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政治发展

【题　　目】12.政治发展 【体系位置】政治学/行政学 » 政治学教程 » 12.政治发展 【内　　容】①什么是政治发展；②政治发展的内容；③政治发展的过程；④政治发展的道路； 【参考教材】《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列教材·政治学教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列教材之一，由我国著名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主编，参编作者都是政治学科的知名学者或博士生导师。全书力图突出科学性、学术性和前沿性，尽量向学生展示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系统知识；力图反映政治学的历史发展和最新成果，尽量向学生展示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而新生的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力图将学术性与现实性尽可能地结合起来，尽量向学生提供观察和分析现实政治生活的知识工具。 【适用范围】本科学习；考研 个人总结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欢迎指正交流，我会修改后更新；可以导出PDF或图片、或根据需要修改使用。

政治发展

• 什么是政治发展
  • 政治发展的概念
    • 狭义的政治发展观
      • 政治发展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方面（主要指制度方面）的转变过程。
      • 几种表述：
        • 民主化的过程
        • 政治现代化过程
        • 以上两种表述的基本含义是认为政治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方面的西方化过程。
    • 广义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一种社会的全面变化过程。政治发展是由一种较低的状态向较高的状态的演进，按现代化理论的术语，政治发展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
    • 关于政治发展的各种观点的概括
      • 卢西恩·派伊在1966年列举了当时学术界对政治发展有代表性的10种理解：
        • 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
        • 政治发展是向着工业化国家政治形态的转变；
        • 政治发展是实现政治现代化；
        • 政治发展是建立和维持民族国家；
        • 政治发展是行政和法制的发展；
        • 政治发展是大规模群众动员和群众参与；
        • 政治发展是民主化；
        • 政治发展是稳定和有序的变化；
        • 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动员和能力的提高；
        • 政治发展是社会多方面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
  • 相关的政治学概念
    • 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被认为在国家和政府方面包括：政府组织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政府结构之间的整合、政策制定过程的理性化和世俗化、政府效能高、依成就而不是依身份分配政治角色、法治；在公民个人方面包括：政治和行政决策能广泛采取民间的意见、人民与政权有认同感、人民有政治效能感。
    • 政治变迁：政治变迁指的是政治在结构和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是渐变，也可能是巨变；其变化的方向可以是进步，也可能走向倒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方向的，一般是指由较低的状态向较高的状态的演进，因而与进步的含义相近。走向进步的发展是需要条件的，如果条件失去了，则可能发生衰退，发展中断。政治发展在这一点上与政治变迁不同。
    • 政治转型：政治转型（转轨）特指一个社会的政治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历多次政治转型，因此，政治转型只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表现。“政治发展的功能意味着社会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它们自身民族构设的历程，而不是服从于某种盲目的社会力量、政治演化或革命。”
    • 政治危机
      • 五种危机：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
      • 政治发展是解决这几种危机的过程。
• 政治发展的内容
  • 一、政治结构的分化
    •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分化，进而引起政治方面的结构分化和专门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新功能。“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
    • 政治结构的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系统内部结构和动能的分化和专门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市场化，使得社会中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高，要求行动的自由和社会流动的空间。与传统社会相比，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减少，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市场经济逐渐形成。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大部分经济职能和一部分管理职能转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使得政治与经济在结构和功能上分化。国家与社会分化以后，政治系统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降低其成本。
    • 政治角色分化的一个结果是政治主体增多，政治主体的独立性增强，相互间的差别加大，相互间的冲突和对立的可能性增大，因而需要协调和统一。政治角色分化也使得个人的政治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可能出现规范的真空和缺失，也出现整合的需要。因而，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对政治发展提出了整合的要求。政治组织在分工细化的同时，各个部门要能够统合运作，这也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
    • 政治结构的功能分化同时导致了政府职能和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扩大。在政治结构的专门化分工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治决策与活动的对象开始包罗万象，政治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居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们处处可以感受到国家的存在。与此相适应，政府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 二、政治的制度化
    • 如果政治结构分化是政治发展在组织本身或实体方面的指标，政治制度化则可以说是政治在运行机制方面的发展。在政治结构开始分化、社会复杂性提高的情况下，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需要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以容纳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
    • 制度化是指政治权力能够合理和有序地运行，政治权力的运行按程序进行，政治权力的运行受到制约和监督。制度化的广度是指政治组织和程序包容社会活动的范围。
  • 三、政府效能的提高
    • 政府效能是政治发展概念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部分，政治发展伴随着政治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变迁和分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分化、政治复杂性的提高、政治主体自主性的增强，都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挑战。能否成功应对这些挑战，标志着一个政府的效能。
    • 效能与效率不同，效率由成本与收益之比表述，成本低收益高是有效率。但效能则体现为政府的能力贯彻，不是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比较。
    •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 关于政府效能的几种定义
      •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把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系统面临的挑战归纳为五种类型：国家统一、合法性获得、参政扩大、发展经济、公平分配和增加社会福利。
      • 派伊认为政府的能力包括政治执行的范围、执行公共政策的效率、理性的行政和世俗政策取向等方面，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准。
  • 四、政治参与的扩大
    • 从参与的主体的情况看，政治参与活动由精英向平民扩展，参政的个人、群体、阶层在扩展，从经济地位高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人、群体和阶层向经济地位低的、受教育程度低的扩展。政治参与呈现大众化的趋势。在参与的范围扩大方面,公民参与政治的层次，包括权力的层级和决策的层次在提高。一般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参政的层级上，公民的政治参与从基层向更高的权力层次，从地方向中央的层次的扩展。
    • 杜鲁门的“深入”理论：从介入政治的深度看，公民参政从关注政策过程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向关注政策过程的更多环节发展。公民参政从与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利益向与自己利益间接相关的领域扩展。 在政治参与的质量方面，不管是利益集团，还是个人，决定其对政策影响力的主要因素是他们“深入”(access to)政府的程度。“深入”是美国政治学家戴·杜鲁门（David B. Truman）用于描述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机制时所用的术语，意指团体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与决策者接近和交往，进而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深入”是团体和个人取得陈述政治要求的一种能力。
    • 政治参与的“度”
      • 政治参与具有双重性。
      • 一个表现是政治参与既可以作为实现公民个人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的手段，又可以为领导人所利用。一方面，公民个人的利益要求可以通过参政的方式实现，大体包括以政治为个人的职业生涯；通过政治途径进行利益表达，以影响政策等。另一方面，领导人或其他政治精英可以通过动员，发动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实现精英的政治目的。
      • 另一个表现是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即可能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可能对发展造成破坏。政治参与扩大的负面作用发生在民众参与过度情况下。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过高，多数社会成员过于热心政治运动并不一定有利于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还可能造成社会动荡。不仅如此，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结果把个人的发展积极性吸引到政治方面来，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其结果必然造成对发展的障碍。
      • 从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出发，对大众的政治热情和参政需求需要适当控制，以保持政治稳定。公民参与水平和方向要符合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规模、深度以及广度也要恰当。
  • 五、政治变迁的秩序化
    • 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的变化，但不是任意方向的变化，而是特指政治的不断进步和政治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的区别在于避免政治衰退的变迁才是政治发展。由于发展意味着变化，社会会不断地突破已有的结构，变更既存的秩序。
    • “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使民族统一和政治同化产生问题的共同因素是现代化带来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二者之间保持低度平衡的那些政体，面临着日后不稳定的前景。”
    • 在这个变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结构的分化不能导致对立和分裂，秩序的变更不能造成冲突与动乱，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保障。实现政治稳定，需要协调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从另一方面讲，稳定的实现要保持政治变迁的连续性，因而实现的是一种动态的政治稳定。
    • 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
      •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 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 六、政治发展几种内容之间的关系
    • 如果政治结构分化是政治发展在组织本身或实体方面的指标，政治制度化则可以说是政治在运行机制方面的发展。在政治结构开始分化，社会复杂性提高的情况下，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需要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以容纳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
    • 政治发展伴随着政治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变迁和分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分化、政治复杂性的提高、政治主体自主性的增强，这些都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 政治系统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密切相关。政治结构分化使得公民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更为直接，国家和政府的作为和政策对公民的影响更为广泛，公民通过参政而维护个人利益的欲望增强。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也有助于增加新的参政渠道。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为更多的公民参政提供了进入政治过程的机会。政治制度化的发展也有助于增大政治系统对参政行为的容量，容纳扩大的参政热情。政府效能的提高，则有助于动员积极的政治参与，减少消极的政治参与，把公民的参政活动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在动员群众保持适度的政治参与方面，需要政府具有较高的领导艺术。
• 政治发展的过程
  • 传统社会的特征
    • 传统社会的特征之一是非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领土的疆界划分缺乏统一的和世俗的标准，部落、王室、贵族、教会等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拥有主权。各统治区的疆界不稳定，部落、民族、王朝之间的战争不断，导致彼此间的领土边界变动频繁。
    • 前民族国家政治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如下：“国家分裂或国家主权为别的国家所控制；国家即使是统一的，但国家政权不能控制所有的领土，中央政府的政策不能达到边陲；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文化，公民未树立起对国家的忠诚感，而是忠于地方首领、家族首领或宗教领袖；国民作为臣民、顺民而存在，不享受或很少享受国民政治权利。”
  • 现代化的阵痛
    • 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稳态结构、封闭性和静止状态与现代性的这些方面的进展发生冲突，结果带来的是“现代化的阵痛”。
    • 城市化的进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不仅瓦解了农村社会，而且破坏了城市的宁静。工业化的加速破坏了手工业和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把越来越多人抛向劳动力市场。政治平等的扩大使旧式的精英和领导人物的权威降低，文化的世俗化使传统的价值观遇到挑战，现代化使得传统的家庭、社区、国家等社会单元均受到冲击。
  • 民族国家建立的途径
    • “渐进方式”，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 这一类型民族国家的创建历程是缓慢的、自然的和渐进式的，国家的统一、权力的集中、民族与国家的重合等民族国家建立的前提已经陆续实现，对国家的认同也已经部分地实现。英国和法国是在政治现代化之前就形成了单一的民族、固定的疆土，美国的疆土是以殖民地时期的十三个州为基础的。这些国家现代官僚制的建立、政治的世俗化则借助革命或改革来实现。
    • “追赶加模仿方式”，以德国、俄国、日本为代表。 这类国家在追赶先发国家的压力下，或通过国内战争，或通过君主的推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官僚制，推进政治的世俗化。
    • “殖民输入方式”，很多亚非拉国家的建立经历了这种过程。 世界上众多后发国家曾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些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被殖民过程而成为民族国家的。国家的统一、权力向中央的集中、民族的形成、现代官僚制的建立以及政治的世俗化等过程是从殖民宗主国输入的。这方面的典型是一些国家的边界十分齐整，人为划分的痕迹十分明显。这一类的民族国家是稚嫩和不成熟的，它没有经历早期现代化国家那种漫长的探索，它所追求的现代精神与它的传统相脱节，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之间激烈摩擦着，政治动荡难以避免，革命和政变冲击着新兴国家的政权和体制。它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形式，所缺少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来完成现代政治精神的塑造。
    • “民族解放方式”，以印度、中国为代表。 这类国家均有被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而后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了民族国家。
    •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殖民化之前的各个传统社会，文化风俗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很大差别，创建民族国家还未成为一种历史要求，总的来说，社会的发展进程非常缓慢。殖民者的到来带来了两样东西：一是掠夺和压迫，一是西方的现代政治理论和文化。前者唤醒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运动在这段历史时期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民族主义停留在文化民族主义阶段，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种族的基础之上，其中的核心是遭受了创伤和挫折的民族情感，而非对本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积极认同；后者为未来的民族国家确立了建国纲领，斗争的结果不会是回复到从前，而是达到一种新的社会理想。
  • 亨廷顿关于民主化三次浪潮的理论
    • 亨廷顿总结了民主化的国际经验，认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实现大体上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1750年，西方世界还没有建立国家层次上的民主制度，到1900年，这样的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三次民主化浪潮，每一次都有一批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但在民主化浪潮临近终点的时候就会出现回潮，一些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会退回到非民主的政治制度，然后又会出现新一轮的民主化浪潮。
    • 第一次长期的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828—1926年期间，约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这次民主化浪潮以革命的方式出现，取代的政体一般是绝对君主制、残存的贵族政体和大陆帝国的后继国。但这次民主化浪潮在1922—1942年出现了回潮，约有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 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943—196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的战败为这次民主化扫清了障碍，约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法西斯国家、殖民地统治和个人军事专制被推翻，但在1958—1975年间出现了回潮，约有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从1974年开始，发展到1990年，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已经有3个国家出现了回潮。“妥协、选举和非暴力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特征。”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一党制、军人政体和个人专制等威权政体转向了民主政治。除了格林纳达、巴拿马和加勒比海的几个英国小殖民地外，这次民主化的主要原因来自内部，不再像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部压力和非殖民化实现的。
      • 第三次民主化的途径
        • 变革。这种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在原有的威权体制下掌权者们自己在结束威权政体、并把它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变革的基本特征是执政者带头实现民主。
        • 置换。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强大的反对派推翻原有的威权政府，或者原有的政府自身崩溃，从而开始民主化进程。置换的基本特征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反对派团体带头实现民主，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置换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变革的转型过程，变革是执政者内部开始的变革，而置换则是由政府反动派推翻原政权开始。
        • 移转。在这种模式下，民主转化是通过执政者与反对派的妥协谈判实现的，是政府和反对派采取联合行动的结果。与置换进程中保守派在政府内部占统治地位不同，在移转模式下，政府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在政府外部的反对派之间，民主的温和派比反民主的激进派要强大。移转模式要求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力量大致均等，并且双方都不确定谁能够最终占得上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反对派才能认识到他们不能单方面地决定他们社会中未来政治体制的性质。
    • 民主的巩固
      • 推翻旧的威权体制，建立起民主体制后，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完成，还有民主的巩固这一任务。即便在先发现代化的英国等国家，民主的巩固也经历了长期的进程，对后发国家而言，经历一段较为长期的民主巩固阶段更是必不可少。
      • 民主的巩固是指“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体制并且加以巩固的双重成功”，所谓巩固是指“所有的政治团体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唯一的正当性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其实质是让民主在民众中取得广泛的认同和合法性。巩固民主的主要目的在于新政权通过种种作为让民主体制得以完善并能够持续下去。
      • 民主的巩固主要有四个任务，即巩固民主派的统治、政治制度化、增加政府效能和民主的深化。
    • 民主与其他发展目标的协调
      • 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最初的发展中，在民主与经济发展的权衡中，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压倒了民主化。在这些国家，政府首先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并集中精力于经济发展，满足人们的经济需求。在经济发展中，政府首先要处理的就是经济增长与平等分配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不同成员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 阿尔蒙德的四个变量
        • 从政府能力、人民参政情况、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这四个变量的不同搭配入手，阿尔蒙德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可以采取的不同战略区分出了两种基本类型。
        • （一）“高增长低参与”类型，包括三种模式
          • 第一种模式是动员人民的专家治国型，在这种模式下政府能力、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平均分配程度较高，但是人民是被动员起来执行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参与制定政策，因此是一种动员起来的或者叫做加以组织过的参政。
          • 第二种模式是集权的专家治国型，在这种模式下，集权的专家治国政府鼓励经济增长，但对于财富的分配却关心很少，人民的参政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取消，从而使得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分享不到现代化的好处。
          • 第三种模式是集权专家治国加平均主义战略，它与上一种模式在很多方面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政府推行分配性的经济政策，更为重视公平的财富分配。
        • （二）“低增长高参与”类型
          • “低增长高参与”的类型主要是民主的民众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能力低，经济增长不快，人民参政和财富平均分配的程度居中，在实践中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多以失败的经验告终。 在这几种模式中，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各有优缺点。最为关键的是一个国家要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民主参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协调发展。
      • 亨廷顿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
        • 亨廷顿采用与阿尔蒙德类似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区分出了两种基本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型中民主参与、经济增长和平等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三个变量。
        • 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先发模式，这一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民主参与以及财富的平均分配可以一起获得。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社会经济福利总水平，这就可以带来较为平等的财富分配，进而促进政治稳定和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形成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实践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发达国家的先发模式，带有强烈的乐观主义色彩，但是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着与这些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环境，这一模式的适用性非常值得怀疑。
        • 第二种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模式，这一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民主参与以及财富的平均分配固然都是好的、值得追求的，但是这些目标之间有着潜在的冲突，在发展过程中，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有所选择、有所放弃。
• 政治发展的道路
  • 欧美道路的内生性
    • 欧美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是内生的。这种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一国或地区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该国和地区社会内部，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造成了这三个子系统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张力。这种特定的张力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积淀到一定程度，即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临界点时，就会要求其政治系统发生质的变化：其政治体制从传统走向现代。” 欧美政治发展道路以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因此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短暂的传统势力复辟，其政治发展仍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民主化趋势。
  • 苏东道路的功过
    • 苏东各国均经历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通过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这些政权是在分裂型现代化的情况下，在较独裁的政权崩溃后发展起来的。而且，他们建立了新的、比较有效的现代中心，其中形成了对变迁的新取向。” 革命之后，这些国家普遍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一方面，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强调人民主权，实行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配套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资源的全部控制和集中配置。
    •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国家谋求向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转型，但是这些国家仍然是“不完全的、不稳定的、不统一的处于形成期的民主国家”。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一方面有一个如何适应前苏东地区的历史与文化问题，即西方体制的苏东化问题；另一方面还有没有可能从其实践中生长出一种土生土长的既不同于“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又不同于“原苏东式民主政治体制”的新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这些目前尚难定论。
  • 拉美道路的曲折
    • 脱离殖民统治之后，许多拉美国家建立了普利夺式的政权。这种政权以军事独裁为特征，成为新独立国家维护统治的方式。然而这种政权以强权、武力作为统治手段，缺乏现代的民主因素。随后，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军人统治和民主政治在拉美地区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制度在拉美地区得以进一步推进，文官治国取代了普利夺式的军事独裁统治。
    • 拉美国家的民主化改革的内部动力来自威权主义政权的衰落。20世纪70年代末拉美经济遇到衰退，城市中产阶级兴起以后提出更多的权利要求，天主教会从威权体制的支持者转向支持民主派，民主改革的内部动力聚齐。外部动力则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和世界上民主化浪潮的推动。
  • 东亚道路的独特性
    • 东亚道路的政治发展既有外来的民主化压力，也有内部改革的要求。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经历了先经济增长后政治改革的历程，威权政权长期存在，而且影响长远。“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下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确立的是“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自民党倡导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指导和干预，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政治动力。继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建立了政治权力相对集中的威权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在东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菲律宾），新的威权机制开始执掌政权，或者是那些业已掌权的统治者变得越发威权化了。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相继建立了威权政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20世纪80年代在国內外压力的推动下，东亚国家和地区民主化进程加快，主要国家和地区先后实行了多党竞争的制度改革。20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了威权政府保护下的经济增长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失衡、垄断现象严重、“泡沫经济”泛滥等弊端充分暴露，经济陷入低谷。在经济困难的形势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威权政治体系普遍遭遇了政治不稳定和政治危机，迫使它们进一步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
  • 中国道路的探索
    • 中国在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同时，没有实行西方式的代议制和多党制，而是仍然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搭配不仅与西方国家不同，也与多数已经或正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不同。 20世纪90年代，苏东国家在政治改革中，纷纷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成员的苏东国家迅速转向多党制。这种政治的剧烈变革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政治不稳定，甚至社会的动乱乃至国家的分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一直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共产党的得力领导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在经济连续增长的同时，经济体制正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这得益于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推进。
    • 中国的政治稳定并非维持原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引起政治系统的变革，政治发展要求在变革中寻求“动态稳定”，即“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1]中国政府需要不断推进政治改革来化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如阶层分化和冲突、政治参与要求扩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