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2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美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通报了美国退出该组织的决定。这是特朗普当政期间第二次宣布退出,美国成为该组织历史上唯一一个“三进三出”的主权国家。这一决策既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外交理念的延续,也是国际传播秩序加速重构的缩影。下文将结合实际,详细论述对特朗普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看法。
(一)特朗普政府的第一次退出:巴以问题激发矛盾,财务危机下任性退出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勒斯坦发展为第195个成员国,此举触动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核心利益,美国因此感到不满。组织内部愈演愈烈的巴以问题成为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系破裂的导火索。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不得向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联合国机构提供资金”的法律为由停止缴纳会费,累计欠款超过6亿美元。为了消解拖欠巨额会费的压力,同时应对无法掌控的争执局面,美国于2017年10月12日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二)特朗普政府的第二次退出:政治矛盾并未消除,政策冲突下再次离场
2023年6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退群”五年后,美国决定偿还会费,重新返回该组织。而在两年后的2025年,美方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存在“反以色列偏见”,并过度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称其政策与“美国优先”外交方针相悖。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通报了美国退出该组织的决定。根据相关程序,美国将于2026年12月31日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是特朗普政府第二次决定退出。
特朗普政府的两次退出本质上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延续。2017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面上是由于巴勒斯坦成员国资格以及长期拖欠会费的问题,但实质是美国在该组织施展主导霸权受挫后的应激反应。
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表面以“反以色列偏见”为由,实则是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通过了《数字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框架》,其中将加沙地带23处濒危遗址纳入“世界记忆名录”,并拨款1200万美元用于数字化存档。美国意图抵制该组织对加沙文化遗产的保护议程,阻碍多元文化议题的传播,强化美国主导的“普世价值”框架,暴露了其维护单向度文化传播秩序的意图。
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退出决策基于巴以冲突下的传统地缘政治问题,而2025年的退出决策,凸显出数字时代下技术鸿沟引发的规则制定权焦虑。拜登政府2023年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本就旨在争夺人工智能伦理、数字教育等新兴领域标准制定权,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
而2025年特朗普政府二次退出的决议,则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数字公平条款,如全球互联网接入计划等,与美国科技资本利益相冲突。特朗普政府以退出作为策略性威慑,本质是为了将多边组织改造为技术霸权服务者。
特朗普政府反复“退群”的决策是后真相政治的典型实践,目的是建构政治奇观,占领主导叙事框架,服务于国内政治表演。2017年美国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巴勒斯坦的决议污名化为“反犹主义”,通过福克斯新闻等媒体放大“组织腐败”叙事,转移国内“通俄门”调查压力。
2025年指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沉迷气候议题”背离核心使命,在选举周期制造“觉醒文化威胁论”,激活保守选民的身份认同。这一策略将国际规则与决议工具化为政治操纵的杠杆,将多边机制异化为国内表演的延伸舞台。
特朗普政府反复“退群”的行为本质上是对美国主导下文化霸权主义的维护,试图惯性延续“美国优先”的传统价值立场。这不仅削弱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学、教育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全球治理能力,更破坏了多元化的国际传播秩序。
2017年美国试图通过“退群威慑”掌控组织议程;2025年又以“反以偏见”为名,抵制数字公平规则,暴露了其对新兴技术治理权的焦虑。如今,数字时代的权力存在于连接者的协议中,而非孤立者的宣言里,美国的反复退出终将成为一场自我放逐,国际传播新秩序将在技术赋权与叙事革命的多元化浪潮中得以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