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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黄奇帆)第七章 (1)知识点总结:第四张牌,科技是关键牌: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水平,这需要我们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编辑于2022-05-03 14:42:45《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黄奇帆)第七章 (1)知识点总结
* 但近十年情况发生变化,为缓解次贷危机而实施QE。美元发行的货币之锚,
第七章 全面开放:应对国际新格局
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新特征
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特征及成效
过去四十年对外开放有五方面特征
1. 在国际贸易方面以出口导向为主,利用国内优势资源推动出口发展,带动经济更好发展
2. 在国际资本方面以引进外资为主,用外资来弥补不足的资本
3. 在区域开放方面以沿海开放为主,中西部内陆逐步跟进
4. 在开放领域方面主要以第二产业开放为主,工业制造业等先行开放,服务业开放力度较低
5. 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国际经济规则倒逼国内各种机制体制变化
这五大特征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使对外开放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开放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国际上逆全球化的势力也愈演愈烈。
中国成为第二经济体后,原有的开放模式变得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近五年,每年减少约300万劳动力,使得GDP增速从11%降至6%;另外中国土地成本渐高,油电煤气运等要素成本也渐高,环保要求也越来越高,大规模出口的发展模式与中国内在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出现了矛盾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五个新特征
1. 中国的开放不再以出口导向为主,
而是即鼓励出口,又努力扩大进口
从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出口增长率从10%~20%降到近五年的6%~7%,
但进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这使中国贸易顺差的数据发生了变化。
进口大国和经济强国有很强的关联,原因:
第一,进口大国的人口消费外国产品能力很强
第二,进口大国有比较强的外汇支付能力,
也就是有比较多的国际贸易硬通货货币
第三,进口大国在世界上具有商品、大宗物品定价权,
因为大规模进口国对卖方来说,有定价的能力
第四,到一定阶段,进口大国的货币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使用本币就可以在国际市场购买商品和服务
十年前中国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量一年只有几百亿元,
2018年已经达到7万亿元,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中的 清算、结算货币已经形成了趋势性现象。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靠国内大量外汇储备的信用增持,否则就只是外在的强势。
而进口大国产生的人民币强势将是内在的禀赋。
进口大国在进口各种商品时,会逐步形成以本币计价支付的格局。
由此,人民币会支付到国际市场上,国际市场使用人民币成为习惯后,甚至会在其他国家间的贸易中也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这时人民币就被这些持有人民币的国家国际化了。 当人民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强国的象征了。
2. 中国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既鼓励
外资进入中国,也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
近五年,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300亿美元,而这几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72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量大于引进投资量,是这五年很重要的一个新特征
在1979-2012年这33年中,中国境外投资一共5000亿美元,但近五年7200亿远大于过去33年,也大于中国近五年吸引外资,这种双向投资的特征已经很清晰的显现出来
3. 中国从过去的沿海开放先行、内陆逐步跟进,转变
为沿海与内陆同步开放、东南西北中共同开放
十八大以来,中国任何新的开放措施,都是东南西北一体化开放
以前新区政策一直局限在沿海,十八大后中西部批准了10个新区,沿海增加了5个
保税区、自贸区,也从沿海推广到了中西部地区
本质上,开放是一种理念、制度、办事的方式,不应与区位有关
4. 中国的产业开放领域从工业、商业、建筑业开放为主,
转变为工商产业、金融业、服务业、服务贸易全方位开放
加入WTO之后,外资金融机构在全国各地概念上都放开了。但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开放了,在市场准入前同等国民待遇上,在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上及营业范围上,内在的约束还有很多
近30年,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发展缓慢,其资产总量在我国全部金融资产里仅占1.8%。而同一时期,中国工商业中外资企业占总资产的30%左右,这也从侧面说明,工商领域的开放度比较充分,而金融领域开放度不足
十八大后,中央要求对服务业、金融业和工商产业里的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竞争中性等,各种限制都要取消,实现全方位开放
5. 中国的开放已经从适应国际惯例、国际游戏规则为主,
转向为开始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
中国以其经济和贸易地位,不管在投资还是贸易领域,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要积极地参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修改,参与建立新制度
所以中国不仅是适应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而且开始接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现在是WTO的全面支持者,也是其改革的重要推进者
第二,在FTA(双边或者地区间自由贸易协定)新的贸易规则讨论谈判中,中国既是双边贸易谈判的推动者和积极参与者,也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公平合理,进行各个贸易规则的讨论、谈判
另外,一带一路倡议涉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游戏规则的导向制定,都是中国起主导作用
以上就是过去五年来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新特征。
与过去四十年的五个特征比较,一方面继续保持了原来的五个特征,另一方面五个单向性的特点变为双向性特征,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开放特征,也是引领中国今后二三十年开放的战略方针
三、新时代开放的任务重点
习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开幕式讲话:从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五个方面,阐明推动开放合作的中国方案
第一,激发进口潜力,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担当和风范。体现出我国对外开放的思维和意识在不断提升,敢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激发进口能平衡进出口贸易,减少国际贸易摩擦的机会
降关税也是激发进口潜力的过程,目前几千种商品平均
关税7.5%,比刚加入WTO时的15%降低了一半
第二,持续放宽市场准入体现了我国更加开放包容的气度和自信。
第三,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体现了我国从制度上打造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发展环境的鲜明导向。
我国要素成本不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优惠政策空间不断压缩,
传统招商引资模式不再有生命力,必须转向更多依靠改善投资环境
第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体现了我们着力推动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的意识和责任。
自贸区、自贸港是开放的最高境界,将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建设,关键在于内陆、中西部,内陆开放高地一定要做好以下五件事:
1. 开放高地一般是与大城市相关的。首先齐心协力把省会、内陆大城市发展成开放高地,再辐射到省下其他城市
2. 开放高地一定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是区域、国内、甚至是国际枢纽,或者是与北京上海等国际枢纽有非常便捷的通道
3. 开放高地应该是一类口岸
一类口岸就是海关在这里设关检,进口货物在这里经关检就放行,出口货物经关检后交了税就出境。
一二十年前,内陆所有海关基本不搞关检,属于二类三类口岸,
一类口岸都在沿海。近五年内陆增加了十几个一类口岸。 关检互认,只要在内陆一类口岸关检了,上海深圳就不再重复关检,只核一下而已。 内陆地区经过自己的一类关检,再到上海或深圳转出口,这个进出口量就归属内陆某地,不归属沿海城市了。
4. 内陆开放高地要有大平台,就是保税区
或者新区这些国家特别开放的区域
保税区属于境之内、关之外,相当于一个没有关税的地区。
2010年后,内陆的重庆郑州开始有了保税区。到2015年,内陆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已经发展到60多个。 如果没有保税区,大量产品的进口需要经关检,还涉及加税、退税等程序,无谓地增加了劳动力、时间和成本
5. 开放高地要有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的大产业,方能让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大进大出
从大概念上说,如果哪个内陆省份具备了这五个要素,那么假以时日就可能成为内陆地区的开放高地。
从现实角度讲,只有扩大、深化对外开放,我们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才会逐步迎刃而解。
第五,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体现了我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之举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要打好五张牌
一、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1.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必然性。
中美贸易贸易摩擦发生在现在,具有历史必然性,我们 需要从发展路径和转嫁危机两个方面分析必然性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道路和美国资本主义
发展的模式、道路产生了不同的质量和效果
从过去40年发展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呈现出五个方面的优势
1. 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理念,每年各级政府重要文件实质上都在强调改革开放。
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国内生产力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通过扩大开放,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世界。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社会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 反观美国,似乎是开放的,但几十年来对于国内经济积累的各种问题鲜有体制性、机制性的改革,致使产业结构空心化越来越严重。
2. 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兼顾社会公平”的发展理念,这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根本不同。
我们的社会公平性并未因为发展市场经济而丧失,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3. 中国历届政府的发展理念始终秉着同一张蓝图。
中国每届政府都会沿着上届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持续推进,但同时又会有新的作为,这与西方选举制度存在重大区别。 西方国家新一届政府上台,无论前一届工作是对是错,总是倾向于否定甚至很多政策上180度转向。 这种内在冲突使政府的政策执行难以呈现连续性,经济发展效率也会受影响。
4. 中国经济总是能在危机中实现自我修复,避免出现颠覆性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国家,不免每隔几年就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命运。 反观中国过去40年则始终较为稳定。经济发展的矛盾在需求端总能通过逆周期政策得以调节;在供给端,中国政府总能主动出击,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5. 我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中共领导下,我国的民主和自由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协同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明显的制度优势,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二,美国正处在潜在经济危机可能爆发的
前夕,需要主动挑起经贸争端以转嫁风险
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截至2018年底联邦政府债务为22万亿美元,而当年GDP为20万亿,各州及所属郡县还有6万亿债务。这其中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美元货币霸权的五个原因
历史因素,其作为世界主导货币已有70年
物资存载,1930年代其开始称霸时占全球的GDP为50%、工业产值占45%,黄金储备占80%
贸易结算,利用SWIFT掌握着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清算网络
维护美元地位的军事力量
信用支撑,布雷顿体系时以黄金为锚,后 来以美国的主权信用、经济和税收作为支撑
信用开始下降。美联储发行基础货币购买美债,并将货币超发的泡沫转移给全球
* 一般美国GDP的30%左右是税收,税收作为政府主要财政收入,
对应着政府债务,或者说对应着美联储基础货币发行的信用基础。 因此对债务和基础货币的发行,国会大体上遵循三个原则:
* 1. 政府债务余额不能超过美国GDP的70%,这也是国民经济的安全线。
1930-2008年间一直遵守安全线,但金融危机后很快打破底线,2012年破100%
* 2. 政府债务余额一旦超过GDP的100%,国会就要严格限制发债,因为这是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的警戒线。 * 3. 联邦政府债务余额如果超过美国GDP的150%,美债发行就会陷入困境,美元就会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
假设税收占GDP的30%,按分税制,州郡县拿走40%,联邦政府拿到的税收只占GDP的18%。这种情况下,美元必将面临崩溃的可能。 按政府债务平均分十年偿还算,每年需偿还GDP的15%,再算上利息就超过了18%。 这意味着,仅偿还本息就覆盖整个税收,而政府开支、军费、社保等经费都无来源,国家信用面临崩盘,当全世界都预期美国没有偿债能力时,不愿意再购买美债,美元就会崩盘
缓解债务危机的三种办法
一是不负责任的发行100年期债券,并通过负利率政策缓解利息支付压力。 这类方案一经提出就是要出事的前奏,事实将证明100年期国债是发不出去的,大范围实施负利率政策是行不通的
二是以邻为壑,通过制造贸易争端抢夺资源。 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美国认为可在几年内抢夺上万亿美元,值得一搏。 当前的贸易摩擦就是这种逻辑再执行层面的具体体现
三是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通过结构性改革,如果一年能省5000亿军费,才能切中财政开支的要害。 其国民经济供给侧有很多不合理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性改革。 然而伤筋动骨式的改革措施在其两党制政治体制下难以通过
总而言之,回顾两国乃至全球各国发展史,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
或许是忌惮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所产生的冲击力而实施的限制性措施; 或许是自身处于危机边缘,又不想伤筋动骨从根本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抢夺资源、转嫁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简单的妥协就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2.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
即使在某一阶段谈判达成了共识,签署了合约,也仅仅是度过了短暂的危机,几年后又会以其他借口卷土重来
3.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复杂性
中美贸易关系不仅简单地表现为尖锐性、敌对性,还表现为中美两国在经济和社会上广泛的、战略性的互补关系。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制约意图早就存在,早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就试图各种阻拦。然而,美国在2001年爆发了互联网金融危机,再加上911使美国国内局势雪上加霜,经济遭重创,极度需要依靠中国力量来支持本国发展,所以在那一阶段合作多于摩擦。
2006年后,美国互联网危机已经度过,经济恢复到了比较好的状态,于是试图从“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定义出发,推翻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但很快07年出现了次贷危机,并在08年发展成全球金融危机。此时美国无力打击中国,因此又度过了平稳的十年。 直到2018年,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有所恢复,便再次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但2019年底又出现了全球新冠疫情
2009年哈弗大学 尼尔 · 弗格森 提出“中美共同体Chimerica”
G2概念,他认为中美之间有六个结构上的互补
第一,美国的金融资本和中国的市场规模是互补的。
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相结合,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第二,美国的高科技成果和中国的规模化制造业是互补的。
高科技必需要有大规模的制造基础才能形成生产力,打造全球最强制造体系。
第三,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和中国人口大国、土地资源不足是互补的
第四,美国人精于企业管理、营销和金融,中国人擅长工程设计和制造
第五,美国的货币储蓄少和中国人生活节约、储蓄量大是互补的。
美国储蓄率是GDP的1.8%,中国是40%
第六,美国人乐于消费,消费了大量中国商品,热衷于房地产抵押透支;
中国人则热爱储蓄、购买房子。
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应坚持四条原则
其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其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其三,坚守底线,灵活应对
其四,聚焦关键,补齐短板
三、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要打好五张牌
第一张牌,市场是王牌
当前每年2万亿美元货物进口和5000亿服务贸易进口,未来十五年我国对全球
其他国家而言,会是个40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张王牌。
第二张牌,产业链是王牌中的王牌
近40年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是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1980年代全球贸易总额的70%是工业制成品,到2010年时60%是中间品,截至2019年全球贸易的70%是中间品贸易。
数据背后伴随着一个现象,即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不再由单一国家、地区的企业负责生产。 40年前,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比例是1:19,而现在是3:7。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两大变化,中间品贸易比重大幅上升,服务贸易比重明显提高。
这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不断演变的结果,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 整个生产力体系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二是生产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现在看全球制造业,不再像几十年前只关注单个企业规模的大小,
当前重点要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在哪里。 谁控制了这个集群,谁就成为纽带的核心。谁作为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制造业的龙头。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拥有世界上配套最为齐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正是应对贸易摩擦的王牌中的王牌。
第三张牌,金融是盾牌
中国的金融体制还是国内体制,并不具备全球范围的活动能力。
美国如果对我国金融体系实施打击,基本上我们只能处于守势。 要重点做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做好金融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杠杆、去坏账、刺泡沫,这些工作一定要做好
第二,要深入研究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发动的历次金融战的
目的、手段和效果,做好防范预案,制定反制措施
2019年8月,美国财政部突然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
根据美国法律,“汇率操纵国”的正式判定必须由美国财政部来宣布。
美国2015年出台了一个法案,专门制定了对世界范围
内汇率操纵国的惩罚条款,可采取十条惩戒性措施
美国所有银行保险公司不得为汇率操纵国企业提供融资和保险
美国的资本市场对汇率操纵国企业关闭,已上市企业强制其退出
通过征信系统强制干预,把汇率操纵国的国家信用或其重要金融机构的信用降级
实施贸易脱钩,不再与其企业开展货物贸易
美国不再与其讨论任何贸易协定,各种合作协议的谈判统统取消
美国将对其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冻结
对其国企业采取处以巨额罚款
利用比特币系统帮助和刺激汇率操纵国的企业和个人抽逃资金出国
倒逼该国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市场开放,使其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冲击
SWIFT系统对汇率操纵国关闭
美国法案明确规定了认定汇率操纵国的三条标准
一是某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GDP的2%
二是某国最近不断买进或抛出美元,累积量达到GDP的2%
三是某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达到了一定的幅度,汇率明显呈现单向调高或单向调低趋势
第三,妥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主要包括六点
一是全面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
跨境人民币结算是指,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结算,即我们买卖他国商品都使用人民币支付。 自2009年首推后,2010年达到了1000亿元,2013年突破4.63万亿,2015年破7.23万亿
二是积极开展国与国之间的本币互换
货币互换的本质是两国互相接受对方货币的使用价值
三是建设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
例如在香港建成1万亿元规模的交易市场,在英国或新加坡再建一个1万亿元规模的市场,总共建成2万亿元规模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四是推动人民币大宗物资清算、定价。
就是说我国在国际市场购买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不再用美元计价,而是用人民币计价。 实现人民币计价,人民币就不仅是结算货币了,更成为计价货币,能规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风险。 中国作为最大的大宗商品采购国,需要获得对商品更加直接的定价权,人民币计价正是定价权的重要体现
五是加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的资金、融通、投资都要尽可能地以人民币计价,形成一带一路人民币资金圈
六是加快布局CIPS,即建设一个以人民币为清算货币的全球商业银行网络
央行已在2012年就建设并推进这个系统,已发展成全球几十个国家900个商业银行加盟的、互联互通的贸易结算系统。 一旦SWIFT给我们设置障碍,我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将CIPS推出来
第四,进一步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
我国在金融领域基础性制度的开放却不够。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份额不到2%。
金融领域开放程度有限主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外资不能开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不能开展某些金融业务,这涉及市场准入门槛的问题。 其次,即便市场准入了,外资在很多领域还面临着持股比例的限制。 最后,即使外资企业在工商机构注册登记了,还会有一些营业范围不能触及。 由于限制过多,一些外资银行与一个办事处实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
2018年4月至今,出台64条金融开放性规则,如果全部落实到位,十年里就会累积带来几千亿美元资本金,撬动上万亿美元的实体运营资金,相当于产生了7万亿~8万亿元的金融资产,必将增加金融供给侧的力量。
金融领域的这些开放措施,意味着国家会按时完成全资全牌照开放。
当前外资占中国金融市场规模2%左右,十年后可达10%~15%,相信没人愿意错过这轮中国金融开放所蕴藏的机会。
一旦国内外金融机构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局面,我们对于有可能发生的金融战的防御能力无疑会大大增强。
第四张牌,科技是关键牌
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水平,这需要我们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研发体系包括基础性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大规模制造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均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第一,基础性研发,国家投入明显不足。
2018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2.2%,约两万亿元。然而在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核高基)方面,投入量只占全部研发费用的5%,约1000亿元。 反观美国研发费占GDP的4%,2018年约8000亿美元,约人民币5万亿元。其中核高基方面占17%,约1500亿美元,约1万多亿人民币,是我们的十几倍。 整个G20国家“核高基”研发占总研发费用比重更高达20%。
第二,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些基础性的研发专利成果,但我们真正将其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同样偏低。
发达国家一般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大约为40%,而我国只为10%。 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激励机制不正确。
第三,在大规模生产线制造、独角兽企业培育方面,我国还应加强私募投资基金建设和科创版建设。
科创版的退出机制也要加强建设,只进不出就会变成僵尸板。
第五张牌,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总书记多次提到建设开放新高地,当今中国最新的高地就是自贸试验区
要努力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支持并积极参与WTO改革,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双边的、地区性的FTA
建设自贸实验区,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短板
21世纪以来,全球服务贸易有了长足发展,
从2001年2.95万亿美元至2018年的10.8万亿美元。 这是因为全球贸易格局变化,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首先是全球货物贸易的中间品贸易比重从三十年前的30%上升至70%。
一个全球性大产品往往是很多国家及城市共同生产出来再销往全世界,这就导致了服务贸易大发展。因为伴随着上中下游产业链中的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需要相应的从研发创新、物流运输到产业链金融以及清算、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而这些生产性服务业跨国界的运行也就构成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跨国公司为了适应贸易格局的变化,形成了以产业链标准提供、供应链纽带运筹、价值链枢纽管控为核心的竞争能力,这是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之外的又一种核心竞争力,而跨国公司在这三链的管控运行中的所有业务活动,几乎都表现为服务贸易
再次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和服务经济强国为适应贸易格局的变化,不断推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下降,逐步形成了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原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关系,也就是国家与国家双边或地区间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推动了服务贸易发展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十几年来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三链运行业务为特征的服务贸易成为各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的五个基础性、结构性问题
一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很大。
2018年7594亿美元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逆差达2922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服务贸易逆差的40%。
二是结构效益不好。
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而在知识、资本、资源环境密集型的服务贸易能力很弱,均表现为大幅度的逆差。
三是巨量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发展理应具有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货物贸易必然伴随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与货物贸易联系紧密的跨国运输、货物保险和贸易清算及结算的竞争优势未发挥出来
四是跨国公司一方面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为齐全的制造业,另一方面这些制造业企业产业链标准、供应链纽带、价值链枢纽的掌控企业都注册在境外,由此形成的服务贸易业务量以及清算和结算后形成跨国的专利版税和企业所得税也都算在境外
五是服务贸易营商环境制度存在一定问题。
对服务贸易领域的相关行业,如金融、保险、生产性服务业、教育文化等行业限制较多。
18个自贸区就该解决这五大问题,如果看中央对这些自贸区的文件批复里面写到的政策内涵,大体上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到位,这五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自贸区发展三五年之后,这五大问题将不再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薄弱环节,而会整个得到解决,中国的开放就会进入到更高、更深层次。
新时代,中国开放出现了新格局,为服务贸易的
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这种新格局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特征
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
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
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与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
四是开放领域从过去以工业、房地产等工商产业为主转变为工业、服务业共同开放,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开放局势
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规则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
另一方面是建设中国对外开放新高地
自贸试验区的目标是对标FTA
FTA是国与国之间通过协议实现六个方面整体的自由贸易,包括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货物进出自由、人员就业和进出自由、数字经济的数据进出自由。 而自贸实验区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某一个地方实行六个方面自由贸易活动的探索,实现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集中表现在八个基本方面
一是自贸试验区作为境内关外,一线开放、二线封闭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海关政策除了体现在自用物资进口实行零关税外,更主要的是在非关税贸易壁垒方面以自由化为核心,强调以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为重点
二是税收优惠,形成万商云集的效果。鼓励高科技研发、战略新兴产业实行五年内15%企业所得税,对境外高端紧缺人才还可由地方政策按15%个税标准差额返还
三是凡是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运营业务关联的企业,全面准入、放开,业务活动实行负面清单、竞争中性的管理制度
四是支持自贸区内企业开展真实的离岸贸易、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保税展示贸易和服务贸易
五是自贸试验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进行跨境发债、跨境投资并购和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跨境金融服务
六是鼓励并推动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大数据、云计算、AI及其数据中心领域的准入门槛
七是对教育培训、卫生医疗、文化创意、知识产权服务,对银行、证券、保险、产业链金融等金融行业,对跨境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各类进出口货物贸易相伴随的服务贸易,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实行全方位的服务业开放方针
八是自贸试验区实行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公开化,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动环境保护、竞争中性等
围绕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的问题,用足用好用活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
自贸试验区的首要宗旨就是要激活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 对我们来说就是要解决上述服务贸易的短板问题
一要以自贸试验区政策带动发展保税展示进口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
二要以自贸试验区政策带动发展与货物贸易相伴随的银行、证券、保险、保理、租赁、离岸金融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以及跨境发债融资、投资、并购、跨境资金集中运营
三要以自贸试验区政策带动发展与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运行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包括科研开发、信息服务、仓储物流配送、第三方物流以及跨境产品全球售后服务。要创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把三链服务相关的业务总部转移到我国的自贸试验区来注册落户
四要以自贸试验区政策带动发展教育培训、卫生医疗、文化创意、数字经济等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贸易发展
以内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一、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1.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全部民营企业的净资产增长率。这指的是,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并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经济。
如果某地企业每年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
如果全社会的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严重,最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习总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
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二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实到处 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就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2.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
针对当前消费升级的趋势,我国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
在要素市场上,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 在产品市场上,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在服务市场上,受疫情影响,餐饮购物旅游等生活服务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改革有待深化
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3.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
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 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税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中等收入人群加倍,将中低收入人群减半。
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4.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 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进的空间。
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
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
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要想强化市场的作用,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
“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5.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必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
在疫情重创全球贸易投资的背景之下,中国仍将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
二、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
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从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就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从根本上被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会恢复平衡,而且能级会有一次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含义所在。
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
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到有再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
创新的第一阶段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
这方面的短板是:研发投向较为分散,基础研究如核高基投入比重较低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技术转化创新,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
要培育中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德国),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
创新的第三个阶段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
这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
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
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一是新技监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元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
预计5G基站将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元。 今后五年中国将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将至少带动投资1万亿元。 预计未来五年将至少有30~50亿个终端联网,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元。 2020~2025年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带来的服务产出将超过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和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 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其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 目前我国工业总产值为90万亿元,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元级的市值。 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将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
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
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与人口承载能力。 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四是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
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采取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
目前我国个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税率,在全世界算是比较高的。按国际惯例,个税税率应小于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率降到了25%,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至25%,以避免私营业主避税。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2018年出台了持续三年的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此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优惠的政策了。 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
三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
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
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
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
第一,汽车行业
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很多的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
如果放开汽车消费,则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
现在很多城市写字楼已经过剩,将其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能拉动消费,又能平衡市场
第二,钢铁行业
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落后的产能都已经被去掉,
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比较先进的。
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
已占比超40%,但潜在需求依然较大
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钢产量的8%,而欧美等国这一比重为40%, 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
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40~50kg,而发达国家为每平150kg。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用钢达150kg,则一年可多用1亿多吨刚才,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
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第三,能源化工行业
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 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进口天然气 0.97亿吨,对外依存度达43%
未来几年,中国在能源方面的对外依存度会继续升高。 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
进口原油天然气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
而我国每年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为40亿吨,似乎是“过剩”的。 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用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只是简单的用煤发电。
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降低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
当前煤化工技术路线受到了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可通过科技创新来逐步解决,使其更有竞争力
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
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2020.03.30《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
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
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
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
四是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
我国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
比如规定跨境电商只能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四类,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经营方式。 而内贸就不受这种限制。
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在从事跨境电商时,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实现了经营方式一体化。
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企业根据自身需要自由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三、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与中国更有效益的良性循环
第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
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建议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实现与发达经济体持平
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可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
有利于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 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扩大后,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会扩大
第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
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
从全球看,中国疫情控制的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定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
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
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时,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
当国外市场复苏时,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可以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第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第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已形成18个自贸区和1个自贸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它们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
要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产业实力和能力;要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要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第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
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通过参与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要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
子主题2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的良性大循环。
我们要以高水平的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