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的革命斗争和理论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的新闻实践。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再到参与撰稿和编辑的百余家报刊,他们在丰富的新闻实践中阐述了很多重要的新闻观念,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早阐释。下文将详细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办报实践活动及其新闻观念的内容。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早期各自参与新闻工作,为后期新闻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一大学毕业就参与了《莱茵报》的创办,也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提出了“报刊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的论断,并用“有机的报刊运动”概括了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的工作原理、初涉报刊维护“隐私权”的思想。
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成为《莱茵报》的通讯员。除此之外,恩格斯在英国实习期间,在爱尔兰女工玛丽•白恩士陪同下,走遍了从曼彻斯特到伦敦的贫民窟,他根据自己的这次考察于1844年写作了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参与主编或创办了《德法年鉴》、《社会明镜》、《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新莱茵报》等报刊,这些报纸为其革命活动服务,论证了党的报刊的任务。《新莱茵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报刊活动的鼎盛时期,它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无产阶级的日报。其成员大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利用该报支持工人阶级斗争,揭露反革命暴行,在无产阶级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亲自创办或主编报刊刊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为200多家报刊的撰稿,其中有3家签约撰稿的报纸。除了获取稿费的经济目的外,从政治角度马克思说:“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其中,他们为之撰稿的其他报刊,较重要的还有1844-1850年间的英国工人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以及英国报纸《自由新闻》《曼彻斯特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等。
马克思与恩格斯从“世界交往”的角度看待新闻业的发展,为考察现代新闻业提供了一种宏观视角。由于19世纪以后欧洲商品交换和大工业的发展、交通和通信革命向全球的拓展,他们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交往已经发展为世界交往。快速的信息传递缩短了人际的空间距离,现代新闻业在这一大背景下急遽发展起来。他们还指出,正是世界交往使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力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通过文明交际方式享有一切信息,为未来社会高度发展的新闻业准备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注重新闻业得以发展的政策环境条件,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下新闻出版自由的不彻底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会之时,首先批判的就是扼杀思想的书报检查制度和限制报刊的知识税政策,要求让心灵自由地发展。他们支持一切挣脱旧制度束缚、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下新闻出版自由的不彻底性。为保障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写道:“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报刊要把影响舆论作为自己的目的,承担社会监督责任。报刊总体上是社会舆论机关,是作为舆论的纸币流通的,是社会运动的强有力的因素。报刊的这种性质使它们在总体上履行着它的社会监督职责。关于社会监督职责,马克思两次使用“眼睛”做喻证,说明报刊具有的这种职能。他写道:“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
马克思把报纸列入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说明精神活动对于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把工人阶级争取出版、言论和结社的自由,看作必需的生活条件。恩格斯也说:“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由此可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注重提升工人的精神交往水平,以争取工人运动生存的环境空间。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报理论。他们认为,党的报刊是党的旗帜,在斗争艰苦的环境中,党的报刊甚至是表明党存在的唯一标志。党的领导机构有责任领导党的机关报刊,对它施以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党的报刊应当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有责任在党的纲领、策略和党的道德的范围内,监督、批评和纠正党内的“左”倾或者右倾,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坚守党内思想交流阵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既有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又有特点相异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报刊的活动规律是不同的。他们透过复杂的社会关系抓住了报刊活动的本质,剖析了报刊与阶级、政治、人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有机的报刊运动”、报刊的“公正惯例”等规律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生的办报活动中,概括了新闻行业的诸多规律,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新闻观念。互联网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观念对于我国新闻舆论工作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因此,要正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传播规律,做到自由、政治与责任的统一,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