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利益的不同需要民主式的交流讨论。“居高临下”，在深层阶段的“说法”之中，兴许就是不适宜的
我们无法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复杂纠葛之中，从而，无法深刻反思“对付犯罪”与“犯罪”的辩证关系。
信赖对抗制庭审，从而，依赖雄辩，依赖获取财富才能施展雄辩之才的律师符号，诉讼有时就只能是有钱人的天下。这不是说“法律中的雄辩”一无是处，而是说，这种雄辩，以及其所映照的对抗制庭审式的诉讼改革，其背后依然存有裹挟利益驱动的意识形态话语运作。其所带来的利益转换，有时是不光彩的
大凡审讯，警察必须事先告诉被捕者，一是他有权保持沉默，二是他如果选择了回答，则所做的回答可用作呈堂证供。否则，所得证词无效。这便是著名的“米兰达明示”（Miranda Warnings）的基本内容。
沉默权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可保护之余，自会带来负面作用。没边界的沉默权，过度地使用沉默权，完全可能有违沉默权的初衷。因为，这般无度会影响社会的安全秩序和他人的权利，影响的结果，便使人人都会滥用沉默权。当沉默权的滥用，使犯罪人逃之夭夭、逍遥法外，并使受害人不能申冤，那么，受害人也会反之“以夷治夷”（比如杀人后“不说话”）。最后，官人将不得不彻底放弃“规矩”，强行管制社会秩序，从而露出“人治（专制）”而非“法治”
寻找法律，不能像分析法学所说的在统治者的命令文本（白纸黑字）中去翻阅，而应在“积极自愿”心态那类人的想法和行为中去剥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