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之一。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

• 作者简介
  •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之一。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 人物生平
    • 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Mondovi）。加缪父亲在1914年大战时阵亡后，他随母亲移居阿尔及尔贫民区外祖母家，生活极为艰难。[1]阿尔贝由做佣人的母亲抚养长大，从小就在阿尔及利亚的贝尔库（Belcourt）的平民区尝尽了生活艰辛。1923到1924年在乡村小学里，一位名叫路易·热尔曼（加缪对他的知遇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的诺贝尔奖答谢辞中提到了这位老师）的教师发现了加缪的天分，极力劝说加缪的家人让他继续上学。于是，加缪参加了助学金考试，并得以于1924年进入阿尔及尔的Bugeaud中学。 1930年加缪进入哲学班学习。首次得肺结核，生病的经历让他感受到生命对于人类的不公。1931年结识哲学教授Jean Grenier。[2]加缪年少时是阿尔及利亚竞技大学队的门将，可惜1931年因为肺病终结了足球生涯。加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1932年，他在《南方》（Sud）杂志上第一次发表随笔作品。1933年，他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 1934年6月，与Simone Hié结婚，一年后离婚。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1935年秋天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尔支部。但由于他与穆斯林作家和伊斯兰宗教领袖来往，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因而于1937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6年毕业，论文题为《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但因肺病而未能参加大学任教资格考试。 1936至1939年一开始在劳动剧院（Théatredu Travail），然后在团队剧院改编并参演众多剧目，如马尔罗的《蔑视的时代》（Letemps dumépris）等。 1937年，加缪就出版了随笔集《反与正》，第一次表现出自己思想的锋芒。他的随笔涉及到了人在被异化的世界里的孤独感、人面对自身的罪恶和死亡威胁时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等等。1940年，阿尔贝·加缪来到法国首都巴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先在《巴黎晚报》从事编辑工作。这一年的6月14日，希特勒军队的铁蹄就踏进了巴黎市区，很快，由纳粹扶植起来的法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开始运作。这年的冬天，加缪带着妻子离开沦陷的巴黎，来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教书，在这里一共住了18个月，正是这一段生活，使他酝酿出《鼠疫》。 1942年，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开始为《巴黎晚报》工作，然后在伽里马出版社做编辑，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 加缪因小说《局外人》成名，书中他形象地提出了存在主义关于“荒谬”的观念。随后，他开始写作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1943年4月，加缪结识了萨特（让-保罗·萨特）和波伏娃，在哲学和戏剧等方面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然而萨特倾向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而加缪则对苏联社会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1945戏剧《卡里古拉》首次演出。1947年的长篇小说《鼠疫》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他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1949年12月，戏剧《正义者》（Justes）首次演出。 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遭到了左派知识分子阵营的攻击，并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1954年春天，《夏天》出版。10月4、5、6三天，他前往荷兰作短暂旅行。这是加缪唯一一次访问这个成为他的小说《堕落》（Lachute）发生地的国家。加缪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两天。在海牙，他参观了著名的Mauritshuis博物馆，对伦勃朗的作品赞不绝口。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开始袭击阿拉伯和法国平民，随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1955年3月，《一件有趣的案件》（Uncas intéressant）上演，改编自Dino Buzzati的作品。4月，访问希腊。5月到转年2月，为《快报》（L‘express）写专栏文章，评论阿尔及利亚危机，所有文章以后，以“ActuellesIII”为题结集出版。 1956年，阿尔贝·加缪发表了中篇小说《堕落》，还出版了包括6个短篇小说的集子《流放与王国》。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多少已经开始转向基督教伦理的探讨，对过于世俗化的道德和存在的命题，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中篇小说《堕落》的发表，实际上是对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质疑。最终，历史证明了阿尔贝·加缪更加正确，而萨特在当时似乎正确，但是后来则并不正确了。 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因为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种真正的道义的介入推动他大胆地、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的各种根本性的重大问题”，44岁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加缪因此成为了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这一年的12月，他在瑞典的一所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艺术家及其时代》的演讲，他说道：“面对时代，艺术家既不能弃之不顾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弃之不顾，他就要说空话。但是，反过来说，在他把时代当作客体的情况下，他就作为主体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并且不能完全服从它。换句话说，艺术家正是在选择分享普通人的命运的时候肯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 1958年《瑞典演讲》出版。在Lourmarin买了一幢房子。 1959年《鬼怪附身的人》上演。同时，加缪千方百计想实现一个渴望了许久的梦想：成立自己的剧团。 1960年1月4日，加缪搭朋友的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去巴黎，途中发生车祸，加缪当场死亡，年仅47岁。在他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还有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时隔多年后，关于他的遗产和“神秘”的死亡依然让人猜测不已。
  • 人物影响
    •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他的著作与思想，研究成果也遍及世界各地。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也一再重版，印数突破千万册。由于是一个在贫穷、普通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加缪在世时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因而常被痛恨他的人贬低。孤独之时，他总对他的一个知己说：“但愿他们了解真正的我。”《加缪传》的作者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时刻牢记这句话，力求让广大读者看到一个真正的加缪，以慰藉加缪的在天之灵。
    • 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有着大量纪念加缪的活动。巴黎十多家公共图书馆联合推出了贯穿9、10两个月的纪念活动，他们以加缪著作中的“荒谬”和“反叛”为主题词策划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了作品朗诵会、圆桌讨论会、电影放映会、配乐朗诵等等。
  • 写作特点
    • 风格
      •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 荒诞
      • 在阿尔贝·加缪的全部文学作品和哲学随笔当中，“荒诞”是他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荒诞”这个概念也是20世纪文学和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对“荒诞”的解释则大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表述。加缪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听上去，他的这句解释特别的拗口和费解，其实，他理解的人生荒诞感，是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产生出这种荒诞感来：“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可是，偏偏你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你还必须要以你现在的方式生活。”于是，这就产生了荒诞感。
  • 人物评价
    • 1960年的1月4日，法国作家加缪在意外的车祸中去世，这个噩耗当天成为了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加缪盖棺定论：“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曾经跟加缪反目成仇的萨特，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
    • 瑞典文学院在授予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中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加缪获奖比任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引起的争议都多，因为他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树立了激烈反对的敌人。不过，还是有许多令人尊敬的法国作家站出来为他说话，马丁·杜伽尔称加缪有坚强的意志，能超越挫人意气的痛苦，莫里亚克称赞加缪是年轻一代的良心。英美国家则对他的获奖表示欢迎，《纽约时报》称：“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时代》周刊也高度赞扬加缪的人道主义精神。
    • 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谈到阿尔贝·加缪的时候说：“他有着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加缪的特点就在于不断地思考人的处境，他的小说总是在严密和严格的叙述背后，有着广大的哲学追问和终极价值的寻求。
    • 苏珊·桑塔格：“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在她看来，加缪是20世纪文学具有“理想丈夫”般形象的作家，同样描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这些现代文学主题，“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反对阐释》）
    •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加缪在荒诞的车祸中丧身，实属辛辣的哲学讽刺。因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对人类处境做出一个思想深刻的正确回答……人们毫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时代接受了加缪的观点。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氢弹威胁，这一切使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加缪严肃的哲学，并使之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 加缪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有《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对人的荒诞处境的揭示，更重要的也许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荒诞。加缪发现了有一种跟“情欲的罪恶”表现形态不同的罪恶——逻辑的罪恶——大行其道，荒诞理性以乔装打扮的样式鼓噪着，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逻辑性杀人成了人类尊严和良知的最大敌人。他追根溯源，对理性暴力的传统和哲学基础进行了梳理，他提出了以古希腊的均衡思想为基础的南方思想，亦即太阳思想、地中海思想，并把二者的关系比喻为“永恒的青春过分行为与成年人的力量之间”的关系。显然，加缪的“太阳”思想与《局外人》中的“阳光”是根本对立的。他所真正热爱的，是给人带来温暖的真实、美好、自然、均衡的“阳光”。
  • 主要思想
    • 人道主义思想
      •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 二元对立
      • 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
      • 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与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
      •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
    • 存在主义
      • 阿尔贝·加缪并不是一个纯思辨型的哲学家，他从来都没有像萨特那样写过砖头一样厚的哲学著作。他是以自身经历、以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为，来推导出时代的哲学命题的带有哲学思想的小说家。
      •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以《鼠疫》为例，《鼠疫》是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不象让-保罗·萨特和海德格尔的那般艰深，至少在这篇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加缪认为世间的混乱和荒谬是必然的，人作为一种存在，是没有他的必然的意义与目的的。在故事中，加缪描写了一个神甫的两次布道，从而否定了宗教可以带来的意义。他通过主人公的态度表明了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以爱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存在主义本身就否定了“意义”，把人放逐到了荒芜的沙漠。可是和这种哲学相反，存在主义哲学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诚追随者。
      • 阿尔贝·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中对荒诞论述得最为全面、最深刻，并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这也是他的哲学的最大特色，因而被人们称之为“荒诞哲学” 。荒诞哲学是资产阶级文明遭到严重冲击的哲学表现。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带来的灾难性、毁坏性后果，诸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震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它对人的灭绝人性的迫害，“使得人们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滋长蔓延起来的对理性和科学的颂扬，对社会进步的乐观幻想，迅速被一种所谓‘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无路的悲剧性’的感觉所取代”。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更感到前途渺茫，苦闷彷徨，人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绝望、孤独和无家可归的情绪所笼罩，这时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逐步被荒诞哲学所取代。人们普遍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人存在的荒诞性，于是荒诞哲学应运而生。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荒诞”的解释是：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在存在主义文学中，加缪无疑是将这种状态表现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
  • 作品年表
• 作品简介
  • 《局外人》
    • 作品简介： 《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小说以这种不动声色而又蕴含内在力量的平静语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谬的人”：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莫尔索。 《局外人》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开始，以“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结束。小说以这种不动声色而又蕴含内在力量的平静语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谬的人”：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默尔索。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默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 默尔索不仅在接到通知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没有哭，而且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他没有要求打开棺材再看母亲最后一眼，反而在母亲的棺材面前抽烟、喝咖啡，人们不禁要愤然了：一个人在母亲下葬时不哭，他还算得是人吗？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后的第二天，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并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默尔索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惊讶愕然，名声不好的邻居要惩罚自己的情妇，求他帮助写一封信，他竟答应了，觉得“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老板建议他去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他竟没有表示什么热情，虽然他“并不愿意使他不快”。对于人人向往的巴黎， 他竟有这样的评价： “很脏。有鸽子， 有黑乎乎的院子。”玛丽要跟他结婚，他说随便怎么样都行。玛丽坚持问默尔索是否真的爱她，她原来指望听到肯定的回答，可是他竟说“大概是不爱她”。 这种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而只是默尔索内心自发意识的流露，因而他叙述的接二连三的事件、对话、姿势和感觉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给人以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因为别人的姿势和语言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理解的。惟一确实的存在便是大海、阳光，而大自然却压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杀了人：“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 在第二部分里，牢房代替了大海，社会的意识代替了默尔索自发的意识。司法机构以其固有的逻辑，利用被告过去偶然发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虚构成一种他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形象：即把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默尔索硬说成一个冷酷无情、蓄意杀人的魔鬼。因为审讯几乎从不调查杀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计把杀人和他母亲之死及他和玛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迷迷糊糊地杀了人的默尔索，对法庭上的辩论漠然置之，却非常有兴趣断定自己辩护律师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就在临刑的前夜，他觉醒了：“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他“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还嫌人们惊讶得不够，接着又说：“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默尔索因为感受到这个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而毫不迟疑地远离社会、抛弃社会，可是社会也抛弃了他，他最终成为了一个排除于生活中心的局外人。 作品鉴赏：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 这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试想一下，如果这句话出现在你的朋友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后果。 是的，无论是谁发，他已经被审判了有罪。 一个记不清自己母亲去世的日子的人，一个在母亲葬礼上没有流下一滴泪的人，你会如何看待他？ 更不要说第二天他便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约会，去看电影，去游泳。 这个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默尔索。 默尔索就是这样的人，他冷漠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任何事情都毫不关心。 对待亲情，他觉得人终有一死，没什么值得悲伤的； 对待爱情，他觉得结婚这种事可有可无； 对待友情，他也是全然无所谓，有也好，没有也罢，并不对任何人做任何的价值判断。 这样一个人，往好了说是温顺随和、随遇而安，往坏了说就是浑浑噩噩、放任自流。 虽然活在世上或许不会有太大价值，但也总归没有任何危害。作为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局外人，他是安全的。 直到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人。 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件，事实也是非常的充分。但法庭的审判却有些荒诞不经。 在经受了道德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之后，在生的渴望与死亡的绝望下，向来淡漠的他终于崩溃了。 他原来不过是个局外人，他觉得能掌握自己的一切，却唯独掌握不了社会对自己的摆布，直到被剥夺了生命。 在一个人的死亡面前，任何道德与任何人都毫无意义。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像是被社会放逐的局外人。 工作永远是日复一日，丝毫没有什么成就感。 看着别人热闹的聚会，自己的手机却永远是安静的。 看着父母一天天老去，我无能为力。 想要不浪费人生，却又一无是处。 有时候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唯一想做的就是躺在床上，就这么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想做。 我想，唯有死亡，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既然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终点，那死亡也只是一件平常的事。 那么，生活的意义又在哪？过的或好或坏又有怎样的区别？ 或许我们会说这太消极，抹杀了我们存在的价值。 如果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加缪哲学思想的精华。 生活是荒诞的没错，人的存在也可以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每天做的事就好比西西弗推上山的那块巨石，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得，却又毫无意义。 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从而拥有意义。 这一次次的推石上山，其实就是一种对于现实荒诞的反抗。 也就是对于无意义的反抗。
  • 《鼠疫》
    • 《鼠疫》（La Peste）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 该书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 小说讲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无知，掩饰诿过，甚至想利用灾难来获取利益；原来过着委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凭著黑市门路，为人民带来各种禁品，突然成为了城中的风云人物；小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只是过著颓废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一位到城公干的记者被迫过著无亲无友的生活，只有寄望参与自愿队消磨时间。主角里厄医师这时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过，他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 最终鼠疫退却了，然而尽管喧天的锣鼓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可是奥兰人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给他们带来的梦魔。 创作背景 《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 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读者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人物介绍 里厄 作为一名医生，里厄是一个无神论者，并不认同帕纳卢神甫集体惩罚的观念。在他看来，如果天主无所不能，自己就不用再去给人治病，而是让天主去治病。加缪通过里厄医生的坚定话语表达自己的心声：“我认为自己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而且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历程中，人类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而这场鼠疫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接连不断的失败。尽管明知是一场不断地与失败进行的抗争，但里厄医生依然奔波忙碌，每天工作二十小时，他坚信，“看到瘟疫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对瘟疫逆来顺受”。他始终关注人类的健康，恪守医者的职业操守，始终坚持维护人类生命和健康的职责，真正体现了不为名利、甘于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怀。作者借里厄医生之口揭示了医生最终的职业注脚，那就是“尽管有个人的痛苦，也要反抗恐怖的灾难及其不断惩凶的武器，而人们不能成为圣人，也不能容忍灾祸横行，就努力当好医生”。 而后，母亲的“沉静”成为里厄反抗鼠疫的精神支撑。当母亲表示鼠疫没什么大不了时，里厄赞同母亲的看法，觉得“有了她，什么事都显得很容易解决”。面对荒诞，最重要的就是承认并正视荒诞。其次，母亲的“谦让”、“简洁”又教会了里厄脚踏实地地反抗鼠疫的方式。在小说中，里厄不寄希望于未来与上帝，而是致力于眼前的工作：“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须治疗这些病人。” 里厄母亲 小说没有提到里厄的父亲，在整个鼠疫期间，只有母亲与里厄相依为命。里厄老太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沉静”、“谦让”、说话的“简洁”。在这里，“沉静”、“谦让”与“简洁”的潜台词是丰富的：“沉静”意味着对世界荒诞本质的把握与彻悟：“老太太能不假思索就弄懂一切”，她“能看透包括鼠疫在内的任何事物的本质”；“谦让”、“简洁”则意味着在承认、尊重荒诞现实的基础上反抗荒诞的“低调”。面对荒诞，承认荒诞，同时保持谦逊、低调的姿态，不夸夸其谈，坚持脚踏实地。里厄母亲出场的时刻颇值得玩味。在小说中，在鼠疫刚刚露出迹象的非常时期，里厄老太太就适时赶到了，这隐喻、预示着她将是里厄反抗鼠疫的精神指引。 塔鲁 塔鲁的母亲在小说中没有出场，他与“父亲”相联系。通过塔鲁的叙述，他的父亲是一个检察长，“天性善良”。然而，一次随父亲审案的经历极大地触动了塔鲁，并改变了他对父亲的看法。在庭审过程中，那个“可怜”的罪犯引起了塔鲁的深深同情。与之相比，正在宣读公诉状的父亲“显得既不善良，也不亲切”，而是“满嘴空话大话”，并“以社会的名义”宣判这个人的死刑。从这天起，塔鲁“开始带着憎恶关注司法、死刑”，并“震惊地发现”父亲“参加了多次这样的谋杀”。显然，在塔鲁的意识里，身为“检察长”的父亲已成为死刑与谋杀的隐喻，塔鲁对父亲的憎恶，正是对死刑的深恶痛绝。塔鲁不仅反对死刑，而且在此基础上重点思考了“合法”谋杀的问题。为了反对死刑，塔鲁搞起了政治，但他发现，在政治斗争中也要“宣判死刑”，而且是“合法”宣判，因为这样做是“为了实现没有人杀人的世界”，换言之，为了未来的幸福王国，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是必须的。最后，塔鲁明白自己错了，自己由反对“死刑”，企图拯救“受害者”而变成了“合法”谋杀的支持者，变成了“刽子手”。在这里，塔鲁表现了对政治斗争、社会改造这些英雄主义的“拯世”运动的疑惧。在他看来，社会改造之中为了消除社会不公而“不择手段”，为了未来的人间天堂而摒弃当下的幸福，正是一种“合法”的谋杀。 作品影响 1947年《鼠疫》获得了法国批评奖。 50年来畅销不衰，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 小说《鼠疫》借助对苦难、死亡与存在的思考，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致，构造了人类反抗姿态与荒诞处境之间的张力，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进一步确立了加缪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作品评价 苏珊·桑塔格《加缪的〈札记〉》：“他这样做的时候常带有一种合乎情理而又自信轻松、优雅宽厚的非人格性的神气。” 孙甘露《当你咳嗽读什么》：“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蒋方舟：“这是一部无论篇幅、题材、文笔和主题都无可挑剔的小说。”“我会反复阅读这本书，不断告诉自己什么是善，以及在动荡、战争、劫难的极端环境下怎样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告诉自己怎样在集体的荒谬和失控中坚守正义。”
  • 《西西弗的神话》
    • 内容简介 《西西弗的神话》是法国思想家、文学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散文，收录于散文集《西西弗的神话》中。 《西西弗的神话》是阿尔贝·加缪提出自己明确哲学思想的作品，是以两千多年前希腊神话中西西弗的故事为背景，深入浅出上升为哲学思考，最终形成加缪哲学思想的认识论。 加缪认为：“在这个包围我冲撞我或驱使我的世界中，我可以对一切置之不理，但不包括混沌，不包括千载难逢的偶然和产生于混乱的神圣等值。世人终将找到荒诞的醇酒和冷漠的面包来滋养自身的伟大。”所有被人们所相信尊重和依赖的在加缪面前都一 一坍塌毁灭，去除这些矫揉造作的装饰，虚无飘渺的假象和所谓善意欺骗的而具，不需要灿烂目标前途为假象带来的短暂的勇气。意识到荒诞的存在，反抗这无意义的人生，生活才开始露出最原始和本质的面容。 创作背景 在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得罪了诸神，诸神罚他将巨石推到山顶。然而，每当他用尽全力，将巨石推近山顶时，巨石就会从他的手中滑落，滚到山底。西西弗只好走下去，重新将巨石向山顶奋力推去，日复一日，陷入了永无止息的苦役之中。 法国作家加缪从这则著名的古希腊神话中，发现了人类现实困境的某种象征意义——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更值得好好过，于是写成了阐述他荒谬英雄理念的《西西弗的神话》。 人物介绍 西西弗——在加缪的笔下，西西弗是一位荒诞的英雄。西西弗拥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一个注定要与失败的命运抗争的人，他没有怨恨，没有犹豫，不存任何希望，他明明知道劳而无功，却朝着不知道尽头的痛苦，脚步沉重而均匀地走去，他清楚地知道，无数次的胜利其实是无数次的失败，但它只是激起了轻蔑，“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他知道自己是命运的主人，他永远前进，他的行动就是对荒谬的反抗，他朝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完全没有必要消除荒谬，关键是要活着，是要带着这种破裂去生活。人有精神，但还有至关重要的身体，精神依靠身体去穷尽现在的一切。 作品鉴赏 人生就是荒谬，正如日复一日滚石上山的西西弗。加缪一层一层地剥离人生虚幻的外衣，将其荒诞的本质赤裸裸地揭露出来；然而荒诞不是绝望，因为看穿幸福的同时也就看穿了痛苦。在加缪的哲学思想中，荒诞是作为起点而提出的，他从荒谬这个前提出发对心灵进行探索。 在加缪看来，“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人心。”人的一生，会经历无数的风雨坎坷，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加缪指出的世界的荒诞性。他让我们直面现实的残酷，对人生的荒诞保持清醒的认识。基于此，他否定世间存在所谓的万能理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实践的或精神的，所谓决定论，所谓解释万象的种种范畴，无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生的最终结局，“疯狂和死亡，是荒诞人不可救药的事情。人是不可选择的。他具有的荒诞和多余的生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其反面，即死亡”。 加缪不仅在他的随笔，而且在他的小说、戏剧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了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与死亡的无法回避。但他与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他人即地狱”的观念有所不同，他像一个外科医生，在将世界的荒诞与病态冷静地解剖开来，让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沮丧。他赞颂对荒诞的奋起反抗，“反抗将自身价值给予人生，贯穿人生的始末，恢复人生的伟大。对眼光开阔的人而言，最美的景观莫过于智力与超过人的现实之间的搏斗”。他主张与其静而思，不如起而行，“总会有一个时刻，必须在静观和行动之间作出抉择，这叫人成为一个男子汉”。他坚信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重要性，“在稀薄的荒诞空气中维系的一切生命，如果没有某种深刻和一贯的思想有力地激励着，是难以为继的”。这也正是加缪推崇西西弗，将其作为抗争不息、永不屈服险恶命运的人类精神象征的关键所在。 作品影响 虽然《西西弗神话》从创意酝酿到写作定稿，是在1936到1941年的几年间断续写成的，但它仍具有内在的哲理上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它从荒诞感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法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有规模、最具有体系的荒诞观。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如此评价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不好也不坏，既不道德也不伤风败俗。他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荒诞”。 萨特认为，加缪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是理解加缪文学作品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