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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全球大变局下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全解，详细的总结新基建经济学宣言，疫情大流行，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影响，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大国竞争，新基建与功能财政，全球六次金融大危机的启示。
编辑于2022-12-06 15:29:50-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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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
序言：新基建经济学宣言
“新基建”是百年宏观经济思想的第四次革命
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经济深度衰退、中美贸易摩擦、新旧动能转换等重大挑战，中国没有再次实施货币大水漫灌、重走老路，而是选择了“新基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与美国过度依赖“QE+零利率”的政策组合形成的鲜明的对比。
现实是最好的实验，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分化，有可能再次引发宏观经济思想的大分野、大变革，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国博弈的终章。
“新基建”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化危为机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新基建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当前的中国和以前的美国都是超前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
狭义的新基建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比如5G基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
广义的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补短板，新时代产生了新需求，提出了新要求，凡是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属于新基建。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有五“新”
新的领域：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的地区
城市群和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
新的方式
财政政策：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
货币金融政策：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产业政策：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新的主体
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新的内涵
制度改革：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
“新基建”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
“新基建”不仅能够短期扩大有效需求，而且能够长期扩大有效供给；通过增加资本存量和提高全要求生产率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
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施大规模超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成功应对了危机，而且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制造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
第一章 疫情大流行、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影响
疫情全面冲击宏观经济、中观行业和微观个体
全球流动性危机一度显现
股市泡沫：长期宽松、股票回购、估值过高、同质化交易
全球主要股指暴跌，现金为王，流动性危机一度显现
货币超发、同质化交易、股票回购等推高股市泡沫，酝酿风险
债务危机：杠杆率上升、高风险债券占比上升、偿债能力下降
企业债务和杠杆率快速上升，偿债能力持续下降
高风险企业债占比扩大，债务违约风险上升
金融机构危机：金融监管放松、资产泡沫、明斯基时刻、债务—通缩循环
长期低利率、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监管放松等加剧了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性和道德风险
资产价格暴跌可能引发市场恐慌、流动性枯竭、金融机构破产倒闭、资产负债表衰退
社会危机：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撕裂、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政治激进
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加剧
制造业外流与铁锈地带衰落
上升通道堵塞与阶层固化，美国梦褪色
疫情全球大流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传导渠道
贸易和外需：出口下滑
产业链：下游需求减少，上游减产或断供
金融市场：外资出逃、资本流出、情绪传染
交叉传染：冲击汇率和房地产
第二章 启动新基建：补短板、稳增长与五大新理念
中国基建的短板在哪里
总体：中国基建助力世界工厂
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
能源领域：中国发电量和能源消耗居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低，清洁能源占比低。
交通运输领域
铁路领域：中国铁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但密度大幅低于美、日两国，其中高铁里程世界占比超过2/3。
公路方面：中国公路里程仅次于美国，密度大幅低于美、日两国。
机场方面：中国公共机场仅235个，大幅低于美国。
城轨方面：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居世界第一，人均高于美国，但低于日、英、法、德、饿等国。
通信领域
中国互联网覆盖面61.2%，明显低于美国的87.3%、日本的84.6%。互联网覆盖面、网速等可反映出各国通信基础设施情况。
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
科技领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人均科研人员数远低于美、日，基础研究薄弱。
教育领域：中国高校数量和质量全面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
文化领域：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是美国的18%、35%
医疗卫生领域：中国人均护士数差距明显，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有待提高
体育领域：中国人均体育场用地不到2平米
养老领域：中国老年人均养老床位数为美国的84%，并且利用率不高
环保领域：中国单位GDP能耗超过美、日两倍，空气质量居全球第120位。
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
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需求看，新基建应更好的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从生产看，新基建需要为中国创新发展、绿色环保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
智能社会由三个战略核心组成
一是芯片/半导体：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心脏，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
二是软件/操作系统：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
三是通信：即信息智能社会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负责信息的传输与接收
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
新基建惠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新基建短期可以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
新基建将长期推动新动能供给，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
新基建的五大新理念
新领域：新型科技基建+传统领域补短板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将赋能未来，驱动人类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特高压是建设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
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新方式：规范推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
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第三章 5G：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大国竞争
5G时代来临
5G有三大应用场景
eMBB（增强移动宽带）
mMTC（大规模物联网）
uRLLC（超高可靠与低延时通信）
移动通信1G-5G的应用场景
1G：语音通信
2G：文本语音传输
3G：音乐、图片、视频
4G：直播、移动购物、移动社交
5G：AR/VR、车辆网、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
5G是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
5G将以万亿美元级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美元级的下游经济价值
5G产业安全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5G的国际竞争格局
战略之争：中国将5G引领纳入国家战略，美国不断施压遏制中国崛起
中国：政府主导、企业攻坚，研发、网络建设、产业化全面推进
美国：政府推动，私营部门主导，更新落后法规促进5G投资
部署之争：中国Sub-6频段丰富，领跑5G部署
频谱分配：中国优先发展重频段，美国中频段不足，转向毫米波
商用进展：5G商用进度超预期，中、日、韩正式商用
标准之争：中国SEPs数量领先，华为Polar码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移动通信发展史表明，标准制定权即产业链主导权
中国经过1G到4G时代的追赶，5G时代终获领先优势
设备之争：中欧企业四强争霸，华为、中兴异军突起
5G产业链设备价值量大，产业地位高
全球设备厂商四强争霸，中国企业优势凸显
华为、诺基亚、爱立信、中兴
展望与建议：用创新改革的方式加快推动5G等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
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
三是推动产学研合作，完善5G产业生态，促进融合发展。
四是做好科学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
第四章 数据中心：抓住数字经济新机遇
抓住数字经济新机遇
数字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支柱
2020年，我国将数据中心例入“新基建”。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5G、云计算催生数据爆发式增长
数据中心建设正当其时
政策导向：数据中心被列入新基建领域，政策持续加码
市场规模：2019年我国数据中心机架数量超过200万个，市值规模超过1500亿元
数据中心按规模可分为超大型、大型、中小型三种
超大型数据中心：规模≥10000个标准机架（功率2.5千瓦）
大型数据中心：规模3000~10000个标准机架（功率2.5千瓦）
中小型型数据中心：规模＜3000个标准机架（功率2.5千瓦）
地域分布：北京、上海等城市及周边地区占数据中心总机架的六成以上
结构分布：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能耗更低，机架增速更快
竞争格局：三大运营商占据主流，合计市场份额占比达七成
行业面临的挑战
能耗水平有所改善，但仍比目标值偏高
数据中心耗电量大，降低PUE既节能环保，又可降本增效
地域结构性供需失衡
展望与建议
短期高清视频等驱动中时延数据爆发，中长期以5G、智能驾驶为核心，低时延数据占比提升
企业上云率提升，云计算成为数据中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单个数据中心规模将呈哑铃状发展
第一，数据中心将向更大规模发展以实现规模效应，降低运营成本
第二，数据中心向更小规模发展，以实现边缘计算为目的，靠近终端提供实时服务
政策建议
第一，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
第二，加强数据安全防护
第三，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监管
第四，数据中心服务商扶优扶强
第五，合理引导数据中心布局
第六，加强数据人才建设，集中攻克关键技术
第五章 人工智能：迎接智能新时代
迎接智能新时代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电能”
基础层
硬件（AI芯片）、算法（深度学习、浅层学习、强化学习）、海量数据
技术层
计算机视觉
图像识别、图像解析、视频识别
语音技术
语音识别、语义合成、语义理解
自然语言处理
语义理解、机器翻译、情感分析
规划决策
大数据处理
平台和系统
基础开源框架
技术开放平台
应用层
AI+家电、AI+机器人、AI+教育、AI+金融、AI+汽车、AI+医疗……
从“+人工智能”走向“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两方面进行产业赋能
+人工智能：提高生产效率，降本增效
人工智能+：创造新的需求点和增长点
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之争
政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均高度重视
基础科研：美国最强，中国快速追赶
数据量：人工智能时代的“原材料”，中国具有规模优势
技术：深度学习推动本次人工智能热潮
资本：全球投资持续上升，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企业最受资本青睐
展望与建议
第一，为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软件”支撑，做好人才培养、前沿技术研究和联络合作
第二，为人工智能发展做好“硬性”保障，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并对传统物理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升级
第三，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人伦道德问题，从立法和监管两个角度跟上技术革新
第六章 充电桩：迈向新能源汽车时代
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充电基础设置成为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潜在市场超过千亿元
充电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升
2019年，中国充电桩保有量超过100万台，车桩比达3.1:1
私人充电桩建设提速，增速快于公共充电桩
私人充电桩近6年来增长了十几倍
我国二、三线城市充电桩建设加快
中国充电联盟披露，截至2020年2月，我国公共充电桩前10个省份分别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安徽、河北、湖北、福建。
国企、民营企业等多类主体参与建设运营，行业集中度高
截至2020年2月，我国公共充电桩前10大企业中，特来电、星星充电、国家电网三家占比远高于其他企业。
行业面临的挑战
私人桩：目标完成率不到20%
公共充电桩存在四类痛点
1、燃油车占位多，故障率高，导致部分公共充电桩不能用
2、公共充电耗时长
3、充电引发着火事故占比高，电视在高SOC状态下安全性变差
4、充电利用率低，运营商持续亏损，建桩积极性低
展望与建议
行业格局展望
私人领域：智能有序充电可降低电网冲击，减少电网改造
公共领域：大功率充电是未来趋势
细分市场：换电站增加迅速，更适合标准化程度高、对运营效率要求高的场景
产业赋能展望
未来生活场景只要涉及电动车出行，背后都离不开电能的支持，这一特性决定了充电桩获取数据的便利性和广泛性，充电桩将成为未来车辆网的重要入口之一，数据价值值得挖掘。
充电桩数据将有三方面应用价值
一是充电安全数据
二是汽车用电数据
三是汽车行为数据
政策建议
第一，中央负责顶层设计，制定充电桩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给予市场明确指引
第二，地方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广充电桩，给予补贴
第三，鼓励充电桩产业上下游相关方以合资形式成立充电桩运营公司
第四，加快智能有序充电试点，总结经验进行全国推广
第五，加快充电桩标准体系建设
第六，借鉴美国经验，联合商业力量，给予补贴、贷款或税收优惠。
调研显示，在店铺外安装充电桩后，消费者在店里停留的平均时间是以往的3倍，消费额也有所增长
第七章 城市群：人口流动带来的投资机遇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的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的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实践中，工业发展需要聚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会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聚集。服务业比工业化更需要聚集，所以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城市和大都市圈城市群聚集。
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
全球人口迁移：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群
美国人口迁移：从“铁锈八州”流向西、南海岸，大都会区化
美国300多年来的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
地区层面：人口从传统工业主导的五大湖区域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
城乡层面：美国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
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聚到向东京圈一级集聚
中国人口大迁移：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城市群化
未来1.9亿新增城镇人口将去向何方
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新增1.9亿
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峰值时，对应中国城市化率将达约76%，城镇人口将达10.2亿，比2018年增加约1.9亿
新增城镇人口的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分布在七大城市群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
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2000万级大都市圈
在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市群与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
中国大城市群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存在短板，投资潜力大
以大城市群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区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这些地区的轨道交通、管网、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突出，并且伴随人口持续流入，未来短板将日益突出。
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防治“大城市”病的关键，是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由于政府低估人口增长趋势，以及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往往会出现“大城市病”，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居住面积受限、水电供给能力不足与环境污染等问题。
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基建要从促公平、保基本、“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综合考虑，防止无效投资造成明显浪费，加剧政府债务压力。
第八章 新基建与功能财政
问题：
在当前财政形式严峻的情况下，新基建和减税的钱从哪里来？公共财政赤字率能否突破3%？我国真实的赤字率是多少？赤字水平在全球高不高？风险大不大？应该怎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新基建的资金来源
现状：疫情中短期冲击供给和需求
供给端：部分地区过渡防疫，企业停工减产
需求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都收到冲击，群体聚集性行业受冲击更严重
建议：当务之急是保增长，是坚持功能财政理念，通过适度提高赤字率来支持减税降费，搞新基建。
减税降费，加码新基建，稳定总需求，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经济发展了，税基扩大了，财政赤字自然就会缩小。
财政赤字的理论基础
赤字的产生与弥补
赤字即收不抵支，主要源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发展中国家的赤字主要源于建设需要，发达国家的赤字主要源于福利需要
一定阶段的超前基建支持，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发展
中国同时是转轨经济体，肩负艰巨的改革任务，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和2015年底以来的供给侧改革均需要财政支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不断上升，对养老、医疗等民生福利的需求提高。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减税浪潮兴起，以增税为特征的法国和日本均遭到社会强烈反对，中国为应对外部减税压力及内部经济下行期企业负担较重的现实情况，财政增收困难，赤字必然增加。
弥补赤字有债务融资和货币化融资两种方式，前者只是需求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后者增加了基础货币，可能产生通胀。
赤字的分类：周期性赤字与结构性赤字
周期性赤字是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的。
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财政收入下行，刚性支出却难以减少，用于失业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增加，赤字被动增加。
结构性赤字是充分就业水平下得赤字。
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结构性赤字增加。
周期性赤字是消极的，结构性赤字是政府的主动作为。
中国既有周期性赤字，又有结构性赤字，以结构性赤字为主，是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必要代价。
平衡财政与功能财政理念
平衡财政预算思想包括年度平衡预算和周期平衡预算，平衡财政要求控制赤字，会加剧经济波动。
功能财政思想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思想，认为不能机械的用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来对待赤字和盈余，而应根据逆经济周期调节的需求，以实现无通胀的充分就业为目标。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财政平衡是社会总供求平衡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平衡看待财政平衡。
财政平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总供求平衡（政府部门、私人部门、贸易部门）的一种手段。
为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财政可能出现赤字。
赤字的风险
赤字是流量，最终推升存量债务规模，加重利息负担，导致债务风险
赤字货币化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赤字债务化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降低经济效率
当前中国财政赤字情况
总体来看，中国公共财政赤字率较为稳定，实际赤字率已突破3%（2021年为3.83%），可比赤字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广义赤字率较高。
赤字是全球现象，除韩国、新加坡、挪威等常年保持财政盈余外，大多数经济体在大部分年份保持财政赤字。
赤字不应受限的理由
第一，从欧盟和其他主要国家的财政实践来看，3%并非绝对红线，逆周期调节突破3%为普遍现象。
第二，从中国经济来看，宏观经济下行期需加强逆周期调节，提高赤字率，支持大力度减税降费，“放水养鱼”。
第三，公共赤字率已不能反映真实情况，3%的红线已缺乏实际意义，应从广义赤字率的高低判断财政积极与否，在财政“堵偏门”的背景下，应该“开正门”提高公共财政赤字率。
第四，我国政府债务率在国际上偏低，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具有加杠杆空间；债务风险的根源是财政体制和考核机制，而非赤字规模本身。
第九章 全球六次金融大危机的启示
概述
纵观全球历次金融危机，内在逻辑都在于债务和杠杆的快速积累和不可持续，高杠杆是风险之源。
从根源来看，货币超发、金融自由化、监管缺位、银行房贷失控、过度投机是危机的土壤。
从导火索来看，政策收紧、监管趋严、流动性退潮等外部冲击引爆了危机
从传导机制来看，金融危机通过资产负债表衰退向银行危机、经济危机传导，国内危机通过贸易、外需金融市场等链条向全球传导、
从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经济、金融、社会稳定造成全面冲击。
从应对来看，缓解流动性危机，修复偿债能力，及时阻断风险蔓延，政策应对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将影响危机的破坏程度。
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
危机的起源
金融危机来自债务和杠杆的快速积累和不可持续
融资行为的三种类型
第一，对冲性融资：债务人稳健保守，债务负担较少，未来现金流足够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是最安全的融资行为。
第二，投机性融资：债务人的不确定性开始增强，未来现金流仅能够偿还债务利息，而债务本金则需要不断滚动周期，是一种利用短期资金为长期头寸进行融资的行为
第三，庞氏融资：债务人的未来现金流既不能覆盖本金，也不能覆盖利息，只能靠出售资产或者进行新的再融资来履行支付承诺。
引发危机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上升期，以对冲性融资为主
第二阶段，经济持续繁荣，投机性融资活跃
第三阶段：大规模庞氏融资，泡沫最终破灭
危机的深化
危机的初始阶段是流动性危机，流动性危机若继续蔓延和深化，将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债务—通缩”循环是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就是经典的金融周期中的“去杠杆”阶段。
主要的金融危机案例研究
2020年美国流动性危机
十年一轮，2020年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来袭，疫情是导火索，根源是长期货币超发下的经济金融社会脆弱性
起源：长期货币超发下得股市泡沫和企业高债务
导火索：疫情全球大流行
传导：保证金及赎回压力加剧资产抛售，原油站推升违约风险
影响：股债双杀、黄金大跌、流动性危机
应对：“QE+零利率+财政刺激”迅速发力，缓解流动性危机，但饮鸩止渴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流动性过剩、购房政策刺激、金融创新等多方面力量催生了2001-2007年美国房地产、股市、金融产品等各类资产泡沫。随着货币政策收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破坏程度堪称“百年一遇”，并迅速升级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
起源：货币宽松、住房刺激政策和金融创新孕育房地产泡沫
导火索：货币收缩、房价见顶，贷款断供
传导：金融机构受损甚至破产，实体经济资产负债表衰退
影响：“百年一遇”，蔓延全球
应对：货币、金融、财政协同发力，力挽狂澜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之前，多数亚洲经济体持续高增长，创造了“亚洲奇迹”。但在金融自由化和亚洲地区高利率环境下，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催生了资本市场泡沫。随后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国际资本流出，导致固定汇率制崩盘和货币贬值，亚洲金融风暴爆发。
起源：金融过度自由宽松下得虚假繁荣
导火索：国际游资狙击泰铢
著名的“索罗斯”
传导：从泰铢失守到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大规模资本流出
影响：“亚洲奇迹”分化，有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成功跻身发达国家
应对：国际救助，财政扩张，金融改革
中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和特大洪水灾害的成功应对
1997年中国遭到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经济增长乏力，企业亏损、产能过剩、金融风暴、通缩、失业等问题凸显。
1997年-2000年，中国成功进行了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去产能、去杠杆和结构转型，开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因此，当时对问题的认识和应对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持续、温和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稳健货币政策，没有因短期目标而出现信贷失控和体制“复归”。
第二，调控国有经济布局，搞活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升微观效率。
第三，出台一系列重大金融市场化改革措施，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
第四，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开对外开放。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伴随“失去的二十年”，是典型的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并陷入长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经济复苏之路遥遥无期。
起源：金融自由化、货币宽松、杠杆高企、资产价格泡沫
导火索：货币政策收紧，房地产及土地市场严厉管制
传导：金融机构、企业、居民资产负债表全面恶化
影响：失去的二十年
应对：判断失误、行动迟缓、力度不足，是典型的反面案例
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
以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为标志，拉美债务危机爆发，随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还债困难。债务危机使拉美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和“中等收入陷阱”。
起源：宽松放任的借债环境，不合理的发展规划，推升外债规模
导火索：美联储加息，拉美贸易环境恶化
传导：偿债能力下降，资本加速流出，货币大幅贬值
影响：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政治、经济、社会动荡
应对：从紧缩调整逐步转向修复偿债能力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大萧条"
20世纪30年代，在”柯立芝繁荣：背后，美国经济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
起源：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货币宽松，信贷过度扩张，自由放任，推升资本泡沫
传导：银行倒闭潮，全球贸易摩擦，经济大萧条
影响：冲击实体经济，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秩序
应对：实施罗斯福新政，积极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经济走向复苏
总结与反思：在危机后诞生或盛行的经济学流派
在历史长河中，大危机发生的时代往往是宏观经济的繁荣期，对危机不同视角的解释催生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提供了不同的危机解决方案。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
凯恩斯主义：货币、财政扩张，需求管理
马克思主义：调节收入分配，缓解产能过剩
20世纪70年代“滞涨”：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奥地利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第一，通过减税、放松管制等刺激供给
货币学派：实施“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奥地利学派：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2008年金融危机：新凯恩斯主义量化宽松、现代货币理论、新基建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量化宽松
现代货币理论：“税收驱动货币”
新基建经济：兼顾短期扩大需求和长期扩大供给
附录 全球瘟疫史的启示
回顾人类历史，瘟疫是与饥荒、战争等并列的重大灾难，黑死病、天花等瘟疫均造成数以亿计的人口死亡，历史惨剧曾多次上演。面对瘟疫的威胁，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应对中即有很多惨重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文明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不断前进。
黑死病：横扫欧洲的瘟疫之王
起源：早期为地方病，因战争和商贸往来而大流行
爆发：肆虐400年，欧洲人口死亡30%~50%
战役历程：从蒙昧和天谴走向理性和科学
天花：灭绝印第安人的元凶
起源：源于西亚，3000年前的木乃伊存在天花印记
爆发：导致3亿人死亡，灭绝印第安人的元凶
战役历程：牛痘疫苗及有效的国际合作最终消灭了天花
西班牙流感：人类历史上爆发力最强的瘟疫
起源：源于美国，可能与猪或禽类有关
爆发：流行中变异，两年时间感染全球1/3人口，死亡超过5000万
战役历程：战争利益被置于公共卫生之上，导致疫情扩大
霍乱：数小时即死亡，七次世界大流行
起源：印度是“霍乱的故乡”，商贸与殖民吹响爆发的前奏
爆发：七次重蹈覆辙，至今生生不息
战役历程：认知、科学、机制，缺一不可
SARS：21世纪的首次全球瘟疫
起源：中华菊头蝠
爆发：春运助推，短暂冲击经济，持续触动社会
战役历程：信息公开是战役的转折点
危险重重
麻风病
炭疽病
黄热病
肺结核
疟疾
伤寒
MERS
……
启示
瘟疫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的破坏力
瘟疫危机往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催化剂
瘟疫是在人类定居、驯化动物、城市化等文明进程中产生的
捕杀野生动物正在成为新传染病产生的重要原因
科学是人类战役史上最有力的武器
政府要重视防疫，信息要公开透明
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是防疫的根本
瘟疫无国界，全球应携手抗疫
未来传染病仍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威胁
人类的自我救赎：短期应急与长期防治
短期应急
迅速响应、明确源头、信息公开、隔离追踪、积极治疗、后勤保障、经验总结
长期防治
加强配套法制建设
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
加强公共卫生投入和管理
继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大医疗科技投入
加强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
重视全球合作与履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