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开始系统研究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效果以来，全世界的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了“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融合”、“议程建构”、“关系网络议程设置”等多种概念。下文将在回顾经典议程设置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议程设置研究的问题与未来发展。
议程设置研究滥觞于麦库姆斯和肖在教堂山进行的研究，他们认为大众传播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人们对周围事件重要性的判断。1997年，二人提出了属性议程设置的概念，即大众传媒不仅能告诉公众想什么，也能成功告诉公众怎么想。
在前两层议程设置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又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了关系网络议程设置的概念，关注受众建构议题或属性的关联网络的过程，即决定受众是如何将不同的议题或属性通过关联网络连接起来的。
（一）议程设置研究环境变化，研究变量测量方法亟待更新。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媒介生态，以传统媒体进行大众传播的信息接受方式受到空前挑战。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意味着评估议程设置自变量因变量的方法亟待更新。互联网交流讨论平台上需考虑表达环境的变化，需要区分公众在线上表达的内容、意见与线下(传统的问卷调查)的公共议程的不同。
未来研究者应该更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来搜集、分析和呈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海量数据，可重点关注用户和发布内容之间在不同时间和话题上的动态关系，确定社交媒体空间里不同议题的影响力，以此来界定那些成为媒介效果偶然条件的议题的属性。此外，还可以分析某个议题在不同时点上的媒介效果。
（二）议程设置研究视角狭窄，政策议程研究引入迫在眉睫。
议程设置的探究应从原先狭隘的媒介议程设置了公众议程，扩展至全方位的“议程设置过程”，亦即将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治议程三者的互动历程视为一完整的议程设置过程。当下经验研究多是囿于议程设置传统的学术边界，而忽视了政策议程设置。
不把政策议程设置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就无法完整认识传播的作用与意义。未来研究的方向，可以对政策议程网络加以概念化和操作化后，比如通过对政府报告、政府文件以及相关文本进行网络分析，探讨媒介信息网络与政策议程设置网络的关系以及三者互动的关系。
（三）议程设置研究思路线性，中间变量扩展成为创新关键。
当下议程设置研究基本上以媒介议程网络为自变量，公众议题网络为因变量，来探究媒介议题影响公众议题的过程，鲜少探讨影响媒介—公众的网络关系的居中变量，这种单一线性的研究思路在未来研究中应有所转变。
从宏观层面看，国家特征(如媒介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为重要的条件因素理应得到强调与重视。立足中国传播场域，关系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尚待观察。从微观层面看，议题类型，媒介类型，公众特征，都是议程设置效果重要的中间变量，有待后续研究者进一步补充研究。
综上所述，未来的议程设置研究研究变量测量、政策议程引入与中间变量扩散三个层面着力。立足中国语境，议程设置的研究可以为党和国家的舆论引导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如何更好推进中国语境下的议程设置效果研究，应是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