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列宁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颁布法令无偿没收所有的土地，然后在村社中平均分配土地（布尔什维克当然不会说这原本是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策）。这种土地制度在俄国是史无前例的，一下子赢得了俄国民众的支持。大批农民倒向红军的阵营，因为他们怕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党一上台，土地又会被没收。（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分给农民土地也是暂时的。20世纪30年代，农民的土地又被收回。
维护党内团结”的决议正式付诸实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党内没有了各派别的不同声音，布尔什维克党于是变成整齐划一、没有活力的专政党。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更没有人敢挑战党中央的权威，因为这样做就会被扣上“搞宗派活动”的帽子。（斯大林后来就是通过诬陷打压其他同僚，独揽大权的。）这一决议为后来70多年的一党专政铺平了道路
俄国共产党人领导一直坚信：改良、教化、完善人类才是他们的神圣使命，共产党将领导我们从暗无天日、腐败堕落的现实世界进入纯洁、和谐、美好的未来。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民众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不服从者将受到无情的惩处。
在列宁死后5年的权力倾轧中，斯大林控制了政府的档案和行政管理部门，将自己的亲信一个个安插到重要的职位上。斯大林对政敌的过失或小缺点了如指掌，然后抹黑政敌。渐渐地，大权都掌握在斯大林和他的爪牙手中。党内民主制度名存实亡
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能迅速掌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承诺分给农民土地。这一承诺赢得了民众对新政权的支持。但是共产党从没有想过把土地永久分给民众
集体化刚开始受到了赤贫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一穷二白，没什么好失去的，在国有农场亮相的崭新拖拉机又很有吸引力。但是预言集体化必将胜利还为时过早：集体农庄的阻力越来越大，不只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反对，还有上百万的普通农民以及靠勤劳致富的男男女女。比如，玛莎和她的家人就不想自己的东西被政府平白无故地收走
许多农民把集体化看成农奴制的再现。他们不仅要放弃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连自己的东西也无权出售。现在他们还被迫按照国家定的价格低价将粮食卖给国家。沙皇统治时期，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禁止他们外出打工
普通的“好人”幸灾乐祸地看着周围的富农一个个被打倒，但他们也知道谁要是反对集体化，或是流露出一丝不满的情绪，谁就会被划为富农，接受同样的命运
斯大林的“消灭富农”行动被扩大化，从而造成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由于贫农和富农间的界限并不分明，任何有点家底的农民，任何反对集体化的人，甚至当地干部看着不顺眼的人都被划成富农，接受批斗。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上百万人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和中亚，任其自生自灭
苏联政府之所以对反动派的破坏活动无所察觉，只是因为这些破坏活动根本不存在。达不到生产指标最可能的原因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但是苏联政府不会接受这样的理由，他们要为经济下滑找到替罪羊，要高调惩罚所谓的“破坏分子”以鞭策其他人更卖力地工作
苏联的集体宿舍体现的就是对私人财产、核心家庭观念的摈弃。许多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并非好事：住户间的吵架拌嘴是常事，有些甚至结怨很深；失窃事件不断，谋杀时有发生；暗中打小报告的人太多，搞得人心惶惶；人与人互相猜忌，争执一触即发；大工厂的工人有时不得不住在帐篷里
1932年，为了更好地控制人口流动，苏联建立了户籍制度，对公民的民族、职业和社会地位进行详细登记。户籍制度的引进，使得人们不能随便改变居住地，不能随心所欲地搬到莫斯科或彼得格勒这样的大城市居住。当苏联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权贵们却凭借特权有房有车，过着锦衣玉食般的日子。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以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来谋求经济的增长。人民在赞叹经济的进步时，内心却不免压抑着熊熊的怒火
斯大林回应道，被俘即为犯罪，即使侥幸逃回来也要受罚。被俘苏联军人的家属立即被取消军属口粮配给。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没有战俘，只有叛徒”
然而对斯大林来说，部分红军战俘的变节玷污了他们所有人。在他非黑即白的思维里，每个回国的战俘都可能是敌人。人民内务委员会设立了甄别营，用来审查回来的战俘被俘的经过，以及他们为什么没有像真正的爱国者那样奋战至死。没有人得到信任
在某些方面，老兵们被视为对苏联政权的威胁。这些人共同的经历在他们之间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克里姆林宫害怕这种情感会超越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他们禁止成立老兵组织，积极阻挠老兵参与公共生活，表达意见或发表回忆录
但是激励人民自我牺牲除了利用恐惧，也可以利用爱。克里姆林宫很擅长从俄国爱国主义传统中汲取所需。战争被授予“卫国战争”这一正式名称，以唤起人们对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的记忆。以历史上英雄人物命名的新军事荣誉被不断创造出来——苏沃洛夫奖章、库图佐夫奖章和涅夫斯基奖章，军装上重新出现了金色穗带
斯大林死后的政治不确定性使监狱当局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索尔仁尼琴写道，“犯错是危险的。如果他们反应太过激烈，杀死一群人，可能结果会被当作贝利亚的爪牙受到惩罚。反过来，如果他们反应不够激烈，没有积极地强迫囚犯们去干活——结果可能会和前一种情况一模一样！
多年来的宣传和错误信息使人们迷惑不解，已分不清真相和谎言。尽管有人抗议，赫鲁晓夫的讲话却为他赢得了大量支持。基层和中层的党政官员还很年轻，不必为斯大林时期承担直接罪责，因此他们都为高压统治和“个人崇拜”被“集体领导”和“社会主义法制”取代而兴高采烈。他们想确保过去违法乱纪的现象不再重演，并在将来实现民主化。40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组织了一次纪念苏共二十大的会议。会上，他赞扬了赫鲁晓夫的“政治勇气”，惊叹于他所冒的“巨大政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