感。
      • 安塞腰鼓和农民祈雨两个场面都象征着力量，前一个意味着生命本身的积极进取的力量，后者则表现着不知所终的盲目的力量。两者都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成分，是这片“黄土地”上生成的民族文化的必然的两面。
      • 翠巧弟弟在求雨的人流中逆向奔跑，正象征着他在投向一种新的人生，似乎也在暗示着那种长期被压抑在古老黄土之下的年轻的生命力必定有它被唤醒并喷薄而出的一天
• 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影响
    • ”朦胧诗：1978年民刊《今天》杂志的创刊，标志着这股现代诗潮进入“文革”后波澜迭起的文学大潮之中。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朦胧诗”派。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芒克、多多、梁小斌等，这些年轻诗人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威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1980年《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以“叫人看不懂”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
    • 朦胧诗三个美学原则：即“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
      • 舒婷的诗忧伤而不悲观、真挚而又沉郁，既有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又有对于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强烈的个人理性精神都通过“我”这一抒情形象表现出来。
    • 新美学原则的崛起，一方面不仅仅限于诗歌一种文体，它同样反映 在小说、戏剧、电影等叙述类文体中；另一方面，从作者群体的角度看，“文革”后文学对现代艺术探索的追求，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 老一代作家中主要体现为4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探索传统在新时代的继续，如穆旦、杜运燮和汪曾祺等
      • 王蒙等一批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创作了一批结构和手法新颖别致的小说。代表作品王蒙《布礼》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我是谁》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位作家的通信
      • “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有着更加内存的情感上的暗合。张辛欣、刘索拉、徐星、李陀、残雪等，他们缺乏上一代人的乐观和自信，“文革”中狂热的信仰鼓动而又被突然抛弃的特殊经历，迁就了他们虚无、孤独的反抗意识
        • 《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文革的苦难经历中看到了传统价值的虚伪和脆弱，只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拼搏和挣扎，于是“孟加拉虎”就成为主人公的象征：它在大自然中有强劲的对手，为了应付对手，孟加拉虎不能不变得更加机警，更灵活，更勇敢，更残忍“
        •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则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几个学生为主人公，他们寻找自己的人生和音乐旋律的创造欲，与学院以贾教授为代表的陈旧僵化的教育体制形成了尖锐冲突，小说尝试用音乐的结构，把一代青年的青春期的骚动，个人意识的萌动，以及他们在现实人生中所体验到的荒诞和梦魇，融进这群疯疯癫癫的青年艺术家的狂躁的血液里，流露出更明显的虚无与绝望的反抗意识。
        • 残雪的小说最决绝地体现绝望、孤独和非理性倾向，而且十多年来，始终坚守自己的叙事风格，将现代主义语言艺术与中国的生存状况结合起来，成为当代中国最有毅力、也是挣扎得最为艰苦的现代主义小说家
    • 最早的戏剧表现艺术探索开始于1979年，其最大特点是重在表现人的灵魂，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努力开拓戏剧表现人类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 《屋外有热流》以超现实的象征手法，将屋外的热流与屋内的寒冷构成鲜明的对照，热流象征着沸腾的生活，寒冷象征灵魂的的自私与卑鄙，死者的高尚、自我牺牲与生者的自私卑劣，构成了代表不同人生的对立形象
      • 《绝对信号》采用了戏剧的”虚似“和”假定性情境“的艺术原则，打破了传统戏剧观众与赏之间的固定交流方式。另一方面，还打破了话剧的”现在进行式“的时间结构的老例，将所谓”现在进行式“的结构拓展为表现人物的现在、过去和未来想象三种现实空间的叠化交错，从而打乱了传统话剧的”顺时序“时序，诉诸心理逻辑和多音部交响的结构原则
      • 《车站》剧情是一群怀了各自的目的在车站上等待班车进城，可是带带等了十年，才发现车站是个废站。形式上借鉴了西方的荒诞剧和荒诞意识。
  • ”朦胧诗“的新的美学追求：《致橡树》《双桅船》
    • 舒婷诗风细腻而沉静、哀婉而坚强，在意象的运用上趋于明朗、贴近自然而很少刻意为之的痕迹。更加注重对思想倾向的追求，表现在作品中便是有意识地突出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精神，以及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热爱
    • 《致橡树》犹如是一首爱情宣言，同时也是对自我独立人格的确认。”我“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追求的人，在相爱中，不是对爱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地奉献，也不是”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在心灵的默契和沟通中达到朴素的理解和信任，但又坚持了自我的独立
    • 《双桅船》以隐喻的方式曲折地传达出了恋爱双方在相互依恋中所具有的自我的独立
    • 历史的苦难遭遇使这一代年轻人无法再轻易认同来自他人的”理想“和道德，他们的自我意识生成于个人的体验和思考中，当一切都从个体生存中剥离之后，他们惟有依恃自我的独立意志，才能走向精神的新生
    • 在舒婷的诗中，各种主观性的象征俯拾皆是，意象之间的组合由主体感觉的变化而任意多样，这其实都不仅仅是使诗的语言空间得到了拓展，而且也是突现了诗人心灵中强烈的自我色彩
  • 舞台上的现代艺术尝试：《绝对信号》
    • 高行健无场次话剧《绝对信号》的艺术创新
      • 一种主观化的时空结构方式上。情节的展开不单单依循传统戏剧的“现在进行式”的客观时序，即在通常情况下，戏剧总是会按照时间顺序来展现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在《绝对信号》中，却既展示了正在车厢里发生的事件，同时又不断通过人物的回忆闪出过去的事件，或把人物的想象和内心深处的体验外化出来，使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件也在舞台上得到展现
      • 更为深刻地展示出人物内存性格特征。剧中增多了”内心表现“的成分，除了把人物内心的想象和回忆外化为舞台场面之外，还多次以夸张形式出现了人物之间的”内心的话“，以人物的内心交流或心理交锋来推动剧情的发展
      • 这出戏在舞台语言方面也有许多创新，比如大量运用了超现实的光影和音响，不仅是为了调整场景，还更加突现出了人物的主观情绪
    • 最大意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审美感受，与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等”东方意识流"小说相似，它是在形式与技巧创新的层面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向度，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过程中一个特殊环节
  • 小说中的现代意识：《山上的小屋》
    • 残雪《山上的小屋》她用变异的感觉展示了一个荒诞、变形、梦魇般的世界，阴郁、晦涩、恐惧、焦虑、窥探和变态的人物心理及人性丑恶的相互仇视与倾轧，在她的作品中纠缠在一起，不仅写出了人类生存的悲剧，而且写出了人的某种本质性的丑陋特点
    • 《山上的小屋》记录了一种对于现实生存的特殊把握，写出了生存中噩梦般的恶与丑陋的景象，也刻画出了人们找不到救赎与解脱的焦虑体验，但同时这描写包含了否定的向度，它将生存揭示得如此令人厌恶，也即是表明了它的无意义。
    • 它开拓了一种非常态的语言和审美空间，语音上的含混和不合逻辑、审美上的恶感与虚幻性，都是借以表达那种噩梦感受的不可分割的形式，与此同时，这也造成了作品独特的审美效果：仿佛有一道超现实的光亮撕裂了生存的景象，而把它背后那种种晦暗的所在都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