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4-西方政治学通史:政治中的分歧与冲突
本模块将为你解读政治生活中的分歧与冲突,包括:自由与权力的边界、政府应不应该干预市场、福利国家究竟好不好、政府为什么容易债台高筑、应该鼓励移·民还是限制移·民。
编辑于2022-10-07 23:24:08 上海《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高等院校相关学科的专业教材,可为广大临床工作者,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及社会工作者提供参考。本思维导图总结了教材第三章(会谈技术)和第四章(对象的区分与心理诊断)的核心要点和具体案例。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高等院校相关学科的专业教材,可为广大临床工作者,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及社会工作者提供参考。本思维导图总结了教材前两章(概述;治疗关系的建立)的核心要点和具体案例。
高考结束后如何填报志愿,不仅是对过去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充分兑现,更是关系着未来职业和人生走向。到底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是应该听从兴趣还是应该关注就业率?如何才能不辜负孩子的努力付出,做出不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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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高等院校相关学科的专业教材,可为广大临床工作者,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及社会工作者提供参考。本思维导图总结了教材第三章(会谈技术)和第四章(对象的区分与心理诊断)的核心要点和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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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后如何填报志愿,不仅是对过去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充分兑现,更是关系着未来职业和人生走向。到底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是应该听从兴趣还是应该关注就业率?如何才能不辜负孩子的努力付出,做出不悔的选择?
政治中的分歧与冲突
自由:自由与权力的合理边界在哪里
罗斯福和最高法院的分歧
罗斯福新政启动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反对者
主要分歧:
当时的大法官们不仅秉持自由放任注意,并且认定最高法院具有捍卫自由放任主义的责任
罗斯福认为,只有扩张政府权力,才能克服美国当时面临的危机
深层问题
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对责任与权力之间的合理边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自由和权力的边界
亚当·斯密
人是自利的
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引导人采取合理的行为
因此,只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自利的个人就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促进集体的福利和社会的繁荣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1903年,被严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
自由问题的核心,就是政治权利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个人自由
原则
政治权利可以正当地干预个人行为的唯一理由,就是防止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伤害
如果不是这样,政治权利就不应该干预个人的行为或者选择
捍卫自由还是扩张权力
罗斯福新政
大法官们认为罗斯福新政中的金融管制/产业救助政策/工资立法等,都属于政府权力的不当扩张,所以就判定其违宪
自由放任主义的挑战
自由竞争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过去200年间,西方社会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两种相反力量的对垒,一种是保守自由的力量,一种是扩张权力的力量
这两种力量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两者看似相互冲突,但恰恰是两者的共生关系,不断实现这自由与权力边界的微调
19世纪总体上是一个自由占上风的世纪,20世纪上半叶则出现了政府权力的扩张。最近半个世纪,他们又在重新寻找自由与权力之间的新平衡。而正是这种不断的微调,一方面适应了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避免了社会的动荡
认知升级清单
自由和权力的现实边界,其实是政治原则与现实压力之间的张力所塑造的
推荐阅读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干预:为什么干预未必见效,但政治家仍然选择干预?
“闲不住的手”
穆雷·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认为,恰恰是政府的干预,使得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危机,终于演变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
实际上
跟政府干预有关的决策,很可能不是经济逻辑决定的,而是政治逻辑决定的
大萧条和胡佛新政
1929年10月股市崩盘的“黑色星期四”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就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以积极干预,来应对经济危机。但罗斯巴德认为,这种积极干预不仅没有减轻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
例子一
企业在经济下行时,可以通过降低薪水和压缩投资来进行自我调整。但是胡佛多次公开呼吁让这些企业家不要降薪,并且要继续扩大投资。胡佛的要求,使得企业和市场无法进行自我调整,结果就是延长了危机,最终引发大萧条
例子二
1930年,胡佛总统支持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这其实是一部后来臭名昭著的法案。这部关税法的初衷是通过提高美国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的产业。但结果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反而导致了美国出口的大幅萎缩
问题是
对1929年的美国总统来说,支配整个事情的,主要已经不是经济逻辑了,而是政治逻辑
民意
大部分民众希望总统能有作为。1930年,美国劳工联盟大会甚至公开表扬了胡佛的干预行为,认为这是一位关心民众疾苦的总统
自我满足感
如果一个政治家希望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有机会跟华盛顿/林肯并驾齐驱,那么危机正好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政策背后的政治需要
在政治生活中,很多政治家都会处于政治考虑,而做了很多本来不必要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很多貌似不合理现象的背后,往往就是因为存在这某种政治需要
比如
很多国家,无论总统或内阁送到国会的法案多么完美,国会意愿们可能还是会反对,或提出很多修正意见。
其实,其中有一部分意愿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因为反对可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并且,公开表达对法案的质疑,可以给选民传递一个重要信息
他们正在为了选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为什么1929年之前遭遇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和政府通常会选择袖手旁观
关键变化是美国大众政治的兴起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
两个主要驱动力
1929年之前的几十年,美国的投票权进一步普及了,女性也普遍获得了投票权
报纸/时政杂志等大众传媒逐渐兴起了,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体也出现了
后果
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不仅民意和大众情绪每天都可以公开表达,甚至还会被放大,而且政治家们时时都会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政治压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发生了转向。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就逐渐衰退了,主张政府干预的思潮在节节攀升
实际上
一个社会的主流认知,是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决定或公共政策的重要背景条件
凯恩斯:利益的角色常常被高估,而观念的力量常常被低谷了
认知升级清单
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很多时候都要借助政治分析的视角
在政治领域,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在逻辑上是对的,而在于身处其中的政治家被形式裹挟着,或主动或被动地作了很多选择。但这些选择的政治后果,往往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预见的。
福利:为什么福利国家并不总是受到欢迎
福利国家
自由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分化
社会该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呢?
从《旧济贫法》到《新济贫法》
1601年英格兰《旧济贫法》
英国济贫院的主食是奶制品和面包,还经常供应鱼类和肉食。有记录说,英国东南部城市布赖顿的一家济贫院甚至还会提供啤酒
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
它是一步反对福利国家的法律
英国社会主流观念认为,过分慷慨的社会救助与福利政策,是一项坏政策
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考虑
过分慷慨的救助政策,会鼓励下层民众的懒惰行为
处于人口质量的考虑
贫民更难结婚生育实际上促进了人口的优胜略汰
如果济贫院生活条件优厚,只会鼓励接受救助的贫民生育更多子女
首要原则
只帮助哪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尽可能把能够自食其力的人排除在外
第一招
不再大规模地发放院外救助金,而是以济贫院的院内救助为主
第二招
济贫院只提供很差的饮食和记住条件,通史还给被救助者安排了较艰苦的劳动
福利国家政府为何转向
1946年,英国通过《国民保险法案》,迈入全面建设福利国家的轨道
主要原因
1928年,英国民众已经获得了普选权。在新增加的选民中,很多都是低收入者,他们不同于原来拥有投票权的社会精英,他们更渴望福利国家政策
撒切尔夫人改革与政治领导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病”
慷慨的社会福利/过多的政府管辖/庞大的公营部门以及强势的工会,已经使英国陷入了经济停滞
撒切尔的领导力
原则明确
就是要用自由市场与小政府来医治“英国病”,而非任何犹豫不决的中间道路
目标清晰
减税/放松管制/削减福利/缩减公共部门/国企私有化/限制工会运动
勇气非凡
出动上万名警察与破坏煤矿的矿工对峙,挫败了大罢工
撒切尔夫人:
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让人喜欢你,那么你就需要随时随地在任何事情上准备拖鞋,这样,你就做不成任何事情
认知升级清单
具体政治措施变化的背后,其实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但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想影响具体政策的变化,还需要借助两个变量的传导作用
社会主流观念的改变
政治家的领导力
不同时代,往往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主流观念
福利国家在现在,认为是好的
福利国家在过去,不见得是个好东西
政治领导力始终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
政治,既不是善良愿望的简单加总,也不是普通民众直接利益的简单较量,而是常常会收到政治家的原则/愿景/勇气和意志力的左右
公债:为什么很多民主国家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
“债台高筑”的民主国家
这些国家政府公债规模都接近或大大超过该国的GDP
美国/英国/日本
欧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
少数例外
澳洲国家和北欧国家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0-50%
澳大压力的经验:不仅实行强有力的总额控制,还确立中长期政府预算框架
瑞带你的经验:不仅实行国飞预算总量控制优先的原则,还根据经济周期来编制动态平衡的多年预算方案,并且把1%的政府盈余作为年度预算目标
公债危机因何而来
直接原因
它们的政府支出远远超过政府收入,这就导致了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断累积,就导致了债台高筑的局面
深层原因
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运作
公共选择
民主赤字论
詹姆斯·布坎南
历史
假设政治家们追求的是公共利益,或者他们至少应该追求公共利益
在西方,柏拉图认为,政治的目的是建立善的城邦,造就善的公民,而这最好由哲学王来领导。所以,政治家在只是和德行上都应该是异于常人的
在东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也是在追求政治和德行的统一
公共选择理论
20世纪后半叶
詹姆斯·布坎南
核心
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政府行为和政治现象
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
将政治领域视为一个充满各种交易的政治市场
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政治家的利益是获得更多选票,实现成功当选;而选民的利益是获得他们自己想要的公共政策
大多数选民都喜欢福利,不喜欢税收。选民更乐意投票支持哪些承诺减税但并不需要削减福利的政治家,或承诺增加福利但不需要加税的政治家
唯一办法就是举债度日
财政赤字就是民主政治运作本身所到之的结果,这就是“民主赤字论”的主要逻辑
现实政治中的公债问题
里根
里根镀锌小政府,甚至认为“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里根本来想既减税,又减福利,实行“双减政策”;真正掌权后,里根却是推动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但他难以大规模削减福利
因为,他不敢得罪从社会福利开支中获得实际好处的大量选民
认知升级清单
发达民主国家的公债危机,表面上是一个财政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通知,但如果政治家过分迎合选民利益,就会带来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冲突
因为政府公债,最终仍然要由全体选民来负担。
民主固然是好的,但民主能否实现稳健的财政,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移·民政治:更追求人口同质性,还是更包容多样性?
极简美国移·民史
美国实行开放度较高的移·民政策,主要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情
在此之前,除了来自西欧的移·民,美国其实是一个严格限制移·民的国家
主要欢迎西欧国家的移·民
控制西欧国家以外的移·民
通过同化和归化,塑造具有同质性的美利坚民族
三个故事
故事一
1818年,纽约和费城的爱尔兰人社团向美国国会请愿,希望在西部获得一块土地,来安置需要救济的爱尔兰人。国会无情地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如果不同族裔的移·民群里都要建立自己的聚居地,就有可能导致美国社会的碎片化。
此时,美国国会就意识到,应该塑造具有同质性的美利坚民族,而不是鼓励不同移·民群体保持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
故事二
1882年“排华法案”
最大问题,华人劳工很难像爱尔兰移·民/德国移·民那样美国化,他们难以真正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
故事三
随着1880年以后的南欧和东欧移·民的增加,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921年移·民法和1924年移·民法,核心就是移·民配额制
新移·民法决定,要以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为基数,根据当时已有人口的来源国比例,来决定今后每年各国新移民的配额
目的就是要保持当时美国人口既有的族裔/宗教和来源国比重
美国移·民政策的转向
1965年通过的《移·民与国籍法》废除了移民配额制,迎来了美国历史上移·民政策最宽松的时期
政治动力
国际政治因素
当时美国处于冷战体系下,美国自己设定的国家形象,是自由民主的标杆。而根据来源国或族裔严格控制移·民数量的做法,已经跟美国的国家形象不符
国内政治因素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兴起,更加注重平等的左翼平权思潮逐渐成了主流观念。旧的移·民法被视为一步主张种族或族群其实的法律,政治上就变的不正确了
美国移·民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1960年,所有美国移·民中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超过了80%
2000年,来自欧洲以外地区与国家的移·民超过了80%
到本世纪中叶,美国的欧洲白人族裔将丧失人口上的绝对多数地位
皮尤研究中心估算
1960年,美国欧洲白人族裔人口还高达85%
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语族裔人口仅为3.5%
2050年,将会降到47%
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将增加到29%
重要的政治学概念
政治认同
一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移·民,更容易对美国产生稳定的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并接受自己就是美利坚民族的一份子
民主价值观
非欧洲移·民和欧洲移·民相比,更缺少坚定的民主价值观
政治分析
随着人口多元化,社会内部可能会兴起基于族群-宗教唯独的政治分歧,从而引发新的政治冲突
政治同化和文化多元主义
萨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美国精神的核心是昂格鲁-新教传统。当美国社会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大幅提升以后,这种传统就可能会弱化,甚至会导致美国的衰落
西方社会大概会向基督教保守主义政策转向。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或限制特定族群-宗教的移·民,国内社会更倡导西方文明的价值观
认知升级清单
人口是政治分析的重要变量
但是,人口因素在政治分析中却长期被忽视。实际上,人口结构就是选·民结构,就是政治力量的结构,就是政治分歧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