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政治笔记

新媒体与政治学习笔记，包括新闻发布制度、新媒体与舆论、新媒体与国家治理、网络治理、其它政治传播等内容。可以作为学习笔记和复习资料，帮助大家系统地回顾和巩固所学知识，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知识。

新闻发布制度

• 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发布制度
  • 风险感知 ：新闻发布的环境与受众变化
    • 俄勒冈大学斯诺维克将风险感知定义为公众对某一特定风险事件的主观直觉判断；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泛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构成了“非对称性的风险 ”
    • 美国学者纳西姆 ·塔勒布在面对当前风险社会的新变局的时候 ，提出以风险共担的方式应对非对称性的风险。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言，风险感知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因此风险共担有助于化解社会群体在不确定环境中的感知不平衡和信任危机。
    • 新媒体成为社会风险的放大场域
      • 加剧了风险扩散速度、扩散范围、感知渠道和体验效果，提升了风险放大的概率和后果
      • 新媒体文化也会导致风险的非理性放大，衍生出其他风险
    • 思维链条：新媒体成为社会风险的放大场域（扩散速度、范围、渠道、体验；加剧了非理性）——信息泛滥带来“非对称性”风险——塔布勒，应对风险的机制：风险共担——化解不确定性环境中的感知不平衡和信任危机
  • 风险放大：表达权与新闻发布的技术挑战
    • 技术的智能化
      • 智能化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风险调适，但伦理构建并不成熟，智能化的高速、主动、可虚拟和大存储量，反而为风险储备和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对冲风险提供数据支撑
    • 可视化
      • 可视化带来的直观感受，往往从一个局部构建了受众全局的风险感知 eg：短视频具有高情感唤起、低用户代价、低社交资本的特点
    • 赋权化
      • 较为弱势的受众群体，能够更深入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
  • 风险共担与新闻发布的新媒体运用
    • 基于媒介融合的发布形式重组
      • 新闻发布不是简单的发布和和告知，受众愿意听、听进去；融合使用图片、图表、视频等可视化的新媒介形式；实现发布效果的最大化
    • 基于风险理解的发布叙事重构
      • 理解风险在叙事中的意义；做好关系性叙事、数据性叙事、情绪性叙事和差异化叙事，将新闻发布的内容和语境朝着更符合新媒体环境的模式进行转变
    • 基于风险反馈的发布效果重建
      • 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以新媒体技术为支撑的新闻发布与政民沟通互动的全面提升期；官方要从理念层面重视与民间舆论场的有效互动，真正弥合不同舆论之间存在的断裂
•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布制度
  • 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发布工作的认识
    • 建党之初
      • 深刻理解了新闻发布活动的重要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接受外国记者专访、在国统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新闻发布活动
    • 建国初期
      • 新闻发布的载体主要是主流媒体
    •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 改开，中国的新闻发布工作开始进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阶段
      • 2003年，重要节点，非典的发生从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政府开始在各部委和各级政府机构建立新闻发布制度
      • 2004年开始，推进和完善了三级新闻发布制度;08年后日渐成熟
    • 21世纪后
      • 从传统外宣工作逐渐扩展和构建为“内外并重”
  • 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工作的历史变迁
    • 1921-1935年：融入宣传活动的自发性新闻发布
      • 尚未成为主要的政治传播形态，但新闻发布意识已经在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党的早期活动中逐渐形成。以动员广大民众参与革命为主要目的，是一种自发的新闻发布和宣传活动
    • 1935-1948年：新闻发布活动的成熟期
      • 迅速走向成熟，不仅从组织上确立了新闻发布的机构、专职的新闻发布官员，还在实践层面开展了各种类型的新闻发布活动，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
    • 1949-1982年：新闻发布活动的平台期
      • 新闻发布工作已经深度嵌入中国外宣工作的一线，如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以书面形式控诉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暴行。新闻发布活动进入了平台期
    • 1983 年至今：新闻发布活动的制度化
      • 1982 年之后的十年是新闻发布制度的初创期。1993 年之后的十年，中国的新闻发布工作则进入了制度探索阶段。2003年之后，党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到制度完善时期
  • 党的新闻发布的历史特征
    • 内宣与外宣：新闻发布主要任务的变迁
      • 党诞生初期，内宣为主，动员更多的民众参与到革命活动当中来；新中国成立后，做好外宣工作、尽快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则成为这一时期党的新闻发布的工作重心；03年非典后，面对一些国内外的重大突发事件，“兼顾内宣与外宣”。
    • 书面到现场再到线上：新闻发布主要形态的多元化
      • 早期：报纸、新闻报道等书面形式→新闻发言人，现场进行的新样态→5G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时在线发布
    • 从自发行为到制度化：新闻发布制度的成熟
    • 从革命到执政：对于党的角色认识的不断深入
  • 新闻发布在党的宣传史上的作用
    • 新闻发布话语的转变
    • 从宣传到对话：让单向告知变成双向对话是对受众主体性认识的不断加深
      • 宣传与对话 ：新闻发布形态的变迁
        • 首先是对于受众议程的理解：会议程的多元化使得新闻发布工作需要面对不同意见态度的受众
        • 其次是对于媒介特征的充分把握，使得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面对新的媒介环境做出反应 新媒体环境，及时回应，精细化发展
        • 再次是对话能力的构建：与国际对话，与重大社会关切和敏感议题对话
    • 从革命到治理：用革命话语完成社会动员到用治理话语完成社会调适的转变
      • 革命与治理：新闻发布的任务变迁
        •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后：对外传播制度变迁经历了强调国家制度认同、族群认同，到强调政治文化认同，再到强调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的转向
        • 新治理阶段：一是在重大热点议题上构建政策框架，形成议程设置能力 ；二是在热点突发事件中及时发声引导公众
        • 非典：公布政策主张，有效形成共识，解决社会焦虑、情绪外溢，对冲谣言；外宣与内宣两个使命于一身
  • 党政治传播主体角色的多元化
    • 党的领导人和党的宣传工作领导人承担了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 eg：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在延安窑洞前接受包括斯诺、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的专访；周恩来同志作为新闻发言人在重庆等国统区召开记者招待会。
    • 新中国成立后，重视国家身份的构建，作为国家发声
    •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发布的主体成为专业化的新闻发言人。
    • 21世纪以来，专业化的稳定的新闻发言人队伍
• 可视化信息图新闻发布
  • 媒介逻辑视角下的可视化转向
    • 内容的碎片化和聚合重组，传统的新闻发布工作中发布者内容掌控的能力弱化，原大众传媒时期媒体议程设置的权力被适当地让渡给了新媒体平台
    • 媒介融合中的互动影响力逐渐增加，新闻发布者与接收者间的权力结构产生变化
    • 社交媒体逻辑：“可编程性”“受欢迎度”“连通性”和“数据化”
  • 信息图叙事手法和可接触的界面
    • “信息图”和其他形式的数据可视化是一种日益流行的信息传递手段。“信息图”（infographics），或“信息可视化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被定义为信息的图形表达方式
    • 分类：统计图表、数据地图、时间序列、关系图形
    • 界面可触性（“interface tactility” ）：传统的信息图是为了通过视觉和认知来影响受众，在数字领域，这种体验将扩展为眼、手和屏幕之间的复杂感官交集，即一种“触摸”数据的感觉
      • 呈现角度：沉浸式、数据可视化呈现，界面可触性，眼、手、屏幕之间复杂感官交集
      • 可视化的、可操作的、可配置的和可建设的
  • ELM理论视野下的边缘说服
    • “深思的可能性模式”将说服过程分成两个接受路线——深思熟虑的中心路线（central route）和感性、缺乏深思的边缘路线（peripheral route）。当接受者具有接受说服性信息的动机，且具有理解其信息的能力时，会采取中心路线，仔细地分析信息，积极地参与其论证过程，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立场，尽可能客观地选择自己认为合理的结论。但当人们处理说服性信息的动机不强或者缺乏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时，“深思”的可能性就会比较低，这时接受者就会采取边缘路线处理信息。
    • 可视化图像被理解为提供边缘线索的角色；但信息可视化的快速发展又为边缘路线转向中心路线提供了可能：可视化信息是“可操作”和“可配置”的基础，公众积极参与创造
      • 联想真题：数据可视化的缺点，形式大于内容，论证的时候可以用深思的可能性模型，可视化图像是提供边缘线索的角色
• 新闻发布对政府信任的构建
  • 开放、平等、对话是其构成的最基本要素
  • 挑战
    • 将政治信任作为政治系统出口的效果进行衡量
    • 新闻发布作为系统的出口，应当保持长时间的系统性信息供给
    •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公众的预期和风险感知，不能仅仅依赖于信息的出口来解决，同样需要依赖信息的入口
  • 做法
    • 理解公众的风险感知；新闻发布应当积极应对信任的动态变化
• 5G与新闻发布
  • “在线发布”的新形态，为学术界研究新闻发布的大数据、5G技术、短视频等新技术实践提供了样本
  • 2020年疫情期间，5G技术首次在新闻发布领域中进行实战应用，打破了地域空间的限制，将不同的主体聚合在一个虚拟的信息平台上，形成了有效的连接
    • 不仅可以用到新媒体与政治（发布），还可以用来当做技术的举例
    • eg：湖北省联防联控疫情发布会上，媒体记者采用远程视频连线进行提问，发布会全程通过国家级新媒体端口、省市媒体矩阵、县级融媒体和商业媒体的四级矩阵同步更新
    • 远程视频连线、广电 5G 信号传输、四级矩阵同步分发、“直播+”传播形态、大小屏联动传播模式
    • 信息形式多样化、传播要素多元化、传播渠道立体化也将带来挑战
  • 基于大数据的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流程正在重塑新闻的传播范围，也对政务公开和新闻发布效果提升带来了有益的尝试
    • 流调信息、舆情数据采集等

新媒体与舆论

• 新媒体下的舆论
  • 概念：一种宽泛的社会话语形态和意见流动形态，是舆论主体就社会信息环境中的现象表达意见、态度与情绪的过程
  • 新媒体舆论产生的媒介环境
    • 媒介属性变化(技术特征、传播特征、传播方式)
    • 开放性和复杂性，即时全面共享信息，打破时空限制。多方入口+信息网状聚合与扩散模式
    • 新旧媒体融合、媒体间议程融合等打破了媒体间壁垒
    • 移动性与互动性，遍在性传播
    • 草根媒介接近权使用权使传统的“一个声音”发声模式转变成“多个声音”
  • 新媒体舆论产生的社会环境
    • 社会结构变动（“特殊富裕层”代际传播、中产阶级“发育不良”且敏感、农民阶级身份认同迷惑）
    • 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医患关系紧张、民生矛盾）
    • 政治沟通体系不健全
    • 多元价值观渗透（后现代思潮“解构”、“后真相”等）
    • 社会心态变化（网络为情绪解压阀、话语权回归期待、公民主体意识增强）
  • 新媒体舆论模式
    • 舆论中心事件生产机制
      • 建构高流动性、高整合性信息场，网络传播机构和个人都是该信息场的能量来源
      • 网络舆论议题设置:网络应用共同议题、扩大网民共同关注、为大众媒体设置议程；借助“网状—链式”传播特征，将相关议程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
    • 网络舆论扩散机制
      • “转赞评”参与机制、搜索引擎(“背景资料库”和“信息问讯台”)、社会网络(以人为节点的关系网络)、网络推手、线下运动
    • 舆论意见的形成机制
      • 意见交互(网络场域中“观点公开的市场”)、情绪舆论、关键意见(爆料、精英分析、当事人态度等在互动中易形成舆论导向的)、优势意见、意见极化
    • 效果机制
      • 情绪意见较多，理性合意较少，网络舆论显得浮躁，并且公众注意力容易转移
  • 新媒体社会舆论的特点
    • 新媒体社会舆论的环境复杂化
      • 信息的自由流动，多元价值取向，参差不齐真假混杂的信息质量，碎片化、无序化的讨论
    • 用户利用新媒体参加舆论的能力提高
      • 使普通公众获得了一条快速、直接参与到社会舆论之中的途径；成本低，风险小而且有极高的影响力
    • 新媒体中社会舆论的途径多样化
      •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多种渠道，网络舆论、网络民意等对政治的影响向着制度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
    • 舆论由新媒体向社会传播
      • 动员大众媒体和动员社会公众
    • 以网络群体事件为代表的强效舆论影响力大
      • 快速到达、触发机制，含有强烈的利益申诉、道德是非判断、价值规范冲突
    • 新媒体社会舆论直接推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
      • 民意进入国家政治体系与公共政策体系的可能性显著加大；互联网等新媒体使监督权回归民众本原
    • 网络舆论的可操纵性增强
    • 新媒体社会舆论中的“集体狂欢”
      • 狂欢创造了“第二生活”，它意味着对等级森严的官方秩序的颠倒与推翻，从而使受束缚的人们获得人性的解放、实现内心的情感宣泄。互联网是一种匿名性、自由的、草根的多元的新型力量
• 舆论撕裂
  • 舆论撕裂的形成：共同动机分化
    • 共同动机是一种基于利益关系、共同福祉和共同价值取向的社会连接方式，不同于直接的利益交换范式，它更多是一种情感和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与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关心、支持他人福祉进一步从心理层面满足自我需求。共同动机可划分为基于公共取向的一般共同动机、基于特定关系的限定共同动机和基于强制关联的极端共同动机
      • 高共同动机个体往往更倾向于付诸支持行为和构建正向社会连接
    • 网络舆论场中的共同动机划分为三个层次：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共同动机，以社群利益为中心的共同动机，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共同动机，三者分别面向国家/政治权力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去维系群体利益和共同福祉。
  • 舆论撕裂的演化：资本与权力的角力
    • 共同动机的方向和强度决定了冲突的演化。高共同动机群体构成了舆论斗争“基本盘”，立场一般不会受外部信息影响，强利益关联和高感知程度使其能快速达成共识，成为舆论博弈的主力军。与低共同动机的“第三方群体”构建连接才是“制胜”关键，低共同动机立场较为游离，易受到议程的影响。低共同动机群体一方面成为了舆论冲突争夺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了舆论撕裂弥合的关键力量
    • 布迪厄场域理论：在媒介场域或者舆论场域中，话语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是各方争夺的最终目标，而传播则是利用各种经济、信息和社会资本去获取话语权的过程
  • 舆论撕裂的弥合：共同动机再构
    • 主流媒体作为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引领者和批判者，在舆论冲突中应充分发挥信息供给与价值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冲突各方的利益诉求，通过多维、全面、客观、真实的信息呈现去唤起公众理性，避免舆论极化，这个过程中对冲突各方共同动机的解读和再构成为冲突弥合的关键
    • 国际舆论场
      • 巩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基本盘”，根据共同动机的强弱、远近分层次强化群体连接，优先面向地理距离、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和政治距离相对接近的“第三方群体”再构共同动机，在国际舆论场中去争取更多外围话语声量，拓展信息、社会资本与话语权力空间
      • 找到对方阵营中的关键节点（包括智库、专家、意见领袖等）有的放矢、借力打力，以自信、专业、理性的对话交流去建构国家形象与强化舆论影响力
    • 国家利益层面：不同意识形态的角力
      • 在撕裂中寻求价值共识、重构共同动机、唤起公众理性；强调包容、多元、理性、受约束的爱国主义，通过客观理性的信息去对冲情绪化声音
      • 文化精英和意见领袖往往是舆论撕裂过程中的关键力量
    • 群体和个体层面：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平衡性
      • 适度平衡对集体利益和个体权力的宣传报道，不宜过分偏向公共利益叙事或强调个体牺牲精神
      • 多元主体之间的理性争论与多视角信息供给有助于缓解舆论撕裂，需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角色互补作用，对不同立场的理性声音需要给予包容，通过推动不同共同动机之间专业、理性、开放的对话
• 话语权与网络话语权
  • 相关理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的过程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过程、福柯《话语的秩序》“话语即权力”解构现代语言并发现权力与知识的勾结、布迪厄“场域”中象征权力通过话语实现、萨义德东方学中西方的文化霸权对第三世界进行书写与控制
  • 网络话语权构成特点
    • 表达资格:权威主体消解，话语权分散
    • 表达的空间:与现实社会互相嵌入的网络信息“场域”
    • 表达的地位:新媒介赋权，无知之幕后的自由表达
  • 网民话语权的特点
    • 话语主体间性:网民话语强调交互主体性，自我主体和对象主体的交互活动
    • 能指和所指的重塑:网民话语体系体现着解构、消遣现实生活的后现代态度
    • 超文本话语表达机制，网民话语表达的公共空间，有超越身份和阶层的话语能力
    • 语境，哈贝马斯“理想的言说情境”，网络空间中身份匿名性特点，使网民仿佛隐匿于巨大的幕布后方，可以抛开身份立场等自由表达
  • 网络话语权边界
    • 网络暴力是网络话语权的一种越界的存在
    • 警惕网络的放大效应
• 舆论监督
  • 舆论监督是大众传播的重要使命与功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报刊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
  • 舆论监督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的演变
    • 马克思：报纸是“唯一有效的监督”。他把自由报刊比作玫瑰花，舆论就像刺，对报刊的社会监督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期主张 ：“党的刊物应当敞开大门 , 以便根据日益复杂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决议进行批评，进行修改。”
    • 整风运动中，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也极其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三大优良作风
    •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基本要求，贯穿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具体实践中
  • 舆论监督纳入顶层设计
    • 党的十九大报告，监督权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一起，被列入“基层民主制度”，成为保障的对象 ；舆论监督被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之中
  • 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变化
    • （一）舆论监督主体更加广泛平等 1. 监督主体回归大众 2. 监督主体身份更加平等 （二）舆论监督对象更加全面深入 1. 监督客体范围拓宽 2. 监督客体程度加深 （三）舆论监督内容趋向多元 1. 监督议题范围大为拓宽 2. 监督内容深度和强度更加扩展 （四）舆论监督表达方向由单向到多向转变
  • 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困境
    • 网络舆论监督的情绪化
    • 网络舆论监督的“越位”现象
    • 网络推手对舆论监督走向的操控
    • “把关人”的缺失导致舆论丧失理性
  • 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如何做好舆论监督
    • 新媒体时代做好舆论监督的方法 （一）推进政务公开，增强信息透明 （二）观察舆论动态，做好议程设置 （三）加强优势互补，形成监督合力 （四）挖掘困境根源，提高媒介素养
    • 把握时代的脉搏，与顶层设计形成同构关系。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
      • 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
    • 吸取网络监督的经验，与自媒体形成议程设置互动
    • 论监督要强调建设性，力避负面效应
      • 毛泽东 1954 年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好、管”三字方针，是迄今为止对舆论监督原则的最经典阐释
  • 案例
    • • 新华社客户端全新推出“全民拍”社会治理交互平台 •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本 • 浙江日报《一线调查》栏目 • 《问政山东》栏目
• 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
  • 概念
    • 全媒体是融合文字、声音、图像、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移动终端等多种媒介形态，针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全时空传播的媒体形态。标志是媒体对社会全运行的全面介入。
  • 特征
    • 全球性
      • 网络媒体的突出特征是国界的消失，一国的新闻即是全球的新闻，全球的视角即是舆论的视角，国内国际舆论场的关联、互动已经成为当代舆论生态的普遍现象
    • 多样性
      • 全员媒体时代；多传播主体的现状→全媒体舆论生态多样性，“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
    • 复杂性
      • 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战略资源，传播信息的动机也愈发复杂
    • 不确定性
      • 全球的传播网络、多样的传播主体、复杂的传播动机、非专业的传播行为信息内容与传播效果难以预测
  • 问题
    • 信息生产主体变革，舆论引导工作机制转型
      •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成为动态参与传播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是舆论引导的重要方向
    • 信息内容形态变革，对舆论引导机制产生影响
    • 信息传播载体变革，媒体平台化发展
      • 多来源汇聚内容、多媒体生产制作、多渠道发布内容、平台化对外服务，业务节点化、数据云存储、资源共享并可扩充。聚合型信息平台、垂直类新闻应用 APP 等，应当发挥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 传受关系变革，媒体与社会互动关系变革
      • 算法分发逻辑转化为信息生产者逻辑
    • 媒体经营迥异于传统时代
      • 内容付费，流量分成、广告、稿费、电商、打赏等成了自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
    • 传播理念和原则变革
      • 事实核实者、伦理把关者，正在从以人为主转向以智能技术为主，人机协作时代正在到来。
  • 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新观念
    • 框架一：用全程、全员、全息、全效框架！
    • 多样的一致
      • 明确同质化舆论的不可能，追求同向化舆论；同质化舆论是“同而不和”，同向化舆论是“和而不同”；在尊重、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创造一致性，形成既有活跃度又有正能量的舆论场
    • 正向的批评
      • 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来源于对现实的全面客观反映，舆论引导的信任度来源于对不同主体与客观事实的尊重
        • 舆论场中的批评可以成为现实中的积极力量，能够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与社会的进步
        • “正面宣传”的理解应该有新的发展，不应仅是内容的正面，还要有效果的正向
    • 理性的讨论
      • 以事实和理论来引导不同的思想观念；保持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的统一、尊重事实与道路自信的统一
    • 动态的发布
      • 全程媒体时代；第一声音”形成“第一印象”，尽早发声、尽快发声，形成对舆论场的有效引导力
    • 创意的内容
      • 全息媒体时代；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碎片化，全社会的注意力越来越稀缺，思考力则更稀缺；好的内容具有硬核、真情与美颜三个要素。硬核是指事实与故事，真情是指平等心与人情味，美颜则是指表达的创造性与吸引力
  • 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力量
    • 框架二：主体角度切入
    • 政府的舆论引导力量
      • 把新闻舆论工作、信息传播工作作为战略任务来对待，更加积极且专业的姿态参与全媒体舆论格局的建构。发挥好舆论引导力量，就要做到战略上重视、体系上健全、手段上专业，努力成为社会舆论的“第一信源”
    • 媒体的舆论引导力量
      • 善于根据新形势打造媒体融合发展的整体优势，要通过理念、流程、平台、机制等的彻底变革，实现专业内容、先进技术、社会资源的融合质变；是调整工作机制，吸引并放手使用优秀人才，以新机制建设新队伍，以新队伍提升舆论引导力
    • 技术的舆论引导力量
      •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技术的主导性、媒介的主体性；让主流价值引导主 流算法、主流算法引导智能新闻发展
    • 国际的舆论引导力量
      • 避免关于中国的“舆论真空”与“舆论混乱”，就在建设对外传播体系的基础上，发挥国际友好人士的力量，形成中国之外的国际舆论力量
    • 青年的舆论引导力量
      • 互联网和数字媒介的”原住民“，更开阔的全球视野、更清晰的国家意识、更理性的思维方式，只有充分尊重，积极组织，才能使其成为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舆论 引导力量
  • 传统媒体：全媒体国家战略推进
    • 我国党报网站开通率 达 93.4%，入驻聚合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平台的党报均超 过 80%，自建新闻客户端的党报达 76.1%，入驻微博平 台的党报达 73.5%，半数党报开通了抖音号
• 人工智能时代舆论引导
  • 人工智能提升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精度、效度、速度和广度，信息获取传感化、信息生产机器化、信息分发个性化、信息交流匿名化、信息反馈智能化
  • 网络时代舆论引导的困境
    • 舆情发酵速度与热度提高、职业群体立场或利益代言现象多发、网络谣言和舆论反转增多、舆情“邻避效应”和“双重标准”常见等特点和趋势，引发多重社会问题及信任危机
  • 方法
    • 利用大数据与自然语言识别，预测网络热点及舆情走势
      • 预测是大数据治国的核心。庞大的互联网数据库、完备的数据资源的调配及使用模式的构建，预测网络，预测热点及舆情走势；将危机治理的思维模式从事后补救直接转为事前预防，增强传统媒体和官方机构在舆论治理中的主动性，降低治理成本，提高舆论引导效率
      • 用自然语言识别技术、语义分析技术，对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进行处理
    • 以算法推送改进内容生产及分发模式，优化议程设置
      • 智能分发平台上的短视频在政务公开、宣传引导、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中作用不断加强，增强网民信任感与参与感、推动舆情快速发酵及广泛传播
      • 机器写作与算法推送技术的应用，有利于确保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工作中实现快速反馈、灵活交互、精准匹配的议程设置
        • 机器写作：快速抓取处理、即时性；处理庞大数据，匹配兴趣
        • 算法推送：用户画像，决定内容接收，影响对议题的认知和态度；内容精准推送，有利于强化内容传播的针对性，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
    • 总结
      • 在及时性、差异化、互动性层面做出相应调整；从“单向设置媒体议程”转向“主动回应公众议程”，从“表层情绪控制”转向“潜在情绪引导”，从“运动式意见治理”转向“对话式凝聚共识”；网民之间和网民与政府、官媒及其他官方机构之间理性、有序、良性的互动

新媒体与国家治理

• 新媒体监管
  • 媒体如何构建公信力
    • 传统中主流媒体要率先发挥垂范作用
    • 让人民成为新闻报道真正的主角，有效弥合社会分歧，重新恢复多元、健康、理性的政治传播生态
    • 政治报道中的“竞技框架”：政治报道的核心不再是政策的有效性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而是不同政党和派别之间的搏击赛，侵蚀着公众对政党媒体等公共机构的信任，最终导致学界所担忧的没有公民的民主和犬儒主义螺旋成为现实
  • 新媒体发展现状（监管的原因）
    • 媒介失范问题突出
      •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是公民行使自身权利、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和批判性审视的平台。舆论监督的本质在于以公共领域制约政治领域和市场领域。受到侵蚀，伪公共性
    • 在起步阶段、行业自律组织权力有限
      • 多头管理，条块分割，职能交叉、权责不一、管理效率不高。伴随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为互联网管理的主要机构，互联网管理权力进一步集中
    • 网络信息安全
      • 把“数字鸿沟”“个人隐私”“网络安全”纳入考量。公民的“被遗忘权”在现有的数据归属模式中被忽视，数据被商业力量控制谋利
  • 如何监管
    • 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
      • 《网络安全法》的出台
    • 部门监管到功能监管
      • 政府部门要逐渐克服传统的管理思维、采取国家治理的理念，理性面对全新的舆论环境和执政压力，实现从权力控制到多元协商、从被动应付到积极应对、从权威善政到理性善治的积极转变
    • 技术手段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 坚持用户为王和技术引导，积极利用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等新媒体技术对治理工作进行转型升级 eg：舆情收集、分析、处理智能化
    • 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力量
      • 信赖社会自身的力量，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确立价值共识和建立对话规则
    • 批判性思考
      • 媒介受到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双重封建化”。技术控制容易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和自由表达权等公民权利，过分依赖技术控制进行互联网管理存在“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的现实风险
      • 专项整治行动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运动式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权力的超常规运作”，其治理的有效性更多地依赖于治理机关的权威地位。此外，专项整治行动虽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大的效果，但很难从根源上杜绝互联网乱象的根源。（结合“清朗行动”）
      • 互联网应建立在垂直法律基础上，充分遵循市场逻辑和用户思维，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媒体监管的合理高效
• 行动者网络
  • 社交媒体为国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
      • 新媒体是政府倡导环境治理目标、观念和信念的传播渠道和话语空间，增进了治理方式的创新与成效，有助于避免低效的官方和政府宣传；同时也使公民能够民主参与政治活动和政治协商，促进官民互动对话
      • 新媒体也可能成为增进善治的阻碍。正如贝尼格尔在《控制的革命》里强调：信息传播技术可以强化而非削弱社会控制，社交媒体在强化控制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忽略民众利益
    • 从社会运动角度而言
      • 新媒体中形成的去中心化的网络有利于公众利益诉求被纳入国家治理程序之中；面对冲突时强大有力、高度灵活机动，塑造环境舆论声势，并且能够提高集体认同和政治参与，增强环境抗争的媒体能见度，从而增强运动的影响力
      • 社交媒体环境助长的“点击主义”和“懒人主义”等象征性行为无益于实质性的社会参与；行动缺乏具体的组织结构，其倡导参与快速但短暂，难以维持有目的的和具体的集体行动
        • 联想2018年真题“爱国主义传播”：无异于实质性的参与，现实中的犬儒主义等
  • 行动者网络理论
    • 概念
      •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于揭示针对特定行动目标，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会聚”，并构建起一个有效的行动网络。由于各种不同类型和规模的行动者的存在，网络通常是异质性的，而特定的行动目标则要求行动者之间的趋同。行动者网络理论具有“刻意的矛盾性，即在介于‘中心’的行动者与‘偏离中心’的网络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的根源在于行动者们各自利益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混乱竞争状态中，起到协调利益和稳定网络作用的是转换过程
      • 转换：转换是指某一单个实体（个人或另一个网络）被允许代表整个网络的过程。
        • 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这一核心的“转换”概念，我们可以将政策倡导视为一个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
    • 行动者如何影响公众参与
      • 转换由四个时刻（moments）组成，即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这四个时刻可以用于揭示行动者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动员和倡导中的具体策略，及其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和互动
      • 问题化：使潜在的参与者感到自己是该问题的利益相关者，使他们感受到自己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可或缺
      • “利益赋予”往往通过指出特定参与者特定行为的相关利益得以实现
      • “征召”则是“利益赋予”的成功结果，是一个行动者角色确认和将行动与自身利益关联的过程
      • “动员”是指用于扩展特定群体及其行动代表性的一系列方法，也是引导公众确认特定议题普遍适用性的过程
• 议题网络与公共政治参与
  • 议题网络的概念
    • 在社会化媒体上，拥有共同特征、兴趣和政策偏好的人群得以借助社会化媒体联合起来，形成全新的社会关系，并持续就公共议题展开讨论。类似这样由对特定政策议题感兴趣的人们组成的交流网络，被称为“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其中的成员既包括政府官员、立法者、商人，也包括学者、记者及普通民众；他们持续就现有政策进行讨论和批评，并生成关于新政策的想法
    • 作为一种松散的政策网络，议题网络是非正式、不稳定的。主要特征
      • 参与者不受限制，因而网络成员数量众多，身份差异也较大
      • 成员之间缺乏共识，存在冲突，意见无法整合和统一
      • 议题网络中没有核心的权威或权力中心，因此决策非常困难
  • 议题网络的特征
    • 网络成员和规模
      • 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网络中的成员数量越多、互动越为活跃，该网络的同质化程度就越低、网络成员所参与讨论的内容主题也越为多元化。
        • 多元化会增加网络成员接触各种政治信息和观点的可能性，促进彼此的交流反思和公共对话；另一方面，更大网络中往往包含更多的弱连接，这会促进关于政治参与机会的信息流动，进而增加被邀请参与公民行动和政治活动的可能性
    • 网络整合度
      • 搭建网络社群的方式进行信息讨论和共享，将会推动线上信息流动速度和网民互动质量的提升，进而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
    • 资源与权力分配
      • 议题网络的成员所占有的资源差异悬殊，权力分配也往往极不平等
• 中继人和公共政策异构化传播
  • 公共政策传播
    • 公共政策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也是一种具备引导性和劝诫性的非强制性政策工具，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关于公共政策的传播模式，西方政治学家提出了包括全国性互动模式、区域传播模式、政治沟通模式、输入输出模式等理论
  • 异构化语义网络
    • 多元化视角、碎片化解读、 圈层化传播网络往往会导致政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信息偏差，政策文本、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的语义网络也常常存在异构化现象
  • “中继人”角色
    • 面对异构化的传播网络，公共政策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构建信息桥接与纠偏机制。也即需要找到“中继人( RP repeater) ”角色，通过对“政策信号”的复制、调整和放大功能，来降低信息失真、实现双向转发、扩大传播范围。中继人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三项功能: 通过对信息的转发或重新发送，延长信息传播距离; 通过放大信号或补偿信号衰减，避免信息失真; 通过数据转换和再次编码，实现跨层次的信息对接和双向交互
  • 意见领袖作为“中继人”
    • 可以考：网络意见领袖在公共政策传播中的作用？答：从中继人的视角切入（框架：中转、放大、转化）
    • 意见领袖在政策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已有研究对其“信息中转”、“信号放大”“信息转码与双向交互”三大中继功能进行了论证
      •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提出“意见领袖”概念时，定义了其在大众传播与普通受众之间的中介角色，也即二级传播过程中的中转节点
      • 社交媒体的圈层、开放性让传播权力向普通受众转移，但意见领袖等精英话语的声量被成倍放大，媒介技术和精英资源之间的相互赋权 意见领袖的话语影响力仍占据整个网络系统的主导地位。意见领袖作为“中继人”通过对政策信息的“放大”呈现，在触达更多人的基础上影响更多人
      • 除了担任着媒介与大众间的“向导”，也负责将媒介中呈现的现实“翻译”成当地群体的经验 受众面临纷杂的选择更依赖于意见领袖对信息的“解读”“讲述”与“外在叙事”，意见领袖对源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创造和再编码传播，相比于源文本对受众会产生更大、更广、更深层的影响

网络治理

• 互联网治理
  • 政府、私有部门、公民社会通过制定程序和规划来塑造互联网的演进和使用。互联网治理是指在此过程中他们共同认可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议的发展和应用
  • 三元划分
    • 以互联网为中心（技术视角）
    • 以用户为中心（个体视角）
    • 其他（传统问题互联网化）
  • 治理思维
    • 事前（把关和人机结合）、事中、事后
  • 两种路径
    • 穿透式（行政手段）：更加强调平台的市场组织者身份，更加倚重平台企业在规范和约束用户行为中的作用
    • 分层式（精细管理）：个更加强调平台的市场参与者身份，更加倚重政府直接对平台上用户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 网络命运共同体：开放、协作、共享
    • 为什么要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
      • 主体：数字经济下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
        • 全球利益“互嵌”，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辩证：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极端主义、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监听、跨国网络诈骗等威胁着每一个存在于网络空间的主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人类共同风险的必然选择
      • 内容：世界各国愿望利益需求的同频共振
        • 世界各国的愿望、利益、需求本质上同频共振，摆脱零和思维定式，并采取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逻辑才是最有效的发展策略
      • 媒介：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提供技术基础
        • 互联网的运作建立在全球统一的基本协议，即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TCP/IP协议）之上，定义了电子设备应如何联网以及数据传输的标准→开放、共享的网络空间，决定了网络的去中心化建构模式
      • 效果：深化合作互信共治带来生机与活力
        • 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合作，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信息经济示范区等，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 受众：数字化共建造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 eg：正如中国推行的“宽带中国”战略，共同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
      • 补充：世界经济发展增添动能的迫切需要
        • 《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指出，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拉大
• 网络平台治理
  • 联想三模考题
  • 网络平台治理（往往也被称为平台治理）是指围绕平台的社会性以及跨国性而产生的一系列规则制定与执行，其目的在于通过包容性的机制解决网络平台带来的社会挑战，以促进网络平台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 意义
    • 各种在国家体系之外的非主权国家主体的国际合作（即国际治理）
    • 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有效履行国家政策（即善治）
    • 过社会网络和其他非等级制的机制来规范社会行为（即没有政府的治理）
  • 模式与理念
    • 多边主义
      • 网络主权，东方国家色彩，以主权国家为决策核心，政府在互联网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其他团体协同参与，倡导以网络主权为基本原则，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互联网发展政策和解决网络空间国际问题
    • 多方主义
      • 多利益攸关方，注重互联网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将决策权力交给各利益攸关方，强调了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平等参与，有意弱化主权国家的政府权力
    • 本质区别在于自下而上的开放与自上而下的集权
• 网络内容治理
  •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 定义：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主体，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网络信息内容为主要治理对象，以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为目标，开展的弘扬正能量、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等相关活动
  •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 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突破市场和政府二元对立和单一主导的模式，以平台思维和社会化思维的模式重新审视政府、企业、社会、网民在网络生态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
      • 政府的作用是监管、企业的义务是履责、社会的功能是监督、网民的义务是自律
      • 可以写在结尾部分作为收尾
  • 具体做法
    • 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各有关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工作
    •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 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企业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加强本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 网络监督是网络信息内容的重要监督方式
    • 网民自律的形式对自身行为的规范和矫
• 网络伦理失范
  • 网络伦理是指人们在互联网空间中应该遵守的一系列的行为道德准则和价值规范。网络全球化，多元价值观，网络伦理失范
  • 表现
    • 信息层面:新闻失真、内容混沌
      • 新闻信息传播中的失范
      • 信息服务中的虚假性
      • 娱乐文化信息的低俗化
    • 行为层面:网络成瘾、网络暴力
    • 宏观层面:亚文化兴起、社会结构变革
      • 互联网的“长尾效应”给亚文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福祉；社会呈现出“去媒介化”倾向，主流媒体和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在逐步下降,亚文化借助网络社群积聚力量，并开始冲击主流文化
  • 网络伦理失范的成因
    • 网络空间存在秩序空白
    • 网络平台的价值导向
      • 重经济利益而忽略社会效益
    • 现实社会伦理冲突的反映
  • 网络空间的伦理建设建议
    •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网络伦理建设
    • 强化网络伦理中的责任与义务
      •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 媒介类网络平台：完善信息审核机制，及时过滤虚假消息，从信息源、信息发布者及信息本身三方面入手，提升信源的可靠性、发布者的权威性与信息的真实性
      • 信息类网络平台：应加强对自身提供信息的审查，合理排序并提供相应内容，保证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发挥服务网民的真正价值
      • 娱乐类网络平台：从产品设计入手，提高产品的信息门槛，避免低俗化、暴力化内容的侵蚀，防沉迷系统
      • 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及时向政府、社会及民众汇报责任履行状况，并自觉接受第三方的监督，不断改进平台不足，打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环境
    • 利用网络平台引导网民网络伦理素质的提升
• 网络舆情
  • 舆情与舆论的差异
    • 主体差异：舆情主体是民众，舆论的主题可以是民众和官方
    • 内涵差异：论是一种行为活动，而情是一种客观状况
    • 形态差异：舆论是公开的意见表达，而舆情并非均为公开的
  • 网络舆情的诱发原因
    • 线下矛盾冲突升级
    • 社会心理铺垫作用
      • 1984年，贝科维茨把铺垫效果引入传播学中，来研究信息铺垫对暴力行为的影响。1987年，艾英戈和金德出版《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把“铺垫效果”与政治传播、议程设置研究联系在一起，扩展了媒介效果研究的视野，突破了传统议程设置理论对媒体效果的认知界限，将铺垫效果正式引入传播学。“通过唤起对某些问题的注意，并忽略另外一些问题，影响了观众对政府、总统、政治和公职候选人进行评价的标准。”铺垫作用不仅涉及观众对新闻议程重要性的认知，也涉及观众对政治候选人的价值评价标准。铺垫效果认为电视不仅可以成功告诉人们“想什么”，还能成功告诉人们“怎么想”
      • 媒体通过设置议程放大某些属性来铺垫社会心理，引发舆情；同时媒体的报道也成为新舆情的内容，引发次生舆情
    • 新闻舆论的议题铺垫
      • 媒体报道既反映舆情，又成为新舆情的内容
  • 舆情管理工作的思路与方案
    • 将舆情视为优化管理的资源
    • 舆情应对与舆情管理
    • 信息公开是舆情管理的根本
      • 积极回应关切、持续、滚动的新闻发布
    • 舆情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建议
      • 潜在风险排查、日常发布演练、传播资源维护、舆情管理应对机制建设
  • 常见思维误区
    • 将舆情视为敌情
    • 回应的“大客户”思维
      • “按闹分配”，倒闭声音微弱的维权者行动极端化
    • 形式绩效导向思维
      • 问题解决为目标→防止可见为目标

其他政治传播

• 网络媒介事件
  • 网络媒介事件的成因
    • 技术上:web2.0赋予受众话语权，提供话语表达的公共空间，网民自下而上主动参与议题设置，民间的新闻视角更多关注被传统媒体忽视的事件，促使其在互联网中迅速传播，甚至延伸到现实社会
    • 政治上:公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增强
    • 经济上:新的病毒式营销模式，强调新媒体扩散，网络推手、网络公关的兴起
    • 文化上:后现代文化，多元性，解构性，互联网成了草根创造力和民间能量的宣泄口
    • 社会上: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权益诉求缺乏制度化平台，网络成为大众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
  • 网络媒介事件的特征
    • 网络议程设置与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交互关系
      • 互为补充，共同设置事件议程，一方面相互配合，另一方面相互博弈
    • 网络事件中网民的公共特点
      • 社会交往性(与其他网民互动);
      • 认真对待内部讨论(说明网民是理性的，公民性);
      • 公开自我展示能力(参与性);
      • 公开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表达);
      • 将个人的审美能力转化为公共性质的社会要求
      • 自我审视(反思能力)
  • 辩证看待网络媒介事件
    • 存在盲从性、非理性行为，但参与性提高即是进步，公民社会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公民件也需要在历练中提高
    • 与大众不同的是，网络媒介事件的参与是主动的，自发的，讨论问题的一致性，高度参与热情
    • 理性公民的存在并充当意见领袖，没有出现集体无意识和“沉默的螺旋”，并通过网络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公民社会的进步
  • 网络是否是公共领域？
    • 公共领域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元素，是自由而理性的公民探讨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传统媒体:双重封建化，党政权力延伸，舆论一律。网络为普通民众赋予话语权，具有开放性、互动性，自下而上，变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为多对多。网络有成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 匿名性，开放性，分权性，使公民摆脱现实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压力。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扩大受众知情权，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构
      • 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公共事务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多元性和异质性能够形成相对自由的意见市场。能够汇集民意，推进事件发展，保障公民利益
      • 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有利于集结、形成公民组织，为公民社会的构建提供结构性支撑。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
    • 如何构建网络公共领域
      • 营造社区归属感:成员相互信任，公开的气氛以及共同的经验和互动的探讨
      • 灵活决定匿名政策:在匿名与实名之间保持平衡匿名制保护了思想和言论自由，但网络上不存在完全匿名的保证，匿名也不一定是网络交流的最好办法。
      • 网络发言的平等性:去除阻碍平等参与的条件，如形成排他性的圈子，少数人独霸的话语权。
      • 鼓励慎议:使人们感到自己的表达有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得到考虑。理想公共空间应该构成一个慎议的领域。
      • 培育良好的公共话语:理性论证，反思性，互惠性
      • 政府鼓励发展，而不是打压
      • 网络媒体加强自律
      • 网民提高媒介素养和公民意识
• 新媒体赋权
  • 新媒体延展了信息向度和扇面，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
    • 约翰·基恩在《媒体与民主》中透辟地指出:民主需要公民掌握信息
  • 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占主导的传播方式，成为话语力量的增效器
    • 麦奎尔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权力资源、一种话语力量的增效器，是塑造社会生活意象形态的主要方式，也是获取声望、并对现实生活拥有重要影响力甚至操纵力的关键途径
  •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的“议程设置”，规避了由媒体施加给受众的“伪环境”
• 群体性事件和网络民族主义
  • 群体：指一切通过持续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行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共同体。特征：明确的成员关系，持续的相互交往，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一定的分工协作和一致的行动能力。群体意识就是对群体目标和规范的合意，包括群体感情、群体归属感、群体认同等
  • 群体对社会的影响
    • 产生社会助长作用，提升社会资本
    • 问题：群体极化，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提出：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种倾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群体讨论会使多数意见加强，使原来不激烈的意见变得激烈，甚至偏激
      • 网络易生群体极化的现象的原因
        • 选择性接触，在网络下聚集的群体更容易形成很高的群内同质化、群间异质化倾向，导致群体认同
        • 超链接(网络)形成协同过滤的作用，这使得看似个性化的信息定制最终导致“信息窄化”
      • 如何应对群体极化
        • 加强对网络的监督与引导:行业自律和健全法律。
        • 将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引入虚拟社会，形成网络公民。
        • 传统媒体应加强自己的引导作用，抵制不正确的舆论。
  • 网络民族主义
    • 定义
      • 网络民族主义是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事物。它是指“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全球化，各地的网络民族主义交织 eg：新疆棉事件引发网友抵制
    • 分类
      • 理性温和的网络民族主义、极端偏激的网络民族主义
    • 主体构成
      • 普通公众、政府官方、知识分子
    • 影响
      • 积极
        • 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
        • 提升了我国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进程
        • 在维护中国国家民族利益和国家形象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 消极
        • 极端偏激，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 涉内的极端网络民族主义者的极端言论和行动增加了我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威胁到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
        • 涉外的极端网络民族主义情绪和行动有损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国家形象
  • 网络民族主义和群体性事件相结合
    • 网络表演 eg：帝吧出征、共意性运动
    • 英雄叙事，帝国话语
    • 政府支持和独特价值
•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
  • 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要求
    •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 在当今世界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局面却异常明显；全球随处可见“中国制造”，但仍缺乏足够的“中国话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国话语的影响力是极不相称的
  • 中国话语体系是时代的呼吁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坚持了各国共同发展的宏大视野，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传播好这个理念，争取为更广泛的国家认同，从而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作好铺垫，更好地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 经济全球化的需求
      •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需要，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认识的必然需要，是扩大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 应对“挨骂”形势的需要
  • 话语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力
    • 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正是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中国声音的“失语”，也不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的制高点，要紧紧抓住机遇，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将中国故事讲给世界，互动对话、良性共振
• 媒介化政治
  • 内涵
    • 媒介政治传播的新概念
      • 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媒介化政治传播占据着核心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政治能够通过媒介将政治统治及一系列相关策略予以落实。其次，在新媒体时代中，公众往往通过媒介来认识政府的管理工作和了解社会问题。
    • 媒介化政治是“媒体领域”和“政治领域”长期互动，共同促进的结果
      • 互联网环境中，媒介对受众赋权，改善了传播格局，使得传播成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纽带。在媒体逻辑深入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媒体为政府表达其政绩和社会影响力“去政治化”的行政体系找到一条捷径
    • 媒介化政治与政治、政府及公众的关系
      • 媒介化政治在现代社会中起到了一种“中介”作用，它一头连接着政治、政府的影响，一头连接着公众的意志
  • 积极影响
    • 促进政治民主化
      • 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衡量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成为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
    • 提升政府能力
      • 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以提高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速度为目的，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政府行政管理过程的数学化政府或媒体化政府 特征：“组织结构的虚拟性、行政程序的动态性、公众参与的民主性、多方沟通的互动性等特征”→政府执政能力的改善
    • 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 政府形象是政府内外公众对政府的整体感觉、印象和认知，是政府状况的综合反映；政府形象经由媒体越来越立体化地出现在公众视野
  • 消极影响
    • 公民被想象成为消费者
      • 公民新闻的出现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流量，新闻娱乐化；对受众的过度细分和新闻事件的技术化处理而导致公民集体体验的缺失；个人消费的愉悦感压倒了对集体公共事务的考虑
    • 政治稳定受到更为严重的挑战
      •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秩序的稳压阀，维持社会稳定，推动政治发展，但带来了新的压力与挑战：技术发展是大众传媒在政治生活中影响拓展，公民缺乏理性应对“信息风暴”的能力
• 情感作用下的政治传播
  • 情感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与观点
    • 乔纳森·特纳( Jonathan Turner) 将情感社会学的理论系统性归为情感仪式理论、情感交换理论、情感社会结构理论
      • 情感仪式理论：由涂尔干的研究发展而来，人们在进行互动时，情感会被唤醒，得到符号化的表征，进而激发团结的情感。
        • 特纳的情感仪式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而激发团结情感。人们在观看慢直播（……）时，在同一个场域下互动，直播仪式被赋予符号化的象征意义，激发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 情感交换理论：劳勒基于关系凝聚力理论，将交换分为四种模式，协商型、互惠型、生成型及普及型 。不同的交换结构会产生不同强度的情感唤醒、凝聚力以及对共同责任知觉
      • 情感社会结构理论：网络联结越密集，成员之间的互动越多，越容易发生情感上的交换
        • 情感社会结构理论认为网络联结越密集，成员之间的互动越多，越容易发生情感上的交换。疫情期间，传播渠道复杂，人们获知信息的需求强烈，在网络中的联结更为复杂，因此情感的交换也更为频繁
  • 情感传播
    • “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及与其伴随信息的表达、感染和分享的行为”。在社交媒体时代，有时甚至会出现情感传播力超过信息传播力的现象。
  • 情感作用机制
    • 唤醒、愉悦与支配
      • 互动仪式理论下的唤醒度
        • 互动仪式最早由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提出，是指人与人在面对面的情景下展开互动的仪式。柯林斯在此基础之上肯定了情感可以成为群体行为的动力，即情感可以对仪式的效果产生影响，情感与注意力相互刺激与促进，而注意力的集聚会带来集体兴奋，并转化为态度与行为。注意力会影响情感的带入程度与激烈程度，从而带来不同的唤醒度
        • 互动仪式链
          • 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在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在柯林斯看来，互动（即仪式）是社会动力的来源，每个个体在社会中所呈现的形象是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互动仪式链理论则认为：互动和仪式能不断产生情感能量，情感又仪式的效果产生影响，情感与注意力相互刺激与促进，注意力的集聚会带来集体兴奋，并转化为态度与行为。这种情感与符号相联系，从而形成组织信仰、组织思想、组织道德规范以及组织文化的基础。而组织中的个人，又利用仪式所产生的情感和符号，引发之后的社会互动。比如说饭圈文化，组织性的连接不断的产生情感，最终形成一种信仰，即对于所在圈层的一种归属感和使命感。同时饭圈中粉丝也会因为自身所处的位置而产生身份认同。
          • 互动仪式链理论最重要的是掌握互动仪式发生的四个要素： 1.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的身体共同在场 2.对局外人设定界限 3.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活动或对象上 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与情感体验
            • 在互联网时代下，有些互动并不需要身体的共同在场，而是可以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实现身体的“远程在场”，比如这两年的“云毕业”
      • 情感交换理论下的愉悦度
        • 情感交换理论与情感的愉悦度有一定的联系。根据关系凝聚力理论，情感交换会带来积极情感，使愉悦度提升，促进公众的凝聚与行为的产生
      • 情感社会结构理论下的支配度
        • 戈登( Steven Gordon) 认为情感词汇中蕴含着社会关系以及地位，并受到语境即社会结构的影响
• 数据安全与国家政治博弈
  • 2021 年 6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刚刚由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
  • 技术软实力反复博弈与持续对抗
  • 在监管中较量的数字平台
    • 数字平台的发展演变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相关监管议题的变迁
      • 随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以“线上预订——线下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服务型平台快速崛起，并引发了广泛涉及劳动保护、数据隐私、公共安全等基本权利的监管议题
      • 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使得数字平台越来越依赖机器学习算法进行相关信息的智能推送以及相关交易的自动匹配，由此再次引发关于“数字平台究竟是否对所传播内容产生影响”的争论
      • 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去中心化平台正在逐渐展现其变革潜力，以社区形式维护平台运营而非以公司形式控制平台核心的组织模式，对建立在“核心——边缘”双层结构基础上的数字平台产生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