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张乃莹）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的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萧红（张乃莹）

• 人物简介
  •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1911年（农历五月初五），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于乾隆年间从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逃来东北，到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才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 人物生平
  •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她生命只有短短31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动荡转变的一段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萧红出生在东北；随后，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国家动荡不安，萧红在这个大社会环境中成长； 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民国进入黄金十年建设期间，社会稳定、教育发展，这时候的萧红为继续上学斗争，为反对包办婚姻斗争，两年后离家出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土沦丧、民族危难，萧红的生活也经历着改变，她和萧军于1938年初正式分手，那时离她最后生命的终止只剩三年。
  • 看一个人的一生，不能避开她背后的社会。 民国时期是完整与破裂冲击的时期，是新旧思潮动荡转变的时期。 这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造就了萧红这个矛盾体，她既追求自由独立又不放弃寻求情感依赖，她敏感反复但有时又木讷迟钝，她遇人不淑又难断其乱，她既可怜又可恨。 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 萧红原名张乃莹，张家祖上是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到了爷爷这一辈搬到呼兰县，是个地主人家。 在当地有个说法，端午节出生的孩子是不吉利的。 农历五月被称为恶月，是猛兽毒虫最活跃的一个月，五月初五端午那天被称为恶日，是一年中毒气最盛的一天，所以古人认为这天出生的小孩会克父母。 萧红的奶奶因此对她带着深深的成见，萧红的父母也因为是女孩而冷落她，在这个大家族里，只有爷爷给予了她温暖。 萧红的童年是无拘无束的野孩子般生活，与大户人家该有的大小姐形象大相径庭。她顽劣、胡闹，不讨父母的欢心，在爷爷的溺爱下，自由奔放的成长着。 萧红六岁时，奶奶去世；八岁时，母亲去世；九岁时，她迎来了新妈妈。 为了减少女儿和新妻子的矛盾，父亲将萧红送去上学。 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进行着，萧红迅速接受着新文化新思潮，用新的眼光观察着世界。她站在底层人民身边，剪短发，参加学生运动等。她开始有自己的思想，愈发变得叛逆和激进。 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父亲张廷举很像。 张廷举少年时代也是个叛逆性子，他不甘心将一生的命运栓在土地上，于是，自作主张离开呼兰县去到齐齐哈尔市读书，随后，当教师、当校长、当教育局局长等。 张廷举支持反封建，力主女儿接受新式教育；可是，对于萧红从一个疯闹的顽皮小孩，一跃成为激进青年的变化，他是始料未及的。尤其后来，萧红参与到反对日本侵略的学生运动队伍中，令他更为担心。 他不是反对女儿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只是担心小孩冲动倔强性格，会捅出大篓子。 所以，萧红初小毕业后，家里人就反对她再继续读书。 关于继续上学的斗争，萧红争取了很久。这场斗争也是父亲与女儿的斗争，两个性格同样倔强的人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很久，最后以萧红的胜利告终，她争取到了去哈尔滨上中学的权力。 在萧红眼里，父亲张廷举是可恨的。他不爱自己，从小就板着一张脸动不动就呵斥她，他阻止自己继续上学，包办她的婚姻，等等。 然而，张廷举本身也是可怜的。他读过诗书、见过世面、反对封建，却无力对抗传统，娶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妻子萧红母亲；他支持新式教育，新文化活动，却也害怕女儿接受太多新式思想，显得出格异类；他反对传统，可也传统的重男轻女，续弦。 他的一生是苦闷的，上面是父辈传统封建的枷锁，下面是子女新潮前卫的激进突破，他夹在中间，纠结一生，压抑一生。 在萧红笔下，父亲是恶毒的。父亲老去后，曾托人寻找萧红的文学作品，他期望从书中看到萧红的现状和思想，可是殊不知，那时候的萧红已经逝世于香港。
  • 在萧红初中毕业之际，家里人为她订下一门婚事。 这是一门实打实的包办婚姻，对方是汪恩甲，也是一地主家的儿子，和萧红算得上门当户对。 萧红在哈尔滨读高中期间，汪恩甲时常来校园探望这个未婚妻，两人不深不浅的交往着。 其实两人并没有大矛盾，大的意见纠纷，若是这样交往下去，婚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抵制包办婚姻，像鲁迅、徐志摩；萧红也认为，作为新女性，屈服于一桩包办婚姻，不是自己的性格；这难免也显得为反对而反对了。 所以，有些人物评价文章中说萧红作，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她追求独立，可是她离不开人群。 萧红后来跟随已婚的表哥私奔，到北平读书，花完了所有钱之后，无奈回到东北，答应了结婚这件事，然而其实，她心里还在筹划着第二次离家。 再次逃家，到达北平之后，表哥陆振舜并没有跟来，这个表哥是个多情、软弱、可恨的人；萧红失望、孤寂，又缺钱，她给未婚夫汪恩甲写信；汪恩甲如期而至，不仅带来了钱，还填补了萧红内心的空缺。两人再次花完了所有的钱之后，一起返回哈尔滨。 这次返回，闹了一桩轰动呼兰城的丑剧。 汪家因为萧红和表哥私奔的事，大为恼火，取消了他俩的婚约。而这时，向来反对这桩婚姻的萧红，却拼命捍卫这个婚约，一纸诉状将汪恩甲大哥汪大澄告上了法庭。关键人物汪恩甲这时候，虽舍不得萧红，但要维护家庭的名誉，违心的承认了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如此，官司败诉。 张家因萧红颜面丢尽，整个呼兰城都在嘲笑这件事。
  • 在萧红第一次私奔的时候，时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张廷举，因教子无方被撤职，到巴彦县任督学。这一次，失望透顶的张廷举决定，举家迁移到阿城县的乡下老家，把萧红幽禁在乡下。 为何萧红既不爱汪恩甲，又不愿退婚？ 她大约也是无助，初恋私奔的表哥懦弱靠不住，父亲的亲情靠不住，她环顾茫茫世界，总要找一个人靠靠，只就只剩汪恩甲了。 事实证明，汪恩甲也是一个靠不住的人。 萧红第三次出逃，从乡下老家逃到哈尔滨。她衣衫褴褛，身无分文，无助的时候又找到了汪恩甲。 她与汪恩甲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 这个结果很讽刺，她四年里的反复逃婚、抗争，可是每到无助时候却总是向汪恩甲寻求帮助，最后，他们还是在一起了。 不过，开头说了，汪恩甲也是一个靠不住的人。两人坐吃山空，欠了旅馆巨额食宿费，在萧红怀孕后的某一天，汪恩甲借故回家取钱，一去不复返。 对于那时候的萧红来说，汪恩甲是可恨的，他抛弃了她们母子；他自己也是可怜的，既爱这位个性的大小姐未婚妻，又承受不起传统的目光。 孩子出生之后，萧红一口奶没喂，就将小孩送人。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萧红这个母亲是可恨的；可母亲本身也是可怜的，她毫无生活来源，自己都食不果腹，如何承担养育小孩的重担，她跟了萧军，却怀着别人的孩子，孩子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她过去的痛苦。
  • 萧红是一个无法独立生存的人，她依赖男人，需要情感；正是因为这样缺乏独立意识，可又追求自由的性格，让她的男人都一个个抛弃她而去，陆振舜如此、汪恩甲如此、萧军如此，后来的端木蕻良也是如此。 萧军的出现，就是萧红在被汪恩甲抛弃之后，寻找新依靠的结果。 这段历史在电影《黄金时代》、《萧红》中均有体现。 萧红因拖欠住宿费，被困旅馆，在洪水季被一艘小船救下。 彼时的萧红顶着大肚子，抓住萧军这根救命稻草，抛弃了刚出生的女孩。 两人开始在旅店里同居，他们的生活一直穷困潦倒；随着革命动荡，他们俩也一直颠沛流离；从哈尔滨，到青岛，再到上海。 这段时间也是二萧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尤其到了上海之后，有了鲁迅的提携，萧红逐渐成长成为知名的民国女作家。 生活状况改善了，二萧的知名度提高了，萧军的绯闻也越来越多。 萧红是个矛盾体，既依赖人，又自我。 伴侣萧军移情别恋之后，她又寻找友情来填补这份空洞。她喜欢找朋友聊天，而且常常说得忘了时间；这一点上，许广平颇有微辞，萧红常常去找鲁迅聊天，时间和次数长到令主人勉强。 萧红害怕过没有温度的生活。她知道萧军已经不爱她了，所以决定东渡去日本，渴望改变自己。 然而，她本就是一个不够独立的人，在去日本的路上她就已经开始无比思念萧军。 思念战胜了曾经不愉快的记忆，不过事实是，萧军并未改变，他和好友妻子发生婚外情，而且动不动就对萧红实施家暴。 萧红一生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逃避，她又去了北平。 又因为思念萧军，不久后再次返回上海。 萧军是可恨的，他家暴，无情，与萧红相爱才半个月就移情别恋，之后一直恋情不断，甚至对萧红诉说他对别人的爱怜；萧红是可怜的，她苦苦抓住感情的依赖，既苦闷又解脱不了。 也许在一开始萧军就没有将萧红作为终身的伴侣。因为萧军晚年时坦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左图：萧红与萧军
  • 端木蕻【[hóng]】良的出现，就成了萧红新的感情寄托。 和端木蕻良的感情平实多了，这时候的萧红已经不是少年时期的尖锐个性了。 不过，对于和萧军生的孩子，她还是没有留下。 端木给了萧红此生唯一的一场婚礼。1942年萧红病逝后，端木蕻良“苦守寒窑”18年，终生珍藏她的头发。 萧红至始至终没有成为独立的人，她不断的抓住感情寄托，可是却总是怀着上一个的孩子，跟下一个人在一起。 萧红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香港渡过的。 她最后病重的一段时间，是由东北作家骆宾基陪伴着的。 关于萧红最后一段时间里，端木蕻良是否陪伴在侧这件事，已成谜案。 但，能确定的是，萧红遗言把《商市街》版税留给弟弟，《生死场》版税留给萧军，《呼兰河传》版税留给骆宾基，说明她已经把骆宾基当成亲人了。 萧红的第三段爱情对象是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辽宁人，端木蕻良是他的笔名。在两人的额婚礼上，萧红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端木蕻良对萧红极为体贴用心，但是战争让二人经常颠沛流离。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 却不知，此次萧红的香港之行，却意味着人生接近尾声。 1942年1月19日这天，身患肺结核的萧红在纸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不甘心自己一生的短暂、不甘心自己半生的冷遇，纵有再多不甘，也无法回头了。 三天后，也就是1942年1月22日，萧红带着遗憾与不甘含恨而逝，享年31岁。 萧红死后，她的一半骨灰埋在浅水湾，而另一半，则被端木蕻良买了一个花瓶，偷偷埋在西环半山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里。 左图：萧红与端木蕻良
  • 萧红在离世前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萧红的一生是可怜的，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一生的坎坷经历主要还是在于自己，倔强的性格，让她自绝于家庭，惊世的才华让她不安于相夫教子，迷茫的婚姻观让她在爱情的道路上处处碰壁。前三段感情均所托非人，萧红的痛苦和不幸，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主要是因为其性格以及当时正处中西方思想碰撞的年代有关。 作为女儿，她不受疼爱；作为爱人，她屡遭抛弃；作为妻子，她承受家暴，不被尊重；作为作家，她没有像样的创作环境。 她的一生也是可恨的。 她反抗父亲，却总需要男人做依靠，成为男权的另一种牺牲品；她追求自由独立，却一直无法自立；她不负责任，抛弃自己的孩子，两次。 想起一句话“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她的才华是她理想自由的启蒙，也是悲惨人生的引线。 她的叛逆与顺从，自我和依赖，可恨与可怜，在文字中独立绽放，这也许就是她的黄金时代。
• 主要作品
  • 《呼兰河传》精彩书摘：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的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皇皇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种下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的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热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祖父了。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的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 　　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 但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似的。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翻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扣在脸上就睡了。 …… “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艳，就越觉得荒凉。”
• 萧红与鲁迅的 师生情谊
  •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她短暂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经典文学作品。萧红一生情感和命运坎坷，然而在她生命中有一段重要时期，那段日子应该是萧红一生中相对快乐无忧的时光，拥有鲁迅兄长般的关怀和提携。 1934年6月12日，萧红离开哈尔滨，同萧军一起流亡到青岛。9月，在青岛她写完了旨在宣扬“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然而周围的朋友相继被捕，他们只好又流亡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在上海终于见到了文坛大师鲁迅先生。萧红眼中的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出奇的平和并充满善意，他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须，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鲁迅先生喜欢萧红、萧军的纯朴爽直，而且萧红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一见如故，甚至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也很快和萧红混熟了。这次见面后，鲁迅为了给二萧在上海铺展一条从事文学写作的道路，又于12月29日以庆祝胡风的儿子满月为名，在梁园豫菜馆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二萧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叶紫作为二萧的向导，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队伍中去。后来又支持他们三人结成“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从此，在鲁迅的关怀引导下，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萧红与鲁迅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这对其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1935年12月，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是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鲁迅先生还亲自为《生死场》一书写了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生死场》的出版，不仅为萧红打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而且使她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左翼作家之林。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与鼓励下，萧红很快步入了上海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 房之夜》等等这期间萧红写的作品大多都经过鲁迅的审阅并介绍发表。萧红是鲁迅精心培养起来的作家。 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出版方面鼓励、支持萧红，而且在经济、生活等方面也特别予以关怀和帮助。鲁迅时刻关心着萧红的成长，还经常把萧红介绍给一些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相识，就是鲁迅介绍的。 鲁迅先生的人格风范、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乃至为人处事等方面都给萧红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次，萧红到鲁迅家里做客，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当萧红要走时己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定让萧红做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就经常到鲁迅家来，一方面排解纷杂的思想因素，一方面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盒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即使萧红没做好，鲁迅也必定要多吃一些，似乎是对萧红的一种鼓励，萧红看到鲁迅先生吃了许多，心里非常高兴。 1936年夏，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鲁迅爱怜地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一次相聚，竟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她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 回国后，萧红怀着巨大的悲痛，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写下了令人泪下的《拜墓》一诗。她用很多时间负责《鲁迅纪念集》中新闻报纸部分的剪贴、校对工作，以寄托她对鲁迅先生的哀思。同时也写了许多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鲁迅的深深怀念、崇敬与感激之情。她用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在萧红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 在31年短暂的生命中，萧红为后人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商市街》等多部经典作品。萧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当代女作家之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国际天文学会曾以她的名字来命名金星上的环形山。黑土地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是黑龙江永远的骄傲。
• 萧红与戴望舒 的友情
  • 萧红与戴望舒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杰作；他们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志士；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却有着一段不曾为人关注的友情，这段友情虽然短暂，却又是那样纯真感人，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更显真挚。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诚哉斯言！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今八一路雨田大厦的位置）、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香港文协”）、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为远离敌机的轰炸，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说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里；萧红主张去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戴望舒，同时，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岛》连载，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岛》上发表，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会大致无虞。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关照下，萧红和端木蕻良以“文协总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分会”会员，此后，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8月3日下午3时，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会上，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经冯亦代、丁聪、徐迟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徐迟回忆说：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朗诵了鲁迅的杂文。她留给人的印象是“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著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北中国》是戴望舒为萧红编发的最后一篇小说，有趣的是，此篇与他为萧红编发的第一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主题相同，情节上也有类似之处。这两篇小说，都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笔调同样浸透了浓烈的故园情怀，但《北中国》却写得更精致、细腻。小说于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于《星座》第901号至917号上。 戴望舒一直热情地关心着萧红他们，他担心他们不适应南国的生活，不时前往尖沙咀看望他们。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中曾说：“我们和望舒在香港接触是频繁的，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味道。”随着萧红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间在人格和心灵上便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萧红是香港文协会员，戴望舒是香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萧红与戴望舒已交往近三年，有着较深的友谊，因此，在萧红病重之际及离世以后，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戴望舒都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从杜宣的回忆录中可读到，戴望舒当时是积极参与其事的。杜宣在《忆望舒》中写道：“日军投降后，我是第一批进入香港的……望舒告诉我，萧红逝世时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自己拉着，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杜宣说的这几个朋友中，就有戴望舒，还有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光辉的篇章，是他铮铮铁骨的表白，更是20世纪的“正气歌”。 5月，叶灵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冯亦代写道：“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尽管身体垮了，哮喘病更严重了，戴望舒却一直惦记着萧红。待身体稍稍恢复，他便让叶灵凤陪着去凭吊萧红。1942年11月20日，正值寒冬腊月，他不顾病痛缠身，在朔风中艰难地步行六七个小时才来到浅水湾，这是何等真挚的友情啊！叶灵凤在《寂寞滩头十五年》中写道：“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竖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当时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9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了戴望舒一首题为《萧红墓畔口占》的短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时，注明日期为1944年8月20日，这大概是他的写作日期。 一年后，戴望舒又来到浅水湾，想必是给萧红报告抗战胜利的喜讯吧！这次是陪同杜宣一行人前往。杜宣在《忆望舒》一文中回忆道：“9月下旬，一个台风刚刮过的下午，望舒带着新波、紫秋和我去浅水湾……我们在浅水湾原来游泳场的沙滩上，看到了一丘孤坟，坟头上插了一个木签，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字……她是鲁迅先生亲自培养出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今天竟埋骨于此，只看到一抔黄沙，面对着无垠的荒海，怎不令人悲愤交加。望舒说，当时出于无奈，只能将她葬在这里。”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戴望舒对萧红的怀念感人至深，不仅仅在于他三年多无数次地去浅水湾扫墓祭奠，还在于他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臧棣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中写道：“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该诗全文如下：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情感真挚，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诗的窠臼。诗人献上的一束红山茶，是萧红精神的动人写照，也是诗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寄托。在漫漫黑夜，诗人在等待，萧红在等待，等待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必将曙光来临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是戴望舒从抗战初期升腾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深化和发展。学者王文彬说：“这首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伟大的诗篇。”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9期
• 影视形象
  • 电影《萧红》
    • 电影《萧红》为纪念萧红诞辰百年拍摄，由霍建起执导，宋佳，黄觉，王仁君，张博，李依玲等主演。故事讲述了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女作家萧红凄美的爱情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本片主演宋佳因主演萧红一角先后在金鸡奖、中美电影节、温哥华华语电影节中共三次获得影后桂冠。黄觉饰演萧军。 该片于2013年3月8日全国上映。 电影《萧红》讲述了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女作家萧红凄美的爱情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众所周知，在萧红短暂而又凄惶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经典文学著作，而电影《萧红》独特地以她和萧军凄美而坎坷的爱情为切入点，将两人数段深度虐心的恋情诠释的刻骨铭心。 左图：电影《萧红》宋佳饰演的萧红
  • 电影《黄金时代》
    • 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有人在流离中刻骨求爱，有人在抗争中企盼家国未来。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一路流亡，从北方到南方，从哈尔滨到香港，一边躲避战乱，一边经历着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与人生。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在她笔下穿透纸背，她的人生亦是如此…… 左图：电影《黄金时代》汤唯扮演的萧红
• 后世纪念
  • 萧红故居，坐落在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萧红故居是中国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出生地，现辟为萧红纪念馆，1986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修复后的萧红故居青砖院墙，院门面东而开，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乃陈雷题写，院内五间正房，东西间陈列萧红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西两间屋展出萧红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景、题词、信函，迎门堂屋摆放着萧红故居原貌沙盘，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在迎门堂屋中间摆设着“萧红故居”原始的砂盘模型。西屋两间做了展室，墙上悬挂着萧红生前的照片和中外名人参观萧红故居的留影三十多幅。还悬挂有美国研究萧红的学者葛治文先生、日本前野淑子女士以及著名瑞士女作家赵淑侠女士，加拿大女作家陈若曦女士的题词；有国内著名作家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方冰、方未艾，著名书法家廖敬文等人怀念萧红的题词与诗作。在展览的书柜中陈列着萧红的著作、传记小说、“张家的族谱”、研究萧红的论文集；北京“吟红社”搜集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赠给萧红故乡的名著，瑞士女作家赵淑侠的赠书和老诗人柳亚子寻找萧红墓的拜墓词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邱明伦等人的信函。展柜中还有以尤里·苏罗夫采夫为团长的苏联作家代表团赠给萧红故居的纪念章和一些作家的代表作品。 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现在，“萧红故居”已近3000平方米，是原面积的五分之二，但它却以古朴典雅的新貌和不断充实的“纪念萧红的展览”赢得了来访者的普遍赞誉。从1986年端午节开放以来，萧红故居已接待了20多万中外游人，仅国际友人就有15个国家600多人来访。这里已成为北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文明窗口、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旅游的文化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