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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兰小欢
《置身事内》全书要点摘录、官僚体系中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普通人口；中国中央公务员占比6%，若把事业单位也算上只占4%。远低于美国19%、日本14%、德国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41%
编辑于2022-12-28 14:41:22 河北省- 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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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一、地方政府权力与事务
我国地区差异极大，各地风俗、地理、文化差异也大，治理难度大，理解政府治理运作模式，首先要了解权力和资源在政府体系中的分布规则，包括上下级政府间、同级政府间
1、政府治理的特点
五级管理体系：中央-省-市-县/区-乡镇
央地关系：维持大一统需要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但中国之大又需要日常运作以地方政府为主。因此，宪法规定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
党和政府：事权划分时，党政不分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这中央四套班子，省市县完全复制，即“四套班子”。各级部门既受垂直部门的“条条”管理，也受地方政府以行政区界划分的“块块”管理
上级领导与协调：部门之间的矛盾、推诿扯皮，需上级分管领导甚至领导小组来协调
官僚体系：人事制度，行政官员既为政治领导，也为道德表率，是政治核心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载体。官员必须学习和贯彻统一意识形态、官员由上级任命、地方主管多地轮换
2、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公共物品和服务边界：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和边界为切入点，如国防体系、教材等能覆盖全体国民，由中央负担，其他具有地域限制的，如建只收本地人的学校等由地方政府负担
人口密度、地理与文化差异：按人口密度划分行政区域、地理条件、语言文化差异
行政交接地区的经济发展：边界县贫困发生率远高于非边界县、基础设施如道路不足、环境污染，造成地方保护及市场分割。需建立产品和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整合难免，包括扩权强县、撤县设市、省直管县等，还有扩张城市撤县设区
3、复杂信息
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能以更低的代价获得信息的一方，自然有决策优势
信息与权力：上级名义上有决策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实际权威来自信息优势
信息获取与隐瞒：文件和会议作为信息载体，成了权力载体之一，一套复杂的文件和会议制度成立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下级可能扭曲和隐瞒信息，所以上级的监督和审计就非常必要。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信息多，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
4、激励相容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励相容
垂直管理：专业性强、标准化程度高的部门，具体而明确的事务更多，更倾向于于垂直化领导和管理。比如海关。谁是主要领导，工作应该向谁负责。能评价和奖惩工作业绩的、决定工作内容的、收下级工作影响最大的，应该尽量是同一上级
地方管理：激励相容原则要求给地方放权，不仅让地方负责，也有与地方分享发展成果
5、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能给企业的政策：建立产业园区、地价供应工业用地、金融支持、补贴和税收优惠、财税政策、产业政策、进出口政策等
二、财税与政府行为
1、分税制改革
财政包干及后果：1985-1993
以某一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设定固定年增长率，超过增长率的增收部分归地方政府，没超过的部分和中央五五分成
地方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大力发展经济，一种做法就是办乡镇企业
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越来越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中央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因为隔几年就要央地谈判一次，为避免鞭打快牛，地方政府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因此会有意做大预算外收入，比如给企业减免税，然后通过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形式回收
国家财政能力削弱，不利于推进改革，比如国企职工安置、裁军专业安置、地区间公共服务投入、义务教育等
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博弈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税收分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预，保障中央税收。但也造成了税务系统人员激增，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企业纳税成本。2018年国税地税再次合并
增值税：央地75%：25%；企业所得税：央地60%：40%
2、土地财政
招商引资与税收
大多数税收征收自企业，且多扎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重企业而轻民生，重生产而轻消费。各地景象投资制造业，造成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
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纷纷改制，利润不再上缴，基层政府预算外收入进一步减少，地方财政压力增大，不得不另谋出路
初探土地财政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国有土地转让决定权和收益都留给了地方，当时各地为了招商引资，土地转让价格都非常优惠，卖地收入不多
1998年，单位停止福利分房；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农地要转建设用地，必须经征地变为国有土地，也就明确了地方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2001年，国务院提出大力推行招标拍卖，2002年国土部明确四类经营用地（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采用招拍挂制度，于是各地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农民土地然后转让，土地财政开始膨胀
所谓土地财政，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大部分税收税基是土地价值而非面积
税收、地租与地方政府竞争
地方招商引资竞争激烈，工业用地很难抬高地价；而商住主要服务本地居民，土地供应方垄断力量更强，更容易抬高地价
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钱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先进企业不仅需要土地，还需要产业聚集、研发投入、技术升级、物流和金融配套等，很多地方不具备这些条件，涂油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因此中央改革方向之一就是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在省市县内部打破城乡建设用地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还要探索建立全国性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3、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基层财政困难
分税机制下，上级给下级的钱越来越少，但任务越来越多，基层收入困难，导致各种乱收费、各种欠款。基层三农问题成为焦点之一
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开始，陆续取消了“三提五统”和“两工”
基层财政愈加困难，因此后续改革加大了上级的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
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国家公共财政，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复旦，如农村义务教育、合作医疗；
②加入激励机制，比如减少冗员给予奖励；
③基层财政资源向上一级统筹，比如乡财县管，另外“扩权强县”和“财政省直管县”
上述做法同时造成了县域经济孤岛化（区县关系由原来的合作变为竞争）
地区间不平等
中央开始对中西部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缩小地区差异
一般转移支付（2009年后称：均衡性转移支付），地方和自行决定用途；专项转移支付必须专款专用，约占四成
专项转移支付一般以做项目形式分配，但这种转移支付加大了地区间不平衡
上级一般倾向于集中财力做大项目，并且交给有能力和条件的地区
很多项目需要下级政府提供配套资金，只有有能力的地方才能拿到更大项目，拿到更多转移支付
项目审批过程中的人情关系，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与中央部委关系更好
三、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1、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政府融资平台类公司的典型特征
持有从政府取得的大量土地使用权，可以撬动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实现快速扩张
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
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企业大量借款
工业园区开发
政府或国企主导：苏州工业园区
企业主导：华夏幸福（固安工业园区），用房地产盈利反哺产业园区——PPP模式
2、地方政府债务
为政府开发融资
在城市建设中引入银行资金需解决三个问题
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
城市建设开发项目繁复，有的赚钱有的赔钱但缺少哪个都不行，不能分头借款，只能捆绑在一起
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要能把跟土地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国家开发银行发明了城投公司模式
国开行和安徽芜湖合作，将8个城市建设项目捆绑在一起，放入专门创立的城投公司：芜湖建设，以公司为单一借款人向国开行借款10.8亿，用预算安排的偿还基金做偿债来源。2002年开始土地招拍挂，政府授权芜湖建设以土地出让收益做质押作为还款保障
2003年，在国开行和天津的合作中，开始允许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还款来源
城市商业银行
2008年4万亿政策后，四大行和昌狮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贷款给城投公司，城商行和国开行、四大行给城投公司的贷款基本持平
各地招商引资中，金融资源和融资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掌控至少一家银行
城商行为融资平台贷款存在两大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需中长期贷款，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有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提供中长期贷款。但商业银行资金大多来自短期存款，与中长期贷款期限不匹配，容易产生风险
四大行存款来源庞大稳定，可承受一定程度的期限错配，但城商行存款来源并不稳定，自有资本薄弱，所以需要经常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容易出现风险
城投债
与贷款相比，城投债存在两个理论上的好处
分散风险，不像贷款风险都集中在银行系统
债券可以交易，价格和利率灵活，提高配置效率
但对城投债来说两个好处基本不存在
绝大多数城投债都在银行间发行，风险依然集中在银行系统
市场认为城投债有政府隐性担保，非常安全。缺钱的地方明明风险不小，但发债时提高一点利率，市场就会追捧
地方债务与风险
地方债总体水平不算高，虽然项目回报率不高（不足1%），但带来了更多的整体经济与社会效益，且形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
但总体数字不能掩盖局部风险，政府层级越低，负债越重，风险越大；中西部负债和风险远高于东部
绝大多数省份融资平台债务，都是用政府补贴偿还利息和到期本金，若扣除补贴，平台公司收入无法覆盖。但补贴的前提是政府有钱，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
地方债的治理与改革
2015年开始到2019年基本完成，债务置换：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
好处
利率从7%-8%降到了4%左右，缓解了偿付压力
政府公债期限更长
提升了信用级别（政府信用比融资平台信用更高）
中央对地方政府发债实行限额管理
各地区限额由财政部根据各地债务风险和财力测算，报国务院批准
总体限额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
公共服务性质强的城建或基建项目，可以做债务置换，或用PPP模式
公司的业务和治理架构都要改变，业务要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公司领导也不能再由官员兼任
政府不得再违规担保（政府保函被判无效）
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难点在各类影子银行业务
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行为终身追责（2016年开始）
3、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官僚体系中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普通人口；中国中央公务员占比6%，若把事业单位也算上只占4%。远低于美国19%、日本14%、德国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41%
官员政绩与激励机制
人才选拔和激励机制是官僚体系的核心
注：其实也是任何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核心
胡萝卜加大棒：职务升迁和实际收入都与本地财政情况挂钩，因此发展经济是地方官员的重要工作，也与本部门绩效相关联；打榜：党纪国法和监督惩罚体系，另外还有地方间的招商引资竞争
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一个城市平均***不过三四年，而基础设施或工业项目最快也要两三年，因此一般***前两年项目频繁，财政支出快速上涨，土地出让数量也一般会增加
但这种偏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了不良后果
2016年之前官员升迁或调任后对之前的负债不再负责，新官不理旧账，会继续加大投资，所以政府债务不断增加。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低风险高收益的工业投资项目减少，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资的经济效益减弱，继续加大投资或降低经济整体效率，主推产能过剩
政府偏重“看得见”的项目，比如城市道路、桥梁、地铁、绿地等，而看不见的项目被忽视，比如地下管网，所以每逢暴雨“看海”的城市就很多
2013年中组部发布通知，强调不做地区GDP及增长率排名，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明确在考核地方党委和政府班子工作业绩时要看全面工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只要工作业绩不能百分百清楚衡量，那上级主管评价就是重要的，与上级的人情关系就是重要的
腐败与反腐败
我国腐败两个显著特点
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因此以腐败未有唱衰中国经济屡屡落空
随着改革深入，政府和市场间关系不断变化，腐败形式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多以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和投机倒把有关，90年代多与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有关，21世纪以来与土地开发有关
两类腐败
掠夺式：对其营企业敲诈勒索，向老百姓索贿、挪用公款等。随着技术进步和制度和法制健全，这类腐败大大减少
官商勾连共同发财式：官员利用职权批项目给关系户企业，企业完成项目为官员贡献征集，还要私下给官员好处。
此类腐败带来四大恶果
长期偏重投资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资本收入占比高而劳动力收入占比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增长慢
扭曲投资和信贷资源配置，资金浪费在效益不高的关系户上，推升债务负担和风险
扩大贫富差距
形成地方利益集团，限制市场竞争，破坏政治生态，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
十八大以来，反腐是更广阔的的系统性改革的一部分
去杠杆的经济结构改革
防范金融风险改革
土地市场化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所以需要打破在旧有模式下的利集团
反腐成果得到了广泛认可
2016年，65%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官员普遍比较清廉，2011年为35%
居民对中央政府满意度长期居于高位，83分；对地方政府省政府78分，县乡政府70分
注：距离产生美啊！！！
旧有工作方式的官员变得瞻前顾后、缩手缩脚
2016年中央强调要破除为官不为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强调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区分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和明知故犯的违法违纪行为——效果有待观察
长期来看，反复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除了专门针对腐败的制度建设外，更为根本的措施还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角色
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四、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解，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所以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土地、金融、国企等），不可避免会介入实业投资。由于实业投资的连续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政府的介入必然也是深度的，与企业关系复杂而密切，不容易退出
社会现象复杂多变，任何理论和逻辑都可以找到不少反例，因为逻辑之外还有天时地利人和，不确定性和人为因素对结果影响非常大，而结果又直接影响到对过程和理论的评判
1、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投资故事
三星、LG、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瀚宇彩晶六家主要企业操纵液晶面板价格，中、欧、美都对其进行过罚款。
在此背景下，具有自主技术和研发能力的京东方已在北京亦庄建设五代生产线，有能力生产小型液晶面板，当时最赚钱的还是电视液晶而不是手机。主流的27和32寸大屏幕面板完全依赖进口。
但建设能生产大屏幕的6代线（能生产18-27寸）需投资超百亿，融资是个大问题
京东方与深圳、上海接洽建立六代线均被夏普搅局。最终由合肥政府与京东方合作建立了六代线——我国第一条高世代生产线，生产出了大陆第一台32寸液晶屏幕，使合肥一跃成为被关注的高技术制造业基地
后来京东方在合肥又建设了8.5代（2014年投产）和10.5代（2018年投产），并吸引了大量上下游厂商落地合肥，形成了产业集群，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中心之一
在上述过程中，以政府为主体的融资和投资除了直接出资，还带动了大量社会资本
京东方的融资模式基本都是“扩充资本金+银团贷款”，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既可以参与京东方股票定向增发来扩充资本金，也可以用土地使用权收益入股，甚至有的拿出煤矿开采权；另外，城投公司委托当地银行给京东方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或利息补贴、另外还有政府产业投资基金
经济启示
规模化不仅能拉低自身生产成本，还会抢占旧企业市场份额，削弱其经济规模，拉高其生产成本，因此旧企业毕竟会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比如价格战、新项目搅局、关税壁垒、技术封锁、并购审查等
行政手段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政府扶持本国企业进入，不仅能打破国际市场的扭曲和垄断，还可以降低国内下游产业成本，促进其发展
韩国1973年起，通过国家投资基金和韩国产业银行，将大量资金投入六大战略行业：钢铁、有色金属、造船、机械、电子、石化。这些行业，韩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受到了很多质疑。但这些行业培育了世界一流的造船业和浦项制铁、三星电子这类世界顶尖企业，也降低下游产业价格，并推动了下游产业如汽车行业发展，培育了现代集团这样的一流车企。虽然79年后韩国产业政策开始转型，原有很多政策被废止，但韩国已建立了产业基础并长期保持良好发展。
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可以靠人为创造的。比较优势并不神秘，就是机会成本低而已
京东方和华星光电（TCL科技下属企业）等企业崛起，挨冻整个光电显示产业链向我国聚集。进而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发展
规模效应刺激创新：规模大、利润大，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产业聚集带来技术和知识外溢，促进创新
地方政府竞争
新兴制造业在地理上聚集效应很强，扎堆生产可以节约原材料及运输成本，有利于知识和技术交流，外溢效应很强。因此产业集群一旦形成，自身引力会不断加强，很难被外力打破
新兴制造业对自然条件要求不高，不特别依赖先天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物流成本无比较优势的内陆城市若能吸引一些行业龙头落户，就有可能带来一大片相关企业，如合肥的京东方和郑州的富士康等。
2、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行业发展脉络
光伏：用太阳能发电
我国光伏产业已成为全球龙头，国内企业（含海外工厂）产能占全球八成。该产业几乎全部关键环节，如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等，我国企业都居于主导地位。我国国内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装机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光伏已经和高铁一样，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
光伏发电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光伏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补贴，但价格补贴逐年下调，以刺激光伏企业降低成本。除我国政府补贴外，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也有海外需求，也有政府补贴
2016-2017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产量的73%，装机量占全球51%，不仅是全球最大生产地，也是最大的市场
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和规模效应，光伏度电成本已逼近燃煤电价，正在迈入平价上网时代
经济启示
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这时只有两个办法：传统能源高额征税增加其成本；补贴新能源行业——新能源初期，传统能源占主导地位，对其征税会加大税收负担，所以更合理的是补贴新能源
无论欧美还是日韩，光伏的需求都是政府补贴创造出来的。补贴不能帮企业克服最大的不确定性——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和竞争优势。
政府支持和补贴与企业成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不能构成反对产业政策的理由。补贴了不一定成功，但不补贴这个行业就不会存在。
不断扩大和稳定的国内市场才是行业长期发展的基础。若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阻碍落后企业破产，就会阻碍优胜劣汰和效率提升，加剧产能过剩的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与重复建设
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会降低进入门槛，可能会带来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光伏也是常被提起的反面教材。但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并不是新鲜事，就算没有政府干预，也是市场运行的常态。
市场乐观情绪弥漫，投资者一拥而上，导致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跌，淘汰一批企业，价格下跌刺激新一轮需求上升，引发新的投资过剩。因为有投资过剩，企业才不得不断创新，增加竞争优势，加速优胜劣汰和技术进步
导致重复投资的因素
发展中国家可看到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对产品的市场需求有参考数据，技术也可复制。国内产能没发展起来人人都有机会，所以投资一拥而上
地方领导更换频繁，时间久了优惠政策就没了。而项目投产了，就算后续市场有变化，可以通过调节产能等方式应对
地方往往追随中央的产业政策。哪怕本地条件不好，也可能投资到中央指定的方向上，也可能引发各地重复投资
重复投资的好处
提供就业，同时为农民转变为工人提供学习场所和途径，不仅仅是工作转变，也是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转变
疑问点：这并不是重复投资的好处，仅仅是投资的好处，不能把这个好处加在“重复”二字之上
加剧竞争。降低功能和质量会让价格大幅下降，利于推广产品。消费者熟悉产品后会提升对质量的要求。重复投资造成的山寨+价格战可以加速行业洗牌，加速资源和技术快速向头部集中，质量迅速提高
不管有没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复建设”，而是“保持竞争”。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不是决策优势，而是可以不断试错，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产业政策要有退出机制，若效率低的企业不能退出，竞争就是一句空话。“退出机制”有两层含义
政策本身要设计退出机制
低效企业的破产退出渠道要顺畅
3、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私募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
私募：一群人把钱交给另一群人去管理和投资，分享投资收益。有限合伙制
扩展：有限合伙企业法，房地产项目的跟投机制设计也采用有限合伙制，但其目的是保证管理权不分散
LP：有限合伙人，出钱的
GP：普通合伙人，管钱和投资的
LP赚基本管理费（一般2%，无论盈亏每年都交）+投资收益（一般20%）
GP赚投资收益（事先约定基本收益，一般8%，该部分不给LP提成）
GP的投资对象既可以是二级市场（上市公司股票），也可以是一级市场（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也可以是一级半市场（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
投资一级市场，退出方式有多种：比如IPO后出售股权、管理层回购、收并购等
股份公司一般默认为永续经营，但私募基金有固定存续期，一般7-10年（经历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阶段）
国际上规模大的LP大都是机构投资者，如美国加州公立系统雇员养老金（CalPERS）、宾州公立学校雇员退休金（PSERS）等，国家主权投资机构，如新加坡的淡马锡和GIC、挪威主权财富基金（GPFG），而我国最大的一类LP就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有）
产业引导基金三个特点
大多数引导基金不直接投资企业，而是做LP，把钱交给市场化的私募基金的GP去投资企业，可以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故称产业引导基金，也被称为母基金或基金中的基金
实质上是借用市场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涉及许多制度改革，有各种困难
大多数引导基金的最终投向都是战略新兴产业，不允许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这有别于PPP模式
管理和运营引导基金的公司大概分三类
与城投公司类似，政府独资。如北京亦庄国投（开发区国资办100%持股）
混合所有制。如深创投（深圳国资委为第一大股东，但只占比28%）
因规模小，没必要也没能力组建公司，直接把钱给市场化的母基金管理人去运营，如盛世投资集团
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三个外部条件
制度条件和政策指引，否则无人敢将财政资金投入风险很大的股权投资领域
股权交易市场和退出渠道
产业条件。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高技术高风险的战略新兴行业的企业才会大批出现
政府引导基金兴起的制度条件
2005年，发改委和财政部等部门首次明确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200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施行，LP\GP式的基金运作模式有了法律保障
2008年，国务院为设立引导基金提供了政策基础，明确了基金设立和运作的基本原则“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原则，明确了“母基金”的运作方式
2010年财政部等部门规定，符合条件的国有创投机构和国有创投引导基金，可在IPO时申请豁免国有股转持义务（之前有规定境内IPO的含国有股的公司，IPO时发行量10%转社保基金会持有）
2011年，财政部发改委明确了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明确GP可收取管理费和增值收益提成
2015年，明确政府投资基金允许出现亏损，明确财政部门出资但不参与日常管理，明确各地财政部门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实现市场化运作
政府引导基金兴起的金融和产业条件
为资本市场退出渠道打下基础的三项政策
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和风险投资机制奠定了制度基础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问题，是证券市场史上里程碑式的改革
2006年新修订《公司法》，风投基金禁售期缩短至12个月，拓宽了退出渠道
上海和伸着你交易所也做了很多改革，拓宽了上市渠道
2004年和2009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分别在深交所开板
2013年，新三板扩容全国
2019年，科创板在上交所开始，试行注册制
改变了过去股权投资机构“两头在外”（海外募资、海外上市退出）的尴尬格局
其他社会资本参与：大型企业的投资部门、其他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如2010-2014年间，保险资金可以开始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及创投基金
产业条件绝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最终都投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战新产业）
发展战新产业符合国家战略
战新产业高度以来研发和创新，不确定性大，更需要能担风险并解决问题的实力派股东
很多战新产业处于发展早期，未形成地理聚集，让很多政府看到了投资布局机会
成绩与困难
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目标与风险投资可能亏钱之间的矛盾
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
政府的股权投资变相成为低息贷款
政府给社会资本托底，承诺后续回购，明股实债
股权投资对市场和资金变化非常敏感，社会资本萎缩，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倒闭，引导基金独木难支，难有作为
激励机制，政府和国企为北京的机构，没有市场化的薪酬，吸引不了很多专业人才，另外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的业务水平也需要吸引和留住人才，需要在体制内调整薪酬结构
五、城市化与不平衡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差异（2019年，住：60%，户：44%），而公共服务是按户籍人口规划的，导致供需矛盾，城市新移民没有归属感； 高房价带来居民债务负担、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根源之一为土地和人口流动受限）、贫富差距
1、房价与居民债务
房价与土地供需
建设用地供给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差异是造成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土地指标流向与人口流向背道而驰，导致地区间房价差距越拉越大
2020年，中央提出要对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流转进行改革，探索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房价与居民债务：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欧美二战前很长时间大部分人都没有自己的房子，二战后到2008年英美自有住房率达到70%左右
自有住房率上升，房子作为最重要的资产，随着房子数量和价格攀升，房产成为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价下挫和收入下降会加大家庭债务负担，进而抑制消费。全球金融危机前房价越高的地区，危机中消费下降越多，经济衰退也越严重，失业率越高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供需矛盾。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这对矛盾常常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
房价与居民债务：我国情况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19年末，城镇居民债务收入比为1.6，即债务相当于1.6倍的家庭年收入，接近美国（2000年为1.5，2008年飙升为2.1，之后回落到1.7）
我国城镇居民2019年负债中有76%是房贷。家庭资产近7成是房产（6成为住宅，1成为商铺）。而美国居民财富的72%是金融资产，房产占比不到28%
房价上涨是我国居民债务负担高且仍在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已经影响到了消费——还债后的可支配收入减少
房价与居民债务风险
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还会拉大贫富差距，今儿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这一现象被称为“消费下渗”
负债的人中，低收入人群债务负担尤其重。城镇居民年收入6万以下的家庭债务收入比接近3，还未考虑民间借贷。依靠借债的消费无法持续，钱未形成未来更高收入，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
我国房价和居民债务上涨不太可能突发美国式房贷和金融危机
我国收入按揭比例一般高达30%，银行风险小。除非房价暴跌幅度超过首付比例
住房按揭形成的信贷资产，并没有被层层嵌套金融衍生品。我国住房按揭资产证券（RMBS）总量占按揭贷款的3%，美国为63%
由于资本账户管制，外国债券基金很少参与我国住房市场
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外，根本解决之道在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2、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我国收入差距两个特点：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都与人口流动受限有关
人口流动与收入平衡
如果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人与人收入差距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也会拉大。
目前我国人口流动依然受限，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推动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模式是重要因素之一。民生投入不足不利于外来人口真正安家。地方政府长期倚重投资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降低劳动收入占比
美国情况：GDP占比差异很大，但人口差异也很大——人均GDP差异不大。即无论在哪个州，平均生活水平都差不太多
我国情况，省省不同，差异很大。需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总体规模差距
实现人均意义的平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密度上升，不仅能提高本地分工程度和生产率，也能促进城市和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工
公共服务不足的压力，根本之道是增加供给，而不是限制需求
土地流转与户籍改革
大城市土地面积有限，且由于建设用地指标管控，有地也盖不了房子，如果建设用地指标可以根据人口流动而流转，可能环节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要想增加城市土地供应，最直接的办法是市区和近郊的集体建设用地参与流转
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集体土地入市有了原则性条款：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雨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2015年起，全国33个试点县市试行“三块地”改革：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如重庆“地票”制度：农民将闲置宅基地还原成耕地，并拿到“地票”，卖给需要建设指标的区县
2017年，中央政府提出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租赁住房试点，第一批13个城市。同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通过，确认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直接向市场中的用地者出让、出租或作价出资入股
宅基地制度改革，截至2020年，继续探索“三权分置”即宅基地农户资格股权、农民房屋财产权、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强调守住三条底线：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目前具体细则仍在探索阶段
户籍改革：2014年逐步取消农户与非农户差别，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并按常住人口规划公共服务供给。2016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上年度进城落户人口数量安排建设用地指标
2019年，各地逐步取消或放开落户限制
一国内，产品的流动和市场化最终会带来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市场化。农产品、农民、农村土地最终都应该自主转让。人为限定计提土地不能转让，用户籍将人分等难以持久
2020年中共中央阐述了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改革方向，对于土地，强调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制定农村计提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针对劳动力：深化户籍改革，放开落户限制，试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3、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收入差距
1981年-2016年间，世界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成绩来自中国
虽然我国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因为经济整体在飞速增长，所以几乎所有人的绝对收入在快速增加
人力资本无法在代际间完全传递，但房产和存款却可以。如果累计的财富差距一直大于收入差距（一般都大于，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拼爹现行越来越严重，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便会下降，不安定因素会增加
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
影响因素
经济增速
隧道效应：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会焦虑和难耐。用来说明穷人和富人收入差距的现象
人群相似性
人种、肤色、出身等，无法靠努力改变的因素影响收入差距，那么穷人将更容易愤怒和绝望，社会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也会越低
家庭观念
家庭观念强，子女收入高，容忍度也会较高
我国城市化三阶段
工业化是主要动力之一
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土地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城市建设快，公共服务供应少
十八大以后，城市化中心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六、债务与风险
2018年末，我国债务总量达到GDP的258%，与美国持平，超过德国（173%），债务占GDP比重是否能衡量真实债务负担尚有争议。但对居民来讲，债务总量快速上升仍会带来很大风险
1、债务与经济衰退
如果负债都高，应对冲击的资源和办法就不多，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危机。危机原因有二
负债率高，资产价格下跌往往迅猛
资产价格下跌引起信贷收缩，债务人借不到钱，导致资金链断裂
债务带来的衰退会加剧不平等，因为债务危机对穷人和富人的打击高度不对称。债务常常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
2、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未来能还上
资金供给与银行管制
资金供给的增加源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一方面银行越做越大，信贷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层出不穷，金融规模和风险越滚越大
金融风险的核心是银行，历次金融危机几乎都伴随着银行危机。原因有四
银行规模大、杠杆高。美国银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前资产规模已超过GDP，且银行自由资本占比降到了5%左右，即20倍杠杆。欧洲银行更高
银行存款多是短期的，但企业贷款多是长期的，期限不匹配带来流动性风险
银行信贷大都和房地产有关，与土地和房产价值一同起落，放大经济波动。两个行业杠杆率都不低
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比如可以将按揭贷款打包为证券卖给其他金融部门，这会挫伤银行信贷分析的积极性。贷给无还款能力的人——次级贷。频繁的金融交易没提高资本效率，反而增加成本。过多短期交易扩大了市场波动，挤压实体经济空间
国际不平衡与国内不平等
美国可贷资金增加的原因
其他国家流入
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东亚国家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吃过美元储备不足的亏，所以之后大量储备美元，买入美国国债或其他证券，相当于把钱借给了美国）
欧美贸易基本平衡，但总流量大，且美国“毒资产”最大的持有方是欧洲
美国自身原因：美元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也是最重要的投资标的，受全世界资金追捧，所以美国可以用很低的利率从全世界借钱
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富人有大量闲置资金可以借贷，而穷人需要借钱生存
实体企业投资需求不足
大公司将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外迁，制造业是重资产重投资的行业，所以制造业外迁推动了投资下降；机器更加智能化，需运用大量软件和服务，设备本身相对价值越来越低，所以大量投资进入了无形资产和服务
发发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在减弱：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大企业越变越大，往往伴随着投资下降和生产率降低
资金涌入增加了资金供给，企业投资需求不足降低了资金需求，导致长期实际利率逐步下降，如今基本为零。因缺少能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短期投机大行其道。低利率环境将大量资金推入股市，推高了股价，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3、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球，打击了我国出口，为防止经济下滑，中央出台了财政刺激政策，放宽了金融管制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限制，带动了基建大潮，也推动了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居民债务都迅速上升，但投资回报率却在下降。
我国外债水平很低，基本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内债，所以不太可能出现国际上常见的外债危机。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我国2019年末外债余额占GDP比重只有13%（国际公认安全线是20%），外汇储备是短期外债的2.6倍（国际公认安全线是1倍）。而且外债中35%是人民币计价，违约风险小
企业债务
我国居民债务接近发达国家（美、德、日），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一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企业融资以债务融资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股权融资占比很低
国企资产负债率一直高于私营企业，但利润率却较低
低效甚至亏损的国企或大中型私企破产：近年来的改革重点包括推进国企混改、限制地方政府干预；加强金融监管，从源头拧紧资金水龙头；要素市场（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全面改革；改革完善《企业破产法》
房地产企业债务：占用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房地产企业经营以来负债，资产负债率接近80%。
银行风险
对信贷放松管制，银行信贷规模迅速膨胀
银行偏爱以土地和房地产为抵押物的贷款（不会消失且容易转手）。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离不开宽松的货币环境，离不开信贷需求的扩张，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金融和房地产繁荣——银根连着地根
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与“影子银行”有关：我国限制银行给房企的贷款量，银行可以卖给老百姓一个理财产品（比如5%利息），再把筹来的钱委托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企（比如利息10%），这笔业务中，理财产品不算银行储蓄，委托给信托公司的投资不算银行贷款，所以这笔“表外业务”绕开了对银行的监管
金融业规模从21世纪初的4%增长到8%（2015-2019平均水平），相当于美国全球金融危机前水平（美国是汇聚了全世界的资金），显然过大。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拧紧了“影子银行”总闸，打断了各种通道，但中小私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全面暴露
4、化解债务风险
偿还已有债务
还债让债务人不好过，赖账让债权人不好过，所以偿债过程很痛苦，还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相比之下，增发货币也能环节债务负担，似乎不那么痛苦，实施阻力夜宵。增发货币方式有三类
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
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买入各类资产，托住资产价格，同时为经济注入流动性，但主要问题是难以把增发的货币转到穷人受众，因此难以刺激消费支出，还会拉大贫富差距
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财政部发债融资，银行直接银钱买过来，即“赤字货币化”，核心是用无利率的货币代替有利率的债务。从历史看，大搞“赤字货币化”的国家普遍没有好下场，会引发物价飞涨的恶性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和国家信用，经济陷入混乱。——国民党政府1948年就搞过
我国货币政策比较谨慎，不搞大水漫灌，原因可能有二
不愿再次推高房价
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
遏制新增债务
限制房价上涨、限制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限制政府担保和国有企业过度借贷等
不能以现在的“果”否定之前的“因”，时过境迁，很多东西都变了
无论是基建还是房地产投资，都由掌握土地和银行系统的政府所驱动，由此产生的诸多债务，本质上都是对政府信用的回应
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股权融资、债券
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
三个角度理解产能过剩
生产效率下降。宏观上表现为GDP增速放缓，低于债务增速，所以宏观债务负担加重。微观上表现为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为僵尸企业输血，扭曲了资源配置
国际失衡。重投资轻消费，民生和居民收入低，消费不足，必须向国外输出剩余差能能，对世界经济体系冲击巨大，引发贸易冲突
产业升级。因为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竞争激烈，价格和成本不断降低，不仅冲击了国外的制造业，也冲击了本国同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你攀升，带动了技术创新和基础科学进步，进一步冲击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七、国内国际失衡
过去20年，世界制造业占比我国从5%上升到28%，七国集团（英、美、日、德、法、意、加）占比从62%到37%
1、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
居民高储蓄
我国储蓄率高的原因：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
都与地方政府有关
房价上涨与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推动城市化的模式有关，房价上涨拉低了消费
地方政府重地轻人的发展模式将大量资源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上，民生支出不足，满足不了常住人口需要，提高了这些人的储蓄率
居民收入份额低
发展初期，工业化进程要求密集的资本投入，资本所得份额自然比在农业社会中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业化进程加速，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劳动相对资本，所得份额降低
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国企改革也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
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逐渐兴起，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工业，推动了劳动收入占比回升
政府推动工业化的方式加速了资本份额上升和劳动份额下降——政府给大项目各种补贴（包括土地、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刺激资本投入，压缩人力需求
工业在东南沿海聚集引发大规模人口迁徙，户籍和土地政策推高房价，不利于外来人口安居乐业，用工荒时有发生，于是企业更偏向资本投入
各种信息技术让机器能做的事越来越多，对劳动的替代性比较高，机器相对劳动的价格下降，挤出了劳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国，2016年占到世界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三成
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程，可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但一定阶段后，会导致如下问题
投资难度大
收入和消费不足，难以消化过剩产能，项目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贫富差距
贸易冲突
政府改进原则及措施
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资本划转社保基金
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外部失衡
超过消费能力的投资会变成产能过剩，严重浪费
若投资形成的资产不能提高生产率，提高收入，不能成为未来更高的消费，没有形成实质财富，就是浪费，某些项目收入远抵不上成本，债务越积越高
内部失衡必然导致外部失衡，外部失衡反过来也可以导致内部失衡
2、中美贸易冲突
美国贸易逆差中，中美双边逆差比重不断加大，从21世纪头几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最近几年的5-6成。美国虽和多国都有贸易冲突，但一直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
就业与政治冲击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下降，从26%降为个位数，21世纪初仅下滑4%
虽然制造业就业下降，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稳定在13%左右，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表现，机器代替了人工而已。
不少美国人普遍认为全球化是祸根，贸易保护才是良方——这种倾向甚至直接影响总统选举投票
技术冲击
对后发郭佳丽爱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个技术创新大国不是制造业大国（至少曾经是）
从制造业环节切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也是非常正确的方式，因为制造业不仅有学习效应，还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
3、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2020年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你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转型，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
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聚集。由于技术进步和标准化程度提高，制造业吸纳不了更多就业，要解决就业提高收入，必须依靠服务业大发展，这只能发生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中
改革关键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资冲动，降低其生产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会带来四方面重要影响
加大民生支出，改变重地轻人的模式，让城市以人为本，让居民安居乐业，才能降低储蓄扩大消费
加大民生支出，可以限制地方政府用于投资的生产性支出，减少浪费和退出阻力
地方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投资，正式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长远看有利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发展模式的依赖，有利于稳定房价，防止居民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而侵蚀消费
八、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现实世界中往往既没有皆大欢喜的改革，也没有一无是处的扭曲。以假想的完善市场经济为思考和判断基准，不过是无数可能的基准之一，换一套假想和标准，思路可能完全不同
哈勃大学经济史家格申克龙：一套严格的概念框架无疑有助于厘清问题，但也经常让人错把问题当成答案
不要试图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1、地区间竞争
一个稳定和持续测改革过程，必须为缓冲和适应留足时间和资源
地方政府竞争中关键一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评价地方主官并纳入升迁考核。这种“官场+市场”体制，有三个特点
将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和地区经济表现挂钩
市场竞争约束官员行为，要想在在竞争中取胜，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资源调配，也要考虑市场竞争，考虑效益和成本
当地经济表现能为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提供及时的反馈
官员或政府间的竞争，毕竟不是市场竞争
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
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而官员升迁是零和博弈，因此会产生地方保护注意
市场和公司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延续性强，但官员***有限，必须在***内干出政绩，因此会有投资冲动，不惜忽视长期风险和债务负担
在目前发展阶段，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加多元化的职能，将更多资源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改变与市场和企业的互动方式，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2、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瓦格纳法则：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大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进一退的个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为市场运行打造出一个基本框架和空间的问题
正式法律关系外，政府管制和规定更加了灵活有效，可以作为法制的补充。有效的政府管制同样需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民众和公司对法治的有效需求也会增加。因此法制相对于管制会变得更重要
从国防到社会治安，从基础设施到基本社会保障，都需要花钱，所以有效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收入，但征税和稽查能力需要长期建设，不断完善，如金税工程、个人所得税APP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样，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
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如产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对发展中国家更可能是发展的结果
韩国在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企业的同时，积极提倡出口，以国际市场竞争来约束本国企业，逐步降低乃至取消保护，最终培育出一批世界级企业。但很多国家比如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幼稚产业的保护难以断奶，形成了寻租的利益集团和低效垄断，拖累了经济发展。中国情况更复杂，两种情况都存在。这种结果上的差异源于各国和各地政商关系的差异
所谓强力政府，不仅在与他有能力和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也在于他有能力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
所谓政府能力不仅包括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包括政府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和作用方式的能力
随着工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工业更多的使用机器，创造就业等能力减弱，需要服务业来解决就业，而服务业发展离不开城市化和人口密度，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政府就需要由“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原因有二
服务业规模通常较小，灵活多变，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投资和决策机制没有优势
服务型就是投资于“人”，服务业核心是人力资本，政府加大教育、医疗支出，也就是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在服务业要投资和培育更一般化的人力资本，而非直接主导具体项目
3、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经济发展核心是提高生产率。发达国家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两者需要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但“组织学习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当到一定水平后，如不能成功转型为“探索创新模式”，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
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三大必要组件
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
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
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
改革方向和改革过程（发展方向和发展过程）是两回事，就算改革方向和目标有共识（实际不可能），改革路径和步骤也会有分歧。经济发展必然会引起旧有生活方式的改变，涉及利益重新分配，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在其中起着调节快慢的作用，这种留下足够时间和资源去“缓冲”的机制会拖低效率，往往被解读为“扭曲”或“资源错配”，但任何成功的改革和转型都离不开缓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