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监管适应策略与银行效率:一种基于网络松弛的共享资源度量方法
这是一个关于监管适应策略与银行效率:一种基于网络松弛的共享资源度量方法思维导图,提出两种基于不同可处置性下的网络模型来估计银行的效率,为了检验模型的实际意义。
编辑于2024-01-26 15:11:04Regulation adaption strategy and bank efficiency: A 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 with shared resources
监管自适应策略与银行效率:基于共享资源的网络松弛度量
摘要
目的
提出两种基于不同可处置性下的网络模型来估计银行的效率,为了检验模型的实际意义。
在大数据时代,银行有两种主要的策略来适应监管变化,这两种策略为自然可处置性和管理可处置性。自然可处置性意味着银行试图减少其输入向量以减少不良产出的消极政策。管理可处置性表示银行将监管变化视为机会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来适应监管变化的积极政策。银行的运营过程可以分为生产力阶段和盈利阶段,运营成本是作为一种共享资源。
在大数据时代,银行有两种主要的策略来适应监管变化,这两种策略为自然可处置性和管理可处置性。自然可处置性意味着银行试图减少其输入向量以减少不良产出的消极政策。管理可处置性表示银行将监管变化视为机会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来适应监管变化的积极政策。银行的运营过程可以分为生产力阶段和盈利阶段,运营成本是作为一种共享资源。
方法
1.基于自然可处置性下的两阶段网络DEA模型。2.基于管理可处置性下的两阶段网络DEA模型
结论
(1)两种适应性策略之间的低效率存在很大差异
在自然可处置下低效率主要由盈利阶段驱动,在管理可处置下低效率归因于两个阶段。
在自然可处置下低效率主要由盈利阶段驱动,在管理可处置下低效率归因于两个阶段。
(2)不同类型银行之间的效率差异在自然可处置下不显著,但在管理可处置性下显著。
(3)股份制商业银行总体效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而国有商业银行在整体效率和盈利效率阶段方面表现最差。
介绍
背景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重要的金融部门,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和监管尤为重要,当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时,银行可能会被要求改变策略以适应监管变化。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决策越来越基于数据,企业和政府组织越来越意识到,数据资源将成为一个组织能否保持竞争力的主要资源。为了促进可持续性发展,银行有必要研究自适应策略对其运营效率的影响。
探索阶段
为了探讨适应性策略对中国银行运营效率的影响,将银行的运营活动描述为:存款生产活动和盈利活动。前者的目的是筹集资金进行投资,后者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金融投资。
前者的目的是筹集资金进行投资,后者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金融投资。
关于如何确定同时衡量银行的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我们回顾了相关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考虑了组织面临环境监管变化时的适应性策略,但没有一个讨论了大数据时代组织面临金融监管变化时的适应性行为。
研究内容
(1)如何在DEA框架内描述银行对金融监管变化的适应性策略?
(2)探索这些适应性策略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3)研究共享资源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研究方法
提出了两个基于SBM方法并同时考虑共享资源和适应性策略的网络DEA模型。
创新点
1.首次考虑了银行的监管适应性策略如何影响银行效率
2.基于不同的适应性策略开发两种网络DEA模型来评估银行的运营效率。
3.自然可处置性和管理可处置性的概念在银行效率评估中首次被重新定义和建模。
重新定义自然可处置性:表明银行减少投入以减少不良产出。这是一种负适应策略,即缩小经营成本,直到不良产出满足监管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没有足够的成本对大数据技术进行足够的投资。这是一种短期策略。银行可以降低运营成本,但这样做无法将数据资源转化为商业价值。因此,从长远来看,银行增加了机会成本。 重新定义管理可处置性:表明银行增加投入以减少不良产出。这是一种积极策略,在这种策略下,银行将监管视为一个机会,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来适应监管变化。这是一种需要银行投资大数据的长期策略。该策略在短期内增加运营成本,但在长期内,可以降低由于使用大数据技术而产生的机会成本。
重新定义自然可处置性:表明银行减少投入以减少不良产出。这是一种负适应策略,即缩小经营成本,直到不良产出满足监管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没有足够的成本对大数据技术进行足够的投资。这是一种短期策略。银行可以降低运营成本,但这样做无法将数据资源转化为商业价值。因此,从长远来看,银行增加了机会成本。 重新定义管理可处置性:表明银行增加投入以减少不良产出。这是一种积极策略,在这种策略下,银行将监管视为一个机会,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来适应监管变化。这是一种需要银行投资大数据的长期策略。该策略在短期内增加运营成本,但在长期内,可以降低由于使用大数据技术而产生的机会成本。
模型介绍
自然可处置性下的效率评价
生产可能性集:
Tone 和Tutsui 提出的,关于中间产品的约束,有四种可能的情况:“自由”价值情况、非自主“固定”价值、“作为输入”价值情况和“作为输出”价值情况。在本研究中,中间产品被视为非自主“固定”情况,即中间产品超出管理层的自由裁量权。
线性化为:
整体效率:
生产阶段效率:
盈利阶段效率:
管理可处置性下的效率评价
生产可能性集:
线性化为:
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
本研究是使用2014-2018年中国3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根据所有权差异,将银行分为四类:5家国有商业银行银行(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OB))、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JSB))、15家城市商业银行(City commercial banks (CB))和4家农村商业银行(Rural commercial banks (RB))。
变量选择:运营成本和利息成本被用作生产力阶段的两个输入,而存款被视为产出。同时存款也是盈利阶段的输入,即为中间因素。运营成本和存款被用作盈利阶段的两个输入,利息收入和利息收入好的输出,不良贷款被用作坏的输出。值得注意的是运营成本是两个阶段的共享输入。(变量的选择标准参考其他文献)
效率分析
效率比较
在本研究中,假设两阶段对整体效率的贡献相等,因此给予两个阶段相同的权重。此外,共享资源的分配约束设置为L=0.4和U=0.6.从表3可以看出自然可处置性下的平均效率和阶段效率都远大于管理可处置性下的效率,这表明不同的适应性策略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显著不同。
在本研究中,假设两阶段对整体效率的贡献相等,因此给予两个阶段相同的权重。此外,共享资源的分配约束设置为L=0.4和U=0.6.从表3可以看出自然可处置性下的平均效率和阶段效率都远大于管理可处置性下的效率,这表明不同的适应性策略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显著不同。
如图3(a)所示,在自然可处置性下,生产力阶段的平均效率远高于盈利阶段,这一发现表明,低效率主要来自自然可处置性下的盈利阶段,决策者提高盈利阶段的绩效。然而,如图3(b)所示,两个阶段之间的效益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小,两个阶段的效率得分相对较低。这些观察表明,低效率同样来自管理可处置性下的两个阶段,决策者应考虑两个阶段的效率。
如图3(a)所示,在自然可处置性下,生产力阶段的平均效率远高于盈利阶段,这一发现表明,低效率主要来自自然可处置性下的盈利阶段,决策者提高盈利阶段的绩效。然而,如图3(b)所示,两个阶段之间的效益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小,两个阶段的效率得分相对较低。这些观察表明,低效率同样来自管理可处置性下的两个阶段,决策者应考虑两个阶段的效率。
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分析表3
关于自然可处置性下的总体效率,表3显示所有商业银行在2014-2018年期间的表现都很低。考虑到年平均水平,PAB、NBCB和CRBC分别实现了相对较高的总体效率,分别为0.975、0.948和0.945。这些结果通过这些商业银行的阶段效率也相对较高得到了验证。HCCB的年平均总体效率为0.470,排名垫底,HCCB的盈利阶段效率最低。这是由于相对于其他银行,在盈利阶段有更多的不良贷款。至于管理可处置性下的总体效率,表3显示所有银行在2014-2018年期间的表现都很低。考虑到年平均水平,国家银行、CRCB和广发银行分别在0.924、0.868和0.828处实现了较高的总体效率。这些结果通过它们的阶段效率得到了验证,即这些银行的阶段效率相对较高。TCCB的年平均总体效率为0.213,排名垫底,TCCB的生产率阶段效率最低,盈利阶段效率最低。这一糟糕的表现是由于相对于其他银行,生产率阶段的运营成本总额高得多,盈利阶段的不良贷款总额高得多。表3显示,中国银行业在管理可处置性下的总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平均得分较低:分别为0.485、0.457和0.571。这一观察表明,管理可处置性下,这两个阶段对商业银行的效率低下同样有贡献。然而,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关于自然可处置性下的总体效率,表3显示所有商业银行在2014-2018年期间的表现都很低。考虑到年平均水平,PAB、NBCB和CRBC分别实现了相对较高的总体效率,分别为0.975、0.948和0.945。这些结果通过这些商业银行的阶段效率也相对较高得到了验证。HCCB的年平均总体效率为0.470,排名垫底,HCCB的盈利阶段效率最低。这是由于相对于其他银行,在盈利阶段有更多的不良贷款。至于管理可处置性下的总体效率,表3显示所有银行在2014-2018年期间的表现都很低。考虑到年平均水平,国家银行、CRCB和广发银行分别在0.924、0.868和0.828处实现了较高的总体效率。这些结果通过它们的阶段效率得到了验证,即这些银行的阶段效率相对较高。TCCB的年平均总体效率为0.213,排名垫底,TCCB的生产率阶段效率最低,盈利阶段效率最低。这一糟糕的表现是由于相对于其他银行,生产率阶段的运营成本总额高得多,盈利阶段的不良贷款总额高得多。表3显示,中国银行业在管理可处置性下的总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平均得分较低:分别为0.485、0.457和0.571。这一观察表明,管理可处置性下,这两个阶段对商业银行的效率低下同样有贡献。然而,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四种类型银行的效率比较
在本小节中,我们探讨了四种类型的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差异,如图4所示。从图4(a)中可以看出,在自然可处置性下,四种类型之间的总体效率存在较小的差距。图4(b)显示,JSB表现优于其他银行类型,而SOB表现最差,在管理可处置性下,四种类型之间的总体效率存在较大差距。
在本小节中,我们探讨了四种类型的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差异,如图4所示。从图4(a)中可以看出,在自然可处置性下,四种类型之间的总体效率存在较小的差距。图4(b)显示,JSB表现优于其他银行类型,而SOB表现最差,在管理可处置性下,四种类型之间的总体效率存在较大差距。
图5描述了四种类型银行的平均阶段效率。至于生产力阶段,图5(a)显示SOB和RB具有较高的平均相对效率,而JSB在自然可处置性下的效率得分较低。图5(b)显示,JSB和RB的表现优于其他两种类型,SOB在管理可处置性下的表现最差。所有这些结果表明,两种适应性策略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显著不同。关于盈利阶段,图5显示,JSB表现优于其他类型银行,而SOB表现最差。SOB效率较低可能是由于其不良贷款较高。作为中国最大的五家银行,SOB拥有巨大的运营规模,因此获得的存款比其他类型银行多得多,而其不良贷款也远高于其他类型银行(Ariff and Can,2008)。2014-2018年期间,SOB产生了3.78105万亿元的不良贷款,约为JSB(1.55784万亿元)的2.43倍。SOB的巨额不良贷款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银行,它肩负着不同的责任,面临不同的监管。中国政府要求SOB服务于国家或地区发展,例如实施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关注盈利能力。因此,为了提高整体效率,SOB应该提高盈利阶段的风险管理能力,以防止不良贷款的增加。在图5(c)中,SOB和JSB具有相同的效率趋势。在图5(d)中,我们看到SOB、JSB和CB的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下降。通过比较图5(c)和图5(d)可以发现,四种类型在自然可处置性下的效率趋势与管理可处置性下的效率趋势完全不同。
图5描述了四种类型银行的平均阶段效率。至于生产力阶段,图5(a)显示SOB和RB具有较高的平均相对效率,而JSB在自然可处置性下的效率得分较低。图5(b)显示,JSB和RB的表现优于其他两种类型,SOB在管理可处置性下的表现最差。所有这些结果表明,两种适应性策略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显著不同。关于盈利阶段,图5显示,JSB表现优于其他类型银行,而SOB表现最差。SOB效率较低可能是由于其不良贷款较高。作为中国最大的五家银行,SOB拥有巨大的运营规模,因此获得的存款比其他类型银行多得多,而其不良贷款也远高于其他类型银行(Ariff and Can,2008)。2014-2018年期间,SOB产生了3.78105万亿元的不良贷款,约为JSB(1.55784万亿元)的2.43倍。SOB的巨额不良贷款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银行,它肩负着不同的责任,面临不同的监管。中国政府要求SOB服务于国家或地区发展,例如实施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关注盈利能力。因此,为了提高整体效率,SOB应该提高盈利阶段的风险管理能力,以防止不良贷款的增加。在图5(c)中,SOB和JSB具有相同的效率趋势。在图5(d)中,我们看到SOB、JSB和CB的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下降。通过比较图5(c)和图5(d)可以发现,四种类型在自然可处置性下的效率趋势与管理可处置性下的效率趋势完全不同。
总结
在银行对监管变化战略适应性背景下讨论了自然可处置性和管理可处置性 并将银行分为生产阶段和盈利阶段,提出基于SBM方法的网络模型来估计银行的运营效率。我们发现两种适应性策略之间存在显著的效率差异。自然可处置性下的平均总体效率和阶段效率显著高于管理可处置性下的。管理可处置性下银行的绩效提升空间大于自然可处置性下银行的绩效提升空间。其次,中国商业银行的低效率主要是由自然可处置性下盈利阶段的低效率驱动的,而管理可处置性下的低效率归因于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