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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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2024-07-06 22:36:57这是一篇关于《卡拉马佐夫只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维导图,主要内容包括:作者简介,作品目录,内容简介,故事更概,人物介绍,创作背景,作品鉴赏,作品影响,作品评价,《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关于社会的妙语,《卡拉马佐夫兄弟》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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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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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
作者简介
刘震云,(1958年5月-),河南省延津县人,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87年后连续发表《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文学创作专业技术一级。 2011年8月20日,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6年1月,取材于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同名电影拍摄完毕。 2016年1月20日,刘震云以股东、董事身份出席新三板挂牌敲钟仪式。 2016年1月29日,获埃及文化荣誉奖。 2016年12月8日,“影响中国”2016年度人物榜,作家刘震云获得“年度文化人物”称号。 2018年4月13日,刘震云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197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中学教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当年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 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曾到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 1982年开始创作,1987年后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的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在这些作品中,他迅速表现出成为大作家的潜在能力,确立了创作中的平民立场,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力和民生问题,但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也因此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新写实主义”作家主要有池莉、方方、刘恒等人。刘震云的代表作《塔铺》则获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的《塔铺》、《一地鸡毛》、《单位》、《官场》、《官人》等,侧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或者说在社会结构中人的处境。他对于“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作了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对于他们的活动,互相的折磨,倾轧,以及所表现的猥琐、自私、残忍,小说有着冷静,然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这种批判,在一些作品中,以喜剧的、嘲讽的方式得到更有力的表达。相比起另外的“新写实”小说来,刘震云的作品,有对“哲理深度”更明显的追求,这指的是他对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的持续的揭发。 自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始,他开始追求新的创作境界。
1993年发表“故乡”系列第二部长篇《故乡到处流传》,后经过五六年的时间完成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华艺出版社1999年初版)。《故乡面和花朵》体现着他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双重探索。结构的庞杂、技巧的多变、语言的繁复、意义的含混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2007年推出小说《我叫刘跃进》,并被改编成电影。 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引起轰动。 2010年3月7日,冯小刚在两会上表示有望拍刘震云小说《我不是潘金莲》。 2011年8月,《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8年4月,获得法国文学艺术勋章骑士勋位。5月,担任编剧的电影《手机2之朋友圈》开拍。7月,担任第12届FIRST影展评委。
子主题
作品简介
《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中国版《百年孤独》,是刘震云的一个成熟、大气之作。出版于2009年,描述了一种刘震云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
《一句顶一万句》是河南作家刘震云重要作品,分为两部: 《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 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 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一去一来,延宕百年。故事看似简单,但回味悠长。书中的人物绝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
《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那些“一万句不顶一句”的人,他们一辈子站在黑暗中说话,所说的话总是被人忽略,就连身边的人都不听,于是只能说给自己听,只能成为自己的心事。 ——刘震云
创作背景
刘震云除了在北京写作,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是他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等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时他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他们村叫"老庄村",如果非有一个界,而且作者自愿加入,属"老庄界"。刘震云观察世界的角度和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在老家形成的,这个"罗盘"至今还在起作用。他在外面迷失方向的时候,自然想到用老庄村的"罗盘"来纠正,觉得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他的书有一半是以河南、延津为背景的。《一句顶一万句》是提到故乡最多的一本,不仅有故乡的方法论还有大量的河南地名。
刘震云表示,由于所处环境、地位和各自利益的不同,由于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大多数人反倒是生活在孤独中。他过去的作品,总觉得是自己有话要说,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书中杀猪的老裴、剃头的老曾,还有杨百顺,他们的话都比我说得好,说得有智慧、有深度。
子主题
主要人物
杨百顺
故事中的中心人物。杨百顺想上学却被父亲用假抓阄的把戏给阴了,所以有仇父情结。杨百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干过许多活计,开始跟他爹在家做豆腐,豆腐做了一个月,就跟老杨闹翻了,16岁离家出走,剃头、杀猪、种菜、挑水、扛活、蒸馍样样干过。杨百顺被动而又随意地改写着人生,没有什么必须坚守的东西。杨百顺可以因现实的利益而改变信仰---本来就没有信仰。信主后,老詹把杨百顺的名字改作杨摩西,倒插门后名字就变成了吴摩西,最后改为罗长礼,只有最后的一改,有一些怀念少年时代的梦想的因素。从杨百顺到罗长礼的姓名变化,杨百顺并没有一个非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一个非要坚守的礼制,一切皆由现实的利益而取舍。
巧玲
一个在坎坷中长大的苦难小女孩。巧玲的亲妈吴香香为了和妯娌斗气,"打巧玲给人看。"巧玲三岁生了个拉肚子的小病,爹妈不当回事。变成大病好不容易治好啦落下个胆小的毛病,她妈"嫌弃她是个夹尾巴狗不喜欢她"。后来有了一个疼她的后爹吴摩西,却在寻找跟人私奔的吴香香的路上把她弄丢了。巧玲一个五岁的孩子被三个人转手由河南转卖到山西,一路上巧玲对老尤百依百顺。但是无论表现得如何懂事也摆脱不了被买卖的命运,当巧玲结婚后即使敢于出走也摆脱不了成为老曹老婆第二的命运。也正因此,巧玲才努力寻找自己命运的病根(延津、老尤),巧玲深深地思念吴摩西,想象的新延津成了她心里的家。
牛爱国
事业稳定,却因妻子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不得不离乡另谋生路,身处异乡惹出麻烦又返乡避祸,妻子与人私奔后再次出走,颠来倒去总难如愿。
老汪
老汪,一个教书先生,讲解《论语》因得不到知音而落泪,一生都没有遇到"说得着"的人,他只能在荒野暴走以抒解心情。老汪原以为自己不喜欢淘气的小女儿灯盏,故她掉到水缸里淹死的时候老汪也没有特别伤心,直到数日后看到灯盏留在没有吃完的月饼上那个小小的牙印,他才异常伤心,对着淹死女儿的水缸放声痛哭。一生都没有从生活环境和生活际遇里找到知音的老汪,在他女儿死后,也就是说从血缘这种命定的亲近关系里寻找知音的路被堵死了,他才彻底灰了心,所以他只能离开,一直向西,远走他乡,而且后半辈子一直捏哭泣的小媳妇面人。 老汪老汪,一直往西走。到了一个地方,感到伤心再走。当老汪告别相知六年的东家老范时,歌队集体唱起歌 为老汪送别……
老汪是箍桶匠的儿子,读书,为的是“十年大计” 我是汪梦溪,字子美,曾做过十几年的私塾先生,乡邻们都喊我老汪。 我家本是开箍桶铺子的,到了我这能成为“读书人”,是因为我爹的“高瞻远瞩”。在我年幼之时,汪家就与廉家积下了矛盾,一次因为房檐滴雨之事,两家吵了一架,老廉指使伙计拆了我家的屋檐,还揭下半间瓦,我爹气不过,把廉家告上公堂,结果这官司一打就是两年,不仅没打出来个所以然来,还白折进去三间铺子。我爹一怒之下,把十二岁的我送去开封读书,盼我十年寒窗后能做官,一放官放到延津,到那时我家便能再去与廉家理论,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可悲的是,我没能达成爹的十年大计,书读到第七年,因在开封被人一顿好打,我背着铺盖卷儿跑回了延津,再不肯去上学,爹看着鼻青脸肿的我说:“当初不该让你上学,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他老人家为了供我读书,本就累得吐了血,又见我这般模样归来,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临走前只留下一句话,“这事情打根上起就坏了。”
爹走以后,我流落乡间,以教书为生,一教就是十几年,乡间学生多愚钝,《论语》中的一句话,总让我翻来覆去讲十天。 圣人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究竟是个啥意思?学生们都以为是远道来了朋友,圣人高兴,谬矣,谬矣。高兴个啥呀,这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圣人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他只不过是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这个浅显的道理,学生们非但听不懂,还反要骂圣人不是个东西。啥叫朽木不可雕呢?这就叫朽木不可雕。
人们不懂圣人也就罢了,竟还不懂“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的道理。因我不善言辞,总是不到三个月就要换一次东家,害得我四处流落了七八年之久,才在镇上老范家落下脚,方圆百里,唯有老范不嫌我言少,又待我极好。 喂牲口的老宋曾跟我讲,管家老季向东家告过状,以我老婆银瓶爱偷庄稼为名要东家辞了我,然而东家却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一句话,听得我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不哭,就憋死了”
老汪因伤心而向西行,一走就是一千五百里 我有四个孩子,唯独灯盏这个女娃令我费心,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房上树,灯盏不扒房,也不上树,一个女娃家,偏爱跟骡子和马打交道。喂牲口的老宋被她搞得大伤脑筋,三天两头的来找我告状,我只好说,“老宋,不说了,你就当她也是头小牲口。” 老宋最后一次看到灯盏,是她在牲口圈里新置的大缸上玩儿,她爬到缸沿上,不顾里面溜边溜沿的水,支叉着双手踩在缸沿上转圈走。等老宋耙完地再回来,只见灯盏漂在水面上,肚子已经撑圆了...... 灯盏死时,我拼命拦着银瓶,不让她去打老宋,还当众说了一句:“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 没了灯盏,我还有三个儿子,这事儿应也算不得什么,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伤心。 然而一个月以后,我无意间在窗边发现了一块月饼,那是八月十五那天,灯盏吃剩下的。月饼上,还留着她小口的牙痕。这月饼是我去县城进课本,捎带买来的,当时刚买回来,灯盏就来偷吃,被我逮住,打了一顿。没成想,等到现在再看到这一牙月饼,我竟悲从中来,心里像刀剜一样疼。
自此以后,我天天想灯盏,光想见着她。白天见不着,就夜里梦她。梦里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说: “爹, 冷了,我给你掖掖被窝。” 一连三个月,我的心像火燎一样,实在无法再忍下去。想到梦里头娃让我向西,我就辞别了东家,一路往西走,看看走到哪里能够不想娃,就在哪里落脚。 我从延津到新乡,从新乡到焦作,从焦作到洛阳,从洛阳到三门峡,还是伤心。三个月后,我出了河南界,沿着陇海线到了陕西宝鸡,终于感到不再想娃了,便在宝鸡落下了脚。 到了宝鸡以后,我从一个教书匠变成了一个吹糖人的小贩,在街边吹公鸡,吹老鼠,吹花果山上的猴子,我的每个糖人都很受欢迎,看来做小贩总是比做先生更讨人喜。 我偶尔会去喝酒,喝醉以后便不再喜欢吹动物,总是不自觉的吹出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来,旁人说这女娃似是在哭,有点晦气。是呀,她看起来是有点晦气,可她得哭呀,不哭,就憋死了……
人物关系
作品赏析
《一句顶一万句》这篇小说的人物数量有多么庞大,人物关系有多么驳杂,故事情节有多么热闹,人物在时光的洪流面前就有多么渺小,人物命运底色里的灰暗就有多么浓重,人物内心就有多么荒凉。庞大的人物数量集结成的不是温暖而是寂寞,因为庞大这个形容词只限于观者的视角,真正生活着的人是个体,他们因为无法打开彼此的心门或者因为缺少某种同一信仰而分外孤独,无法结成整体。无论是最后坐上火车去远方的杨百顺、牛爱国,还是一直留在原地安于天命的老杨、老鲁、老曾,他们都被命运驱使着,一辈子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
小说运用了类似于《水浒传》的传统叙事结构和本色的叙述语言,从市井细民到地方官员,将各色人等的人生轮流叙说、娓娓道来,对浮生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塑造了一组令人唏嘘不已的孤独者群像。 尤其是上部“出延津记”,在主人公杨百顺的经历之外,大量笔墨用于书写各类次要人物的庸常人生。这些人物有的是颇具身份的父母官和东家,但更多的是出身卑微、从事着低等行当的草民,如卖醋的、卖豆腐的、打更的、打铁的、剃头的、教书的、杀猪的、染布的、算命的、喊丧的、劈竹的、弹棉花的、赶大车的、打银器的、烧锅炉的等等。 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命名也颇具匠心,只有主人公和少数人物是既有名又有姓的,其余人物都是在姓氏前加以“老”字予以称呼,而且姓氏几乎不重复,如此一来,“孤独”的普遍存在性便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作品以洗练的语句、简洁的情节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需求:他们处在一个众声喧哗、极少有个人空间的社会中,把众人的接受、社会的要求当做自己的行为标准,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可;他们对孤独的逃避和排遣方法是寻找另一个人说出那“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这是他们所有人一直纠缠着的心灵问题;但在他们对梦想的寻找中,可以窥见他们也有各种的生命追求和对灵魂自由的价值渴望,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社会底层生活中极浅的一丝色彩而已。对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精神状态的主潮流我们要予以关注。
原文摘录
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 经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 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 病相同,人却不同;不同的人,开同样的方子,药也未必管用。 从今儿起,不论穷富,有不嫌儿少一只耳垂的,只要真心跟儿过日子,我就嫁给他。儿的短处说到明处,一辈子没有把柄在谁手里。 儿知道啥事得看人的内心。可世上啥最毒?就是人的心。人心毒不是说它狠,是说大家遇事都不往好处想,盼着事坏。 说起来,富贵贫贱如流水,富贵未必不烦恼,贫贱未必不是好夫妻。只要心气顺,吃口窝头也安然。 平时说一千句坏话无碍,关键时候说人一句坏话,就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 但时间长了发现,同来的往往有隔阂,过去相互不认识的,处着处着倒能成为朋友。 与亲兄弟说不着,路上与朋友倒说得着。这时贩葱就不单是贩葱,还为个说得着。 除了不与人拉帮结派,招惹是非,也学会了吃亏。人支使他,他便放下种菜的活儿,替人去干分外的杂事;肚子里骂人,面上不带出来,仍乐呵呵的。 想起自己认识的亲人,一多半不亲;现在看到成山成海的陌生人,嘴里说着天南海北的话,或是着急上车的神色,突然都觉得那么亲切。 一开始觉得没有话说是两人不爱说话,后来发现不爱说话和没话说是两回事。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 曹青娥在牛家庄生活了二十年,早已将丈夫牛书道掰扯过来。两人不再吵架。但这时的牛书道,成了已经去世的襄垣县温家庄的老曹,曹青娥成了老曹老婆。曹青娥这时才明白,人是掰扯不得的,掰扯了别人,就是掰扯了自己。
人互相一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
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由此,我们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这种累,犹如漫漫长夜,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
人要一赌上气,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只想能气着别人,忘记也耽误了自己。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但杨百顺不喜欢做豆腐。不喜欢做豆腐不是跟豆腐有仇,而是跟做豆腐的老杨合不来。和老杨合不来不是因为老杨用皮带抽过他,因为一只羊,害得他睡在打谷场上,记恨老杨;而是像赶大车的老马一样,从心底看不上老杨。
原来一件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儿呢。 世上的事情,原来件件都藏着委屈。
曹青娥:“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世上的人千千万,到了走投无路之时,能指上的才有两个人。
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
时间一长,兄弟之间也产生了隔阅。人相互一有隔阅,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隔虽没影响“姜记”弹花铺的生意,但一家十几口子,把日过成了一锅粥。
不求人办事是熟人,一求人办事人就生了
牛爱国再仔细想象,自己心乱之时,原来不适合找熟人,还是跟不熟的人在一起自在些。
这三句话,常常插在事情的关键处,或是评判一件事情的对错,或是否定一件事后,这件事本来该怎么办,需要一句话铺垫,起个转承的作用。 第一句话是: “话是这么说,但不能这么干。” 第二句是: “事儿能这么干,但不能这么说。” 第三句是: “要让我说,这事儿从根上起就错了。
不怕人坏,就怕坏人也识字
阅人多了,倒把自个儿阅伤了心。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
与人说话,没开口先笑;同样一句话,两种说法,她的是好听的那一面,坏话也让她说成了好话。
“我活了七十岁,明白一个道理,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 牛爱国看着妈,没有说话。 曹青娥: “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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