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去国外当船员回国后不久,我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很快我就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准备,于是就报了补习班,折腾了一年,结果考上了一所很“不咋地”的大学:长春大学。
别告诉我“你应该对母校有感情”,事实上我就是没办法喜欢上那里,当我终于大学毕业时,我感觉自己好像“出狱”了。
又一年过去,金光已经是个“包工头”了。他个子不高,理了个“板寸”,穿着牛仔裤,屁股兜里插着一部“大哥大”——早年香港电影里成奎安用的那种摩托罗拉“大哥大”,尽管现在看来蠢笨蠢笨的,但在当年可是个昂贵的物件呢。
大一暑假,我回到家。在一个阳光耀眼的午后,我在街边遇到了金光,他当时正好没事做,于是,我俩溜达到了江边,坐在堤坝上扯了一下午的闲篇儿。
其实,我知道他当时的境遇并不好。那是1992年,全国上下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大量“先知先觉”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从银行里弄到贷款,去做各种各样的生意,其中,最酷最猛的就是做房地产的“包工头”。金光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弄到了一大笔贷款,也成了“包工头”。可他年经太小,江湖经验太少,所以,早就被一帮人围住,手里大量的钱也被套住,经历了各种不顺,踩到了各种陷阱……
整整一下午,我们俩聊的都是趣事,对自己的麻烦只字不提。本来我还想表示一下关心,可我很快意识到,这种关心只是说说而已——我没有任何能力帮他摆脱困境,所以,说出来根本没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想:金光是个颇为骄傲的人,只是他对自己的困境只字不提的原因吧!
无论如何,对自己的困境只字不提,没有一丝抱怨,至少全无表露——金光在这件事情上给我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转眼,过了若干年。我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决定出国留学。在去往沈阳的火车上,我竟然在同一个卧铺车厢遇到了金光。
其实在那些年里,我从其他朋友口中大致了解了金光的情况:“包工头”终究没有做成,还欠了很多外债,这些年就是在各种麻烦之中度过的。后来聊过才知道,他正在去俄罗斯“捞世界”的路上。
可金光还是金光,那感觉就像我俩昨天还一起坐在堤坝上扯闲篇儿,晚上各自回家睡了一觉,今天又在火车上见面了一样。
他还是笑嘻嘻的,一脸灿烂,还是留着“板寸”,穿着牛仔裤,只不过把原先的摩托罗拉“大哥大”换成了薄一点儿的诺基亚手机,其他一点儿没变——反正我看不出来……那天聊了一路,至于聊天的内容,现在我已全无印象,只记得他还是那样:没有一句抱怨,没有说过一丝不好的事儿。
下了火车,他对我挥挥手,说:“走啦!”我站在那里,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之中。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从来不去打听他的情况。我总觉得,他一直就是那个样子——笑嘻嘻的,一脸灿烂。
许多年后,在偶尔提到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坚决不抱怨的人”时,我会说,那是金光教我的——我知道,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教过我什么。
从那列火车下来,我在沈阳住了两天,办好签证之后,就飞到了韩国,到全南大学报到。那时,我全然不知自己将在那里度过生命中最灰暗的14个月。
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14个月”呢?——尽管那14个月很可能是我这一生读书密度最高的时段,我一生读过的最重要的三本书里有两本是在那段时间读的。
现在我之所以觉得那14个月是我人生中最为灰暗的一段时间,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不断抱怨的人,而当时我并不知道那灰暗是由此造成的。
可能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吧——我到韩国的时候,正赶上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是“重灾区”,电视里报道的新闻,不是有人投河自杀,就是夫妇二人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跳楼,结果丈夫生还却残疾,妻子和孩子当场死亡——好像每个人都活得惴惴不安。
那时全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只有几个人。这些人只要坐在一起,两分钟不到,就开始抱怨——从韩国的经济,到中国的前途,要说上十来分钟——里里外外都是“车轱辘话”,但好像谁都说不烦、听不腻一样。若圈子里的某个人不在场,他就注定成为接下来所有在场者的抱怨对象,每个人都像生怕轮不到自己一样争着吐苦水,直到散场。每次聚会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好在我在几个人中年纪最小,按常理是可以不说话的,倒也算是部分解脱。
过了几年,我已经回国。一次一个当时的同学来找我,我请他吃饭。坐下来没多久,他又开始抱怨,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感觉“全世界的负能量都凝聚在他身上了”。可我惊讶地发现,我也“自然而然”地发出了一些抱怨——我被自己“被同化”的事实吓到了,赶紧起身结账,客客气气地送走了那位同学,决心再也不跟他们打任何交道了。
那天晚上,我突然想起金光的表情——笑嘻嘻的,一脸灿烂。我决心,从此以后,再也不向任何人抱怨任何事情了。这个决定很重要,重要到我认为这个决定在之后的日子里确定无疑地重塑了我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