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John Dewey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博士毕业于佛蒙特大学，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

• 人物简介
  •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博士毕业于佛蒙特大学，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 杜威曾经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他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于1896年创立一所实验中学作为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曾经对胡适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来亚洲访问，到过中国与日本，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等诸方面，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代表作有《学校与社会》《经验与自然》《哲学之改造》等。于1952年6月1日在美国逝世，终年93岁。 杜威和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 人物经历
  • 1、约翰·杜威在1859年10月20日出生，这一年也是英国进化论的提倡者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发表其《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巨著的一年。杜威诞生在一个中产社会阶级的杂货商家中。他的家乡在新英格兰的维蒙特州的伯林顿（Burlington）。这个地方向来习于自治，崇尚自由，笃信民主制度，这些可以说是新英格兰殖民区的传统精神。 2、1879年，杜威毕业于佛蒙特大学，开始了他一直想要从事的教职工作，并且继续研读哲学史。 3、1882年，杜威首次发表论文，这三篇论文被刊登在全国唯一哲学学术论文的杂志上，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鼓舞。 4、1884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5、1884-1888，1890-1894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1889年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哲学。 6、1894-1904年在芝加哥大学任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主任，1902-1904年还兼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 7、1904-1930年，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教职。 8、1894年，杜威跟他妻子创立了实验小学，后因归并的问题，遂辞职离去。之后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19年，他曾经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他还去了苏联、土耳其、南非及墨西哥等地。 9、1919年，杜威曾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由胡适先生等人担任讲学的翻译，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直接播种在中国。 10、杜威在87岁时再婚，直到92岁（1952年）因肺炎去世。
• 人物影响
  • 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均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曾是杜威的学生。他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强调从实践中学习的教育主张，对蔡元培、晏阳初以至毛泽东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 人物成就
  • 教育理论
    • 1、教育即生活： 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他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 2、学校即社会： 杜威认为，既然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他强调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在学校里，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应该呈现儿童的社会生活。就“学校即社会”的具体要求来说，杜威提出，一是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二是校内学习应该与校。
  • 教学论
    • 1、从做中学： 在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杜威提出了“从做中学”这个基本原则。 2、思维与教学： 杜威认为，好的教学必须能唤起儿童的思维。所谓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或者说，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思维，那就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因此，学校必须要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
  • 儿童与教师论
    • 尽管杜威并不是“儿童中心”思想的首创者，但是，他是赞同“儿童中心”思想的。 其最典型的一段话是：“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政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杜威还特别强调了教师的社会职能。那就是：“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且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因此，每个教师都应该认识到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尊严。
  • 伦理学理论
    • 杜威的伦理学理论认为，思想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活动，不是从一些没有问题的绝对真理去作推论，而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与方法，用以解决疑难，用以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跟传统的经验论相比，杜威对“经验”一字的涵义之解释亦有不同，显见杜威所谓经验，并不完全像一般经验主义者所强调的“纯粹是指个人的认知”。
• 主要著作
  • 《哲学之改造》、《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或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3]、《自由与文化》、《我的教育信条》、《教育哲学》、《明日之学校》、《儿童与教材》、《追求确定性》（The Quest for Certainty，1929）、《心理学》[4]、《批判的理论学理论》、《学校与社会[5]》、《经验和自然》、《经验和教育》、《自由和文化》、《人类的问题》。
• 教育理念
  • 杜威在著名的教育著作《民主与教育》中明确表示“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个人能够继续他的教育不是要在教育历程以外，去寻觅别的目的，把教育做这个别的目的的附属物。”这种“无目的论”的确使人不敢轻易接受。必须记紧的是他在这儿说的教育是跟他心目中追求的民主社会不能分割的，对他而言，特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他反映的可说是一种美国精神——个体的发展本身已是最终的目的。 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利坦对杜威式的教育的批评是值得注意的；他认为“当人们忘记了传授客体（the object to be taught）以及客体的首要性（the primacy of the object）时，当手段崇拜（不是有目的、而是无目的的手段崇拜）仅以对主体的心理膜拜而告终时，错误便产生了。”
• 个人生活
  • 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杜威十分喜爱读书和户外活动，但对采取死记硬背方法的传统教育感到厌烦。因此，在他所受到的中小学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课堂外面获得的。但是，在解读杜威漫长的心路历程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探索现代教育的整个生涯中，在他学术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在他构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他的大学时代和教授生涯起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杜威与第一任太太Harriet Alice Chipman于1886年结婚，共育有六个子女，但其中有两个儿子分别于2岁、8岁夭折。 1946年，杜威在87岁时与第二任太太Roberta (Lowitz) Grant结婚，直到93岁（1952年）在美国纽约去世。
• 人物评价
  • 当杜威离开北京，起程归国的时候，胡适写了一篇《杜威先生在中国》的短文，为之送行，登在《东方杂志》和《民国日报·觉悟》上。 他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我们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 杜威先生今天离开北京，起程归国了。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二天——到上海，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月。中国的地方他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第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但是我们可以举两个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的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现在的杜威，还只是一个盛名；十年二十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那种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干百倍吗?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1）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 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被他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很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利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武器。 　　（2）实验的方法　　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问题，省去许多无意识的争论。第二件，——一切学理都看做假设——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杜威先生虽去了，他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得更多的信徒。国内敬爱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于推行他所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使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渐渐的变成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那时候，这种哲学的影响之大，恐怕我们最大胆的想象力也还推测不完呢。　　 　　因为这两种理由，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这两年之中，对我们中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好友；对于国外，他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和《亚细亚》（Asia）两个杂志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为我们做解释的。因为他的人格高尚，故世界的人对于他的评判几乎没有异议。（除了朴兰德（Bland）一流的妄人！）杜威这两年来对中国尽的这种义务，真应该受我们很诚恳的感谢。　　 　　我们对于杜威先生一家的归国，都感觉很深挚的别意。我祝他们海上平安！
• 杜威访华
  • 在当时的民国教育界，有一个“哥伦比亚派教育家群”，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张伯苓等一众民国教育家，都曾经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更是师从杜威先生，这些大师当时都在国内著名大学担任要职。当他们获悉杜威访问日本后，便派赴欧考察教育的郭秉文途经日本时当面邀请杜威来华讲学。 1919年4月30日，美国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抵达上海。 对杜威来说，这本是一次心血来潮的旅行，主要目的是游山玩水，没想到却在中国待了26个月。 1919年，杜威将满60岁，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界都成了开山立派的宗师，他的学问、人生也到了转折点。于是，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学术休假，应邀到日本讲学。这是一次难得的远东之行，但他并没有把中国列在计划之内。 杜威夫妇在日本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款待”，消息传到国内，他的中国学生们雀跃不已，并迅速串联起来，要把老师请来。 在日本，杜威先是接到了北大教授胡适的来信，邀请他顺便到中国讲学，在胡适的盛情之下，杜威有些心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也是杜威的学生，恰好又在日本，登门拜访，发出了正式邀请。杜威这才拿定主意，决定到中国来转转。 杜威到达上海这一天，刚好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最屈辱的日子，欧美列强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但胡适等人并无预感。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向旧文化开火上，邀请杜威前来，就是要以老师在世界上的声望助自己一臂之力。 对于胡适等赋予的使命，杜威并无准备，对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他也知之不多。不过，正因为知之不多，倒也不存在偏见。 初到上海，他和夫人将上海、底特律和密歇根比较一番，“除了没有那么多烟囱之外，就描述不出太大的差别了。不夸张地讲，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了”。 左图：杜威夫妇与学生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奇普曼、杜威； 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 杜威是20世纪的世界文化名人，哲学和教育大师。百年前，他访问中国，足迹涉及当时22个省中的11个。胡适盛赞自己的老师，“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杜威的到来，成了一种热潮、一种力量。在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之际，他大谈科学、民主和教育；在中国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为我们向国际呐喊…… 在中国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发表了两百多次演说。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都奉他为思想导师。 10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杜威影响了中国，中国也影响了杜威。这段文化交流，已经成了中美之间的“共同记忆”。 【左图：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 1919年5月29日，杜威乘火车从上海抵达天津，胡适特地来车站迎接。第一次造访天津的杜威，并没有在此做过多停留，而是在胡适的陪同下去了北京。杜威与天津的这次“邂逅”只能算是经停。 　　两个月后，杜威再次来到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在学校教师公寓宴请了杜威。1919年7月30日和31日，杜威在直隶工业专门学校以《教授科学的方法》为题，连续做了两次演讲，张伯苓亲自为其担任翻译。在演讲中，杜威深入剖析了西方近代发展迅速的原因，就是因为应用科学成果的大量产生。他认为科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技术和产品，还体现在科学的方法中。科学的方法能够帮助人类不断去探究自然与社会，从而推动人类的进步，而教育家的任务就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的方法。这也是杜威关于教育改造理论的重要思想之一。这次演讲的听众都是来自天津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大约五十多人，这次演讲也在当时的天津教育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1920年1月2日，杜威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之邀第三次来津，这也是他两年的中国之行中最后一次来到天津。当天，胡适陪同杜威到达演讲现场并担任翻译。这次演讲的内容由教育转向了哲学，题目是真假个人主义。杜威认为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他强调物质革命必须要有思想革命这个前提。 　　来华之前，原本只打算在中国停留两个月的杜威，却在中国游历、讲学了两年多。他的这次中国行，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当时的中国教育，都颇具意义。在此期间，杜威被中国丰富的历史、哲学以及传统文化所深深吸引，“中国元素”也促使他从反对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改造，转变为为实用主义建立一种经验自然主义基础的哲学立场。道家学说和以《易经》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中，关于对自然与变化的理念与杜威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进而促进了其实用主义哲学理论基础的完善。 　　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杜威此行也是意义非凡。他的全新教育理念促进了民国教育体系的深刻变革。自此之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和运用，他所强调的学生主动性、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的培养，以及追求个体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下发挥出自己最大潜质等观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他所提出的“学习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实践教育理论，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教育人。以天津为例，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为发展天津的教育事业，曾于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由此与杜威相识。张伯苓对杜威的教育理念颇为认同，并在创建和发展南开学校的过程中予以充分实践和检验，收获丰硕成果。 　　此外，杜威的中国之行还是东、西方哲学思想一次难得的“碰撞”，堪称二十世纪世界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典范，为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 从1919年5月抵达上海，至1921年7月回国，杜威在中国居住了2年多时间。杜威在华的这两年多时间，开启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历程。杜威访华成就了教育思想的西学东渐的高峰，其教育思想深入中国教育改革的语境，助推中国教育走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教育改革依然回响着杜威的声音， 左图：《杜威在华学谱》 顾红亮编著 2019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