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思维导图

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篇思维导图告诉你，里面有鲁迅、李泽厚等人关于文学自觉的表述、西汉说和魏晋说的观点罗列等内容。

论述题思路：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一、鲁迅、李泽厚等人关于文学自觉的表述

1、铃木虎雄

“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的论文。铃木先生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不可能产生从文学价值自身看其价值的倾向，他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2、鲁迅

1927年七月在广州的一次演讲的纪录，其后，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对中国学界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李泽厚

《美的历程》。他认为“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是以个体的生命和思想的觉醒为底蕴的，文学的自觉来源于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又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文学走出了经学的附庸境地，而转向了独立发展的广阔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在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文论等众多领域都带来了空前的硕果，并使文化、艺术、审美等各个领域都走上了自觉的道路。所以，“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期”。

4、其他很多“中国文学史”的著作都延续鲁迅先生的说法，将魏晋南北朝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开端

5、鲁迅先生说法的时代局限性

（1）鲁迅先生的这篇演讲不同于那些爬梳史料、精心推敲的学术论文，其间掺杂了许多讥讽实事的成分。一方面作者借魏晋时期的人事“指桑骂槐”，抒发其心中的抑郁不平；另一方面此文又决非不讲史事、信口开河之作，能够联系魏晋的社会背景以探讨文学的本质，对魏晋诗人做出了独特的评价，体现出鲁迅对有关问题的严肃思考。

（2）鲁迅将“诗赋欲丽”作为当时文坛的主要特点，并由此推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诗赋欲丽”并非曹丕首创；他所提到的“诗赋欲丽”也主要是四科形式上的特征，仅是对当时文坛盛行的八种文体特征的概括，曹丕的《典论·论文》当然也不能作为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与其说是对两汉文论的冲撞，还不如说是对两汉文论中有关诗赋认识的继承和发展。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班固也称扬雄之赋“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具体在创作方面，楚辞及汉赋大家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包括扬雄，都“竞为侈丽闳衍之词”。

（3）鲁迅所谓的“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是指汉儒所推崇的厚人伦、美教化的诗教说文学观。但诗教说并未由此消失，在建安文人的心目中，诗赋以华丽的语言宣泄情感和诗赋可以发挥讽谏、歌功颂德的作用二者并不矛盾。 仍然十分注重文章经国治事之用“文章经国之大业”这些关于文章是“经国之大业”、“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的见解，显然是与儒家诗教说的文学观相承袭。曹丕确实从未说过诗赋不必寓于教训的话，也从未明确反对寓训勉于诗歌的见解，他自己的创作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4）“为艺术而艺术”是19世纪西方浪漫派作家戈蒂叶、佩特、王尔德等提出的一种唯美主义文艺观的主张。他们认为艺术独立于道德和政治之外，是超越一切功利的目的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新派人物如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等创造社作家的赏识，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极大。 从整体看他们的诗歌继承了汉乐府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真实地描写了战争疮痍和民瘼疾苦，倾泻出积蓄已久的人生感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甚至可说是“为现实而艺术的”。即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观依然极具影响，被认为是“文学自觉时代的最大的理论成果和代表作”的《文心雕龙》，便以儒家“原道、征圣、宗经”的思想为论文的根本。

（5）由曹丕以“气”论文便推出其诗赋的风格是“华丽壮大”，并不符合曹丕“文气说”的主旨及其诗赋的风格特点。 曹丕“文气”说最大的功绩就在于继承了先秦孟子儒学的“浩然之气”、西汉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精气”说、以及东汉王充《论衡》中的“元气”说和“以气品人”人物品藻观的气论思想，将之引入到文学批评的领域，并有意地运用于具体的作家评论。遂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的概念，具有了鲜明美学的意义，并成为“气象”、“气韵”、“骨气”、“神气”等古代文论范畴的重要渊源。 成就最高的还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归的“拟乐府”诗歌。曹丕的这类诗歌，笔触细腻，结构精审，感情悲伤和婉。《燕歌行》二首就写的婉转情深，被王夫之誉为“倾情、倾度、倾色，古今无两”。曹丕的诗歌则可说是洋洋清绮，婉约悱恻，清婉娟秀，用一种非常柔顺的力量去慢慢地感染人，具有明显的文士气，表现出由乐府传统向文人诗的过渡。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气”说的原意是讲作家的才性和作品的语言风格之间的关系，其“气”的含义与鲁迅所说的“壮大”之间也无必然联系。另一方面，曹丕诗歌的风格是便娟婉约，并不“壮大”，语言也不以华丽见长，鲁迅由曹丕的“以气论文”便推出其诗歌的风格是“华丽壮大”，不很符合曹丕诗歌的风格特点。

二、主要的观点：西汉说和魏晋说的观点罗列

西汉说——张少康《轮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

1、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能否把文学和历史、哲学等不同部门区分开来，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基本前提。

（1）之前：《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但是却运用了文学的形象描写方法来阐明深奥的哲理，以很多生动的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如疤丁解牛、梓庆削木为攘、黄帝游赤水而遗其玄珠、浑沌凿七窍而死等，来揭示“道”的自然本性，他的哲学观点都浸透在文学形象之中。《左传》本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也运用了不少文学创作方法来记事和描写人物，也采用了一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的内容，并且有许多生动的对话，所以，其中有不少也可以说是纪事性的文学散文。《诗经》虽是一部纯文学的诗歌总集，然而，当时人们却并不把它作为纯文学来看，而是把它当作一部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修养的百科全书来看待的。

（2）汉代文学观念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学术和文章的分野日益明显，有了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文学之士”和“文章之士”的不同。“文学之士”以注释经书、研究学术为主，而“文章之士”则以词章写作为主。这“文章”的概念中，诗歌辞赋当然是其重要方面，但又不等同于纯粹的艺术：交学，而是包括了非文学的一般文章（如应用文、政论文在内），甚至还包括了史传、诸子等的词章写作在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文章”的概念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和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所说的“文”

（3）刘向的《别录》中就将图书分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七类。说明他们已经明确肯定了文学不同于政治、哲学、历史等的独立地位。但既把包括《楚辞》在内的诗赋单列为一类，说明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和先秦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认识到了文学（尤其是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学术和文章的特点。

2、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标志。

（1）之前：先秦时期的《诗经》和古谣谚，大部分都还属于民间歌诗，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也都不属于专业的文人创作，其性质主要还是思想史和历史著作，只有战国后期《楚辞》中屈原和宋玉等的作品，才可以说是具有了专业文人创作的特点。

（2）到了汉代，专业文人创作和专业文人队伍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枚乘、司马相如等就非常清楚是以文章（主要是辞赋）著名的了，而后又有刘向、扬雄等一大批人。汉代一大批辞赋作家，多数不是学者，亦非以“官”出名，而是以文学创作使之声名流传于后世的。

3、多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成熟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佐证。

（1）五七言诗：汉乐府

（2）辞赋

（3）其他许多文学体裁在汉代也有很大的发展。铭是一种纪叙功德的文体，先秦已有，但最著名的是班固的《封燕然山铭》。汉代铭文大都用韵，也有少数不用韵的，有骚体、有四言体、有五言体，而后逐渐向四言有韵的方向发展。吊文原为慰问生者遭凶祸的，到汉代发展为悼念死者之文，如贾谊《吊屈原文》

4、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新特点表明文学已经独立和自觉

（1）虽然《诗经》还是处于“经”的地位，但从《毛诗大序》来看，所论主要是总结《诗经》的艺术经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及其艺术表现方法和社会教育作用。概括了《诗经》的类别和表现手法，强调了诗歌的美刺讽谏作用。这样，就把先秦那种对《诗经》的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批评转换为文学的、艺术的批评

（2）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也就是心物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物感”说；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构思问题，司马相如提出了“赋心”说；关于文学创作的表现方法，诗歌方面总结为 “赋比兴”说，散文方面总结为“实录”方法；关于文学本质的研究，则进一步突出了“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关于文学的批评鉴赏，提出了“诗无达话”说。

5、总结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之交，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使文学摆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更加广阔天地，从而在文学创作主题上开始由表现社会政治内容发展到刻画个人内心世界，在文学创作思想上出现了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都强调要充分表现作家的创作个性，并大大加强了对文学的艺术形式之研究，然而，这些【和文学本身的独立和自觉】是两回事。魏晋之际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这种变化，主要在于使文学由重视和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教育作用，向重视和强调文学作品【艺术形式】方面转化。所以，对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始于何时必须重新加以探讨。

魏晋说——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

1、文学的独立和文学的自觉时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

（1）汉人说的“文章”实际上包括了辞赋、史传、奏议三大文体，其中纯粹属于文学的只有辞赋；作为文学大宗的诗歌并不包括在内，这在素有诗国之称的中国，谈文学而忽略了诗歌，总是不应有的一种缺陷吧。到魏晋时，人们谈论“文章”则明显包括了诗歌，且将诗赋、铭诛、奏议、书论等体式分为两大类：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还指出诗赋的美学特征在一个“丽”字。魏晋人将诗赋与史传和其他应用文区别开来，比起汉人对文学的认识，不仅更贴近于文学的本质，而且开始注意到了文学的审美特征，这应该是对文学本质认识的一大突破。

（2）再说，汉人即使有了“文学”与“文章”的划分，但在他们的观念中，文学并未从儒学附庸的地位独立出来。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诗歌上，如当时《诗经》被抬高到“五经”之一的神圣地位，汉儒的“诗学”就是经学的一部分。

2、针对专业的作家队伍。

（1）“专业作家”本身就不准确，莫说汉代，就是魏晋以后的漫长封建时代，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职业的作家是不多见的，除了隐居山林（或田园）和流落市井的少部分人，大多数作家还是以仕宦为主，文学创作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副业。汉代的确有文学集团，如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这些人聚在一起著书立说，竞写辞赋，促进了楚辞向汉赋的演进。

（2）大多都有官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作家。

（3）一是唯皇命是从，他们的创作是帝王心意的传声筒，揣摩主子的心思意态成了他们创作的唯一目标。毫无主体意识的创作

（4）二是作家身份低贱。作家如此屈从于封建权势，受到社会上下普遍的贱视，不具备起码的独立人格。当时连司马迁这样地位不算太低，也不以辞赋为专业的朝官在《报任安书》中竟也沉痛地感到自己（一介文士）“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3、针对文学理论。

（1）大多仍散见于其他论著之中，多属零星片断之谈，或是阐释诗赋的“序”、“传”，几真正在形式上独立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专论还极为罕见。

（2）这类言论基本上没有超出经学的大范围，儒家的诗教原则。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带上经学色彩的时代氛围中，即使有个别论及文学自身特性和规律的言论，一般也是极简略、极肤浅的。真正探讨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专论，那时到魏晋时才有的事。

4、总结：

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

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

5、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具体表现在对生命个体的价值评判上。关于人物品鉴上，“德”的标准越来越淡化。

（1）“唯才是举”的旗号，向儒家传统的“仁”、“孝”之类道德教条挑战。

（2）刘劭的《人物志》就是在这种品鉴人物的新观念、新标准影响下产生的人才学专著。他在该书序中公然宣称：“智者，德之帅也。”将人的智慧、才能提到用人标准的首位。传统的道德教条的失落，更能体现个体生命价值的才能、智慧的倍受青睐，正反映了人对自身价值的新认识、新觉醒。

（3）《世说新语》，虽然首列“德行第一”，有些并不符合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在“德行”之外，设置了更多的门类，言语”、“文学”、“识鉴”、“赏誉”、“品藻”、从不同方面展示了魏晋所标举的才性之美，对人的智慧和生命表现出一往情深的叹赏。

6、强调个性和自由。

“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他们声称“不崇礼制”、“礼岂为我辈设？”、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或纵酒放达，与群猪共饮；一或脱衣裸形，自谓以天地为栋宇。魏晋风度，其实就是标榜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潇洒。

7、文学理论批评

（1）文学抒情功能的重新强调和发扬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这是对《诗》、《骚》开创的优良传统和魏晋诗歌创作实践的科学总结。“诗缘情而绮靡”，不仅将“情”从“诗言志”的“志”中凸显出来，看作诗歌的主要表现对象，而且大胆地摆脱了《毛诗大序》的“止乎礼义”的说教，代之以“绮靡”这一体现诗歌艺术本质的美学特征。

（2）文学题材的大开拓

魏晋以前，诗歌表现的空间基本上还限于社会生活的领域；魏晋以后，诗歌突破原有的题材范围，将艺术触角伸向以山水为主体的自然界，实现了中国文学题材的一次大拓展。山水诗和其他山水文学的兴起。田园诗与山水诗一样，也是在崇尚自然的思想的催化下产生的。它以冲决“樊笼”、“尘网”，追求个性白由为先导，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辟出了又一片广阔的天地。田园诗的开山祖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3）对艺术表现方法的探究

形神问题原本是《庄子》中关于哲学本体的一个论题。到东晋时，慧远提出“形尽神不灭”的观点，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论争。它要求文艺创作在刻划形貌上要“切状”，在揭示对象的内在精神上要“传神”，形神兼备是艺术形象的最高境界。影响唐以后形成的意境理论。

建安说——木斋《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总：建安曹魏文学的自觉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曹操、曹丕、曹植分别为三个阶段的代表、领军，或者说核心。三个阶段文学自觉的性质、内容、影响各有不同。

1、曹操

曹操对建安曹魏文学自觉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

（1）一是曹操作为文学家自身的创作实践，具有筚路蓝缕、孤明先发的探索性质。

A.一个是对五言诗“穷情写物”体制的探索

B.另一个是对山水诗题材的开拓

（2）第二个贡献，是他作为曹魏政权、或者说整个魏晋时代的奠基人，所引领的易代政治革命、思想革命，从而使他个人的诗歌写作方式的探索，铺衍为建安文学集团的群体自觉。

A.一是建安十五年颁发《求贤令》，这是建安文学自觉的政治基础。

B.二是建安十五年冬，曹操修建铜雀台，标志了清商乐的兴起。传统的雅乐主要用于郊庙祭祀等严肃的政治、军事场合，故其音乐性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清商乐更为注重娱乐性和抒情性，由此男女相爱的主题以及女性化的歌诗应运而生。这是建安文学自觉的音乐文艺基础。

C.三是建安十六年，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王粲、徐干、刘桢等为曹丕、曹植文学侍从。这是为建安文学自觉所准备出来的创作队伍的人事基础。

2、曹丕

曹丕在建安文学自觉的过程中，主要贡献有三

（1）曹丕是建安文学集团活动的组织者。曹丕在建安十六年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同时，铜雀台也在这个时期建成并投入使用，曹丕率领曹植及六子在铜雀台西园进行游宴诗活动，斗鸡走马，饮酒赋诗

（2）其二，曹丕率先垂范，其自身的诗文创作，包括五言游宴诗、女性题材诗，具有浓郁的为情造文的超越政治人伦教化的性质。

（3）其三，曹丕的《典论·论文》，其写作动机，虽然很有可能带有引导曹植将其生命价值从政治理想转为文学人生的功利目的，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一种对文学本质，特别是对诗歌的本质给予重新解读，从而使之从两汉人伦教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具有文学自觉标志之一的地位和作用。

3、曹植

曹植的文学创作，则可以视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的秋收果实。

（1）前期：曹植的五言诗写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或者说具有两种性质。在建安十六年跟随曹丕等进行游宴诗写作时，曹植虽为其中之佼佼者，但仍未能脱离群体写作的性质，即便是其中的女性题材之作，也仍然属于为文造情、为文而文的写作。

（2）后期：曹植的另一类五言诗作，发生在建安十六年之后

三、评判标准+自己的观点

（虽然内心里支持张少康先生，但是答题不好作答，所以还是违心支持魏晋说好了）

总：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建安时期“文学的自觉”说，也只是相对于两汉经学和儒家诗教说的桎梏而言具有一定的意义———建安文士们在肯定文章经国治事之用的同时，更注重文学自身的价值。

1、内容。反映在诗文的内容上，他们关怀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之志，并在“情”的领域奋力开拓，实现了人与自然世界之情、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友情和亲情的再发现，开拓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体类。

2、形式。在形式上，他们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化诗歌的过渡，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史上的正统地位，开创了七言诗的先河，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3、文学的独立地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将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上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4、文人集团、其他艺术领域的影响。此外，这种“自觉”还表现在文人集团的出现、文论领域树立起的“诗缘情”大旗，甚至波及到音乐、书法、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中，我所赞同的魏晋时代（不仅限于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代主要是据此而言

支持魏晋说：

1、总结全部观点：“西汉说”和“宋齐说”侧重以文学独立为思考文学自觉问题的基点，而“魏晋说”则以文学的自主、自愿、自由、独创和个性化、审美化作为衡量某一时段的文学是否自觉的依据。

2、自己的标准和观点：文学的自觉不等于“文学作为一个部门的独立”。虽然，文学的自觉是以文学的独立为前提，文学的独立是文学自觉概念中的应有之义，但“文学自觉”不能被置换成“文学独立”，这是两个概念。我们研究文学自觉问题，应以“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为基点，不能以历史上或发展着的“文学”概念作为思考文学自觉问题的本体概念。所谓文学的自觉，应是指文学完成了它的抒情化、个性化、审美化、文人化的“四化”特征，呈现了文学的本体特性。以这种标准审视中国文学的自觉历程，战国后期至西汉中期的文学不能说是“自觉”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只能是在汉末魏晋。

四、分析和总结（结合上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