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绝对是女人的必需品,女人不能没有自己的收入”
历史证明,经济独立是女性摆脱依附地位的关键。从弗吉尼亚·伍尔夫“500英镑年金”的隐喻,到现代女性购房率上升,经济权确实赋予女性拒绝暴力婚姻、追求教育的底气。
当“必须有事业”成为不容置疑的铁律时,它可能演变为资本主义与父权的合谋:既要求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竞争,又不解除其育儿、家务的枷锁,实质是让女性承担双重劳动负荷。
同工不同酬(全球性别收入差距约16%)、育儿假惩罚(母亲每生育一孩薪酬下降4%)、职场性骚扰——这些结构性压迫被“事业必需品论”转化为个人能力问题,仿佛女性失业皆因不够努力。
北欧国家通过公共托育体系将育儿成本社会化,而许多社会却将“如何平衡事业家庭”设为女性专属考题。要求每个女性独自解决系统性困境,如同要求溺水者自学造船。
残障女性、农村留守妇女、选择投身家庭劳作的女性——她们的劳动价值被有偿劳动体系否定。将事业狭隘定义为“职场晋升”,实则是中产精英视角的暴力扩张。
当“女高管”成为唯一被推崇的榜样,艺术家、社区工作者、非全职就业者的价值被贬低。这种单一成功学标准,与“女人必须温柔”的旧规训同样具有排他性。
真正的进步不是强迫所有女性进入职场,而是确保每种选择都获得尊严与保障:全职母亲应享有养老金权益,兼职工作者不被视为失败者,事业型女性免于母职审判。
护理老人、养育儿童、维持家庭等无偿劳动年产值可达全球GDP的40%,却因游离于货币体系之外被视作“无价值”。衡量女性贡献的标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货币化框架。
韩国“4B运动”、冰岛“女性罢工”表明,系统性问题的解决依赖集体行动而非个人奋斗。要求每个女性孤军奋战赚取收入,实则是让她们在父权与资本的双重盘剥下自生自灭。
结语:经济自主权应是女性可自由选择的武器,而非刺向不达标者的利剑。当社会既能保障家庭主妇的尊严,又能为职场女性拆除歧视藩篱时,我们或许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