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是幸福的，因为他超越了以往所有的人。
第一人也是孤独的，因为那一刻除他外再无别人。
林则徐睁开眼睛想尽力看明白，但是封建王朝的体统束缚着他，皇帝的脸面约束着他，封闭已久的社会观念阻碍着他。
科举赛场内卷严重，想要出人头地，半工半读绝不可能，必须脱产，全力以赴。
幼时的林则徐心疼母亲，想给母亲代劳，却被母亲批评教育道：男孩子要有大理想，干大事业，不是天天做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来孝顺父母。你好好读书，出人头地，才不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
与其盲目追求公平，全家一起耽守贫困，不如先集中资源把一个人托举出去，再由他带领整个家族一起脱贫。
林则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13岁就考中秀才，被当地氏族寄予厚望。
事实上，能考中秀才已经相当不容易。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受全家之力供养，辛辛苦苦考了17次才博得秀才。洪秀全连考了几次秀才都不中，直接搞太平天国运动去了。后来力谏废除科举制的袁世凯，在早年更是发出“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的感叹。
林则徐无疑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以府试第一的身份过关，并且一鼓作气，在第二年的院试中考中秀才，在20岁那年，又考中了举人。
清朝的举人早已没了往年的超然地位。如果不是生在富贵家，没有家族撑腰供养，举人老爷照样得亲自打工赚钱、养家糊口。
暂时放下理想，去为生计奔波，往往是人生中的第一道分水岭。有人会在生计琐事中逐渐沉沦，消磨了心气，就此平凡一生；有人雄心依旧，但看不上手头的事情，认为不值得做而敷衍了事，以致眼高手低、流于浮躁。
他的理想深藏于心，但眼下还要务实。只有认真对待，才能有所长进。理想并非一成不变，人需要扎根于实际工作，进行思考，有所领悟，才能让理想真正清晰且丰盈。
当时福建最大的问题是海盗肆虐。张师诚用一些相当务实的做法，用极小的代价消灭了大海盗蔡牵。平息海盗的那天，闽中百姓欢声雷动，在乌石山上刻石为张大人记功。林则徐亲身参与了整个过程，贴身观察一位务实的封疆大吏是如何思考、如何规划、如何与上司周旋、如何与狡猾的下属斗智斗勇的。
英雄有两种。一种是秉浩然之正气，不畏权威，不惧生死，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常有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为了天下苍生，他们敢正言直谏；为了真理和良知，他们敢于挑战现存不合理的体制秩序。一个民族需要这样的英雄，他们就像灯塔，树立整个民族的信仰，尽管最后以身殉道。
而另一种英雄，不是不敢牺牲，而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他们要留着有用之躯做可行之事。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一个民族也需要这样的英雄。
林则徐不是洪亮吉，作为一个实干派官员，他愿意放下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去重点攻克一些可以改善的问题，哪怕不能根治，至少可以拿出一定的成绩。
坚韧的品格、敏锐的眼光、丰富的执政经验、务实的行政风格……林则徐具备了一切能臣良吏的条件。或许正是因此，历史才选中了他，由他去推开中国那道尘封太久的大门。
加强了国防，军头就造反了；压制了军头，外敌又入侵了；让兄弟当军头，他的兄弟就篡位了；拉妻子一家入伙，结果外戚干政了；用朝臣压制外戚，朝臣却独揽大权了；用宦官压制朝臣，宦官又把持朝政了。
清朝皇帝是中原的皇帝、满族的旗主、满蒙联盟的盟主、藏传佛教的文殊菩萨。
早在乾隆五十二年，马戛尔尼使团还没到来时，乾隆帝就写过这样一首诗：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在他看来，外人外事的到来，只会破坏大清当下的完美状态，只会为决策增加不必要的变数，枉费许多心思。既然如此，还不如不开、不看，大家相安无事，多好？
道光帝也同乾隆帝一样，认为“开眼看世界”只能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对于几乎所有的封建官僚而言，“无事”就是最大的好事，一切保持原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久而久之，“无为而治”就成了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至高境界。
人们往往把“官吏”并称，其实官是发令者，吏是执行者。没有吏的执行，官的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这就给了吏欺上瞒下的空间，因为大多数官僚并不深入实际，也耻于深入实际，所以只能听从吏的反馈来做决策。
意思是说，这群吏的权力大到恐怖的程度。县长和省长级别的官员说行的事，他们说不行，这事就办不成。皇帝说行的事，他们说不行，也能让至少一半的事情办不成，这权力简直要超过宰相了。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是其中唯一一个平民。
皇帝怕麻烦，官员烦多事，小吏贪权力。凡此种种，让整个中国陷入了可怕的“衰世”
伯驾正是反鸦片阵营中人，他斥责鸦片贸易是“罪恶的”，对林则徐禁烟大加赞赏。他建议林则徐了解外国人的性格和文化背景，以便恢复各国间友好关系。其办法就是缔结“公正的条约”，即用谈判和法律解决问题，让所有国家，不论是中国、英国、荷兰、法国，还是美国，彼此和睦，订立一项友好条约。
林则徐对“各国间”这种说法非常抵触。前文说了，睁眼看世界的阻力来自皇帝、官僚、小吏，但是相比中华文化道统带来的阻力，前面几个都很微小了。
中国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一直是东亚地区文化和经济的水塔，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文化圈，并由近及远辐射众多藩国和附属国。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尽力地去看了，但看不清、看不懂，也看不透。
将印度的鸦片卖到中国，赚到的钱去帮助印度完成消费升级，购买英国的制造品，同时中国也会买英国的制造品。如此，英国的对华贸易就可以“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了”。
当然，更重要的“建设”任务，是在原住民心中注入西方式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过上西方式消费的生活，以便更好地接受倾销，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倾销品胜过本土产品。这就叫作“消费驯化”。
即便在今天，也不乏以买“洋货”为荣、用“土货”为耻的现象。
在今天，“落后就要挨打”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但事实上，落后未必一定挨打，落后且不甘心接受这种安排才会挨打。
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自己的骄傲，不容许自己接受这样的安排。是全盘接受西方的安排，还是自主决定自己的未来？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在未来的一百年间相互纠缠、相互较量，人们百般寻路、艰难求索。这才是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相。
中国商人出海争利，不是与某国争利，而是与整个西方世界争利。即便偶有成功，也会遭遇各国联手剿杀，绝不会容许中国商人成长为强壮的竞争者，更不希望中国人掌握真正的竞争规则。
英国人真正在乎的根本不是林则徐的动作是否“过激”，而是中国能不能接受被安排好的命运。
只要中国人仍然不甘心任人摆布，仍然想要掌握本国命运，那么，这场战争就避免不了。
他在病痛的折磨中想到了当年那位费尽心机才见到的外国医生，想起他说过“熟练的医生首先要查明病因。如能消除病因，治愈疾病就有了相当的把握”。医生赠送的那些托带曾经缓解了他的痛苦，却终究没能治愈他的疾病。就像自己效忠了一生的帝国，他尽了全力去查明“病因”，却终究没能实现“治愈”，以至于这个老大帝国像他自己一样困于衰朽，难以自拔。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清议造成的只是名誉受损吗？远非如此。清议的结果是决策层受到舆论的影响，是实干派被打倒，是再也没有机会作为。
一个民族是需要英雄的，如果我们执着于寻找英雄的瑕疵，并本末倒置，达到贬低甚至否定英雄的结果，就是悲哀的。
左宗棠为林则徐题写的挽联，正是林则徐一生最好的写照：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