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1：开启复式时代

中国经济2021：开启复式时代，分为五个篇章，形式篇，经济篇，金融末日大洪水，区域与城市篇，企业篇。

中国经济2021：开启复式时代

• 作者：王德培
• 1. 形势篇
  • 1. 大疫情，大变局
    • 1.1. 大疫情，大衰退
      • 1.1.1. 新冠肺炎扰乱了全球供应链，中日韩供给、欧美消费、中东能源生产全部受到波及。其次，大萧条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供需失衡、产能过剩的清算，而此次衰退背后则是国家经济抗拒市场修理所累积的“苦果
      • 1.1.2. 按目前全球变暖的趋势，南北两极地区的冰川将会在100年内全部融化，而这极有可能大面积复活封存在冻土层内的远古病毒
    • 1.2. 大疫情，大变局
      • 1.2.1. 新冠疫情是地球自我修复的一种方式，但牺牲全球经济增长、全球产业链断裂而引发“百年一遇大衰退”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 2. 脱钩”与互联，谁代表未来
    • 2.1. 全球产业链面临“断链”困局
      • 2.1.1. 在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下，产业链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它的脆弱性。专业化分工合作和分散化生产是“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全球化带来全球造，专业化分工的细化、分散化生产链条的拉长，造成协作体系不断扩大，形成了多个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量子纠缠”状态。产业链的这些特征，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风险传导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
      • 2.1.2. 特别是在现代管理学“以销定产”“零库存”等模式的加成下，产业链一损俱损。大多数企业的供应链库存都不会超过1个月，这就导致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停产3个月，整个产业链基本都要歇工
      • 2.1.3. 产业链的断裂危机，将“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致命性尽显无遗。为避免链条过长、分工过度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断链风险，再加上国家主权意识的崛起，国家和企业会尽量降低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逐步向母国靠拢，产业链朝更短、更本地化的趋势调整
    • 2.2. “数字铁幕”与互联网时代相悖
      • 2.2.1.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能连接多少资源、调动多少资源。商业的本质是交易，连接是交易的基础设施，使得在错综复杂连接的土壤上结出“商业结构”的果子。正如道路轨交、港口机场是城市实体经济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则是智慧城市和信息时代的新基础设施
  • 3. 贸易全球化何去何从
    • 3.1. 全球化“进二退一”
      • 3.1.1. 全球化能够带来繁荣，却不能带来公平，世界贸易这块压舱石愈是厚重，国家、阶层之间的平衡就愈难维持
    • 3.2. 重塑贸易规则：从“三零”到“三补”
      • 3.2.1.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全球逐利的结果，由于现代运输技术使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术发展又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和交流的成本，企业可以低成本地通过全球的资源配置实现自己每个具体的价值创造活动，于是形成了跨越国家的“全球分工”
      • 3.2.2. 跨国企业成为全球化的利益既得者，所谓跨国就是跨过国家把好处带走，把问题留下。经济方面，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段钻空子，挣大钱付小费。简而言之就是，在最能挣钱的地方挣钱，在纳税最少的国家纳税，将在一国应尽的社会义务变成跨国公司内部分公司间的合法转账
      • 3.2.3. 全球企业一年共有6160亿美元会转移至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尤其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导致跨国避税和利润转移越来越便利，越来越频繁，纳税监控也越来越困难
      • 3.2.4. WTO贸易逆差看起来是由中国引起的，其实跨国企业才占了利润的大头，中国却因此背了“黑锅”，陷入跨国资本引起的“税收争端”中
      • 3.2.5. 如果富人成功避税，那么穷人就要被迫承担更沉重的经济压力”。道理很简单：政府必须有一定的资金才能运作，如果政府从富人和企业那里征收的税款受到削减，就不得不从普通人身上拿走更多。贫富差距之痛从不会停留在冷冰冰的数字层面，而是从经济蔓延到全球政治领域，再演化成社会危机，带来全球问题的集中大爆发
      • 3.2.6. 在经济成长阶段，由于社会总财富增长较快，各阶层收入都在增加，社会对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影响体会不深。但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快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顿，普通民众的真实处境就会暴露出来。因此，必须通过分配变革打破这一困局，即对存量资产征收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税等。这样做既能有效防止财富过度集中，更能够促使富人驱动经济恢复
  • 4. 全球粮食危机或将爆发
    • 4.1. 最大消费国、产粮国格局之变
      • 4.1.1. 大豆进口量更是以压倒性优势稳居全球第一，能占到全球贸易量的六成左右
    • 4.2. 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之道
      • 4.2.1. 杂交水稻、复合肥料等的投入，确实使得中国粮食出现过增产高峰，但瓶颈也出现了，中国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1.3万亿斤徘徊的时间长达23年。与此同时，科技无限制运用于粮食生产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农药等化学试剂成为诱发疾病的恶魔
      • 4.2.2.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粮食就与石油、美元并列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的关键支柱
• 2. 经济篇
  • 1.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安全岛
    • 1.1. 新基建概念多，老基建空间小
      • 1.1.1. 基建钱没少花，但已经没有太多经济效益的产出了。长期大量低效的基建投资也导致政府负债高企，为了防控风险，从2017年开始，中央便密集出台了50号文、87号文、194号文等多项规范地方债务、加大融资监管的监管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堵住了“政府兜底”、举债“大干快上”搞老基建项目的后门
      • 1.1.2. 新基建虽然可以确保数据好看，但短期内救不了中小企业的急，“稳经济”“稳就业”更无从谈起。可疫情过后最重要的恰恰不是保增长，而是先让中小企业及低收入人群活下去、稳就业
  • 2. 复式危机与复式时代
    • 2.1. 复式危机全面爆发
      • 2.1.1. 第四次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虽然由疫情点燃，但根源却在于全球长期货币超发下累积的产能过度、金融过度，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过度，本质上是对市场经济过度、政府超发货币、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偏离的集中清算
      • 2.1.2. 2007年1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仅为40.34万亿元，到2020年3月末，M2余额高达208.09万亿元，飙涨了500%。这一掩耳盗铃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使危机真正释放，反而将危机延迟，导致其长期化、扁平化、隐性化，为第四次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 2.1.3. 过剩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的常态，更何况市场经济还有全球化的加持，于是，市场经济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过剩，还借由马太效应在世界范围内制造贫富差距，从而展现出反人性、反人道、反社会的一面。过剩即要平仓，而解决产品过剩的方法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 3. 财政压力凸显
    • 3.1. 财政货币化”做反了
      • 3.1.1. 广泛存在的“所有制歧视”扭曲了传导机制。商业银行的国有属性和对资金安全的考量，注定了调配资金时的“所有制歧视”。与岌岌可危的中小企业相对的是，国企往往有隐性信用背书，如此一来，资金只会流向国企或大型民企，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然嗷嗷待哺。如果硬让银行这个中介机构放贷，一旦出现无法还贷的情况谁负责？
    • 3.2. 财税改革根本在内部结构
      • 3.2.1. 社保缴纳归税务系统统一管理，并根据员工的实际工资来缴纳社保等，让原本的偷税漏税手段无处遁形，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基于生存考量，企业不得不减薪裁员。显然，税改未能真正反映“减税富民”的政治诉求
      • 3.2.2. 大量税负集中在制造业企业身上，制造业税收占总税收比重长期高于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但制造业目前已陷入价值低洼困境，平均利润率仅为2.59%
      • 3.2.3. 采取税收优惠政策甚至是免税，并根据经济形势适时调整；或可如同海南15%的新税率[5]一样，采取永久减税。如此，既减少了“先征后返”的行政成本，避免了被“截和”的可能，又可保证中小企业活下去，“放水养鱼”扩大税基，还有助于刺激内需
      • 3.2.4. 且开征财产税承担着“均贫富”的作用
• 3. 金融“末日大洪水”
  • 1. 金融“末日大洪水”
    • 1.1. 弱国减“单位”，强国发货币
      • 1.1.1. 相对于弱国只能以货币清零这样的手段来抵抗风险，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则仍在开动印钞机，并将滔天的“货币洪水”通过货币国际化转嫁到世界
    • 1.2. 开放无限式金融调控有无底线
      • 1.2.1. 通货膨胀整个社会物价疯涨，全社会资金发生集中式大挪移，大量的钱通过人们的购买行为，转移到少数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的企业手中，普通人民的财富被洗劫一空
    • 1.3. 金融投资的“诺亚方舟”何在
      • 1.3.1. 金融的本源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但金融自携“原罪”——其本质就是钱生钱，一旦屈从于金融的力量，被金融所俘获，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被卷入击鼓传花、无中生有的“黑洞”
  • 2. 股市“杂交牛”迷思
    • 2.1. 改革决定股市走势
      • 2.1.1. 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宽松大潮若持续下去，牛市的延续也是大概率事件
      • 2.1.2. 尤其是对于中国股市来说，它诞生于中国特色转轨时期，天生带有为国企改革服务的胎记，却没有将投资者利益纳入考量的范围，这导致股市多年来，要么陷入“投机市”难以自拔，如“圈钱”“忽悠”等不良投资行为层出不穷；要么沦为“政策市”，被行政之手操弄，故而往往“牛短熊长”
  • 3. 供需趋于平衡，房价蠢蠢欲动
    • 3.1. 疫情催化房价上行
      • 3.1.1. 全球房市之所以被疫情启动升温，直接原因在于各国为应对疫情所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
      • 3.1.2. 2020年4月，中海、万科、华润3家公司因涉嫌“围标”而面临调查。实际上，房企为了底价拿地而“围标”并非新鲜事，而是长期存在的潜规则，有关部门借此开刀，从侧面也可见个别地方财政之窘境。而地价的抬升最终必然要反馈到房价上，由此，房价与地价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关系——房价高源于地价高，房价高让地价水涨船高——被进一步强化，成就了土拍市场的一片火热，关于疫情危机的“应对”之策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演变为另一场房价上涨
    • 3.2. 房市重回高位横盘
      • 3.2.1. 房企沿着“疫情—金融放松—房企财务成本降低—拿地资金宽裕—购房金融贷款成本下降—房企利润—集中拿地”的逻辑线，纷纷变身购地“狂魔”。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在“疫情—税费减免—地方赤字增加—重启土地财政—拉高房价—抬高地价”的逻辑下，与房企逻辑线并行，掀起土拍市场热潮
      • 3.2.2. 有房者，自然会随着资产价格上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房产越多者，分得的财富越多；无房者，所有货币积累都随房价上升而缩水，购房终将与普通老百姓无关
    • 3.3. 学区房走向何方
      • 3.3.1. 家长在为好学区竞价时，竞争的其实是学区里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家长，而非高质量的学校和老师
      • 3.3.2. 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互相“抬轿子”，共同推高了学区房市场的热浪。一方面，开发商借名校的外溢效应，大肆宣扬学区房的噱头，创造超高溢价，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学校与地产商联姻办校，不仅能在利益共同体中分得一杯羹，还能绕开义务教育阶段“划片招生”的政策，收割一批优质生源
      • 3.3.3. 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民间游资，均是看准了学区房等于入学名额，好学校的名额会越来越稀缺的市场共识为前提入局，持有总成本较低且流动性较好的“老破小”，在实现预期价值（涨价或孩子顺利入学）后，加价甩给接盘者。如此一来，学区房的使用价值不断转手传递，击鼓传花的游戏与金融加杠杆的操作如出一辙
      • 3.3.4. 教育回报也难以匹配学区房的高额投入。因为学区房价水涨船高的同时，学历却越来越不值钱。正如段子所言，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无法为下一代再提供一套能保证考入清华大学的优质中小学的学区房
    • 3.4. 决定长租公寓的基本坐标
      • 3.4.1. 在中国，房子不仅具有居住属性，还涉及相应城市的基本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如落户、小孩上学等。这些附着在住房上的权益，使得房子既是房子，还是有关权益的载体；加之房地产市场化制度安排迟迟不到位，使得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被过度放大
• 4. 区域与城市篇
  • 1. 长三角一体化变局
    • 1.1. 上海“由硬变软”
      • 1.1.1. 在“计划”背景下，上海重点发展的是重化工制造业。而今，地价被房地产业捆绑一路上升，平均工资被金融带动接连高企，所以低端、粗放的制造产业已基本没有机会，它们应付不了高涨的用地成本、用工成本，于是向江苏、浙江转移
    • 1.2. 浙江产业调整
      • 1.2.1. 浙江的经济现状相当紊乱：既有资本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劫持，又面临“小散乱”的低端制造业的转型，还有外向型经济受挫后的调整，更有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后被挤压的忧虑，以及民间资本的何去何从等问题
  • 2. 城市经济下半场
    • 2.1. 扩功能还是造新城
      • 2.1.1. 城市化下半场便开启沿着中心城区边缘向外“摊大饼”似的扩张，从世界上几乎所有超大城市的卫星图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沿轨道交通呈树枝状扩展的印记
      • 2.1.2. 中国城市化是建设出来的，而不是按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自然发展出来的。政府不但通过各种政策激发城市活力，还通过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不遗余力地直接参与到城市的开发建设中
    • 2.2. 总部在减少，高楼在“变矮”
      • 2.2.1. 若把手段错当目的，“总部经济”便会落入虚幻的注册经济陷阱，对经济发展没好处。如新疆霍尔果斯市自2011年起沉迷打造税收“洼地”，虽然引来企业注册潮，但大多是空壳，这些企业非但没有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反而在政策收紧时所触发的资本逃离大潮中徒留实体经济一地鸡毛。
    • 2.3. 经济引擎从城市到网络
      • 2.3.1.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政府主导下，中国城市化大都是沿着“造城”路径，以行政化方式自上而下开发建设出来的。政府不但通过各种政策激发城市活力，还出资成立城投公司，直接参与到城市开发过程中，大规模、快节奏地大拆大建。典型如延绵不绝的“基建狂魔”和“造城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中房地产更被喻为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火车头”。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下，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中心集聚，形成集聚效应
      • 2.3.2. 2019年年底，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4.38%，全国人户分离人口高达2.27亿人，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仍在推进；更何况横向比较，在城市化过程中，“过度”与“不足”并存，如一线城市已经趋于饱和，位列全国前三的上海、北京、天津，城市化率分别高达88.1%、86.6%、83.48%，而广大三四线仍落在后面，至今仍有18省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云南、甘肃、西藏等地不足50%，西藏最低，仅31.5%。鉴于巨大的离散度，城市进一步集聚的空间依然存在
• 5. 企业篇
  • 1. 企业危机战略
    • 1.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 1.1.1. 在中国，企业向来是跟着政策走，可在这样一个新经济、新科技迸发的时代，政策又总是惯于“从大放到大收”，先放手让你冲，一看形势不对立马“一刀切”，完全没有风险预警的中小创新型企业很容易就被滞后性的政策规则“拍死在黎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