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以历史为解读对象，通过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叙述了历史上值得人们思考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案例。在生动、有趣地讲述官场故事的同时，作者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并将其名之曰“潜规则”。书中详细论述了潜规则的定义、特征，以及潜规则阴影下皇帝、官员、百姓的不同处境与抉择，还探讨了潜规则盛行的社会土壤，以及潜规则何时会萎缩等问题。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

• 序言
  •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 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
  • 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 出乎意料的是，心里存了个“潜规则”的念头，再读起历史来居然津津有味，满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发而不可收拾
  • 这些随笔大体的都在讲“淘汰清官”
  • 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
• 身怀利器
  •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 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能行吗?
  • 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较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
  • 这次释放更充分地体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的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 细品这个故事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发现当事双方承担的成本或风险极不对称
  •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 我们承认你们能害我们,我们掏钱,你们别再用这种手段害我们了
  • 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
  • 一旦入了狱,不管有罪没罪,必械手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可忍,然后开导他们,教他们如何取保,出狱居住迫使他们倾家荡产解除痛苦,而当官的就与吏胥们私分这些钱财
  • 史湘泉道:“这个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五十吊(按粮价折算,每吊钱至少相当于六十元人民币)（清朝）
  • 即将处决的死刑犯应该是最难敲诈的了,但是吏胥们依然有办法,他们可以在行刑和捆绑的方式上做交易
  • 负责捆犯人的也这样。方苞说,不贿赂他,在捆缚时就先将其筋骨扭断。每年宣判的时候,死刑和死缓犯一概捆缚,押赴刑场待命,被处决的有十之三四,活下来的要几个月才能将捆伤养好。有的人会落下终身残疾
  • 曾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罪人贫富不均,都掏钱就行了,何必再制造多寡的差别呢?回答说:没有差别，谁肯多掏钱?
  • 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经常出现一个字：“赇”。《辞海》上的解释是贿赂。其实无须解释,大家一看便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以贝相求,不就是权钱交易吗?
•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 对中华帝国的官吏们来说，勒索老百姓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并不需要费心策划
  • 究竟能有多少人，肯为这几十块钱耗时几个月，奔走几千里？那可是一个没有汽车和火车的时代
  • 甘愿付出代价不等于能解决问题
  • 试想,老百姓告官的案子,千百中有一二得到公正处理的吗?即使钦差上司比较有良心,不过设法为之调停,使两方面都不要损失太大罢了
  • 领导们一定要让钦差满载而归,才觉得安心,才觉得没有后患
  • 各州县的官员也明白了,老百姓那点伎俩不过如此
  • 各级官员都是聪明人，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大家都认清了局势
  • 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定局了。假如你愿意,尽可以规定羊称狼为父母,狼称羊为儿女。颠倒过来当然也可以,让狼跟羊叫爹娘或者叫主人,羊则有权把狼叫作儿子或者仆人。随便你怎么规定,反正狼要吃羊
  • 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
  • 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我不生,别的狼照样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自我约束对羊群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
• 第二等公平
  • 公平是有等级的
  • 清朝号号草秤不准故事
  • 按照正式规定，老百姓在名义上的权利竟然如此之大，他们不仅不应该被官府的黑秤克扣,不应该交纳使费,相反，他们还应该从官方拿到一笔买草钱。这当然是头等的公平,但只是名义上的东西,并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标准。“民习安之”的标准,是自交驿草但不受刁难的标准,这是比正式规定降低了一个等级的标准。百姓胆敢不满意的,只是使用黑秤外加勒索使费,并不是白交驿草。官吏和衙役们得寸进尺,想让老百姓在认可第二等标准之后再认可这第三等标准,村干部们不肯认账,这才有了拦路告状
  • 李自成与驿站有特殊的关系。一说他本人在造反之前就是驿卒,因为驿站裁员,下岗失业了,于是造反。一说他的爷爷和父亲摊上了给驿站养马的义务,赔累破产了,而李自成造反则由于还不起债务。这两种说法都与驿站事务有关。清朝的开国元勋是和李自成交过手的,至少他们亲眼见到李自成推翻了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想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清朝皇帝和大臣眼里,驿站和驿马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处理起来便有了面对未来李自成的意思,不敢把百姓当成好欺负的冤大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体现出第一等公平的正式规定
  • 《钦定大清会典》属于行政法规性质的最正式的制度
  • 皇上获得儒生的支持和代理天道的地位,儒生也获得了表述天道的特权。儒家经典很像我们在《大清会典》中看到的关于驿站的漂亮规定,说起来相当公平合理
  • 儒家并不反对“家天下”。因此皇亲贵族就应该当纯粹的寄生虫,百姓就应该掏钱给皇上供养众多的后宫佳丽,供养伺候她们的成千上万的宦官。但王道毕竟比秦始皇的不加掩饰的霸道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流血牺牲换来的
  • 市场交易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平等
  • 总之，官府并不怕零散百姓的对抗，吏婿们甚至怕你不对抗
  • 对官府强加的第二等公平，中国人好像存在着不分时间地点的广泛认可
  • 清朝水师卖假货，不护航的故事
• 当贪官的理由
  •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
  •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
  • 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 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群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 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
• 恶政是一面筛子
  • 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
  • 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 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
  • 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 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
  • 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 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
  •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 皇上也是冤大头
  •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
  • 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天好消息却容易
  • 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们一并收拾了吧？
  • 朱元璋是个责任感很强，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坚强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他的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后代能超过祖宗么？
• 摆平违规者
  • 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的变化
  • 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
  • 看看这些数字，动辄就出手一两座宅院
  • 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
  • 官场利益时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
  • 后来，在这些规矩之上又生出一个规矩：前后任交接时，要用数十两银子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本账
  • 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 孙丕扬的职务类似现在的组织部长,在明朝的地位高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六部尚书之首在名义上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 顺便提一句,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的压力很容易转化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距离因素便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德”。赴任的官员到了千里之外,情况不熟,语言不通,办事便要依靠名声很坏的吏胥,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又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才”。可见这个不起眼的距离因素也不容小看
  • 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明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孙丕扬用心良苦
  • 明朝也是没有宰相的,开国初期的三个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杀掉他们,然后就废除了宰相制度
  • 中国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笔法的隐恶扬善教育,告诉学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说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一个满脑子教条和理想的书生,就是这种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领导者。这不过是一个有德无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个无德又无能的管理者,一个既缺乏理想又没有头脑的败家子
  • 在实际情形中,皇上批阅的章奏,譬如孙丕扬的什么奏疏,首先要由内阁大学士——皇上的秘书——看一遍,替皇上草拟一个处理意见,用小纸条贴在疏的前面,这叫拟票。现在的官场用语譬如“拟同意”之类,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票拟过的章奏呈到皇上手里,皇上便参考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秉笔太监持红笔记录,这叫批红。无论名义上如何规定,呈送章奏的人,总不如阅读章奏并提出处理建议的人权力大;提建议的拟票人,总不如拿着红笔写批示的人权力大——特别是在皇上又懒又好糊弄的条件下
  • 不过内阁的拟票权,不得不决于内监的批红权,于是,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不知不觉中,朝廷决策、官员进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许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纸空文
  • 明朝必定出现一个灰色的权势集团,一个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权势集团。这个集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孙丕扬不愿意让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同时也就取消了灰色权势集团的肥缺索取权
  • 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功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
  • 顾炎武说,如今谈到论资排辈制度,都说起源于北魏的崔亮。读读崔亮的本传,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
  • 奇怪的是,现在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叛党逼着,究竟怕的是什么,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呢?
  • 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
  • 孙丕扬和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多
  • 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层次的选任官员的方式。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和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 明朝沿袭元朝制度,吏员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为考满,考满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选当官。“吏”是不入流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官
  • 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最后还有一条好处,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代价会很高,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围攻,说他的坏话,造他的谣言,保护自己即将到手的利益
  • 皇上有权,但是找不准打击或提拔的对象,分不清敌我友,贪官污吏用信息战打败了他
  • 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
  • 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传不上去,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就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饿虎们一个个地混进了牧人的队伍,吃得牛羊们纷纷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
  •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沿着这条灰色道路上来的放牧者则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孙丕扬等有觉悟有勇气的好干部,运筹帷幄,建立各种同盟,巧妙地动员官场上的各种力量,经过努力才给牛羊们争取到这个政治成果。这个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称之为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失败，这大概也是各朝代总能够维持二百多年,最后却终于难免灭亡的道理之一
• 新官堕落定律
  • 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 这些人是地头蛇式的强者，在当地苦心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很愿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们适应并且保护这种格局
  •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乡本土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胥吏和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土豪们就更不必说。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许多麻烦都可以省去了。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大问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 万历十二年(1584年)冬,蛰居十四年的海瑞奉召出山,承担了为帝国监督和考察官员的重任。这年海瑞七十二岁,其顽梗刚峻却一如既往。他没有按照惯例推辞谦让一番,而是立刻上路。海瑞把自己在垂死之年赴任比喻为“尸谏”,这等阴沉刚烈的意象恐怕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 海瑞忠君爱民,高举义旗,反击官吏集团的侵吞蚕食,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快就感觉到“窝蜂难犯”,攻击者连他家里的婆媳关系和妻妾关系都抖搂到皇上面前。由此可见,官僚集团对本方疆界把守甚严,反应迅速,反击有力,而且不择手段
  • 正义的边界为什么总要老呢?这与把守者的态度有关,与情报的准确和及时有关,与攻守双方的人数组织和装备有关,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且不管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边界两边较量了数千年,进退生死,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兀自重复着
• 官场传统的心传
  • 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送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
• 晏氏转型
  •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民间的“三邪”（邪民、懒民和豪强）,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左右和权贵）。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非常重大
  •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渠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信息渠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
  • 这些老百姓、按照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而缺乏组织的土豆,一麻袋也好，一火车也好，在土豆们进行利害计算的时候,损益得失无异于一个土豆,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是所有的土豆之和。零散的王豆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们,赐予他们雨露阳光
  •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分析,这些土豆不仅能力不足,热情也不够。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获利的老百姓,只是一些无精打采的支持者。他们怕三邪二谗，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够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谗却热情十足,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晏子进攻。当然,我们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够意思,说他们胆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转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在每次转变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个人确实摊不上多少。他们犯不上为这一点东西冒险招惹政府官员。而分摊到三邪二谗的头上,每个人得失的份额都足够多,足以激发起大家高昂的热情。总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谗的政治热情高昂,这是有数学计算上的根据的
  • 我们发现,原来上边是很想让我们媚的,诱导我们媚,暗示我们媚,强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就要贡鱼贡虾,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鱼虾们倒点霉。出乎意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虾群中的积极分子会主动协助我们欺负,把他们的邻居加工好,送货上门,并不用我们太费心
• 崇祯死弯
  •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思维似乎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一百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反派
  • 在勾结官府失去约束的状态中，土豪劣绅是将全社会压向崇祯死弯谷底的一股重要力量
  • 我们知道,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这就像开饭馆一样,除了交纳各项税费之外,三天两头来几个穿官服的横吃横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还得陪笑脸,不然就给你撕一张罚款单,这样的饭馆很难赚钱,自然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说,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对土地价格影响甚大。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政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压榨越狠,价格越低
  • 尽管我自称没有替皇上辩护的意思,但我内心深处潜伏着对崇祯的同情。这位年轻人当了十七年皇上,满心焦虑,天天熬夜,不近女色，没完没了地批阅文件,处理他难以胜任、恐怕也没人能够胜任的天下特大号难题,动不动还要下一道罪己诏作自我批评。十七年如一日,简直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
  • 工商业对税率和腐败的反应比农业敏感得多，农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为底线，工商业没了利润便要破产
• 有关潜规则的定义
  • 我想再强调一句。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 笑话天道
  •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
  • 用“杀人如麻”这四个字形容张献忠,显然力度不够。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丁,女二十三口
  •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闹明白了天意赞许的东西,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由此可见,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有了天道,民心大可不论。而天道是可以下筮的,从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请注意,这里凭借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调查。这是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竟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表达的自然是天意。说了这么多,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历史规律，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者历史规律与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 既然皇上和起义领袖都未必称职,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也有过争论。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称教会代表了上帝,准确点说,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凭借这种垄断,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了,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历史故事
  • 但我觉得,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临时代理人,总比宣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永远也不还政于民的理由
• 古今中外的假货
  • 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六耳猕猴
  • 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 我们的人格理想
  • 西方人处理基本人际关系的常规是等价交换
  • 既然有理想，总是对现实的自我有所不满，而这正是大彻大悟者不会有的妄念
• 理解迷信
  • 你可以不信,但是又不敢完全不信。这就是“迷信”的力量。我们可以说这是神道设教,说这是胡扯,但是你发明一个既不胡扯又有威慑力的说法试试?
  •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
  • 皇上和官僚集团不能提供公正,说故事的人就编了出来,用浓墨重彩将公正画入社会和人生的阴阳全景图,画入他们心目中的世界。这是他们希望如此的世界,他们认为理当如此的世界,他们“迷信”的世界。他们津津乐道,一头愿说,一头愿听。这类故事流传甚广。这便是社会心理正在寻求报应均衡的表现和证明,也是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补充和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努力以一种“迷信”的方式解决正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
• 代后记：农民与帝国
  • 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 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字
  •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一财政实体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
  • 因此,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一赋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的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这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的需要
  • 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皇帝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帝国和子孙后代。反之,精心维护帝国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却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帝国秩序各方面的受益者,而辛劳却完全属于自己。在这种成本一收益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 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收益颇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
  •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
  •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里的工商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药等新投入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发达的商业也保证了外来的食品供应,支撑着工商业分工的深化和繁荣。如此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又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
  •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并不那么重要。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
  • 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 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之时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而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
  •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 《新周刊》：潜规则十周年专访吴思
  • 在历史上写下现实的眉批
  • 你是个特别典型。1974年你接触的是工人，后来你去当记者，剖析的是官员，中国的社会不就是这几个角色吗？
  • 中国的历史,就是权分的变迁史
  • 李零说孔子是丧家狗,孔子自己也认账，我觉得也是这样。关键你看孔子在历史上干了什么。他,还有后来的孟子，一直在游说各个暴力集团的首领。那会儿暴力集团可是赤裸裸的暴力集团,连一点礼义都不讲，就是公然宣称，我要多收税，寡人好财，寡人好色,就直接这么说，我怎么能去行仁义呢?那个暴力集团真是土匪般的。孔孟去跟这样的人对话，对话的核心是,你们要仁,要有同情心。你说他的命运会怎么样?
  • 孔子是最倒霉的人吗?是最可怜的人吗?孔子想干的事一件也没干成，孔子是最反对用暴力的，整个偶家都有这个意思，要仁，要有同情心;当然我也充分尊重你的权利，你打天下也不容易,我们也尊重。在前一个意义上，孔子一生不得志，他的后代也没怎么得志。但是孔子充分尊重了大人的利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又被人家抬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位置上。他的折中，使得双方都得了好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是最走运的人
  • 能使双方得到好处，反过来说，也能使双方都得到坏处。孔子不得势，因为他要约束统治者,想给统治者套上笼头，尽管是用松紧带做的笼头。他的后代、后学，想给人家套个硬皮条做的真笼头,立刻就有性命之忧，所以也不得势。从这个不得势的角度来看,从上也不讨好。从下面来说，我们曾经批判孔老二为统治阶级服务,麻痹人民，欺骗人民，对下也不讨好
  • 几句大白话,说要讲理，说不要杀人，他就成了中国的圣人,一圣就是两千多年,他真是太走运了!
• 吴思《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
  • “right”译错了!它更好的译名应该是“权分”
  • “权利”二字联用，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古人已有的用法中，都没有仁义的影子。人家在欧美老家原本是"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到了中国，竟换成满脸的权势和利益
  •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君有君分,臣有臣分，主有主分，奴有奴分,固然从未平等过,但边际变化也从未停止。人们动用各种手段扩张自己的分,限制别人的分，贵者维护差别，贱者追求平等,每一寸的变迁都伴随着相应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如此争斗数千年,留下了复杂的演变轨迹
  • 我们传统的茶杯，也对应着“分”这个盖子。近百年来，打倒了皇帝,又砸了孔家店,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茶杯和盖子都有变化，但核心结构依旧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