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确实将“以孝治天下”作为其立国原则，《唐律疏议》作为我国现存被完整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其中涉及孝的条款有58条，约占全部条款的11%，而且规定十分具体详细。唐朝通过法律手段强化了孝道的重要性，确保了孝文化的实施。
此外，唐朝还通过官员选拔和奖励制度来推广孝文化。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也需要学习《论语》和《孝经》。对孝敬父母的寒门子弟，还会赠与官职，许多地方官员得到提拔也是因为他们能够遵循孝道。
唐朝的养老制度也是在整个历史阶段达到一个峰值，60岁以上的老人能够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如财务减免租税以及赠与服侍他们的人等等，显示了唐朝时期养老制度的完备。
唐朝以孝治天下是一种有效的治国策略，通过法律、教育、官员选拔和奖励等多方面的措施，确保了孝文化的深入人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那会不会存在孝道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情况呢？如果有，又当如何处理呢？在唐朝，孝伦理被置于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统治者将孝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当法律和孝道之间发生冲突或矛盾时，有专门的条款对“孝”进行保护，必须先尽孝再执法，这也使得“因孝屈法”现象在唐朝频频发生。
纵观千古华夏，风流必论盛唐；大唐若取一代，盛世惟望贞观。
唐朝是我国物质文化、精神思想乃至对外交际、经济贸易都最为发达的时期，汉唐遗风至今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
在百年唐朝的所有时期中，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更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黄金时期。
相传贞观年间“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人民生活极为富裕“米斗不过三四钱”、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几乎成为唐宋之后理想治国状态的代名词。
良好的社会风气与政治统治，离不开优质的上层文化普及，唐太宗提倡“以孝治国” 的文化理念，对贞观之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后世治国思想的改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孝治”之始：康定思想，恢复民生
事实上，在贞观初年，交付到太宗手中的唐朝，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发展、民生稳定的国家。
经历隋末连年战乱的侵扰，隋炀帝横征暴敛的蹂躏，此时大部分百姓都过着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的生活。
连续十多年的战争致使土地荒芜，经济萧条，生产很不景气，就连比较富饶的关中地区与隋朝初年相比，也相差很远。
就连古代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人口资源，也大大地减少了，隋唐更替的战争中，人口减少约两千万以上，如人口原本密集的河南地区，也有很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
在这种情况下，唐王室本身又因皇权更迭、权力斗争而导致兄弟阋墙，手足相残。
此时的唐朝，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乱世之时惴惴不安的气息，而这并不是决意发愤图强、开创盛世的太宗想要看到的。
皇族不和，民生凋敝，内忧外患在令太宗身心俱疲的同时，也令他迫切意识到“家国天下”的重要性。
要想维系天下稳定，开创盛世，就要普及治小家方成大家的孝道思想，优先确保文化上的稳定，以“文治”铺垫，方能在“政治”上大展宏图。
二、“孝道”发源：以史为鉴，百善之先
唐代孝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心和，家和，天下和”的三位一体思想，并非由太宗首创，而是古已有之。
我国最早的孝文化起源于西周时期，当时已有“追孝于先文人”的说法。西周时期的孝文化，界定了我国父权政治制度下国家整体的重要性，开始将个人生活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
春秋战国时期，经历孟子、孔子等大儒对“孝悌”之道的强调，孝文化在士子个人修养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真正成为将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绑定的一门学科；
孝文化在汉朝儒家入仕的大环境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孝子感应”，打动上天的故事开始流传，再经汉文帝强调孝道，甚至以刑罚来保证天下纯孝，
以“举孝廉”方式选拔官员之后，“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孝义思想不断政治化甚至哲学化，真正成为我国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文帝的举措，在对民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巩固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促进民生安定，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
唐太宗推行以孝治国的灵感，除了来自于汉文帝的“文景之治”，还有其父高祖李渊本人的耳濡目染。高祖李渊生前便曾多次下诏“民禀无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
在多方影响下，为“永绥黎元”、“长治久安”，唐太宗在即位后不久，就正式开始推行孝道。
三、盛唐孝经：上行下效，官顺民敬
贞观年间孝文化教育的推行，一言以概之，即是：上行下效，官顺民敬。
唐朝的孝文化教育，是自上而下的。首先接触孝文化熏陶的是皇室子弟。在中国老百姓眼中，皇帝天子，乃天下表率，从皇族开始首推孝道，促进了后续孝文化向官府、民间的推行，且最终，孝文化成为唐代君臣共识的治国之道。
史书上有记载，较为著名的接受孝道教育的李唐皇室，包括从群臣谏议中汲取孝道的太祖李世民本人、自小深行孝道、亲自侍疾，在父母兄弟去世后均万分悲痛的高宗；
在唐朝，忠孝已经成为衡量人格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君主，更要以身作则。
除此之外，唐朝在选择继承人、为逝去的皇帝加封谥号时，也要以是否遵守孝道作为标准；唐朝皇帝们对于能否得到仁孝的评价非常看重。
嫔妃选拔、宗庙祭祀等等，也都受到孝道的影响。
君主之下，便是群臣。唐著名谏官韩愈、魏征、郑遂、卢屡冰等人，在入仕之前，都曾是当地有名的孝子。
魏征在老母离世时悲怮痛哭，三天不能临朝，韩愈父母早逝，却在官拜高位后日日供奉父母牌位，如侍真人。
这些官员均以纯孝忠义之名得到提拔，并在社会上宣传，起到了对寒门士子、普通百姓的良好教化意义。
正因如此，唐代孝文化普及的第一重要途径，便是官学与私学。通过学业教化普及孝道，培养士子，其后选能人入仕，开官私学，传道受业，形成良性循环。
唐朝对孝道的文化性教育非常重视，《孝经》是学院经苑必须讲授的科目，至贞观中期，更是家家户户都要求存储孝经，每逢祭祀、重大年节，甚至皇帝的罪己诏中，都要以孝为题开始论讨。
此外，唐代还非常重视最基础的家庭孝道教育，认为其是纯孝风气形成的关键，这一看法至后世、至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所应当的，孝道也存于唐的科举制度之中，唐代由礼部管理教育，同时也主持科举考试(开始在吏部)，对教育和科举按照统一的文教政策和政治目标进行调节，以确保国家选拔出具有儒家道德伦理的才学之士。
可以说唐代的科举制度推动了唐代儒学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从而也大大强化了唐代孝道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孝文化也影响着唐人的日常住行，生活起居。小口人家看重将珍馐美味先奉给父母长辈，世家大族则极为重视家宴操持，门风展示。
皇帝在发生大的天灾时减少饮食，也是尽孝道的一种体现。
古人相信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观念，帝王自视为天子，与天帝之间形成了所谓的父子关系，出于对上天的孝道，天子要按照所谓上天的意志来治国理民，如果违背了上天的意愿，上天便以灾异的形式表达对皇帝的训诫，帝王则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表达自己悔过自新，以示对上天的敬畏，减少饮食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
如贞观十二年(638)冬天一直到十三年(639)的五月久旱不雨，唐太宗认为是上天在惩罚自己，便“减膳罢役”。永徽四年(653) 四月因旱灾，唐高宗也采取减膳以自省。景龙二年(708)十二月，唐中宗因京师亢旱而减膳。
天子面对天灾减少饮食是孝行，而民众在父母生病期间减少饮食也是孝道的体现。
如段秀实性至孝，“六岁，母疾，水浆不入口七日，疾有间，然后饮食”。
唐人的丧葬、出行、服饰等等也均受到孝文化的影响，发展出完善的全新制度。
唐代的孝文化虽包罗万象，种类繁多，但其具有独特的开放性，唐代孝文化允许少数民族入朝学习，名目虽多，但并不限制规格参与，只要能够体现纯善孝心，就能为人所称道。
事实上，关于太宗“以孝治国”，能够谈论的点还有很多，贞观时期的孝文化，以其继承性和带动性逐渐促使了以唐为核心的中国民族文化的形成。
唐代孝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概括作用。
四、结语：梦回大唐，曾经的孝文化，为今天带来了什么？
从政治方面来说，唐朝的孝文化，提供的是一种文治结合法治、结合政治的全新思路，
不仅对后世君主，对今天的我们也能提供全新的参考思路。
从文化上，千载盛唐，传沿至今，唐朝的孝文化，塑造了其后每一个朝代的文化基质，知道今天，还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瑰宝和研究材料，
其提倡孝道的生活方式，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发扬。
从历史研究领域，正是由于唐孝文化的瑰丽壮观，我们才有机会寻其根脉，管其传衍，为历史的保存与后代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626年7月2日），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册立为皇太子。八月初九日，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即皇帝位，年号贞观。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649年7月10日138），李世民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争议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唐太宗，谥号文皇帝（后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一说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又说钜鹿郡人。唐朝第二位皇帝（626年9月3日192—649年7月10日138在位），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140
《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烦琐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
择偶
你要找一个很孝顺父母的人，即是这个人本身就很好，
而不是对你很好的人。因为本身就很好的人，有教养、
底线，而对你好的人，一旦对你不好了，是没有底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