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戴维.迈尔斯

由于文字量的原因前一小部分手打，后面大部分是速录笔录制，部分错别字望海涵。我们作为身处社会中的人来说，是否常常会思考自己在社会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又或者是否会发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受着社会的影响？这些都可以放在社会心理学的范畴里。本导图总结了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一书章节知识点，带你走进作者构建的社会心理学王国，注释里带有文字及重要观点和信息。

社会心理学

• 1.社会心理学导论
  • 1. 社会心理学的概念
    •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我们周围情境影响力的科学,尤其关注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以及如何与他人互相关联的科学.与人格心理学相比,社会心理学对个体之间的差异关注较少,而侧重于研究不同个体之间如何相互看待和彼此影响.社会心理学家研究态度与信念,从众与独立,爱与恨.
  • 2. 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观点
    • 我们构建了社会现实:我们总是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想要解释行为,对其归因,以使其变得秩序井然,具有可预见性,使其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社会直觉通常强大但有时也危险:我们的直觉影响我们的恐惧心理(我能否信任他?)(她是否喜欢我?).直觉会影响处理危机的总统,牌桌上的赌徒,裁定罪行的陪审团.这样的直觉随处可见.我们的思维,记忆和态度都是同时在两个水平上运作的:一个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另一个是无意识的,自动的.我们称之为双重加工.我们的所知比我们想象的多,我们有两种思维水平:"直觉"和"深思熟虑".我们的直觉和无意识的信息加工过程的力量很强大,但有时也很危险. 社会影响塑造行为: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观察到,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所说所想都是在向他人学习.我们渴望彼此之间建立关联,渴望归属感,渴望得到他人的好评.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会对直接情境做出反应.事实上,强有力的情境有时会压倒善意,使得人们附和谬误,屈从残暴.我们能够适应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外部的社会力量塑造我们的态度和行为. 个人态度和性格倾向塑造行为:内在的影响同样也很重要.我们并非被动的墙头草,只会随社会风潮摇摆.内在的态度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政治态度左右我们的投票行为;我们对吸烟的态度会影响自己屈从同伴压力而吸烟的可能性;我们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会影响我们帮助他们的意愿. 性格倾向也会影响行为.面对同样的情境,不同的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当因政治问题被监禁数年而重获自由时,有些人满腔怨恨并寻求复仇;也有些人如纳尔逊.曼德拉,一笑泯恩仇,寻求与昔日敌人的和解和联合. 社会行为有其生物基础:人类是天性与教养共同作用的产物.我们是生理-心理-社会的有机体.我们是生理,心理,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神经学科所关注的问题是大脑的脑写区域可以使我们体验到爱与恨,友善与暴力,知觉和信念?是否像有些研究者所说,外向的人需要更多刺激来保持大脑处于唤醒状态?呈现一个友好表情,相比于内向害羞的人,社会安全感较高的人与奖励相关的脑区是否更容易激活?
  • 3. 人类的价值观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 价值观直接影响心理学的方式:价值观不仅因时代而变化,也因文化而不同.在欧洲,人们以他们的民族为骄傲.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相比,自我感觉明显不同;奥地利人也有别于德国人;但地理距离相似的密歇根人与俄亥俄人相比,差别却小于前两者.因此,欧洲人为我们提供了"社会认同"的一种主要理论.价值观还会影响投身于不同学科的人群类型. 价值观间接影响心理学的方式:现代科学家与哲学家已经达成共识:科学并非是全然客观的.科学家并非仅仅是阅读自然这本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通过先入为主之见来观察这个世界.在某个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通常持有共同的观点,这种理所当然的认为共同信念称之为社会表征,通常是最重要且无需验证的信念.指导我们行为的不是客观的社会现实,而是我们构建的社会现实. 定义美好生活:价值观会影响我们对最好的生活方式的看法.如人格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里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自尊需求之后升至自我实现.他描述了一些自我实现的个体,托马斯.杰菲逊,亚伯拉罕.林肯,爱莲娜.罗斯福.很少有读者注意到,马斯洛同时也受到他本人价值观的影响而选择加入了他所描述的那一类人自我实现的群体.如果他以拿破仑,亚历山大或洛克菲勒为出发点,他对自我实现人格的描述可能就与现在的大相径庭了. 概念形成:隐含的价值观甚至会渗入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概念中.
  • 4. 社会心理学只是常识么?
    • 常识存在一个问题,在我们知道事实真相之后才想起它的存在.后见之明比先见之明来的容易.我们因突然洞察了事物第一发生的种种力量而不觉得惊诧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能记错自己先前的观点.我们对将来事物的预见性判断可能出现错误,这种错误与对过去的错误记忆共同导致了后见之明偏差(也被称之为我早就知道了现象)也叫事后诸葛亮.因此在大选或股市震荡发生之后,大多数评论员对此不感到意外.如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生活是正着来活,却是倒着去理解".当人们看到格言:"恐惧比爱强大"时,多数人认为此言不差;但对于其反面"爱比恐惧强大时",多数人也作出了同样的评价.哪怕是智者造箴言,愚者重复之(真正的谚语)也是如此.后见之明偏差常导致人们过高评价自己的判断与预测. 很多时候确实如此,常识是正确的,或者是正反两面都有道理.问题是,常识并非总是错误的.更确切的说,常识总在事后证明是正确的.我们需要科学的理由:帮助我们区分真实与幻相,区分真正的预测与简单的后见之明. 做个事后诸葛总是容易----夏洛克.福尔摩斯.
• 2.社会思维
  • 1. 第二章：社会中的自我
    • 焦点和错觉
      • 焦点效应：人类往往会把自己看做一切中心,并且直觉的高估别人对我们的关注程度。
    • 自我概念：我是谁
      • 我们扮演的角色：当我们扮演一个新角色，我们可能就已经开始了自己我察觉。 社会比较：把他人和自己进行比较，思考自己为何不同。 社会比较是自下而上的比较方式，就像攀爬阶梯一样，我们成就提高，就会提高我们对成就的评价标准。我们将自己与更好的人进行比较。面对竞争，我们常常承认对手本来的固有优势，以此保护我们业已动摇的自尊。 其他人的评价 以镜像自我："我们以为别人怎么看我"为镜子来认识自己。自我概念并不是别人如何评价我们，而是我们想象别人如何评价我们。 自我与文化 人是社会动物,无法与社会脱离.社会中的文化背景也影响着自我认知,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西方工业文化中的人崇尚个人主义,推崇至高无上的爱-爱自己.讲求独特个体. 集体主义:亚洲,非洲,中南美地区文化则把集体主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文化孕育出互相依存的自我,喜欢自我批评,较少自我肯定.集体主义国家的人很少会用代词"我". 当然,以上论述过于简化,保守派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个人主义,道德上的集体主义.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集体主义,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者. 个人主义在文化内的滋长：文化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且许多文化似乎正在走向个人主义. 自我认知 我们时长会受到"影响偏差"的影响:高估情绪事件的持久性影响.这些好消息带来的情绪痕迹消失的比自己预期的要快的多.我们往往忽视了自己心理免疫系统的速度和力量,被我们忽视的心理免疫系统称之为"免疫忽视现象",让我们比预期更容易适应诸如残疾,失恋,挂科,失业,及失败挫折等,当我们受到重大的消极事件,可以激活我们的心理防御机制,使得所引发的痛苦持续的时间反而更短,我们是有恢复力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
    • 自尊的实质极其动机力量:我们潜意识的进行自我保护
      • 自尊动机:大多数人都会极力维持自己的自尊.
        • 研究发现自尊远比性爱和啤酒重要.兄弟之间一个人能力出众而另一个人能力平平,他们的关系往往不太好. 自尊的威胁也可发生在朋友之间,当自尊收到威胁时,高自尊的人通常会做出补偿反应,这些反应有助于他们保护积极的自我感觉,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自责或自我放弃,进而被击垮. 维持自尊的动机意义在于,人际关系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导向意义,我们被社会拒绝时,自尊指示警告我们以促使我们更敏锐的察觉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当我们不被接纳,会增强我们渴望被接纳的意愿,并在其他地方寻求社会接纳和认同. 杰夫.格林伯格:为了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我们必须通过迎合社会标准去坚持追求自尊.
      • 自尊的阴暗面:自尊像是一把双刃剑.面子值多少钱?
        • 低自尊的人生活中经常遇到各种困难,如挣钱少,酗酒,药物滥用,并且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也更大. 低自尊的人可能小时候经历了贫穷,性虐待,或有一对吸毒的父母,这一切都有可能引起日后的困难.换句话说,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并不是由低自尊引起的,童年期的遭遇可能才是罪魁祸首. 高自尊则有很多优势,有利于培养主动,乐观和愉悦的感觉.青少年团伙头目,极端种族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同样具有更高的自尊,希特勒有非常高的自尊. 鲍迈斯特的忠告:忘掉自尊,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自我控制和自律上.近期研究表明这将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
        • 自恋:当自尊变成了自负.骄傲使人落后.
          • 自恋通常有高自尊但缺失关心他人,自恋以自我为中心常常导致许多关系问题. 自恋被列入"黑暗三角"的消极特质里,另外两个是权术主义和反社会人格. 当过度自恋骄傲存在于整个群体的时候表现出的集体自恋,会对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产生偏见.不论某个人还是群体过度骄傲自大时,其它人最终都会跟着遭殃. 自恋的人常常令人讨厌,经常插嘴打断别人,喜欢对人评头论足,而不是与人交谈.自律远远比自尊更有价值. 自恋的人是否在掩饰他们内在的不安全感,研究发现答案是有可能,但从心底里就认为自己极好的人占比较大. 一个高自尊的人如果遭到社会的排斥而感到威胁亦或沮丧时，他就具有潜在的攻击性. 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认识,影响我们如果评价自己的特点和能力.我们的自我概念由很多因素所决定,包括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所作的比较,我们的社会统一性,我们如何知觉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以及成功和失败的经历.
        • 自卑:低自尊与安全型自尊.推动力与源动力.
          • 自卑的人会面临的问题有焦虑,孤独,饮食障碍.当感觉很糟糕或受到威胁时,他们更倾向于透过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注意并记住别人的最坏行为,并认为伴侣不爱自己.低自尊的大学生不会选择以积极的眼光评价自己的室友. 研究证实:将自尊建立在内部因素(如个人美德)上的人相比自尊主要依赖于外部因素的人的自我价值感更脆弱,他们会精力更多的压力,愤怒,人际关系问题,吸毒,酗酒以及饮食障碍. 安全型自尊的人-不是因为外在(如成绩,长相,金钱和其它赞美),而是因为自己的内在特质而感觉良好的人-一直处于健康状态. 对自我形象少关注一些,多注意开发自己才能和发展人际关系,我们将这种方法视为自我同情,即不与他人比较,而是善待自己.如印第安谚语所说:真正的卓越并非超越他人,而是超越以前的自己.
    • 知觉到的自我控制的意义
      • 自我的能量:努力做自我控制会耗尽我们有限的意志力.
        • 自我控制会让人更快的放弃,自我压抑情绪过后会使人体力明显减弱,并且具有更多攻击性. 尽管自我能量可以暂时被耗尽,但自我概念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在接受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之后,如果你想想自己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得成功,那么你在任务中的表现会胜过那些想想自己是失败者的人. 多想象一些积极的可能性,会让你更有可能制定和实施一个成功的策略.
      • 自我效能：对自己能力与效率的乐观信念可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 自我效能较高的儿童和成年人更具有韧性,较少出现焦虑和抑郁. 如果你想鼓励一个人,就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而不是自尊.如果你相信你有能力做一些事情,这就是自我效能.如果你由衷的喜欢你自己,这就是自尊. 能力加坚持就能产生成就.伴随着成就的获得,自信就会增强.像自尊一样,自我效能感会随着辛苦付出换来的成就而增强.
      • 控制点:是自己决定自己,还是环境塑造了你.
        • 你是怎么认为?人们更常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还是环境的牺牲品? 你认为你的命运是由自己来控制的(内部控制点)还是你认为机会和外部力量决定了你的命运(外部控制点)? 那些自认为是内控型的个体更可能在学校表现优秀,在工作中更富创造性,赚钱更多,能够成功戒烟,保持健康体重,直接了当处理婚姻问题,更满意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长远目标. 拥有强大的自由意志,这可能会让自己坚信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控制取决于我们如果解释挫折.但是变得乐观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如贫困和病痛.变得乐观会让你有进行某些事情的动力,以此来帮助你解决实质问题.
      • 习得性无助:直面你的局限性,毫无疑问它们是你的.
        • 当个体在某些事情上付出多次努力并反复失败,进而形成了行为与结果无关的信念后,可能就会将这一无助的感觉过度泛化到新的情境之中,甚至包括那么本可以控制的情境.如,你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孤独中,你就会渐渐认为孤独才是人生的真实.
      • 自我决定:选择过多的代价.无论怎样选择,都伴随着失去.
        • 个人主义的现代文化存在"过度自由",反而导致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下降和临床抑郁症增多.过多的选择为什么会让人无所是从?更多的选择会带来信息超载,也带来更多后悔的机会. 过去人们对无法反悔的婚姻表示了更高的满意度.现在尽管有了更多的婚姻自由,人们却对他们拥有的婚姻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
    • 自我服务偏差:妄自尊大
      • 我们大多数人都自我感觉良好.
      • 对积极和消极事件的解释:把好的结果归因于自己,把坏的结果归因于他人.
        • 很多实验证明,当得知自己成功后,人们乐于接受成功的荣耀.他们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却把失败归咎诸如"运气不佳""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等外部因素.我们总将成功与自我相联系,而刻意避开失败对自我的影响,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 我们总认为自己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而所有其它人都带有偏见. 我们大多数人的自我服务偏差都高于平均水平.主观行为维度(如自律的)将比客观行为维度(如守时的)引发更强烈的自我服务偏差.
      • 盲目乐观:过分的相信自己,使我们显现出对未来的盲目乐观.
        • 调查表明,大部分人对事物的看法偏向乐观而非悲观. 大多数夫妇都对白头偕老满怀信心,实际上,在个人主义社会里,半数的婚姻以离异告终. 盲目乐观让我们更加脆弱.由于我们相信自己总能幸免于难,我们往往不去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 防御性悲观主义:高估自己能力的人经常体验到自尊心和幸福感受挫的痛苦.防御性悲观主义者会预见问题的发生并且促使自己进行有效的应对.中国成语所说"居安思危".
      • 虚假普遍性和独特性:我们看到的并非世界本身,而是我们自己的影子.
        •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点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成度以及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称之为虚假普遍性效应. 如果做错了事或是任务中失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失误是正常的,以让自己安心. 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获得成功时,虚假独特性效应则容易发生.我们把自己的材质和品德看成超乎寻常的,以完善自己的自我形象. 我们高估自己观点和弱点的普遍性(虚假普遍性),同时低估自己能力和美德的普遍性(虚假独特性).
      • 对自我服务偏差的解释:头脑是心脏的延伸.
        • 自我服务偏差的动机之一就是我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经常拿自己作为参照物,我们通常情况是不愿承认他人比自己强,因为这会伤及自己的自尊. 我们处理信息的动机有很多种:我们寻求自我认识,渴望评定自己的能力.我们寻求自我证实,渴望验证我们的自我概念. 我们寻求自我确认,尤其希望能提升自我形象.自尊的动机也促进了自我服务偏差的出现.
      • 对自尊和自我服务偏差的反思
        • 自我服务偏差的适应性
          • 自尊有其阴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当好事发生的时候,相比低自尊,高自尊的人更能尽情享受并保持这种良好的感觉. 自我服务偏差及其归因方式也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抑郁的伤害.不抑郁的人通常显示出自我服务偏差. 自我服务偏差也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
        • 自我服务偏差的不良适应
          • 自我服务直觉可以损害一个群体.乐队成员总是高估自己对群体成功的贡献,低估他们对失败所负的责任. 自我服务偏差还会夸大人们对自己群体的评价,这一现象被称作群体服务偏差.当各个群体之间进行比较时,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群体是最棒的. 如果把傲慢归因于自我服务偏差,那谦虚那?是对自己的轻视么?英俊的人觉得自己丑陋,聪明的人觉得自己傻,这并非谦虚.虚伪的谦虚其实是为了掩饰个体认为自己真正优于众人的想法.真正的谦虚,与其说是虚伪的谦虚,而更像是不太在意自己. 虚伪的谦逊是在假装渺小.真正的谦逊会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伟大的事业面前.
    • 自我表露管理:拼命的维护自我形象
      • 自我妨碍:给失败创造个理由.
        • 当自我形象和行为表现紧密相连时"全力争取却失败了"要比"因耽搁而失败"(好借口)更让人泄气.如果我们在重重阻碍下失败了,我们仍可以维持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竟然成功了,那正好可以提升我们的自我形象. 如果你想要失败,而结果却成功了,那么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佚名
      • 印象管理:我们总是带的伪装的面具.
        • 自我服务偏差,虚伪的谦逊和自我妨碍都揭示出个体十分在意自我形象.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始终在管理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无论我们是引人注意,胁迫他人还是表现出无助的样子,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总是在向周围的观众表演.我们渴望被社会接纳. 自我表露:我们想要在外在的观众（别人）和内在的观众（自己）展现一种接受赞许的形象. 有的人对舆论不屑一顾;有的人则对之恐惧万分,因为对他们来说,舆论总是冷酷残暴的.
      • 相反的事实:傲慢的危险与积极思维的力量.
        • 自我效能可以鼓励我们在逆境中也不要轻言放弃. 积极思考与坚强的尝试是重要的但如果你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或你因为自恋而疏远他人时,请不要那么自信了. 帕斯卡尔:任何一个单独的真理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世界是很复杂的.任何一个真理如果脱离了和它互补的真理,就只能算是部分真理而已.
  • 2. 第三章：社会信念和判断:目不可信,心不足恃.
    • 社会世界的感知
      • 启动:启动我们的思维
        • 我们的记忆系统是一个互相联结的网络,而启动就是唤醒或激活其中的某些特定联结.启动一个念头(及时个体对此并无意识)可以影响个体的另一个念头,甚至是行为.如:自己在家看鬼片时会激活令人恐惧的情绪,这些情绪令我们下意识地将炉子发出的声响错误知觉为有人闯入. 我们对许多社会信息的加工是自动的.它是无目的的,不为肉眼所见,而且发生在我们意识之外.
      • 感知和解释事件:人总是主观的
        • 我们关于世界的假定有时候甚至会使矛盾的证据看起来是有利于自己的.我们说保罗马丁(加拿大)是一个还算的过去的总理,对于他的拥护者来说是在贬低他,而对于不尊敬他的人来说像是在夸他. 我们对他人的知觉:当我们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如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我们就会产生主观的判断.我们的先入之见会强烈的影响我们对时间的解释和记忆.在许多被称为启动的现象中,人们事前的判断会强烈影响他们知觉和解释信息的方式. 我们眼里的错误引导着我们的心灵;错误导致的也必定是谬论.----莎士比亚 他人对我们的知觉:解释过程也会左右他人对我们的认知.当我们说某人的好话活坏话时,人们会试图将那些特质和我们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称为自发性特质转移.我们通过自己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来看待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信念塑造了我们对其它任何事物的解释.
      • 信念固着:信念一旦建立,便很难更改
        • 信念可以独立存在,并且当支持它的证据被否定时仍会存活下来,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信念固着.人们执着于自己先前所持有的信念以及这种认可这一信念的原因,甚至在这种信念的基础被否定时仍是如此. 书中所提到一个实验是:愿意冒险的人会成功更好的消防员,而谨慎的人不适合做消防员.另一组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并让两组人写出这样认为的理由.如:愿意冒险的人比较勇敢,而谨慎的人太过小心.当形成一种解释后,它会独立于最初推论出它的信息而存在.及时那最初的信息被证明是虚假与错误的.被试们仍然会坚持他们自己归纳出的解释,坚信有冒险精神的人确实像自己想象的那样. 我们越是极力想证明我们的理论和及时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就对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闭,离真理越大相径庭.我们成为了自己思维图式的囚徒. 有什么方法能够纠正我们信念固着么?唯一的方法是:解释相反的观点.假设我是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人,我是否会在这个研究中同那些与我观点不同的人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当从相反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后,这些被试者不再那么偏坡地固执己见了. 我们听到和领会到的其实只是我们一知半解的东西.----亨利.大卫.梭罗
      • 建构我们自己和我们世界的记忆
        • 我们的记忆并不是我们记忆库中所存信息的精确复制品.相反,我们会在提取信息的同时对记忆进行建构,我们也是用自身当前的感受和期许将许多不连贯的信息碎片整合起来,重构我们的过去.我们可以轻易的(无意识的)修正自己的记忆,以使其符合我们当前的认识. 我们的记忆系统并不是一个可以储藏过去的事实的地方.我们的记忆,事实上是在我们进行回忆时重构的,它受到所持态度的严重影响,并通过当前情感进行检索. 误导信息效应:人们将误导性的信息整合在他们的记忆中.记忆与读书不同,它更像根据不连贯的笔记片段写一本书. 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总是低估了那些不好的行为,突出了那些好的行为. 人们不应为承认自己曾经犯错而感到羞愧,因为换句话说,这表示他现在比以前更聪明了.
    • 社会世界的判断
      • 直觉判断
        • 直觉主义者:我们应该相信自己内心的力量. 我们在自动,有效和直觉思维方面拥有很强的能力.我们的认知效率尽管在通常情况下适应良好,但偶尔也会以出错为代价.由于一般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这些进入我们头脑中的错误,所以对我们形成和维持错误观念的途径进行鉴别这件事就显得非常实用了. 心灵的活动有其自身的原因,而理性却无法知晓.我们的思维只有一部分是受控制加工(反应性的,深思熟虑的和有意识的),而还有一部分则是自动化加工(冲动的,不劳而获的,无意识的.)我们对一些事物,事实,名字,和经验的记忆是外显的(有意识的)而对其他一些事物技能和条件特征的记忆则是内隐的(意识我从知晓).
      • 过度自信
        • 过度自信:人们总是将过去错误的判断回忆为最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们经常高估自己的判断.这种过度自信现象不分来源于我们更容易描绘自己正确而非错误的缘由.另外,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支持而非否定自己信念的信息.讽刺的是,能力不足反而会促进过度自信倾向.别人眼中的我们比我们自己眼中的自己更加接近客观现实. 验证性偏差(证实偏见):人们往往会去寻找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与其寻找证据证伪自己的信念相比,我们更愿意证实它们.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验证性偏差. 智者十分了解自己的弱点,因此决不会保证永不出错;那些懂得最多的人也最清楚自己知之甚少.----托马斯.杰菲逊《杰菲逊文集》
      • 启发式判断:心里捷径
        • 我们有时需要在有限而宝贵的时间内同时加工众多信息,所以我们的认知系统是简单且高效的,它形成了专门化的心里捷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形成印象,做出决定和生成解释.我们通过启发式判断做到了这一点,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策略思维.启发式判断的速度增加了我们生存的机会.思维的生物性目的首先是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其次才是保证我们的正确性.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境下,速度会带来一系列错误. 我们经常运用特定的认知规则进行判断,我们将其称之为易得性启发式判断.简而言之,我们越容易回想起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越可能是真的. 大部分人的推理都是戏剧化的,而不是定量的.----文德尔.霍姆斯
      • 反事实思维
        • 易于想象(认知上的易得性)的事件也会影响我们对负罪,遗憾,挫败和宽慰的体验. 设想好的可能发生的情形,并考虑我们该怎样在下次做的更好,有助于为未来的出色表现做好准备.设想更坏的可能情形会让我们感觉好受些. 人们更经常的为作为而非不作为感到歉意.
      • 错觉思维
        • 我们的思维方式试图在随机事件中找寻规律,这种倾向会令我们误入歧途.我们很容易会将随机事件联系起来,从而知觉到一种错觉相关. 将随机事件知觉为有联系的倾向往往容易产生控制错觉,认为各种随机事件受我们的影像.会驱使赌徒不断下注,也令我们其余的人去干各种不可能的事.我们都喜欢控制感,当感觉控制感丧失时,我们会设法创造某种预测感. 趋均数回归:统计学现象,当我们处在一个低谷期时,任何尝试行为看起来似乎都是有效的.分数表现过高或过低时都是一种极端情况,正常现象就是回归到趋近于平均数.如果一个学生的成绩分数是最低的,然后去寻求老师的帮助,当其成绩提高时,老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辅导是有效的,尽管实际上它并未起任何作用.
      • 情绪和判断
        • 社会判断既包括有效但也容易出错的信息加工过程,也包括我们的感受: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抑郁的情绪会激发强烈的思索,寻找那些使个体的生存环境更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信息. 情绪侵入就像是一副有色的眼镜,喜悦时我们看见的世界是五彩斑斓充满活力的,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友善亲和的.当我们抑郁时,就像是将玫瑰色的眼镜摘下换上深色眼镜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变得恰恰相反. 人心似水,唯智汲之.----圣经.箴言
    • 社会世界的解释
      • 归因因果:归于个人还是环境
        • 婚姻不幸的人常常对伴侣的消极行为做出"维持痛苦"(他迟到因为他不在乎我).而幸福的夫妻则通常做外部归因(他迟到是因为堵车).这种错误归因有很多种,例如:男性认为频繁的约会邀请会使女性非常开心,而事实上这种行为通常会被女人认为是骚扰.男人甚至可能很容易会将女人友善的微笑夸大成为性需要. 人们通常将个体行为归因为性格归因(缺乏动机或能力不足)或情境性归因(家庭原因或社会环境),这种归因方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推断特质:我们常常通过他人的行为来判断他们的目的和意图.如果发现甲嘲笑乙,那么我就会推断甲是一个不友好的人. 自发性特质推论:一位图书管理员帮老妇人将杂货送到了马路对面,让学生们对此陈述进行记忆.当后来给这些学生提供一些线索帮助他们回忆记忆过的句子时,研究者发现最有效的线索不是书,也不是杂货,而是乐于助人.自发性推断出图书管理员所具的特质. 凯利归因理论:三种因素,一致性,区别性和共同反应会影响我们将某人的行为归结为内因还是外因.如:如果甲和其它许多人都批评乙(共同反应)而甲没有批评其他人(较高的区别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外部归因(一定是乙有些问题).如果只有甲一个人批评乙(较低的共同反应),同时他又批评许多其他人(较低的区别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内部归因(甲有些问题).
      • 基本归因错误
        • 归因理论的研究者发现人们在归因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我们解释他人行为时,我们会低估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高估个人的特质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我们会觉得人们微笑是因为他们高兴,而不会觉得是他们装作友好.我们会觉得人们在高速路上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是因为他们好斗,而不会觉得是因为他们赶去开会快要迟到了. 这种个体归因时低估环境因素作用的倾向被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如:人们通常认为出题考别人的人非常聪明,比如老师和电视问答节目的主持人.
      • 我们为什么会犯归因错误
        • 我们为什么会犯归因错误?视角和情景意识,我们在观察他人和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时,我们的观点会有所不同.当我们作为行动者时,环境会支配我们的注意,而当我们观察别人行为时,作为行为载体的人则会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而环境变得相对模糊.如果我自己狂怒,那是因为当时的情境让我太生气了,但当我看到别人暴怒时,会觉得他似乎脾气不太好.我们的行为在不同情境中变化,所以与从别人的角度相比,我们更认为自己试多变的. 想象一个画面,一个男人在和一个女人争论着不知道什么问题,你是怎样评价这个男人的?同情性反应(我可以理解他),情境性归因(这个男人得到了不公平的评价),消极行为(这个男人祖鲁地对待他的同事),性格归因(这个男人是个不友善的人),厌恶性反应(我不喜欢这个男人). 归因错误有很多种,当然也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一个持有西方式世界观的人,更可能认为是人本身而不是环境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这种文化下,用内部原因解释人的行为更加受社会赞许. 通常我们都会做出合乎情理的归因,然而,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却长犯基本归因错误(也叫对应偏见).我们会把他人的行为更多的归纳为内在的特质和态度.而很少考虑环境的影响限制,及时它们是很显著的.如果一个气球的运动是由我们看不见的风推动所造成的,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有内在动力的.但人不是无生命的物体,因此当一个人在活动时,我们通常轻视环境的作用而集中考虑内在动力.我们会犯这种归因错误,部分原因是当我们观察某个人的表现时,那个人就是我们注意的中心,我们的注意力通常是放在需要做出反应的情境上,这个时候,情境就是可见的了,因此我们会对环境的影响更加敏感.
    • 社会期望的影响
      • 当观念引导我们以证实自己的方式行动时,这就会成为社会学家罗伯特.默盾所说的自我实现预言,即信念能够导向自我实现.人们相信银行即将倒闭,纷纷排队去提款,他们错误的知觉便可以创造出事实.
      • 教师的期望与学生的表现
        • 研究表明:教师的期望和学生未来成就之间的相关准确率约75%.有一项实验,从旧金山的一所小学随机选择几名被测试并谎称他们智力超常,而这些人真的在随后的IQ测试中出现飞跃.但较低的期望并不会毁掉一个有能力的孩子,同样较高的期望也不会魔术般的将一个学习吃力的孩子变成在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毕业代表人.人类的天性并不是如此易变的. 我们的信念有时会产生重要的作用.通常,我们对别人的信念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但对研究者边间和教师期望的研究显示,认为某些人的能力超长(或能力不足)的错误信念会引导教师和研究者基于那些人特别的关照.这可能会引发他们做出更出色(或平庸)的表现,并且因此看起来似乎会确证一个实际上的错误假定.
      • 股市的自我实现心理
        • 投资者不要试图选出满足自己偏好的股票,而是选择满足其他投资者偏好的股票.这个游戏的名称叫做"预测他人行为".正如华尔街一位基金经理的解释,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格兰维尔的观点,但那根本不是关键所在.如果你认为它的建议会使其他人卖出,那么你会想在股价下跌更多之前尽快出手.如果你预测别人会买进,你现在就会快速买进以赶上股价的上涨. 动摇的技术股市再次验证了自我实现心理学,现在被称为"动力投资".在连续两年热情高涨的买进股票后(因为股价在上涨),人们开始疯狂的抛售(因为股价在下跌).经济学家罗伯特.席恩指出,股市如此疯狂的摇摆----"非理性繁荣"之后紧跟着暴跌----主要是自我造成的.
      • 从他人那里获得我们的期望
        • 我们能从别人那里获得我们的期望么?研究表明,我们对他人的看法比偏见更准确.自我实现预言并没有非同凡响的力量.但有时自我实现预言确实在起作用.有时我们对那些我们对其怀有消极预期的人表现的友好,并引起了他们的善意回应,这种回应证伪了我们的预期,我们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我们预期的结果. 一旦形成错误的社会信念,就可能引发他人做出某些行为反应以支持这些信念,这种现象叫做行为确证.认为自己被他人接受和喜欢的个体会对别人表现热情,他们也确实会被他人接受和喜欢.认为自己孤独的人会表现出更少的社会化行为.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可以反映出我们和别人怎样对待他们. 与此相类似,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获得对自己期望的行为确证.告诉自己即将与之见面的某个人是聪明有吸引力的,那么最后我们对这个人所留下的印象很可能是那些聪明和有吸引力的东西. 他那样对待她,就好像她真的非常好,他越是这样,罗蒂就越发心情舒畅并变得越来越好,并且他自己也受其影响,变得非常好;如此循环往复,不是恶性而是良性的循环.----冯.阿尼姆<魔幻的四月>
    • 社会信念和判断的结论
      • 我们已经回顾了人们有事形成错误信念的原因.人们的智力水平和他们是否容易产生不同的思维偏差,这二者是不相关的.一个人可以非常聪明,但做决定的时候可能表现的异常糟糕.我们相当容易形成和保持错误信念.我们容易受先入之见和过度自信引导,被鲜活的异闻甚至不可能存在的虚假相关和控制所说服,我们构建起自己的社会信念并继而影响他人去确证他们."裸露的智力是一件十分不准确的工具". 某些思维规则会令人们产生错误信念,而且导致了知觉思维中的缺陷,但它们在人类生活中却运转的不错.通常情况下,这些错误是我们对负责信息进行简化加工的心里捷径的副产品.为了应对现实,我们会简化思维过程.当我们面临复杂的规则或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采取某些简化规则----启发式判断.这些启发式判断有时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但是它们确实可以帮我们做出高效而迅速的决定.启发式判断以许多方式使我们更聪明"".相信我们具有控制事件的能力有助于我们保持希望和努力.虽然有时会出错但总的来说却十分有用.社会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所说"思考是为了行动". 自由精神就是对正确与否并不绝对确信的精明;自由精神就是去尝试了解其他男女思想的精神;自由精神就是摒弃偏见,根据兴趣本身来选择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认知错误......之所以到现在还存在,是因为它在过去曾经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哈兹尔顿和巴斯. 在设计这些问题时,我们并非想要愚弄被试,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也愚弄了我们自己.----阿莫斯.特维尔斯基
    • 后记
      • 对错觉思维的反思 我们不但承认人类具有某些局限性这一确定的事实,而且赞同人类并不仅仅是机器这一更深一层的信息.我们的主观体验是构成人性的材料----我们的艺术和音乐,我们对友谊和爱的享受,我们的神秘和宗教体验. 关于学习的最大真理:其目的是开启人们头脑并将它发展为思维的器官----这些思维包括概念思维,分析思维,序列思维. 我们应带着少许谦逊,牢记我们出现错误判断的可能性.它同样鼓励我们不要被那些看不到自己的偏见错误的人的自大吓住.我们人类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和错误的混合生物,具有高贵的尊严,但并不是神. 这种对人类能力的自谦和怀疑是科学和宗教的核心所在.从错觉中寻找现实需要开放的好奇心和冷静的头脑.这种观点被证明是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批判而不愤世嫉俗,好奇而不受蒙蔽,开放而不被操控. 剥夺了平常人生活中的错觉,也就剥夺了他的快乐.----亨利克.易卜生
  • 3. 第四章：态度和行为:思想是行动之父.
    • 态度对行为的预测
      • 学生对于作弊的态度与他们实际作弊行为几乎没有关系.人们表现出的态度很难预测他们的各种行为."道德伪善"(显得有道德水准,但实际上拒绝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便是一个态度和行为相背离的例子.我们始终是一群伪君子.人们对于影响行为的因素的讨论强调了外部社会因素作用,如他们的行为和期望,却忽略了内部因素的作用,如态度和人格.因而,"态度决定行为"的论点立刻遭到了对立观点的反驳,态度实际上什么也决定不了.实际上,我将要解释的内容似乎显而易见,我必须提醒自己:真理只有在被法线时才会变得显而易见. 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我们可能会在9.11事件之后公开投票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武动,但同时私下里却持保留意见.我们有时也称之为见风使舵,强烈的社会影响----害怕受到指责----歪曲了真正的意见.这就是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区别.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常常出现分歧,内隐态度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预测.这也是21世纪心理学最大的课题:我们的"双重加工"能力:受控制的(目的性的,有意识的,外显的)思考和自动的(不费力的,习惯性的,内隐的)思考. 美德的说教要比身体力行容易的多.----拉罗什副科<箴言集>
    • 行为对态度的影响
      • 角色扮演
        • 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以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不仅态度会影响行为,行为也可能影响态度.当我们做事时,我们往往会夸大事情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我们为该事负责时.许多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社会角色规定的行为铸造了角色扮演者的态度. 之前我们总是认为思维能影响行为,现在我们转向更令人震惊的想法,即行为决定态度. 角色扮演:当我们扮演一个新的社会角色时,起初我们可能觉得很虚假,但很快我们就会适应.如: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指派一些学生做狱卒(包括发制服,警棍和哨子),另一些学生扮演囚犯(包括囚服,被关进单人牢房).经过了一天愉快的角色扮演之后,所有人都进入了情境.狱卒开始贬损犯人,并且一些人开始制定残酷的侮辱性规则.犯人崩溃,造反,或变得冷漠.人们越来越分不清现实和幻觉,分不清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身份,这个创造出来的监狱正在同化所有人,使他们变成它的傀儡.斯坦福的监狱实验仅仅有几天,有些人变成了虐待狂,有些人却没有.但是监狱实验中人的行为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改变,那想象一下几十年的逆来顺受会产生怎样的腐蚀效应吧. 如果有人长时期的对自己一副面孔,而对别人另一幅面孔,那么最后他会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纳撒尼尔.霍桑
      • 言语变成信念
        • 简单来说,我们所说所写会强烈的影响我们随后所持的态度. 人们经常通过措辞来取悦听众.他们传播好消息比坏消息要快得多,并且会根据听众的立场来调整要说的内容.我们似乎倾向于根据听众来调整我们的讲话内容,并且之后也会相信这些歪曲的信息.当让人们口头或者书面上支持他们所怀疑的事情时,他们常常会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感到不安.不过,他们会开始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假如他们不是受贿或被逼才这样做的.当一个人的话语缺乏令人信服的外在解释时,谚语就会变成信念.
      • 登门槛现象
        • 对登门槛现象的研究说明,对一个小行为的承诺可以让人们更愿意做一件更大的事. 大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吧,许多时候在答应帮助某一个团体或一个组织以后,我们最后的参与度会比最初设想的还要多.实验表明,如果想要别人帮你一个大忙,一个有效的策略是先请他们帮一个小忙. 航空公司和旅店也运用上述策略,通过少量的座位或房间吸引大量的订单,然后当座位或房间不够时,他们希望顾客能够接受更高的价位. 我们的自我定义并不是在自己的头脑中构造的;而是由我们的行为锻造.----罗伯特.布朗
      • 邪恶行为与道德行为
        • 行为也影响我们的道德态度: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正确的. 行为决定态度的定律也会引发不道德的行为.邪恶有时会来自逐渐升级的承诺.箴言集:想找到一个仅屈从于诱惑的人比找到一个从来没有屈从于诱惑的人更难.邪恶的行为可以塑造自我,道德的行为也是一样. 我们有时在压迫别人的时候往往会将其去人性化,而将自己的宠物赋予人性.一个奴役别人的群体很可能认为受奴役者生来就有受压迫的特质.参与判决的监狱工作人员在判决执行过程中经历了"道德分离",相信受害者就该得到这样的下场.行为喝态度是互相支持的,有时会达到道德麻木的程度.人们越是伤害他人并同时调整自己的态度,其伤害行为就越容易出现.于是,道德变异了.
      • 社会运动
        • 我们的种族政治行为也可以塑造我们的社会意识:我们不仅仅坚持自己相信的,我们也相信自己所坚持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可能会导致旨在大规模态度改变的立法行为. 对于那些怀疑希特勒的人,那种德国礼仪是一个强有力的调节器.一旦决定吟诵它,作为一种公开的一致性行为,许多经历过这些的人对于自己的言语和信念之间的矛盾深感不适.由于禁止发表自己的言论,所以他们试图有意识的强迫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以此来平衡心态. 你可以使用较小的承诺来操纵某个人的自我形象,你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使公民变成"公仆",潜在的购买者变成"顾客",囚犯变成"合作者".
    • 行为影响态度的原因
      • 自我表露:印象管理
        • 自我表露理论假定人们适当调整自己的态度以使其看起来与行为一致,尤其是那些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证实人们确实会因他人的想法而调整自己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也发现有时真的会引发真实态度的改变.
      • 自我辩解:认知失调
        • 认知失调理论的解释是,当我们的行为与参与想法或者很难做决定时,我们会感到紧张.为了降低这种情绪的激活,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失调理论进一步认为,我们不当行为的外在理由越少,我们越觉得自己对其负有责任,从而会产生越多的失调,态度也改变的越多. 当两种想法或信念(认知)在心理上不一致时,我们就会感到紧张(失调).为了减少这种不愉快的体验,我们经常会调节自己的想法. 使失调感最小化的方法之一是选择性接触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 认知失调理论预测: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能完全用外部报酬或强迫性因素来解释,我们就会体验到失调.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减少失调. 决策后失调:我们有时会挣扎于两个同样诱人的机会.当做出重要决策以后,我们经常会高度评价自己的选择而贬低放弃的选择,以此来减少失调. 每次你做一个决定,你就会稍稍改变自己重要的一部分,你所选择的那部分.刘易斯-《返璞归真》
      • 自我知觉
        • 自我知觉理论则假定,当我们的态度不很鉴定时,我们就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及其环境来推断我们的态度.自我知觉理论的一个有趣的推论是"过度合理化效应":付给人们报酬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将他们的这种乐事转化为苦差(如果这些报仇使他们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报酬). 当我们摇摆不定或态度不明确时,我们就会处在局外人的位置上,从外部观察自己.倾听自己的言语,则可以了解自己的态度;观察自己的行为,则可以提示自我信念有多么坚定,尤其是当我们无法将自己的行为简单的解释为外部约束的时候.我们自由做出行动正是对自我的揭露. 了解自我的最好方式,不是沉思,而是行动.----歌德 表情和态度 相对于无精打采的坐着,身体前倾,双目低垂的被试,那些被要求抬头挺胸做的笔直的被试对自己的书面观点更自信. 相比于弱势姿势,摆出强势姿势(想象双手背后的态势,而非一种蜷缩的姿势)的人睾酮会增加,会觉得充满力量,对风险的容忍度也会增大. 自由的表露情绪可以强化情绪.相反,尽可能的压抑情绪则会削弱情绪.----达尔文《人和动物的情绪表达》 过度合理化和内在动机 回忆一下前面提到的理由不足效应----即最小的刺激能够最有效的促使人们对一个活动产生兴趣并持续做下去.认知调节理论对此做出了一种解释:如果外部刺激不足以证明我们行为的合理性,我们会通过内部心理活动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以减少失调. 自我知觉理论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人们通过关注周围情境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如果某人手下20美元后,他会开始宣传学费上涨的合理之处.毫无疑问,与毫无报酬相比,他对这种宣扬似乎显得不那么真诚.也许当我们自我观察时也会做出类似的推断.我们观察自己未受胁迫的行为,从而推断我们的态度. 自我知觉理论还会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与报仇总会增强动机的观点相反,该理论认为不必要的报仇有时会带来一些隐性的代价.给人们报仇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会让他们将其行为归因于只是为了得到报仇,这样就会削弱他们的自我知觉----因兴趣去做.一系列实验均证实了过度合理化效应.给钱让人们玩智力游戏,他们以后继续玩游戏的行为就会少于那些没有报酬玩游戏的人.给孩子报酬来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孩子们就会将这种游戏变成工作.当人们在没有报酬或没有强迫的情况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他们会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对这种活动的兴趣.而外部报酬引导人们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激励性因素,从而破坏了内在动机. 如果我们为学生们的学习提供充分的理由,并且给予他们报酬和赞赏,让门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我们也许就能激发他们学习兴趣和继续学习的欲望.
      • 理论比较
        • 自我表露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从表面上看起来行为会影响态度 而另外两种理论则解释了行为确实影响态度的原因：(1)认知失调理论假定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以此来减少我们内部的不适；(2)自我知觉理论则假定同观察和推断他人态度一样，我们会审视自己的行为并且做出合理的态度推断。认知失调理论和自我知觉理论都不是天性所赋予的，它们都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创造性地去尝试简化和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自我肯定理论解释说，因为这种行为很令人尴尬，它们使我们觉得自己很愚蠢，它们破坏了我们的自我效能感和善良感。因此，证明自己的行为和决定其实是一种自我肯定；它保护并维持了我们的诚信和自我价值。当人们开始做出引发失调的行为——非强迫性的逆态度行为——他们的左额叶会有额外的兴奋。这就是信念改变的齿轮在运转。 简言之，失调理论可以成功地解释行为与明确的态度冲突时出现的结果：由于感到紧张，所以我们调整态度来缓解紧张。此时失调理论就解释了态度的改变。在我们的态度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形下，自我知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态度的形成。当我们做出行为反应时，我们会产生更可接受的态度来指导自己未来的行为。
      • 后记
        • 通过行为改变我们自己 要想养成某种习惯，那就去付诸行动。不想养成某种习惯，那就避而远之：要想改变一个习惯，那就做点别的事来取代它。——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埃皮克提图
• 3.社会影响
  • 1. 第五章：基因，文化与性别
    • 自然天性和后天教养对人类的影响
      • 在人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方面主要有两种观点：演化的观点强调人类的共通性；文化的观点强调人类的多样性。 甚至我们的很多道德观都存在跨文化和跨时代的一致性。婴儿在学会走路之前，就会表现出道德感，他们不喜欢错误或淘气的行为。不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男性还是女性，也不论你生活在东京、德黑兰还是托莱多，当问及“假如致命毒气正在通风口中向房间蔓延，房间里有七个人，是否应该把某个人推入通风口堵塞毒气，杀死一个人却可以拯救其他六个人？”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如果改变问法，“是否可以眼看着某人掉进通风口？”人们会更多地做出肯定回答，尽管这次仍是牺牲一人拯救六人。 为了解释物种特性，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演化论的观点，他主张重视遗传的作用。与当代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金牌应该奖给任何有最佳想法的人”的观点一样，达尔文也认为自然选择使演化得以进行。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生物体有许多不同的后代。这些后代在环境中互相竞争以求生存。某些特定的生理和行为变异会提高他们在相应环境中繁殖和存活的概率。存活下来的后代更有可能将他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特征可能会发生变化。 自然选择早已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原则，而最近也成为心理学界的一条重要原则。进化心理学不仅研究自然选择如何影响那些有利于适应特定环境的生理特征——北极熊的毛皮、蝙蝠的声呐系统和人类的色彩视觉等，而且还研究那些有利于基因存活和延续的心理特征以及社会行为。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人类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在我们祖先众多的后代中，自然选择了那些拥有我们如今特性的个体——比如，偏爱食用营养丰富、高能量的甜食，讨厌有毒食物的酸苦味道。而那些没有这类偏好的祖先不太可能存活下来以繁衍后代。 人类能昂首直立，双足行走。虽然鲨鱼比你善游，猎豹比你善跑，燕子比你善飞，红杉比你长寿。但人类却拥有自然馈赠的最大财富——智慧。 人类能在自然选择中胜出，不仅在于发达的大脑和强壮的肌肉，而且文化也起作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已做好了准备，要学习语言、与人交往、与人合作以获取食物、照料小孩和保护自己。因此，不论我们出生在何种文化背景，自然都使得我们更易习得此种文化。文化的观点强调了人类的适应性。孑L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世界文化的研究者发现，我们现在依然“习相远”。尽管我们的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我们并未形成统一的‘全球文化’，文化整合还没有出现。各个社会的文化继承是相当持久的”。鲍迈斯特总结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文化，文化使我们超越了才能、努力和个人天赋的总和。准此而论，文化是人类最大的恩赐，单独来看，我们都只是受环境支配的智慧动物，但是整体来看，我们就能维系一个使我们及后代生活得更好的系统。” 正如礼仪规则所示，所有的文化都有各自认可的得体行为。我们经常把这些社会期望或者规范视为一种强迫人们盲从传统的负面力量。社会规范确实可以成功而微妙地限制和控制我们的行为，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文化的观点强调人类的差异性——用以界定群体并代代相传的行为和思想。不同文化在态度和行为上的显著差异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其实是文化规范和角色的产物。然而，跨文化心理学家也试图寻找人类“内在的统一性”。例如，尽管不同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但是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社会规范，如友谊中的尊重隐私和反对乱伦等。
    • 性别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 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然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却更为引人注目。 社会心理学家考察了独立性与关联性之间的性别差异。女性通常更关心他人，表达更多的同理心和情绪反应，以及用更多关系性的词汇描述自己。 男女两性似乎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支配性和攻击性。在世界已知的文化中，男人一般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且比女性更可能实施身体攻击。 性特征也是性别差异的另一重要方面。男人渴望并且会发起性行为，而女性的性行为通常是由强烈的感情引发的。 人类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身高、体重、发色等等。但是对于自我概念和社会关系而言，最重要和最先适应的两个维度是：种族和性别。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差异总会引发人们的兴趣——足以引起约18 000项比较两性异同的研究。与男性相比，女性平均：脂肪含量高出70%，肌肉含量少40%，身高矮13厘米，体重轻18公斤。对味觉和声音更为敏感。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而与女性相比，男性平均：进入青春期时间更晚（约晚两年），但是死亡时间较早（世界普遍早4年）。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病发率高出女性3倍，自杀率是女性的的5倍，死于电击的人数是女性的6倍。转动自己耳朵的能力更强。
    • 演化与性别：与生俱来的行为
      • 演化心理学家提出，演化决定两性行为差异的理论，比如攻击行为和性活动的主动性。他们认为，自然界中的 支择偶行为要求男性对女性——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强生殖力生理特征的女性——更加主动，而且要求男性通过攻·击和支配行为来与其他男性竞争。女性由于生殖机会较少，所以会仔细考虑男性保护和抚育后代的能力。 批评者认为演化学派的解释是事后推测，而且无法解释文化多样性。同时，他们也怀疑是否有足够的实证证据支持演化心理学家的理论，担心这些理论会强化不合理的男性刻板印象。 尽管生物因素（如雄激素与雌激素）在性别差异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社会角色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天性赋予了我们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杰出能力，这一观点已得到学界公认。 观看有吸引力的女性照片启动之后，男性会更支持侵略他国，该研究结果与“交配欲望可能是战争诱因”的理论一致。 性别引发嫉妒。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体验到性嫉妒（男性关注伴侣与其他男性发生的身体接触），女性则比男性更多地体验到情感嫉妒（女性关注伴侣与其他女性的情感卷入）。我们喜欢与自己有相同基因的个体（如家人或者亲戚）。我们的记忆倾向于记住与生存相关的信息，如食物存放的地点。 随着人类进入中年甚至老年期，就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女性变得更加独断和自信，而男性则更多地表现出同理心，更少地支配他人。激素变化可能是性别差异减小的原因之一，角色需要是另一方面原因。另外有一些学者推测，在求爱阶段和为人父母的最初阶段，社会期待会使两性重视那些能增强他们角色的特性。在求爱、提供资源和保护的过程中，男性会更强调自己的男人气质，并放弃自己对相互依赖和养育的需要；而年轻的女性在求爱和抚育孩子的时候则会控制自己独立和专断的倾向。随着男性和女性结束了成年早期的角色，他们会更多地表现原先受到限制的特性，他们都变得更加双性化，兼具独断性和养育的能力。
    • 文化与性别：文化塑造的行为
      • 研究最多的社会角色——性别角色，反映了生物影响，但也体现了文化的强大力量。普遍的趋势是男性而非女 。性占据了社会主导者的角色。 性别角色表现出了巨大的文化和时代差异。 儿童受到的文化影响大部分来自同伴。 文化是由大型群体共同拥有并能代代相传的一切事物——思想、态度、行为和传统。与生物一样，文化也具有多样性，存在资源竞争，因此会与时俱进。有学者提出，文化经由“文化循环”而渐进：“首先，人类先创造了文化，随后再适应这种文化；其次，文化会塑造人的行为，以此延续文化。”人类是由文化塑造的文化塑造者。在全世界所有地区“女性花在无偿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至少是男性的两倍”，而且她们的总工作时长（有偿的和无偿的）超过男性。此外，女性从事“地位较高、掌握权力或具有权威性的工作机会也很少；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公司仅有13家。谁应该做饭、洗碗，谁应该狩猎，谁应该执掌公司或统治国家，这种对两性不同的行为期望就是性别角色。尽管性别角色存在不平等，但是全球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期望看到男女角色更加平等。 父母一代对孩子一代的影响相对较弱，以至于文化的传承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而且在人类社会和灵长类社会的文化中，变化往往都来自年轻一代。当某只猴子发现一种更好的清洗食物的方法，或者当人们追求新的流行时尚或者性别角色时，你会发现这种创新大多来自年轻人，而且通常更易为年轻人接受。因此，文化传统在延续中变化着。
    • 基因，文化与性别各自的影响
      • 生物和文化解释并不必然相互对立。实际上它们会交互作用。生物因素在文化背景下起作用，而文化则建立在生物基础之上。 如果撇开事实的另一面（个人力量），社会影响力量的重大事实就只是半个事实而已。个人和情境相互作用的方式至少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个体对既定情境的解释和反应存在差异。第二，人们会选择对自己有影响的环境。第三，人们会创造自己的社会环境。 我们不必把演化和文化看做对立面。文化规范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有着微妙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独立于生物因素而起作用。所有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归根结底仍然是生物因素。如果他人的期望能影响我们，那这其实也是我们生物程序的一部分。此外，我们人类生物遗传所能启动的过程，文化都能使之得以增强。如果基因和激素预先设定男性比女性更加具有攻击性，那么文化会借助社会规范期望男性坚强刚毅而女性温柔友善来增大这种差异。生物和文化因素也存在交互作用。遗传科学的进展表明，经验能利用基因促进大脑的发育过程：环境刺激能激活基因制造新的脑细胞以分化感受器。视觉经验能激活基因发展大脑视觉区，父母的爱抚能激活基因帮助后代应对未来的压力事件。基因并非一成不变，它会根据我们的经验适应性地做出反应。 如果人们偏好相同身高的伴侣，那么高大的男性和矮小的女性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了。既然如此，演化导致男性比女性更高，而文化也做出类似的规定。所以选择伴侣时的身高规范很可能就是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环境与人的力量——社会情境的确会强烈地影响个体，但是个体也会影响社会情境。二者相互影响， 吵相互作用。追问到底是外部情境还是内部天性（或者说文化或演化）决定了行为，就好像追问到底是长还是宽决定了房间的面积。这种相互作用至少表现在三方面：1.特定的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通常会因人而异。由于人类心理并不会以完全相同或客观的方式来理解现实，所以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对情境的解释做出反应。有些人（个体及群体）更为敏感，更容易对社会环境做出反应(，比如日本人比英国人更容易对社会期望做出回应。2.人们通常会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假如能选择，社交型的人都会选择能引发社会交往的情境。当你选择就读的大学时，你也在选择自已能接触到的特定社会影响。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不太可能定居在达拉斯的郊区，也不太可能参加美国商会的会议。他们更倾向于住在旧金山或多伦多，并参加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换句话说，他们会选择一个强化自身倾向的社会环境。3.人们往往会创造自己的环境。请再回想一下我们的先入之见如何自我实现：如果我们期望某人外向、敌对、聪明或性感，我们对待此人的行为就会引导他按照我们的期望来行动。毕竟除了置身于环境中的人以外，还能有什么因素构成社会情境呢？保守的环境往往是由保守主义者创造的。女生联谊会的活动也是由其成员决定的。社会环境和天气不一样，天气仅仅发生在我们周围。环境更像我们的家园——我们自己创造的产物。因此影响人的力量往往植根于个人和环境之中。所以我们既创造我们的文化世界，也被我们的文化世界所塑造。 明道如费。一老子，《道德经》。
    • 后记
      • 然而，我们更多时候采用相反的做法可能更好——把自己视为自由的能动者，把他人视为环境的受动者。这样我们看待自己时会更强调自我效能，与人交往时我们会寻求理解和追求社会改革。事实上，大部分宗教都鼓励我们对自己负责，克制评价他人。这难道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天性刚好相反：给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同时责怪他人所犯的过错？
  • 2. 第六章：从众和服从
    • 从众的概念
      • 从众即由于群体的压力而改变个体自己的行为或信念，其表现形式有两种。顺从是迫于外部压力而与群体趋同但内心并不赞同；服从是顺从的一种，是指对直接命令的顺从。接纳是指内心认可社会压力并在行动上保持一致。 先让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从众有益还是有害？这个问题并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就大多数人共同的价值观而言，从众有时有害（有些人因为从众而酒后开车或参加种族歧视活动），有时有益（从众可以阻止人们在剧院排队买票时插队），有时却又无关紧要（例如网球运动员喜欢穿白色球衣）。 道德：我们会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和判断的标签。标签既可以用来描述事物，也可以用来评价事物，他们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楚下述标签的含义：从众、顺从、服从和接纳。 我们有时会穿礼服打领带，尽管自己讨厌这样做。这种由外部力量施压而违心的从众行为叫做顺从。我们之所以顺从，主要是为了得到奖励或逃避惩罚。如果我们的顺从行为是由明确的命令所引起的，那么我们称它为服从。有时我们真的相信群体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理所当然。我们会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锻炼，因为有人告诉我们锻炼有益于健康并信以为真。这种发自内心真诚的从众行为叫做接纳。甚至有学者对顺从和接纳进行了神经科学研究：构成公开顺从的短暂记忆与构成内心接纳的长时记忆，两种过程有着不同的神经基础。
    • 经典的从众和服从研究
      • 行为和态度会相互强化，小恶会助长态度，进而导致大恶。好人面对 恶劣环境时，也会做出令人斥责的行为（即使恶劣的情境也会激发某些人产生英雄主义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到情境的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这种易受暗示性有时很有趣。某个人咳嗽、微笑或打呵欠后，周围的人也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也倾向于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肥胖、失眠、孤独、幸福和吸毒等。朋友起着社会系统的作用。 我们很容易漠视那些与己无关或失去个性的人。甚至对于巨大的灾难，人们也无动于衷。刽子手常常用布蒙住受刑者的头，使其失去个性。战争法允许从40 000英尺高的地方对手无寸铁的村民投掷炸弹，但不允许对他们开枪射击。在与敌人进行近距离肉搏时，许多士兵既不开火，也不瞄准。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对于那些接到命令后以远距离火炮或飞机进行杀戮的军人来说是很罕见的。距离削弱责任。 在奇怪的“直肠耳朵疼”的案例中，我们可明显看到个体对合法权威的服从。医生要求给右耳感染的病人耳朵里滴药。在处方上，医生把“滴人右耳”写成了“滴人屁股”’。看了医生的处方后，顺从的护士把指定数量的药液滴人了顺从的病人的直肠里。权威性。 这些经典实验好像表明从众都是消极的。但是，从众也可以是积极有效的。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冲进世贸大厦熊熊大火中的消防员是“非常勇敢”的，但他们也只是“部分地出于服从上级命令，部分地出于遵从极端的集体忠诚。”还可以思考一下从众的释放效应。也许你会回忆起，当你面对不公正的教师，完全有理由指责他时，你还是犹豫了。后来同学们接二连三地纷纷指出不公平的事实后，你也跟着他们一起指责起来，这就是释放效应。 服从实验就社会压力的强度而言也与其他从众实验不同；服从实验的命令非常明确。没有强迫，人们不会残忍地行动。对权威的服从可以战胜道德。就强制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言，它们都成功了。这不仅仅是学术课题，而且还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冲突。行为与态度之间的联系以及情境的力量。 当外界的影响作用超过了内在的信仰时，态度便无法决定行为。当一个人单独行动时，个体几乎总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个体单独反对群体就是另一码事了。在服从实验中，强大的社会压力（研究者的命令）超越了力量较弱的因素（远方受害者的抗争）。“教师”在受害者的抗争和研究者的命令之间，在希望避免造成伤害和成为合格的参与者之间挣扎，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服从。20世纪社会心理学带给我们的重大启示是：在决定人们行为的因素中，个体自身的特点往往没有自我感知到的情境重要。就像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当最可怕的暴行从一系列的小恶行 在习发展而来时，这一点显得尤其正确。德国公务员愿意处理大屠杀的文件，这使纳粹领导非常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屠杀犹太人；他们只是在做文书工作。当大家分散工作各司其职时，恶行似乎更易进行。普通人即使心中并没有任何仇恨，只是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可以成为可怕的破坏活动的执行者。如果有人破坏了群体一致性，那么会降低群体的社会影响力。
    • 预测从众的因素
      • 利用从众实验程序，研究者考察了从众产生的环境条件。某些情境下人们特别容易从众。例如，从众会受到群体特征的影响：当3个以上的人或群体塑造行为和信念时，人们更容易从众。 如果示范行为或信念前后不一致，从众行为会减少。 群体凝聚力可以加强从众。 塑造行为和信念的人地位越高，人们越容易从众。 当人们的反应是公开的（面向群体时），人们越容易从众。 对某一行为和信念作出事先承诺，人们更可能坚持承诺，而不从众。 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对成员的影响力就越大。他们并不喜欢与其他成员唱反调，害怕被自己喜欢的人拒绝。他们允许群体中的某些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特别是那些具有群体典型特征的人。 那些从来不收回自己观点的人爱自己胜于爱真理。
    • 影响个体从众的原因
      • 实验表明人们从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规范影响来自于 人们希望获得别人的接纳：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喜欢。公开反应时从众度较高，这反映了规范影响的力量。 信息影响来自于他人提供的事实证据。遇到困难的决策。任务时从众度也较高，这反映了信息影响的力量：我们希望能正确行事。 个体屈服于群体可能是因为（1）想获得群体的接纳和免遭拒绝，或者(2)获得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莫顿·多伊奇和哈罗德。杰勒德把这两种引发从众的因素命名为规范影响和信息影响。第一种影响来源于我们想获得别人喜欢的渴望，第二种影响来源于我们想正确行事的渴望。从众实验有时需要分离规范影响与信息影响。当人们要面对群体作出反应时，会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从众行为，这无疑反映的是规范影响（因为不管人们公开反应还是私下反应，接受的都是同样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任务难度比较大，个体感到自己无力胜任，也就是当个体关心行为的正确性时，从众行为也容易出现——所有这些都是信息影响。 “谁会从众？”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人格测验总分并不能准确地预测个体的特定从众行为，但却能较好地预测个体总的从众倾向（和其他社会行为）。特质影响在“微弱的”情境中显得很强大，因为微弱情境下社会情境的力量并不能掩盖个性差异。 虽然从众和服从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文化的社会化作用却使人们的社会敏感性存在差别。 社会角色包含一定程度服从，当个体跨人新的社会角色时，服从于这个角色的社会期望就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与个人主义国家的人相比，集体主义国家（珍视和谐、人际关系有助于定义自我）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而做出反应。 世界就是舞台，大家都是演员：有登台有谢幕；一生角色难数。——莎士比亚角色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内化自己的角色。第一次约会或者第一天上班，你就可能自觉地按照自己的角色行事。当你把角色内化以后，自我意识就渐渐消退。以前感觉尴尬的事情也会感觉很自然。 我不想改变自己来适应这个世界。——伍迪。加索里
    • 抵制从众的社会压力
      • 社会心理学重视社会压力的力量，但同时必须关注人类 。自身的力量。我们并非被动的木偶。当社会强制变得过于高调、惹人注目，人们常常会表现出逆反心理——为了恢复自由感而公然违抗强制力量的动机。 与群体偏离太远，我们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们也不想与其他人太一致。于是，我们就会以那种坚持自己独特性和个性的方式行事。在群体里我们最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之处。 个体都珍视自己的自由感和自我效能感。所以，如果社会压力非常明显，以至于威胁到个体的自由感时，他们常常会反抗。，企图限制个体的自由通常会引起“事与愿违”的反从众行为，这证明了逆反理论（人们的确会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的自由感）的正确性。
    • 后记
      • 做自己的事。质疑权威。如果觉得对就去做。跟着幸福走。不要从众。自我反思。坦诚地面对自我。勇于承担责任。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会赞赏不从众的个人主义的优点。但是，提倡社群主义的学者提醒我们，我们同时也是社会动物，拥有归属的基本需要。我们并不能在绝对意义上对从众进行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我们要平衡自己的自立需要和依恋需要，私密性和公共性，个人特征和社会认同。
  • 3. 第七章：说服
    • 说服的路径
      • 有时候说服是发生在人们关注于某个论题并且对其做出积极思考的时候。当人们自然而然地分析或者卷入问题时，这种系统性的或者“中心路径”的说服就发生了。 如果论题没有引发个体做出系统的思考，个体只是根据启发法或者偶然的线索匆忙下论断时，说服会通过速度更快的“外周路径”发生。 由于中心路径的说服经过深思熟虑，更为深刻，因此更加持久，也更有可能改变行为。 说服起作用的路径主要有两种。当人们积极主动，并且能全面系统地思考问题时，就可能接受中心路径说服，也就是关注论据。如果论据有力且令人信服，就很可能说服他人。如果论据苍白无力，思维缜密的人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进行反驳。 但论据有力与否有时并不重要。我们并不总能全神贯注地仔细思考。如果我{门接受信息时心不在焉、感觉与己无关或者只是太过忙碌，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推敲该信息的意义。此时我们会接受外周路径说服，也就是关注那些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会注意论据是否令人信服。当人们心不在焉或者没有积极主动地思考信息的时候，熟悉易懂的表述比新异的表述更具有说服力。比如说，对于置身事外或者心不在焉的人来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要比“不要在一次赌注压上你所有的筹码”更有影响力。 以上两种说服路径（一种外显、反思，另一种则内隐、自动）可以说是今日人 芦类心智“双加工”模型的前兆。中心路径的加工通常能迅速改变人们外显的态度量而外周路径的加工则较缓慢地建立内隐的态度，它通过把态度目标和情绪反复关联而实现。 说服的中心路径引起的行为变化比外周路径更持久。当人们对问题仔细思考、殚精竭虑时，他们决策的依据不仅有信息自身的说服力，而且有自己对此的思考。不如此（引人思考）就没有强大的说服力。那些经过人们深思熟虑而非草率决断之后的态度变化会更加持久，更能抵抗诱惑，更能影响行为。外周路径的说服通常只能导致肤浅而短暂的态度改变。正如性教育家所了解的那样，改变态度比改变行为要容易得多。对禁欲教育有效性的评价研究发现，对禁欲持支持态度的人有所增加，但是这对性行为很少有长期影响。 在定义上广告其实就是宣传。我们现在都置身子宣传和说服的商业世界。——某位美国总统候选班成员。 任何有效的宣传都必须限制在很少的几个点上，并且不断重复这些口号，直到每一个公众成员都理解为止。——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926
    • 说服的要素
      • 怎样说服他人才有效？研究者们考察了4个因素：说服者（信息传达方）、信息（说服内容）、说服渠道（信息传递的路径）以及说服对象（信息接受方）。 可信的说服者给人的感觉就是值得信赖的专家。讲话语气果断，语速较快并直视说服对象的眼睛，这样的说服 ·如者通常较为可信。说服者的观点如果与自身利益相悖则更为可信。魅力十足的说服者在品位和个人价值观等问题上也非常有说服力。 说服信息能使人心情愉快就更有说服力。心情好的人做判断时更为爽快、不假思索。而能唤起恐惧心理反应的说服信息也同样有效，如果说服对象感觉脆弱，能采取预防行为，尤其如此。 说服信息与说服对象已有观念的差异对说服效果的影响，取决于说服者的可信度。单方正面信息与双方正反兼备的信息，何者更有说服力取决于：如果说服对象已经赞成该信息，而且过后不大可能会考虑相反的意见，那么单方的正面观点可能更有效；两当说服对象心思较为缜密或者并不赞同该信息时，那么包含正反两方面的信息则更为有效。 如果说服涉及双方论战，首因效应通常使得最先呈现的信息更有说服力。而如果双方观点的呈现存在时间间隔，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近因效应，即后面呈现的信息胜出。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信息传达的方式。面对面的交流通常最有效。然而对于复杂难啬的信息，书面文字的媒介则更为有效。如果问题无关紧要或比较陌生，大众传媒则较为有效。 最后，信息的接受方也很重要。说服对象的年龄也有影响。年轻人的态度更容易改变。说服对象接受信息时想到什么？他们在考虑有利的想法吗？抑或做出反驳？他们是否被事先警示了？ 众所周知，如果英国皇家科学院或者美国科学院提出锻炼身体的建议，人们会觉得比小报可信得多。但是源于信息源的可信度（可知觉到的专业性和可靠性效）应在数月之后就会消退。如果某位可靠的人传达的信息有说服力，那么这种影响会随着对信息源的淡忘或者信息源与信息自身的分离而消退。相形之下，那些不太可靠的人的影响力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强（如果人们更好地记住了信息内容而非令这些信息大打折扣的原因）。这种因人们遗忘信息源或者遗忘其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导致的延迟性说服，就是睡眠者效应。 大多数人都会否认体育和娱乐明星对某些产品的认可会影响自己。我们都清楚明星们对自己所推荐的产品其实知之甚少。此外，我们也并非偶然地偷听到詹妮佛·洛佩茨谈论服饰和香水——这类广告的意图就是要说服我们。这类广告利用了有效说服者的另一个特征：吸引力。，与我们行为相似或者不经意间模仿我们姿势的人，对我们来说似乎更有影响力。因此，培训销售人员有时要求他们“模仿顾客”：如：果顾客的双臂或者双腿是交叉的，那你也应该这么做；如果她微笑了，你也要向她微笑。主观偏好还是客观现实。如果说服与个体的品位、价值观或生活方式有关，那么相似的说服者最具影响力。而如果说服的主题是判断事实，例如悉尼的降雨量是否比伦敦要少？不相似之人的确认的确能增强信心。因为不相似的人能提供更加独立的判断。对意见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智慧。——撕宾塞，《社会静力学》事实胜于雄辩。——索福克勒斯 有良好教育背景或者善于分析思辨的人更容易接受理 对性的说服。有思想和积 是极参与的说服对象会选择中心路径，他们对具有逻辑性的论点回应最好。而不感兴趣的说服对象则会选择外周路径，他们更可能受自己对说服者的喜好影响。 好心情效应 说服对象如果心情愉快，信息的说服力更强。如果人们心情愉快，就会透过快乐的“粉色眼镜”看世界。但他们会更匆忙、更冲动地做决定，更多地依赖外周线索。苦恼之人在作出反应之前会反复考虑，所以没有i服力的论据很难左右他们。因而，如果你的论证薄弱，你最好先给说服对象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希望他们对你的信息产生好感，而不会仔细思索。 唤起恐惧效应 说服信息如果能引发说服对象的消极情绪反应，也有说服效果。当我们试图说服人们减少吸烟、更勤快地刷牙、注射破伤风疫苗或者小心驾驶的时候，呈现能唤起恐惧情绪的信息非常有说服力。通常情况下，人们的恐惧程度越高，感觉越脆弱，说服效果越好。 意见不同会引起不适，而不适感又会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回忆一下第4章中提到的失调效应）。因此分歧越大，改变也可能越大。同时也有另一种可能：宣布不安信息的说月艮者可能遭人怀疑。当人们与新闻评论员报告的结论相左时，更加会认为此人有偏见、不客观而且不值得信赖。如果论点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时，就更容易对此保持开放的心态。所以分歧越大，改变的可能性越小。深度卷人者往往只能够接受狭隘的观点。对他们来说，稍有差别的信息可能看上去激进而愚蠢，尤其是信息主张的观点是他们反对的，而非比他们自己更激进的观点。 社区同性恋权益的倡导者面临一个策略性的问题：是否应该先承认存在各种反对观点，然后再逐个反驳？如果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人们是否会忘记最初对这些观点的怀疑，反而牢牢记住这些反对观点本身？我们会再次发现常识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承认相反的观点可能会使说服对象感到疑惑并且会削弱自己的观点。但是，承认相反的观点也可能使说服对象觉得说服者客观公正，从而消除他们的戒心。之，信息的效果取决于说服对象。对那些已经持赞成态度的人来说，正面说服更有效；而认可并反驳反面观点的说服则对那些最初持反对意见的人更有效。，如果人们已经（或将要）了解反面观点，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就更有说服力，效果更持久。在模拟庭审中，如果被告在原告之前就提出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被告的辩护就显得更加可信。很明显，单一的正面信息会使明智的说服对象想到相反的观点，并且认为说服者持有偏见。因此，政治候选人如果要面向在政治上见多识广的群体做演讲，对反面观点作出一定定的回应的确是明智之举。因此，如果说服对象了解反面观点，务必进行正反两方面的的说服。对手试图不断重复他们的观点，并罔顾我们的观点来反驳我们，这只不过是幻想罢了。——歌德，《思辨与箴言》 首因对近因 演讲时先发制人的效果反映了一种普遍现象，即首因效应：最先呈现的信息最具说服力。发现事物呈现的顺序也会影响简单的偏好。 主动参与或被动接受 随着问题熟悉性和重要性的增加，被动说服的效果会降低。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例如购买哪个牌子的阿司匹林，媒体的力量显而易见；但在那些人们更熟悉并且重要的问题上，例如对漫长而又充满争议战争的态度，媒体要说服受众，就像推着钢琴上山那么困难。并非不可能，但不可能一蹴而就。玩弄权术的政客都知道，迷惑人的谎言有时能取代证据确凿的事实，重复的陈词滥调可以掩盖复杂的现实。 个人与传媒的影响 说服研究表明影响我们的主要因素并非传媒，而是我们和他人的人际接触。现代的营销策略试图利用口耳相传的人际影响力，比如“病毒式营销”“制造热点”“播种营销”等。 媒体影响：两步流程 尽管面对面的人际接触的影响力一般比媒体大，但并不能因此低估媒体的作用。那些能影响我们看法的人，其思想必然有一定的来源，而媒体是最常见的信息来源。在任何大型群体中，市场营销人员和和政客力求说服的正是那些有影再到普通大众。在任何大型群体中，市场营销人员和政客力求说服的正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和潮流引导者。)。意见领袖被人视为专业人士，他们可能包括脱口秀主持人、专栏编辑、医生、教师、科学家以及那些以收集信息并将其告知亲友为职业的各行各业的人。假如我要评价电脑配件，我会听从儿子的意见，而他的大部分想法就是来自于电脑窗宣传材料。如果你能说服他f门就能说服我。 媒体的比较 如果信息难于理解，那么书面表达的说服效果最佳，因为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速度来研读信息。而简单的信息则以影像呈现最佳。电视媒体控制着信息传递的节奏，观众则是较被动的接受者。观众的注意力会不自觉地从信息本身转移到说服者身上，促使他们把注意力聚焦于诸如主播的魅力之类的外周线索。 年龄与说服 生命周期解释：态度随着人们的成长而逐渐改变（如变得更为保守）。代际隔阂解释：老年人的态度与其年轻时基本上没什么两样，但与当今年轻人的态度不同，代沟由此而生。 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支持代际隔阂理论。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长达数年的多次访谈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态度变化通常比年轻人更小。十几岁以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时的态度还能发生变化，但一旦形成后往往到中年期都一直保持稳定。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是世界观定型的重要时期，部分原因在于此阶段的经历能给人留下深刻和持久的印象。这并不是说年纪大的人不会变通。接近生命尽头的老年人态度可能再次变得容易改变，这大概是由于自身态度的强度有所减弱所致。或者像某些研究者提出的，抵制态度改变的顶峰是中年期，因为中年人往往拥有较高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角色本身要求坚定的态度。 慎思与说服 中心路径说服的关键并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在于能否激发说服对象积极思考。人的大脑不是海绵，无法接受所有的信息。如果信息唤醒了有利的想法，就能说服；反之，如果激起相反的观点，就无法说服。避免打車惊蛇——如果你不想遭人反驳，请勿引起对方警觉。 分心会减少反驳 如果人们受到干扰而无暇反驳时，言语的说服力会增强。 不太投入的说服对象会使用外周线索 前面分析了说服的两种路径——系统思考的中心路径以及利用启发式线索的外周路径。中心路径在分析论据及构思反应时有起上点，就如穿越城区的干道；而外周路径则载着人们直达目的地，就如环城的高速公路。善于思考的人表现出强烈的认知需求，喜欢仔细思考并偏好中心路径。而喜欢节省脑力资源的人则表现出较低的认知需求，通常对于外周线索反应较快，比如说服者的吸引力以及周围环境的舒适度，等等。。许多实验研究考察了激发人们思考的方法：使用反问句。使用多个演说者（例如让3个演说者各自叙述同一个观点，而不是由一个演说者说3次）。使人们感到自己有责任传递和评价信息。重复信息。吸引人们集中注意力。该理论也具有现实意义。有效的说服者不仅应该注重自己的形象以及所传达的信息，还应该注重说服对象可能会出现的反应。最好的教师总是能够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他们会以反问的方式提出问题，举出弓1人人眭的荒例．还会用难题挑战学生。所有这些方法都 可能使信息沿着中心路径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当课堂教学不太吸引人时，你可以建立中心路径的说服。
    • 极端说服
      • 邪教的成功让我们有机会见识了强大的说服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种成功看来源于以下3种方法：引发行为上的承诺（如第4章所述）；运用有效的说服原则（如本章所述）；将人们孤立在思想同化的群体之中（将在第8章讨论）。 人们通常会内化那些自主、公开和反复做出的承诺。邪教的领导者们似乎深谙此道。刚加入邪教的人很快便会认识到成员身份并非无足轻重。他们很快就会被塑造成为组织内的活跃分子。邪教组织里的典礼仪式以及公开的游说和筹款，可以强化那些新成员对成员身份的认同感。 说服信息 生动，感性的信息以及群体给那些孤独和忧郁的人所带来的温暖和包容，都是极具吸引力的：相信大师，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有答案，唯一的救赎之道。这些信息通过演讲、小组讨论以及直接的社会压力等各种各样的渠道不断在耳边回响。 说服对象 邪教的新成员通常都很年轻，不到25岁，处在思想相对开放的时期，其态度和价值观都还不十分稳定。其中有些人，就像琼斯的追随者，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喜欢简单易懂的信息，不善于争辩。但是大多数信众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被理想观念冲昏了头，以致对那些自称无私实则贪婪、貌似关心他人实则冷漠无情的人服服帖帖，而没能看出其中的矛盾。 群体效应 群体具有塑造其成员观点和行为的力量。邪教组织通常会将成员与其先前的社会支持系统分离，同时也避免他们和其他异教成员相互接触。这样可能会出现一种“社会内爆”的现象：外部联系逐渐减弱，直到群体的社会性作用完全指向群体内部，每一个人都只和群体成员联系。一旦与家人和朋友失去了联系，他们就无法进行反驳。这时，群体会向他们提供认同感并且混淆事实。由于邪教反对或惩罚不一致的声音，所以表面上的意见统一显然有助于消除任何些许的怀疑。另外，压力以及情绪的唤醒往往会缩小人们的注意范围，使人们“更容易接受那些毫无根据的观点，顺从社会压力，并倾向于诋毁本组织之外的人”。
    • 抵制邪教说服的方法
      • 人们应该如何抵制说服呢？预先公布自己的立场（这可能是受到别人对自己立场轻微的攻击而引发出来的），结会导致个体抵制随后的劝说。 温和的攻击还可以起到免疫的作用，使个体对可能到来的更强烈的攻击做好反驳的准备。 结论看似矛盾：加强现有态度的方法之一竟然是对其发出挑战；当然，这种挑战的强度必须适中，不至于颠覆其已有的观点。 “如果精明世故的广告商花几百万美元做广告，把不健康的产品卖给单纯、轻信的孩子们，那么这只能称为剥削。”在《母亲对广告商的宣言》中，美国妇女的广泛联合就是这种愤怒的表现：对我们而言，孩子是无价之宝。对你们来说，孩子仅仅是顾客，而儿童是一块极富开采价值的顾客群体……那些训练有素并且富有创造力的专家对孩子进行研究、分析、说服以及操纵后发现，满足和创造消费者的需求与欲望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那些令人心动的信息，诸如“你今天该休息一下了”“尝试你自己的方式”“跟着你的感觉走”“放手去做吧”“没有任何限制”和“抓住你的愿望了吗？”这些话语证实了广告和营销传递出这样一种主要信息：即生活就是自私自利、及时享乐和物质至上。 要抵制洗脑，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对当前信念进行更大强度的教化灌输。如果父母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成为邪教分子，那么他们最好能够给孩子们讲解各种邪教，并帮助孩子抵制那些诱人的请求。
    • 后记：开明但不幼稚
      • 作为说服的接受者，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天真轻信和愤世嫉俗之间求生存。有人认为，容易被人说服是人类的一个弱点。我们主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作为批判性的思考者，我们可以从预防研究中得到启示。你是否想在接触确凿的信息之前就建立对说服的防御机制？做一个积极的倾听者和批判性的思考者吧。强迫自己与之争论。听完一次政治演说之后，与别人一起讨论。换句话说，不要光听，还要做出反应。如果该信息经不起仔细推敲，那么它就是再糟糕也不过如此。如果它经得起推敲的话，它对你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持久。
  • 4. 第八章：群体影响
    • 群体的概念
      • 群体：两个或匿多的人在较长时间里进行互动，并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将他们自己视为“我们”。 ，群体成员把同一群体中的人看做“自己人”而不是“陌生人”。所以，一起长跑的同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群体。不同的群体有利于满足人类不同的需要——交往需要（归属和与人接触）、成就需要，以及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 毫无疑问，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能够改变整个世界。——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 社会助长作用：他人在场的影响
      • 他人在场问题是社会心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对于该问题的早期研究发现，观察者或者共事者的存在会提高呈个体的作业成绩。另一些人则发现他人在场会降低个体的作业成绩。扎荣茨用一个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定律把这些发现融合了起来。这个定律即是：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由于他人在场能引发唤醒状态，所以，观察者或共事者在场，会提高简单任务（其优势反应是正确的）的作业成绩，但会降低复杂困难任务（其优势反应是错误的）的作业成绩。 置身于拥挤的人群同样会引起唤醒和促进优势反应。 然而，我们为什么会因为他人在场而唤醒呢？实验表明：这种唤醒部分来自于评价顾忌，部分来自于分心——注意他人和注意当前任务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另一些实验（包括一些动物实验）表明，即使我们不存在评价顾忌或者分心，仅仅是他人纯粹在场也会引起唤醒。 纯粹他人在场 唤醒能够增强任何优势反应的趋势。唤醒会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因为在这些简单任务中“优势”反应往往是正确反应。人们在唤醒状态下，完成简单的字谜任务——如辨别打乱了字母顺序的单词，比如“akec”，是最快的。而在复杂任务中，正确答案往往不是优势反应，所以，唤醒增强的是错误反应。因此，在更困难的字谜任务中，比如theloacco，紧张的人成绩会更差。 拥挤现象：众多他人在场 他人的影响效应会随人数的增加而递增。)。有时候庞大的观众群体所激起的唤醒状态和有意注意，甚至会干扰熟练掌握的、自动化的行为，例如讲话。在极大的压力情境下，我们很容易结巴。当口吃者面对一大群听众时，会比只对一两个人讲话时更加口吃。身处一大群人之中对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反应都会有增强作用。当人们在一起坐 在得很近时，友善的人会更受人欢迎，而不友善的人会更令人讨厌。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 35人的班级坐在正好能容纳35人的教室里会比散坐在100人的大教室里感觉更温馨更活跃。部分原因是我们和别人坐得很近时，更容易注意别人并且融人他们的笑声和掌声中去。在拥挤房间里的高唤醒趋向于给个体增加压力。然而，在分隔成许多空间的房子里，个体能够退回到其私人领域， 故而拥挤所带来的压力会小一些。拥挤能增强唤醒状态，而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 他人在场引起唤醒的原因 研究者对评价顾忌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参与者在考虑共事者会如何行动，或者观众会如何反应时，参与者已经分心了。这种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务之间的冲突，会使认知系统负荷过重，于是就引起了唤醒。我们都“受到分心的影响”。不仅他人在场会引起唤醒，有时其他分心物的出现，比如光线的突然照射，也会引起唤醒。在“开放的办公室计划”里，人们都在他人在场的情境下工作。办公环境日益能为员工提供“集体合作空间”。 要有所发现不仅要见人之所见，更要思人之未思。——奥尔贝特，圣捷尔洁
    • 社会懈怠：群体中的个人减少努力
      • 社会助长研究的是个人作业成绩能单独评价时人们的行为表现。然而，在许多工作情境中，人们要集合个人的努力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个人的努力却无法单独进行评价。 研究表明群体成员在完成这样的“集体任务”时，就不会那么努力了。这正如我们平常所见的：如果个人的责任被群体分散了，那么就容易导致个体成员搭群体便车的现象。 然而，当目标十分重要，奖励巨大，存在团队精神时，人们在团队中也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人多未必力量大 个体认为只有他们单独行动才会受到评价。群体情境（拔河、喊叫等）降低了个体的评价顾忌。如果人们无需单独为某事负责或者不会单独评价努力程度，所有小组成员的责任感都被分散了。相形之下，社会助长实验则增强了个体的评价顾忌。一旦成为注意的焦点，人们就会自觉监控自己的行为。所以规律还是一样：个体一旦受他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会有所增强，这样社会助长作用就发生了；个体一旦消失在人群中，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小，社会懈怠就发生了。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懈怠 如果不管个人对群体做出多少贡献，都是平均分配报酬，那么付出单位劳动所得报酬多的人就等于是搭了集体的便车。因此，人们就会想在自己的努力没有人单独监控或者单独评价的时候偷懒。当然，群体性的工作也不总是会引发个体的偷懒行为。有时候，群体目标极具吸引力，又十分需要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这时团队精神会维持并且增强个人努力的程度。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或者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认为与群体不可分割，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
    • 去个体化：群体中的个体失去自我感
      • 高水平的社会唤醒与责任扩散的结合有可能使人们放弃自己的道德约束或者丧失自己的个体感。 当个体处在一个大的群体之中或者身穿有隐蔽作用的服装时，会被唤醒或者分心，进而体验到一种匿名性，在这样的情境中，尤其可能发生去个体化现象。 其结果就是自我觉察和自我约束减弱，而对积极或消极的直接情境因素的反应性增强。 群体失控：法不责众 一旦唤醒和责任分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在大餐厅里扔掷食物，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群破坏公物，纵酒狂欢，偷窃），甚至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暴力（警察暴力，暴动，私刑），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这些失控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引发的。群体能产生一种兴奋感，那是一种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觉。很难想象，单独一个摇滚迷会在一个私人摇滚音乐会上发狂地叫喊，单独一个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学生会试图诱劝他人自杀，或者，单独一个警察会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乘客。在某些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可能拋弃道德约束，以致忘却了个人的身份而顺从于群体规范——简言之，也就是变得去个体化。 群体规模 群体不仅能引发其成员的唤醒状态，也能使成员的身份模糊化。尖叫的人群遮蔽了尖叫球迷的个体身份。滥用私刑的暴徒组织会使成员坚信自己不可能遭到控诉，他们把自己的个体行为看做群体所为。经过对21起人群围观跳楼或者跳桥事件的分析，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列昂·曼发现：如果人群规模小且曝于公众目光之下，人们通常不会诱劝当事者往下跳。但如果人群规模比较庞大或夜幕遮蔽了人们的身份，使其获得了匿名感，那么，人群中的大多数人会诱劝当事者往下跳并且加以冷嘲热讽。在使用私刑的暴徒中也存在类似的效应：暴徒团伙的规模越大，成员越有可能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他们就更乐于去实施诸如纵火、砍人、肢解等暴行。 匿名性 甚至昏暗的灯光或戴墨镜都可以使人们知觉到的匿名性增强，因而使人更愿意欺骗或做出自私自利的行为。互联网也提供了类似的匿名性。几百万惊愕于巴格达暴徒掠夺行径的人自己却在利用网上的共享软件制作盗版光盘。因为这样做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们几乎不会认为下载别人版权所有的音乐到MP3播放器里有什么不道德，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此而被逮捕。网络聊天室、新闻工作组的匿名性也使其中敌对而激进的行为比面对面交谈中要多得。网络流氓可能永远不会在现实中当着别人的面说“别扯了，你这骗子”，他们匿名隐藏在虚拟世界中。为了自身信誉，脸谱网要求用户使用真实姓名，这样就限制了恃强凌弱、充满仇恨或煽动性的言论。 弱化自我觉察 能弱化自我意识的群体经历通常能分离个体的行为和态度。，率真、去个体化的人更难自控，更难自律，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的价值观就采取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烈。这些研究结果正好可以补充和印证自我觉察实验。具有自我意识或者由于外力暂时产生自我意识的个体，能保持情境外的日常言论和情境内的实际行动高度一致。
    • 群体极化：群体对我们观点的强化
      • 群体讨论可能会带来积极或消极的结果。在你试图理解群体讨论会加强个体的冒险性这一有趣的现象时，研究者发现群体讨论实际上加强了原先的主导观点，无论是冒险的还是谨慎的观点。 在日常情境中也同样，群体交流会强化观点。群体极化现象为研究者观察群体影响打开了一扇明窗。 研究者证实了两种群体影响：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从讨论中收集起来的信息大多有利于大家最初的选择，因此会强化对其的支持。 “风险转移”的案例 不同的看法汇集靠拢，趋于一致。但奇怪的是，人们趋于一致所得出的观点往往比他们各自原来的观点所得出的平均值更倾向于冒险。这是个令人振奋的谜题。这种群体现象的结果并不是一味地朝冒险的方向偏移，但是群体讨论却倾向于使群体成员的初始观点得到加强。 群体对我们观点的强化 在群体中，是否冒险者会表现得更加冒险，顽固者会更为顽固，乐于助人者会更加乐善好施？很多研究证实了群体极化现象的存在。 对极化的解释 我们人类希望能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做出评价，为此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比较。我们常常被“参照群体”中的人们所说服。所谓参照群体就是与我们相一致的群体。而且，当我们发现其他人和自己持有相同观点时，为了使其他人喜欢我们，我们会将观点表达得更为强烈。 群体极化的研究表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复杂性。尽管我们十分希望对某种现象的解释能尽量简洁，但一种理论很少能解释所有的数据。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常常会有多个因素影响最终结果。在群体讨论中，有说服力的论点往往决定了那些涉及事实的问题（“她是否为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愧疚？”）。而社会比较会影响那些涉及价值判断的反应（“她应该被判多长时间的徒刑？”）。在很多既涉及事实又涉及价值判断的事件中，这两个因素会共同起作用。发现其他人具有和自己相同的感受（社会比较）会使每个人暗自赞成的那些观点（信息影响）被释放出来。
    • 群体思维：群体对决策的影响
      • 对几大国际事件失败决策的分析表明，群体凝聚力可能会掩盖针对情境的真实评价。如果群体成员强烈地渴望 但一致，或是他们与相反的观点相隔绝，又或是领导暗示了自己的意愿时，尤其如此。 对和睦过分的关注，称为群体思维，其症状表现有(1)无懈可击的错觉(2)合理化(3)对群体道义无可置疑(4)对对方立场的刻板印象(5)从众压力(6)对疑虑的自我审查(7)一致同意的错觉(8)保护群体不受不愉快信息干扰的“心理防御”。对贾尼斯的群体思维模型的批评指出，该模型的某些方面（例如支配型领导方式）与错误决策的联系要大于其他方面（例如凝聚力）。 但是，无论是在实验中还是历史事实中，群体有时候也会做出英明的决策。这些案例说明了预防群体思维的方法：坚持公正无偏；鼓励“魔鬼”提出立场；分组然后一起讨论做出决策；寻求外部力量的投入；在执行决定之前召开“第二次机会”的会议。 对于群体问题解决的研究表明，群体能比个体更正确：如果群体的规模很小，或者大群体中个体的头脑风暴在群体的头脑风暴之后进行，群体也能提出更多的好想法。 在群体工作中，同志式的友情可以提高生产率。而且，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但是在决策时，紧密团结的群体可能反而不利。贾尼斯认为产生群体思维的温床包括： 静友善的、凝聚力强的群体。 对异议的相对排斥。 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做决策的支配型领导。 前两条群体思维症状表现往往导致群体成员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利： 无懈可击的错觉。贾尼斯所研究的群体都表现得过分自信，以至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险警报。当珍珠港的海军总指挥基梅尔得知他们已经失去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后，他还开玩笑说，或许日本人打算绕檀香山转一圈。事实上，日本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基梅尔对这种想法的嘲讽使人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 群体道义毋庸置疑。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却忽略了伦理和道德上的其他问题。肯尼迪等人知道基辛格顾问和富布赖特议员对于袭击一个小小的邻国在道义上持保留态度，但整个群体从没接纳或讨论过这些道德上的疑虑。 群体成员还会在想法上变得越来越接近： 合理化。群体以集体投票的方式将决策合理化来减少挑战。比起自省和重新考虑以前的决定，约翰逊总统的周二午餐团花了更多的时间来使扩大战争的决策合理化（对其进行解释和找出合理的理由）。每个行为都变成了掩饰和合理化。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陷于群体思维的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对手不是太难于协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至于难以抵抗他们的计划。肯尼迪等人自认为卡斯特罗的军事力量很薄弱，其支持势力也很弱，因此仅仅一个旅就能推翻其政权。 最后，群体会受制于追求一致性的压力： 从众压力。群体成员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计划提出疑问的人，而且有时候这种抵制并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针对个人的嘲讽来实现。有一次，当约翰逊总统的助理莫伊斯抵达会场时，总统嘲笑他说：“噢，‘阻止爆炸的先生’来了呀！”面对这样的讥讽，很多人都选择了从众。 自我审查。由于异议往往会令人不舒服，而且整个群体似乎表现出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疑虑压制下来。在猪湾事件之后的几个月，施莱辛格自我谴责说，他在“内阁进行的那些重要会议中保持了沉默。即使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济于事，我仍将被人们厌恶，这样的念头压倒了我的愧疚感。” 一致同意的错觉。不要去破坏一致性的自我潜意识压力会导致一致同意的错觉。 人而且，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坚定了群体的决策。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的三 可次大失误中十分明显，在其他群体决策失误也是如此。希特勒的顾问斯皮舸把希特勒周围的氛围描述为：从众的压力压制了一切异议。 心理防御。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那些质疑群体决策效率和道义的信息不会对群体构成干扰。在猪湾事件之前，肯尼迪把施莱辛格叫到一旁，告诉他“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国务卿腊斯克隐瞒了外交和情报专家提出的反对袭击的警告。就这样，他们完全充当了总统的“心理卫士”，使他不会受到相反事实的侵扰，但却无法保证决策的正确。 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群体成员探寻和讨论相反信息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当领导主张某种观点而整个群体又排斥异议时，群体思维可能就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人们自由地讨论时，绝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对群体思维的批评 虽然贾尼斯的观点和观察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一些研究者仍对此持怀疑态度。贾尼斯的证据都是回溯性的，因止匕他可以挑出支持自己观点的例证。后来的研究也支持了贾尼斯的某些观点： 支配型的领导方式确实和糟糕的决策相关，有时下属会认为自己太弱小或缺乏自信，因此不敢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静能做出明智决策的群体人人都有话语权，成员关系和睦，能轮流发言。 蛻群体确实倾向于支持极富挑战性的信息。攀当成员们希望从群体中获得接纳、赞许和社会认同时，他们会压抑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想法。 各种观点都有的群体会胜过观念类似的专家组。与想法不同的人打交道会让你感觉不舒服，但和令人舒心的同质群体相比，多样性群体会产生更多想法，也会激发创造力。 在讨论中，那些群体成员共享的信息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大家不认同的信息会受到排挤。换言之，团体不会从每个成员都知道的信息受益。 但是友情并不会滋生群体思维。安全而凝聚力高的群体（如家庭）会为成员提供自由的氛围来提出异议。凝聚力比较高的群体规范既能够导致意见统一（从而造成群体思维），也可以进行批判性分析，以避免出现群体思维。而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术团体彼此分享手稿时，他们想要的就是批评：“尽你所能地来给我挑毛病吧。”在自由的氛围中，团结还能提高团队工作的效率。真理产生于朋友间的辩论。——哲学家休谟 预防群体思维 不良的群体动力能帮助解释很多错误的决策，正如有时候厨子过多往往会搞砸一锅汤。不过，在开明的领导方式下，有凝聚力的团队精神的确有助于决策。有时三个臭皮匠真的能顶一个诸葛亮。贾尼斯提出预防群体思维的建议就融合了这两大事例中很多有效的群体过程： 公正——不偏向任何立场。在群体讨论开始时不要让成员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 彰这样会妨碍信息共享，导致决策的质量降低。 鼓励批评性评价；设置一个“魔鬼代言人”。如果能有一个真正的反对者就更好了， 夕这会刺激原来的想法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有时可以将群体划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再重组在一起表达不同的意见。 欢迎局外的专家和伙伴提出批评。 在实施之前，召开被称为“第二次机会”的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 如若采用这些步骤，群体决策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最终证明会更少犯错，也更有效。 群体问题的解决 几个人的相互批评碰撞可以使群体避免某些认知偏见并且产生出一些高质量的点子。在科学领域，不同观点的人合作的好处导致越来越多的“团队科学”诞生，科学出版物增加，尤其是那些引用率很高的文献，常常都是由多个学者合作完成。尽管公众认为面对面的头脑风暴法能比人们单独工作时产生更多的创意，但研究者们却并不这样认为。公众普遍认为，当头脑风暴参与者们被告之“不要批评”的时候，头脑风暴法才最有成效。事实恰恰相反，鼓励人们讨论不同的想法，看来能激发人们的思想，使创造性思维延续到头脑风暴会议结束之后。 铁互磨得以锋利，人切磋得以启智——《圣经，箴言》 在群体中提出想法时，人们会更有成就感（部分是由于人们夸大自己对集体的贡献）。但是研究者却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单独工作的人们通常比在团队中工作能产生更多的好点子。庞大的头脑风暴群体尤其缺乏效率。根据社会懈怠理论，庞大的群体会导致某些个体对他人的努力成果搭便车。根据规范影响理论，大群体会使成员担忧说出古怪的想法。大群体还会导致他们“生产瓶颈”——在等待发言机会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来自众人的不同信息综合在一起时，所有人一起就会变得比几乎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更聪明。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像天鹅群，其中任何一只都不具备完美的飞行能力，尽管如此，通过相互紧密地联结，一群天鹅的飞行航线可以达到十分精准。所以说，鸟群始终比一只鸟更聪明。独行者步疾，结伴者行远！——非洲格言
    • 少数派影响：个体对群体的影响
      • 尽管多数派的意见往往占上风，但有时候少数派能影响甚至推翻多数派的立场。即使多数派不接受少数派的观点，少数派的讲话仍然可以增加多数派的自我怀疑，促使他们考虑其他可替代的办法，这往往会导致更好、更有创意的决策。 在实验中，当少数派具有一致性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行动传递着自信，引起多数派的背叛时，少数派的影响力最大。。任务型领导与社会型领导，正式和非正式群体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那些朝着既定目标坚持不懈并且表现出自信领导气质的人们，通常能赢得信任并鼓舞其他人追随自己。 社会影响这一篇的每一章都提醒我们个体所具有的力量。我们看到： 文化背景塑造了我们，但我们也帮助创造并选择了这些背景。 从众压力有时会战胜我们更好的判断，但公然的压力会激起逆反心理，从而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自由。 说服的力量确实很强，但我们可以通过公开承诺和预估说服的感染力来抵制被说服。 一致性 比起摇摆不定的少数派，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具有影响力。如果少数人一致认为蓝色幻灯片是绿 乍色的，那么占大多数的成员偶尔也会表示赞同。但如果这少部分人摇摆不定，认为其中1/3的蓝色幻灯片是蓝色的，而其他的是绿色的，那么事实上多数派中没有一个人会同意“绿色”。实验表明——经验也证实——不从众，特别是一直坚持不从众，结果往往很痛苦。成为一个群体中的少数派也会让人很不舒服。这可以用于解释少数派缓慢效应——相对于多数派，少数派往往更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Bassili，2003)。如果你决定做爱默生所说的一个人的少数派，你必须准备好接受嘲弄一一特别是你所提出的观点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并且群体正试图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时。即使多数派知道反对的人在事实或道德上正确，他们可能仍会讨厌此人，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 如果一个人不屈不挠地坚信自己的才能，并且一直坚持，那整个世界就是他的。——爱默生，《爱默生文选》，1849 背叛多数派 坚持己见的少数派会打破任何的一致同意错觉，当少数派对多数派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后，多数派的成员往往能更加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疑虑，甚至会倒向少数派的立场。同样的社会力量对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起作用。信息影响（通过有说服力论据）和规范影响（通过社会比较）同时可以增强群体极化和少数派影响。如果一致性、自信和背叛能使少数派得到加强，那么这些变量也能加强多数派。任何立场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它的力量、即时性以及支持者的数量。 领导是否属于少数派影晌 有些人能出色地担任任务型领导组织工作、设置规范、聚焦于目标的实现。而另一些人能出色地担任社会型领导建立团队、调解矛盾、表达支持。社会型领导通常具有民主风格一他们代表了权威，接纳团队成员的意见，并且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能避免群体思维。很多实验表明这种领导风格有利于鼓舞士气。事实上，群体也会影响他们的领导者。有时候，那些站在群众最前方的人已经察觉到了事态的走向。政治候选人知道怎样从民意测验中得知民众的态度。能够代表群体观点的人更有可能被选为领导者；而一个过于偏离群体规范的领导者往往会被抵制。明智的领导者通常与多数派站在一起，并且谨慎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当才智、技术、决心、自信和社会领导气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遇上难得的机会，那么结果就会是冠军、诺贝尔奖或是社会革命。 研究还表明，许多实验室群体、工作团队和大型公司的有效领导者都表现出了能令少数派观点具有说服力的行为。这样的领导者靠不懈坚持自己的目标来赢得信任。他们常常流露出自信的领导气质来赢得下属的忠诚。有效的领导者通常会对事件的理想状态拥有吸引人的愿景，尤其是当集体面临压力的时刻。他们还能用简单明晰的语言与其他人就此进行交流，并有足够的乐观精神和团队信念激发他人信服自己。 占据社会统治地位、有影响力的个体似乎也都很有能力（不论他们实际上是否能胜任），这是由于他们通过大量交流表现得很有能力。
    • 后记：群体的利弊
      • 我必须承认，读者对群体影响这一主题有选择地阅读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认为总体而言群体是不好的。在群体中，我们容易被煽动，更有压力，也更紧张，在复杂任务中更易出错。沉浸在给我们提供匿名权的群体中，我们更容易虚掷光阴或者由于去个体化而释放出最糟糕的冲动。政治暴行、私刑、团伙暴力和恐怖分子都是群体现象。群体讨论常常会使我们的观点极化，增强种族主义和敌对主义。它还可能压制异议，产生出导致灾难性决策的一致性的群体思维。难怪我们会颂扬那些为了真理和公正而站出来的个体——由一个人组成的少数派，也就是那些独自反对群体的人。群体看上去实在是极其糟糕。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这只是真相的一半。另一半是，作为社会动物，我们是群居生物。就像我们的远祖一样，我们为了生活资料、支持和安全感而相互依靠。而且，当我们的个体倾向十分积极时，群体交流能使我们变得更好。在群体中，奔跑者会跑得更快，观众会笑得更大声，捐赠者会更加慷既。在自助的群体中，人们可以增强自己戒酒、减肥和努力学习的决心。在志趣相投的群体中，人们会将自己的精神意识扩大化。“有时候精神层面的真诚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心灵的健康，”15世纪的牧师坎佩斯观察后这样说道。当人们的信念“相遇、交谈并共同交流”时，尤其如此。根据群体扩大或放任自流的方向，群体可以极其糟糕，也可以极其美好。所以我们最好能明智而有目的地选择我们的群体。
• 5.应用社会心理学
  • 1. 第十四章：社会心理学在临床领域中的应用
    • 1. 导致临床诊断偏差的原因
      • 当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学家诊断和治疗来访者时，他们经 ·常会出现相关错觉。 事后聪明使人们在事后解读起当初的症状来总是显得很 ·容易。事实上，事后的解读会导致临床判断的过分自信。 在与来访者的交流中，错误的诊断往往会自我证实，因为治疗师总是倾向于问那些能够肯定他们假设的问题。 依靠直觉的判断频频出错要求必须用严格的检验来证明直觉的结论，并且用统计的方法做出预测。 科学方法不能解答所有疑问，而且易为偏见所左右。但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些“由心而生”的判断会出现偏差，那么就能帮助我们明辨对错。 生命的主要内容甚或大部分内容，并不由各种事实与场景组成，构成它的，主要是人们头脑中永不停息呼啸着的思想的风暴。——马克·吐温( 1835-1910) 相关错觉 人们倾向于从那些不相关的地方发现相关关系。如果我们预期两件事情有联系，例如，如果我们相信预感可以预测事情的发生，这时就容易出现相关错觉。即使向我们随机呈现一组数据，我们也可能只注意到那些预感和事件巧合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却忽略那些预感未被证实的例子。错觉思维不仅仅发生在临床心理学家身上，它同样也发生在政治分析家、历史学家、体育解说员、人事主管、股票经纪人和许多其他的专家身上，其中也包括指出这种现象的心理学家。作为一位研究者，我也时常忽略自己理论分析中的缺点。我是如此热切地认为我对真理的认识就是真理本身，以至于不管我多么努力，我都不能看见自己的错误。我看了许多别人对我的手稿的审读意见，以及我作为审稿人对别人的手稿也提出了许多审读意见。我的体会是：指出别人的漏洞，比发现自己的错误要容易得多。 要使一个人免于犯错就要允许他有犯错机会。知道事情是不对的才能掌握真理。一叔本华( 1788-1860) 事后聪明与过分自信 假如我们认识的人自杀了，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最常见的一种反应是，我们或者他（她）的亲人应该能预料并阻止其自杀：“我们早该知道！”在事后聪明的情况下，我们能发现自杀者的信号和向我们寻求帮助的请求。一项实验给参与者提供了一份对一名自杀的抑郁症患者的描述。与事先不知道该患者自杀的参与者相比，那些事先知道他自杀的参与者更倾向于报告他们“已经预见到”他的自杀。而且，如果参与者事先知道该患者自杀，他们对其家人的反应更加消极、负面。悲剧过后，一种“我早该知道”的现象会致使家人、朋友和治疗师陷人无限的负疚感之中。 自我证实的诊断 在明尼苏达大学，斯奈德和斯旺以及其他研究者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他们给参与者一些有关他人特质的假设，并让他们加以检验。斯奈德和斯旺发现，人们总是通过寻找能够验证某一特质的信息来做测验。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初次约会的例子中，如果人们想验证某个人是否外向，他们就会问一些与外向有关的问题（“如果你想活跃一场聚会的气氛，你会怎么做？”）。当想验证一个人是否内向时，人们更可能会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不能真正地与人坦诚相见？”这些问题使得被预期外向的人表现得似乎更加喜欢社交，而使被预期内向的人表现得更加害羞和保守。我们对他人的假设能诱发对方做出我们所期望的行为。 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你就会去寻找什么。你将会得到你期盼的结果。一罗伯特·勃朗宁 临床预测与统计预测 考虑到事后聪明和自我证实的诊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临床医生和访谈者会对自己直觉的判断更有信心，而不是依据统计数据（例如，用过去的成绩和能力倾向测验的结果来预测学生在研究生院或职业学校的成绩）。但是，当研究者将统计预测和直觉预测相比较时，统计预测的结果往往更准确。统计预测有时不够精确，但是直觉——即使是专家的直觉——更不可靠。 对更好的临床实践的启示 马德斯总结道，专业的临床学家也是人，他们“很可能会受到各种错误和偏见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临床学家：经常是相关错觉的受害者；太容易对自己的事后聪明自信满满；经常因为自我证实的判断而造成误诊；经常高估自己基于直觉的临床判断。这些给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启示，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要谨记：虽然来访者赞同你的说法，但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你的话正确。要避免这种倾向，因为自己的期望而建立实际上不存在的关联，或者仅仅因为几个引人注意的事件支持这种相关，就错误地认为这种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要信赖你的记录而不是你的记忆。要认识到事后聪明很具诱导性：它能让你拥有过分的自信，也会因未能预见事情的发生而过分自责。要防止自己只问那些支持自己假设的问题的倾向，试着从相反的方向来思考并验证这些问题。
    • 2. 伴随行为问题的认知过程
      • 社会心理学家正在积极地探索抑郁、孤独、社会性焦虑以及身体患病的人的归因和期望问题。抑郁症患者持有消极的解释风格，把不好的事情都归因于稳定的、普遍的和内在的原因。尽管轻度抑郁症患者有较为消极的看法，但是在实验室测验中他们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现实性。抑郁症患者抑郁的思维方式会影响其行为，反过来，又使其持续了一种恶性循环。 孤独涉及被隔离的或不适应的情绪，通常在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中出现。像抑郁一样，对于那些长期孤独以及处于社会性焦虑状态（例如极度羞怯）中的人，孤独也可能会发展为一种恶性循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评估时会体验到焦虑，但是害羞的个体在友好的、随意的情境下也极易感到紧张，当焦虑的感觉引起尴尬、隔离的行为时，就发展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健康心理学方兴未艾，它探索的问题是人们如何判断自已是否病了，如何解释自己的症状，以及何时会寻求和接受治疗。同时它也在探索消极情绪的影响，以及疾病、压力和消极解释风格之间的联系。 抑 郁 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抑郁症患者倾向于用消极的方式思考问题。他们透过自己的黑色眼镜来看待生活。对于那些严重抑郁的人（感到没有价值、浑浑噩噩、对朋友和家庭不感兴趣、饮食和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这种消极的思维模式往往会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他们极度消极的观点放大了痛苦的体验，忽略了美好的体验。他们将那些“想想你收到的祝福”或“向积极的一面看”等建议视为无望的不切实际。一名患抑郁症的年轻女性曾这样说：“真实的我毫无价值，不能照顾自己。我变得冷漠和多疑，这让我在工作上无法取得进展”。 扭曲事实还是现实主义 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等人以轻度抑郁和正常的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让这些大学生按键，并观察此键是否能控制随后的灯亮。结果让人惊讶：那些抑郁的大学生能相当准确地预测他们的控制程度，然而那些正常的大学生的判断却是歪曲的，他们夸大了自己的控制程度。这表明，尽管轻度抑郁的大学生倾向于自我关注，但是他们也更善解人意。这种令人惊讶的抑郁现实主义，又被称为“悲观而明智效应”，存在于一个人对自己的控制或技能的各种判断之中。正常人往往夸大自己的能力和受欢迎程度。抑郁症患者却不这样。正常人常常会在回忆过去时加上玫瑰色的光环。抑郁症患者（除了重度抑郁症患者）在回忆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时会更加客观。正常人大多对自己持正性的评价。抑郁痘患者既会描述自己正性的品质，也会描述负性的品质。正常人倾向于把咸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而无论成功或失败，抑郁症患者都将原因归结为自己。正常人通常会夸大自己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控制能力。抑郁症患者就不太容易受这种控制错觉的影响。正常人不现实地认为，未来会赐予他们很多美好的东西，而糟糕的事情会很少。抑郁症患者则对未来有更现实的认识。事实上，与正常人相比，抑郁症患者从未表现出过分的利已、控制错觉以及对未来的不现实预期这样的偏见。“悲观而明智”确实很适用于抑郁症患者。 生活的艺术即为大智若愚。——威廉·黑兹利特 抑郁心境导致负性思维 毫无疑问，我们的心境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感到快乐时，我们的思维也是积极的。我们看见的和回忆的都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当我们的情绪跌人低谷时，我们的思维就会进入另外一种模式。玫瑰色的眼镜被摘去了，我们换上了黑色的眼镜。现在，恶劣的心境主导着我们对负性事件的回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恶化，自我概念变得一团糟，对未来的希望变得黯淡，他人的行为看起来更加险恶。当抑郁程度加深，我们的记忆和期望都急速下降；当抑郁症状消失时，我们的思维也变得明快起来。抑郁的心境也会影响行为。当我们患抑郁症时，我们倾向于表现为退缩、忧郁和哀怨。斯特拉克和科因发现，抑郁症患者很现实地认为，别人并不欣赏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悲观主义和恶劣心境导致了社会拒绝。抑郁行为也会引发他人相应的抑郁。宿舍有抑郁症患者的大学生倾向于表现出一定的抑郁症状。 对于一个热情而乐观的人而言，如果事情的结果预期是积极的，那么这件事 个就很可能会发生，并且确实是好事。而对一个冷漠且抑郁的人来说，则恰好相反。——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公元前4世纪 负性思维导致抑郁心境 面对巨大的压力，我们很自然地会感到抑郁。失业、离异、被排斥、身体创伤……任何一种打击都会让我们怀疑自己，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此外，忧思带来的短时抑郁具有适应性，就像恶心和疼痛保护我们的身体远离毒素一样，这种抑郁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放慢脚步，重新评价自己，然后以新的方式重新组织我们的能量。在整个抑郁的静止状态获得的洞察力，会使我们找到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更好策略。但有抑郁倾向的人对不良事件的反应总是过分反刍和自责，他们的自尊水平因成功而提升，又会因威胁而下降，上下波动很大。这种抑郁思维在女性中更为普遍。当遇到困难时，男性往往会采取行动，而女性往往会思考困境，不过这种思考通常是“过度思考”。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青少年初期，与男性相比，女性受抑郁困扰的风险要多一倍。塞利格曼认为，宗教信仰和家庭观念的淡化，加上个人主义的滋长，导致了现在的年轻人在面对挫折时的绝望和自责。在我们感到孤独而又没有任何可以依靠时，失败的学业、事业和婚姻就会导致绝望。假如，像《财富》杂志上那条广告所说的那样，你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它”，凭借“你的冲劲、你的勇气、你的精力和你的野心”。那么，当你没有做到时，责任该谁来负呢？在那些重视关系、和睦与合作的非西方国家里，严重的抑郁并不那么普遍，人们也很少将个人失败与负疚感和自责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日本抑郁症患者更倾向于报告他们因为使家人或合作者失望而感到羞愧。 孤 独 感到孤独和被排斥 然而，孤独并不等同于孤单。在热闹的聚会中，一个人也可能会感到孤独。皮弗感慨道：“在美国，只有孤独，没有孤单；只有拥挤的人群，却没有可归属的团体。”在洛杉矶，她的女儿发现，“我的周围有一千万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懂我。”当缺乏社会联系、情感孤独（或者用实验让人们感到孤独）时，人们可以从物品、动物和超自然存在上发现类似人类特质来进行补偿，人们从中能发现友情。孤独也会使得健康问题增多。孤独会对应激激素和免疫功能造成影响。因此，孤独不仅会增加抑郁和自杀的风险，还会导致罹患高血压、心脏病、认知退化和睡眠障碍等疾病的风险。这种孤独感具有适应性。孤独可以向人们发出寻求社会联结的信号，这种联结有助于个体生存。甚至当孤独触动怀旧之情时——种对过去的渴望一它有助于提醒人们去寻找社会联结。男性和女性会在不同的情境下感到孤独。男性通常会在被某一群体孤立时感到孤独，而女性通常是在被剥夺了一段亲密的一对一的关系时感到孤独。据说，男性的关系常常是肩并肩的，而女性的关系则是面对面的。 消极地知觉他人 和抑郁症患者一样，长期孤独的人似乎也处于一种自我挫败的社会思维和行为的恶性循环中。像抑郁症患者一样，他们也具有一些消极的解释风格；他们觉得自己和他人交往时，总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会因为不良的社会关系而自责，并且认为绝大多数事情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焦虑和害羞 害羞是一种社会焦虑形式，其特征是过度的自我意识以及过度担心他人的想法。去应聘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第一次和某个人约会，闯入一屋子陌生人当中，在一位重要的观众面前表演或是演讲（最常见的恐惧），这些事件几乎会让每个人都感到焦虑。某些人，尤其是那些害羞或极易尴尬的人，几乎在自己被评价的任何情境中都会感到焦虑。对这些人而言，焦虑更像是一种特质而非一种暂时的状态。 怀疑我们在社会情境中的能力 自我表露理论假设：我们都渴望用一种给别人留下美好印象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社会焦虑的含义显而易见：当我们想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但又怀疑自己能否做到时，我们就会感到焦虑。这个简单的原理有助于解释很多研究发现，每种发现都与你自己的体验息息相关。我们在下列情况下最容易感到焦虑：和有权势、地位高的人交往——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在一种评价情境中，例如第一次见准岳父母；过于不自然（就像害羞的人经常做的那样），并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自己和自己的行为上；关注对我们的自我形象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例如专业会议上，一位大学教授要在同行面前阐述自己的观点；身处一种新奇的或非结构化的情境中，例如第一次参加学校舞会或者第一次参加正式宴会，我们并不熟悉这些场合的社交规则。在这些情况下，对大多人来说，我们自然的倾向就是小心翼翼地自我保护：少说话，避开那些显示自己无知的话题，言行谨慎，不要过分自信、友善和微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所导致的焦虑经常会造成不好的印象。然而，假以时日， 害羞的人往往能被他人接受和喜欢。他们不自我中心，并且谦虚、敏感和谨慎。 过分个人化的情境 与不害羞的人相比，害羞的、过分敏感的人f包括很多青少年)I或多或少地把一些偶然事件看做是与自己有关的。害羞、焦虑的人还会把情境过分个人化，这种倾向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会发展成偏执狂。他们常常会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和评价。如果他们的头发没有梳理好或是脸上有痘痘，他们认为所有人都会注意到，并据此评价他们。其实，害羞者对自己的过分敏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希望自己不再为脸红、别人的想法和接下来该说什么而焦虑。 健康、疾病与死亡 察觉症状 察觉和解释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就像我们觉察和解释车子的行驶状况一样。除非迹象很明显且很清晰，否则我们往往会忽视它们。大多数人是不能仅凭听引擎的声音就能判断车子是否应该换油的。同样，我们大多也不能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心率、血糖水平或血压。人们凭借自我感觉猜测自己的血压，但自我感觉与血压往往是无关的。更重要的是，很多疾病的早期信号（包括癌症和心脏病）都是很微弱的，极易被忽略。 解释症状：我病了吗？ 一旦发现症状，我们通常会用熟悉的疾病模式进行解释( Bishop，1991)。在医科学校，这往往会产生很有趣的结果。作为训练的一部分，医学专业的学生学习了某种症状与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关系。因为他们也会体验到很多的症状，有时就会把这些症状归结为他们最近学习的疾病模式。（“我喘气喘得厉害，可．能是肺炎初始的症状。”）同样，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各种心理障碍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需要治疗吗？ 一旦人们注意到自己的症状，并认为症状可能很严重时，就会有一些因素影响他们做出是否寻求住院治疗的决定。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症状是由身体而不是心理原因引起的，他们通常更愿意寻求治疗。但是，如果他们觉得尴尬，如果他们认为治疗效果还抵不上所需费用以及治疗会带来诸多麻烦，甚至想逃避接到一种可能的毁灭性诊断，那么，这些都会让他们延误寻求医疗救助。当病人与医生关系融洽，当病人协助制定他们的治疗计划，而且可选方案显得较有吸引力时，他们通常更愿意遵从治疗指导。与听到“有60%的不能存活的几率”相比，当人们听到“有40%的存活几率”时，更可能愿意接受手术。这类“获得性设计”的信息同时也说服更多的人使用防晒霜、拒绝香烟、接受HIV检验。告诉人们，“不用防晒霜会降低你拥有健康、年轻皮肤的几率”相比，告诉人们“防晒霜能够保持健康、年轻的皮肤”的效果会更好。制订理想的运动计划，每天运动几分钟而不是每周运动几小时，同样也可以让人们更乐意坚持下去。 情绪与疾病 心脏病与好斗、缺乏耐心和易怒的（很重要的一点）人格相联系。处于压力下，反应性强且易怒的“A型”人格的人会分泌更多的应激激素，这会加速生成心脏动脉壁上的斑块。抑郁也增加了患各种疾病的危险。即使是在控制了吸烟和其他与疾病有关因素差异的情况下，研究者也发现中度抑郁者更容易患心脏病。在心脏病发作后的一年里，抑郁症患者进一步诱发心脏病的危险是正常人的两倍。消极情绪的危害导致了在慢性病患者中抑郁和焦虑的高发率。抑郁和心脏病之间的联系可能是由与压力相关的动脉炎症所导致的。应激激素能加快蛋白质的生成，从而导致炎症，它有助于我们抵抗感染。但是同时炎症也可以激化哮喘，阻塞动脉和诱发抑郁。当瓦利恩特对一群哈佛男性校友从中年到老年开展纵向研究时，他证实了忧郁和负性隋绪的影响。他将52岁的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老古板”（从不酗酒、使用镇静剂或看精神科医生），其中只有5%的人在75岁前去世；另一类是“忧郁”的人（酗酒、使用镇静剂或看过精神科医生），其中38%的人在75岁前去世了。 乐观与健康 压力与疾病 尽管这些经历并没有引发癌症等疾病，但是，它们的确降低了个体身体的抵抗力。给老鼠注射肝癌细胞，与那些接受可躲避的电击或者没有遭受电击的老鼠相比，接受了不可躲避的电击的老鼠更可能患肿瘤并死亡。而且，与可控制电击的幼鼠相比，那些不可控制电击的幼鼠在成年时期患肿瘤的可能性要高两倍多入。习得性无助的动物反应更消极，而且血液检查表明其免疫反应更低。诚然，老鼠和人类有很大不同。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受巨大压力的人更易患病。持续的压力会消耗我们的精力，降低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更易受感染或患上恶性疾病。配偶去世、航天飞机着陆时的压力，甚至考试周带来的紧张等，都会降低个体的免疫力。 解释风格与疾病 如果不可控的压力影响健康，降低免疫功能，并且产生被动而绝望的顺从，那么悲观者会更容易生病吗？一些研究已经证实，悲观的解释风格（例如，“这是我的责任，这种倒霉的事情会一直持续下去，并破坏一切”）更容易致病。彼得森和塞利格研究了棒球运动员名人堂的94个成员的新闻语录，考察那些对坏事情（如输掉重要比赛）作悲观主义（稳定的、普遍的、内在的）解释的频率。那些经常进行消极归因的研究对象，许多人英年早逝。乐观主义者（那些对好事情进行稳定、普遍而内在的归因的人）通常比悲观主义者活得长。值得一提的是，健康的行为，如运动、良好的营养、不酗酒等，都是促进乐观主义者长寿的基本因素。研究者坦南和阿弗莱克从他们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致的结论，认为积极的、充满希望的解释风格通常是一剂良药。从著名的安慰剂效应（即相信自己正在接受有效的治疗）的疗效中，我们可以看到积极信念的强大疗效。（如果你认为一种治疗将会起作用，那么它就是有效的，也许尽管它实际上无效。）同时，他们也提醒大家，每一线光芒前总有乌云掩挡。乐观主义者可能把自己视为坚不可摧，因此会失于预防。那些吸烟者乐观地低估了烟焦油的危险性。当情况无法挽回，磨难也就不可避免。乐观对健康的确有益。但是请记住：即使是乐观主义者，死亡率也是100%。
    • 3. 有助于治疗的社会心理方法
      • 外在行为的改变能够引起内部的变化。 通过对行为技能的训练、积极体验自我知觉的改变以及 ·消极思维方式的改变，人们可以打破消极态度和行为所形成的自我挫败的恶性循环。 如果人们将自己状况的改善归因于在他们持续控制下的内在因素而不是治疗计划本身，那么改善的状况能得到最好的保持。 心理健康工作者同时也认识到，要改变来访者的态度和i行为需要说服。治疗师，由于其作为专家和令人信任妳 弋交流者的形象，可以试图通过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提出闷题来促进来访者采用更为健康的思维方式。 通过外显行为引发内在改变 有实验表明，当人们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们会最大化地内化自己的行为。门敦卡和布雷姆在实验中证实了这种对选择知觉的重要性。他们用一组即将开始减肥计划的超重儿童为研究对象，让他们自主选择喜欢的治疗方法。然后定时提醒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种治疗方法。与此同时，并未给另一组参加这一计划的儿童选择权。那些有选择权的儿童，因为感觉自己对治疗负有责任，在八周甚至三个月之后，减掉了更多体重。 打破恶性循环 如果抑郁、孤独和社会焦虑是消极体验、消极思维模式和自我挫败行为所形成的恶性循环的结果，那么应该可以在任何一个环节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如改变环境，训练个体形成更为积极的行为方式，转变消极思维，等等。实验和经验表明，这的确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可以帮助人们从抑郁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 社会技能训练 抑郁、孤独和害羞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问题。身处抑郁症患者周围的人也会感到不愉快和压抑。正像孤独者和害羞者认为的那样，他们在社会情境中的表现确实不理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分自我关注的人越是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们的努力就越会起反作用。而那些更加关注支持他人的人却更易获得他人的关注。针对这些问题，社会技能训练可能会有所帮助。通过观察并在安全情境中练习新的行为，个体可能会在其他情境行事时表现出更高的自信。随着个体开始享受应对自如的好处，一个更加积极的自我知觉逐渐形成了。 在男性参与者填写了社会焦虑问卷之后的两天里，每一天，实验者都引导他们与六位年轻女性参与者中的每一位进行12分钟的交谈。男性参与者以为这些女性也是参与者。事实上，这些女性是实验者的合作者，她们会以一种自然、积极、友好的方式与每个男性参与者交谈。实验证明，这两个半小时的谈话产生的积极效果十分显著。一位参与者事后写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能够愉快交谈的女孩子。在与几个女孩聊天以后，我的自信心提高了，不再像之前那样紧张。”这些评价也被各种测量所支持。与控制组的男性参与者不同，那些经历过交谈实验的男性参与者在一周以及六个月之后的重测中，与女性有关的焦虑明显地降低了。当被安排独自与一个有吸引力的陌生女性在一起时，他们同样会更加自信地开始与其交谈。事实上，实验结束以后，他们也开始有了不定期的约会。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咨询，才会发生这种变化。正是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成功，这些男性才能够把这种交往成功归因于自己的社交能力，而非其他别的因素。七个月后，研究者向被试做出了事后解释，但截至那个时候，足够多的正性强化已足以使这些被试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内在特质。黑默利总结道，“只要你不再拿外在因素为成功找借口，一事成，则事事成！” 解释风格疗法 抑郁、孤独和羞怯的恶性循环可以通过社会技能训练、改变自我知觉和改变消极的思维方式来打破。不过，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在吹毛求疵的朋友和家人的指责中，抑郁者、孤独者或害羞者会相信自己不具备良好的社交技能。对于这些人，具有针对性的方法是帮助他们转变对于自己和未来的消极信念，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这种有针对性的解释风格疗法。有这样一个项目，它帮助抑郁的大学生改变他们的典型归因方式。莱登首先向抑郁的大学生解释了非抑郁者归因方式的好处（通过接纳成功带来的信心，并看环境是怎样使事情变糟的）。通过各种任务，她帮助学生观察他们一般是怎样解释成功和失败的。接下来是治疗阶段：莱登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记录下每天的成功与失败，并格外留意：成功有他们自身的因素，失败也有外在的因素。当这种归因训练结束一个月后，对这些学生进行重测，相比没有治疗的控制组，他们的自尊提高了，归因风格也变得更加积极。而且归因风格越积极，他们的抑郁就消失得越多。通过改变归因，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情绪。 通过对成功作内在归因维持变化 在强调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能产生积极影响之后，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它们也有局限性。社会技能训练和积极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将我们改变成人人喜爱和钦佩的常胜将军。而且，暂时的抑郁、孤独和羞怯是对严重的悲伤事件非常适当的反应。只是当这样的情绪长期存在且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时，它才需要去关注，并在必要之时去改变这些恶性循环式的思维和行为。 通过社会影响来进行治疗 心理学家越来越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社会影响——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是治疗的核心。斯坦利·斯特朗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30多岁的女性在治疗师面前抱怨她感到抑郁。治疗师细心地观察了她的情绪，并了解了她的处境。她解释了她的无助感和丈夫对她的需要。在钦佩她的奉献精神的同时，治疗师还是帮助她认清：她应该对丈夫的问题负责。她提出反对，但是治疗师坚持这一结论。最后，她终于承认，丈夫可能并不像她认为的那么脆弱。她开始看清她应该如何既尊重丈夫又尊重自己。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她每周都制订计划。在治疗师和来访者的长期互动接近尾声时，她不再觉得抑郁，并表现出了新的行为方式。
    • 4. 社会关系对健康与幸福感的促进
      • ·健康和幸福不仅受社会认知的影响，而且还为社会关系所影响。那些拥有亲密的、支持性人际关系的人，患病和早逝的危险性较低。人际关系帮助人们应对压力，尤其是使人们能倾诉他们内心的感受。 亲密的人际关系还能提升幸福感。那些与朋友和家庭成员拥有亲密的、长期的依恋关系的人，能更好地应对失败，-并报告出更大的幸福感。举例来说，与未婚的成人相比，那些已婚者报告“非常快乐”的可能性更大，并且经历抑郁的可能性更小。这不仅是因为快乐的人通常会取得更大的社会成功，还因为支持性的生活伴侣能带来更多幸福。 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充满压力。让。保罗。萨特曾这样讽刺道：“他人即地狱。”当沃尔和佩恩问一群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成人：“如果有的话，在此之前的前一天，什么让你们情绪紧张？”“家人”是最常见的答案。而压力，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会诱发健康问题，例如冠心病和高血压，并减弱我们与疾病作斗争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尽管如此，总的来看，亲密关系更多的是带来健康与幸福，而不是疾病。向相同的一群英国人询问前一天什么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时光，有更多的人回答也是“家人”。亲密关系带给我们最大的痛苦，但也会给予我们最大的欢乐。 亲密关系与健康 有八项大规模的调查，每一项都持续了几年时间，并访问了数千人，得出了一条共性的结论：亲密关系能预测健康。孤独者受到健康问题困扰的危险性较大，他们常常体验到更大的压力、更差的睡眠质量，表现出更多的自杀行为。与那些有较少社会关系的人相比，那些与朋友、亲戚、宗教或社团组织的其他成员有亲密关系的人较少早逝。开朗、挚爱、重视亲密关系的人不仅有更多的朋友，同时在实验中，他们更不易被注射的感冒病毒所感染。另外，给予社会支持也很重要。在一项对423对老年夫妇历时5年的研究中，即便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原有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之后，研究者仍然发现，那些给予别人社会支持（从让朋友、邻居搭车，为他们跑腿办事，到给自己的伴侣提供情感支持）较多的人寿命更长。对700多位病人进行的追踪研究也表明，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付出比一味索取对自己的病情恢复更有效。而失去人际纽带则提高了患病的危险性。芬兰一项对96 000位新近丧偶者的研究发现，在配偶去世后的一周之内，他们死亡的危险性加倍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那些新近丧偶的人变得更易患病和死亡。一项对30 000名男子的研究显示，当一段婚姻破裂时，男性会更多酗酒、吸烟，蔬菜的摄入量减少，油炸食品的摄人量增加。 倾诉与健康 如此看来，社会支持和健康之间存在联系。为什么呢？也许那些享受亲密人际关系的人吃得更好，运动得更多，并且喝酒和吸烟较少；也许朋友和家人帮助他们提升自尊；也许一个支持性的人际网络能够帮助他们评估和战胜压力事件。在超过80项的研究中，心血管及免疫系统的良好运行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因此，当某人讨厌上班或失去工作而受到伤害时，朋友的建议、帮助和安慰的确是一剂良药。即使问题没有被提及，朋友也可以使我们转移注意力，并给我们一种感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被接受、喜欢和尊重。 友谊是对抗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塞涅卡，5B.C.-A.D.65 贫困、不平等与健康 我们已经看到了健康与一种伴随积极归因风格的控制感之间的联系。我们也了解了健康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控制感、社会支持以及卫生保健和营养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经济地位与寿命有关。那些拥有最昂贵、最高大墓碑（标志着富裕）的人寿命最长。即便是现在，在苏格兰、美国和加拿大，较贫困的人早逝的概率仍然较高。贫困意味着疾病，富裕意味着健康。贫困和不健康之间的相关是双向的。不良的健康状况对个人的收入也没有好处。但是大多数证据显示，贫困会导致不健康。那么贫困是如何“惹人生气”的呢？答案包括(1)减少了接受高质量健康护理的机会，(2)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受教育少和低收入的群体中吸烟更普遍）和(3)日益增加的压力。贫困意味着面临压力、负性情绪和有害环境的危险性增加了。贫困者通常睡眠不足，他们往往做双份工作，赚的钱不够支付各种费用，乘坐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住在高污染的社区，并在别人的控制下做苦力。即使在灵长类动物中，当感染类似的感冒病毒时，那些控制能力最低的——在社会等级中最底层的——更易受感染。贫困和相伴随的压力可以解释这一弱势群体较短的寿命。收入严重不均的地区，人们的寿命也相对更短。与日本人和瑞士人相比，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收入差异更大，预期寿命也更低。在过去十年中，贫富差距增大的地区，像东欧和俄国，预期寿命已经下降到跷跷板的尽头了。不平等仅仅是贫困的一个指标吗？多项证据表明，贫困的确是重要因素，但不平等同样也是。约翰，林池和同事发现，人们若是居住在有巨大收入差距的地区，那么处于各收入水平的人早逝的危险都比较大。不仅仅是贫困，而是与周围的人相比感觉贫困，这才是致命的。罗伯特·萨波斯基认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西方世界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虽在医疗护理的花费上位居全球第一，而平均寿命却排第29位。 亲密关系与幸福感 倾诉痛苦感受不仅对身体有益，同样对精神状态也有益。许多研究表明，拥有朋友和家人支持的人更幸福。个人主义文化提供了独立性、隐私和个人成就中的自豪感；而集体主义文化中，更为紧密的社会联系则保障人们避免遭受孤独、疏远、离婚以及与压力有关的疾病的侵袭。 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圣经。传道书》 4:10b 友谊与幸福 还有一些研究比较了那些几乎没有亲密人际关系和有很多亲密人际关系的个体。17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和可以与之分享秘密的朋友交流有两个作用：“它将欢乐变成两倍，而将不幸分成两半。”因此，这看起来像美国民意调查中心对美国人所提出的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样：“回顾过去的六个月，谁是你与之讨论重要问题的人？”与那些写不出这样知心朋友的名字的人相比，那些写了五六个这样朋友的人感到“非常幸福”的人数要多60%。最幸福的大学生是那些对他们的爱情生活感到满意的人。那些享受亲密人际关系的人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压力，包括亲人去世、遭遇强暴、失去工作和身患疾病。·在由韦斯利·珀金斯调查的800名霍巴特和史密斯学院的毕业生中，那些有“雅皮士价值观”——也就是宁愿选择高收人、事业成功和声望，而不是拥有亲密朋友和幸福婚姻生活的人——描述自己为“相当”或“非常”不幸福的人数是他们原来同学的两倍。当被问及“什么对你的幸福是必要的？”或者“什么会让你的生活有意义？”时，大部分人认为，相比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是与家人、朋友或爱人间的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幸福与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 太阳低头俯视这个世界，发现没有什么能比一家人饱餐一顿时发出的笑声更美好。——C.S．刘易斯，《成员》，1949 婚姻依恋与幸福 世界上每10个人中，有超过9个人的最终亲密关系是婚姻。婚姻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吗？或者说追求快乐的单身生活比婚姻的“束缚”“枷锁”和“桎梏”有更多的幸福吗？大量数据显示，大部分有依恋关系的人比没有这种关系的人更为幸福。针对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多次调查研究，研究者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与那些单身或丧偶的人，尤其是与那些离婚或者分居的人相比，已婚者报告感到更幸福，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更高。尽管社会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认为“有很多方法能满足人们的归属需要”，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比与最好的朋友相互亲近、互相关心、保持平等关系、亲密相处和相伴一生的友谊能更好地预测幸福了。婚姻能提升幸福感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已婚者更可能享受一种持久的、，支持性的和亲密的人际关系，且更少感到孤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库姆斯所做的一项研究证实，男性医科学院的大学生如果已婚，从医学院毕业时，他们体验到的压力和焦虑较少。良好的婚姻为每位伴侣提供了一个可依赖的同伴、情人和朋友。婚姻能够提升幸福感，减轻痛苦感，还有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婚姻中的个体要承担配偶和伴侣的角色，这成为个体自尊的一种额外来源。确实，多重角色会带来多重压力，但是每个角色同时也带来了回报和地位，使人生更为丰富，使我们从人生中其他部分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一个有许多身份或同一性的自我，就像一个有着许多房间的大厦一样。尽管大火焚烧了温莎城堡的一栋侧楼，城堡的大部分仍然可以供王室成员和旅游者观赏。当我们的个人同一性有许多基石来支持时，就算其中任何一块基石受损，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屹立。即使我在工作当中陷入困境，那么我可以告诉自己，我仍然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而且归根结底，这些身份对我来说才是最要紧的。
    • 5. 后记：提升幸福感
      • 在随后接受的400次有关幸福的媒体采访中，记者们最常问的问题还是“人们怎样做才能获得幸福呢？”健康和幸福并不存在任何简单的公式，这里我仅列举以研究为基础的十点参考： 1．持久的幸福并不是人为创造的。人们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适应财富，适应残障。因此，财富就像健康：没有它会使人痛苦，但是拥有它（或者任何我们渴望的环境）也并不一定保证幸福。 2．控制时间。幸福者认为他们能控制自己的生命，这通常得益于他们对时间的掌控。因此，设立目标，并将它们分解为每天的小目标。尽管我们经常高估一天中我们能完成多少任务（带来的结果是感到挫败），但是我们通常低估在一年内我们能完成的工作量，“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每天积累一点点，长此以往，你会惊喜于一年的收获。 3．表现出幸福。我们至少可以假装一种暂时的心情。做出一种微笑的表情，感觉也会好一些；皱着眉头板着脸，整个世界似乎也在怒视自己。因此，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笑容吧。说话时也要想象自己感觉到自尊、乐观和友好。体验这些情绪，便可以引发这样的情绪。 4．寻找合适的工作和休闲方式，以便于发挥自己的技能。幸福的人通常处于一种叫“心流”的状态中，专心于一项挑战自我而不会压倒自己的任务。奢侈的休闲形式（比如坐游艇）比起从事园艺、交际或手工制作提供的心流体验要少得多。 5．参加运动。大量研究表明，有氧运动不仅能促进健康和精力，也是消除轻度抑郁和焦虑的一剂良药。健全的心灵寄存于健康的身体中。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笨拙的、终日懒散和无所事事的人。健康的心灵居于健康的身体里。 6．保证足够的睡眠。幸福的人们过着一种积极的、精力旺盛的生活，同时也预留了时间来补充睡眠和恢复独处的宁静。许多人都有睡眠困扰，及受到随之产生的疲乏、机敏下降以及抑郁的心境等的影响。 7．优先考虑亲密的人际关系。与那些非常关心你的人建立亲密友谊能够帮助你渡过难关。倾诉有益于身心健康。去精心培育你最为亲密的关系：不要认为他们对你好是理所当然的，要以同样的方式显示出你的友善，肯定你的伴侣，一起玩耍一起分享。用饱含情感的投入换回心中的炽烈情感。 8．关注自我之外的事物。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幸福能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那些感觉很好的人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但是，亲社会行为也会回馈给人们积极的感觉。 9．记录感恩日记。那些每天停下来思考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积极方面（健康、朋友、家庭、自由、教育、感受、自然环境等）的人体验了更多的幸福。 10.培育灵性自我。对许多人来说，信念提供了一个支持性的群体、一个脱离自溺的理由和一种生活希望。许多研究都发现，虔诚的宗教信奉者报告自己更加快乐，而且他们能更好地应对危机。
  • 2. 第十五章：社会心理学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
    • 1. 目击者的证词是否可靠
      • 在数百项实验中，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目击者证词的准确性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干扰，这些因素包括人们形成判断和记忆的方式。 有些目击者在表达时更加自信。尽管自信实际上只是目击者的个人特质，并不代表信息的可行性，但是人们还是倾向于相信那些自信的目击者。 人眼并非摄像机，它易受光线、角度的改变以及其他变化的影响，从而损害人们对嫌疑犯面部指认的精确性。 当把错误的信息呈现给目击者时，误导信息效应就会使目击者把错误的信息认为是正确的。 当一系列犯罪事实不停地被重复时，错误就可能悄悄地潜入并被目击者所接受，且被认为是真实的记述。 为了减少这样的错误，我们建议面询者不要打断目击者的陈述，并鼓励目击者想象当时的情境以及自己的情绪状态。 训练陪审团对目击者证词的分辨力可以改善证词的接受方式，最终提高证词的准确性。 目击者的证词是否可靠 即使克瑞克·布拉兹沃斯从未触犯过法律，在五个目击者指认之后，他被定罪为对一名9岁的小女孩进行性侵犯并将其杀害。但是，在他被判定为死刑之后的两年，以及后来被判为无期徒刑的7年里，他都坚称自己无罪。DNA检测表明，小女孩内衣上的精液并不是他的。出狱之后，他仍未摆脱嫌疑。直到2003年，通过DNA检测，警方发现了真正的凶手，这才洗清了他的冤屈，而此时距离他被判为死刑已经过去了19年。 目击者证词的说服力 在第3章里我们注意到，生动的轶事和个人证词往往比强有力但抽象的信息更具说服力。一段论述最好的结束语莫过于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记忆研究者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发现，人们十分相信那些自称“亲眼目睹”的人，甚至当他们的证词没什么用时也是如此。研究者给学生们放映了一段假设的抢劫一谋杀案件的录像，当仅有情境证据而没有目击者证词时，仅有18%的学生赞成定罪；另一部分参与者接受的信息，除了有一个人证之外，其他要素均相同。现在，由于有人作证说“就是这个人！”，结果有72%的学生赞成定罪。第三组参与者听到，被告的律师驳斥了这位目击者的证词，因为该目击者的视力仅为20/400，而且当时并没有戴眼镜。这种驳斥是否就降低了证词的有效性呢？在这个案例中，并没有下降多少：仍然有68%的参与者赞成给被告定罪。 当眼见不为实时 与目击犯罪和精神创伤相伴随的强烈的情绪体验可能会进一步破坏目击者的记忆。在一项实验中，旅游观光客们在参观伦敦地牢恐怖迷宫时带上了心率计。那些情绪波动最大者在后来指认参观过程中遇到的人时，所犯的错误最多。查尔斯·摩根和耶鲁大学的同事以及军事心理学家们考察了压力对记忆的影响，他们把500多名士兵放人生存学校——模仿战争集中营的监狱进行训练，不给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和睡眠，并且伴随着紧张的、面对面的审讯，由此导致他们心率提高，血液中的荷尔蒙分泌增多。从集中营中释放出来的第二天，当要求参与者从15人组成的一排人中辨认出当时审讯他们的人时，只有30%的人能够准确识别，尽管62%的人可以回忆起一个低紧张度的审讯者。因此，研究者们总结道，“我们通常认为，对于那些与我们面对面接触过或者威胁我们超过30分钟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脸。可事实恰恰相反，多数人并不能正确地辨认曾危害过他们的人。”我们对于其他种族人脸的辨认有很高的自信，但同时错误回 彦忆的风险也很高。 确信并不意味着确凿。一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文集》 误导信息效应 在对误导信息效应的其他研究中，洛夫特斯发现，在暗示性的问题之后， 目击者可能相信当时看到的红灯其实是绿灯，或者抢劫犯本来没有胡须却变成了有胡须。当询问目击者时，警察和律师通常从他们自己对事件理解的角度提问题。因此，令人深感忧虑的是，研究人员发现，目击者非常容易把误导的信息混入他们的记忆，特别是当他们相信提问题的人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而且暗示性问题一再被重复。错误记忆感觉像或者看起来像是真实的记忆，这一点同样很糟糕。这些错误记忆就像真实记忆一样有说服力——一种让人相信的真实，但却是真实的错误。易受暗示性。在给出暗示性的对话问题的情况下，大多数学龄前儿童和年龄稍大一点的儿童都会产生错误的报告，比如报告他们看到了小偷在日护中心偷食物。即使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生中，仅仅想象一些童年事件，例如用手砸破窗户玻璃或者护士去除皮肤样本，也会有1/4的人相信这些想象的事件真的发生过。这种“想象膨胀”现象之所以会发生，部分是因为想象一些事情所激活的脑区与真正经历一些事情所激活的脑区相似。 重 述 无论正确与否，重述事件使人们更容易相信回忆起来的东西。一种准确的重述会使得人们此后能更好地抵制误导信息。而其他情况下，我们重述的次数越多，我们自己就越容易相信谬误是真实的。韦尔斯等人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让一个模拟偷窃案的目击者在出庭作证前，重述他们对问题的回答。这样做，增强了他们对自己错误证词的信心，而听到他们错误证词的陪审员们更可能给那个无辜的人判罪。 减少错误 司法部召集了一群研究者、律师和法律执行部门的官员，最终制定了一本《目击者证词：法律执行指导手册》这本手册提供的建议与最近加拿大对目击者辨认程序的回顾所提供的许多建议相类似，其中包括(a)训练警察面询者和(b)管理嫌犯列队指认的方法。这样做符合“精神司法科学”的要求。它是为了保护目击者有关犯罪现场的记忆。《目击者证词》这本指导手册认为，面询一开始就应该允许目击者进行未经提示的回忆。如果面询官一开始引导目击者慢慢地回忆并重建当时的情景，那么回忆将是最完整的。使他们回想当时看到了什么，在想什么，感觉怎样，甚至可以浮现当时的情景。例如，商店收银台的一个营业员站在她当时被抢的位置等，这些都可以提高回忆的准确率。
    • 2. 影响陪审团判断的其他因素
      • 通常，案件的事实有足够的说服力，它能使陪审团放弃偏见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然而，当证据模糊时，陪审团往往倾向于用他们先人为主的偏见来解释案件，并对有吸引力或者与自己相似的被告表现出同情。 当陪审团接触到破坏性的审讯前公开报道或不被允许的证据时，他们会听从法官的指示将其忽略吗？在模拟审讯中，法官的命令有时是被遵守的，但当法官的劝诫出现在印象形成以后，则通常不会被遵守。 研究者还研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可能判决的严重性、受害者的特征等。 被告的特征 如果说话的人很自信，也很有吸引力，那么他的话也将更具说服力。同样，在法庭上，社会地位较高的被告通常得到更为宽大的处理。 外表吸引力 在第11章中，我们提到存在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漂亮的人们看起来更像好人。埃弗兰给其他一些学生呈现被告的照片，一个长得有吸引力，另一个则没有什么吸引力。结果发现，学生们认为具有吸引力的被告更可能无罪，并建议给他最轻的惩罚。其他实验者也证实，当证据不足或者模糊时，审判通常会受到被告外表的影响。而像辛普森那样的人，正如一个有远见的陪审员所说，“一个英俊的家伙”很可能会成为不伤害他的理由。戴安娜·贝里和莱斯利。泽布罗维茨-麦克阿瑟让人们判断有着娃娃脸的被告和有着成熟面孔的被告是否有罪。结果发现，有着娃娃脸长相的成人（有着大大的圆眼睛、小下巴）看起来似乎更加天真无邪，并且通常更容易被判为过失犯罪，而被判为故意犯罪的案件较少。如果被定罪，那些不具有吸引力的人让人们觉得更加危险，特别是那些性侵犯案件。 与陪审员的相似性 克拉伦斯·达罗所说的“对被告是否有好感会使判决带上偏见”至少部分是正确的，那么其他可能影响好感的因素也应该起作用。在这些影响中有一条原理，本书第11章里也提到过，即相像（类似）会导致好感。当人们模拟陪审员时，他们对于与自己有着相同观点、种族或性别（特别是在性骚扰案中）的被告更具同情心。陪审员的种族偏见一般来说很小，不过他们确实在对待自己种族之外的人的时候，表现得不那么友好。我们似乎对一个我们认同的被告更有同情心。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可能犯罪，那么就很可能认为那些像我们的人也不会犯罪。这有助于解释在熟人强奸案中，相比女性，为什么男性更容易认为被告无罪。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在辛普森审判之前的一次全国性调查中，77%的白人认为此案至少“相当强烈地”不利于他，相同的看法只存在于45%的黑人中。 法官的指示 实际上，法官关于忽略证词的命令——“这在你们对案件的思考中不应起任何作用。你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忽略它”——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恰恰助长了证词的影响力。或许这种声明造成了陪审员的逆反；或许它们使得陪审员对不被允许的证词变得敏感起来，就像我提醒你看完这句话时不要看你的鼻子一样。法官可以轻易地把不被允许的证词从法庭记录上抹掉，却不能把它们轻易地从陪审员头脑里抹掉。就像出庭辩护律师有时说的那样，“木已成舟。”带有情感色彩的信息就更是如此。当陪审团听到的是对被告行为生动的描述（“砍死了一名妇女”）时，与非情感化的信息（“用致命武器攻击”）相比，法官命令忽略的指示就更容易适得其反。即使后来陪审团声称，他们已经忽略了不被允许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可能已经改变了他们对其他信息的分析。 其他因素 受害者的特征会影响陪审团对过失和刑罚的判断，即使被告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以1984年“地铁巡警”案中的伯纳德·戈茨为例。当四个年轻人在纽约的一个地铁站走近他并向其索要五美元时．受到惊吓的戈茨拔出装有子弹的手枪向他们开枪，射死了其中三个人，剩下一人局部瘫痪。戈茨被指控为蓄意杀人，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并支持戈茨。公众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那几位年轻人均有犯罪记录，而且，当时他们中的三人带有藏匿的尖利螺丝刀。虽然戈茨对此一无所知，但因此赦免了其被指控的蓄意杀人罪，而仅被判以非法拥有武器罪。
    • 3. 影响个体陪审员的因素
      • 社会心理学家不仅对目击者、法官、陪审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感兴趣，而且也对陪审员的内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陪审员对证据的理解，尤其是当证据包含了表明某个人犯罪的可能性的统计信息时。 出庭辩护律师往往利用陪审团顾问，帮助他们选择有利于自己的陪审团。例如，那些了解审讯前宣传的陪审员可能会被取消资格。 在那些用到死刑判决的案件中，律师可以取消任何原则上反对死刑判决的潜在陪审员的资格。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这本身就产生了一个带有偏见的陪审团，不过，最高法院已经这样做了。 陪审员的理解 理解指示 法官也会提醒陪审团，在他们权衡每一项新证据时，要避免过早地下结论。但是，不只对大学生，即使是对从潜在的陪审团成员候选人中选出来的模拟陪审团成员的研究都表明，热血的人类确实有过早判断的倾向，而这种过早的判断确实影响了他们如何解释新信息。在观察了真实案例和采访了那些陪审员之后，斯蒂文·阿德勒发现，“很多真诚又严肃的人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遗漏了要点，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不相关的问题上，屈从于难以识别的偏见，看不透最廉价的对同情或憎恶的诉求，因而常常搞砸了自己的工作。”1990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遗孀伊梅尔达，马科斯，因转移价值数亿美元的菲律宾货币到美国银行以供己用而受到指控。在对她的审讯中，律师排除了任何知道她在其丈夫专制统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人。由于不甚了解复杂的货币交易，这些不知情的陪审团成员，反而开始同情伊梅尔达——她不过是一个身着黑衣，手持念珠，抹着眼泪的女人。 陪审团的选择 对某一案例具体特点的反应是存在个体差异的。种族偏见与种族问题案件相关；性别观念似乎只与强奸或袭击妇女案的判决有关；个人责任信念与集体责任信念之间的权衡，与起诉公司的工伤赔偿案件有关。对于法官而言亦是如此。在参议院的听证过程中，首位西班牙裔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向怀疑她的提问者保证，自己会按照法律规定秉公处理，而不会受背景和身份的影响。虽然有很少的法官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绝对的中立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正如五分之四的高级法院针对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给布什总统的投票结果一样，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法官投票结果是相反的。）仅仅是疲倦也可能会影响法官的裁决。有人研究了1 112次以色列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结果显示，在刚吃过午饭或休息吃零食后宣判的案件中，法官批准了65%的犯人提出的假释申请，而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批准率逐渐降低。 “死刑认定”陪审员 然而，一桩案件的结案正是由那些入选陪审团的人来决定的。在刑事案件中，那些不反对死刑判决的人，也因此更有可能人选进一个可能作死刑判决案子的陪审团，他更倾向于赞成死刑起诉，更倾向觉得法庭纵容了罪犯，也更倾向于反对宪法赋予被告的这一权利。简单地说，那些支持死刑判决的人更关心控制犯罪率，而非法律的应有程序。当法庭遣散可能对死刑判决心存犹疑的陪审员时，这将形成一个更可能做出定罪表决的陪审团。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家“关于偏见对死刑认定的影响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克雷格·黑尼报告说，研究记录“高度一致”。菲比，埃尔斯沃思说：“死刑案件中的被告，面对那些倾向于给他定罪的陪审员，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仅如此，倾向于定罪的陪审员往往更加专断——他们更加严厉和具有惩罚性，无视可以减轻罪责的情况，对社会底层的人也更加傲慢。就制止犯罪问题来说，允许判死刑的州，其刑事杀人案发率并没有因此降低。刑事杀人案发率没有因为某些州采取死刑判决而降低，也没有因为废止这项刑罚而升高。当因一时冲动而触犯刑律时，人们不会因为计算后果（无假释的终身监禁也是一种有力的制止因素）而止步。此外，死刑量刑轻重也是不一致的（田纳西州是纽约的40倍），并且在贫穷的被告群体中，辩护常常是空虚无力的，因此，他们也更多地被处以极刑。然而，最高法院仍然认定，只有认可死刑判定的陪审团才是对同时代人有代表性的陪审团，并且“死刑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大惊失色的社会科学家说，撇开人道主义不谈，面对矛盾的证据时，我们靠什么坚持我们持有的假设与直觉？为什么不将文化因素加入测试当中？如果他们能找到支持，岂不是更好。如果由于矛盾的证据而陷入僵局，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更糟。这种批判性思维的理想，正是心理科学与公民民主的推动力。
    • 4. 群体因素对陪审员的影响
      • 陪审团是一个群体，影响其他类型群体的那些力量也会使它们摇摆不定。例如，陪审团中最聒噪的成员往往说得最多，而较安静的成员基本保持沉默。 在审议过程中，反对意见有可能变得更加确定、更加极端化。 尤其当证据不足以给罪犯定罪时，审议过程会使陪审员变得比开始时更具宽容化。 12人制的陪审团是源于英国普通法律的一种传统。研究者发现这一规模允许陪审员之间存在合理的差异，允许他们的意见和取向的混合，以及能使他们更好地回忆审判的信息。 研究者对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允许小型陪审团和非一致性意见决定的陪审团的设想进行了检验，并提出了质疑。 模拟陪审团毕竟不是真实的陪审团，因此，我们在把研，究结果推广到现实法庭上时必须谨慎。但是，就像社会心理学的所有实验一样，有关陪审团的实验室实验，有助于我们建构用来解释更加复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论和规律。 设想一下，陪审团成员刚刚结束一场审讯，然后走进陪审团房间开始合议。研究者哈里。卡尔文和汉斯·蔡塞尔报告认为，约有2/3的陪审团成员最初不会就一项判断达成一致的裁决。但是，经过讨论，95%的人会达成一致意见。很明显，群体影响在起作用。 少数派的影响 很少发生，但有时也是可能的，也就是最初的少数派意见后来占了上风。一个典型的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就像一个典型的小型大学课堂：三个最沉默的人几乎什么也不说，三个最有发言欲的人贡献了一半以上的谈话。在米切尔·斯坦斯的审判中，四个陪审员坚持被告无罪释放，并且不断发表意见，最后他们赢了。对少数派影响的研究显示，如果占少数的陪审员能够保持一致、坚持不懈且信心十足，他们将最有说服力，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够导致多数派中的某些人倒戈就更是如此。 群体极化 陪审团的审议过程还以其他一些有趣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在实验中，审议通常能加强最初的意见。例如，罗伯特·布雷和奥德丽，诺贝尔让肯塔基大学的学生听取30分钟的谋杀案审讯录音。然后，在假设被告有罪的条件下，他们提出对被告予以监禁。高专断性的小组最初建议严厉的惩罚（ 56年），在商议后则变得更加严厉（ 68年）。低专断性的小组最初建议较为宽大（38年），商议后更加宽大（ 29年）。相比之下，群体的多样性往往会使判断趋于缓和。在判决黑人被告时，与那些全部由白人组成的模拟陪审团相比，由种族混合的人组成的模拟陪审团在进入审议程序时表现得更加宽容，并且在审议过程中对广泛的信息持开放的态度。 12个人会比1个人要好吗 在第8章中，我们已经知道，在“客观准确的答案存在于何处”这一思辨问题上，群体判断优于大多数个人的判断。陪审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吗？在商议时，陪审员通过强调自己的观点试图改变他人的判断，从而施加规范性影响。但是，他们也共享信息，从而扩大彼此对案件的了解。那么，信息性影响会产生更好的集体判断吗？证据虽然不够充分，但是令人鼓舞。群体比个体成员能更好地回忆审讯中的信息。有时，群体商议不仅消除了一些偏见，而且也把陪审员的注意力从他们自己的预先判断吸引到事实证据上来。这样看起来，12个人确实比1个人要好。 从实验室到生活：模拟陪审团和真实陪审团 在案件信息最少的条件下，权衡某一模拟的决议是一回事，为一桩真实案例的复杂和意义深远的后果苦恼则是另一回事。让我们思考一下，陪审团模拟和社会心理学其他实验之间有何不同？它们都创造了现实生活的缩简版本。在模拟现实中，通过每次改变一个或两个因素，实验可以准确描述出这一两个方面的变化将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精髓所在。
    • 5. 后记：心理科学使我们的思考更睿智
      • “后现代主义”在知识界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它认为真理是在社会中建构而来的，知识总是反映了形成它的文化环境。确实，就像我们经常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我们的确常常被自己的直觉、偏见和文化倾向所控制。社会科学家们同样被证实倾向、信念固着、过分自信和先人为主的偏见力量所影响。我们先人为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指导着我们理论的发展、我们对事物的解释、我们对主题的选择和我们的语言。信念和价值观不仅影响了科学家和老百姓的认识，也确实影响了法官的知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加睿智地进行思考—一从而依靠可获得的证据来检验我们的预想和偏见并加以控制的原因。如果我们的信念找到了支持证据，这当然更好；如果找不到支持证据，这当然更糟。这正是构成心理科学和日常批判性思考基础的最质朴的精神。
  • 3. 第十六章：社会心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 1. 心理学与气候变化
      • 科学家报告说，人口数量激增、能源消耗加速和温室气体排放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我们看到全球变暖 。已经上演：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极端天气多发。 气候变化可预见的社会后果包括：人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发生冲突。 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了科学界与公众对气候变化理解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一些对公众的教育方法，以期人类能够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光辉未来。 气候变化的心理学效应 这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有人说：恐怖袭击和气候变暖都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我们了解到基地组织正秘密研制一种恐怖技术，可能会破坏全球各地的水供应，迫使数千万人背井离乡，并可能危及我们整个地球，我们会陷入疯狂，并尽一切可能来？削余威胁，”评论家克里斯托夫说，“而现在，恰恰是我们自己，正用温室气体来制造着这种威胁。”想想人类的下场吧。 流离失所与创伤 正如所预期的，如果本世纪气温升高2-4℃的话，那么水源供应、农业、灾害风险和海平面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将促使人类不得不大规模移民。当干旱或洪水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原有的工作，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田和牧场沙漠化，最常见的结果是贫穷和饥荒加剧，人们的寿命缩短，且文化认同缺失。如果极端天气事件或气候变化切断了你与某块土地以及那里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可以预料，你将会感到悲伤、焦虑和失落。气候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和心理健康。 气候与冲突 战争爆发，往往归咎于气候。杰佛瑞·萨克斯指出，这通常是事实。例如，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大屠杀，其根源是干旱和对水源的争夺，且从古至今一贯如此。人类很多弊病，从经济衰退到战争，都与气候波动有关，一旦气候发生变化，农业往往会遭殃，接踵而至的便是严重的饥荒、时疫和困苦不堪。资源匮乏的贫穷国家尤其容易被气候影响而处境悲惨。当身处困境时，人会变得更容易迁怒于政府或他人，进而导致战争。气候的确会影响社会安定。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地球正在变暖吗？人类是否该对此负责？地球变暖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气象科学家公布的答案是肯定的，97%的科学家认为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且是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科学》杂志中有报告解释说：“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一致认为全球变暖对人类造成威胁：这是事实，是威胁，全世界都应该马上采取行动”。 亲身经历与易得性直觉 现在，我们都已熟知，生动的、近期的体验，其说服力往往超过抽象的数据。尽管鲨鱼袭击和飞机坠毁发生率很低，但由于这些事件的图像生动鲜明，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往往会激发我们的情绪反应并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在易得性直觉的影响下做出启发式判断，因此经常会杞人忧天。如果航空公司把我们的行李放错了地方，我们可能会夸大当时的感受，并会忽略航空公司总的行李丢失率极低这一数据，进而贬低航空公司。进化使得我们的大脑更关注当前情况，而非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和遥不可及的危险。 同样，面对冬季的严寒，人们通常会忽视全球变暖的事实。一名气候怀疑论者将东海岸的暴风雪视为驳斥全球变暖的“杀手锏”。201 1年5月开展的一次调查显示，47%的美国人同意“去年冬天美国东部发生的纪录性暴风雪让我怀疑全球是否真的在变暖”。但经过接踵而至的酷热夏季后，67%的美国人认同全球变暖使得“美国2011年的夏季温度创历史新高”。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相对于比往常凉快的天气，在较热的天气进行的调查中，人们更相信全球变暖，也更愿意给全球变暖慈善团体进行捐赠。因为在很多生活领域中，我们的局部体验会歪曲我们对全局的判断。 缺乏理解 说服性信息首先必须被理解然后才能起作用。2011年，仅39%的美国人相信“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气候正在变暖”，更多人则认为“科学界存在很大分歧”或“缺乏充分的证据得出结论”。其部分原因在于媒体中的矛盾信息同时包含了两种对立观点，既有担心气候变化的，也有对此不屑一顾的。人们接收的信息不确定，再加上人类本身的乐观主义偏见，致使人们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威胁。人们还会表现出“系统公正”倾向，即倾向于信任所处文化中的事物并认为其合理，因此而不愿意改变熟悉的现状，尤其是当现状比较舒适时。我们往往喜欢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如出行和饮食习惯，以及取暖和降温的方式，等等。 我们不应该只考虑眼前，还应该考虑子孙后代，篡至那些我们还来曾谋面的未来的国民。《易洛魁民族联盟宪章》，又称。“和平大律法” 很快有一天我们会像废弃鱼缸里的孔雀鱼一样死去。我建议为整个地球写个墓志铭：“我们本来可以拯救它的，不过我们太懒了。”——库尔特·冯内古特《床头抑郁的特征》，1990年
    • 2.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 人类可以通过提高科技的效率来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们也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以及改变行为和态度来控制人口、节制消费。’留意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些有关我们的态度和行为的概念，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些目标。在过去的40年中，文化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作为对全球危机的回应，它还会再次发生。 新技术 促进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是发展生态科技。现在我们已经用节能灯替代了许多白炽灯，用电子邮件和电子商务替代了需要打印和寄送的信件和目录，用远程办公替代了需驱车数公里进行的交易。在汽车方面，现在中年人所开的汽车与他们年轻时所开的车相比，行驶路程增加了一倍，而产生的污染量仅为以前的l/200新型混合动力车和蓄电池驱动车能效更高。 未来可能出现的科技还包括：不需要灯泡就能发光20年的二极管；超声波洗涤器，它不需要水、热量和肥皂；可循环使用的塑料，同时还可以当肥料；汽车使用由氢和氧制成的燃料，而它们燃烧时只会排出水汽；一种极轻的材料，但其硬度却可以和钢铁相媲美；屋顶和路面可以当成太阳能吸收器来使用；当屋子里太凉或太热时，可以用升温或降温的椅子来增加人们生活的舒适度。 减少消费 第二条通向可持续发展未来的途径是控制消费。除非我们假定发展中国家的人不应该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他们的消费一定会不断增加。当他们的消费增加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就必须减少。 激励措施 一种方法是通过公共政策来限制强烈的购买欲望。一般来说，如果做某件事情需要纳税，我们就会少做一些；而做某件事情会有奖励，我们就会多做一些。许多城市用纳税人的钱设立自行车通道，资助公共交通工具，从而鼓励人们使用小轿车的替代工具。如果高速公路堵车，空气遭到污染，我们可以用快速车道来鼓励合伙搭伴驾车，同时惩罚单独开车的人。在美国，购买混合动力汽车的消费者可以享受税费优惠，并且有些州允许独自驾驶的混合动力汽车可以占用公共汽车道。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注意到，如果在十年前美国对汽油的征税提高50美分，那么现在的美国就会有更多小型的节能汽车（正如欧洲那样对汽油征收重税），因而会进口更少的汽油。反过来，这又可以导致低油耗、减缓全球变暖进程，以及较低的油价和较小的贸易赤字。 给予反馈 另外一种鼓励建立绿色家庭和商业的方式是安装“智能电表”，它可以持续读出耗电量和花费，从而让消费者获得及时的反馈。在无人的屋子里，关掉电脑显示器或灯，智能电表就会显示节约的瓦数。打开空调，马上清楚用电量和花费。在英国，智能电表已经在商业领域使用，保守党领导人大卫·卡梅伦倡导了一项提案，即在所有家庭都安装智能电表。他对国会说，“智能电表能改变人们与他们所使用能源之间的关系”。 同一性 有调查发现，人们购买普锐斯混合动力车的主要原因是：“这能向世界表明我的立场”。支持新能源的政策要求转变公众意识。这种转变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公众意识发生的转变。耶鲁大学环境科学院院长史贝斯倡导我们扩大的同一性应该具备一种“新意识”：视人类为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为我们必须管理的且具有内在价值的；就像重视现在的生活和居民一样来重视未来的生活和居民；通过思考“我们”而不止是“我”，来领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不仅重视物质生活，更要重视精神生活和关系质量；重视公平、正义和人类共同体。
    • 3. 物质主义和财富
      • 根据大学生所表达的价值观和20世纪末美国奢靡的生活方式来推断，如今的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部分人们正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发达国家的人们与贫困国家的人们相比，确实报告了更强的幸福感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尽管一个人从中等发达国家搬迁到非常发达国家时幸福感提高的幅度有所下降）。在某一国家内，有钱人在某种程度上比工薪阶层更幸福，虽然越来越多的钱所带来的满意度的提高幅度越来越小（对富豪和彩票赢家的研究可以作为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增长是否能不断地让人们更幸福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本不是这样的。在196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尽管财富在不断增长，但是个体自我报告的幸福感甚至有所降低，同时抑郁的比率却上升了。 两条原理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物质主义不能使我们满意：适应水平现象和社会比较。当收入和消费量增加时，我们很快就会适应。而且同其他人相比，我们可能发现自己的相对状况并没有发生变化。向上比较会诱发不满情绪，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收入差距悬殊的年代和地区，人们会经常感到不公平和不快乐。 为了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令人满意的未来，我们个人和全社会都应该努力寻求人与人之间密切的联系、充满希望的信仰、积极的思维习惯和全身心投入的活动。 尽管最近经济不景气，大多数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还是美好的。现在，大多数的北美人都在享受着几个世纪前贵族们也无法想象的奢华生活：热水淋浴、抽水马桶、中央空调、微波炉、乘飞机旅行、冬季的新鲜水果、大屏幕数字电视、电子邮件和报事贴便签纸。金钱及由此带来的奢侈品可以买来幸福吗？很少有人会认同这一点。但是如果换个问法：“再多一点钱会让你更幸福一点吗？”则大部分人都会认同。我们认为在财富和幸福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信念符合肖尔所谓的“工作和消费的循环”理念——工作的越多消费就越多。 日渐盛行的物质主义 尽管地球要求我们在它上面生活得更“轻”一点，但物质主义似乎势头强劲，这在美国体现得最为明显。这正是当今所谓的美国梦：生活、自由和购买快乐。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主义最为盛行。最富有戏剧性的证据来自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即美国教育委员会对大约25万刚入学的大学生所做的年度调查。认为读大学“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成为“经济上非常富裕”的人，从1970年的39%上升到2010年的77%。实际上，伴随着这一比例变化的却是，认为“形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人数却在急剧减少。也就是说，物质主义在膨胀，精神信仰却在衰退。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列出的19个目标中，现在新人学的美国大学生将“经济上非常富裕”列为第一位。这不仅高于“形成一套有意义的生活哲学”，还位居“成为本领域权威”“帮助困境中的他人”和“供养家庭”等目标之上之上。 财富与幸福感 可持续的消费真的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吗？财富是否会产生（至少是与之相关）心理上的幸福感呢？如果人们可以用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取代另一种奢华的生活——生活在富丽堂皇的环境之中，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度假，总裁级别的旅行——那么人们是否会更快乐呢？假如有人中了头奖，并且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放纵的生活：一艘40英尺的游艇、考究的家庭电器、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全套服装、豪华汽车以及私人管家，那么他们是否会更快乐呢？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和证据为此提供了答案。 富裕国家的人民更快乐吗 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一些问题来观察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第一，富裕国家的人们更快乐吗？国家的富裕与人们的幸福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关联（根据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而测得）信斯堪的纳维亚人通常都是富裕和满足的，而保加利亚人既不富裕也不幸福（见图16.7）。但是一旦人均收入达到20 000美元左右，更高水平的国家财富就不能预测更高水平的幸福感了。 富裕的人更快乐吗 我们问第二个问题：是否在任一国家中，富有的人都更快乐？在贫穷的国家中一低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相对富有确实可以预测更强的幸福感。在富裕的国家里，大部分人都可以负担得起日常生活需要，富裕仍然有重要性——部分地是因为更有钱的人可以更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当收入水平达到某一适当水平后，金钱的增加所带来的长期回报会越来越低。在2008-2009年间对超过45万美国人的盖洛普调查显示，当年收入低于75 000美元时，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情绪（自我报告的快乐、愉悦和经常微笑或开怀大笑）随收人增加而增多，但当收入超过这一数目时便不再增加。在忧虑和悲伤等消极情绪的消失也存在类似情况。在123个国家进行的全球盖洛普调查发现，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指标是亲密关系、权利感和胜任感。当这些基本需要获得满足后，金钱的增加就不会有多大作用。 生活在富裕的21世纪的人们更幸福吗 我们问第三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幸福感是否随富裕而增强呢？集体的幸福感是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提升？，认为“经济上非常富裕”“非常重要”且已经富裕起来的美国人，现在真的更快乐吗？在拥有了意大利特浓咖啡、来电显示电话、相机、手机以及带轮子的行李箱之后，他们是否比以前更快乐了呢？他们没有。从1957年开始，那些报告自己“非常快乐”的人的比例有轻微的下降：从35%下降到了29%。富有程度是以前的两倍，但人们并没有感到更加快乐。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经济在十年间发展惊人，从极少数人拥有电话、40%的家庭拥有彩电，发展到现在大多数人都有这些电子产品。但盖洛普调查显示，中国人对现有生活感到满意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这些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因为它们挑战了现代物质主义：经济发展给人类状况带来的改善并不明显。与过去相比，我们住着大房子，家庭却破裂了；我们收入很高，却并不快乐；我们善于谋生，却常常不会生活；我们庆祝着繁荣昌盛，却仍欲壑难填；我们珍惜自由，却又渴望与他人建立关系。 为什么物质主义未能让我们满意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居然不能让人们满意！更令人惊讶的是，越是为财富努力奋斗的人其幸福感可能越低，这是理查德，瑞安在“我所关注的每一种文化都确凿地得出的结论”。对于追求外在目标如财富、美貌、声誉的那些人，他们更容易焦虑、抑郁和患心理疾病。卡塞总结说，那些转而追求亲密关系、个人成长和为社会事业作贡献等内在目标的人，则会体验到更高质量的生活。卡塞总结说，内在价值观能够提高个体和社会的幸福感，并有助于人们抵制物质主义的价值观。那些关注亲密关系、做有意义的工作并关爱他人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内在奖励；而那些更多关注外部物质或自身地位及形象的人，往往很难理解这一点。停下来思考一下：在上个月中，哪一件事情是你所体验到的最满意的？列侬·谢尔登及其同事向大学生提出了这一问题（还有类似的关于上周和上学期的问题）。接下来，他们要求这些学生评价令人满意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10种不同的需求。学生们认为自尊、亲近感（感觉和他人联系在一起）以及自主感（掌控的感觉）是伴随满意的事件而体验到的最强烈的几种情感需求。排在所有可以预测满意度的因素项目中最底层的是金钱和奢侈品。 索尔伯格、迪纳和罗宾逊报告，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极大财富的人往往体验到更少的积极情绪。这类物质主义者常常报告在他们的渴望和拥有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享受到的亲密而满意的人际关系更少。富人体验到的生活中的简单快乐往往也更少，比如和朋友一起喝茶、品尝一块巧克力、完成一项计划、在徒步旅行中发现一处瀑布等等，这些乐趣在财富的奢华面前可能算不得什么。 卡塞报告说，关注外部目标和物质目标的人，“对保护地球的关注也较少。物质主义价值观越强，对自然的关心往往越弱……当一个人全力追逐金钱、形象和地位时，就不大可能参与像骑自行车、废物回收利用等这些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活动。” 人类的适应能力 适应水平现象是指我们通过由先前经验定义的中性水平来判断我们现在的经验（比如声音、温度和收人）。我们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中性水平——在那个点上，声音不大不小，温度不冷不热，事情不悲不喜。我们会注意到偏离这一水平的变化并作出反应。因此，当我们的成就超越过去的水平时，我们会感到成功和满足。当我们的社会声望、收入或者居家技术有所改善时，我们感到高兴。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就适应了这一水平。过去感觉很好的现在变得一般，过去感觉一般的现在变得很差。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对某些事情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比如说丧偶，那种丧失感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就像我们在第2章中提到的，人们总是低估自己的适应能力。人们在预测他们未来的情感强度和持久性方面存在困难。达到我们渴望的目标——财富、考试得最高分、芝加哥队获得全美职业棒球赛冠军——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们有时会产生“错误的渴望”。当大一新生在搬进大学宿舍之前，对种种住宿条件的满意程度进行预测时，他们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在物质条件上。“能住在一个漂亮而出入方便的寝室我将感到最开心。”很多学生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错了。当一年之后对其进行重新调查时，伊丽莎白。邓恩及其同事发现，反而是社会性因素，如团体归属感等能更好地预测个体的幸福感。同样，博文和吉洛维奇经过调查和实验也发现，积极的体验（常常与社交有关）能使我们感到更幸福。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物质。 我们的社会比较倾向 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正如那个有关两个徒步旅行者遭遇狗熊的笑话所说的那样。一个徒步旅行者从他的背包中拿出一双运动鞋，另一个问：“为什么要穿上运动鞋？你不可能比一只熊跑得还快！”“我不需要比那只熊跑得快，”第一个人回答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够了。”快乐同样也是如此，它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比较，特别是与属于同一群体的人进行比较，我们感觉到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只有当别人思维敏捷、灵活时，我们才是思维迟钝的或者笨拙的人。当一个职业选手以年薪1 500万美元签约时，那么年薪800万美元的队友可能会感觉不爽。“我们的贫穷逐渐变成现实了。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少了，而是我们的邻居拥有的更多。”坎贝尔在《弟兄蜻蜓》中回忆道。 日渐盛行的奢靡之风可以归因于人们具有向上比较的倾向：我们在攀登成功和财富的阶梯时，通常将自己与水平相当或者之上的同辈相比较，而不与比我们差的人相比。当人们与同一个社区中少数几个非常富有的邻居比较时，这种向上比较的趋势会让他们产生不平衡感。在全世界的经济发达和新兴经济地区，近年来的贫富差距都有所加大。在34个经合组织( OECD，2011)成员国中！前10%的富人平均收入是前10%的穷人的9倍。（北欧国家贫富差距较小，以色列、土耳其、美国、墨西哥和智利的贫富差距极大。）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中，不仅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更严重，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也更高。同样，在美国各州中，贫富差距较大的州其抑郁发病率较高。总之，贫富差距悬殊会使人们知觉到更强烈的不公平感，人与人之间更缺乏信任感，贫富差距大与低收人人群的幸福感较低存在相关。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富裕生活不能让人们更幸福，其他地区亦是如此。米歇尔·哈格蒂说，收入差距拉大让越来越多的人身边都是富人。电视节目中的富裕生活方式也突显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使人们产生了更多的欲望。适应水平和社会比较现象能让我们暂时停下来喘口气。它们意味着通过物质上的成功来追求幸福的人们需要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财富。然而，好消息是，我们对于更简单的生活方式的适应也可以使我们感到快乐。如果我们缩减我们的消费（有选择的或者是必须的），最初我们会感到些许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会很快消失。一位诗人写道：“眼泪可能会在夜晚停留，但是快乐会伴随黎明一起到来。”实际上，由于我们具有适应能力和调整社会比较的能力，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失去工作或遇到意外而残疾》对我们情绪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消散的要快得多。 面向可持续发展与生存 如果公众、政府和企业采取以下措施，那么人们的价值观就有动力向后物质主义转移：直面人口和消费的增长对污染、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的影响；认识到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使我们的生活更不快乐；分辨出生命中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东西，并努力去完善它们。 社会心理学还通过它对美好生活的研究，从而对可持续的未来有所贡献。如果物质主义不能提高生活质量，那么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亲密、支持性的关系。正如我们在第11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最深层次的需求，只有通过亲密的支持性的关系才能获得满足。那些被亲密的友情和忠贞的婚姻所支持的个体，更可能宣布自己是“非常快乐”的人。 有信仰的社区和其他自愿的组织经常是这些联系的来源，也是充满意义和希望的生活的来源。这有利于我们解释自从1972年以来全美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对近5万个美国人的调查发现：那些很少或从未参加过宗教礼拜的人当中有27%的人声称自己非常快乐，而那些多次参加礼拜的人们中有48%的人声称自己非常快乐。积极的思维习惯。乐观、自尊、知觉到的控制感和外向性也是幸福体验和幸福生活的标志。有研究综合了638项现有研究，涉及63个国家超过42万名参与者，结果显示， 自治感（即感到自由和独立）会持续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其作用超过财富的影响。感受大自然。随机选择卡尔顿大学的学生，要求他们每天在校园附近林中自然漫步1 7分钟，结果显示，他们比那些在校园人行道上散步近似长度的同学更快乐。这一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日本有研究报告称，“森林浴”，即在林间漫步，也有助于降低应激激素和血压。全神贯注的流畅感。表现个人技能的工作和休闲经历也是幸福生活的标志。契克森米哈伊指出，在绝对的紧张焦虑与兴趣全无的无聊冷漠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区域，在这里人们可以体验到全神贯注的流畅感，这是一种最佳状态，即沉浸在一种活动中，我们失去了对自己和时间的意识。当使用电子寻呼机来抽样调查人们的体验时，人们所报告的最快乐的享受并不是在无意识安静的时候，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一种忘我的精神挑战之中（ps：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称这种状态为“心流”）。实际上，一种休闲活动越少花费（一般也卷入程度越深），人们在这项活动中会感觉自己越快乐。很多人在从事园艺活动时会比玩汽艇时更快乐，和朋友聊天比观看电视更愉悦。低消费的娱乐活动通常被证实是令人满意的。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那些有助于真正美好生活的东西——亲密牢固的友谊、充满希望的信仰、积极的思维习惯、全身心投入的活动——是永久常在、可持续的。而这种观点与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他认为“国民 ；的总体幸福感要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不丹研究中心的泰德曼这样解释道：“国民幸福总值，旨在促进真正的发展和可持续性，是通过测量生活质量获得的，而不仅仅是产品和消费的总和。”现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在评估国民生活质量。 我们没有意识到经济、环境和社会是一体的。对我们来说，追求最可能的高质量的生活远比只注重经济增长有意义的多。——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c Tony Blair，《期待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活》，1999年 我们所有的需要，除了那些适度的生活必需品之外，纯粹都是想象的。——亨利，圣·约翰《给斯威夫特的一封信》 研究特写：测量国民幸福感 “一个城市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富裕，而在于市民的幸福。”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市前任市长安立奎·佩纳罗萨相信这句话，并在解释他为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而开展的活动中也如是说。他所采取的行动包括修建学校并把人学率提高了34%，新建或者重建了1 200多座公园，建立了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大幅降低了犯罪率。在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发明了一个“国内发展指标”来跟踪研究国家的社会健康，并且发表了《繁荣社会的幸福宣言入这一基金会的座右铭是：“我们相信经济与人民、地球一样重要。”他们认为，要想评价国家的进步，我们不仅应该评价经济的进步，而且还要评价那些提升人们幸福感和满足感的进步。
    • 4. 后记：个体如何在现代世界承担自己的责任
      •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共同生活在地球这个社区里，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为打造一个以尊重自然、普及人权、经济公平与和平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而努力。为打造一个以尊重自然、普及人权、我们，地球上的人类，都必须对彼此、对更广大的生命群体、对未来的后代宣告我们的责任。——摘自《地球宪章》的前言
    • 5. 结语
      • 如果你读完了这本书，那么你的社会心理学的入门课程就结束了。在前言中我提出了我的希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既具有坚实的科学性，同时也具有温暖而人性的关怀；既是客观真实的，又是启迪智慧的”。判断这个目标是否达到的评判者，是你，而不是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作为作者，传播这门学科的知识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如果我的礼物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愉悦、激励和充实感，那么我的快乐就会倍增。 我坚信，社会心理学的知识能够借批判性思维来限制直觉思维，用理解来揭穿幻相，以同情避免不客观的审判。在这16个章节中，我们集合了社会心理学关于信仰和说服、爱与恨、顺从和独立的见解。我们探讨了那些有趣的问题的部分答案：我们的态度与行为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为什么有时候人们会攻击别人，有时候又会亲社会？是什么引发了社会冲突，以及我们如何能将紧握的拳头转换成愿意互相帮助的双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扩展了我们的思维视野。而且，温德尔( OliverWendell)注意到，“一旦思维得到扩展”，思想“就再也不会回到原本狭小的领域了”。我的经历就是如此，也许你也会有相同的经历，因为你通过学习本课程和其他课程，会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 迈尔斯davidmyers.org
• 4.社会关系
  • 1. 第九章：不喜欢他人
    • 1. 偏见的本质和作用
      • 偏见是先人为主的负面态度。刻板印象是有关其他群体的信念，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或者过度概括，但是它是基于事实核心的。歧视是不合理的负面行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指个体的偏见态度，或者歧视行为，或者压制性的制度实践（即使并非有意带有偏见）。 偏见既有微妙的、无意识的形式，也有公开的、有意识的形式。研究者设计了微妙的调查问题和间接方式去评估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从而检测他们无意识的偏见。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一直广泛地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在那以后，虽然对黑人的歧视变少了，但仍然存在。 类似地，对女性的歧视近年来也逐年减少，但是在美国，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和一定程度的偏见依然存在，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程度更高。 偏见的界定 偏见、刻板印象、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些术语往往相互混淆。让我们来澄清这些概念。上述的各种情况，正好都涉及了对某些群体的负面评价。这正是偏见的本质：对一个群体及其成员负面的预先判断。有些偏见定义也包含了积极的预先判断，但在应用“偏见”一词时几乎都指消极的。负面评价是偏见的标志，它通常源白被称为刻板印象的负性信念。刻板印象是一种概括性的看法。为了简化世界，我们概括出：英国人保守；美国人开朗；教授则心不在焉。”准确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称其为“差异敏感性”或“多元世界中的文化觉知”。偏见是一种负面态度；歧视是一种负面行为。歧视行为的根源往往在于偏见。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制度性的歧视举动，即使在没有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 偏见的微妙形式 偏见的微妙形式比公开形式的涉及面更广。现代社会的偏见往往以一些微妙的方式呈现，比如我们更喜欢熟悉的、相似的和感觉舒服的人或事。现代偏见甚至表现为种族敏感性，它导致人们对被隔离的少数种族人士反应过度——包括对他们的成功赞扬过度，对他们的过失批评过度，以及只提醒白人学生而不提醒黑人学生学术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不能完全理解自身的一切……我看不见我的所有可能，这种黑暗是不幸的。——奥古斯丁，《忏悔录》 性别偏见 刻板印象是有关一群人的概括，它们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或者过度概括而偏离了事实真相。刻板印象（信念）并不是偏见（态度）。刻板印象可能为偏见提供支持。不过，抛开偏见而言，人们可能会赞同男性和女性“虽有差异但彼此平等”。男子所有的追求同样也是女子的追求，在所有人之中，女子只是较弱小的男子。——柏拉图，《理想国》。人们可能会以发自肺腑的负面情绪来对待某些群体，但他们不会这样来对待女性。大部分人更喜欢女性而非男性。他们感觉女性更善解人意、和蔼、乐于助人。因此，一种有利的刻板印象导致了一种有利的态度，伊格利为这种有利的刻板印象起名为“女性优秀效应”。作为男性也不是万事如意。以女性相比，男性自杀或被谋杀的概率是女性的3倍。几乎所有战场上的受害者都是男性，这使他们的平均寿命少了5年。大多数精神迟滞或自闭症患者都是男性，接受特殊教育项目的学生亦是如此。
    • 2. 偏见的社会根源
      • 人们的动机会影响其偏见。挫折滋生敌意，人们有时候会将这种敌意发泄到替罪羊身上，有时会更直接地针对竞争性的群体来表达这种敌意。 人们还有一种动机，即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优越。即使很普通的群体成员身份，也会使人们喜欢自己的群体要胜于喜欢其他群体。自我形象受到威胁会增强这种内群体偏爱，归属感的缺失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从相对乐观的角度看，避免偏见的动机能够引导人们打破偏见习惯。 社会不平等：不平等的地位与偏见 记住一条原则：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滋生了偏见。一旦这些不平等业已存在。偏见就在促使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特权合理化。告诉我两个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我便可以预测群体之间的态度。与穷人相比，上层社会的人更多地把财富视为自身奋斗的结果，是靠技能和努力得来的，而非靠关系、金钱或好运得来的。有些人能注意并且适应社会地位的差异。那些社会支配性取向的人，倾向于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他们愿意让他们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高一些——他们喜欢位于社会阶层的顶层。处于社会高层支配地位，也倾向于促进这种取向。会支配性取向高的人，偏向于从事政治和商业领域的职业，以提升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维持阶层等级。他们不愿意从事破坏社会阶层等级的工作，如社会工作者。他们对有明显种族特征的少数种族个体抱有更多的消极态度。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滋生偏见，但相比于其他人，有些人会更多地追求社会经济地位，并且试图维持这种地位。社会不平等不仅滋生了偏见，也造就了不信任，实验证明了二者之间的相关：群体之间受到的待遇越不平等，群体间的信任和合作就越少。收入差距巨大的国家，其公共卫生往往较差，焦虑、肥胖、凶杀、少女生育、吸毒等多发，监狱和警察也更多。 社会化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者——其中有两位是从纳粹德国逃离出来的——设立了一个紧迫的研究任务：揭示反犹主义的心理根源。反犹主义影响之恶劣，导致数百万犹太人被屠杀，而且让那么多欧洲人成为冷漠的旁观者。在研究美国成人的时候，西奥多，阿多纳等人发现，敌视犹太人的人，往往也同时敌视其他少数民族。偏见似乎不只是具体针对某一群体的态度，而是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仅如此，这些自以为是的种族中心主义者普遍拥有权威人格的倾向——不能容忍软弱，具有惩罚性的态度以及服从群体内部的权威。这些权威人格倾向，反映在他们赞同诸如“服从和尊敬权威是孩子们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品质”之类的陈述上。通过这些结果，阿多纳和他的同事认为具有权威人格的个体特别容易出现偏见和刻板印象。特别让人感到震惊的是社会支配性取向和权威人格得分都高的人。阿尔特迈耶报告说，这些“双高”人士“属于我们社会当中偏见最深的人”，这一现象并不令人吃惊。他们在各种人格特质上似乎都表现得最差，他们一方面武断教条、充满种族优越感，另一方面则常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努力谋求社会经济地位。阿尔特迈耶指出，尽管这些人很少，但他们往往会成为仇视群体的领袖。 偏见一旦为自己找到理由，它就会从容不迫。——威廉，黑兹利特，《论偏见》 如果我们将宗教虔诚定义为教会成员或至少在表面上认同传统信仰的意愿，那么越虔诚的人就怀有越多的种族偏见。顽固分子往往借助宗教使其固执合理化。可是，如果我们以其他几种方式来评价宗教虔诚的程度，那么越虔诚的人则怀有越少的偏见——因此，现代民权运动具有宗教的根基，该运动的领导者当中有许多基督教牧师和基督教新教牧师。 让我们相互仇恨的宗教有很多，但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宗教却不够多。的宗教却不够多。《对各种主题的思考》 偏见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会由于惯性而持久存在。如果偏见被社会所接受，那么许多人将会遵循阻力较小的通道顺从这种潮流。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因为憎恨的需要而产生，但更可能是因为被人喜欢和接受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当人们知道别人也是如此之后，会变得更容易赞成（或反对）歧视。那些最遵从其他社会规范的人同时也是最具有偏见的人；那些不怎么遵从的人则较少存在人云亦云的偏见。对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牧师来说，不从众的代价显然是痛苦的。所有这些观点中，尚有一线希望。如果偏见并非植根于人格，那么随着潮流的改变和新规范的演进，偏见便可能消除。事实上，它的确在变化。 社会制度的支持 种族隔离是社会制度（学校、政府、媒体）助长偏见的一种形式。政治领袖既能反映各种盛行的态度，又能强化这些态度。
    • 3. 偏见的动机根源
      • 人们的动机会影响其偏见。挫折滋生敌意，人们有时候会将这种敌意发泄到替罪羊身上，有时会更直接地针对竞争性的群体来表达这种敌意。 人们还有一种动机，即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优越。即使很普通的群体成员身份，也会使人们喜欢自己的群体要胜予喜欢其他群体。自我形象受到威胁会增强这种内群体偏爱，归属感的缺失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从相对乐观的角度看，避免偏见的动机能够引导人们打破偏见习惯。 挫折与攻击：替罪羊理论 当我们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胆怯或者尚未可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移我们的敌对方向，这种“替代性攻击”现象，也许助长了（美国）内战之后南方地区对美国黑人滥施私刑的行为。但是，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社会民众就对（民族）多样性和反歧视法案持更开放的态度。繁荣时期，民族和睦更容易维护。这种替代性攻击的目标是变化不定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又出现经济混乱，许多德国人都把犹太人看成罪魁祸首。竞争是挫折的来源之一。当两个群体为工作、住房或社会声望而竞争的时候，一个群体实现了目标，这将成为另一个群体的挫折。因此，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认为，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高斯定律就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生态学原则，它认为有同样需求的物种之间的竞争是最激烈的。 任何对自己不满意的人，随时都准备好了进行报复。——尼采，《快乐的科学》。 社会同一性理论：感觉自己比他人优越 人类是群居性动物。我们的祖先教会了我们如何满足和保护我们自己在群体中生存。人类为其所在的群体而欢呼，为之而杀戮，为之而献身。进化教会我们在遇到陌生人时对其是敌是友迅速作出判断。那些来自本群体的人，看起来与我们相似，甚至口音听起来相似的人，我们往往立刻就会喜欢。自我概念——我们感觉自己是谁——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个人同一性（我们对自己的个人特性和态度的感受），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同一性。我们肩负如此多的社会身份，如同玩纸牌，在最恰当的时候打出各张牌。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把自己视为“美国人”，他们对穆斯林表现出更高的愤怒或者不尊重。当启动他们作为“学生”的身份时，他们相反对警察表现出更高的愤怒。 我们归类：我们发现将人，包括我们自己，归入各种类别是很有用的。在表述某人的其他事情的时候，给这个人贴上印度人、苏格兰人或公共汽车司机的标签，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我们认同：我们将自己与特定的群体[我们的内群体联系起来，并以此获得自尊。 我们比较：我们将自己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外群体]进行比较，并且偏爱自己的群体。 我们人类会自然地将他人分成内群体和外群体。我们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会部分地依据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拥有一种“我们”的感觉能增强我们的自我概念。这种“感觉”好极了。我们不仅在群体中为我们自己寻求尊重，还在群体中寻求自豪感。而且，认为我们的群体比较优秀，有助于让我们感觉更好。如果缺乏积极的个人同一性，人们往往会通过认同某一群体来获得自尊。因此，很多年轻人通过加入帮派来寻找自豪感、权力、安全感和同一性；当人们的个人同一性和社会同一性融合到一起——自我与群体的边界变得模糊时——他们会更加愿意为组织而战，甚至为组织牺牲。许多极端的爱国者以他们的国籍来描述自己。很多迷茫的人投身于新的宗教运动、 自助群体或兄弟会后，在其活动中找到同一性。因为我们的社会同一性，我们服从于我们的群体规范。我们为团体、家庭和国家牺牲自我。我们的社会同一性越重要，我们就越强烈地感受到对群体的依恋，面对来自其他群体的威胁时，我们的反应就越充满偏见。 内群体偏差 以群体方式来描述你是谁——如你的种族、宗教、性别、所学专业——意味着描述你不是谁。包含“我们”（内群体）的圈子，自然就排除了“他们”（外群体）。因此，仅仅是感觉到被归入某一群体，也可能增加内群体偏差。人们倾向于积极地描述自己的群体，以便于能够积极地评价自己。——约翰，特纳 内群体偏差提供积极自我概念 大部分人都有着积极的自我意象，他们会把自我意象投射到内群体而非外群体。他们的内群体偏差反映出消极的自我概念，但同时也支持了他们的自我概念。当我们的群体已经获得成功时，通过强烈地认同于该群体，我们也可以使自己感觉更好。 内群体偏差滋生偏袒 我们的群体意识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只要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就会这么做，随后就会表现出内群体偏差。即使是毫无逻辑依据而形成的群体。当我们的群体相对于外群体而言规模较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表现出内群体偏差。当我们属于一个较小的群体，被一个较大的群体包围时，我们同样也会意识到我们的群体成员属性；当我们的内群体占多数时，我们倒不怎么容易想到它。 社会地位、 自我关注和归属的需要 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要感觉自己有地位，就需要有人不如我们。因此，从偏gL或任何地位等级系统中可以获得的一个心理优势就是高人一等的感觉。大多数人都能回想起自己曾经因为别人的失败而窃喜的情景，比如看见兄弟或姐妹被惩罚，或 让者同学考试不及格等。一个怀疑自己的能力和独立性的男人，可能通过宣称女人的弱小和依赖是如何令人可怜，以此来夸耀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避免偏见的动机 动机不仅使人们持有偏见，而且会使人们去努力避免偏见。我们尽可能地压抑不合时宜的想法，如对食物的想法、追求朋友伴侣的想法，以及对其他群体的评判想法，但这些想法有时却顽固得挥之不去。 通过激发攀比之心，非要和别人比出个优劣高低，你就在孩子心底埋下了永远的罪恶种子；结果是你让兄弟姐妹们互生出许多憎恶。——塞缪尔，约翰逊，
    • 4. 偏见的认知根源
      • 近期研究展示了支持偏见的刻板印象怎样成为我们思维（我们简化世界的方式）的副产品。首先，将人分门别类的做法，夸大了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一个独特的个体，诸如惟一的一名少数种族个体，具有引入注目的特点。这种人会让我们意识到在其他情形下注意不到的差异。两个独特事件的发生（例如一名少数种族个体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罪行）有助于建立人与行为之间的虚假相关。将他人的行为归结于内在品质，会导致群体服务偏差：将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归结于他们的天生特点，对他们的积极行为则闪烁其词。 指责受害者源于一个公认的假设：因为这是一个公正的世界，人们得到的是他们应得的一切。 类别化：将人归入不同群体 我们简化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归类——通过把客体归入不同的类别来组织世界。一个人也会将人进行归类。这样做了之后，我们思考这些事物的时候就会更轻松。刻板印象有时能提供“获得信息与付出努力二者间的一个较好收益率”。刻板印象代表着认知效率，这是快速做出判断和预测他人如何思考和行事的简便方法。刻板印象和外群体偏见“具有根本的进化功能”，有助于我们祖先的竞争和生存。 在以下情形中，我们会发现依赖刻板印象能使我们既轻松又高效：嚣时间紧迫。心事重重。疲惫不堪。情绪激昂。年轻气盛而无法包容多样性。 事实上，偏见是必要的。在社会同一性理论看来，那些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敏感的人，会十分关注他们自己，准确地把人们区分为“我们”或“他们”。仅仅区分出群组，就能造成“外群体同质效应”——即认为他们都是“相似的”，不同于“我们”和“我们的”群体。因为我们一般都喜欢那些我们觉得与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欢那些我们认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所以，内群体偏好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一般而言，我们越是熟悉某一社会群体，我们就会看到越多的多样性。我们越是不熟悉，我们的刻板印象就越严重。同样，一个群体的规模越小、力量越弱，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也就越少，我们的刻板印象也就越严重。 与我们自己种族的人相比，其他种族的人的确看起来更为相像。他们向白人大学生显示几张白人和黑人的面孑乚，然后要求他们从一排照片当中挑选出这些曾看过的面孔，结果显示出本族偏差的存在。白人大学生能更准确地再认白人面孔而非黑人面孔，他们常常错误地选择一些从没有看过的黑人面孔。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社会属性上也可以产与“同龄偏差”相似的作用——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都会更准确地识别自己所在年龄段的面孔。 独特性：感知那些突出的人 我们感知世界的其他方式也会导致刻板印象的产生。独特的人、生动或者极端的事件往往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歪曲我们的判断。当群体中的某个人变得显而易见（显著）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这个人引起的。 独特性形成自我意识 当周围都是白人的时候，黑人有时能觉察到人们针对他们的独特之处所做出的反应。许多人说到自己被目不转睛地盯着或者被人怒目而视，遭遇冷漠无情的评论，或者受到的服务很差。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他人的反应是针对我们的独特性的。 污名意识 人们的污名意识千差万别。污名意识就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预期他人会对他们产生刻板印象。例如，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对于其他人怎样从同性恋的角度来“解释我的所作所为”上的假定程度是有差异的。把自己看成流行偏见的受害者，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消极的一面在于：那些认为自己屡屡成为受害者的人会生活在刻板印象的威胁、想象中的对立等压力当中，因此体验到较低的幸福感。居住在欧洲、具有污名意识的美国人认为欧洲人比较反感美国人，与那些感觉被接纳的美国人相比，感到活得更累。积极的一面在于：偏见知觉为个体的自尊提供了缓冲。如果某人肮脏不堪，他会说“噢，人们并不是针对我个人。”此外，知觉到的偏见和歧视强化了我们的社会同一性，让我们做好准备参与集体性的社会活动。 归因：这是一个公正的世界吗 我们总是热衷于将人们的行为归结于他们的内在倾向，而忽视那些重要的情境力量。。之所以犯这类错误，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人而不是情境。一个人的种族或性别总是鲜明而引人注意的，而作用于这个人的情境力量通常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处于不利位置的群体、强调谦虚的群体（诸如中国人），较少表现出这种群体服务偏差。正如迈尔斯·休斯敦所言：“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很笨；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尝试。” 公正世界现象 之所以存在这种对不幸者的贬低，是因为人们需要相信：“我是一个公正的人，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他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勤奋工作和高尚情操会换来奖赏，而懒惰和不道德则不会有好结果。由此我们很容易进一步认定春风得意的人必然是好人，而受苦受难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就像爱默生所写的那样：“受难者是无法玷污的。”与此相反，实验结果表明，受难者是可以被玷污的。当观察者无力改变受害者的命运时，他们就经常会否定和贬低受害者。这些信念使得成功人士确信他们所得到的一切也是完全应得的。富有和健康的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好运、别人的厄运，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把好运和美德、厄运和不道德联系起来，能使幸运的人在自豪的同时，也不必对不幸的人承担责任。
    • 5. 偏见的后果
      • 偏见和刻板印象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当它非。常强烈的时候，在判断不了解的个体的时候，在就整个群体进行决策的时候急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趋向于永久存在，并且抗拒改变。它们还会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创造出相应的现实。 偏见通过让人担心其他人会刻板化地看待自己，利用刻板印象威胁来妨碍一个人的表现。 刻板印象，特别是强烈的刻板印象，会影响我们感知他人和解释事件的方式。 自身永存的刻板印象 偏见是一种预先判断。预先判断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谁也不是毫无私心杂念的社会事件记录员，一五一十地记录支持或者反对我们各种偏见的事实。 歧视的影响：自我实现的预言 态度之所以可能与社会阶层等级相一致，不仅仅是由于合理化的需要，还因为歧视影响到了它的受害者。 那些受压迫的人对文明形成一种强烈的敌意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使文明得以实现，但分享到的文明财富却少得可怜。一弗洛伊德，《一个幻想的未来》 如果我们预言同伴有灾祸，则我们倾向于挑起它；如果是好事，则是我们引发的。——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 刻板印象威胁 只要感觉到偏见就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少数群体——也许是在白人社区居住的一个黑人，或者是在黑人社区居住的一个白人。这种陌生环境会消耗我们的精力与注意力，导致我们心理与生理机能下降。当你置身于别人都预期你会表现很差的情境当中，你的焦虑可能会导致你证实这一信念。克劳德·斯蒂尔和他的同事称这一现象为刻板印象威胁——一种自我验证的忧虑，担心有人会依据负面刻板印象来评价自己。 在做数学测验之前，向亚裔美国女性询问一些个人经历问题，借此提醒她们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们的成绩（相对于控制组而言）陡然下降。当以类似的方式提醒她们的亚洲身份，她们的成绩会有所提高。负面刻板印象干扰成绩，而正面刻板印象似乎能促进成绩。 刻板印象会使个体判断出现偏差吗 是的，刻板印象导致判断出现偏差，但令人欣慰的是：首先，我们的刻板印象通常可以反映（尽管有时会扭曲）现实。就如多元文化所承认的。人们彼此不同，并能够知觉和理解这些差异。贾逊说，“刻板印象的准确性是所有社会心理学效应中最伟大的效应之一”。其次，人们在评价个体的时候，往往比评价由这些个体构成的群体时更为积极。性别刻板印象非常强烈，但是基本不影响人们评价特定的某位男性或女性的工作。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了。人们可能具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但在评判特定的个体时又会忽略这些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扭曲认知解释 刻板印象同样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如果告诉人们，“有人觉得那个政治家的话不正确”，人们就会推断那个政治家在骗人；如果告诉他们，“有人觉得那个物理学家的话不正确”，人们只是推断那个物理学家有所失误。同样是关心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是模特，就会显得爱慕虚荣；但如果是三项全能运动员，则显得具有健康意识。
    • 6. 后记：我们能否减少偏见
      • 相对于减少偏见而言，社会心理学家在解释偏见方面做得更为成功。因为偏见源于很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所以没有简单的纠正方法。不过，现在我们有望找到一些办法来减少偏见（随后一章将做深入的探讨）：假如不平等的状态滋生偏见，那么我们可以谋求建立合作、地位平等的关系。如果偏见常常使得歧视行为合理化，那我们可以通过法律要求不得歧视。如果社会制度支持偏见，那么我们就取消这些支持（例如，说服媒体宣扬种族和睦）。如果外群体看起来比事实上更不像某人自己的群体，那么我们可以努力将他们的成员个性化。如果自发的偏见导致我们做出一些让我们愧疚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愧疚感激励我们打破偏见。
  • 2. 第十章：攻击：伤害他人
    • 1. 攻击的概念
      • 在印度北部，曾有一个犯罪团伙，这些最早的暴徒在1550-1850年间绞死了200万以上的人，声称这是为卡莉女神服务，他们无疑是具有攻击性的。但人们同样使用“有进取心”来形容一个热情的售货员。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自信、精力充沛、有雄心的行为区别于伤害、损害、破坏性行为，前者称为果敢自信，后者称为攻击。对社会心理学家来说，我们把攻击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的身体行为或者言语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车祸或人行道上的碰撞等无意伤害，也排除了帮助他人时不可避免带来疼痛的行为，如牙科治疗或者——更极端的——帮助他人进行自杀。但包括踢、打、威胁、侮辱，甚至散布流言或“冷嘲热讽”；研究者通常通过让人们决定伤害他人的程度，如施加多强的电刺激。攻击还包括毁坏财产、撒谎等其他以伤害为目的的行为。 该定义涵盖了两种不同的攻击。当动物发怒时，它们在展示典型的社会性攻击行为；而当掠食者潜行在猎物之后时，它们表现的是静息的攻击行为。社会性和静息攻击行为分属不同的脑区。对于人类，心理学家把攻击行为分为“敌意性”和“工具性”两种。敌意性攻击由愤怒引起，以伤害为目的。工具性攻击只是把伤害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大多数恐怖活动属于工具性攻击。大多数战争是工具性攻击。 敌意性攻击是“激烈的”，而工具性攻击则是“冷静的”。青少年欺负别人，不论是言语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也都属于工具性攻击行为，因为他们通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支配性和更高的地位。青少年的层级结构很奇怪，卑劣和不被人喜欢的人有时反而会很受欢迎和尊敬。 注意：人类不断增强自己破坏能力的同时，却没有使自己制止攻击的能力同步增强。 我们制造的每一支枪、下水的每一艘战船、点燃的“每一枚火箭，最终都只意味着一种偷窃，对那些忍受饥饿却得不到食品、身处寒冷却得不到衣物的人们的偷窃。——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演讲，1953。 有什么方法能将人们从战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呢？——爱因斯坦致弗洛伊德的一封信。1932
    • 2. 攻击的理论
      • 攻击（定义为意在伤害他人的言语和肢体行为）有两种形式：敌意性攻击，由愤怒等情绪引起并以伤害为目的；工具性攻击，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关于攻击有三种主要理论。与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关系密切的本能观点认为攻击性的能量会在体内不断积累，就像水在大坝后积聚一样。虽然这种观点很少有直接证据的支持，但攻击确实受到遗传、血液化学成分和大脑等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挫折产生了愤怒和敌意，如果存在攻击性的线索，这种愤怒就可能激起攻击。挫折感不仅来自剥夺本身，还来自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我们的攻击是习得的。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别人的成功，我们会习得攻击的好处。社会学习使家庭、亚文化和大众媒体（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都能对攻击产生重要的影响。 攻击的生物学理论 哲学家关于人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人性在根本上是仁慈、知足而高贵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性的本质是残忍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攻击根源于一种自我破坏的冲动。攻击把这种对死亡原始的强烈欲求所蕴涵的能量转向他人（一般而言，他称这种强烈欲求为“死本能”）。作为动物行为专家，洛伦兹认为攻击更多是适应性的而非自我破坏。两种理论都认为，攻击性的能量来自本能，是非习得的和普遍的。如果得不到释放，这种能量就会越积越多，直到爆发为止；或者有一个合适的刺激使之得到发泄，就像老鼠摆脱捕鼠器一样。 神经系统的影响：攻击是复杂的行为，并非简单地受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控制。 基因的影响：遗传因素影响神经系统对暴力线索的敏感性。 生物化学因素：血液中的化学成分同样可以影响神经系统对攻击性刺激的敏感性。酒精使人们的个性弱化，降低我们的抑制能力。 睾丸激素：尽管激素的影响对低等动物比对人类要强烈得多，但暴力行为的确与男性的睾丸激素有关系。男性的睾丸激素能够增加面部的宽和长的比率。也有人准确预测出脸部较宽的男性攻击性更强，更不值得信任。 攻击的挫折一攻击理论 攻击的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我们学会克制直接的报复．特别当知道别人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反对或者进行惩罚之时；相反，我们会把我们的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一则古老的故事为转移做了很好的诠释：一个被老板羞辱的男人回家以后大声斥责他的妻子，妻子只好向儿子咆哮，儿子只能踢狗解气，而狗则把来送信的邮递员咬了一口。伯科威茨认为，挫折产生的是愤怒，即攻击的一种情绪准备状态。愤怒起源于某个有其他行为选择可能的人阻挠了我们实现目标。注意：挫折一攻击理论是为了解释敌意性攻击，而非工具性攻击。 相对剥夺 不只是完全的剥夺会产生挫折感，更多时候，挫折感来源于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当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我们的挫折感就会变得较为复杂。工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和同一条工作线上其他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报酬是否公平。这种感觉称为相对剥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和社会里，人们的幸福感较低而犯罪率较高。相对剥夺同样可以解释东德人民反抗他们的政权的原因：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要高于一些西欧国家，但却低于他们的西德同胞，从而使他们有挫折感。今天，电视节目和广告中所描绘的富裕生活也是挫折感一个可能的来源。在电视普及的社会里，它把绝对剥夺（缺乏别人拥有的东西）的感觉转化为相对剥夺（被剥夺感）。 攻击的社会学习理论 攻击的回报 基于本能和挫折的攻击理论认为：充满敌意的强烈冲动来自内在的情绪，这些情绪可以把体内的攻击欲望“释放”出来。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学习同样可以“引发”攻击。通过亲身经历和对别人的观察，我们学习到攻击通常需要付出什么。实验可以把温驯的动物改造成凶残的好斗者，严重的挫败则可以导致顺从。同样，人类也可以习得攻击的回报。儿童一旦成功地使用武力胁迫了其他儿童，他很可能会越来越富于攻击性。自杀式爆炸袭击的首要目标不是那些受伤的人，而是那些通过媒体看到袭击的目击者。恐怖主义就是要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达到使人恐惧的目的。如中国古语所说：“杀一儆百；”。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杀几个人就可以恐吓住上亿人口。 观察学习 班杜拉提出了攻击的社会学习理论。他认为，人们对攻击的学习不仅发生在亲身体验其后果时；通过观察别人，人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学习。像很多社会行为一样，当看到别人表现攻击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时，我们会习得攻击。对成人攻击行为的观察降低了他们对自己的抑制。而且，孩子常常重复示范者的动作和话语。所以观察攻击性行为不仅降低了孩子对自我的控制，还教给了他们怎样去攻击。班杜拉认为，日常生活中，我们受到来自家庭、文化和大众媒体的攻击性榜样的影响。 家庭 身体富于攻击性的儿童往往有惯用体罚的父母。父母用尖声训斥和拳打脚踢管教他们，从而塑造了他们的攻击。这些家长通常也受过来自他们父母的体罚。虽然受虐待的孩子日后并不一定变成罪犯或者虐待子女，但其中30%的人确实对自己的孩子实施了类似的虐待，这一比例是平均水平的4倍。更广义的文化也有影响，来自经济不发达、贫富严重不均、尚武且参与过战争的非民主文化的人，会倾向于支持和参与攻击行为。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攻击性的榜样，都可以习得攻击性的反应方式。但什么情况下会真的出现这种反应呢？班杜拉认为，攻击行为是由挫折、疼痛、受辱等令人不快的体验激发的，这些体验在情绪上把我们唤醒。但我们是否真的选择攻击性行为还取决于我们对结果的预期。当攻击看上去比较安全甚至会带来好处时，我们在被唤醒之后就很可能会那么做了。
    • 3. 攻击的影响因素
      • 很多因素会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其中之一是厌恶事件，厌恶事件不仅包括挫折，也有不适、疼痛，以及身体、言语上的人身攻击。 几乎由任何一种来源，甚至包括身体锻炼或性刺激导致的唤醒，都能被转化成愤怒。 攻击线索（如一把枪的出现）增加了攻击行为的可能性。 观看暴力节目不仅会导致攻击行为出现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被激怒的人中，而且还会降低观众对攻击的敏感。度和改变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觉知。这两个发现和对观看暴力色情作品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观看色情作品会增加男性对女性的攻击，并且扭曲他们对于女性对性胁迫的态度的知觉。 电视渗透到了上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中，电视也描绘了相当多的暴力行为。相关和实验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观看过多的电视暴力与攻击行为有关。 反复玩暴力游戏则会引发更多的攻击性想法、情绪和行为，因为游戏体验与其他媒体相比，需要更多的主动参与。 很多攻击行为是群体发生的。激怒个体的情境同样可能激怒群体。通过分散责任和极化行为，群体情境能够增强攻击反应。 厌恶事件 能诱发攻击的事件通常不仅包括挫折，还有一些令人厌恶的体验：疼痛、令人不适的炎热、受攻击、过度拥挤。 唤 醒 一种躯体唤醒状态会引发怎样的情绪，取决于人们对这种唤醒的解释和分类。躯体的兴奋状态确实可以强化几乎所有情绪。厌恶性情境可以激起人们敌对性的认知、敌对情绪和唤醒状态，继而引发攻击。这样的反应使我们更容易将他人意图理解成恶意的，并报之以攻击。有一些人被称为“感觉狂”，他们渴望高水平的唤醒状态，喜欢冒险，需要持续刺激带来的兴奋感。有观点认为，攻击行为会提高唤醒水平。反之亦然，感觉狂也更具有攻击性。挫败、炎热或者侮辱性的情境都会提高我们的唤醒水平。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唤醒状态就会与敌对的想法和情绪一起，促成攻击性行为。 攻击线索 如前所述，当攻击线索“拔掉瓶塞”，胸中怒火喷涌而出时，暴力行为最容易发生。看到武器就是这样一种线索，尤其是当它被看做一种暴力工具而非消遣时。枪支会启动敌对性想法和惩罚性的判断。所见即为所思。尤其是当武器被视为暴力工具而非消遣之时更是这样。比如，对于猎人来说，看到一把猎枪并不会启动攻击想法，但是对于猎人以外的人却会有启动效应。“枪支不仅使暴力成为可能，还可以刺激它的发生。手指扣动扳机，但扳机同样可以拉动手指。”家中有枪与否，往往意味着这样的区别：是争斗还是葬礼，是忍耐还是饮弹自尽。 媒体影响：色情作品和性暴力 色情作品把性攻击描述为对受害者而言是愉快的，这增加了人们对强迫性关系的接受程度。——美国医事总署在色情作品和公共卫生研讨会上达成的社会科学共识。有证据表明，色情作品也会导致男性对女性的实际攻击。 媒体影响：电视和互联网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预测是可行的。一个儿童看的电视节目中包含的暴力内容越多，那么他的攻击性就会越高。为什么看电视会影响行为？ 鉴于相关研究与实验研究结论的一致性，研究者探索了为什么观看暴力节目会有这种效果。考虑三种可能性。导致社会暴力行为的不是暴力内容本身，而是由其造成的唤醒状态。另一些研究显示，观看暴力使人们降低抑制。媒体内容同样引起模仿。 社会脚本 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不知道该如何行为，我们就会依赖社会脚本，即文化提供的关于如何行为的心理指导。看过太多动作影片之后，年轻人会需要一个脚本，以在他们碰到真实的冲突时起作用。 改变知觉 难道电视虚构的世界也塑造了我们对现实姗世界的觉知吗？看电视多的人（每天看4个小时以上）比看电视少的人（2个小时或更少）更容易夸大周围世界暴力发生的频率，更害怕遭到人身攻击。 认知启动 有新证据表明，观看暴力录影带可能会激活与攻击有关的概念网络在观看了暴力节目之后，人们对他人的行为会作出更富敌意的解释（推搡行为是有意的吗？），解释同音异义字时倾向于选择更具攻击性的意义，而且对攻击性词语的识别更加迅速。媒体启动了思考。 消耗时间 电视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它的质量，而是它的数量。与更多的娱乐活 任何动相比，看电视消耗了人们的精力，压抑了他们的心境。 媒体影响：电子游戏 大量研究表明，一般来说，玩暴力电子游戏确实会增加攻击性行为、攻击性思维和攻击性情绪。玩暴力电子游戏产生如下的一系列效应：诱发攻击性行为。引发攻击性思维。唤醒攻击性情绪。减少对他人的帮助和同理心。当然，电子游戏并不都是有害的，因为并非所有游戏都包含暴力情节，甚至暴力游戏也有助于提高手眼协调能力和反应速度。此外，玩游戏的关键乐趣在于帮助人们满足竞争、控制和社交等基本需要。在实验中随机分配6-9岁的男孩获得一个游戏系统，结果发现他们在随后几个月里平均每天花40分钟玩游戏。其负面影响在于，与没有获得游戏系统的控制组儿童相比这些孩子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减少，阅读和写作的得分更低。 群体影晌 前面我们已经考察了哪些因素会激发个体的攻击性。如果挫折、侮辱和攻击性榜样能够增强孤立个体的攻击倾向，那么这些因素也一样会对群体有类似的影响。当一场骚乱开始的时候，一旦有人开始对抗，便如同扣动了扳机，攻击行动迅速蔓延。看着别人肆无忌惮地疯抢，搬走电视机，守法的旁观者可能会违背道德，仿效前者的行为。群体通过责任扩散使攻击行为增大。在战争中，进攻决策是远离前线的战略家做出的。他们下命令，但是由其他人执行。通过社会“传染”，群体能够放大攻击倾向，正如他们极化其他倾向一样。结伙的学生不断地骚扰和攻击没有安全感的软弱的同学。这是一种群体行为，单个欺凌弱小的人极少进行嘲弄和攻击。 战争最残忍的是，它强迫人们集中在一起，干一些就个人而言谁都很反对的事情。——艾伦·凯，《战争、和平和未来》。
    • 4. 减少攻击行为
      • 我们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攻击？与宣泄假设相反，发泄攻击更多地引发攻击的产生，而非减少进：一步的攻击。 社会学习观点建议通过消除引发攻击的因素来控制它：通过减少令人厌恶的刺激，奖励和塑造非攻击行为，以及引发与攻击行为不一致的反应。 宣泄假说成立吗 轻微的攻击行为可以为自己找到正当理由。人们贬低受害者，从而使进一步的攻击合理化。报复从短期看可以减少张力，甚至提供快乐，但从长期看却能激起更多的负性情绪。当愤怒的人们击打一个沙袋，甚至相信这样能够宣泄，但影响是相反的——导致他们表现得更残忍，布什曼和他的同事的研究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用非攻击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感觉和告知别人，他们的行为是怎样影响了我们。在不同文化情境中，那些能够把对“你”的指责重组成“我”的信息的人——“我很愤怒”或者“你把脏盘子留在那里让我很不愉快”——以一种能使别人更好地做出积极反应的方式交流他们的感受。我们可以不采取攻击性的方式，而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利益。 惯于摆出暴力姿势的人，只会增加自己的愤怒。——达尔文，《动物和人类的情绪表达》。 社会学习法 厌恶体验，如期望破灭、人身攻击等都会导致敌意性攻击。所以，避免给人们以错误的、不可达到的预期是明智的。预期的回报与代价会影响工具性攻击。它建议我们应该奖励合作性的非攻击行为。在实验中，当看护者忽略他们的攻击行为，并强化非攻击性行为时，儿童的攻击性降低。惩罚攻击者的效果不那么稳定。只有当惩罚措施严厉、及时并且确定，当它和对期待的行为进行奖励结合起来，而且接受者不愤怒这样的理想条件下，威胁性惩罚才能消除攻击。 体罚同样会产生消极作用。惩罚是一种冲令人厌恶的刺激，它为我们尽力防止的行为提供了榜样。而且它是强迫的（回想一下，我们很少因为很强的外部理由而强迫内化某种行为）。暴力少年和虐待孩子的家长大多出自以严酷体罚来管教孩子的家庭便不足为奇了。为了创造一个温和的世界，我们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出榜样并奖励敏感性和合作，或许可以通过训练家长用非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达到此目的。训练计划鼓励家长强化期待的行为，积极而非消极地表达观点（“清理完你的房间以后，你就可以玩了”；而不是“如果你不清理你的房间，你哪儿也别去”）。一个“替代攻击项目”通过教给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交流技巧，训练他们控制自己的愤怒并提高他们的道德推理水平，已经显著降低了青少年罪犯和团伙成员的再犯率。
    • 5. 后记：对暴力文化的改革
      • 比惩罚的严重程度更重要的是它的确定性。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说，与将刑期加倍相比，拘捕率增加50%，犯罪量的减少是前者的两倍。尽管如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路易斯还是相信更强硬、更及时的惩罚措施才是最为根本的方法：“我们所面临的无视法律的程度是如此可怕，它更像一场瘟疫，已不是单纯的执法问题。绝望的贫民、缺少关爱的儿童、滥用毒品导致的犯罪与暴乱的泛滥，不是单单靠无底的监狱、依法审判、增加警力就能解决的。”等犯罪发生后才有所反应，其社会效果就如同拿创可贴治疗癌症。 另一种观点来自于在急流中营救落水者的故事。在成功救起一个以后，帮助者发现另外一个挣扎的人，然后把她也拉了出来。如此反复发生数次后，救人者突然打住，跑开了，无视这时流水卷着另外一个溺水的人进入视线。“你不准备救那个家伙了吗？”有旁观者间道。“当然不，”救人者吼道，“我非要到上游看看，到底是什么见鬼的东西把这些人推到水里。” 为了得到保障，我们需要警察、监狱和社会工作者，以帮助我们对付这些困扰我们的社会病。打蚊子确实不错，但排干沼泽的水会更好——通过改造我们的文化，去除那些腐蚀年轻人的社会毒瘤和重建我们的道德根基。
  • 3. 第十一章：吸引与亲密：喜欢他人与爱他人
    • 1. 导致友谊和吸引的因素
      • 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的最好预测因素是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近性。接近性有利于双方不断曝光，从而进行相互交往，这也促使双方去发掘两人的相似之处，感受彼此的喜爱。 决定吸引力的第二个因素是外表吸引力。对约会陌生人进行的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都表明，大学生更倾向予 ，选择外表有吸引力的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实际 。上愿意选择那些大体上与自己的吸引力匹配（或者，对方魅力不足但具有其他补偿性品质）的入结婚。对有吸引力的人的积极归因形成了关于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也就是“美即是好”的假设。 双方在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上的相似性，会极大地增进一方对另一方的喜欢。相似导致喜欢；对立则很少能产生吸引。 我们也很可能和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建立友谊关系。 根据吸引力奖赏理论，我们喜欢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奖赏，或者那些与奖赏事件相联系的人。 接近性 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接近性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源。尽管接近也可能诱发敌意，大多数攻击和谋杀都发生在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中间，但接近性更容易产生喜欢。尽管对于那些煞费苦心想搞明白浪漫爱情神秘起源的人来说，接近性这一因素显得微不足道；但是社会学家已经证实，大多数人的婚 严姻对象是那些和他们居住在相同的小区，或在同一个公司或单位工作，或曾在同一个班里上过课的人。 相互交往 事实上，地理距离并不是关键，功能性距离——人们的生活轨迹相交的频率——才是关键。。我们常常与那些共享居住区人口、停车场和娱乐场所的人成为朋友。随机分配到同一宿舍的大学生，当然不可避免地频繁交往，所以他们更可能成为好朋友而不是敌人。浪漫的爱情常常更像雏鸭的印刻，只要是经常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会爱上几乎是任何一个与自己有着大致相同的人格特征并且会回报我们感情的人。后期的研究表明，同卵双生子的配偶倾向于拥有相当一致的人格特征。为什么接近会诱发喜欢呢？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易得性；很显然，我介]很少有机会认识一个不同学校的人或住在另一城市的人。但是事实远不限于此，大多数人更喜欢他们的舍友，更喜欢隔壁的人，而不是隔了几个门或是住在楼下，距离刚刚远到令人感到不便的那些人。此外，那些距离接近的人，就像容易成为朋友一样，也容易成为敌人。 当我不能接近我爱的人时，我便去爱那个离我近的人。——哈尔堡，《费尼安的彩虹》，1974 对相互交往的预期 如前所述，接近性能使人们发现共性并交换回报。更重要的是，仅仅是对相互交往的预期就可以引发喜欢。。我们更喜欢那些经常见面的人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与他人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我们能选择的，但我们却必须与他们——室友、兄弟姐妹、祖父母、老师、同学、同事等进行持续的交往。喜欢他们必定有助于和他们建立更好的关系，反过来，这样的关系也造就了更快乐、更有成就的生活。 曝光效应 在多次呈现刺激之后，学生们对刺激的评价（此处呈现了样本中的一个）更为积极。事实上，熟悉诱发了喜欢。对于各种新异刺激一无意义音节、汉字、音乐片段、面孔——的曝光都能提高人们对它们的评价。曝光效应违背了我们通常对厌倦（兴趣的降低）的预测，即重复听到的音乐和反复吃的食物会引起厌倦。除非这种重复是没完没了的（有一句朝鲜谚语：“即使是最好的音乐，听多了也会厌倦”），否则通常它的确会使喜欢增加。人们大概能够马上记起喜欢或厌恶的人或事，但却意识不到喜欢或厌恶之原因。扎荣茨认为，情绪相比于思维更具有即时性。扎荣茨的惊人设想——情绪半独立于思维（“情感可以先于认知”）——在最近的脑研究中得到了支持。情绪和认知可由不同的脑区引发。破坏猴子的杏仁核（一个与情绪有关的脑结构）以后，它的情绪功能受到了损害，但认知反应却保持完好。广告商和政治家们充分利用了这种效应。即使人们对某一商品或候选人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仅仅通过简单的重复，也可以增加商品的销量或得票率。)。如果一个商品在广告中没完没了地出现，那么，购物者常常会对该商品做出不假思索的、自动化的偏爱反应。 外表吸引力 吸引力和约会 接近22万人参与的一项世界范围的BBC网络调查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多重视配偶的外貌，而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诚实、幽默感、善良以及可靠。 我们应该更注重心灵，而不是外表。——《伊索寓言》 个人魅力胜过任何介绍信。一亚里士多德 匹配现象 并非人人都能与一位魅力非凡的人厮守终身。人们是怎样结成连理的呢？伯纳德，默斯坦等人的研究表明，人们一般与跟自己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人结成伴侣。研究表明，夫妻、约会对象，甚至志趣相投者之间的吸引力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人们选择朋友，尤其在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不仅在智力、受欢迎程度和自我价值上，而且在外表吸引力方面都能与自己匹配的人。很多实验都证实了这种匹配现象的存在。在知道对方可以自由地同意或拒绝的情况下，在选择与谁接近时，人们通常会接近那些在吸引力方面与自己大致匹配（或者对方的吸引力高出自己不多）的人。人们寻找那些看起来，合心意的人，但同时也清楚自己能多大程度上合别人的心意。也许你会想，有很多夫妻的吸引力并不匹配，但他们却很幸福。在这种情况下，吸引力较差的一方常常具有其他方面的品质，可以对自己的外表进行补偿。每一方都把自己的资本拿到社会市场中，对各自资本的价值进行了合理的匹配。)。男性通常强调自己的财富或地位，并且希望寻求年轻和有吸引力的 、女性；女性则相反，例如一则广告这样写道：“一位有吸引力、聪明的女子，26岁，身材苗条，欲觅热情而有稳定工作的职业男士。”那些在广告中强调自己的收入和学历的男性，以及强调自己的年轻和美貌的女性，通常能得到更多的反馈。，这种资本匹配的现象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年轻貌美的姑娘通常会嫁给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年长男人。男人越有钱，身边的姑娘越年轻漂亮。 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 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美的就是好的。孩子很小的时候，通过听成人给他们讲故事等方式，就开始形成了这种刻板印象。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是美丽的——也是善良的。女巫和继母是丑陋的——同时也是邪恶的。通过整容改变自己外貌是否也会起到效果？为了检验整容的效果，迈克尔·卡利克对哈佛的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学生们看八位女士整形手术前后所拍摄的侧面照片，然后对她们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学生们不仅认为女士们手术后的外表更有吸引力，而且也认为她们更善良、更敏锐、更性感热情、更有责任感、更讨人喜欢等等。 即使是美好的品德也抵挡不过美丽的身体。——维吉尔，《埃涅伊德》 第一印象 我们说吸引力很重要，是在假设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来谈论的。并不是说，任何时候外表的吸引力都比其他任何特质更重要。一些人通过外表来评价他人，另一些人则不是这样。而且。吸引力可能对第一印象的影响最大。当然，第一印象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变动性增大，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短暂，第一印象就显得愈加重要了。第一印象形成的速度非常快，它对思维的影响也非常大，这就是美丽意味着成功的原因。人们迅速感知到美，并启动了积极的加工过程。 “美即是好”这种刻板印象准确吗？ 漂亮的人是否真的具有让人满意的特质呢？是否如同列夫，托尔斯泰所说，这是“一个奇怪的错觉……认为美的就是好的”？然而，有时候这种刻板印象的确得到了事实的证明。研究表明，有吸引力的孩子和青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不那么拘谨、更加外向，而且社交技能更好。有吸引力的人和无吸引力的人，他们之间的微小差异很可能来源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有吸引力的人通常更受重视，更讨人喜欢，并且，大多都因此而变得更自信（例如，男士对没见过面，但被他们认为是很有吸引力的女士，做出了热情的回应）。这样看来，影响你社交技能的关键，并不在于你看起来怎样，而在于别人怎样看待你，以及你对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你是否接纳自己，喜欢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谁具有吸引力 我曾经把吸引力描述成一种像身高那样的客观特征，某些人拥有的多些，而某些人拥有的少些。但严格说来，吸引力指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所发现的任何具有吸引性的特征。资源匮乏、贫穷和饥饿的人们就会认为丰满更具吸引力；而物质条件富足的人则认为美丽等于苗条。 进化与吸引力 持进化观的心理学家用繁殖策略来解释这些性别差别。他们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美丽其实反映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健康、年轻和富于生殖能力。事实确实如此。长相英俊的男性精子质量更高。拥有沙漏型身材的女性月经周期更规律，生育力更强。逐渐地，那些喜欢看起来富有生殖能力女性的男性所繁衍的后代，超过了那些乐意与绝经后女性交配的男性所繁衍的后代。进化心理学家也认为进化使女性预先就更偏好那些能够“提供和保护资源”的男性特征。难怪外表有吸引力的女性倾向于嫁给地位高的男性，也难怪男性都决心相互竞争以获得名誉和财富来显示自己的地位。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是被原始的吸引力所驱动的。就像吃饭和呼吸一样，吸引力和婚配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它不可能归结为文化的偶然现象。 爱情不过是一种肮脏的诡计，它欺骗我们去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英国小说家，毛姆，1874-1965 因为你美丽，我才爱你，还是因为我爱你，你才美丽呢？——白马王子，音乐剧《仙履奇缘》 社会比较 实验室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对比效应”。对于那些刚刚看过杂志中裸体照片插页的男性而言，普通女性，甚至他们妻子的吸引力都会减小。观看诱发强烈性欲的色情电影同样也会降低对自己倦侣的满意度。性唤起可能暂时地使异性看起来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观看完美得可以打10分的或非现实的性描写所产生的持续影响，会使伴侣吸引力降低——更有可能被评为6分而不是8分。对比效应同样也在我们的自我知觉过程中起作用。看到一个魅力非凡的同性之后，人们会觉得自己缺乏吸引力，而观看一个相貌平平的同性之后，我们不太会产生这种感觉。男性进行自我评价的愿望也会因为接触了一个更有权力、更成功的男性而变得不强烈。古铁雷斯等人认为，应该感谢现代传媒的存在，它使我们在一小时内可能看到“很多更有吸引力、更成功的人，而我们的祖先则要花费一年甚至是一生的时间才能看到那么多有吸引力的人”。这种超乎寻常的比较标准也捉弄着我们，使我们低估伴侣和我们自己，使我们花费大量的金钱来化妆、减肥和进行整容手术。 我们所爱之人的吸引力 我们不仅会认为有吸引力的人讨人喜欢，而且会认为讨人喜欢的人也有吸引力。也许你会想起，当你越来越喜欢一个人时，他对你的吸引力也会不断上升。而他们外表上的不完美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心美貌亦美”就确实存在。 相似性与互补性 物以类聚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深信不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订婚的情侣以及夫妻，会比那些随机配对的人更可能拥有相同的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此外，丈夫和妻子间的相似性越大，他们就越幸福而且越不容易离婚。这种相关关系是有趣的，但是它们之间孰因孰果却还是个谜。到底是相似性导致了喜欢，还是喜欢导致了相似呢？ 相似产生喜欢 相似性产生了满足感。物以类聚，的确如此。当你发现某个独特的人与你拥有相同的想法、价值观和愿望时，当你发现心心相印的伴侣与你喜欢一样的音乐、一样的活动甚至一样的食物时，你就会更确信这一点。（当喜欢相同的音乐时，人们也拥有相似的价值观） 不相似导致不喜欢 我们有一种偏好一错误的一致性偏好——倾向于认为别人与我们拥有同样的态度。当我们发现某人与我们的态度不一致时，我们就会倾向于减少对这个人的喜欢。如果那些不同的态度和价值观与我们的道德信仰具有强烈的关系，我们就会更加不喜欢并且远离他们。总之，不同的态度对喜欢的抑制作用甚于相似态度对喜欢的促进作用。人们在自己的团体中都期望成员具有相似性，人们发现自己很难喜欢一个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恋人和舍友会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在对各种事情的情绪反应和态度上变得越来越相似。“态度一致性”有助于人们促进和维持亲密的关系，也能够导致同伴高估他们态度的相似性。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琼斯指出，“文化种族主义”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文化差异本来就是现实生活的事实。现实生活中既存在现实取向、自然表露、注重精神和由情感驱动的黑人文化，也存在未来取向、注重物质和由成就驱动的白人文化。琼斯认为，与其想方设法要消除这些差异，还不如好好感激这些差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结构所作的贡献。”在某些情境中，善于表达是优点；在另一些情境中，未来取向是优点。每一种文化都有许多要向其他文化学习的地方。在一些国家，如加拿大、英国、美国，移民和不同的出生率造成了发展的多样性，因此，如何教育人们尊重和欣赏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文化多样性程度的提高，而我们对于差异又有天生的警惕性，尊重和欣赏差异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社会挑战。 为了让读者排除对偏见的个人责任的考虑，我将：书起名为《偏见与种族主义》，我解释了种族问题如何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偏见根本就不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欧洲的传统文化和非洲有很大不同，它们的差异：是文化种族偏见产生的根源——即无法容忍文化差异。在今天这个种族融合的世界中，即使我们正在努力寻求统一：的思想，我们也必须学会接纳文化多样性。 对立引发吸引吗 某些方面的互补性的确可以促进关系的改进（即使是两个同卵双生子之间的关系）。然而，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喜欢并和那些在需求和人格方面相似的人结为夫妻。也许某一天，我们会发现一些方法（除了异性相恋之外）能使差异产生喜欢。支配性和被支配性也可能会是其中的一种。但一般来说，对立者并不相吸。 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发现一个有魅力的人真的喜欢你，似乎能唤起一种浪漫的情感。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告知某些人他们被别人喜欢或仰慕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馈的情感。而且，一项速配研究也表明，当某些人尤其喜欢你而不是别人时，这种情感回馈会更好。一点点不确定性也能让人燃起渴望。某人可能喜欢你，但你不太确定。这种情况下，你往往更会对他念念不忘，觉得他很有吸引力。无论我们评价自己，还是评论别人，消极信息都占了更大的权重，这是因为，较之于积极信息，消极信息更不寻常，也更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缺点比优点更具有影响力。 归 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奉承有时的确会使你感觉良好。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如果赞美明显地违背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比如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可事实是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头了，或许我再也不会尊重这个奉承者，并会怀疑这种赞美是否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因此我们常常认为批评比表扬更真诚。事实上，当我们听到的开场白是“说实话”时，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要听到的会是批评。我们的反应依赖于我们的归因。我们是不是把赞美归因为一种讨好——自我服务的一种策略呢？这人是不是想让我们为他买什么东西？或是谋求性顺从？还是希望给予回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奉承者和他们的赞美都会失去魅力。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别有用心的动机，我们就会接受奉承者和他们的奉承。 聚焦：缺点比优点更有影响力 坏事带来的好处是可以使我们做好准备去面对危险，保护我们远离死亡和残障。对于生存来说，坏事变坏要比好事变好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更大。消极事件的力量“或许正是积极心理学运动发起的最重要的原因。”为了克服个别消极事件的不良影响，“人类的生活需要更多积极的事情而不是消极的事情。”例如：破坏性行为对亲密关系的伤害程度要比建设性行为对亲密关系的促进作用更大。（冷酷的言辞比甜言蜜语能持续更长的时间。）坏心情比好心情更能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记忆。（即使我们天性乐观，也更容易想起过去那些引起不良情绪反应的事情。）一件坏事（创伤）比一件好事能够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死亡比出生更能引起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自尊和吸引 哈特菲尔德想弄清楚在我们四面楚歌时，别人的支持是否显得尤为珍贵，正如饥饿之后的进食是最好的奖赏一样。为了验证这一想法，她先给斯坦福大学的女生进行了人格分析，划分出令人非常愉悦的人，让人感到不快的人，通过这种办法，研究者肯定了一部分人，而否定了另一部分人。然后，要求她们评价几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很有魅力的男性，他正好在实验之前曾与每个女生有过热情的聊天，并邀请每个女生去约会（无一人拒绝）。你猜哪些女生最喜欢这位男土呢？答案恰恰是自尊心刚刚遭受了暂时打击并极为渴望获得社会承认的那些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在遭遇一次很伤自尊的拒绝之后，会表现出一些反弹行为，比如坠人充满激情的恋爱当中。 获得他人的尊重 频繁的赞扬可能会失去价值。当一个丈夫第500次说，“呀，亲爱的，你看起来真美啊”，这话给妻子的触动远不如他说，“哦，亲爱的，你穿那件衣服不是很好看。”要让所爱的人满意很难，但伤害所爱的人却很容易。这说明，与压抑不快情绪和戴尔·卡内基所说的“过度赞扬”相比，保持坦率而真诚的关系，一互相尊重、彼此接纳、保持忠诚一更可以持续地让对方感到满意。在大多数社会交往中，我们会对自己的消极情绪进行自我检查。因此，斯旺及其同事提出，某些人根本没有获得矫正性的反馈。他们生活在充满愉悦的幻境中，他们的行为方式使他们逐渐疏远了潜在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那些能把坏消息也告诉我们的人。 默里等人对恋爱的情侣和已婚的夫妇进行的研究表明，那些相互理想化的伴侣过得最开心（或随相处时间的增加而更加快乐），他们看待自我伴侣的态度甚至比伴侣看待自己的态度更加积极。恋爱中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伴侣不仅外在美，而且在社交上也颇具魅力，并且我们也乐于发现我们的伴侣看待我们时也有同样的积极偏见。而且，那些对婚姻最满意的夫妇，在遇到问题时并不会马上批评和指责对方，也不会马上追究到底是谁的错。真诚对营造两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很重要，但假定对方天性善良也同样重要。 伤害你的不仅有你的敌人，还有你的朋友；敌人诽谤你，朋友则告诉你这个消息。——马克·吐温，《傻瓜威尔逊的新日历》 关系中的奖赏 “我喜欢卡罗尔，是因为跟她在一起感觉如何如何。”我们是被那些令我们感到满意和开心的人所吸引。吸引体现在被吸引一方的眼中（和脑中）。可以将这种观点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吸引奖赏理论：我们喜欢那些回报我们或与我们得到的回报有关的人。如果跟某人交往所得到的回报大于付出的成本，那我们就喜欢并愿意继续维持这种关系。尤其当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的收益大于其他可能的关系时更是如此。当一方满足了另一方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之后，就会产生相互吸引。拉罗什福科在《箴言集》一书中指出：“在友谊中，双方的长处和优势得以互换，这可能有益于双方的自尊。”我们不仅乐于跟那些能带来报偿的人交往，而且根据奖赏理论所说的第二种原则，我们还喜欢与那些能让我们心情愉悦的人交往。人们通过条件反射形成了对那些与奖赏性事件有关的事和人的积极感受。 这个简单的吸引奖赏理论——即我们喜欢那些回报我们或与我们得到的回报有关的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会被那些热情、可靠、积极反应的人所吸引。 这一理论还有助于解释吸引力的一些影响因素：。接近性能够带来报偿。从与近邻和同事的关系中获得友谊的好处，所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较少。我们喜欢有吸引力的人，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会具备其他一些我们所期望的品质，与他们结交能使我们获益。孽如果他人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相似，我们会觉得得到了回报，因为我们假定他们也喜欢我们。而且，与我们持有共同观点，会使得我们更加确信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尤其喜欢那些被我们成功说服、从而开始认同我们观点的人。e我们喜欢被人喜欢和被人所爱。因此，喜欢常常都是相互的。我们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 2. 爱情的种类及要素
      • 研究者认为爱情由亲密、激情和承诺构成。激情之爱是狂喜与焦虑、兴奋与痛苦的混合体。情绪的两因素理论认为，在一个浪漫的情境中，任何刺激（甚至疼痛）造成的唤醒水平都可以被解释为激情。 在最完美的感情关系中，最初的浪漫兴奋会逐渐成为更，加稳定、更加深情的关系状态，这种关系就被称为相伴之爱。 激情之爱 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认为爱情是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边（不等长）分别是：激情、亲密和承诺。 有些元素是所有的爱情关系都共有的，如相互理解、相互扶持，以爱人的陪伴为乐等等。有些元素则具有特定性。如果我们经历的是激情之爱，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身体来表达这种爱，我们期望这种关系具有排他性，我们还对自己的伴侣非常着迷。外人可以通过我们的眼睛看出这一切。当你感觉不仅是在爱恋着某人，而且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时，那种感受就是激情之爱。激情之爱是情绪性的、令人兴奋的、强烈的爱。哈特菲尔德把激情之爱界定为“强烈渴望和对方在一起的一种状态”。对满怀激情之爱的一方而言，如果对方对自己的热情做出了回应，那么他就会感到满足而快乐；如果对方对自己的热情没有做出回应，他就会觉得空虚而绝望。就像其他激动的情绪一样，激情之爱也包含着情绪的急转突变，忽而兴高采烈，忽而愁容满面；忽而心花怒放，忽而伤心绝望。弗洛伊德曾说过，“再没有比恋爱时更容易受伤的了。” 关于激情之爱的一个理论 为了解释激情之爱，哈特菲尔德指出，任何一种既定的生理唤醒状态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某种情绪，究竟被归结为哪一种情绪，取决于我们对这种唤醒状态如何进行归因。每一种情绪都包含着身体和心理反应，既有生理唤醒，还有我们如何诠释和标识这一生理唤醒。沙克特和辛格提出的情绪的两因素理论认为，当处于兴奋状态的男性对女性做出反应时，他们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某些生理唤醒错误地归因于这位女性。激情之爱既是一种生理现象，又是一种心理现象。社会心理学家阿伦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激情之爱刺激了与奖励有关的脑区的活动，这些脑区的多巴胺较为丰富。爱情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埃伦·伯奇德说，爱情不仅仅是欲望。浪漫爱情是性欲和深厚友情的综合体。激情之爱=欲望+依恋。 影响爱情的因素：文化与性别 男性似乎更难从一段爱情中解脱出来，而且，相比于女性，男性更不会轻易结束一段即将迈向婚姻的爱情关系。令人惊讶的是，在大多数异性恋关系中，最常先说出“我爱你”的是男性而非女性。但是，热恋中的女性则一般会有像她们的伴侣一样多的情感投入，甚至会比对方投入得更多。她们更倾向于报告自己体验到了愉悦和“无忧的眩晕感”，就像“在云中漂浮”一样。同样，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加注重友谊中的亲密感，也会更多地关心她们的伴侣。男性则比女性更多地想到恋爱中的嬉戏以及性的方面。 相伴之爱 尽管激情之爱可以热火朝天，但最终还是会平静下来。一段关系维持的时间越长，它所引发的情绪波动就会越少。在世界范围内，结婚四年之后的离婚率都是最高的。如果一段亲密的感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它就会最终成为一种稳固而温馨的爱情，哈特菲尔德称之为相伴之爱)。令人激情进发的激素（睾丸激素、多巴胺、肾上腺素）逐渐消退，而催产素则会维持依恋感和信任感。与激情之爱中狂热的情感不同，相伴之爱相对平和。它是一种深沉的情感依恋，激活的是另外的脑区。就如同真实生活一样。那些失恋的人、离异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虽然早已对伊人失去了那种强烈的爱恋，但离开以后，生活竟感觉如此空虚。过于关注那些已然不再的东西，使他们忽视了他们仍然所拥有的。激情随着时间而冷却，而其他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却随之增强，比如共有的价值观。互相迷恋的强烈情感的衰减似乎是物种生存的自然适应策略。激情之爱的结果往往使一对夫妇得到孩子，而孩子的生存使得父母不能再只关注彼此。然而，对于那些婚龄超过20年的夫妇，随着孩子长大成人、开始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家庭中出现“空巢”的情况，一些曾经失去的浪漫感觉又重新出现了，父母可以重新关注彼此。马克·吐温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理解爱情，直到他们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的婚姻之后。”如果一段感情曾经是亲密的而且互相奖赏，那么相伴之爱就会植根于共同体验的人生风雨，程中，从而愈久弥醇。 事情总是这样发展的：你不知道你拥有什么，直到失去。——琼尼，米歇尔，《黄色大出租车》，1970 与吾偕老，佳期可期！——英国诗人、剧作家罗伯特·勃朗宁
    • 3. 促进亲密关系的因素
      • 从婴儿到老年，依恋都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安全型依恋会使婚姻持久，生活美满。 如果双方觉得相互关系是平等的。他们的付出与奖赏是成比例的，相伴之爱就能更持久。 相伴之爱的一个好处就是彼此有机会进行亲密的自我表露，这是一种双方随着对方表露程度的提高而做出回应从而逐步达到的一种状态。 依 恋 爱情是一种生物性的驱使。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注定要和他人联系在一起。正如本书开头提到的，我们的归属需要具有适应性意义。激情之爱并不专属于情侣。婴儿与父母之间表现出的强烈感情，和激情之爱相类似，甚至脑区的活动都与激情之爱相似。 依恋类型 大约70%的婴儿以及接近这个比例的成年人，都会表现出安全型依恋。当婴儿被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通常是一个实验用的游戏室）时，如果母亲在场，他们就会很舒适地玩耍，快乐地探索这个陌生的环境。母亲一旦离开，他们就会变得紧张起来；当母亲重新回来时，他们会跑向母亲，抱住她一会儿，然后才放开母亲继续刚才的探索和玩耍。大约20%的婴儿和成人表现出回避型依恋。尽管都会出现内部的生理唤起，但回避型婴儿却在与母亲分别时很少表现出不安，在与母亲团聚时也很少表现出对母亲的依附。这种类型的成人很少投入亲密关系，而且更倾向于摆脱这种关系。他们也更容易涉足没有爱情、只有性关系的一夜情。巴塞洛缪和霍洛维茨提出回避型个体要么是恐惧型（“与别人太接近令我感到不舒服”），要么是疏离型（“感到独立和自足对我来说很重要”）。大约10%的婴儿和成人表现出以焦虑和矛盾为标志的不安全依恋。在陌生情境中，焦虑-矛盾型依恋的婴儿更容易紧紧地缠着母亲，一旦母亲离开，他们就会大哭；可当母亲回来时，他们又表现出疏离或者敌意。对于成人来说，焦虑-矛盾型的个体缺乏信任感，因此表现出较强的占有欲和妒忌心。他们可能会经常反复地与同一个人出现情感破裂的情况。 一些研究者对62种不同文化进行了研究，将这些不同的依恋类型归因于父母的反应方式。 哈赞概括出了如下观点：“早期的依恋经验形成了內部工作模式或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特思考方法的基础。”安斯沃思和埃里克森观察发现，敏感的、反应型的母亲——会让孩子对于世界的可靠性形成一种基本的信任感——她们一般都会培养出安全型依恋的孩子。事实上，一项关于以色列100个祖母一女儿一孙女三 ；代人的研究发现，依恋类型具有代际的一致性。而那些童年时受到悉心养育的人，往往会和他们日后的爱情伴侣发展出温馨而具有支持性的感情。 公 平 如果感情关系中的双方毫不考虑对方，都只追求个人需求的满足，那么友谊就会结束。因此，我们的社会教育我们彼此之间要交换馈赠，这被哈特菲尔德等人称为吸引的公平原则：你和你的伴侣从感情中所得到的应该和你们双方各自投入的成正比。 长期的公平 那些处于公平的长期关系中的人并不在乎短期的公平。克拉克和米尔斯认为，人们甚至会努力避免算计交换的利益。当我们帮助一个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并不在意马上获得回报。如果有人请我们吃了饭，我们会过一阵子才向这个人发出回请，以免让他认为，对他的回请只是对“社交债务”的偿还而已。克拉克和米尔斯在马里兰大学的学生中进行了实验，他们发现，不斤斤计较是友谊的标志。在正式场合中，投桃报李会促进双方的关系。但在友谊中却不是这样。克拉克和米尔斯猜测，在婚姻中，如果夫妻指出自己期望对方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这样做只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对方自愿做出某种正向的行为时，我们才会把它归因为爱情。 对公平的知觉与满意度 处于公平关系中的人们往往满意度更高。那些认为其关系不平等的人往往会觉得不舒服：占了便宜的一方会觉得内疚，而被占便宜的一方会感到愤怒。（考虑一下自我服务偏差——大部分的丈夫会觉得他们自己做的家务比妻子认为的要多——那些“占了便宜”的人对于不公平较为不敏感。）谢弗和基思调查了几百对各个年龄段的夫妇，他们发现，那些觉得自己婚姻不公平的人大多是因为某一方在烹调、家务、照顾孩子等工作中贡献过少。知觉到的不公平会导致这样的结局：觉得不公平的一方会更加沮丧和苦恼。在哺乳期，很多妻子都会觉得自己付出的多，而丈夫付出的少，于是这一阶段的整体婚姻满意度会降低。而在蜜月和“空巢”期，夫妇往往更容易觉得公平和满意。如果双方的付出和获益都是自愿的，并且他们一起做决定，那么他们的爱情更容易持久而美满。格罗特和克拉克根据他们对结婚伴侣的长期追踪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认为，知觉到的不公平引发了婚姻紧张。但据他们报告，不公平与紧张的关系是双向的：婚姻紧张又会加剧知觉到的不公平。 自我表露 深厚的伴侣关系是亲密无间的。这种中关系使人们能真实地展现自己，并且可以从中知道自己是被他人接受的。我们会从美满婚姻和亲密友谊中获得这种美好体验一这时候，信任取代了焦虑，使我们更容易展现自己，而不需要担心失去他人的友情或爱情。后来，这种特点就被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德尼·朱拉德归结为自我表露。随着相互关系的深人和发展， 自我表露的伴侣会越来越多地向对方展现自我；他们彼此的了解越发深入，直到一个适当的水平为止。在每一段良好的关系中，自我表露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并且在好的事情上的自我表露能够给彼此带来喜悦感。当朋友与我们分享好消息带来的欢乐时，不仅会让我们更开心，而且会让我们对友情的感觉更好。最值得信赖的结论是，人们之间存在表露互惠效应：一个人的自我表露会引发对方的自我表露。我们会对那些向我们敞开胸怀的人表露更多。但是亲密关系的发展并不随之即来。（如果亲密关系立即产生，那么这个人就会显得不谨慎和不可靠。）合适的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就像跳舞一样：我表露一点，你表露一点——但不是太多。然后你再表露一些，而我也会做出进一步的回应。对于那些恋爱中的人们，亲密关系的不断加深会使他们兴奋。 这样的自我表露有什么效果呢？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朱拉德认为，这种“扔掉我们的面具，真实地表现自己”恰是培植爱情的方式。他认为对他人敞开自我，同时将他人的自我表露当做是对自己的信任，可以使人们之间的交往 仿更加愉快。人们在表露了关于自己的重要信息后会感觉更好，比如告诉别人他们是同性恋；而隐藏自己的身份就会令自己感觉很差。如果日常谈话涉及更加深入或更实际的讨论而非只是闲聊，往往会让人更开心。亲密的自我表露也是相伴之爱所带来的快乐之一。那些经常敞开自己心扉的夫妇或情侣，他们会报告更高的满意度并且更容易保持长久的感情。
    • 4. 亲密关系的结束
      • 爱情并不总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由于离婚率不断上升，研究者探明了婚姻解体的预测因素，包括强调感受重于承诺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及双方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价值观和相似性等。 研究者也弄清了夫妻双方分手或重建其婚姻关系的过程。他们也在试图弄清健康而稳定的婚姻所需要的积极的、非对抗的沟通方式。 事实通常如此。聪明的头脑也会做出愚蠢的决定。人们将自己不满意的婚姻关系与想象中可从别处获得的支持和情感相比较，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离婚。“我们活得更长了，但爱得更短了。” 离 婚 持久的关系一方面是由于持久的爱和满意，但同时也是由于对离婚或分手成本的恐惧、道德责任感，以及尚未发现有其他可能的伴侣。对于那些决定持续婚姻的人来说，通常如此。离婚的风险有多大同样取决于你跟谁结婚。符合下列条件的夫妇通常不会离婚：20岁以后结婚。都在稳定的双亲家庭里长大。结婚之前恋爱了较长一段时间。接受过较好且相似的教育。有稳定收人奋居住在小城镇或农场里。结婚之前没有同居过或怀孕过。彼此之间有虔诚的承诺。年龄相当。信仰和受教育水平相似。这些预测因素中没有一个能够独立作为稳定婚姻的实质要素。它们只是与稳定婚姻相关的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如果某个人的情况与以上各条全都不符，那么他的婚姻几乎必定要破裂。如果一对夫妻的情况与以上各条全部符合，他们非常有可能白头偕老。英国人在几个世纪之前的想法可能是对的，他们当时认为，陶醉于一时激情所做出的长相厮守的决定是愚蠢的。基于稳定的友谊，以及相近的背景、兴趣、习惯和价值观去选择伴侣会比较好。 激情之爱在许多方面都不是意识的常态……在当今的很多国家，法律规定结婚时不能处于醉酒状态……但是激情之爱本身就是一种不清醒的陶醉。——罗伊。鲍迈斯特，《生活的意义》，1991 分离的过程 亲密关系有助于我们确定自己的社会同一性，并形成自我概念。因此，当亲密关系建立时，当孩子出生、建立友谊或坠入爱河时，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而当亲密关系因死亡或关系破裂而结束时，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即使早已没有感情的夫妻，在刚离婚的时候也会惊讶于自己还有接近对方的意愿。深入而长久的依恋关系很难快速地分离；分离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件。在约会的情侣中，关系越是亲密、长久，可选择的其他对象越少，分手时就越痛苦。令人惊讶的是，鲍迈斯特和沃特曼的报告指出：在数月或数年之后，拒绝别人的爱比自己的爱被拒绝会唤起人们更多的痛苦。人们的痛苦来自于对伤害他人所感到的内疚，来自于心碎的爱人的执著所引起的不安，也来自于不知该如何做出反应。对已婚者来说，离婚还有额外的代价：父母和朋友感到震惊，对自己违背誓言感到内疚，养育孩子的权利可能受限。当婚姻关系令人感到痛苦时，那些没有更好的可选对象或感觉自己为婚姻投入（时间、精 尽力、共同的朋友、财产，也许还有孩子）太多的人，通常会去寻找离婚之外的其他应对方式。鲁斯布尔特和她的同事发现了人们处理失败婚姻关系的三种方法。一些人会忠诚于伴侣，等待时机以改善关系。婚姻关系问题如此痛苦，令人不愿提及，加之离婚的成本太高，因此忠诚的一方会坚持，期待昔日美好光阴的重现。另一些人（尤其是男性）会忽略伴侣，他们无视另一方的存在并任由婚姻关系继续恶化。当他们将痛苦和不满忽略掉，情感上的分离便随之而来，伴侣之间谈话更少，并开始重新定义他们没有彼此的生活。还有一些人会表达他们在乎的内容，并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婚姻关系，如讨论问题、寻求建议、尝试改变。 不幸福的夫妻彼此争吵、命令、责难和羞辱，而幸福的夫妻通常更加一致、赞同、妥协并且愉快。，健康的婚姻并不见得没有冲突，而是夫妻双方能够调和差异，并且他们的情感能够胜过相互的指责。在成功的婚姻中，积极互动（微笑、触摸、赞美、欢笑）与消极互动（讥讽、反对、羞辱）的数量之比至少为5:1。预测婚姻破裂的因素不是痛苦和争吵，休斯顿等人对新婚夫妇的追踪研究发现，痛苦和争吵并不能预测离婚。（大多数新婚夫妇都经历过冲突。）真正能够预测婚姻危机的因素是冷漠、希望破灭和无助。斯旺等人发现，当羞怯的男子找了个爱挑剔的女子为妻时（违背传统的性别期望）情况更是如此。 婚姻成功的夫妻有时能从沟通训练中获益，学会如何抑制恶性侮辱，避免大动肝火，用更积极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他们通过采用非侮辱性言语表达感受，以平息怒火，不将冲突的矛头指向个人，比如可以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如果双方都愿意像幸福的夫妻那样做——减少抱怨和责难，增加肯定和赞同，腾出时间表达彼此的观点，每天一起祈祷或休闲——不幸的婚姻关系是否会得到改善？态度可因行为而变，那么情感是否也会这样呢？凯勒曼等人想知道这个猜测是否成立。他们知道，在热恋的情侣中，眼神的凝视通常是持久而相互的。亲密的凝视是否也能激发非情侣的异性之间产生爱恋呢（就像45分钟逐步增强的自我表露能够在不相识的大学生中产生亲密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要求不相识的一对男女专心地彼此凝视两分钟，一种实验条件是凝视对方的手，另一种实验条件是凝视对方的眼睛。当两人分开后，凝视眼睛者报告了触电般的感觉且被对方所吸引。模仿相爱的行为也能够激发爱情。 斯腾伯格认为，通过角色扮演和表达爱意，最初的浪漫和激情能够发展成持久的爱情：“永远幸福生活在一起”并非只能出现在童话故事中。若要将其变为现实，那么幸福一定是基于爱情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相互情感的不同构造。渴望激情永存或亲密关系不受挑战的伴侣一定会感到失望……我们必须致力于不断地理解、创建和重建我们的爱情关系。关系是一种建构，如果没有得到维持和改善，就会随着时间而衰退。我们不能简单地期望爱情关系会像建筑物那样保持自身的稳定，我们有责任创造我们爱情关系的最佳状态。
    • 5. 后记：经营爱情
      • 假如婚姻幸福的心理要素是心意相通、交往和性的亲密、平等地给予和获取情感和物质资源，那么法国的这句谚语——“爱情消磨了时间，时间也消磨了爱情”——就可能站不住脚。但人们必须付出努力才能防止爱情的衰退。例如，每天挤出时间来聊聊当天发生的事情；克制自己的唠叨，不争吵，袒露自己并倾听对方的感伤、关注和梦想；努力使婚姻关系达到理想的完美境界，成为“社会平等的、无阶级的乌托邦”，伴侣双方都能自由地给予和获取，能够共同做出决策并一起享受生活。 哈维等人指出，“用心照顾”我们的亲密关系能够使我们获得更长久的满足。澳大利亚婚姻关系研究者诺勒也认为：“成熟的爱情能够维系婚姻和家庭，因为它为每个家庭成员都创造了成长的环境……成熟的爱情是被一种信念所支撑的：爱情本身就包括对差异和缺点的承认和接纳；爱情是在内心决定去爱一个人并对其做出长相厮守的承诺；爱情是可以经营的，它需要相爱的人共同去培育。”那些承诺要创造一段平等、亲密、相互支持的婚姻关系的人可能会从持久的相伴之爱中获得安全和快乐。 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童书《毛绒兔》里，老皮马对毛绒兔解释说，当一个小朋友“爱你，爱你很久很久”：“他不只是想跟你一起玩，而是真正地爱你，你就变成真的了。”“那是一下子发生的，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毛绒兔问，“还是一点一点慢慢发生的？” “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老皮马说，“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长久的爱通常不会发生在那些轻易分手、棱角分明或需要小心呵护的人身上。一般来说，当你变得‘真实’的时候，你大部分的毛发已经脱落，眼睛甚至都不在了，关节也松散了，衣衫褴褛。但是这都不重要，因为一旦你变得‘真实’了，你就不会是丑陋的，除非那个人不懂你的爱。”
  • 4. 第十二章：帮助行为
    • 1. 帮助行为发生的原因
      • 爱能拯救人——不论是施与爱的人还是得到爱的人。 三种理论解释了利他行为。社会交换理论把帮助行为看做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对代价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所驱动的。收益也可以是内部的。人们在做错事后，通常会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悲伤的人也倾向于做出帮助行为。最后，存在着显著的好心情一好行为效应：快乐的人一般也是乐于助人的人。社会规范同样要求人们帮助他人。互惠规范促使我们帮助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社会责任规范召唤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他们值得帮助，即便他们不能回报，我们也无所谓。处于危难中的女性，部分原因是她们看起来更需要帮助，因此通常会比男性接受到更多的帮助，特别是、来自男性的帮助。 进化心理学假定，有两种形式的帮助行为：奉献于亲属和奉献于有互惠关系的人。然而，很多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私的基因比自我牺牲的基因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因此，自私是人类的本性，社会必须教导人们去帮助他人。 这三种理论将亲社会行为描述成基于投桃报李的互惠交换或无条件的帮助行为，我们可以据此对这三种理论进行评价。虽然每一种理论都有循环论证和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它们也提供了一致的框架，以概括我们对亲社会行为的观察结果。 除了由内部和外部的回报所驱动的帮助行为，以及为躲避惩罚和痛苦而做出的帮助行为以外，似乎还存在着真正的、基于同理心的利他主义。由于同理心的唤起，许多人被驱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处于痛苦中的人，即便他们的帮助是无人知晓的，即便他们的心境不会受其影响。 一般的利他行为更是不胜枚举，诸如安慰、照料和同情等，人们通常不求任何回报地为别人指路、捐款、献血、做义工。利他主义是自私自利的反义词。一个利他的人，即使在无利可图或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会关心和帮助别人。 帮助行为发生的原因 社会交换与社会规范 几种关于帮助行为的理论都一致认为，从长远来看，帮助行为会使施助者和受助者同样受益。有一种解释假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社会经济学”指引。人们相互之间不仅交换物质性的商品和金钱，而且还交换社会性的商品——爱、服务、信息、地位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目的在于令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社会交换理论并不主张我们要有意识地去监控成本和收益，只是表明这类因素能预测人们的行为。 奖赏 催生帮助行为的奖赏可以来自外部，也可以来自内部。为了防止地铁晚点，一名纽约市民跳上铁轨救了晕倒的男子（“我当时想，如果他被撞了，我就没法上班了”），他的行为是受外部奖赏激发的， 即1.5倍的周日工资。，商人捐款能提高其企业形象，让人搭便车能获得称赞或友谊，这些奖赏都是外部的。我们的付出是为了奖赏。因此我们会热心地帮助那些吸引我们的人，帮助那些我们渴望得到其赞许的人。志愿者行动也同样有益于提升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尤其当行为是自发的而非被迫的。丧失配偶的人在帮助他人之后会更快地从打击中恢复。人们做了好事之后都会表现良好。捐款行为也是一样的，捐赠行为会激活人们与报酬相关的脑区。慷慨的人比那些只为自己花钱的人活得更快乐。利己主主张自我利益驱动所有行为的观点——并没有完全得到研究者的赞同。如果社会赞许引发了帮助行为，那么在实验中我们就能发现，帮助行为带来赞许之后，帮助行为会增加。 内部回报 帮助行为的收益也包括内部的自我回报。接近一个痛苦的人，我们也会感到痛苦。窗外一位女性的尖叫惊动并困扰你，如果你不觉得这是有人在闹着玩，你就会去查看一下或给予帮助，从而减轻你因它而产生的痛苦。丹尼斯·克雷布斯发现，哈佛大学生的生理反应和他们的自我报告都揭示，对他人的痛苦反应最强的学生，给别人提供的帮助也最多。 内疚感 痛苦并不是我们想减轻的惟一的消极情绪。从古至今，内疚感一直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情绪，以至于我们总是要设法避免内疚感的产生。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各种方式来缓解内疚感：用动物和人做祭品、供奉谷物和金钱、忏悔、认罪、否定等等。在古代以色列，人们定期地将自身的罪过加诸于作为“替罪羊”的动物身上，然后把动物放到野外，让它带走人类的罪责感。“别说谎，不然你会生活在内疚里”（并且你还会想要减轻内疚感）。我们在犯错之后的行善愿望反映出，我们既需要减轻个人的内疚感，也需要恢复动摇了的自我形象和期望确立积极的公众形象。当我们犯下的错误被他人知晓时，我们就更想要用帮助行为来挽回我们自己。总而言之，内疚感有许多益处。它促使人们坦白、道歉、帮助，避免再犯错误，它还使人们更敏感，并使亲密关系能够持久。 坏心情一好行为现象的例外 沉浸在失去（死亡或分离）配偶或孩子的痛苦中的人，通常会经历一段强烈的自我关注期，而这抑制了对他人的付出。简而言之，坏心情—好行为会在那些关注他人的人们中发生，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利他行为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不是全然沉浸在自己的抑郁和悲痛中，悲伤的人是敏感而乐于助人的。心理学中再没有比这更一致的发现了：快乐的人更乐于帮助别人。这个效应同时适用于大人和孩子，不论好的心境是来自于一次成功，想到高兴的事情，还是其他任何积极的体验。如果说悲伤的人有时会格外乐于助人，那么快乐的人怎么可能也会如此呢？实验揭示了一些起作用的因素。帮助行为能缓解不好的心境，也能维持好的心境（在给某人指路后你可能会感觉良好）。反过来，积极心境又会产生积极的思维和积极的自尊，从而导向积极的行为。心隋好——比如收到一份礼物或者享受成功的喜悦？的人们更可能有积极的思维，并乐于助人。所以，积极思维往往也更可能带来积极的行动。 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当你沉浸在爱情中时，你热切地想要善待每一个人。《求偶季节》，1949 社会规范 很多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去计算了那样的行为符合自身利益，而是出于一种更为微妙的自身利益形式：因为某些东西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比如我们应该帮助新来的邻居搬家，应该归还捡到的钱包，应该保护战友免受伤害。规范，即生活中的种种“应该”，就是社会期望，它们规定了我们生活中适宜的行为和应尽的义务。研究帮助行为的研究者们确认了两种驱动利他主义的社会规范：互惠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 互惠规范 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认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就是互惠规范：对于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帮助而不是伤害。古尔德纳认为，这个规范是普遍的，就像禁止乱伦一样为人们所接受。互惠规范甚至还适用于婚姻。有时候，某人付出的好像多于他的收获，但从长远来看，交换会是平衡的。在所有这些交往中，只接受而不付出，就违背了互惠规范。社会网络中的互惠性帮助我们解释了“社会资本”的含义——支持性的联系，信息交流，信任与合作行为一这些保证了一个社区的正常运转。邻里互相帮忙照看对方的家，其实就是社会资本在运作。人们对他人曾经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公开反应，最能说明这个规范的有效运作量在一项模拟日常生活的实验室游戏中发现，与有持久关系的人相比，人们在单轮游戏中对偶然碰到的以后不再见面的人表现出了更多的自私行为。然而，即使在匿名的回应中，人们有时也会恰当行事并报答恩惠。马克。惠特利及其同事在一个实验中发现，大学生更愿意承诺为曾经给予过他们恩惠的人所属的慈善机构捐献。当人们不能给予回报时，他们会因接受了援助而感到受威胁和被贬低。因此，骄傲、自尊心强的人通常不愿意寻求帮助。接受别人主动提供的帮助会打击他们的自尊心。 如果你不出席别人的葬礼，也不会有人出席你的。——尤吉·贝拉 社会责任规范 互惠规范提醒我们要保持社会关系中的予取平衡。然而，如果只有这么一条互惠规范，那么撒玛利亚人就不会成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了。对于一些依赖性很强又无力回报的人——比如孩子、非常贫困的人、残疾人以及一些被认为不能够全部回报其所受恩惠的人——另一个社会规范就引发了我们的帮助行为。社会责任规范是指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要考如虑以后的交换。如果一个拄着双拐的残疾人掉了书，你会遵循社会责任规范帮他捡起来。在印度这一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度里，人们比个人主义的西方人更强烈地支持社会责任规范。他们提倡一种助人义务，为那些没有生命危险或是迫切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比如为一个陌生人提供骨髓移植，即使这些人超出了助人者家人的范围。在西方国家，即使帮助者是匿名给予帮助，或不能期待任何回报，、他们仍会经常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然而，社会规范使他们有选择地只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但这些人的需要不是因其自身的疏忽所导致的。在政治保守派中尤为如此，这个规范似乎是：给予人们他们应得的。倘若他们是环境的受害者，如遇到自然灾害等，他们就会得到全力援助。如果他们的困境是自找的，如懒惰、不道德、缺乏远见等，那么，社会规范就建议让他们自食其果。因此，人们的反应与其所做的归因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别人的需要归因为不可控的困境，我们就会帮助他们；如果我们把别人的需要归因为他个人的选择，公平的规范就不要求我们去帮助他，我们会认为那是他咎由自取。归因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帮助行为，还会影响公共政策。2008年，很多美国民众反对政府帮助失败的汽车制造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制造商应该为他们自己目光短浅的决定负责。 性别与受助 假如对他人需要的知觉强有力地决定着一个人乐意助人的程度，那么被认为更柔弱和更具依赖性的女性是否会得到比男性更多的帮助呢？当处于需要中的人是女性时，男性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女性则对不同性别的求助者一视同仁。当然，男性向一位独行的女性所表现的侠义风度，也许是由利他之外的动机所驱动的。交配动机不仅刺激男性购买抢眼的奢饰品，也会激发他们的英雄气概。毫不奇怪，男性会更多地帮助那些外表有吸引力的女性，而不是那些外表不具吸引力的女性。 演化心理学 对帮助行为的第三种解释是演化理论。进化心理学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使基因存活下来。我们的基因驱使我们采用某些能使其存活机会最大的方式。我们的祖先去世后，他们的基因却得以延续，规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以使它们在未来能继续延续。正如理查德·道金斯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所指的，演化心理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丑陋的人类形象——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把它称做人类深刻的、自我服务的“原罪”的生物学性的再现。那些预示个体为了陌生人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基因，是不会在进化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然而，进化的成功确实源于合作。诺瓦克和海菲尔德 说，人类是动物王国的超级合作者，因为我们表现出克服自私的多重机制，包括：亲缘选择：如果你身上有我的基因，我就会帮助你。直接互惠：我们互相帮助。间接互惠：我帮你，你帮另一个人，那个人再帮我。群体选择：互相帮助的群体得以生存。 亲缘选择 基因使我们愿意关心与我们有亲缘关系的人。因此，能够提高基因存活可能性的自我牺牲的一种方式就是为我们的孩子做奉献。把孩子的利益看得高于其自身利益的家长，比忽视孩子的家长更能传承其基因。“基因靠善待自身来帮助自身传递，即使这些基因存在于不同个体内。”基因的利己主义（生物水平上）促使了父母的利他主义（心理水平上）。虽然进化支持人们为自己的孩子做出自我牺牲，但孩子却不太会为父母的基因存活而去冒风险。因此，父母对其孩子的奉献比孩子回馈他们的要多得多。按生物学上的亲疏程度，其他亲戚也与我们共享一定比例的基因。你一半的基因和你的兄弟姐妹相同，八分之一和你的表或堂兄弟姐妹相同。亲缘选择偏袒那些和自己拥有共同基因的人——使进化生物学家霍尔丹开玩笑说，他不会为他的一个兄弟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却会为3个亲兄弟或9个表兄弟做出一些自我牺牲。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在做出帮助之前先计算基因的相关度，而是说帮助近亲是我们的本性（也是文化）。除了亲属，我们还和很多人拥有共同的基因，如与非蓝眼睛的人相比，蓝眼睛的人共享特定基因。蓝眼睛的例子说明，其中一个线索是外表的相似性。自然灾害和其他生死抉择的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得到帮助的顺序符合进化心理学家的逻辑：先年轻人后老人，先家人后友人，先邻居后陌生人。当本群体成员遭受痛苦或折磨时，我们的同理心会更强，而对对手或外群体成员甚至会表现得幸灾乐祸（为别人的不幸窃喜）。助人总是发生在家附近。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亲缘保护还决定了种族的群体内偏好，这正是历史上和现实中数不清的种族冲突的根源。威尔逊认为，亲缘选择是“社会文明的敌人。如果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被引导去……偏爱他们的亲人和部落，那么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将非常有限”。 互 惠 基因的利己性同样预测互惠行为。付出者希望日后成为收获者，不做出互惠行为则会受到惩罚。骗子、背叛者、卖国者之流普遍遭人唾弃。互惠在那些小的、与外界隔离的群体中能最好地起作用，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能经常看到自己帮助过的人。群居的雌性狒狒——与同伴们相互照料并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可以获得很多繁殖优势：她们的后代也更多地存活下去。同样的道理，偏远乡村的互惠行为比大城市中更多。在小的学校、城镇、教堂、工作团队、宿舍中，易于形成互相关心的共同信念。 群体选择 在基因竞争中，如果说个人的自私性必然会获益，人们为什么还会帮助陌生人呢？为什么还会帮助那些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回报的人呢？达尔文认为，其中一个答案是群体选择（此解释曾一度因基因自私的理论而大打折扣，但现在又重新流行）：当群体之间进行竞争时，相互支持的、利他的群体比不利他的群体会存在得更长久。从最低程度上说，人类的内群体忠诚会通过牺牲自己来支持所谓的“我们”。因此一些研究者称，自然选择是“多层次的”，这种选择无论在个体还是种群层面都会存在。。像“爱人如爱己”这样的戒律训诫我们要兼顾自我和群体，这样才能有利于群体的存活。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一个相似的论断：“让我们尽力去宣扬慷慨和利他吧，因为我们天生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自私的基因是怎么回事吧，因为这样我们至少能有机会颠覆其设置，这是其他物种无法企及的。” 比较和评价帮助行为的理论 每个理论都言之成理，但又都有推测性和事后解释的嫌疑。当我们从已知的事实（日常生活中的付出与收获）人手，通常推测一个社会交换过程，一种“互惠规范”，或者推测进化起源来解释这些事实时，我们可能仅仅是以命名代替解释。“行为的发生是因其生存功能”的观点则很难证伪。事后诸葛总是很容易便认为“事情本应如此”。如果我们能把任何可以想到的行为，在事后将它解释为社会交换、规范或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这些理论就很难被证伪。因此，每个理论的任务是提出一些能让人们去检验的假设。一个有效的理论也应该能提供一个一致的结构，以概括各种各样的观察结果。 真正的利他主义 由于助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助人者感觉良好，所以丹尼尔，巴特森一生都在研究是否有真正的利他行为。巴特森的理论认为，我们帮助他人的意愿同时受利己和无私的影响。因某人不幸而感到痛苦既会驱使我们逃离这种情境（如传教士和利未人），也能驱使我们提供帮助（如撒玛利亚人），从而解除我们的痛苦。巴特森和马里奥·米库利茨主持的依恋研究小组认为，特别是当我们感到我们与某人之间存在依恋时，我们也会产生同理心（empathy，也译作“共情”，——译者注）。爱护子女的家长会因孩子痛苦而痛苦，因孩子高兴而高兴，这就是那些虐待儿童的人和残忍的罪犯所没有的同理心。我们更容易与一个活生生的人产生同理心，而不是遭受痛苦的人数；更容易对戴安娜的死感到悲伤，而不是对一个大规模的“统计数字”。遭受痛苦的人数增加，人们的关注反而下降，这一现象称为“同情崩溃”。当人们面对巨大灾难调整自己的痛苦情绪反应时也会发生同情崩溃。稍微体验一下别人的感受，这样有助于增加同理心。哪怕只是体验一点，人们对某种刑罚技术的接受度就会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这表明同理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灵长目动物也展示了同理心能力，这表明利他主义早在人类之前就存在。产生同理心的人通常会施与帮助。的确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可能存在真正的利他主义。当人们的同理心被唤起后，即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帮助行为不会被人所知，他们也愿意提供帮助，直到受助者已经获得了帮助。如果他们的帮助不成功，哪怕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会感到沮丧。有时候，即使人们认为自己的痛苦情绪源于“情绪调节剂”，但他们仍会坚持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
    • 2. 帮助行为的影响因素
      • 几种不同的情境都对利他主义起着限制或促进的作用。随着紧急情境中旁观者人数的增加，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1)更少地注意到这个事件；(2)更不把其解释为紧急事件；(3)更不认为自己负有干预的责任。有关帮助行为的实验引发了伦理两难困境，但这些实验也使得研究者通过揭示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履行了改善人类生活的使命。 人们什么时候更容易提供帮助行为呢？当看到别人在提供帮助行为时，人们也更可能提供帮助行为。 当潜在的帮助者有闲暇的时间时，他也更可能提供帮助行为。当他时间紧迫对，他提供帮助行为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更愿意为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提供帮助行为。 旁观者数量 当旁观者的数目增加时，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更少地注意到事件的发生，更少地把它解释为一个重大问题或紧急情况，更少地认为自己有采取行动的责任。 注 意 一旦我们注意到了模棱两可的事件，我们就会去解释它。如果你呆在满是浓烟的房间里，即使担忧，你也不愿意表现得很紧张从而使自己丢脸。你通常会看看其他人的反应，如果他们看起来很平静、漠不关心，你就会认为一切都正常，你也许会耸耸肩然后又继续工作。另一个人也发现了浓烟，而他看到你表现得无所谓，就同样不做声了。每个人通常都以他人的行为作为现实情况的线索。这种错误解释会延迟人们对真实紧急情况的反应，例如当办公室、餐馆以及其他人多的公共场所真的发生火灾时。人们的上述错误通常被透明错觉所助长。透明错觉由吉洛维奇等人提出，它是指高估他人解读我们内心状态能力的倾向。它是指高估他人解读我们内心状态能力的倾向。在他们的实验中，面临紧急情况的被试都认为，自己对情境的关心比实际情况要更为明显。我们的关心或警告，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隐晦得多；由于对自身情绪非常敏感，我们通常认为它们非常明显，别人很容易就能看穿。的确，有时别人真能看出我们的情绪，但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很好地掩藏它们。在紧急情况下，每个人也许都认为“我很关心外界”，但认为他人十分平静，因此得出“情况可能并不紧急”的结论。 责任分散。当黛安娜王妃发生车祸时，在场的九名摄影师人人都有手机，但只有一人打了电话，其他人都没有打电话报警。他们的解释很一致：他们以为已经有人打了电话。 确定责任 未能引起注意和错误的解释，并不是旁观者效应的全部成因。有时候紧急事件非常明显，根据最初的调查报告，那些看见和听到吉诺维斯求救的人虽然能正确解释正在发生的事件，但邻居的灯光和窗边的侧影又告诉他们，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件事，这就分散了他们做出反应的责任。城市居民很少独自出现在公共场所，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居民不如住在乡村的人那么乐于助人。在世界各大城市，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太多而产生的“同情疲劳”和“感观超载”，也会限制人们提供帮助。在大城市中，旁观者往往是陌生人，随着旁观者人数的增加，他们提供的帮助反而会减少。如果旁观者是熟人或是同一群体的人，那么，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帮助。 当别人也提供帮助时 攻击性榜样助长攻击行为（第10章），漠然视之的榜样增加冷漠的反应，那么热心帮助的榜样是否也会促进帮助行为呢？想象你突然听到撞击声，然后是哭泣和呻吟，这时如果一名旁观者说道：“啊，出事了！我们得去帮帮忙。”这会引发其他人施以援手吗？答案是肯定的：亲社会的榜样能够促进利他行为。如：·布莱恩和特斯特对洛杉矾驾车者的研究发现，如果让这些驾车的人在四分之一英里前目睹一个提供帮助行为的榜样，他们将更可能帮汽车爆胎的女士换轮胎。另一项研究中，布莱恩和特斯特观察到，新泽西的圣诞购物者在看到其他人将钱投入慈善募捐箱后。也更可能捐赠。然而，榜样却并不总是言行一致。父母可能告诉孩子：“照我说的做，不要照我做的做。”实验表明，孩子不仅从耳濡的教诲，也从目染的行为中学习道德观。假使碰到伪善者，他们也会去模仿：照榜样说的去说，照榜样做的去做。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之所以是这样，一大半是通过模仿。关键在于，选择好榜样，谨慎地模仿他们。——查斯特菲尔德勋爵 时间压力 匆匆忙中，他们根本就没有太留心周围的事情。为了按时到达，他们着急地、全神贯注地向前冲着，没有空暇注意到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常常观察到的那样，，隋境对行为的影响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还要大。 相似性 因为相似性容易唤起喜欢（第1 1章），而喜欢又会引发帮助行为，因此我们更多地对那些跟我们相似的人产生同理心，也更乐于帮助他们。
    • 3. 帮助者的特点
      • 与潜在的情境因素和心境因素不同，人格测验分数对助人性只有中度的预测力。但是，最新的证据表明，一部 ，分人能够持久地比其他人更乐于帮助。 人格和性别的影响可能依赖于环境因素。例如，在危险环境中，男性会伸出援手，而女性更可能成为志愿者。 宗教信仰能够预测长期的利他主义，如志愿者工作和慈善捐献。 人格特质 社会环境明显地影响着帮助的意愿，却并不存在明确的利他人格特质。人格研究者对这一质疑作出了回应。首先，他们发现了助人性的个体差异，并证实这种差异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而且可被同伴注意到。的确有一些人更倾向于助人。那些具有较高的积极情绪、同理心能力和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关心人，也更容易表现出帮助行为。那些自我监控能力强的人，如果认为助人能够得到社会赞许，就会迎合他人的期望从而显得乐于助人。他人评价不太能影响那些内向的、低自我监控的人。 性 别 当面对的求助者是陌生人并且情境有潜在危险时（如车胎破了或者掉下地铁轨道），男性更常伸出援手。（伊格利和克劳利还报告，在6 767名因救人的英雄行为而获得卡耐基奖章的人中，90%是男性。），1912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约3小时后沉没，船上的乘客男女比例接近，而女性生还者比男性多53%。在这一自然实验中，亲社会行为的出现和性别规范得以发挥作用都归功于充裕的时间。在相对安全的情境中，如志愿帮助研究者做实验，或者花时间陪伴残疾儿：童等方面，则是女性乐意帮忙者略多于男性。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对201 818名美国高校学生的一项调查中，有62%的男性和75%的女性将“帮助有困难的人”视为“非常重要的”或是“基本的”。女性也更有可能，或者说比男性更有可能去冒着生命危险当大屠杀的救援者，或者捐出一个肾，抑或当美国和平部队或世界医生组织的志愿者。因此，性别差异交互作用（取决）于情境。 宗教信仰 有一些帮助行为源于回报——希望加入一个群体，获得赞扬，寻求职业的提升，减少内疚感，学习技能或提高自尊等；另一些帮助行为则源于人们的宗教信仰或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对他人的关心。对大学生和普通民众的研究表明，相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从事志愿者工作（诸如课外辅导员、救济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等）上花的时间更多。 宗教是慈善之母。——弗兰克，爱默生，安德鲁，《关于给予的态度》，1953
    • 4. 增加帮助行为
      • 研究表明，我们可以用三种方法来增加助人性。，，首先，我们可以转变那些抑制帮助的因素。我们可以采取步骤来减少紧急事件的模糊性，以产生个人化的诉求，并增加旁观者的责任感。 。第二，我们甚至可以采用谴责或以退为进的技巧来激起人们的内疚感或对自我形象的关注。 其次，我们可以教化利他主义。对电视中亲社会的榜粹形象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媒体在教化积极行为上的力量。观看帮助行为的孩子们也倾向于做出帮助行为。如果我们想诱导人们的利他主义行为，我们还应当记住过度辩护效应：强制行善常常会减少行善者对善行的自发之爱。如果我们给决定做好事的人提供足够的奖励，但又不过分的话，做好事的人就会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利他动机，从而会更乐予帮助。对于利他主义的学习，如你刚刚所做的，也会使人们作好准备，更好地知觉他人。的需要并进行反应。 减少模糊性，提高责任感 个人化的诉求 个人的非言语的恳请也是有效的。斯奈德及其同事发现，搭便车者通过直视司机的眼睛可以得到两倍的搭车机会，许多帮助艾滋病人的志愿者也是受他人个人因素的影响才参与进来的。个人化的方式，正如前面向我求助的那个人所熟谙的，能使匿名性减弱，从而有更高的责任感。当人们预期会与求助者及其他在场者再度碰面时，帮助性也会增加。简而言之，任何能凸现旁观者个人特征的事情——个人请求、目光接触、告知名字、预期的会面——都增加了帮助的可能性。实验表明，服务员在服务期间，如果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在支票上留下友善的信息，碰触顾客的胳膊或肩部以及坐或蹲在桌旁，都会使餐厅顾客支付更多小费。 凸显个人特征使旁观者提高了自我意识，从而更关注自己内在的利他主义观念。回忆前面章节中讲过的，让被试处于镜子或摄像机前展示自己时，他们的态度和行动问的一致性增加了。相反，“去个体化”会使人们的责任感降低。因此，提高自我意识的做法，比如贴上姓名标签、被观察和评价、静静地注视，都能够增加帮助行为。刚拍了照片的行人更可能帮助另一名行人捡起掉落在地的信封。70%刚照过镜子的意大利行人愿意帮陌生人去邮局寄信，而没有照过镜子的人只有13%同意帮忙。自我意识高的人更经常地将理想付诸于实践。 内疚和对自我形象的关注 我们能否通过提升人们对违规行为的意识来增加他们的帮助意愿呢？大学生在回忆过他们以往的违规经历之后，是否更有可能成为学校助人活动的志愿者？当波特兰艺术博物馆的游客违反了“请勿触摸”的提示时，研究者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批评道：“请不要触摸这些展品。如果每个人都触摸的话，就会毁坏它们。”同样，当波兰动物园的游客擅自用自带食物喂熊时，其中一部分也会受到批评：“嗨，不要给动物喂未经许可的食物。你不知道这样会对它们有害吗？”在两种情形下，有58%负有内疚感的被试随后向另一名“意外”掉落东西的研究者提供了帮助。而未被批评的人则只有三分之一给予了帮助。负有内疚感的人愿意提供帮助。西奥迪尼和薛德尔提供了另一种可以引发个体关注自我形象的实用方法：请求很微小的帮助，以至于使个体不能拒绝，除非他认为自己是个吝啬鬼。当6 000人收到美国抗癌组织的募捐信时，那些被请求捐献较少数量的人更可能捐助，并且给出的数量平均而言并未减少。若遇到的是先前捐献过的人，那么更大的请求（合情合理）就会引起更多的捐助。但是对于挨户访问的募捐，请求小金额的捐助则更可能成功，因为这使人们不好拒绝，而且又使他们有机会维护利他的自我形象。 贴上乐于助人的标签也能强化人们乐于助人的自我形象。罗伯特·克劳特对一部分参加慈善捐助的康涅狄格的妇女说：“你真是一个慷慨的人。”两周后，这些妇女比那些没有被贴上此标签的妇女更可能为另一个慈善团体捐助。 利他主义的社会化 如果我们能够习得利他主义，那么该如何教化而使它社会化呢？这里有五种方法。 教化道德包容 对于那些在欧洲纳粹时期救助犹太人的人、美国反奴隶运动领袖，以及巡回义诊的传教士们而言，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具有道德包容性。他们的道德关怀包含了不同于自己的人。正如一位妇女所做的，她为了救助一名藏匿的犹太孕妇而假装怀孕，这样她就可以把即将降临人世的犹太孩子看做自己的孩子。道德排除——将某些人（或动物）排除于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则起相反的作用。从歧视到灭绝性的大屠杀，它令所有的伤害性行为都变得合理。人们认为，对那些没有价值的人或该受排挤的人（被排除于关怀之外的动物也是如此），剥夺和残忍就会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是适当的。利他主义社会化的第一步是去除天然的内群体偏爱，比如亲缘喜爱或种族喜爱，而扩展我们关心他人福利的界线。巴特森解释宗教教育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时指出，他们就是宣扬要爱整个人类“大家庭”中所有的人，这就把兄弟姐妹之间的血亲之爱扩大到了“上帝的孩子”之间的爱，从而扩展了利他主义的边界。如果每个人都是我们家庭的一分子，那么每个人就都对我们有道德要求。“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线将被消除。使人们站在他人的位置上，想象他人的感受。也会增加帮助行为。“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人一定要学会采择别人的观点。 我们把全人类看成一个大家庭。——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道德》，1993 树立利他主义榜样 目睹无同情心的旁观者使人们更少去帮助。被极端惩罚性的父母抚养大的孩子，就像很多违法者、长期犯罪者和纳粹重战犯那样，他们极少表现利他主义者的特征：同理心以及和道义上的关心。 孩子们可以从描写利他，友善、自我控制等行为模 F式的电视节目中学到这些行为。——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电视与行为》，1982 不道德的行为滋生不道德的态度，而帮助行为能促进进一步的帮助行为。儿童和成人都是在“干中学”。在对12岁左右的孩子的一系列研究中，斯托布和他的学生发现，如果儿童先被引导制作一个玩具送给医院的其他孩子或者送给一位艺术老师的话，孩子们会变得很愿意帮助他人。随后孩子们也更愿意教更小的孩子玩拼图。斯托布指出，当孩子们在做出帮助行为时，他们发展了帮助他人的价值观、信念和技能。帮助行为也有助于满足孩子们形成积极自我概念的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说，如果把“服务学习”和志愿者计划编入学校的课程，就可能提高日后的公民参与、社会责任感、合作以及领导能力。态度追随行为。助人行动能够促进人们把自己看成“富有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人”，而这种自我知觉反过来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帮助行为。 把帮助行为归因于利他主义动机 当对一种行为的反馈过度时，个体可能会将行为归因为外部反馈（奖励）而非内在动机。因而奖励人们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反而会削弱其内在动机。我们可以将这一原理积极地表述为：对人们的良好行为给予恰到好处的反馈（必要时应戒除收买与威胁），我们也许可以增加他们自己从做这些事情中得到的快乐。 习得的利他主义 阿瑟比曼及其同事在蒙大拿大学学生中所做的实验表明，人们一旦了解了为什么旁观者在场会抑制帮助，他们在群体情境下帮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研究者让一部分学生听关于旁观者的冷漠如何影响个体对突发事件的解释以及责任感的演讲。另一部分学生则听其他的演讲或者不听任何演讲。两周之后，作为在另一场所的另一个实验的一部分，被试（与一个冷漠的研究同谋）会在路上遇见一个人摔倒或者趴在自行车底下。结果发现，那些来听有关帮助内容演讲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停下来实施帮助行为，而接受了“启迪”的人中实施帮助的人数则两倍于此。
    • 5. 后记：让社会心理学走进生活
      • 当现在的和以前的学生们用社会心理学如何跟他们的生活相联系的故事证实我们的假定时，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就在我写下最后一段之前，一位现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以前的学生来访。她提起最近的一次经历：一名男子不省人事地躺在人行道上，旁边的行人纷纷走过。“这让我回想起了社会心理学课程，还有此情此景下人们为什么无动于衷的原因。我想道：‘如果我也走过去了，谁来帮助他呢？”’于是，她拨了急救电话并陪着那个倒在地上的人——其他旁观者也加入进来了——直到救护车到来。
  • 5. 第十三章：冲突与和解
    • 1. 引发冲突的原因
      • 如果你想获得和平，那就为正义而努力吧！——罗马教皇保罗六世 当两个人、两个群体或是两个国家交往时，他们就可能因为需要或某个目标产生冲突。当人们将个人的利益看得比集体的利益更重要时，很多社会困境就会出现，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很好地诠释了这种个人与集体利益间难以抉择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正如在实验中那样，我们的解决办法包括：通过制定法律规则限制利已行为，通过划分较小的社会群体使人们有更多责任感，通过增进交流减少不信任感，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行为能得到更多回报，以及倡导利他的行为规范。 当人们为了某种稀缺资源而竞争时，人际关系也常常陷人偏见和敌意。在谢里夫著名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非赢即输式的竞争使釅生人迅速成为了敌人，即使对那些正常而优秀的男孩，都会引发彻底的争斗。 当人们认为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冲突常常会爆发。根据公平理论，人们以付出和获得的均衡来定义公正，当人们认为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时，他们就会感到不公正，并产生冲突。 在冲突中，双方真正在目标或行为上的对立只是冲突的，一小部分，不过由于对对方动机或目标的误解，使冲突往往显得更加严重。此外，群体的冲突中双方常常会产生镜像知觉，即双方都相信“我们爱好和平，而他们则广具有侵略性。”在这种误解之下产生的行为，往往会强化原有的误解。而在国际性的冲突当中，“领导邪恶一”民众善良”也是一种常常被信以为真的假象。 社会困境 一些对人类未来威胁最大的问题，如核武器、全球性气候变暖、人口过度增长、自然资源枯竭等，其根源都是不同的团体追逐他们各自的私利所致。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行为最终都损害了集体的利益。 囚徒困境 这个难题源于一个故事，故事的核心是地方检察官使用不同的策略分别审问两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合伙犯罪，但是检察官掌握的证据只能判他们很轻的罪。因此检察官为了使嫌疑犯愿意单独承认自己的罪行，设置了一种鼓励办法：如果一个嫌疑犯认罪而另一个没有，认罪的嫌疑犯将赢得豁免（并利用他的供词使另一名罪犯得到最严厉的判决）蠹如果两个嫌疑犯都认罪，他们都能得到中等程度的判决。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他们都会得到较轻的判决。为了使自己的判决减至最轻，很多人都会承认罪行，尽管实际上两个人都不认罪带来的惩罚要比互相指控轻。不管另一嫌疑犯如何选择，认罪总是比较有利的做法。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也认罪，那自己将会得到中等惩罚而非最重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不认罪，那么自己就可以直接得到自由。惩罚他人，或者不予合作，看上去似乎是个明智之举，但是在实验室里它却会产生反作用。惩罚通常会引发报复，也就是说那些实施惩罚的人往往会升级冲突，造成结果的恶化。惩罚者所认为的自卫反应，在被惩罚者看来却是进一步的攻击。而当被惩罚者有机会回击的时候，可能会回击得更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在以牙还牙。 公地悲剧 很多社会困境都包含了两个或更多的利益集团。例如， 日益严重的滥砍滥伐，以及世界各地激增的汽车、燃炉和火力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了全球性气候变暖问题。但是，其实每一辆汽车排放的尾气对整个问题来说几乎微不足道，那些危害也会由许多人来分摊。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把这种社会困境表现出的丑恶人性比喻为公地悲剧。这一名称来源于旧时英格兰乡镇中心的牧场。在现代世界里，“公地”包括了空气、水、鱼、饼干或是其他任何被共享但是有限的资源。当所有人都适度地利用资源时，资源自行再生的速度可以与资源被消耗的速度相匹配。植被能够生长，鱼能够繁衍生息，饼干罐也会被重新填满。而一旦对资源的利用超过限度，公地悲剧就会发生。 基本归因错误 首先，在两种情境下参与者都会把自己的行为动机解释为外界的压力（“我不得不提防被对方利用”），而且不客观地评价对方的行为（“她很贪婪”，“他是不可靠的”）。多数人从未意识到对方看待他们时，同样会有这样的基本归因错误。那些具有自我膨胀和自我欣赏倾向的人，尤其不可能对他人的观点表示赞同。 动机的演化 其次，行为的动机是在变化的。在一项任务中，开始时人们的动机可能是挣些小钱，然后变成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到了最后就只是保存脸面防止彻底的失败。这种动机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约翰逊总统在他的演讲中常常强调战争是以自由、民主和正义为目标的，但是随着冲突的升级，总统的论调便成了为了美利坚的荣誉，为防止战败带来耻辱而战。 结果总和并不一定为零 再次，现实生活中的多数冲突，就像囚徒困境或公地悲剧一样，是非零和博弈。冲突双方得到的利益和损失之和并不一定为零。双方可能都赢，也可能都输。每种情境都将个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的回报与群体的长期利益对立起来。在面对这类令人头疼的问题时，即使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性”，其结果仍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如地球的大气层内日益增厚的二氧化碳层并不是某个丧心病狂的人有意策划的，而是由许多看似合理的行为造成的总体后果。 并非所有的利己行为都对集体有害。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如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当时社会的描述——每个人都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也恰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通过对生产行为的观察得出：“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晚餐，并不是因为那些屠夫、酿酒师或是糕点师大发善心．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身的利益。” 就像以前的猎户一样，渔夫们有着尽可能多捕捞的个人动机，即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正在毁掉自己的行当。——约翰，蒂尔尼，《金枪鱼漫游之处》，2006 与最广大群体利益相关的事情往往是人们最不关心的事情。——亚里士多德 解决社会困境 适当的管制 我们制定了很多规则来保护公共资源。长期以来，捕鱼、打猎的季节和限度都受到控制；在国际范围内，国际捕鲸者协议规定了一个使鲸鱼能得到足够繁殖机会的捕捞限制。同样，在渔业，阿拉斯加的大比目鱼渔场实施了“捕捞份额”政策。该政策保证每个渔民每年一定比例的可捕捞量，从而大大地减少了竞争和过度捕捞行为。 小即是美 另一种解决社会困境的方法是：缩小群体的规模。在一个较小的集体中，每个人都能更加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集体的影响；而当一个集体变得较大时，人们就更容易会这样想：“反正我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正是这一想法常常导致不合作。在较小的集体中，团队的成功也能够给成员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此外，其他任何使人们团队意识增强的因素，也会增加合作行为。甚至几分钟的讨论，或者认为和团队其他成员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想法，都会增加集体成员的“我们感”和合作的可能性。居住稳定性也会增强公共认同感和亲社会行为，这会让个体乐于去看棒球赛，而不计较最后队伍的分数。在大得多的群体中——比如说城市，自觉的节约则很少能够成功。这是因为一个人造成的危害会被很多其他的人所分担，因此每个人都可能不再考虑对群体的责任。 沟通 人们只有通过沟通才能解决某些社会困境。实验室创造的情境和现实生活一样，群体沟通有时会恶化成恐吓和言语侮辱。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沟通可促成人们的合作。对两难问题的讨论会增进小组成员的群体意识，并使成员们更加关注小组的整体利益。通过沟通，也使小组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和期望，并对组内成员产生一定的服从小组内部规范的压力。在沟通过程中，尤其是当人们面对面交流时，他们可以产生很好的台作行为。对于群体来说，合作是最有利的行为，但是也需要个人的牺牲、信任并有一定的风险。道斯的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实验参与者没有进行过讨论，大约只有30%的人会选择捐献；而在讨论之后，这一数字升至80%。开放、明确而坦诚的交流也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那些预期别人不会有合作行为的人，自己也必然不会表现出任何合作的倾向。缺乏信任之人不会与别人合作，而缺乏合作又带来了进一步的不信任（“我还能怎么样呢？这个世界就是黑吃黑”）。 改变激励机制 当实验者通过改变激励机制来奖励合作行为和惩罚自私行为时，人们的合作行为就会增加。激励机制的改变也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际的困境。例如在一些城市中，由于开私家车去上班的人很多，高速公路常常出现堵塞，并且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人们喜欢开私家车的原因之一是这样比较舒适，而且每个人都认为多一辆车对交通情况和污染只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为了使人们的想法发生改变，许多城市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对公共交通服务的激励，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开辟公交专用车道，以及降低通行税。 倡导利他规范 人们即使清楚他们的利己行为会带来对整体而言非常糟糕的结果，他们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和对节约资源的呼吁，也是应者寥寥。1976年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美国人对能源危机的态度应当与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一样，并强烈号召人们节约能源。在接下来的一个夏天，美国对汽油的消费比以往都要多。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全球性气候变暖正在日益严重——而对耗油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的购买量也达到了历史新高。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态度对行为的影响有时并不明显。对很多人来说，知道怎么做是好的与实际的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尽管如此，多数人仍能较好地遵守社会责任、互惠、公平的规范，始终承担着个人的义务。问题在于如何激发出他们的这种情感，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一个有超凡魅力的、无私的领导的影响来鼓励其他人进行合作。另一种方法是以合作规范来定义情境。 竞 争 当不同的群体为稀缺的职位、住所和资源进行竞争时，敌意便产生了。当利益相抵触时，冲突便产生了。 在鼓励竞争的环境中群体总会表现出比个人更多的竞争性行为。事实上，他们的邪恶是被邪恶的环境诱发的。后来的研究表明，尤其当(1)人们知觉到诸如金钱、工作岗位和权力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并且是零和的（一个人的获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损失），(2)个明显的外群体成为潜在的竞争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竞争更易于引发冲突。 知觉到的不公正 我们也许会同意用公平原则来定义公正，但对我们的社会关系是否公平却往往不能达成一致。对于一家公司中的两个职员来说，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投入呢？年纪较大的一个可能会希望按照资历来安排工资水平，而年纪较轻的则会希望按照产出评价绩效。当出现这样的分歧时，谁的意见会胜出呢？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人会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别人相信，他们获得的就是他们应得的。这一现象被称为“黄金定律”：总是由拥有黄金的人来制定规则。 误 解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过引起类似误解的原因：自我服务偏差会使个人或群体乐于承认自己做的好事，而对自己做的坏事却推卸责任，同时并不会考虑对方的类似行为方式。自我合理化的倾向使人们否认自己的错误行为（你说我撞了他？我根本就没碰到他！）。帮由于基本归因错误，冲突中的双方都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反映了他们邪恶的品质然后一方将会按照自己的成见过滤并理解得到的信息。在一个群体中，利己、合理化和成见都会得到极化。群体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将自己所属群体描述为高尚而强大的，将对立的群体描述为卑劣而弱小的，被多数人认为是残酷暴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在一些人眼中却是“圣战”。事实上，仅仅是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会使人产生内群体偏差。负面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肯定，在冲突的双方眼中，对方的形象都是被歪曲的，尽管这种误解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但它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行为。。社会心理学家艾尔文·斯托布和丹尼尔，巴塔尔认为，一个处于难以处理的冲突中的群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把自己的目标看做是最重要的。为“我们”感到骄傲，而极度贬低“他们”。坚信自己是受害者。强调对集体的热爱、团结，和对集体利益的忠诚。表扬自我牺牲，并压制批评。虽然冲突的一方可能更有理些，但问题在于敌人的形象是很容易预见的。甚至更有趣的是，连误解的类型都是可以预见的。 侵略滋生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压制不同政见。——莫里。多德，2003 镜像知觉 在冲突中，双方对对方的误解常常具有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他们都会美化自己和丑化对方。在苏联人眼中，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它蛊惑并剥削美国的民众，而且在外交上美国从来不可信赖。“我们慢慢而痛苦地发现，苏联人对美国人歪曲的印象与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具有奇怪的一致性，二者正如镜像一般。”当双方知觉到冲突时，至少有一方对另一方存在误解。当出现这样的误解时，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就后果的严重性而言，这一心理现象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这种印象的特点就是，它们可以自我证实。”也就是说当A认为B对他有敌意时，那么A就会以充满敌意的方式对待B，那么A的期望就得到了证实，因此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 对立双方也倾向于会有“偏见盲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他人的喜欢或不喜欢而受到影响，然而却把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看做是不公平和有偏见的。此外，党派人士倾向于认为对手尤其不赞成他们的核心价值。要想解决冲突，我们必须抛弃这些夸张的感觉，而去了解别人的想法。 简单化思维 当形势紧张时，正如在国际危机中发生的那样，理智的思考变得非常困难。对敌人的看法变得更加简化和刻板，更可能出现直觉式的判断。 知觉转换 如果说误解与冲突总是一同出现，那么随着冲突程度的起伏变化，误解也会不断出现和消失。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而且有着极强的规律性。当一股势力成为敌人时，我们会将它的形象扭曲；而在化敌为友之后，它的形象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二战中美国民众和传媒眼中“嗜血、残暴、奸诈、长着龅牙的小日本鬼子”，在战后迅速变成了美国媒体和人民心目中“聪明、勤劳、自律而足智多谋的盟友”。在冲突之中误解的严重程度让我们感到心寒：一个既不疯狂也不邪恶的人，在冲突中可以很容易地产生对对方的歪曲印象。在与另一国家、另一个群体甚至是与室友或家长的冲突中，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动机和行为误解为完全的正确，而将对方的行为理解成彻头彻尾的邪恶，同时我们的对手也会对我们形成镜像式的误解。因此，在受困于社会难题、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或是感到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只有同时抛开偏见并努力解决确实存在的分歧，才能使冲突结束。一个好的建议是，在冲突中不要认为别人与你在价值观和道德上格格不入；反之，进行换位思考，设想一下：也许对方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 2. 获得和平的途径
      • 尽管冲突经常被社会困境、竞争和误解所引发，但是一些强大的力量，比如接触、合作、沟通与和解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尽管一些早期的研究结果非常鼓舞人，但其他的研究表明，在学校中，仅仅废除种族隔离对于改变民族态度并无多大影响。但是，当种族间的接触促进了与其他种族的个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并且这种接触是建立在双方地位平等的情况之下时，敌意通常能够减少。 当人们为了克服同一个困难或者实现同一个超级目标而在一起工作时，接触会变得特别有益。一些研究合作性接触的实验中，研究小组把竞争性的课堂变成了合作学习的乐園，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 冲突的双方还可以通过直接谈判，或者第三方调解人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第置方的调解人可以促使敌对的双方把他们竞争性的“非赢即输”逻辑变成更富合作性的“双赢”取向。调解人还可以创造消除误会、增加互相了解和信任的沟通氛围。当协商不能达成共识时，冲；突的双方可能就需要一个仲裁人来做一个决定，或者从他们提供的最后建议中选择其一。 ·有时候，冲突的气氛太紧张了，以至于实质性的沟通变得完全不可能b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方的一些小小的和解行动可以引发对方回报性的和解行动。其中的一种调和策略就是GRIT（逐步、、互惠、主动地减少紧张）的行动，致力于减少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调解劳资矛盾和国际争端的人有时也使用其他的和解策略。他们在冲突进行时指导参与者了解冲突与和解的机制，就好像这一章指导你的一样，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并享受和平的世界，以及良好融洽的人际关系。 接 触 接触是否可以预测态度 94%的研究表明，增加接触能够预测偏见的减少。在多数群体对待少数群体的态度上更是如此 。南非黑人和白人的种族间接触越多，他们的偏见就会越少，对于其他种族的政治态度就会越赞同。黑人和白人彼此间的友好接触越多，他们对对方的态度及对其他外群体（如西班牙人）的态度就越好。与同性恋者接触越多，异性恋者就越能接受同性恋。荷兰青少年与穆斯林接触越多就越能接纳穆斯林。即使替代性的间接接触也会减少偏见，比如阅读故事或想象，以及通过朋友结识其他种族的朋友。这种间接接触的效应，也被称为“拓展性接触效应”，可以促进同辈人之间更多积极态度的传播。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否改善了对少数种族的态度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学校里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比如这种制度促进了更多的黑人走进大学并在学校取得成功。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有时能够改善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而有时则不能——尤其是当存在焦虑或知觉到的威胁时。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激起了科学家的探索热情。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做法。真正地废除种族隔离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在不同的情况下实行。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何时能够改善种族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的确有助于减少偏见，但偏见也会减少接触。焦虑和偏见共同解释了为什么在跨种族环境中的学生（当学生被配对为室友或者实验搭档）可能比同种族环境中的学生更少有亲密的自我表露。 友 谊 相对来讲，早期的那些对于商店店员、士兵以及安居计划中邻里关系的研究之所以得到理想的结果，是因为有大量的种族之间的接触，使得那种由于最初的不同种族的接触产生的焦虑得到缓解。另一些研究涉及长期的、个人之间的接触一在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监狱，以及白人和黑人女孩一起参加的夏令营——得到了同样好的结果。那些曾经在德国或者英国留过学的美国学生中，跟当地人接触越多，对他们的印象也就越好。交换生所寄宿家庭的主人也会因经历而发生变化，会更多地从外来文化的视角看待事物。与行为表现冷漠紧张相比，如果一个人在与其他种族的人接触时表现积极（热情、放松），则可以降低自身种族的受关注度，别人对该种族的注意和评论可能会较少。那些和其他群体的人建立了友谊的人，往往容易对这些群体产生积极的态度。并不仅仅是由于对他人的了解，还有情感纽带形成了亲密的友谊并降低了焦虑并增强了同理心。对那些原本很偏执的人来说，通过接触来降低焦虑的效果尤其显著。外群体之间的友好互动可以降低焦虑水平，这是一种生理反应：在跨种族背景下，应激激素的反应性降低是可以测量的。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弱化了他们的外群体身份，那么我们就尤其可能友好相待。如果我们能将自己对新朋友的喜欢扩大到他人身上，那么他们的群体特性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突显。因此，为了减少偏见和冲突，我们最好一开始就将群体差异最小化，然后承认这种差异，最终跨越这种差异。 地位平等的接触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古林和他的同事们从一项对全国大学的调查中得到，在高等院校或是综合大学里，种族多样化引起的非正式的班内互动对所有的学生都是有益的。这样的互相接触能够促进智力的提高，并培养出对差异的更大程度的接受，从而达到各社会单元的融合。这一结果推动了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决议——种族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可以作为招生的一个标准。 合 作 共同的外部威胁能建立内部的团结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可以统一那些彼此怀着竞争的男孩们。当使一个人想起他不属于某个群体（如别的学校）时，会增强他对于自己群体的责任感。当我们明确意识到“他们”是谁时，我们同时也明确了“我们”是谁。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阴霾下，“我们所有人现在都面临着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尽管它不是来自这个世界外，但它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威胁。” 超级目标会促进合作 与面对一个共同的外部危机时形成的凝聚力量紧密相连的另一个凝聚力量是超级目标。它是能够将群体的所有成员团结起来、共同合作来完成的目标。成功的合作能够增强两组人之间的吸引力。如果曾经敌对的组在一个合作的任务上失败了，并且他们又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卸到对方身上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反而会恶化。 合作学习能够改善种族态度 群体和高级认同 我们每天都鹿协调各种各样的身份。我们认同小群体中的身份（作为父母或者孩子），然后超越这种身份（把更大的群体认同为家庭）。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来自我们更为广泛的群体和民族的身份认同。注意到我们和他人共享多重社会身份，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我同时拥有多重身份，其中一些你们也有。” 沟 通 群体间的冲突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当夫妻之间、劳资双方或者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时，他们可以谈判；可以请第三方通过提议或促进协商来调解；或者将双方的分歧交由第三方进行研究并仲裁。 谈 判 激烈的讨价还价可以降低对方对你的期望，从而使他们愿意降价。但有时也会被反咬一口。如果冲突一直持续，那么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大小不变的蛋糕，而是一个缩水的蛋糕。迟来的协议也代价不菲。当一个罢工长期持续时，劳资双方都遭受损失。激烈的讨价还价还可能失去达到真正一致的机会。如果其中一方坚持与另一方同样极端的条件，那么双方可能都会因为面子上下不来而僵持。 调 解 第三方调解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使得冲突的双方可以在做出让步的同时，仍挽回面子。如果我的让步是对调解人的，并且他同时也从我的对手那里取得了让步，那么我们都不会把这种让步看做是对对手要求的满足。把“非贏即输”变成‘双赢” 调解人也可以通过促进双方建设性的沟通来解决冲突。他们首先要做的是让双方重新思考这个冲突，并知道对方的利益所在。通常，冲突双方都有一个“非赢即输”的想法：如果对方对结果感到失望，那么他们就成功了；如果对方对结果满意，他们则失败了。一个关于“双赢”的经典故事，来自争桔子的两姐妹。最终她们的决定是把桔子平分成两半，其中一个女孩把她的一半榨成橙汁，另一个女孩用她那一半的桔子皮来做蛋糕。如果这两个女孩都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想要桔子，那么她们很可能同意分享桔子，其中一个得到全部的橙汁，而另一个得到全部的桔子皮。这是整合性协议的一个例子。相对那种要让双方牺牲掉一些东西的妥协来说，整合性协议更具有持久性。因为她们是互相满足的，因此也可以带来持续的伙伴关系。 仲 裁 在矛盾非常明显、难以妥协的事件中，意识到将面临仲裁时，冲突的双方会固守他们的立场，并希望在仲裁人选择一个折衷方案时，自己能从中获益。
    • 3. 后记：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之间的冲
      •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的个人主义开始泛滥。父母开始赞赏孩子的独立和自立，而较少关心他们的服从。孩子们的名字也经常更加生僻。衣服和首饰越来越多样化，个人自由增加，共同的价值观在渐渐消退。随着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之间冲突的继续，文化之间和性别之间的知识可以使我们看到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从而使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看得更加清楚。
• PS:有错别字请见谅，因为文字量太大的原因和前一小部分是手打的，后面大部分是速录笔录的。
• 教育(翻转式学习)
  • 大众教育不过只有150年左右的历史,是为了满足工业革命的需要而诞生的.工厂模式被复制到教育上来,学生被视为代加工的原材料,把他们变成就业市场上有销路的产品.后工业时代恰恰需要工业化教育体系所不看重的创造力. 学比教更重要,工业化的教育体系:听到解释的人很容易就会忘记,而向别人解释的人却有更深刻的印象.我们学到的大部分东西都不是来自课堂,所以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会如何学习. 效能:包括数据,信息,知识,理解.告诉我们如果正确的做事. 效果:属于智慧,告诉我们如果做正确的事.
• 反射效应
  • 处于收益状态时，因为“确定效应”，人们更加厌恶风险，喜欢“见好就收”；处于损失状态时，因为“反射效应”，人们更加偏好风险，倾向“赌一把”。同一个人的风险偏好，在不同的状态下，其实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状态下,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
• 锚定效应
  • 80元钱1小时的网费就是作为价格锚点,来凸显105元一天的网费实在太便宜了,诱使你做出购买决策.当然,锚点的心理作用远不止在价格这一方面,一切都是相对的.人们判断一件未知的事物的时候,都希望找到一件已知的事物来做参考(比例尺),确定锚点(锚点一定)整个评价体系就基本确定.在商战中,一旦对手出现锚定效应,可以选择抛下一只新锚,重建用户的评价体系. 所有的感受，都是相对的。通过设定、改变、移除用户心中的参照物，达到影响用户评价体系的方式，就是“锚定效应”。其实，又何止是商业。你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何尝不是通过比较得来的感受呢？所以，你要设定好你人生的那只“锚”。
• 确定效应
  • 处于收益时,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如落袋为安,见好就收等).面对有风险的大收益，和确定的小收益，他们更希望见好就收，落袋为安，更希望“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这就是“确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